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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政治关系的先赋性与后致性:一个理论综述

企业政治关系的先赋性与后致性:一个理论综述
企业政治关系的先赋性与后致性:一个理论综述

企业政治关系的先赋性与后致性:一个理论综述

摘要: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大体着眼于对企业现有的政治关系,即后致性政治关系进行探讨,忽略了企业在创立之初即有的政治关系,即先赋性政治关系的研究。本文分别对企业政治关系的先赋性与后致性进行了系统的文献回顾,认为两者的关系性质及作用机制不同,不加区分地对两种进行研究可能造成偏误,并进一步认为这可能就是造成目前诸多关于政治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政治关系先赋性后致性

一、引言

先赋性与后致性是社会学中研究社会流动或分层机制时的规则分类(张宛丽,2004),社会学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便源起于先赋性与后致性理论。“地位获得”范式的研究一般会先按照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社会声望等因素对各种职业地位进行评分,然后看子代职业评分与父代职业评分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一些中介因素(如父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初职地位评分)的关系。如果上述关系主要通过子代受教育程度来间接传递,那么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主要是“自致性因素”,即“后致性”;如果上述关系主要通过父代职业地位来直接传递,那么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就主要是“先赋性因素”(张翼,2004)。

自Krueger(1974)开启政治关系理论研究的先河以来,政治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借鉴先赋性与后致性的逻辑和分析思路研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关系,可以将私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区分为先赋性政治关系及后致性政治关系。企业行动的发起、召集人无疑是企业家,企业家在构建企业的政治关系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国内外关于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大都着眼于企业家(或高管)的政治关系。如同先赋性是指继承来的社会地位一样,先赋性政治关系是企业成立之时,因为私营企业主自己或直系亲属担任国家公务员或在大型国企担任主要负责人而使企业拥有一定的政治关系。后致性的政治关系则是企业成立后,私营企业主努力搭建,或政府给予企业政治“荣誉”使企业拥有的政治关系。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大体着眼于对企业现有的政治关系,即后致性政治关系进行研究,对企业在

创立之初的政治关系,即先赋性政治关系却少有研究。就企业政治关系与企业经营及其成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来看,大多数着眼于对有政治关系和无政治关系的两类企业进行比较研究,回避了企业成立之前就存在政治关系的情形。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文献的基础上揭示先赋性政治关系和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异同,为下一步基于本土情境开展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研究提供借鉴。

二、企业后致性政治关系的研究

当前学者们研究的大都集中在后致性政治关系,因此在本部分,“政治关系”指的就是“后致性政治关系”。

1.后致性政治关系的界定

随着政治关系(political connection)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学术界开始广泛关注企业政治关系,而且如何界定政治关系却难以统一。Faccio (2006,2010)认为,如果企业中至少有一个大股东或一名高管是国会议员、政府部长、州长或与政府高官关系密切,那么该企业就被视为具有政治关系。和Faccio 的思路相似,Johnson等(2003)、Joseph等(2007)、Ferguson & V oth(2008)依据不同的制度环境,从企业高管身份的角度,对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进行了大体相似的界定。我国学者卫武等(2004)从政治策略的角度(政治公益策略、政治公关策略、政治参观策略、政治参与策略、政治宣传策略、企业党建策略、政治媒体策略等诸多方面)来诠释企业家政治关系的内涵。而胡旭阳(2006)、胡旭阳等(2008)、罗党论等(2008)、罗党论等(2009)、邓建平等(2009)、李四海(2010)则从民营企业高管行为的视角界定政治关系,即民营企业通过参与政府活动而形成的关系,比如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民营上市公司聘请前任政府官员进入董事会等。

关于企业政治关系及其强度的测量,因不同学者采用的统计方法不同而存在差异,方法各有千秋。胡旭阳(2006)、胡旭阳等(2008)、邓建平等(2009)以企业家政治身份的高低来衡量政治关系的强度,如果企业家或企业高管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则代表政治关系最强,省级人大代表或省级政协委员次之,依此类推;Agrawal等(2001)、陈冬华(2003)、Fan等(2007)、罗党论等(2008)、罗党论等(2009)以董事会成员中有政府背景的董事比例来衡量;Khwaja等(2005)、Jayachandran(2006)用政治捐赠的多少来反映政治关系强度;Bushman

等(2004)则以企业中国有股的比例来衡量政治关系的强弱。

2.企业建立后致性政治关系的行为动因

(1)直接的利益动因

Anthony Downs(1957)认为人们无论做任何事都会比较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此来决策自己是否实施行动。企业的政治参与行为也同样如此,目的是寻求投入最少,利益最大——也就是说,当不能给民营企业带来收益时,企业将不会寻求建立政治关系。

政治关系带来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帮助企业获得进入规制行业的机会(徐细雄等,2010)。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对于某些政府管制行业,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因其较大的经济规模、长期的经营和国家信用的支持而获得显著的优势,而这种制度和政策上的进入障碍明显阻碍了民营企业的进入(刘小玄,2003),致使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着市场壁垒与制度壁垒的双重压力,存在不正当竞争、信息约束以及关键资源不足等问题,使得民营企业管理者必须建立同政府部门和其它国有企业的关系(Luo等,1997)。胡旭阳(2006)的研究显示,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起到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降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壁垒的作用,因此民营企业家有强大的动机建立政治关系,而这种政治关系可以通过影响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Krueger,1974;Morck 等,2005;Mobarak等,2006;Acemoglu,2007;Wiwattanakantang,2009)。

政治关系还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企业资源(Fisman,2001;徐细雄等,2010),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大量的稀缺资源仍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通过私人企业家不断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各种资源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Child,1994;李路路,1997;石秀印,1998;戴建中,2001),而这种通过政治关系获得的资源主要包括优惠融资和投资待遇(Johnson等,2003;Sapienza,2004;Cole,2004;Dinc,2005;Khwaja等,2005;Charumilind等,2006;Charumilind等,2007;Faccio,2006;Claessens等,2008;余明桂等,2008;罗党论等,2009;Francis等,2009;李维安等,2010)、政府采购合同的获得(Goldman等,2009;Boubakri等,2008)和税收减免及政府救济(Adhikari 等,2006;Bertrand,2007;Faccio等,2006;吴文峰等,2008;Boubakri等,2008;潘越等,2009)

(2)非直接的利益动因

企业建立后致性政治关系除了直接的利益动因外,还有一种非直接的利益动因。这种非直接的利益动因意味着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出发点并不是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发展政治关系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品(曹正汉,2006;罗党论等,2009;Qi等,2010)。转型经济意味着产权保护法律尚不健全(Choi等,2000;Hoskission 等,2000;Li等,2002),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有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民营企业存在的合法性曾经备受质疑,民营企业要“合法”地发展,往往就只能建立政治关系解决经营合法性问题、政治歧视问题、政治谈判能力问题(曹正汉,2006),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起到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作用(胡旭阳,2006),使之赢得与公有制经济相比相对公平的待遇。因此,越是正式制度不完善、产权保护不力的地区,企业就越愿意建立政治关系。Chen等(2005)、Li等(2006)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政府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税负越重、法律保护越不力的地区,私营企业主越有动机开展政治关系活动。Faccio(2006)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认为在腐败程度较高,外资进入较难、法律体系较不完善和司法独立性较低的国家,企业的政治关系行为越普遍(徐细雄等,2010)。

第二,作为企业的政治荣誉而存在。由于企业绩效本身比较突出,政府主动给予企业家一定的政治地位,企业家则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接受这种政治安排。曹正汉(2006)就认为,并不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有能力获得政治谈判地位,比如进入人大和政协,成为这些组织的一份子。这是一场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政治竞争,由企业的综合实力决定,是经济决定政治。邓建平等(2009)注意到,政府官员要“下海”到民营企业任职通常选择经营绩效较好、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任职。同时,在行业中表现比较突出的企业家也较容易担任高级别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即政府要“根据有较高政治素质、有较大社会贡献、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在所联系阶层中有较大影响和热心工商联工作的标准,进一步做好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和政治安排工作。①

①见《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统发[2008]12号)

3.企业建立后致性政治关系的模式和渠道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具体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Granovetter,1985;Zhou Xue Guang,2003)。中国的民营企业并不是以孤立的、原子状态存在并开展交易和竞争的,其创办、生存和交易活动都深深嵌入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中国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系,包括正式的组织形式和非正式组织的形式两种(李宝梁,2001)。正式的组织形式即制度化途径主要有: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企业建立中共基层党组织;组建民间协会和其他社团等(朱光磊等,2004)。对于非制度化途径(白重恩,2005;刘学民,2009),其建立遵循一种“渗透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交际阶段,即利用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或诉诸以前的联系,或使用中间人关系,通过袭(承袭已有的关系资源),认(主动与他人确认共同的关系基础),拉(没有既有关系或既有关系太远时努力拉上),钻(通过各种手段接近权威人物),套(套交情、套近乎),联(扩展关系网络),不断地把对自己有用的人纳入自己的关系网络;二是交情阶段,如果交际阶段进展顺利的话,双方就会通过相互尊重、交流思想、礼尚往来等情感性色彩较强的方法发展友情关系,从而由初步的人际信任发展到互惠的信任,进而再发展到更深的人际信任,为将来利用关系奠定感情和资源基础(李孔岳,2007)。

4.企业的后致性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

后致性政治关系可以帮助企业突破行业壁垒、带来资源,还可以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品,有时也是政府对表现突出的企业的“奖赏”。学者们对政治关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不尽一致,甚至是相反的。

国外学者早期的研究发现,企业集团或行业性的政治关系活动可以为本行业或本企业带来盈利(Olson,1965;Pittman,1976;Salamon等,1977;Aplin等,1980;Keim等,1988;Mitnick,1993)。后来也有很多研究表明,无论在市场环境成熟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大都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收益(Peng & Luo,2000;Agrawal & Knoeber,2001;Goldman,2009;Fisman,2001;Khwaja & Mian,2005;Claessens,2008)。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

针对民营企业,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戴建中(2001)通过对1997年全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在集资和向金融机构贷款时,有13%需要动用企业政治关系网络中的各级干部资源;在日常采购、销售、获取信息和技术、租或买场地、保证水电供应等方面,65%的企业需要企业政治关系网络中各级干部的关照。在管理学领域,关于民营企业政治关系和绩效关系的研究就更多了,如孙铮(2005)、胡旭阳(2006)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后致性政治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的优惠融资和更好的投资待遇;余明桂等(2008)、罗党论等(2009)的研究表明后致性政治关系意味着较多的银行贷款和较长的贷款期限、较少的融资约束;罗党论等(2009)认为后致性政治关系可以获取政府在政策和资源方面的支持。同时,大多数研究都发现企业的后致性政治关系对企业的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Li等,2007;罗党论等,2008)。

当然,也存在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研究发现企业后致性政治关系不一定给企业绩效带来正的影响(Cheung等,2005;Faccio,2006;Joseph等,2007;Claessens等,2008;Boubakri等,2008;邓建平等,2009)。对于怎么去解释这种现象,学者们认为主要是政府的“掠夺之手”在起作用(Cheung等,2005;Joseph 等,2007;邓建平等,2009),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有这种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加不珍惜资源,因此浪费资源,导致采取更多的无效率投资所致(石秀印,1998;Claessens等,2008)等。

三、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的研究

关于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的研究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第二,管理学关于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研究。

1.先赋性政治关系的内涵

现有研究并没有区分政治关系的“先赋性”与“后致性”,而是都笼统地将两种情况都统称为“政治关系”(political connection)。不过,还是有学者比较倾向于将“先赋性”的政治关系刻画为“政治关系”。Bertrand等(2007)认为,只要公司CEO是精英学校毕业生,同时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那他就拥有政治关系。Joseph等(2007)、Fan等(2007)也认为,CEO担任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军队系统的官员,那么企业就拥有政治关系。同时,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亲属的政治关系对个体或企业的影响,认为家庭背景可能包含政治关系(Li等,

2007;杨瑞龙等,2010)。石秀印(1998)不但考察了企业家本人的政府任职经历对企业的影响,还考察了关系亲密者(直系亲属、配偶或朋友)的政治背景对企业的影响。杨瑞龙等(2010)着重讨论了父辈的政治关系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认为父辈的“权力寻租”可能通过代际传承展现出来。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先赋性政治关系主要包括企业家政府、军队任职经历以及创办企业前关系亲密者的政治关系两类。

2.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作用机制

理论界对企业先赋性政治的研究显示,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作用机制是“精英再生”机制。

“精英再生”理论是针对“精英循环”理论而提出来的。持“精英循环”观点的学者发现,在60年代的匈牙利,经济改革鼓励那些曾经被剥夺、来自下层的家庭的后代从事私有农业经营并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而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却并没有涉及,因此他们推断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意味着因共产主义革命而中断的资产阶级的恢复,未来新的经济精英必然来自社会的下层(Szelenyi,1982;宋时歌,1998)。Nee(1989)在Szelenyi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市场转型理论(Market Transition Theory),他通过对1984年中国福建农村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使权力从再分配官僚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手中,进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再分配体制下的向上流动的社会结构。在Szelenyi(1982)以及Nee(1989)看来,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是相对独立的,同时也是可以转换的,这就决定了政体断裂造成政治资本操纵其他资本的能力下降,从而产生新的精英(秦琴,2005)。

但是,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以及中国等国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精英循环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了。J.C.Oi(1989)、Shirk(1989)以及Rona-Tas(1994)对“精英循环”理论提出了批评,他们发现市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旧体制的剥夺者,而是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宋时歌,1998)。Rona-Tas(1994)将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区分为“侵蚀阶段”和“市场转型”阶段。在“侵蚀阶段”,国家对私营经济部门进行严格限制致使只有那种地位低下或缺乏向上流动机会的人才参与到私营经济部门中来;但到“市场转型”阶段,国家不但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而且自上而下推动经济体制市场化,这是许多在计划经济时代占优势

的人也进入市场经济领域(Rona-Tas,1994;李路路,1997)。在“市场转型”阶段,一部分再分配部门拥有权力的人开始直接投身商场,在市场中大获其利,这就是(中国)92年之后出现的“下海热”……。另一部分,拥有再分配权力的部门也开始直接投身商场……。另外,原来一些在再分配体制当中形成的一些基本性的权力开始成为商品②

(刘玉照等,2007)。

在计划经济中占有优势的人群加入市场经济中后,更可能获得成功(Rona-Tas,1994;李路路,1997)。Rona-Tas(1994)认为其原因在于,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们在体制内建立了深厚的社会网络,因此在政治剧变发生后,这些再分配者虽然失去了权力,但并没有失去已有的社会网络。接着,在国家的私有化进程中,他们借助社会网络能很快在市场经济范围内转变成民营企业主,并且能成功地经营企业,即他们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把以前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源——经济资源。边燕杰等(1996)从中国情境出发提出“权力持续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边燕杰等(1996)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城市单位制并没有改变,这种制度使得政治权力能够继续对资源进行控制和分配,改革之初那种Szelenyi(1982)和Nee(1989)所提出的新精英产生的原因仅仅是中国政府为了获得支持而给予低收入者的补助,当改革全面深入后,原来的权力精英将获得更多的好处。之后,有学者提出了“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认为我国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干部权力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甚至,他提出我国市场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配并削弱做完既得利益者的干部的政治权力和物质特权,相反,在保持再分配体制基本现状的前提下,它所重新分配的是由新生的市场经济创造出的巨大财富。而在这个过程中,干部是国家政策唯一的解释者和执行者,能够而且愿意将旧的再分配权力转化为新环境下的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权力。这使得他们有最大限度的权力和灵活性来利用国家政策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宋时歌,1998),因此造成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相互转化、相互包庇的情形,形成阶层地位和边界相对固定化(李路路,2008),在产生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精英

②如城镇户口被拿来拍卖。

社会的同时,产生一个几乎排除在社会结构之外的底层社会(孙立平,2003)。即便随着市场的扩张,政治因素虽然不再是最重要的或者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但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李路路,2008)。

3.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的影响

先赋性政治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对个人成为私营企业家的影响;第二,对私营企业经营的影响。

(1)对个人成为私营企业家的影响

在国外,早在1994年,Rona-Tas(1994)就指出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们在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中借助之前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能很快在市场经济范围内转变成民营企业主。在国内,诸多学者都有仔细考察过先赋性政治关系对个人成为私营企业家的影响,但其结果因为统计数据来源以及分析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李路路(1995)认为,人们在进入私营经济领域时,一般倾向于进入那些自己有比较熟悉的社会关系的行业,特别是与自己原来职业相同的行业,或与此相关的行业,因此私营企业家与他的亲戚朋友的关系,特别是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和权力地位对他们进入私营经济领域有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在随后的文章中,李路路(1996)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指出私营企业家进入私营经济领域与企业家本人和其父亲原来的职业等在传统体制中的地位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不过,李路路(1996)对数据的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是企业家本人和其父亲是干部的比例比较低,而没有联系干部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来比较。石秀印(1998)更新了数据分析方法。他的研究发现,“将私有企业家本人及其父亲、最密切亲戚、最好朋友和配偶属于某类职业的比例相加,然后求平均数,将其与全国相应职业者占在业人口的比例比较,可以发现,私有企业家本人及其父亲、最密切亲戚、最好朋友和配偶属于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干部的人,成为私有企业家的大大超过理论概率。”宋时歌(1998)的研究也显示,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干部身分对成为企业主的促进作用急剧增大,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条件下,干部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的12倍。他进一步分时段进行分析,发现干部身份对私营企业主地位的获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及明显的时间差异。在改革初期,干部身份对成为企业主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很快,这种促进作用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变得非常显著。宋时歌的解释是,在改革前期,干部们被

旧体制的大量既得利益包袱所牵制,因此没有及时迈向市场,但当他们挣脱这些包袱,加上国家权力的推动后,其手中的权力转化为新的、巨大的经济力量,而且市场经济越发展,干部成为企业主的优势就越大。

(2)对私营企业经营的影响

Rona-Tas(1994)指出,在转型阶段,干部们更可能在进入私营经济领域后取得成功。但Bertrand 等(2007)的研究却显示,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企业需要支付给相关员工更高的薪酬,因此其利润反而较低。从国内来看,由于数据来源及数据分析方法的不同,关于先赋性政治关系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有一定的差异。李路路(1997)指出,虽然企业的融资能力和先赋性政治无关,但企业技术人员的来源与企业家本人创办企业前的职务和他父亲的职务有关。同时,如果将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实有资产、员工数量、年产值或营业额等指标综合起来,构成一个测量企业发展程度的综合性经济指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成功的话,从整体上看,私营企业主本人过去的社会地位及家庭背景对企业成功并不具有重要性。不过,从局部来看,在农村和西部地区,企业家本人原社会地位以及农村地区的党员身份,对这些地区企业的成功仍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李路路,1997)。和李路路(1996)的研究有出入的是,石秀印(1998)的研究显示,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家存活率更大,而其原因在于这种先赋性的政治关系能给企业带来诸如资金、设备、渠道、管理诀窍、经营思想等方面的资源。石秀印(1998)将企业得到的这些资源叫做“绿灯型”资源,因为“绿灯型”资源廉价,人们更可能积极而大量地获取它,也更倾向于不珍惜它,浪费它,因此原来具有机关事业干部身份的私有企业家,或者以机关事业干部为亲密社会关系对象的私有企业家,所达到的资产规模较大,但经营效率却一般。石秀印(1998)还考察了企业家的前军人身份对企业的影响,他发现军人本人对私有企业家的进入率是低的,其所达到的规模是中等的,所实现的效率却是最高的。

四、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和后致性政治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1.先赋性政治关系与后致性政治关系的联系

从结构主义出发,先赋性位置不同,带来的资源也不同。初始位置越好,行动者越可能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Lin Nan,2001)。同时,个人资源最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所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源,(虽然)随着积累的增长,这些

社会资源构筑起一个社会网络,从其中得到的资源将比个人资源发挥更重要的影响(Lin Nan等,1981)。也就是说,业主(企业家)本人的前社会地位会有助于与计划经济部门建立联系(李路路,1997),即企业先赋性政治关系将直接影响到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建立。

2.先赋性政治关系与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区别

彭宏伟等(2010)引用费孝通“差序格局”的概念,指出我国公共权力体系的缺陷与差序格局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更加容易产生共振,增加公共权力腐败发生的概率。换句话说,就是与权力主体在距离上更为亲近的个体将获得权力主体更多的关照,更容易诱发其公权私用。依照差序格局的排位,直系亲属关系,将产生最大的诱发力,其后依次是朋友、同事以及功利性的交易关系个体。同样地,石秀印(1998)提到,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支付具有相当的选择性和特异性,即只支付给关系最密切者,并按关系密切程度给予不同的类型和数量。因此,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在成立的时候就具备了这种先天的优势,能够从网络里获取大量资源,因此其规模也更大。事实上,先赋性政治关系大都建立在天生的血缘亲戚关系,或后天构建的朋友同学等熟人关系之上,更多的是由信任和情感等因素以及长期交往所形成的(李新春等,2009),是一种情感性的、社会/嵌入性关系。

和先赋性政治关系企业不同,拥有后致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在企业创立时并不拥有政治关系,他们的政治关系主要源于两种情况。其一,企业家努力参与政治,以期获取资源(Fisman,2001;徐细雄等,2010;Child,1994;李路路,1997;石秀印,1998;戴建中,2001;Johnson等,2003;Sapienza,2004;Cole,2004;Dinc,2005;Khwaja等,2005;Charumilind等,2006;Charumilind等,2007;Faccio,2006;Claessens等,2008;余明桂等,2009;罗党论等,2009;Francis 等,2009;李维安等,2010;Goldman等,2008;Boubakri等,2008;Adhikari 等,2006;Bertrand,2006;Faccio等,2006;Faccio,2007;吴文峰等,2008;Boubakri等,2008;潘越等,2009)、进入高壁垒行业(徐细雄等,2010;Luo 等,1997;胡旭阳,2006;Krueger,1974;Morck等,2005;Mobarak等,2006;Acemoglu,2007;Wiwattanakantang,2009)或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品(曹正汉,2006;罗党论等,2009;Qi等,2010;Choi等,2000;Hoskission等,2000;

Li等,2002;Chen等,2005;Li等,2006;Faccio,2006;徐细雄等,2010);其二,那些没有依靠政治关系却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并得到比较好的发展的私营企业因为能够带来大量税收,并解决当地就业问题,政府往往会给予这些企业家政治头衔,作为这些企业的承认(曹正汉,2006;邓建平等,2009)。很显然,这种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工具性和经济性交换基础上的,具备“市场性”的特点。

因此,先赋性政治关系和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形成机理并不一样,前者主要是社会/嵌入性关系,而后者则主要是工具/市场性关系。Granovetter(1985)对经济学忽视社会结构、简化原本复杂的人性的作为展开了批判,提出市场中的经济行动必定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他)将人看作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并假设建立在亲属或朋友关系、信任或其他友好关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维持着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符平,2009)之后,Uzzi(1996)将“嵌入性”的观点进行操作化,通过经验研究证明嵌入性使得行动者并不自私地追求眼前利益,而是集中在培育长期的合作关系。之后,Uzzi(1999)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关系,即嵌入性关系和市场性关系,将市场性关系定义为“一种是即时性和非个人化的臂距关系(Arm’ s length tie)”,将嵌入性关系定义为“有着情感关联、稳定的嵌入关系”。

Uzzi(1999)的研究表明,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商业交易嵌入性越深,他们之间信任和互惠的期望就越有利于交易的进行。刘世定(1999)也指出,订立契约和合同前的社会关系降低了不可预测的市场变化和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基于此,对于那些拥有质量比较高的嵌入性关系的企业来说,动用嵌入性关系带来的回报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新创企业,其大都比较依赖企业家先前的关系网络来获取资源(Aldrich,1999;Larson等,1993),甚至“运用的可能更多的是嵌入性关系,而不是市场性关系”(李新春等,2009)。不过,嵌入性关系的维护也是需要成本的,有时,基于利益交换的市场性关系的应用反而成本相对较低(Max Boist & John Child,1996),因此企业会对嵌入性关系网络和市场性关系网络进行合理组合,以寻求平衡,当企业逐渐变大时企业将更多地利用市场性关系而减少嵌入性关系的应用。但是,嵌入性关系对企业绩效的重要性却未因企业生存年限增加而下降。与此同时,市场性使用频率和强度随着企业生存年限的增加相对

在上升,但其对企业绩效的重要性是随企业生存年限的增加才具有显著性(李新春等,2009)。

和Granovetter(1985)、Uzzi(1999)、李新春等(2009)的观点相似,黄光国(1988)将华人社会的关系区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三种。实际上,黄光国(1988)的主要贡献在于阐述了不同种类关系的作用机制,即面对上述三种关系时,资源分配者会分别以需求法则、人情法则和公平法则来和对方进行互动。先赋性政治关系的来源或者是企业家的亲人,或者是企业家本人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而提供后致性政治关系的来源则主要是成为企业家后工具性行动的后果。按照黄光国(1988)的区分方式,对于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家来说,资源分配者将主要采用需求法则,部分采用人情法则和他们进行互动;对于拥有后致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家来说,资源分配者将主要采用公平法则,部分采用人情进行互动。剔除部分的人情法则,两种政治关系内部就有了一定的区别,即在需求法则下,资源分配者“将竭尽所能,来满足对方的需要”(黄光国,1988),在公平法则下,资源分配者考虑的仅仅是市场性的交换。

Granovetter(1985)等人将人际关系区分为嵌入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两种,而黄光国(1988)在两端之间加入了“混合性关系”。相应地,对先赋性政治关系和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区分与上述学者们的研究具有一致性,前者主要是情感、社会/嵌入性关系,而后者则主要是工具/市场性关系。两种性质不同,作用机理也不同,因此将两者不加区分地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偏差,甚至是错误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当前诸多关于政治关系的研究结论不同的重要原因。

五、总结

近年来,管理学界、社会学界对政治关系的相关研究比较丰富,为我们洞察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理论启发和实践借鉴。但是,现有研究还有很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赋性政治关系和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关系来源不同、作用机制不同,其对企业的直接和间接效果当然也不一样。但是,现有研究大都着眼于对有政治关系和无政治关系的两类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回避了企业成立之前就存在政治关系的情形。即便是部分研究涉及到对先赋性政治关系的分析,也是将其和后致性

政治关系混而言之,并没有做到较好的区分,既没有揭示两类企业的经营差异,也没有回答两种政治关系企业之间的成长差异。

第二,先赋性政治关系使企业在创立时期就拥有一个政府关系网络,其初始位置要明显高于不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企业,而这种更高的位置可以使他们在更大、更高的范围内和其他拥有资源分配权力的政府人员联络,形成工具性的后致性政治关系。同时,拥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人对政府“关系—资源”的模式耳濡目染,其特有的工作经历也让他们在和政府官员们打交道时游刃有余,更加娴熟地参与现实政治过程。因此,先赋性政治关系对后致性政治关系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现有研究很少涉及,没有回答两种政治关系之间的关联情况。

第三,学界更注重政治关系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结果的研究,忽视了对其中作用机制的探讨。以嵌入性的先赋性政治关系为例,现有研究大都将经济过程嵌入到人际关系结构中去分析,但对本身的经济行动关注甚少,也没有深入地去探讨,不同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怎样影响经济行动(符平,2009)。

第四,在官员下海、权力期权现象大量出现的同时,社会上也普遍存在“商而忧则仕”的情况,这些进入仕途的前商人往往会对当初让自己发迹的企业心存感恩之情,这类官员更有动机和能力去关照“娘家”企业(徐细雄等,2010)。学界对这种“由经济决定政治”(曹正汉,2006)的现象的研究比较缺乏。同时,新时期这种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之间的相互转化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也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

第五,数据分析方法有待改善。现有研究在进行数据分析时经常忽视了政治关系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大多数关于先赋性政治关系的研究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学领域,统计方法欠规范,数据也有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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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玲2018年政治学原理形考任务1

2018年政治学原理形考任务1 姓名:吴玲 学号:1743001458222 学院: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行政班级:17秋直属行政管理专科 形考任务一 (一)交流主题(学员可从以下三个主题中任选一个进行交流) 题目1、理论联系实际讨论为什么说政治是不可避免的?政治会“终结”吗? 题目2、理论联系实际讨论“理想主义政治设计方案”与“现实主义政治设计方案”的差异及现实意义。 题目3、理论联系实际讨论为什么说政治权力要受到制约?如何制约政治权力? (二)讨论交流形式 以下二种形式均可: 1.学员可以在本讨论区教师开的主题帖下,直接跟帖交流; 2.辅导教师将学员分组(每组7人左右),进行线下讨论或运用qq群等进行线上讨论,每个学员将讨论交流情况上传至本讨论区。上传内容包括:本人的发言内容(提纲);小组讨论总结(不少于300字)。 (三)交流时间 完成第三章学习任务后进行。 (四)成绩评定 辅导教师对每位学生的交流帖评分。 分隔小组: 怀化分校直属教学点_2018年春季一键分班 答题: 选择题目3:理论联系实际讨论为什么说政治权力要受到制约? 如何制约政治权力?

答: 一、本人发言提纲: (1)政治权力要受到制约,是因为政治权力是一种社会公共力量,又是一种以暴力为核心的物质力量,它具有普遍性、排它性、单向性和至上性的特点,对全社会成员普遍适用,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但是,当它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时,就会异化而产生腐败。因此,只有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才能保证它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从而达到维护统治秩序、整合社会运行机制的目的。 (2)制约政治权力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①健全制度体系。因此,要结合实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夯实以制度制约权力的基础,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及时完善、修订、废止有关制度,建立健全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特别注重以制度规范党内民主权利、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各自的领域和作用范围,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要完善党务、政务、司法等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 ②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以制度制约权力,必须切实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做到执行制度不走样、维护制度不变通、违反制度必惩处。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制度运行监控机制,形成各方面监督制度运行

企业战略管理的三大理论分析

企业战略管理的三大理论分析 战略管理是企业通过战略制定与实施,完成企业当前任务,逐步实现远期目标。制定与实施企业战略管理,是以企业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战略分析为基础和前提的。因此,战略分析、战略选择与战略实施就构成战略管理的三大要素。 战略分析要充分全面 战略分析的目的,是准确评估企业当前状况,找出企业存在的问题,确定和修正企业今后的发展目标,制定出更符合企业内外部客观环境的实施计划。因此,战略分析必须充分全面。做到这一点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通过分析企业的内外部客观环境,确定企业的任务和目标。而企业的任务和目标,是为企业的战略制定和评估提供依据。 其次是分析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包括两个方面: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大环境,如国家政策、国际国内经济走势、社会需求等等;微观环境指的是同类企业情况,如生产、销售及发展变化等诸多因素,与企业利益相关联的人或企业的要求,以及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制定、评价和实施过程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企业的组织行为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或制约。通过战略分析,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了解企业所处的环境,正在或即将发生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对企业产生何种影响,是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抑或是对企业产生了威胁。 再次是客观分析企业内部情况。通过分析需要明确企业的优势和劣势,明确企业所具有的资源与能力,明确企业的不利因素。 战略选择的步骤 第一步,制定战略选择方案。 制定战略规划,需要制定几种方案可供选择。制定战略方案要充分实行民主集中制。根据管理人员的不同层次和介入战略分析的深度、战略选择的程度,通常战略选择方案由三种形式产生:一是自上而下。总部高层管理人员根据掌握的战略分析,制定企业总体战略,然后自上而下,交给下属各部门,依据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将总部总体战略具体化,形成系统的战略方案。二是自下而上。企业总部不做任何硬性要求,而由下属各部门积极提交战略方案。根据这些方案,企业总部相关管理人员根据企业任务和目标,通过协调平衡,对各部门战略方案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然后加以确认。三是上下结合。战略方案制定是由企业高层管理与下属各部门管理人员共同参与。在制定战略方案时,上下级管理人员进行必要的沟通与磋商,找出一种较为适宜的方案,作为战略方案。三种战略方案形成方式主要区别于战

2018年高考政治复习:高中政治主观题解题方法分析—合理性论证(归因论证)

试题汇编·主观题篇(经典回放)·合理性论证(归因论证)(1) 身材不好就去锻炼,没钱就努力去赚。别把窘境迁怒于别人,唯一可以抱怨的,知识不够努力的自己。勿忘初心。——致桂晓及全体小伙伴 备课组李洁雄 【试题分析】:该小题分为两小问,第1小问,要求分析“合理性”,属于归因论证(为什么)类的设问,原因题。“原因题”一般都是两个逻辑点:一是“必要性”,二是“可行性”,分析“合理性”亦如此,需要分析“必要性”和“可行性”,这是答好本题这1小问所要遵循的“大逻辑(完整)”; 然后,对“现阶段(当前)我国增加财政赤字”(具体话题)的合理性分析,且设问限定为“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经济知识”,而非泛泛而谈,这又是答好这1小问所要遵循的“小逻辑(缜密)”。综上, 【问题逻辑决定答题逻辑】: 结合材料二必然性 和(或)分析→现阶段我国增加财政赤字的重要性 经济知识可能性

【具体思维过程】: 从必然性方面, 首先结合材料二可以明确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即——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增加财政赤字的“”必然性,亦即是当前客观状况使然,是为了解决现状不足的需要; 从重要性方面,结合所学经济知识: 【整合分析过程,确立答题逻辑】(大逻辑完整、小逻辑缜密):

关键词:党和政府·生态文明建设 答题大逻辑:“为什么要”·必然性+重要性+可行性(看材料有没有)【根据前题所学,自主尝试作答】: 【国标答案及其评分细则展示对比】 【狂奔怒吼嘶号·本王试题分析】:

本题以生态文明建设为话题(联系时代热点,反映时代特征),考查运用政治生活知识归因论证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讲,要求考生调用政治生活的有关知识分析“党和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因。遵循归因论证的答题逻辑(必然性·理论必然与现实必然+重要性,有时还要+可行性)。 故,一方面,此题要调用和运用党和政府的知识分析“这么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必然性,如答案要点①和②,前者从“党和政府的宗旨、原则层面”分析,后者从“党的执政理念、政府职能层面”分析(注意知识更新:现在应该改是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职能”); 另一方面,要分析“这么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必然性和重要性,如要点③就属于现实必然性(联系“生活”实际所得),④属于做好这件事的现实意义(对“国家”、对“人民”两个小角度)。 【题组反思·归因论证】 1.掌握归因类试题的答题形式(大逻辑完整),从多个维度、多个方面(必然性·理论必然+现实必然、重要性·多个角度、可能性·各种条件)去思考问题,只有这样,构建的答案才能逻辑严谨、层次分明,才能从逻辑上全面覆盖设问要求(才具有完整性),且有利于以点带面,提高分数,避免集中对“某一逻辑要点”反复论证,但“要点不全,得分缺失”,阅卷者不能因为你某一个要点答得非常完美就把另外一个要点的分数给你,当然并不是每道“归因论证题”都要将每一个逻辑要点答全,每道题都是特殊的、具体的,视具体的题有所侧重、异同。 如今天“两道题”,前者的“必然性”分析侧重“”必然性,而后者既有“现实”必然性,也有“”必然性,前者有“可行性”分析,后者无“可行性”分析 2.丰富归因类试题的答题内容(小逻辑缜密),一定要立足且“全面深刻”地从试题设问指向的具体话题、和材料中提供的“有效信息”中去分析问题,运用“归纳、概括”思维,提炼“信息”在学科理论中对应的知识点,形成“理论”必然性或“重要性”的缜密、具体的分析;当然,也要充分联系“生活实际”(时代背景、世情国情、客观现况),从生活中提炼出“现实”必要性或“重要性”的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构建的答案才能具体特殊、缜密充实(才具有针对性)。 【今天两题你的实际得分】:分与分; 收获and提惑 【学习所得】: 【Any question?】

浅谈中国的依法行政

浅谈中国的依法行政 学院 专业 班级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完成时间

目录 提纲…………………………………………………………………2页摘要、关键词………………………………………………………3页Abstract、key word………………………………………………4页正文…………………………………………………………………5页参考文献……………………………………………………………18页

提纲 1.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1.1依法行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1.2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2.依法行政的基本内容 2.1依法行政的概念 2.3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2.2依法行政的目标 2.4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3.我国依法行政的现状 4.解决对策

浅谈中国的依法行政 摘要: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宪法理论、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构成了政府依法行政三位一体的理论前提分别提供了依法行政的自身追求、动力源泉和压力机制。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依法行政正逐步向良性方向发展,但与法制政府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不少差距。只有实现行政主体内在规则的主动拘束和外在规则的客观拘束来相结合,才能使依法行政得带落实。 关键词:依法行政;现状;对策

Discuss ion on China’s administrative law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law is the "rule of law" an important content. Constitutional theory, the market economy and civil society constitute the trinit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by law provide, respectively,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administration by law to pursue its own power source and pressure mechanisms. Generally speaking, China's administrative law gradually to the positive direction, but compared with the legal requirements of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gaps. Only the internal rul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body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and external binding rules binding initiative to combine, have to take in order to ma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Keywords: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Status; countermeasures.

战略管理文献综述02

战略管理文献综述 “战略”原为一个军事术语。战略的思想古已有之,最早见于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公元前400年左右)的《孙子兵法》一书。美国的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在《大战略》中指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从军事方面来看,《孙子兵法》已形成了系统和完整的战略思想体系(杨庆山,散襄军,苏锦江,陈炳富,2001)。1938年,美国学者切斯特?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第一个将战略的观念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当中,首开战略研究的先河。他认为,把战略因素局限于管理活动和交易活动的某些方面是没有必要的,在需要做出决策的任何情况下,企业组织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相同的,都必须考虑到战略因素。 从此以后,有关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已形成了众多流派,大有成为丛林之势。当代著名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Mintzberg)将其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分成了十个流派: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企业家学派、认识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境学派和结构学派。本文将从战略的概念、战略的形成与制定、竞争优势的来源与获取、战略与结构的关系、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几个方面,来总结企业战略管理不同学派的观点。 一、什么是战略 1. 军事学家眼中的战略: “战略”原为一个军事术语,战略的意义历来为中外军事学家所重视。西方著名军事家博弗尔认为,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一种行动;我国台湾著名的军事研究者钮先钟认为,“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的指导,一切战略理论,就概括的意义而言,为也都是行动学……从较广泛的意识来说,计划即为战略”(钮先钟,2003)。毛泽东认,战略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 2. 管理学家眼中的战略: 设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最早提出了“企业战略”的概念。他认为,企业战略是“确定企业的长期基本目标与目的,选择企业达到这些目标所遵循的途径,并为实现这些目标与途径而对企业重要资源进行的管理”。( Chandler,1962)这一定义虽然侧重于企业成长方法和资源管理,但为企业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并且,在他看来,战略管理就是“决定企业基本的长期目标与任务,制定行动方案,配置必要的资源以实现这些目标”( Chandler,1962)。 计划学派的安索夫(H. Igor. Ansoff)在《企业战略》一书中提出:企业战略是一条贯穿于企业经营与产品和市场之间的“连线”。他的“战略四要素”说认为,战略包括产品市场范围、增长向量、竞争优势、协同效应四个方面。其中,产品市场范围即公司经营的产品和市场的范围;增长向量指企业打算进入的产品市场的变化;竞争优势,即明确在该范围内企业较之竞争者所具有的有利的竞争地位和特长;协同效应,即将企业的不同部分有机结合起来以取得单个部分不能实现的方法(Ansoff,1965)。在此基础上,安索夫于1976年在《从战略规

《政治学原理》形成性考核作业4答案[2]

《政治学原理》形成性考核作业4答案 一、填空(每空1分,共8分) 1.公民的意志 2.分权制衡 3.暴力 4.权力 5.政治文化6.权力 7.工会 8.宪政建设bbs.joyren.c n#^$s/B9O 二、选择题(每题1分,共20分)N7`%J1o/Z bY 1.C 2.D 3.ABCD 4.AB 5.ABD 6.AD 7.D 8.AC 9.CD 10.B 11.D 12.B 13.ABCD 14.ABCD 15.C 16.ACD 17.B 18.B 19.ABD 20.D bbs.joyr https://www.wendangku.net/doc/0b1662929.html,7D H^v 三、名词解释(每小题5分,共20分) 1.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行动取向的信念体系,一种指导和激发政治行为的综合性的思想观念。 2.公民权利指的是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公民享有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权利。bbs.joyr en.c n"Z?@-C C-d5N%}0I 3.共和制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都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政体形式。 4.市民社会是指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所构成。 四、简答题(每小题8分,共32分)bbs.joyren.c_/A:~O+e E+_&d8y 1.(1)尊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不过宽容是有限度的,它的限度在于要求对方必须尊重既有政治秩序,在政治上取得政治共识;(3分)卓越人社区~X2c S'P G ] (2)妥协精神;(2分) (3)每个人在行动与言论时应当考虑其后果,井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3分)0\,A1P(j N9_O ?1F% 2.(1)从政治参与的主体来看,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2分)bbs.joyren.c n$S u2T,\+[9` (2)从政治参与的本质上看,政治参与是公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2分) (3)从政治参与的外延来看,政治参与只局限于以合法手段影响政府的活动,而不包括非法的行为;(2分)卓越人社区0w9I^&v^ (4)从政治参与的目标与对象来看,它不只是囿于政府决策,而是包括所有直接或间接同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2分)d0e!?Z({1I 3.(1)经济发展创造了、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是民主的基础之一;(3分) (2)经济发展促进教育的发展;(3分) (3)经济发展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自身利益并希望表达出来。(2分) 4.(1)儒家政治学说以“礼治”和“德治”为主要内容,其核心是“仁政”,主张为政以德,修己治人,即,以道德教化、修身养性来实行统治,反对以苛政、刑律治天下;(2分) (2)法家则强调“法”、“术”、“势”为核心的政治观,主张以明令显法和统治术来驾驭人民; (2分) (3)道家的政治学说以“法自然”为思想核心,在统治手法上强调“无为而治”;(2分) (4)墨子的政治学说则以“兼爱”、“非攻”为中心,主张以缓和社会矛盾来维持统治。(2分)#p y+J!q G.s 五、论述题(20分) @z/E7s D{!d%y#r 要点提示:(要求学员要对每一个要点进行展开) (1)善治模式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bbs.joyr https://www.wendangku.net/doc/0b1662929.html, v-c (2)善治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确界限,并且更加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依赖关系; (3)善治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s,s v0{ (4)善治还意味着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多元化。.h h"c a0S;v8f

战略管理资源基础理论

战略管理资源基础理论 摘要:竞争位势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及动力能力理论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三种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对企业发展的定位及竞争力的培育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三种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回顾与比较分析,以求在深入理解三种战略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为我国企业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战略管理理论;比较;企业发展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是战略管理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战略管理界出现了三个学派,即竞争位势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动力能力理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企业的性质、企业竞争位势的取得、利润的来源及企业成长的原因等有关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现代西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加入WTO 后,我国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更加激热的国内、国际竞争,如何在挑战中谋求发展,在竞争中争取主动,在深入理解先进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之后,相信会得出满意的答案。

A.一、理论发展回顾 1. 竞争位势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局限 1980 年,以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提出了竞争战略理论,并逐渐成为当时企业战略管理的主流。其理论核心是以企业竞争者、购买方、供应方、替代产品、潜在竞争者五种产业结构力量形成的竞争力量模型。波特认为,企业制定战略与其所处的市场环境是高度相关的,并且最关键的因素是企业所在的产业。五种竞争力量的综合作用随着产业的不同而不同,其结果是使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着公司战略的制定。也就是说,产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市场中获取的位势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为了保持这种优势,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战略性投入以构筑行业壁垒保持优势位势。 竞争位势理论为解释企业如何制定战略和获取持续超额利润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经济分析依据,然而该理论却挣不脱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束缚。首先,竞争位势理论认为产业内企业是同质的,企业战略的选择取决于企业与市场的外部位势,未来企业自身发展并不是企业制定战略所考虑的问题;其次,竞争位势理论是以“市场—企业—绩效”的单向因果关系制定企业战略的。企业在进入一个新产业时,首先是根据产业的结构吸引力选择一个产业,然后在竞争者理性假设的前提下,对其战略作一个合理的判断后制定一个进入战略,最后进行战略性投资,参与竞争。因此,该理念指导企业很容易导致企业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分析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分析 摘要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合法性;合法性危机;政治稳定

目录 1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3) 1.1 合法性的含义 (3) 1.2.1 意识形态 (3) 1.2.2结构和规则 (3) 1.2.3 治理绩效 (3) 1.2 政治合法性基础分析 (3) 2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分析 (4) 2.1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 (5) 2.2 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形象的侵蚀 (5) 2.3 阶级和阶层的新分化 (5) 2.4 社会公正问题与贫富两极分化 (6) 2.5 意识形态和信仰危机 (6) 3 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途径 (6) 3.1 大力推进民主宪政建设 (6) 3.2 树立共同的政治价值和理念原则....................................63.3 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 (7) 3.4 建设包容性的意识形态 (7) 3.5 构建合法性的评价体系................................................7参考文献 (8)

引言 合法性是一个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现代民主国家都高度重视自身合法性建设,把合法性作为建设的重要内容。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而合法性,则是政治的价值判断。“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1]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否则,政权就会出现危机。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所说:“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2]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客观审视其所潜伏的合法性危机,要充分借鉴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成功经验,探索合法性建设的途径。

合法性审查原则浅谈

合法性审查原则浅谈 王亦鹏 摘要: 合法性审查原则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区别于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然而对于合法性审查原则还存在诸多可改善之处。应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合法性审查之中,同时对于前提性行政行为以及行政关系与民事关系混合的问题应予以重视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行政法经验应通过立法改革尽早建立我国的附属审查权制度与合并审查制度从而加强对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同时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字合法性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并审查附属审查权 一、合法性审查概述 合法性审查原则是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有别于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是有权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可以说这是法院行使司法权的重要体现。在行政案件中如果说受案范围是法院行使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第一道门槛那么合法性审查就是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第二道门槛。①关于合法性审查原则我们可以从审查对象、合法性、审查依据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直接审查的对象是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法中一般将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与抽象的行政行为。具体的行政行为系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就特定的事项, 做出有关该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其特点是对象特定化、具体化,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事件或者具体的人所做的处理,效力指向特定具体事件或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体行政行为往往是对已经存在的现象或情况做的处理,特别是具体行政行为对被管理者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抽象行政行为则相反,系指行政主体非针对特定人、事与物所做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行为。它包括有关政府组织和机构制定行政法规、制定行政规章、规定行政措施、做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中国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主要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约束。②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只限于审查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对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法规、规章及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也不能对行政主体的内部行为继续审查。虽然合法性审查的直接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但是这并不否定人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间接的合法性审查。《行政复议法》与《立法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间接审查。《行政复议法》第7条就对于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做出了相关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53条对于参照规章审理行政案件的制度规定实际上确立了人民法院间接对规章进行审查的制度。 ①参见孔繁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新辨》,《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 ②参见江必新:《论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发展述评

2006年第2期第30卷(总第134期)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知“撇z旷肌e,z,,田塘Ⅳo舰以‰面e倦渺细c泓sc拓船e尉i砌州 №2.2006 V01.30 General.№134 【管理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发展述评 郭媛媛,王季 (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摘要】战略管理理论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其间涌现了许多学派和理论观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战略管理理论产出了三大成果:竞争战略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和超越竞争理论。并每种理论观点都体现出特定的前沿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战略管理;竞争;企业 [中图分类号】F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loo睢5226(2006)02一0137一03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在经历了20世纪初至50年代的经典战略理论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传统战略理论阶段后,进入了80年代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的战略管理理论更加重视竞争,强调企业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协调;更注重企业间的合作,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竞争。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主要成果可概括为三大主要理论:竞争战略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和超越竞争理论。 一、竞争战略理论 1.竞争战略理论的主要内容 迈克尔?波特在1980年出版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出版的《竞争优势》中,曾运用产业经济学的sCP范式进行了阐述,大意是企业在制订战略时必须考虑其所处的行业环境;行业结构决定企业的竞争范围,从而决定企业的利润水平。 波特的竞争战略认为,在决定企业赢利性的因素中,市场结构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企业如何在各种竞争力量中确定合适的定位是取得优良业绩的关键。理解行业结构永远是战略制定的起点。同时,波特还提出了五种竞争力量分析模型。这五种力量分别是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讨价能力、供方讨价能力及现有行业内企业的竞争。他认为一个行业的竞争状态和盈利能力取决于五种基本竞争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其中每种竞争力量又受到诸多经济技术因素的影响。五种竞争力量分析模型的结果在于对三种基本竞争战略的选择,即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在企业制定战略时,它们分别强调企业通过努力降低产品成本,追求产品差异化和专一在某一产品或细分市场来创造优势,并以此战胜竞争对手。波特认为,竞争战略的选择由两个中心问题构成:噬择有吸引力的、高潜在利润的产业;堰在已选择的产业中确定自己的优势竞争地位。 波特还提出了著名的价值链分析模型。价值链是采用系统方法来考察企业所有活动及其相互作用,以及分析获得企业竞争力优势的各种资源。为了认识成本、行为与现有的和潜在的经营差异性资源,价值链分析方法是将一个企业分解为战略性相关的许多活动。企业正是通过比其竞争对手更廉价地或更出色地开展这些重要的战略活动来赢得竞争优势。 2.竞争战略理论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处于战略管理理论统治地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前该方面理论的缺陷,对后来的理论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该理论给我们提供制定战略的全新角度,深化了人们对产业 [收稿日期】2005一09—11 [作者简介】郭媛媛(1978一),辽宁辽阳人,女,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辽宁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研究生;王季(1978一),辽宁沈阳人,女,辽宁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辽宁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研究生。 ?137? 万方数据

电大政治学原理形考任务作业参考答案 (2)

政治学原理形考任务作业参考答案 客观题共8题(满分24分) 一、多项选择题(共8题,每题3分) 第1题、善治就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A、B、C、D)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A、确立认同与共同的目标 B、合作 C、伙伴关系 D、协商 第2题、在现代法治社会,(D)监督已经成为公众参与监督的最重要的形式,也就是遏制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有力武器。 A、政党 B、社会 C、公民 D、新闻舆论 第3题、在现代法治社会,(D )监督已经成为公众参与监督的最重要的形式,也就是遏制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有力武器。 A、政党 B、社会 C、公民 D、新闻舆论 第4题、各国宪法与法律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主要体现在公民的(D)上。 A、财产权 B、平等权 C、自由权 D、参政权 第5题、(B)的存在形成了对“公权”与“私权”进行划分的根本理由。 A、法律 B、利益 C、阶级 D、国家 第6题、(A)就是使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相联系的基本途径。 A、选举 B、监督 C、集会

D、游行 第7题、善治就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A、B、C、D)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A、确立认同与共同的目标 B、合作 C、伙伴关系 D、协商 第8题、参政权就是指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主要包括(A、B、C、D)。 A、复决权 B、罢免权 C、创制权 D、选举权 主观题共5题(满分76分) 二、论述题(共2题,每题20分) 第9题、试述政治选举的意义与作用就是什么? 参考答案:(1)政治选举为公民选择自己信赖的代表组成国家机构,从而为实现国家权力的转移提供了制度保障。选举就是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联系的基本途径。由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只能就是少数人,这样就导致了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相互分离,并因而形成少数领导者与绝大多数被领导者的相互矛盾。选举制度则为解决这种相互分离与相互矛盾状况提供了根本的途径; (2)政治选举为公民监督权力行使者,并在一定条件下更换权力行使者提供了重要途径。公民与国家权力行使者的这种委托关系,决定了权力行使者必须向全体公民负责。如果公民撤回对权力行使者的委托,那么权力行使者的存在、延续以及权力行使也就失去了合法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可通过民主程序重新选举产生新的符合自己意愿的权力行使者。这就要求权力行使者必须坚持为社会公众服务,时刻牢记对权力所有者负责的思想; (3)政治选举就是促进民意的形成、表达,并使公民民主意识得以提高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统治、社会的管理都必须以民意为依归。选举就就是形成、表达民意的理想方式。同时,公民通过选举活动的参与,还可以增强民主意识。公民通过参与选举,不仅会对自己的地位与作用产生明确的认识,而且还能增强其分析与判断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能力,从而积极地参政、议政; (4)政治选举还就是缓与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政局不稳、集团利益冲突激烈等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就是影响国家政治秩序与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虽然解决矛盾或危机的方法很多,但在民主政治制度中,选举则就是最根本的民主途径。通过选举,不仅可以使社会公众之间、社会公众与其代表之间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可以集思广益,对各种政策选择方案进行论证,从而为各种社会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能为人们所接受的解决方法。 第10题、试述现代政治文明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哪些? 参考答案:(1)秩序原则。政治文明意味着人类合作的稳定性与有序性,它的根本原则就就是秩序。这体现在政治上就就是法治。作为一种法律价值的秩序,即法律秩序,它就是人们行为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案例(第三版)答案全解

哼思考题及参考答案 第一章 1.战略管理的性质是什么? 2.什么是战略管理? 3.企业战略管理与企业职能管理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4.什么是战略? 5.企业存在什么样的战略层次? 6.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在战略过程和战略管理系统设计方面有什么不同? 7.在战略管理中,各级战略管理者的职责是什么? 8.战略经营单位的概念对企业组织设计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二章 1.分析一下新近出现的能够对钢铁企业产生显著影响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人文、技术等方面的变化趋势有哪些?假设以一个钢铁企业为对象,外部环境中哪些是可以利用的机会,哪些是威胁? 2.解释影响一个企业的产业竞争环境的五种基本力量?以美国易拉罐行业为例,分析产业竞争五种基本力量对行业造成的影响。 3.以家电产业为对象,分析一下其内部的竞争结构和格局。 4.分析在我国彩电行业中,许多企业的高层经理人员宣布进入个人电脑市场和开发数字电视的言论和行为。 5.从哪些渠道可以获得关于外部环境的信息? 6.分析一下现有的定性和定量预测技术适用于哪些外部环境预测? 第三章 1.从企业哪些方面确定企业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以一个实际企业为对象,分析它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 2.企业独特竞争能力所包括的内容有哪些? 3.企业资源与企业能力的关系如何? 4.企业资源与能力若成为独特竞争能力需具备的特征是什么? 5.企业各财务比率指标所说明的问题是什么? 6.经验效益所揭示的战略意义是什么?如何运用经验效益进行竞争? 7.价值链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第四章 1.企业使命的战略作用是什么? 2.企业使命与企业文化建设有什么样的关系? 3.企业外部环境、企业内部条件和能力、战略、战略目标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4.分析一个实际企业的战略目标构成及按重要程度而做出的排序。 5.战略目标、短期战术目标、日常目标、个人目标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第五章 1.在采用每种公司战略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2.为什么大多数企业倾向于采用发展战略? 3.在实行复合多样化战略时,是否公司所具有的不同的业务越多越好?如何确定合适的复合多样化程度? 4.以一个实际企业为研究对象,鉴别出它所采取的战略。 5.请比较一下企业实行发展战略不同方式的优缺点。 第七章 1.分别说明三种一般竞争战略的应用条件以及存在的风险。 2.企业如何摆脱处于产业中中间或中庸地位的不良境地? 3.分析分散型产业为何分散?如何在这样的产业中进行竞争?

合法性理论

合法性理论 the theory of legality 合法性的含义: 人们对于统治地位的确认和服从。 一、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观点 主要观点: (1)对于政治制度的正确性以及合理性要借助哲学、宗教、伦理学作出论证。需要论证的内容包括:国家机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治活动方式(如选举);政治决策;政治领导人的素质。 (2)合法性的根本标准:政治领域是否反映了社会共同性标准。 (3)政治合法性危机(信任危机):危机的产生即失去了群众对政治的忠诚与信任而如何重获合法性,关键在于建立社会国家,实行福利制度,缓和社会冲突,获得人们对政治权威的信任。 (4)卡尔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合法性进行过批判,哈贝马斯不同于马克思,是对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认为先进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主要存在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并且,对政治制度无信心,即政权的信任危机是最重要的问题。政权的信任危机主要表现是:人们对政治生活冷漠,对政治人物的不崇敬等。因此,解决现今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方式也不再是马克思所 (5)政权信任危机/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民众失去对于权威的信心之原因): A.国家进行过度干预,造成民众对政治生活不满。 B.公民认为自己在政治、文化各方面愿望普遍没有得到满足。 C.行政当权者无能力履行预定计划,也会导致公众的不满。 D.社会文化系统产生对政治的不信任的因素。(社会文化系统若产生对于政权不信任的元素,将会导致民众更大的不满,引发政权信任危机的进一步爆发) (6)如何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信任危机: A.政府要约束自己的行为; B.要遵守与群众的约定,使得公民相信政治家; C.注重公民的私人领域; D.尽量保证民众合法要求的满足。 二、让·马克·夸克的观点 主要观点 1、合法性与统治权利之间的关系 (1)统治权则是许多人都想获得的东西,是处于一种竞争状态之下的,通过竞争获得统治权的人就相当于获得“产权证”,可以十分安全地行使这种权利,即是有了合法性。 (2)公民是决定统治权归属的主体 (3)统治权与被统治权的关系 如果是统治与屈从的关系,即不存在合法性,会引发各种问题;

浅析中国政治腐败现象的滋生和对策

腐败问题牵连到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贪官腐败,必然导致民不聊生。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对腐败问题尤其关注。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令如今大学生不敢进入社会,不敢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政坛的腐败令我们的正义感和社会公平感受到了威胁。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腐败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寻求根治腐败问题的方法。 一、腐败现象的产生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封建政权之所以“人亡政息”、政权更迭、江山易人,政治腐败是根源。数千年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一直在和官僚体制的腐败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就是不断的惩治,又不断的滋生,百屠不灭,百清不尽,人民对于腐败是切齿痛恨的。今天的中国,“封建制度”已经消亡,“共和国”已经建立,但是人民仍旧不能和摆脱腐败政治的困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腐败也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和蔓延,似乎比以前历代封建王朝来的还更迅猛,更严重。我们每年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10多名,对腐败分子的惩处也很严厉。腐败不但威胁着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且还会严重削弱国家能力,激化社会矛盾,从而时刻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腐败现象产生的各种原因 (一)、制度原因 国家政治制度的制约机制不健全——官员掌握着管理和分配稀缺资源权力,而责任制度、监督制度、人事制度、法律制度本身的弹性过大。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等一些教育制度、监督管理机制尚未建立或完善,使现阶段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增加难度。由于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监督管理制度,一些领导干部放任自流,高高在上,一手遮天,不以身作则,坏了自己,也带坏了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风气,引发许多腐败问题。 (二)、社会原因 公民的态度和行为、社会的价值观念。腐败与反腐败本身就是对立的、矛盾的、相互排斥的。当这种抵制腐败的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腐败现象的发展就比较缓慢而微弱。而当这种抵制的力量有所削弱的时候,则腐败现象的发展就会变得非常迅猛。所以反腐败的斗争是一个需要不断地、持久地进行的过程,公民应把握好主流方向,要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三)、思想原因 极少数政府官员道德品质的堕落、道德败坏使得官员无法抵御远大于其合法收入的金钱诱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教育也开始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国外先进优秀文化传来同时,腐朽污浊之气也随之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机关和企业单位的某些公职人员由于本人素质不高,受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在金钱和物质引诱面前失去了自控能力。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与政治存在不合理方面,又为这些不坚定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就使得少数公职人员当官做老爷和以权谋私的欲望恶性膨胀起来,利

战略管理文献综述 (2)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战略管理文献综述 陈世荣<越南留学生》行研09级 一、关于国内外战略管理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企业战略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呈现出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理论学说及典型案例,对于指导各行各业企业发展发挥了作用。国际学术界对企业战略管理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可将国外企业战略管理发展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 (1)早期的企业—环境综合分析范式阶段。进入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企业出现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重大变化,国际市场逐步开放,大多数大企业以并购方式采取多元化经营。企业不满足于年度预算,开始采用运筹学和预测技术进行规划,形成了战略规划学派。该理论认为企业战略应当使企业自身条件与所遇机会相适应,实质上是认为企业战略应当放到如何使公司能力与竞争环境相匹配的框架上,寻求发展商机。 (2)以环境适应范式为中心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环境变化加快,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未来是不可预测的,环境是不确定、不连续的,从根本上动摇了战略规划关于未来可以计划、可以预测的思想。以环境变化分析为中心的战略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仅从分析外部环境的变化出发制定战略具有局限性,因此开始出现基于企业内部分析(如价值链理论)的战略理论及基于企业社会关系分析的战略理论(如网络优势理论)。环境适应范式认为战略决策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强调战略的动态变化,认为最适合的战略制定与决策过程依赖于环境波动的程度。这个学派包括:安索夫的企业战略行为是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及由此导致的企业内部结构化的过程思想,伊丹敬之的战略适应性观点,奎因的逻辑改良主义等。产业组织分析也可以视为一种环境适应理论,只是更重视环境中的产业结构分析。1980年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产业分析竞争战略思想,既可以视为早期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也可以视为环境适应理论的深化。1985年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价值链理论,从企业内部价值创造过程寻求竞争优势来源,弥补对企业内部因素不够重视的缺陷。 (3)多种范式并存阶段。进入90年代后,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化步伐加快,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及产品设计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客观要求企业通过提高自身 能力,全面考虑企业内部要素和企业外部环境要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这种背 景下,基于企业内部分析和企业内外部综合分析的战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 包括:①资源论。1984年沃纳菲尔特的发表“企业的资源基础论”,意味着资源论的诞生。

关于合法性理论辨析

关于合法性理论辨析 成为杰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摘 要:在当前英美话语霸权之下,学术界关于合法性理论存在大量误读误用现象,只有对合法性与合法性资源、合法性资源流失及对策等问题加以辨正,尤其是对于暴力、政绩、信仰、对比、法理合法性资源及其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才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合法性理论。 关键词:统治;权威;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资源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10)06-0024-04 作者简介:成为杰(1983-),男,山东泰安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08级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合法性,执政文化,政治信仰。 收稿日期:2010-09-08 ① 合法性的历史形成论容易造成执政者的异化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反对中国共产党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提出要“发扬革 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 ,“经验显示,从来没有任何支配(即统治,引者注,下同)关系自动将其延续的基础,限制于物质、情感和理想的动机上。每一个支配系统都企图培养及开发其合法性,而由于合法性基础的不同,连带地也导致了不同的服从形态、不同的行政系统,以及不 同的支配方式。 ”[1]可见,合法性问题是整个政治系统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在理论和现实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政治学的重建与对西方(更确切的说是英美)打开国门几乎同时,所以在政治学界西方的观点尤其是英美的观点影响甚大。而合法性理论实际上一直是以德语作家(影响力最大的是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为主流观点的理论,所以造成了当代学术界对于合法性理论普遍存在误读误用现象,也就不能对当前现实中国政治进行有效的解释和有力的指导。本文针对这一现象,结合德语、英语作家的观点和关于历史现实的综合考察,对于合法性理论,尤其是合法性资源理论进行辨析,以求教于学术前辈及同仁。 一、合法性是什么:合法性与合法性资源辨正 合法性是“legitimacy ”(英语 )、“legitimit t ”(德语)的意译,又被译为正当性、妥当性、合理 性,以区别于“legality ”(英语 )、“legalit t ”(德语),即合法律性 。“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是指合法的国王或女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该术语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 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 ,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 。”[2]启蒙时期,尤其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被使用后,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政治学概念。真正把合法性作为一个中心概念进行阐释的 是马克斯·韦伯。他认为 ,“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 3]他提倡“价值中立”并运用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探 讨了“统治者有没有合法性”以及“统治者如何获得合法性”的问题,成为现代主义政治学研究合法性问题不可跨越的理论高峰。在后现代主义政治学中,哈贝马斯对于纯粹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后现代社会合法性问题的认识。他认为“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 政治制度的尊严性”[ 4],实际上就是强调这种制度和人们对于制度的认可必须与真理相联系,否 则仍然是一种“非法统治” 。我们认为,合法性就是统治者获得被统治者的支持和认可的问题。政治合法性资源是研究统治者为什么和怎样能够获得被统治者尽可能多的认同和支持的问题。 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存在一种把合法性与合法性资源问题相混淆的误区,最典型的表现是把韦伯划分合法性的三种类型直接等同于合法性资源的三种类型。即认为卡理斯玛类型的合法性来源于领袖人物个人魅力,传统类型的合法性来源于历史,法制类型的合法性来源于法律制度。但是这种观点不能回答为什么领袖的魅力、历史、法律制度能够带来合法性,导致了对于怎样获得合法性这一问题的错误认识,比如历史决定论①。而实际上,韦伯所谓的三种“纯粹”合法性类型只是描述了历史上存在过的合法性的典型现象,却没有探究这种合法性现象的来源,也不能取代对合法性资源问题的研究。在下文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合法性来源的问题。 二、政治合法性来源有哪些:各种合法性资源辨正 (一)暴力合法性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做出的重要论断,并通过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这句话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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