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1)

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二十世纪特别是建国以后是楚辞研究的丰收季节，而楚辞研究的空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本世纪众多考古文献的发现〔1〕。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文献，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灿烂的古楚文化世界，并以它们的不容置辩的特殊权威性，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或旁证材料，从而将楚辞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本世纪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动了对屈原生辰的研究。此前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由于这两句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历法学上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古今学者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分歧极大。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按王逸之说，屈原这两句诗是自叙年月日；而从朱熹之说，屈原只叙其出生的月日而没有提到出生之年。王逸、朱熹哪一种说法正确？过去很难说得清楚，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从《史记·天官书》中找到证据。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

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围绕“摄提”的理解而展开的两千年的学术论争，终于赖“利簋”铭文而有了一个小结。

既然确定了“摄提”是指太岁在寅之年，那么屈原究竟生于何时呢？由于人们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和推算方法各异，所以推算出来的结论不尽一致，较有影响的有生于公元前366年夏历正月、前355年夏历正月、前343年夏历正月二十一日庚寅、前340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前339年夏历正月十四日庚寅、前335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这几种说法。汤炳正先生认为，最可靠的探索方法是：能找到一个与具体历史年代相结合的、以实

测的岁星晨出东方的年月为标志的原始资料，再用岁星的恒星周期和会合周期进行推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天文学家根据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帛书《五星占》，计算出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正月，木星的位置恰恰是晨出东方，即所谓摄提格之年。以此为座标，再运用木星的会合周期和恒星周期的规律，并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楚世家》中的历史资料，可以推算出屈原的出生年月。从周显王三年，木星经过两个恒星周期即24年的运行，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 年）正月又晨出于东方，这一年应当就是《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的“摄提格”之年。又根据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该年正月朔乙丑进行推算，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恰恰是庚寅日。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亦即楚宣王二十八年乙卯，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2〕。这一推算的证据比较充分，论证科学严密。

第二，揭示了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以及屈原生辰与创作之间的种种联系。前人只知道屈原生辰是一个吉日，但对其具体的宗教内涵并不很清楚，尤其是屈原生辰与他的作品中的艺术现象之间的联系，对人们更是一个难解之谜。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对此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云梦本为秦地，据学者研究，云梦秦墓墓主喜为入秦之楚国遗民，因此，《日书》名为秦简，实则反映了楚人的宗教意识。《日书》给人们的启示至少有四点：其一，说明楚人具有以生日占卜吉凶的习俗。《日书》869至878简、1134简至1141 简分别以六十甲子各系以吉凶，例如869简：“甲戍生子饮食急。甲申生子巧有身事。甲午生子贫有力。”等等。这表明楚人认为生辰决定了人们一生的命运，因此极为重视生辰的吉凶。《离骚》首叙生辰，与这种重视生辰吉凶的习俗不无关系。其二，伯庸给屈原取字“灵均”，可以在《日书》中找到依据。《日书》875 简：“庚寅生子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贾”字据《日书》1137简，应该作“巫”。屈原生于庚寅日，命中注定带有巫的色彩，“灵均”之“灵”，实际上就是巫，楚人称巫为灵子。

其三，《日书》所说的庚寅日所生的男子爱好“衣佩”，这在屈原作品中更有充分的体现，例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

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又如《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诸

如此类，不胜枚举。其四，《离骚》开头所写的“帝高阳之苗裔兮”，这是作者表明世系的高贵，而《日书》说庚寅日生男为贵。将《日书》与《离骚》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屈原的生辰确实具有丰富的宗教内涵，而对生辰吉日的崇拜，影响到屈原一生性格的形成，并因此影响到屈原的楚辞创作。〔3〕

第三，为批驳楚辞研究中的某些奇谈怪论提供了铁证。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屈原否定论的观点，其中何天行在三十年代著《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提出《离骚》为汉代淮南王刘安所作。这些观点在五六十年代又被日本学者重新提起，再次掀起屈原否定论的浪潮。《离骚》的作者究竟是屈原还是淮南王刘安？考古文献对此已经作出明确的回答。1983年第2期《文物》杂志发表《阜阳汉简简介》一文，其中说：“阜阳简中发现有两片《楚辞》，一为《离骚》残句，仅存四字；一为《涉江》残句，仅存五字，令人惋惜不已。另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之体裁，未明作者。”经考古界分析，出土文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材料，确认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 年），因此阜阳汉简的下限不会晚于这一年。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淮南厉王因图谋不轨而死，孝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乃封其子刘安为阜陵侯，其时刘安仅七、八岁；孝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 年），又改封刘安为淮南王。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淮南王刘安入朝。《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所叙淮南王刘安受封的时间，与《史记》完全相同。惟于汉武帝时刘安入朝之下，补入汉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等语。何天行在《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中认为，汉武帝让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离骚传》就是《离骚赋》，由此得出《离骚》乃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结论。按此说法，刘安入朝创作《离骚》的时间是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那么，为什么《离骚》汉简竟会在死于26年以前（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 年）的汝阴侯夏侯灶的墓中出现呢？那时刘安不过十四、五岁，并无入朝武帝之事。阜阳汉简的出土，无情地粉碎了何天行关于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神话。〔4〕

第四，为屈原从事巫术活动提供了旁证材料。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竹简，据考古学家测定，墓主大约死于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墓主名叫邵固，是楚悼王的曾孙，生前为楚王侍者，与楚王关系密切。1977年又在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出一批竹简，墓主为邸＠②君番勅，位为上卿、上柱国之属，据考古测定，他大约死于楚宣王或楚威王时期。两批竹简上都有祭祀和卜筮记载。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记录的祭祀对象除楚之先公先王外，还有“大水”、“句土”（后土）、“司命”等山川神祗。天星观一号楚墓祭祀的鬼神有“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记载有为墓主邵固占卜的情况，其内容有关于邵固能否得到职位等等。

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的卜筮简文记录了十余人以多种占卜工具分四个年份为墓主贞卜。卜筮的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贞问忧患和疾病的吉凶；二是贞问“侍王”是否顺利；三是贞问迁居新室是否“长居之”、前途如何等等。过去曾经有人对屈原作品中为什么有这么多涉及巫术方面的内容而感到困惑不解，上述秦简《日书》从生辰崇拜方面解释了屈原崇巫的现象，而江陵两墓竹简则进一步表明，象屈原这一类的楚国上层人物，接触卜筮和祭祀这一类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5〕

第五，为屈原作品中某些艺术手法的运用提供了参照物。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相马经》。帛书《相马经》，和传世的本子在内容及文体上都出入很大，从它的文体类似于赋和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迹象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著作。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在语言表现上有四个特征：一是用一系列的比喻表现作者的思想，同一般叙述中偶然夹进一两个比喻句子的情况不同；二是经文

中只出现喻体，不出现本体，它同本体的联系主要依赖于人们约定俗成的比喻习惯；三是喻体同本体的联系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四是喻体和本体之间有着较多的联系。这些特征同屈原作品中比喻象征的手法比较切近；一是屈原作品中往往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来表现一个意思，例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以下八句，就是以种植芳草来比喻培育贤才，并以众芳芜秽来比喻贤才变节从俗。屈原作品有时甚至是用全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思想或情绪，例如《离骚》中的天上三日游、求女等等；二是屈赋中多用象征的手法，其中用比喻亦以暗喻为多；三是表现了喻体、象征体与本体之间较稳定的联系；诸如反复以兰蕙比喻贤才或高尚的品德、以美人喻君王等等；四是喻体和本体在特征方面显示了较多较复杂的联系，例如因为将君王比为“美人”，所以用“蛾眉”比喻自己之贤能，以“求女”比喻可以通于君侧，以“众女”比喻朝廷结党营私的人物。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与屈原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的相似之处，说明屈原作品中的比喻象征手法不是凭空产生的。〔6〕

第六，为确定屈原某些作品的具体创作年代提供了佐证。例如《九章·哀郢》中有“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以西浮兮”诗句，有些学者曾认为江夏、夏首为西汉地名，因此怀疑《哀郢》不一定作于战国时期。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对此提供了佐证。鄂君启节为青铜制造，有两组，每组原为5枚，合成竹简状，上有错金铭文。甲组现存2枚舟节，为水

路通行证；乙组现存3枚车节，是陆路通行证，是楚王赐给鄂君启的符节。郭沫若先生认为鄂君启节铭文中“大司马邵＠⑤败晋币于襄陵”，就是《史记·楚世家》所载公元前323 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可知此节铸于楚怀王六年，可能正是楚怀王任命屈原为左徒的时期〔7〕。谭其骧先生考证其舟节路线为：自鄂往，逾湖，上汉，庚鄢，庚芑阳，逾江，庚黄，逾夏，入汜。逾江，庚彭＠⑥，庚松阳，入浍江，庚爰陵。上江，入湘，庚＠⑦，庚邶阳；入＠⑧，庚鄙；入资、沅、澧、油。上江，庚木关，庚郢〔8〕。这几条路线大概是楚国当时主要的水路交通干线，与《哀郢》所记诗人东迁的路线是彼此一致的。“遵江夏而流亡”是诗人总写东迁的路线途径，鄂君启节舟节中的“逾夏、入汜、逾江”同“遵江夏而流亡”是同一航道中的两次旅行，“江夏”应该理解为水名，与汉置江夏郡无涉，因此《九章·哀郢》应该作于战国后期的楚国。〔9〕

第七，使唐勒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并由此带动了对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但这些唐勒赋早已失传，文学史专著对唐勒赋只好付之阙如。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发现有《唐革赋》残简，共22枚，202字，首简之背上刻有“唐革”二字。罗福颐先生在《临沂所见古籍概略》一书中认为，唐革即唐勒，并引《毛诗》“如鸟斯革”之“革”，《经典释文》注云：“革，《韩诗》作‘勒’。”汤漳平先生进一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右革”即马之“右勒”。这个结论是可信的，唐革应为唐勒。据考古工作者测定，临沂汉墓的年代上限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限不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则此墓主的生活年代应该早于司马迁，假定该墓主活到60岁，则当出生于公元前200年左右，与宋玉、唐勒等人的卒年非常靠近。从墓中出土的大量先秦诸子书籍和其他杂书看，墓主知识渊博，读书很广，不致于误把别人的作品当作唐勒的作品加以珍藏。专家们结合序文和简文的内容，认为这是一篇以描写御术为主要内容的赋作，篇题似应为《御赋》。罗福颐先生发现，《淮南子·览冥训》中“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远，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根”几句，实出于《唐勒赋》残简“月徒□□冲星跃而玄＠⑨，神奔而鬼走，进退诎信，莫见亓＠⑩均论□论义御”。汤漳平先生进一步将《淮南子·览冥训》与《唐勒赋》残简进行对照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类似远不止上述一处，而是有多处相同。据此，他按《淮南子·览冥训》的顺序而将《唐勒赋》加以归类编次，发现在一些简文中如果补充若干文字，便可以前后连贯起来，这说明《淮南子·览冥训》确实引用了《唐勒赋》。淮南王刘安本为西汉辞赋大家，《淮南子》中有的句子是从辞赋化用而来的，因此《淮南子·览冥训》化用《唐勒赋》的语言，与整个《淮南子》的语言风格是彼此一致的。不过《淮南子·览冥训》所要说明的道理，则与《唐勒赋》残简原意不尽相同。在《唐勒赋》残简中，前三个层次的内容层层推进，从人间的良御王良、造父写到天上良御钳且、大丙，御术愈来愈见神奇。虽然在第二个层次中，简文没有保存御者的名字，但参照《淮南子·览冥训》，则大体可以断定所说的御者即为钳且、大丙。第三层写到“太

虚通道”、“行雷雷舆”，这也就是《淮南子·览冥训》中之“乘雷车，服驾应龙”。简文第四层贬斥“今之

人”不及古之良御，不懂得御术，因而举步维艰。汤漳平先生推测《唐勒赋》是以御术来说明治国的方法。证之以先秦古籍，《韩非子·难势》一文即以御马之术比喻御民之术。唐勒与韩非同时，他们的观点相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目前除了少数学者尚对唐革即唐勒持保留、怀疑态度，绝大多数学者对上述研究成果表示认同。亡佚两千多年的唐勒赋，终赖汉简出土而使人略窥其貌。〔10〕

《唐勒赋》残简的出土还推动了对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昭明文选》收入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5篇，《古文苑》收录宋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对《文选》、《古文苑》收录的宋玉诸赋，胡应麟、崔述、刘大白、陆侃如等古今学者举出种种理由，否认这些赋作为宋玉作品，认为赋的进化轨迹是按荀卿、贾谊、司马相如所代表的三个阶段发展，象《高唐赋》、《神女赋》这样的赋只能出现在司马相如以后。这些否定论的观点已广被人们所接受，一些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论著都把《文选》、《古文苑》收入的宋玉诸赋视为伪作。《唐勒赋》残简的出土，使人们以新的目光来审视这些被判为伪作的宋玉诸赋。《唐勒赋》残简和传世的宋玉赋中的大多数作品在形式上大体相同，开头有序，先交代场合，然后引入正文；都采用韵散结合的形式，其韵语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等；一些作品中出场人物也有相同之处，如《唐勒赋》：“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而宋玉《大言赋》、《小言赋》、《讽赋》中宋玉与唐勒同时出现。《唐勒赋》残简与宋玉诸赋的诸多相似点表明，在宋玉时代是完全可以写出象《高唐赋》、《神女赋》、《大言赋》、《小言赋》这一类赋作的。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除《笛赋》等少数作品外，《文选》、《古文苑》中的一部分宋玉赋出于宋玉之手。这样宋玉对诸赋的著作权，在被剥夺千百年之后，又赖汉简出土而重新夺回。〔11〕

第八，考古文献或者与楚辞的某些内容相互印证，或者揭示了楚辞赖以成长的文化背景。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一批楚汉文物窖藏，其中有一件楚国王宫使用过的铜壶，壶上刻有无角长龙，这在中原文物中极为少见，但却屡次出现于楚辞之中。《离骚》：“驷玉虬以乘珷兮”，《天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王逸《楚辞章句》：“有角曰龙，无角曰虬。”楚宫铜壶上的无角龙，便是《离骚》《天问》中的“虬”。抗

日战争时期湖南长沙杜家坡出土的战国缯书，本来属于巫术性的东西，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楚人对于“天”、“帝”、“群神”的观念，和中原大体一致。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记有“先王”、“周公”、“三代”、“天道”、“其君天下”、“天下为之一”、“先王之道”、“君子之道”等，属于论述儒家政治道德的文章。可见中原人物及其政治思想、哲

学观念，对楚人来说并不陌生，所以尧舜鲧禹等中原人物出现在《离骚》之中，并非不可思议〔12〕。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夔凤人物帛画，经鉴定为战国中期楚国作品。画中人物为一双手合掌的细腰女婀娜窈窕，旁边还画了代表吉祥的凤和战胜灾难的夔。它形象地说明，屈原作品中抒情状物的种种描写，确有坚实的楚国生活基础。尤其是1973年湖南长沙城东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升天帛画，画中人物头戴高冠，身著宽袍，腰佩长剑，风度俊逸潇洒，神情傲然自若，简直可以做《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等诗句的图解。此外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漆棺画，其中的土伯画像可以作《楚辞·招魂》“土伯九约”的注脚〔13〕。汉墓帛画中的天神形象与《楚辞·九歌》中的诸神也有许多共同之处〔14〕。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了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横吹竹笛等等乐器，其中尤以64件编钟引人注目。这些编钟分三层悬挂钟架，上层钮钟19件，主要用来定调，间或在演奏时补充一两个乐音。中层甬钟33件，为主要演奏部分，有三个半八度音阶。下层甬钟12件，主要起和声作用和烘托气氛。45件甬钟都有两个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甬钟上镌刻的标音位置，就能发出一定音阶的乐音。从这些乐器，人们可以想象出当年楚国音乐繁荣的情形。《九歌》中有盛大音乐场面的描写，《离骚》和《九章》中有乱辞，表明这些诗篇与音乐关系密切。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些乐器，为我们理解楚辞的音乐性创造了有利条件。〔15〕

第九，考古文献的丰硕成果带来了楚辞研究的思维转换，这或许是本世纪楚辞研究的最大进展。从汉代到明清时期楚辞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北方的经学寻找楚辞的文化源头。本世纪初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倡导学分南北，但由于缺少考古文献，他们立论主要还依赖于人们常见的古籍文献材料。本世纪中叶，学术界的主导意见是认为楚辞是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楚文化的考古发掘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知的辉煌灿烂的楚文化世界，这些成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楚文化之丰富绚丽，乃甚或在北方文化之上。这启示着人们更多地从南楚文化本身来寻找楚辞之源。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坚持南北文化交融论，但在南北文化二者之中，学者们已经渐渐地把研究重点放到南楚文化之上。

从以上论列的几个方面来看，尽管考古文献还没有提供人们期待已久的关于屈原本人的材料，没有给楚辞研究带来举世震惊的新结论，但从总体上看，本世纪的考古文献已经给楚辞研究带来了很多进展，贡献是巨大的。未来楚辞研究的进展，除了依靠引进外来新理论新方法之外，仍然期待着新的考古文献的发现。

注：

〔1〕本文所说的文献，除帛书、竹简等文字材料之外，还包括积淀了人文内容、可供研究的考古文物。

〔2〕汤炳正《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载《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2月出版，第23—47页。

〔3〕刘信芳《秦简〈日书〉与〈楚辞〉类征》，《江汉考古》1990年第4期，第62页。

〔4〕汤炳正《屈赋新探·后记》，齐鲁书社1984年2月出版，第426—428页。

〔5〕汤漳平《从江陵楚墓竹简看〈楚辞·九歌〉》，《楚辞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48—259页。

〔6〕赵逵夫《藻辞谲喻，意蕴宏深——从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看屈赋比喻象征手法的形成》，《辽宁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第50—55页。

〔7〕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4期。

〔8〕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9〕〔12 〕曲宗瑜《从出土文物看〈离骚〉〈哀郢〉的产生时代》，《辽宁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第56—59页。

〔10〕汤漳平《论唐勒赋残简》，《文物》1990年第4期，第48 —52页。

〔11〕汤漳平《〈古文苑〉》中宋玉赋真伪辨》，《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第157—161页。谭家健《新近发现的先秦佚书之文学价值》，《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

〔13〕郭在贻《从马王堆汉墓漆棺画看楚辞招魂的“土伯九约”》，《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14〕张国荣《汉墓帛画与〈九歌〉天神的比较》，《民间文学季刊》1987年第1期。

〔15〕毛庆《从考古发掘的楚文化资料看屈赋产生的艺术背景》，《北方论丛》1986年第6期，第38—41页。

二十世纪楚辞考古文献著述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②原字为方右上加乞的上半部右加下汤的右半部＠⑤原字为弓右加逆的右半部构成

＠⑥原字为易右加阝

＠⑦原字为弓右加逆去辶

＠⑧原字为贝右加蝶去虫

＠⑨原字为氵右加雷

＠⑩原字为土右加箕

＠①①原字为翳的上半部下加马的繁体

云南考古文献

云南考古文献 一发掘简报 综述 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6期。 刘绍南：《云南考古的新发现》，《考古》1955年4期 费孝通：《云南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考古》1957年3期 云南省博物馆：《近年来云南出土铜鼓》，《考古》1981年4期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的清理》，《考古学集刊》第3集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胜寺塔清理报告》，《考古学集刊》第8集黄德荣：《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云南晋宁梁王山出土的青铜器》，《考古学集刊》第10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2期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3期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南华县孙家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1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1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大理市凤仪镇大丰乐墓地》，《考古》2001年1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泸西县和尚塔火葬墓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12期 戴宗品：《云南云县曼干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8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中甸县的石棺墓》，《考古》2005年4期 田怀清等：《云南永平县出土青铜器》，《考古》2006年1期 黄德荣：《云南发现的大理国纪年文物》，《考古》2006年3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永平新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2期 旧石器时代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宜良的旧石器》，《考古》1961年12期 崔海亭：《云南腾冲县发现石器》，《考古》1982年4期 新石器时代 游有山：《巧山县发现新石器晚期墓葬》，《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2日。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1期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王大道：《滇西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大花石遗址、墓地发掘硕果累累》，《中国文物报》1992年4月19日。 沧源崖画联合调查组：《云南沧源丁来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南华县孙家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12期。 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云南维西戈登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史前研究》1984年4期。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云南文物》第16期，1984年姜础：《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第38期，1994年9

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1)

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二十世纪特别是建国以后是楚辞研究的丰收季节，而楚辞研究的空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本世纪众多考古文献的发现〔1〕。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文献，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灿烂的古楚文化世界，并以它们的不容置辩的特殊权威性，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或旁证材料，从而将楚辞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本世纪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动了对屈原生辰的研究。此前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由于这两句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历法学上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古今学者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分歧极大。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按王逸之说，屈原这两句诗是自叙年月日；而从朱熹之说，屈原只叙其出生的月日而没有提到出生之年。王逸、朱熹哪一种说法正确？过去很难说得清楚，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从《史记·天官书》中找到证据。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 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围绕“摄提”的理解而展开的两千年的学术论争，终于赖“利簋”铭文而有了一个小结。

考古基础知识

考古基础知识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与历史科学有关系。历史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献资料，而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则主要是古代人类在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考古学所研究的实物，是古代人有意识地经过加工制造的实物，这种实物包括两大类：一是遗迹；二是遗物。所谓遗迹，主要是指古代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遗留下来的聚居村落及其相关的建筑遗迹和埋葬死者的。所谓遗物，主要指古代人类在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中遗留下来的实物，包括劳动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此外，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或者是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农作物、家畜、渔猎、和采集所得的动、植物遗存也属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每一个地层堆积和每一个遗迹堆积，在考古学上被称为一个单位。如一个灰坑、一座墓葬、一个地层，都是一个单位。层位关系是指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叠压或打破关系。确定层位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弄清诸单位形成的先后顺序。任何遗迹堆积都是在某一时期的地层表面上形成的，因此确定遗迹堆积形成的年代，主要看它的基底或开口处位于那个层面。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堆积起来的物质，在考古学上统称为堆积。主要分为地层堆积和遗迹堆积。地层堆积是指不破坏原来地表而形成的大面积成层分布的堆积。一般分为三种形式。 生土层：在人类活动前形成的纯天然堆积。 熟土层：人类居住或长期活动在地表形成的大面积新的土层。 间歇层：在熟土层之间出现的不含任何人工遗物的自然堆积层。 1、遗址的各个堆积单位是按时间早晚自下而上依次形成的。被叠压的堆积单位一定早于叠压它的堆积单位。 2、遗迹堆积与地层堆积是相联系的。遗迹的堆积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低于地表的，如坑、沟、井、墓葬等。另一种是高于地表的，如城墙、河堤等。 3、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力的破坏，现在的堆积单位交界面往往不是下层堆积的原有表面。 4、同一时期的堆积处于不同水平深度，而同一水平深度的堆积在时间上可以相差很远。 5、遗迹和遗迹内堆积不可混为一谈。 6、晚期堆积可以出早期遗物，早期堆积不应出晚期遗物。 7、晚期堆积单位会打破早期堆积单位。被打破的堆积单位一定早于打破它的堆积单位。 8、某堆积单位所包含的年代最晚的一件遗物是该堆积单位可能的最早年代。 9、某堆积单位的年代可以该堆积单位所压和被压得上下两堆积单位的年代分别作为它的上限和下限。 田野考古的野外工作方式田野考古的野外工作方式有调查、发掘和清理。这是田野考古最主要的工作，对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指导。 1、依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划分文化层； 2、平剖面结合，将文化遗存置于立体空间内分析研究； 3、必须遵循由晚及早的原则逐层予以揭露。 探方法：探方法是探方发掘法的简称。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探方），以方格为单位分工发掘。这种发掘方法就叫探方发掘法。 收集原则，按单位收集，遗物要按单位来编号，如H1：2：M8：9。代号： M墓葬 G沟 H灰坑 Y窑址

浅议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关系

浅议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关系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在此，我主要说的是历史文献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 说起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众说纷纭，例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所说，他认为考古学自己有一套可以向公众表达的东西，排除那些与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的东西，仅将考古的发现放到博物馆中作为考古学展出，依然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并且考古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不需要依附于历史学，两者是平行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古学特有的一些方法，考古学可以自己写一套历史——非文献的历史。 但在我看来，单纯的从考古学角度很难构成完整的理论考证体系。前面所说的仅仅强调了考古器物的艺术价值、在器物史上的功能或者科技方面的重要性等，没有一定的历史方面的底蕴，或者是可考据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有时会发现历史学家根据文献得出的结论与考古学家根据物质材料得到的结论相左。历史文献同样有一套自己的研究科学，对考古活动有着重要的考据验证作用，毕竟，考古材料也要有史可依，器物的断代、考古遗址的朝代认定等，仍是要从历史文献中找到相关的史料记载，以弥补证据不足的缺陷。正如秦始皇地陵的考古发现，仅仅有地理位置上的吻合远远不足，封土丘浩大，考古挖掘也只能搁置，如何确定这就是几千年前留下的墓葬遗址，考古学家把注意力转向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上，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正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失，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树草木以象山”，不仅如此，短短百字的记载也为我们描述了未曾发掘的神秘地陵下的壮观景象。相反的，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也同样印证了《史记》文献的可靠性。所以说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作用是相互的，不仅仅是平行关系，或者应该说是一种交叉关系。 既然说是交叉关系，考古学对文献学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夏、商、周鼎盛的青铜文化为例，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仅靠文献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是文献所记载的夏、商、周历史资料不多，内容贫乏，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其次，文献所载的有关夏、商、周的历史内容，多数传说，由于年代久远和传说记载难免会有一些失实之误，所以，对我国夏、商、周历史的研究，单凭文献资料是不可能全面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的，这就需要考古学的研究来填补空白。 所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学是在相互补充，文献学也会存在时代的局限性，考古材料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而文献资料又比较笼统，而且资源匮乏，两者之间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任何一种文献记载的与考古学在同时代的发现都不相同，所以两者之间也会存在空隙。考古学和其他学科都是一样的，应该在学科间寻求必要的合作，将自身优势渗透到历史文献学当中，假如对方的领域，这样子，考古学更能发挥自身的特点，文献学也会日益得到补充和完善，学科的交叉，会带来更多的裨益。 09历史李玮 学号：09034004

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本世纪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 动了对屈原生辰的研究。此前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摄提贞 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由于这两句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历法学上极其 复杂的问题，所以古今学者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分歧极大。王逸认为“摄提”是 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 “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按王逸之说，屈原这两句诗是自叙年月日；而从朱熹之说，屈原只叙其出 生的月日而没有提到出生之年。王逸、朱熹哪一种说法正确？过去很难说得清楚，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从《史记·天官书》中找到证据。1976年陕西临潼 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 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 载完全吻合。“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 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 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 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 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这 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 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 所 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围绕 “摄提”的理解而展开的两千年的学术论争，终于赖“利簋”铭文而有了一个 小结。 既然确定了“摄提”是指太岁在寅之年，那么屈原究竟生于何时呢？由于人们 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和推算方法各异，所以推算出来的结论不尽一致，较有影响 的有生于公元前366年夏历正月、前355年夏历正月、前343年夏历正月二十 一日庚寅、前340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前339年夏历正月十四日庚寅、前335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这几种说法。汤炳正先生认为，最可靠的探索方法是：能找到一个与具体历史年代相结合的、以实 测的岁星晨出东方的年月为标志的原始资料，再用岁星的恒星周期和会合周期 进行推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1973

考古工作预案

考古工作预案 家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前言 抱着对考古浓厚的兴趣，学期初，我在许多的通识课之中选择了走进魅力考古这门课，它也的确没有让我失望，在这里了解到了考古学并没有我从前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像我学习地质学一样，学习考古同样可能会有艰苦的实习以及充分的准备。但我想，为所爱，踏着荆棘也不会觉得痛。通过多方查阅资料以及对家乡的了解，现设计工作预案如下 一、考察对象：庞葛城 1、地理位置：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哈拉新村前，有座夯土建筑、规模宏伟、遗迹清晰的古城，这是嫩江流域规模较大的辽金古城址之一，称“庞葛城”。大略位于下图中左上角红色图标1所在位置 2、历史记载： 金初太宗时期设置的乌古迪烈统军司及海陵王时期的乌古迪烈招讨司应在庞葛城。 庞葛城见于文献记载，《金史》中两见。一为太宗天会三年二月“以庞葛城地分授所徙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民”一为《金史·习古乃传》中记习古乃在太宗时受降乌古、迪烈二部后，“以庞葛城地分赐乌虎里、

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其未垦者听任力占射”的治所，应在庞葛城。 3、基本资料：调查得知，该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全城周长1 960米，近四华里。其中北城略呈方形，东西长300米，南北长250米，周长1 100米，中部偏东有一道土墙，墙中部偏南处有一大型建筑台基址，现高约3米，四面城墙每面各筑防御用等距马面2个，城四角各有一个角楼，南墙有东西宽26米、长16米的瓮城，城墙均由夯土筑成。南城应为接北城而后建，破坏甚剧，仅存东墙遗迹，东西长300米，南北长130米，周长865 米。近年来，在古城内发现大量辽金石期文物，如金代灰砖、布纹瓦、兽面瓦当、定瓷瓷器残片及辽金时期的石臼、石槽、铁制农具等，认定该城是一座辽金时期的古城。 4、考察目标 1）进一步确定该城的确切年代 2）使学生良好掌握田野考古的方式方法 3）进行文物保护与遗址复原工作 二、齐齐哈尔地区简介 1：名字由来：“齐齐哈尔”名字来源自达斡尔语，是“边疆”或“天然牧场”之意。因世界珍禽丹顶鹤在此栖息，又名鹤城。 2：地理位置：齐齐哈尔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松嫩平原。位于北纬45°至48°，东经122°至126°。东北与本省绥化市、东南与大庆市、南与吉林省白城市、西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北与本省黑河市接壤。距省会哈尔滨市359公里，距绥化市328公里，距大庆139公里、距白城市282公里，距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524公里，距黑河市483公里。面积43000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4295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161平方千米（2010年）。

内蒙古考古文献

内蒙古考古文献 一发掘简报 综述 张郁：《内蒙古大青山后东汉北魏古城遗址调查记》，《考古》1958年3期 张郁：《内蒙古宁城县古城址的调查》，《考古》1958年4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内蒙古自治区昭武达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敖汉旗孟克河上游的遗址调查》，《考古》1963年5期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老虎山遗址出土秦代铁权和战国铁器》，《考古》1976年5期 冯永谦等：《宁城县黑城古城址调查》，《考古》1982年2期 盖山林：《内蒙古乌盟南部发现的青铜器和铜印》，《考古》1986年2期 崔利明：《内蒙古兴和县发现窖藏铜币》，《考古》1988年12期 乌盟文物站凉城文物普查队：《内蒙古凉城县岱海周围古遗址调查》，《考古》1989年2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准格尔煤田黑岱沟矿区文物普查述要》，《考古》1990年1期 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1992年4期 李兴盛：《内蒙古卓资县三道营古城调查》，《考古》1992年5期 崔树华：《内蒙古中南部三处古遗址调查》，《考古》1992年7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等：《内蒙古海拉尔市团结遗址的调查》，《考古》2001年5期 赤峰联合考古调查队：《内蒙古赤峰地区1999年区域性考古调查报告》，《考古》2003年5期 王成等：《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发现青铜器》，《考古》2004年4期 田广林：《内蒙古赤峰市阴河中下游古代岩画的调查》，《考古》2004年12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11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1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中南部古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2集 吕遵谔：《内蒙林西考古调查》，《考古学报》1960年1期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2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崞县窑子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1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考古探索与发现尔雅完整答案

[单选题]二重证据法是谁提出的?(C) A.、胡适 B、王懿荣 C、王国维 D、梁思成 单选题]中国发现甲骨文是在哪一年?(B) A、1888年 B、1899年 C、1900年 D、1901年 [多选题]以下哪一位不是中国第一-代的考古学家?(AC) A、作宾 B、傅斯年 C、王威 D、梁思永 [判断题1三次文物大发现之前国内历史学的学者们主要是根据纸本文献进行研究的。(√) [判断题]考古学是通过征集手段获得资料的。(×) 1.2

考古发现与探索绪论(=) [单选题]以下哪项出现时间最早?(C) A、铜器 B、铁器 C、石器 D、银器 [多选题]考古学上的遗存包括(AC)。 A、遗迹 B、遗失 C、遗物 D、遗留 [多选题]以下属于遗物的是(ABC)。 A、生产的工具 B、武器 C、装饰品 D、墓葬 [判断题]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是人类的制品（×） [判断题]进化论的提出为形成科学的考古学创造了条件。(V)

1.3 考古发现与探索绪论(三) [单选题]伴随磨制石器产生的是人类历史上的(B)。 A、工业革命 B、农业革命 C、商业革命 D、医学革命 [多选题]旧石器时代的特点包括(BC)。 A、以商业为生 B、打制石器为主 C、以渔猎采集为生 D、铜石混合石器为主 [多选题]新时期区别于旧石器的特点包括(AD)。 A、磨制石器 B、以渔猎采集为生 C、靠自然为生 D、陶器 [判断题]考古学是通过实物遗存或者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还原历史的一门科学。（√）

[判断题]旧石器是以磨制为主的。(×) 2: 考古学概述(- ) [单选题]以下哪位不是考古学家?(D) A、张忠培 B、苏秉琦 C、严文明 D、王小波. [多选题]中国的三个为人称道的领域是(ABD)。 A、航天 B、体育 C 新闻 D、考古 [多选题]可能给考古造成危机的是(ABCD)。 A、修大坝 B、铁路建设 C、农业用地 D、旧城区改造

安徽考古文献

一发掘报告 综述 马人权：《安徽当涂洞阳镇发现古墓葬与古遗址》，《考古》1956年3期 修燕山等：《安徽寿县牛尾岗的古墓和五河濠城镇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59年7期 安徽省巢湖地区文管会：《安徽省和县发现古代铜钱窖藏》，《考古》1984年12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舒城凤凰嘴发现两座战国西汉墓》，《考古》1987年8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歙县竦口窑调查》，《考古》1988年12期 宋永祥：《安徽郎溪欧墩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3期 寿县博物馆：《安徽寿县发现汉、唐遗物》，《考古》1989年8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铜陵金牛洞铜矿古采矿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89年10 期 席为群：《安徽合肥西县发现古代水井》，《考古》1991年11期 宋永祥：《安徽郎溪唐宋墓》，《考古》1992年4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6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濉溪县先秦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7期 胡仁宣：《皖西博物馆收藏的部分古代铜镜》，《考古》1996年12期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安徽省安庆市张四墩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4年1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等：《安徽繁昌县柯家冲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2006年4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潜山彭岭战国西汉墓》，《考古学报》2006年2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 新石器时代 王湘：《安徽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3期 胡悦谦：《安徽灵璧县蒋庙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55年5期 金杏村：《安徽安庆发现古遗址》，《考古》1956年6期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1期 殷滌非：《芜湖蒋公山遗址调查小记》，《考古》1959年9期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萧萧县化甲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6年第2期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3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肥西县古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7期 冀和、王敏：《安徽宿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4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望江汪洋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1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松黄鳝嘴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4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潜山县天宁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第11期望江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望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8年6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2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濉溪石山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3期 宋康年：《安徽望江汪家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10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

考古实习报告文档3篇

考古实习报告文档3篇 Documents of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report 编订：JinTai College

考古实习报告文档3篇 小泰温馨提示：报告是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一项任务， 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工作中取得的经验 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本文档根据申请报告内容要求展开说明，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便于学 习和使用，本文下载后内容可随意修改调整及打印。 本文简要目录如下：【下载该文档后使用Word打开，按住键盘Ctrl键且鼠标单击目录内容即可跳转到对应篇章】 1、篇章1：考古实习报告文档 2、篇章2：考古实习报告文档 3、篇章3：考古实习总结文档 篇章1:考古实习报告文档 实习已过去些许天了，可在京实习的一幕幕却还会常常 清晰的浮现于脑海中，那些人，哪些事，恍如昨日…… 三月的北京，春寒还盛，我们便来到了房山大苑村这个 陌生的地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二十余师生一起经历了春天肆虐的沙尘暴，夏天炎炎的烈日，一起由大苑遗址转战于大兴墓葬群，一起睡露天，一起熬夜加班。付出了汗水，却也

收获了成果，通过实习，我们初步掌握了考古田野发掘方法和技能，熟练掌握了室内整理的前期记录整理和资料汇总工作等，同时锻炼了身心，拓宽了眼界，工作之余的生活，在北京文研所的关照下，也度过得很愉快。整个实习，大家都收获良多。 在此，实践和能力的学习提升过程不可置否是发掘实习 的重心，但穿插其间的人情往事也同样让人难忍不提，故此分为实践学习、生活娱乐两篇。 实习期三个月，可比较清晰的分为三段，即初始近一个 月的大苑村寺庙遗址发掘，中间的室内学习阶段及后段月余的大兴墓葬发掘及整体室内整理，三阶段大体可分为两部分，即田野发掘部分和室内学习整理部分。详述如下： 大苑村寺庙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东约1.5千米，大苑村偏西部渠南，东西两边皆为民宅，南边缘靠近公路。为配合北京西六环修建工程的基建考古项目。发掘区原为民房及果园、耕地等，发掘前已被平毁，遍布树根和碎砖瓦块等。 此次发掘，方便起见，以大概发掘区中心位置一固定物 为中心基点，按南北正方向采用象限法布方，共分ⅰ、ⅱ、ⅲ和ⅳ4个发掘区。其中i、ⅳ区首先发掘，多数布方规格55米，少数1010米，ii、iii区发掘较晚些，大部布方1010米，偶

夏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夏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首先讲述了本课题的缘起，对有关概念如“鲁西南”、“三代”、“先商文化”等的范围作了界定，并对相关学术研究状况作了回顾与评介。关于夏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夏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夏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之基本信息 出版时间：2009-10-01 版次：1 页数：256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所属分类：图书>>其它分类 夏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之内容简介 《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首先讲述了本课题的缘起，对有关概念如“鲁西南”、“三代”、“先商文化”等的范围作了界定，并对相关学术研究状况作了回顾与评介。第二部分是考古发现与尧舜文化研究，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鲁西南考古学史作了回顾，以及考古学所见四千年前鲁西南地形地貌及自然环境和考古学所见尧舜时代研究。第三部分是考古发现与夏起源研究，对夏族的起源、考古学所

见大禹治水、夏朝初期的政治中心进行了专题研究。第四部分为考古发现与商起源研究，对商族的起源、北亳在今何地、商文化的东扩与西进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证。 夏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之图书目录 绪论 第一章考古发现与尧舜文化研究 一、鲁西南考古发现与发掘概况 二、考古学所见四千年前鲁西南地形地貌及自然环境 三、考古发现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 四、虞为夏朝建立前的一个朝代 第二章考古发现与夏起源研究 一、夏王朝不是后人的杜撰 二、夏族起源考 三、大洪水的传说 四、考古学所见大禹治水研究 五、夏朝的政治中心在古济、濮流域 六、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 第三章考古发现与商起源研究 一、商族起源之地考辨 二、商族八迁考 三、毫都考辨 四、商文化的东扩与西进

上海考古文献

上海考古文献 发掘简报 综述 上海市文物报告委员会：《上海市松江青浦两县古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9期 黄宣佩等：《上海市松江县汤庙村古遗址调查》，《考古》1963年1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县的古文化遗址和西汉墓》，《考古》1965年4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1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松江县汤庙村遗址》，《考古》1985年7期 上海博物馆：《上海福泉山唐宋墓》，《考古》1986年2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浦县金山坟遗址发掘》，《考古》1989年7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87年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考古》1992年3期 上海市文物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遗址1993-1995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97年2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上海市松江县姚家圈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9期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青浦区寺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10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奉贤县江海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10期 新石器时代 康捷：《上海淀山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59年6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上海县马桥俞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0年3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考古》1962年9期黄宣佩等：《上海青浦县发现千步村遗址》，《考古》1963年3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2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1期 黄宣佩等：《青浦县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1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3期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 10期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金山区亭林遗址1988、1990年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考古》 2002年10期 夏商周 黄宣佩：《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12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县重固战国墓》，《考古》1988年8期 周丽娟：《上海青浦福泉山发现一座战国墓》，《考古》2003年11期 秦汉 黄宣佩等：《上海市青浦县骆驼墩汉墓发掘》，《考古》1959年12期 孙维昌：《上海市松江县佘山汉墓清理》，《考古》1962年5期 王正书：《上海福泉山西汉墓群发掘》，《考古》1988年8期 隋唐五代 上海博物馆：《上海市郊上海县唐墓》，《考古》1984年7期 宋及以后 沈令昕等：《上海西郊朱行乡发现宋墓》，《考古》1959年2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卢湾区明潘氏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8期 黄宣佩：《上海宋墓》，《考古》1962年8期

考古学与文献学

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关系问题 考古学与文献学虽然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我觉着二者有着直接的联系，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完善，二者在研究历史方面各有优缺点，不能把二者孤立起来看。 首先，就考古学对文献学的影响而言，考古学在验证文献学的同时也丰富和拓展了文献学资料。每个时代的历史文献资料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先秦文献，或以残缺不全，或有后世辗转传抄造成的讹误，还有像在文字记载还不是很普及的时代，文献资料中那些历史事件的描述不一定是在那个时代就被记载下来了的，有可能是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后来才被别人记载下来，本来排除记载者主观思想的因素一万，但从文献的真实性而言，本身就是有待于考证的。 例如我们以前看的那个关于良渚古国的那个视频，其中有提到这样一个例子，在中国一直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诸侯防风氏，他统领的古国据说就是良渚古国。然而有专家考证，古防风氏之国应在今天的山东境内，而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在浙江和江苏的环太湖地区，地理位臵相去甚远，他们更主张良渚古国可能是蚩尤部落集团中的羽人国。这就体现了历史文献或传说与考古之间的不一致。 还有譬如夏朝，虽然《史记》等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但因为没有考古文物出土，一直以来都有对这个朝代是否真正存在的争议。而商朝也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表之后，才使得自己的存在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这就体

现了考古学对文献学的一种验证，也使得这段历史更加可信。 其次，文献学对考古学的影响我觉得在于文献学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甚至其中某些文献资料本身就可以当作对考古发现的一种解释。 例如，秦始皇陵墓地宫，现在的科学技术，虽然可以挖掘皇陵地宫，但是挖掘后无法保护，而且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暂时还没有挖掘。但现存有一些关于地宫的文献记载，虽然简约，且又不免带有小说家言的色彩，但仍是考古学家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依据。这样看来这些文献资料在研究秦始皇陵墓地宫方面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当然最终的地宫考古发掘也可以帮助完成对全部文献的释读。 所以考古学和文献学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二者结合更有利于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真实的还原历史和解释历史方面，是很有意义的！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大篆和小篆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 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 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

当考古与文献矛盾时

当考古与文献抵牾时 文献与考古是历史发展的两个车轮，车轮协调乃能前进，如果相互阻碍不仅会磨损自身更是会阻挡这辆车的前进。纵观考古学传入中国的这近百年间，中国的史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数出土文物的发现和研究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视野，新材料、新方法、新思想地不断出现，在疑古与寻古中不断进步，寻找历史的真相。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考古出土物与文献记载不同甚至相抵牾的情况，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是历史学界面临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在学习考古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留的一道思考题，当然这里讨论的考古主要是指历史时期的考古，在史前考古中没有文献故也不存在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矛盾。 文献和考古都在历史研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实际操作中他们也各自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相对于文献资料，考古是相对真实的一手资料，古人不可能刻意地去欺骗后人，因而可信度很高，然而对于古代遗存的解读却是一个大问题，古代遗存本身是客观的，但是人们对他的理解却是主观的，比如对于年代的测定和矫正还没有达成共识，又比如出土文物数量比较少容易造成以点概面的状况，这就会造成分歧。而传世文献的优点在于丰富，尤其是进入历史时期的文献为我们寻找古人的具体遗存位置提供了很好的指引，然而他的最大的缺点在于主观性比较轻，人为的影响他的书写内容、方式和保存流传，可信度有待商榷。

面对考古资料与文献的冲突，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是重视甚至完全依赖考古遗存而忽略甚至不信任文献，其中有的人抬着所有“考古纯洁性”的招牌而不用文献，或者秉持着“疑古”的态度把文献尤其是上古的文献当作伪书而置之不理，吃这种观点的往往是考古“出身”的，没有了文献的辅助考古恍若在一片沙漠里跋涉。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框架，我们何必去打破它而去建立另一个更加遥远的有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框架呢？第二种观点是只重视文献而轻视考古资料，甚至完全不用考古资料认为他们不可靠，他们往往是传统的文献历史学出身的，这种情况以前有，但会逐渐减少的。比如甲骨之发现，王国维等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商代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同样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则置之不理，认为甲骨资料不足信，这样便造成了遗憾，倘若他能潜心研究，以其学时成就当不再四堂之下。只注重文献为不注重出图资料就会落伍，现在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了，考古发现也出现了大量的文献，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他、重视他。因为出土的东西永远是不确定的，因而史学的发展永远是不会止步的，寻求真理的脚步也是不会停止的。第三种观点就是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也就是1925年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二重证据法”。九十年来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发展，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甚至“五重证据法”，其大意不出王氏之见解。 对于二重证据法，要求研究者熟练地掌握文献和考古资料，十分了解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并有丰富的考古学基础和经验，在中国现在存在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学科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隔阂与不同的状况下是

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

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 一、传世文献 材料一：（夏朝之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公有），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朝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家：私人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货力：货物财力）为己。大人世及（大人世及：国君父子兄弟相传）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 ——《礼记·礼运》 材料二：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伯益）。……诸侯皆去（去：离开）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史记?夏本纪》关于启继位的另一种说法：“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 材料三：有扈氏起兵，启亲领大军讨伐，声称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他要“恭行天之罚”。（参见《尚书·甘誓》） 夏启称他的“六卿”为“六事之人”，这些人是当时地位较高的官尹，他们既管“民事”，又统军旅。 夏王朝建立之后，……就正式制定了《禹刑》，帝芬时造“圜土”，即圆形高大的围墙，这是监狱（参见《左传》） 《夏书》说：“关石、和钧，王府则有。”使用一般通用的石、钧等衡量器械征收贡赋，保持王室的经常收入。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七：《韩非子·五蠹》篇说“禹之王天下，身执耒锸（耒锸：翻土农具），以为民先”，……文献中多有制酒的记载，……《夏小正》中有孵化小鸡、养羊、养蚕、调教马匹、渔猎祭祀等记载。 ——《高中历史第二分册教学参考资料》

二、考古发掘（二里头文化遗址） 材料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西南的洛河岸边，总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建成和使用的年代约在3900-3500年前，正处于文献记载的夏史纪年当中。其地理位置，东距偃师商城约6公里，西距洛阳东南的西周城约24公里，与《逸周书·度邑解》所记恰好吻合。 ——《高中历史 第二分册 教学参考资料》 材料二：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宫殿 区居中，手工业作坊和一般民居区分布于四周， 它们彼此有道路连贯，整体布局呈现出对宫殿的 拱卫之制。……一号宫殿遗址是一座大型的夯土 台基，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约 1万平方米。……二号宫殿同样有廊庑、大门、 庭院、中心殿堂等建筑，……庭院中还发现有陶 制的水管、石砌的方腔水道。……主殿后是一座大型墓葬。 材料三：……一般民居遗址，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①平地起建的。此类房屋一般比较宽敞。都为土木结构，……②半地穴式的。此类居所的面积约三四平方米至10平方米不等，平面呈不规则形，较为简陋。③窑洞式的。……大都是选择在断崖、沟崖并经过修整的地方，面积一般约4平方米，比较简陋。 材料四：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都有青铜器的发现，……铸造工艺比较复杂，……生产工具多数是石器、木器和骨器。……有石镰、石刀、石斧、石铲、蚌镰、蚌刀、蚌铲等工具。……发现的兽骨，以牛最多，其次是猪、羊、狗、鹿等。完整的狗、猪、羊的骨架屡见不鲜。 材料五：遗址中发现的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 二里头宫殿复原图 青铜乳钉爵 青铜鼎 镶松石兽面纹铜牌 兽面纹玉钺 玉璋 三孔玉刀 灰陶盉（酒器） 鸭形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