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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政治关系的先赋性与后致性:一个理论综述

企业政治关系的先赋性与后致性:一个理论综述

摘要: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大体着眼于对企业现有的政治关系,即后致性政治关系进行探讨,忽略了企业在创立之初即有的政治关系,即先赋性政治关系的研究。本文分别对企业政治关系的先赋性与后致性进行了系统的文献回顾,认为两者的关系性质及作用机制不同,不加区分地对两种进行研究可能造成偏误,并进一步认为这可能就是造成目前诸多关于政治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政治关系先赋性后致性

一、引言

先赋性与后致性是社会学中研究社会流动或分层机制时的规则分类(张宛丽,2004),社会学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便源起于先赋性与后致性理论。“地位获得”范式的研究一般会先按照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社会声望等因素对各种职业地位进行评分,然后看子代职业评分与父代职业评分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一些中介因素(如父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初职地位评分)的关系。如果上述关系主要通过子代受教育程度来间接传递,那么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主要是“自致性因素”,即“后致性”;如果上述关系主要通过父代职业地位来直接传递,那么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就主要是“先赋性因素”(张翼,2004)。

自Krueger(1974)开启政治关系理论研究的先河以来,政治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借鉴先赋性与后致性的逻辑和分析思路研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关系,可以将私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区分为先赋性政治关系及后致性政治关系。企业行动的发起、召集人无疑是企业家,企业家在构建企业的政治关系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国内外关于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大都着眼于企业家(或高管)的政治关系。如同先赋性是指继承来的社会地位一样,先赋性政治关系是企业成立之时,因为私营企业主自己或直系亲属担任国家公务员或在大型国企担任主要负责人而使企业拥有一定的政治关系。后致性的政治关系则是企业成立后,私营企业主努力搭建,或政府给予企业政治“荣誉”使企业拥有的政治关系。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大体着眼于对企业现有的政治关系,即后致性政治关系进行研究,对企业在

创立之初的政治关系,即先赋性政治关系却少有研究。就企业政治关系与企业经营及其成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来看,大多数着眼于对有政治关系和无政治关系的两类企业进行比较研究,回避了企业成立之前就存在政治关系的情形。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文献的基础上揭示先赋性政治关系和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异同,为下一步基于本土情境开展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研究提供借鉴。

二、企业后致性政治关系的研究

当前学者们研究的大都集中在后致性政治关系,因此在本部分,“政治关系”指的就是“后致性政治关系”。

1.后致性政治关系的界定

随着政治关系(political connection)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学术界开始广泛关注企业政治关系,而且如何界定政治关系却难以统一。Faccio (2006,2010)认为,如果企业中至少有一个大股东或一名高管是国会议员、政府部长、州长或与政府高官关系密切,那么该企业就被视为具有政治关系。和Faccio 的思路相似,Johnson等(2003)、Joseph等(2007)、Ferguson & V oth(2008)依据不同的制度环境,从企业高管身份的角度,对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进行了大体相似的界定。我国学者卫武等(2004)从政治策略的角度(政治公益策略、政治公关策略、政治参观策略、政治参与策略、政治宣传策略、企业党建策略、政治媒体策略等诸多方面)来诠释企业家政治关系的内涵。而胡旭阳(2006)、胡旭阳等(2008)、罗党论等(2008)、罗党论等(2009)、邓建平等(2009)、李四海(2010)则从民营企业高管行为的视角界定政治关系,即民营企业通过参与政府活动而形成的关系,比如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民营上市公司聘请前任政府官员进入董事会等。

关于企业政治关系及其强度的测量,因不同学者采用的统计方法不同而存在差异,方法各有千秋。胡旭阳(2006)、胡旭阳等(2008)、邓建平等(2009)以企业家政治身份的高低来衡量政治关系的强度,如果企业家或企业高管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则代表政治关系最强,省级人大代表或省级政协委员次之,依此类推;Agrawal等(2001)、陈冬华(2003)、Fan等(2007)、罗党论等(2008)、罗党论等(2009)以董事会成员中有政府背景的董事比例来衡量;Khwaja等(2005)、Jayachandran(2006)用政治捐赠的多少来反映政治关系强度;Bushman

等(2004)则以企业中国有股的比例来衡量政治关系的强弱。

2.企业建立后致性政治关系的行为动因

(1)直接的利益动因

Anthony Downs(1957)认为人们无论做任何事都会比较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此来决策自己是否实施行动。企业的政治参与行为也同样如此,目的是寻求投入最少,利益最大——也就是说,当不能给民营企业带来收益时,企业将不会寻求建立政治关系。

政治关系带来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帮助企业获得进入规制行业的机会(徐细雄等,2010)。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对于某些政府管制行业,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因其较大的经济规模、长期的经营和国家信用的支持而获得显著的优势,而这种制度和政策上的进入障碍明显阻碍了民营企业的进入(刘小玄,2003),致使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着市场壁垒与制度壁垒的双重压力,存在不正当竞争、信息约束以及关键资源不足等问题,使得民营企业管理者必须建立同政府部门和其它国有企业的关系(Luo等,1997)。胡旭阳(2006)的研究显示,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起到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降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壁垒的作用,因此民营企业家有强大的动机建立政治关系,而这种政治关系可以通过影响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Krueger,1974;Morck 等,2005;Mobarak等,2006;Acemoglu,2007;Wiwattanakantang,2009)。

政治关系还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企业资源(Fisman,2001;徐细雄等,2010),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大量的稀缺资源仍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通过私人企业家不断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各种资源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Child,1994;李路路,1997;石秀印,1998;戴建中,2001),而这种通过政治关系获得的资源主要包括优惠融资和投资待遇(Johnson等,2003;Sapienza,2004;Cole,2004;Dinc,2005;Khwaja等,2005;Charumilind等,2006;Charumilind等,2007;Faccio,2006;Claessens等,2008;余明桂等,2008;罗党论等,2009;Francis等,2009;李维安等,2010)、政府采购合同的获得(Goldman等,2009;Boubakri等,2008)和税收减免及政府救济(Adhikari 等,2006;Bertrand,2007;Faccio等,2006;吴文峰等,2008;Boubakri等,2008;潘越等,2009)

(2)非直接的利益动因

企业建立后致性政治关系除了直接的利益动因外,还有一种非直接的利益动因。这种非直接的利益动因意味着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出发点并不是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发展政治关系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品(曹正汉,2006;罗党论等,2009;Qi等,2010)。转型经济意味着产权保护法律尚不健全(Choi等,2000;Hoskission 等,2000;Li等,2002),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有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民营企业存在的合法性曾经备受质疑,民营企业要“合法”地发展,往往就只能建立政治关系解决经营合法性问题、政治歧视问题、政治谈判能力问题(曹正汉,2006),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起到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作用(胡旭阳,2006),使之赢得与公有制经济相比相对公平的待遇。因此,越是正式制度不完善、产权保护不力的地区,企业就越愿意建立政治关系。Chen等(2005)、Li等(2006)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政府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税负越重、法律保护越不力的地区,私营企业主越有动机开展政治关系活动。Faccio(2006)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认为在腐败程度较高,外资进入较难、法律体系较不完善和司法独立性较低的国家,企业的政治关系行为越普遍(徐细雄等,2010)。

第二,作为企业的政治荣誉而存在。由于企业绩效本身比较突出,政府主动给予企业家一定的政治地位,企业家则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接受这种政治安排。曹正汉(2006)就认为,并不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有能力获得政治谈判地位,比如进入人大和政协,成为这些组织的一份子。这是一场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政治竞争,由企业的综合实力决定,是经济决定政治。邓建平等(2009)注意到,政府官员要“下海”到民营企业任职通常选择经营绩效较好、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任职。同时,在行业中表现比较突出的企业家也较容易担任高级别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即政府要“根据有较高政治素质、有较大社会贡献、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在所联系阶层中有较大影响和热心工商联工作的标准,进一步做好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和政治安排工作。①

①见《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统发[2008]12号)

3.企业建立后致性政治关系的模式和渠道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具体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Granovetter,1985;Zhou Xue Guang,2003)。中国的民营企业并不是以孤立的、原子状态存在并开展交易和竞争的,其创办、生存和交易活动都深深嵌入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中国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系,包括正式的组织形式和非正式组织的形式两种(李宝梁,2001)。正式的组织形式即制度化途径主要有: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企业建立中共基层党组织;组建民间协会和其他社团等(朱光磊等,2004)。对于非制度化途径(白重恩,2005;刘学民,2009),其建立遵循一种“渗透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交际阶段,即利用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或诉诸以前的联系,或使用中间人关系,通过袭(承袭已有的关系资源),认(主动与他人确认共同的关系基础),拉(没有既有关系或既有关系太远时努力拉上),钻(通过各种手段接近权威人物),套(套交情、套近乎),联(扩展关系网络),不断地把对自己有用的人纳入自己的关系网络;二是交情阶段,如果交际阶段进展顺利的话,双方就会通过相互尊重、交流思想、礼尚往来等情感性色彩较强的方法发展友情关系,从而由初步的人际信任发展到互惠的信任,进而再发展到更深的人际信任,为将来利用关系奠定感情和资源基础(李孔岳,2007)。

4.企业的后致性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

后致性政治关系可以帮助企业突破行业壁垒、带来资源,还可以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品,有时也是政府对表现突出的企业的“奖赏”。学者们对政治关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不尽一致,甚至是相反的。

国外学者早期的研究发现,企业集团或行业性的政治关系活动可以为本行业或本企业带来盈利(Olson,1965;Pittman,1976;Salamon等,1977;Aplin等,1980;Keim等,1988;Mitnick,1993)。后来也有很多研究表明,无论在市场环境成熟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大都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收益(Peng & Luo,2000;Agrawal & Knoeber,2001;Goldman,2009;Fisman,2001;Khwaja & Mian,2005;Claessens,2008)。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

针对民营企业,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戴建中(2001)通过对1997年全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在集资和向金融机构贷款时,有13%需要动用企业政治关系网络中的各级干部资源;在日常采购、销售、获取信息和技术、租或买场地、保证水电供应等方面,65%的企业需要企业政治关系网络中各级干部的关照。在管理学领域,关于民营企业政治关系和绩效关系的研究就更多了,如孙铮(2005)、胡旭阳(2006)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后致性政治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的优惠融资和更好的投资待遇;余明桂等(2008)、罗党论等(2009)的研究表明后致性政治关系意味着较多的银行贷款和较长的贷款期限、较少的融资约束;罗党论等(2009)认为后致性政治关系可以获取政府在政策和资源方面的支持。同时,大多数研究都发现企业的后致性政治关系对企业的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Li等,2007;罗党论等,2008)。

当然,也存在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研究发现企业后致性政治关系不一定给企业绩效带来正的影响(Cheung等,2005;Faccio,2006;Joseph等,2007;Claessens等,2008;Boubakri等,2008;邓建平等,2009)。对于怎么去解释这种现象,学者们认为主要是政府的“掠夺之手”在起作用(Cheung等,2005;Joseph 等,2007;邓建平等,2009),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有这种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加不珍惜资源,因此浪费资源,导致采取更多的无效率投资所致(石秀印,1998;Claessens等,2008)等。

三、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的研究

关于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的研究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第二,管理学关于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研究。

1.先赋性政治关系的内涵

现有研究并没有区分政治关系的“先赋性”与“后致性”,而是都笼统地将两种情况都统称为“政治关系”(political connection)。不过,还是有学者比较倾向于将“先赋性”的政治关系刻画为“政治关系”。Bertrand等(2007)认为,只要公司CEO是精英学校毕业生,同时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那他就拥有政治关系。Joseph等(2007)、Fan等(2007)也认为,CEO担任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军队系统的官员,那么企业就拥有政治关系。同时,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亲属的政治关系对个体或企业的影响,认为家庭背景可能包含政治关系(Li等,

2007;杨瑞龙等,2010)。石秀印(1998)不但考察了企业家本人的政府任职经历对企业的影响,还考察了关系亲密者(直系亲属、配偶或朋友)的政治背景对企业的影响。杨瑞龙等(2010)着重讨论了父辈的政治关系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认为父辈的“权力寻租”可能通过代际传承展现出来。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先赋性政治关系主要包括企业家政府、军队任职经历以及创办企业前关系亲密者的政治关系两类。

2.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作用机制

理论界对企业先赋性政治的研究显示,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作用机制是“精英再生”机制。

“精英再生”理论是针对“精英循环”理论而提出来的。持“精英循环”观点的学者发现,在60年代的匈牙利,经济改革鼓励那些曾经被剥夺、来自下层的家庭的后代从事私有农业经营并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而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却并没有涉及,因此他们推断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意味着因共产主义革命而中断的资产阶级的恢复,未来新的经济精英必然来自社会的下层(Szelenyi,1982;宋时歌,1998)。Nee(1989)在Szelenyi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市场转型理论(Market Transition Theory),他通过对1984年中国福建农村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使权力从再分配官僚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手中,进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再分配体制下的向上流动的社会结构。在Szelenyi(1982)以及Nee(1989)看来,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是相对独立的,同时也是可以转换的,这就决定了政体断裂造成政治资本操纵其他资本的能力下降,从而产生新的精英(秦琴,2005)。

但是,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以及中国等国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精英循环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了。J.C.Oi(1989)、Shirk(1989)以及Rona-Tas(1994)对“精英循环”理论提出了批评,他们发现市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旧体制的剥夺者,而是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宋时歌,1998)。Rona-Tas(1994)将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区分为“侵蚀阶段”和“市场转型”阶段。在“侵蚀阶段”,国家对私营经济部门进行严格限制致使只有那种地位低下或缺乏向上流动机会的人才参与到私营经济部门中来;但到“市场转型”阶段,国家不但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而且自上而下推动经济体制市场化,这是许多在计划经济时代占优势

的人也进入市场经济领域(Rona-Tas,1994;李路路,1997)。在“市场转型”阶段,一部分再分配部门拥有权力的人开始直接投身商场,在市场中大获其利,这就是(中国)92年之后出现的“下海热”……。另一部分,拥有再分配权力的部门也开始直接投身商场……。另外,原来一些在再分配体制当中形成的一些基本性的权力开始成为商品②

(刘玉照等,2007)。

在计划经济中占有优势的人群加入市场经济中后,更可能获得成功(Rona-Tas,1994;李路路,1997)。Rona-Tas(1994)认为其原因在于,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们在体制内建立了深厚的社会网络,因此在政治剧变发生后,这些再分配者虽然失去了权力,但并没有失去已有的社会网络。接着,在国家的私有化进程中,他们借助社会网络能很快在市场经济范围内转变成民营企业主,并且能成功地经营企业,即他们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把以前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源——经济资源。边燕杰等(1996)从中国情境出发提出“权力持续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边燕杰等(1996)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城市单位制并没有改变,这种制度使得政治权力能够继续对资源进行控制和分配,改革之初那种Szelenyi(1982)和Nee(1989)所提出的新精英产生的原因仅仅是中国政府为了获得支持而给予低收入者的补助,当改革全面深入后,原来的权力精英将获得更多的好处。之后,有学者提出了“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认为我国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干部权力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甚至,他提出我国市场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配并削弱做完既得利益者的干部的政治权力和物质特权,相反,在保持再分配体制基本现状的前提下,它所重新分配的是由新生的市场经济创造出的巨大财富。而在这个过程中,干部是国家政策唯一的解释者和执行者,能够而且愿意将旧的再分配权力转化为新环境下的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权力。这使得他们有最大限度的权力和灵活性来利用国家政策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宋时歌,1998),因此造成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相互转化、相互包庇的情形,形成阶层地位和边界相对固定化(李路路,2008),在产生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精英

②如城镇户口被拿来拍卖。

社会的同时,产生一个几乎排除在社会结构之外的底层社会(孙立平,2003)。即便随着市场的扩张,政治因素虽然不再是最重要的或者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但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李路路,2008)。

3.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的影响

先赋性政治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对个人成为私营企业家的影响;第二,对私营企业经营的影响。

(1)对个人成为私营企业家的影响

在国外,早在1994年,Rona-Tas(1994)就指出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们在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中借助之前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能很快在市场经济范围内转变成民营企业主。在国内,诸多学者都有仔细考察过先赋性政治关系对个人成为私营企业家的影响,但其结果因为统计数据来源以及分析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李路路(1995)认为,人们在进入私营经济领域时,一般倾向于进入那些自己有比较熟悉的社会关系的行业,特别是与自己原来职业相同的行业,或与此相关的行业,因此私营企业家与他的亲戚朋友的关系,特别是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和权力地位对他们进入私营经济领域有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在随后的文章中,李路路(1996)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指出私营企业家进入私营经济领域与企业家本人和其父亲原来的职业等在传统体制中的地位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不过,李路路(1996)对数据的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是企业家本人和其父亲是干部的比例比较低,而没有联系干部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来比较。石秀印(1998)更新了数据分析方法。他的研究发现,“将私有企业家本人及其父亲、最密切亲戚、最好朋友和配偶属于某类职业的比例相加,然后求平均数,将其与全国相应职业者占在业人口的比例比较,可以发现,私有企业家本人及其父亲、最密切亲戚、最好朋友和配偶属于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干部的人,成为私有企业家的大大超过理论概率。”宋时歌(1998)的研究也显示,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干部身分对成为企业主的促进作用急剧增大,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条件下,干部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的12倍。他进一步分时段进行分析,发现干部身份对私营企业主地位的获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及明显的时间差异。在改革初期,干部身份对成为企业主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很快,这种促进作用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变得非常显著。宋时歌的解释是,在改革前期,干部们被

旧体制的大量既得利益包袱所牵制,因此没有及时迈向市场,但当他们挣脱这些包袱,加上国家权力的推动后,其手中的权力转化为新的、巨大的经济力量,而且市场经济越发展,干部成为企业主的优势就越大。

(2)对私营企业经营的影响

Rona-Tas(1994)指出,在转型阶段,干部们更可能在进入私营经济领域后取得成功。但Bertrand 等(2007)的研究却显示,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企业需要支付给相关员工更高的薪酬,因此其利润反而较低。从国内来看,由于数据来源及数据分析方法的不同,关于先赋性政治关系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有一定的差异。李路路(1997)指出,虽然企业的融资能力和先赋性政治无关,但企业技术人员的来源与企业家本人创办企业前的职务和他父亲的职务有关。同时,如果将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实有资产、员工数量、年产值或营业额等指标综合起来,构成一个测量企业发展程度的综合性经济指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成功的话,从整体上看,私营企业主本人过去的社会地位及家庭背景对企业成功并不具有重要性。不过,从局部来看,在农村和西部地区,企业家本人原社会地位以及农村地区的党员身份,对这些地区企业的成功仍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李路路,1997)。和李路路(1996)的研究有出入的是,石秀印(1998)的研究显示,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家存活率更大,而其原因在于这种先赋性的政治关系能给企业带来诸如资金、设备、渠道、管理诀窍、经营思想等方面的资源。石秀印(1998)将企业得到的这些资源叫做“绿灯型”资源,因为“绿灯型”资源廉价,人们更可能积极而大量地获取它,也更倾向于不珍惜它,浪费它,因此原来具有机关事业干部身份的私有企业家,或者以机关事业干部为亲密社会关系对象的私有企业家,所达到的资产规模较大,但经营效率却一般。石秀印(1998)还考察了企业家的前军人身份对企业的影响,他发现军人本人对私有企业家的进入率是低的,其所达到的规模是中等的,所实现的效率却是最高的。

四、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和后致性政治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1.先赋性政治关系与后致性政治关系的联系

从结构主义出发,先赋性位置不同,带来的资源也不同。初始位置越好,行动者越可能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Lin Nan,2001)。同时,个人资源最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所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源,(虽然)随着积累的增长,这些

社会资源构筑起一个社会网络,从其中得到的资源将比个人资源发挥更重要的影响(Lin Nan等,1981)。也就是说,业主(企业家)本人的前社会地位会有助于与计划经济部门建立联系(李路路,1997),即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将直接影响到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建立。

2.先赋性政治关系与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区别

彭宏伟等(2010)引用费孝通“差序格局”的概念,指出我国公共权力体系的缺陷与差序格局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更加容易产生共振,增加公共权力腐败发生的概率。换句话说,就是与权力主体在距离上更为亲近的个体将获得权力主体更多的关照,更容易诱发其公权私用。依照差序格局的排位,直系亲属关系,将产生最大的诱发力,其后依次是朋友、同事以及功利性的交易关系个体。同样地,石秀印(1998)提到,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支付具有相当的选择性和特异性,即只支付给关系最密切者,并按关系密切程度给予不同的类型和数量。因此,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在成立的时候就具备了这种先天的优势,能够从网络里获取大量资源,因此其规模也更大。事实上,先赋性政治关系大都建立在天生的血缘亲戚关系,或后天构建的朋友同学等熟人关系之上,更多的是由信任和情感等因素以及长期交往所形成的(李新春等,2009),是一种情感性的、社会/嵌入性关系。

和先赋性政治关系企业不同,拥有后致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在企业创立时并不拥有政治关系,他们的政治关系主要源于两种情况。其一,企业家努力参与政治,以期获取资源(Fisman,2001;徐细雄等,2010;Child,1994;李路路,1997;石秀印,1998;戴建中,2001;Johnson等,2003;Sapienza,2004;Cole,2004;Dinc,2005;Khwaja等,2005;Charumilind等,2006;Charumilind等,2007;Faccio,2006;Claessens等,2008;余明桂等,2009;罗党论等,2009;Francis 等,2009;李维安等,2010;Goldman等,2008;Boubakri等,2008;Adhikari 等,2006;Bertrand,2006;Faccio等,2006;Faccio,2007;吴文峰等,2008;Boubakri等,2008;潘越等,2009)、进入高壁垒行业(徐细雄等,2010;Luo 等,1997;胡旭阳,2006;Krueger,1974;Morck等,2005;Mobarak等,2006;Acemoglu,2007;Wiwattanakantang,2009)或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品(曹正汉,2006;罗党论等,2009;Qi等,2010;Choi等,2000;Hoskission等,2000;

Li等,2002;Chen等,2005;Li等,2006;Faccio,2006;徐细雄等,2010);其二,那些没有依靠政治关系却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并得到比较好的发展的私营企业因为能够带来大量税收,并解决当地就业问题,政府往往会给予这些企业家政治头衔,作为这些企业的承认(曹正汉,2006;邓建平等,2009)。很显然,这种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工具性和经济性交换基础上的,具备“市场性”的特点。

因此,先赋性政治关系和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形成机理并不一样,前者主要是社会/嵌入性关系,而后者则主要是工具/市场性关系。Granovetter(1985)对经济学忽视社会结构、简化原本复杂的人性的作为展开了批判,提出市场中的经济行动必定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他)将人看作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并假设建立在亲属或朋友关系、信任或其他友好关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维持着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符平,2009)之后,Uzzi(1996)将“嵌入性”的观点进行操作化,通过经验研究证明嵌入性使得行动者并不自私地追求眼前利益,而是集中在培育长期的合作关系。之后,Uzzi(1999)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关系,即嵌入性关系和市场性关系,将市场性关系定义为“一种是即时性和非个人化的臂距关系(Arm’ s length tie)”,将嵌入性关系定义为“有着情感关联、稳定的嵌入关系”。

Uzzi(1999)的研究表明,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商业交易嵌入性越深,他们之间信任和互惠的期望就越有利于交易的进行。刘世定(1999)也指出,订立契约和合同前的社会关系降低了不可预测的市场变化和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基于此,对于那些拥有质量比较高的嵌入性关系的企业来说,动用嵌入性关系带来的回报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新创企业,其大都比较依赖企业家先前的关系网络来获取资源(Aldrich,1999;Larson等,1993),甚至“运用的可能更多的是嵌入性关系,而不是市场性关系”(李新春等,2009)。不过,嵌入性关系的维护也是需要成本的,有时,基于利益交换的市场性关系的应用反而成本相对较低(Max Boist & John Child,1996),因此企业会对嵌入性关系网络和市场性关系网络进行合理组合,以寻求平衡,当企业逐渐变大时企业将更多地利用市场性关系而减少嵌入性关系的应用。但是,嵌入性关系对企业绩效的重要性却未因企业生存年限增加而下降。与此同时,市场性使用频率和强度随着企业生存年限的增加相对

在上升,但其对企业绩效的重要性是随企业生存年限的增加才具有显著性(李新春等,2009)。

和Granovetter(1985)、Uzzi(1999)、李新春等(2009)的观点相似,黄光国(1988)将华人社会的关系区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三种。实际上,黄光国(1988)的主要贡献在于阐述了不同种类关系的作用机制,即面对上述三种关系时,资源分配者会分别以需求法则、人情法则和公平法则来和对方进行互动。先赋性政治关系的来源或者是企业家的亲人,或者是企业家本人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而提供后致性政治关系的来源则主要是成为企业家后工具性行动的后果。按照黄光国(1988)的区分方式,对于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家来说,资源分配者将主要采用需求法则,部分采用人情法则和他们进行互动;对于拥有后致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家来说,资源分配者将主要采用公平法则,部分采用人情进行互动。剔除部分的人情法则,两种政治关系内部就有了一定的区别,即在需求法则下,资源分配者“将竭尽所能,来满足对方的需要”(黄光国,1988),在公平法则下,资源分配者考虑的仅仅是市场性的交换。

Granovetter(1985)等人将人际关系区分为嵌入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两种,而黄光国(1988)在两端之间加入了“混合性关系”。相应地,对先赋性政治关系和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区分与上述学者们的研究具有一致性,前者主要是情感、社会/嵌入性关系,而后者则主要是工具/市场性关系。两种性质不同,作用机理也不同,因此将两者不加区分地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偏差,甚至是错误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当前诸多关于政治关系的研究结论不同的重要原因。

五、总结

近年来,管理学界、社会学界对政治关系的相关研究比较丰富,为我们洞察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理论启发和实践借鉴。但是,现有研究还有很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赋性政治关系和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关系来源不同、作用机制不同,其对企业的直接和间接效果当然也不一样。但是,现有研究大都着眼于对有政治关系和无政治关系的两类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回避了企业成立之前就存在政治关系的情形。即便是部分研究涉及到对先赋性政治关系的分析,也是将其和后致性

政治关系混而言之,并没有做到较好的区分,既没有揭示两类企业的经营差异,也没有回答两种政治关系企业之间的成长差异。

第二,先赋性政治关系使企业在创立时期就拥有一个政府关系网络,其初始位置要明显高于不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企业,而这种更高的位置可以使他们在更大、更高的范围内和其他拥有资源分配权力的政府人员联络,形成工具性的后致性政治关系。同时,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人对政府“关系—资源”的模式耳濡目染,其特有的工作经历也让他们在和政府官员们打交道时游刃有余,更加娴熟地参与现实政治过程。因此,先赋性政治关系对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现有研究很少涉及,没有回答两种政治关系之间的关联情况。

第三,学界更注重政治关系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结果的研究,忽视了对其中作用机制的探讨。以嵌入性的先赋性政治关系为例,现有研究大都将经济过程嵌入到人际关系结构中去分析,但对本身的经济行动关注甚少,也没有深入地去探讨,不同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怎样影响经济行动(符平,2009)。

第四,在官员下海、权力期权现象大量出现的同时,社会上也普遍存在“商而忧则仕”的情况,这些进入仕途的前商人往往会对当初让自己发迹的企业心存感恩之情,这类官员更有动机和能力去关照“娘家”企业(徐细雄等,2010)。学界对这种“由经济决定政治”(曹正汉,2006)的现象的研究比较缺乏。同时,新时期这种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之间的相互转化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也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

第五,数据分析方法有待改善。现有研究在进行数据分析时经常忽视了政治关系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大多数关于先赋性政治关系的研究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学领域,统计方法欠规范,数据也有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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