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中国城市的近代转型-2019年精选文档

简议中国城市的近代转型

随着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西方市政文明的输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城市的规模、类型、结构、布局等方面都有所变化。特别是城市中以近代工商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职能的增长，使城市的经济内容、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体现了城市近代化的质的转换。为此，笔者认为，中国城，市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近代城市功能和城市结构发生变化。

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使资金、技术、人才大量集中于城市，而且使城市结构、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开始从传统的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转向以生产――消费功能为主；由单―功能逐渐转向多重功能，打破了原来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农村作为经济中心的二元格局，并首次在经济上取得对周围农村的支配地位。城市功能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

所渭城市社会结构，是指近代城市人口构成结构和近代城市社会组织的出现。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指近代城市人口构成中工商业人口的比重显著增加以及城市工商业者中资产阶级社会组织形式――商会的出现。

城市功能的变化和二元格局的打破，引发了一系列现代行业的诞生，如银行业、邮政业、新闻出版业等，增加了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吸纳能力。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人城市，进

入工厂，成为新兴的产业工人。他们改变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作息制度，如上下班制、星期日休息制等。这样由于城市功能增强而集聚在一起的人――工人、士绅、企业家、银行家、记者、商人、买办等构成城市新兴阶层，工商业者在城镇人口中比重显著增加，体现了城市功能的变迁。近代城市中的工商业者还组织了商会，表明城市已逐步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局限，呈现出近代城市结构的特色。

第二，城市管理体制发生变化。

租界对中国近代城市管理体制的变化起着示范、刺激和引导作用。西方国家在中国租界内施行的制度大体与其国内城市的制度相似，其中又以英国的制度最为先进。在上海英租界，由领事召集选举人选出拥有立法和执行权力的董事会。其下设工部局，工部局内设财政、税收、工程、警察等部门负责租界内的管理。这种运作机制颇似西方城市的行政制度。租界里的市政管理条例很多。诸如要求人车分道、行人分向而行等。这些市政管理措施增强了市民的公共意识。值得一提的是，租界率先引进西方警察制度，管理治安，维持秩序，使城市管理日益有序化和高效率。先进的文化孕育出远远高于传统文明的物质文明，极大刺激了中国的官民。租界影响华界，华界模仿租界，这对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起了推动作用。

租界内的行政管理制度也冲击着中国商民，几千年来一直视官吏为父母的土民们，开始模仿租界的制度。1895年12月，上

海南市马路工程局设立。1897年改称南市马路工程善后总局，已具市政机构的雏形。1905年，上海地方士绅开展了地方自治运动，设立了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9年又改为城乡自治公所，其职责是组织市民进行市政建设和市政管理。上海有了初具规模的市政机构，推进了租界以外上海市区的市政近代化进程。

第三，城市近代化也表现为城市建设(市政基础建设)的近代化。

城市功能和结构的近代化，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变了人们对城市建设的基本构思和要求，开始注重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方面，租界仍然起到示范作用。

在城市规划中，突出城市的经济功能。过去以政府、广场、教堂、寺庙为中心的城市布局，改为以商业街区为核心的城市格局。人们根据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生产集中和消闲方便的原则来设计城市，根据城市各种功能需求加以布局。但是居住区的划分成了阶级划分的产物――洋人区、华人区、贫民区、富人区相互隔离，泾渭分明，这一非理性因素冲淡了近代城市发展的进步意义。

加快经营和建设城市公用事业。上海公共租界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兴建当时属于高标准的碎石马路，在租界内形成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筑路的技术和材料di不断改进，先是泥土改碎石和碎砖，以后逐步改用柏油、水泥。路面也不断拓

宽，并分出车行道及人行道，路旁并设排水系统。在市政公用事业建设方面，1865年，在上海租界建成中国境内第一家煤气公司――上海自来火公司。随后，租界内煤气灯取代油灯，部分居民用上了煤气炉灶。同年，上海到吴淞之间的陆路电线架设完毕。1870年，海底电缆通到上海，这使上海电报电话、邮政系统得以建立。1882年，上海公共租界首次出现电灯，10年后，上海建成中国境内第一家发电厂，街灯随之出现。1883年，上海公共租界设立了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公司。1903年在法租界建成全市第一个发电厂，自来水、电灯逐步推向整个租界区。从1923年开始，英、法、日租界不仅都建成了排污工程，还装备了当时最新式的卫生设备，并推广了化粪池，构筑城市排污、管道系统等。

第四，新观念的输入使近代城市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不断冲击中国城市的各个方面。在逐步强化的西方影响下，中国城市消费生活由封闭、单一、慢节奏的农业生活方式逐步向开放、多元、快节奏的工业生活方式变迁。在这一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城市经历了被动吸收和主动选择的漫长过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具有殖民地色彩的生活方式，使传统的衣、食、住、行等消费格局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化，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新观念的输入。

近代以前，传统社会适应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埠以后，洋货大量涌人，市场吸引力增强。人们不仅能从市场上买到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能以比家庭手工成本低得多的价格买到这些商品。日用洋货成为城市人竞相追逐、喜好的时髦用品。因此，西潮东渐之下，生活方式的变化很难说仅是被动选择的结果，观念的更新是人们消费选择发生变化的思想根源。

消费生活打破封建等级制的限制，进一步走向大众化、平民化。19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在物质生活领域最先打破封建的等级制，使消费走向大众化、平民化。以服饰为例，清代自立国以来对服饰就有严格规定，官有官服，民有民服；官员的服饰又因职位不同在服饰的颜色、质料、花饰、佩饰上严格划分，彼此不能僭越。近代以来，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渐衰落，等级制受到严重挑战。城市中的知识阶层和工商业阶层最先剪去长辫，穿上西服，成为接受西方文明的先驱。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服饰成了流行时尚的标志，最终失去其区分身份等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