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关键词：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谴告
一“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
（一）天为大神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论证“天”为至上神，为万物之始。首先，董仲舒将“天”与宇宙万物建立起血缘伦理关系，把“天”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和缔造者。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即万事万物皆由“天”所生，没有例外。那么，作为万物之杰的“人”自然也是“天”的子民，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被等同于父与子的关系，从而在伦理上获得了至上权力的合理依据。
其次，董仲舒巧妙地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将“天”进一步神化，“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使得“天”与阴阳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天”自然就成为“王者之所最尊”，“百神之大君也”。这样一来，“天”理所当然地取得了统摄自然与社会的无上权威。
（二）人副天数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首先就在于“天人同类”。“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即人本身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称之为“人副天数”。
首先，人的形体结构就是“天”之模式的副本。“人之身，首窾
董仲舒
董仲舒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 本节从五个方面介绍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 二、“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 三、天人关系的神秘化； 四、“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 五、董仲舒哲学的历史影响。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 董仲舒是西汉新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董仲舒自幼学习刻苦，博览先秦文献，特别对《春秋公羊传》有着专门的研究，是西汉最为著名的公羊学者。《春秋公羊传》是战国以来所形成的《春秋》解释系统之一，属今文经学。东汉王充说：“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论衡·儒增》） 董仲舒生活的时间，是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汉景帝时期。董仲舒曾任博士官，开始受到当权者重视，并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同时，他开展讲学活动，培养了一批学生。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作为地方推荐的贤良文学，受到征召，三次上殿回答汉武帝的提问，阐发自己的思想君臣之间的这些问对，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汉武帝在策问中，不是就具体的问题和措施征求意见，而是与董仲舒探讨天人关系问题，努力探寻维系大一统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正是在与汉武帝的探讨中，董仲舒回答了时代的大问题，提出了重建“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主张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旨在通过倡导儒学来确立统一的价值观念，加强西汉王朝的价值认同和意识形态控制，稳固大一统封建国家。因而这一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的著作，保存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这些著作体现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可作为《春秋繁露》的基本读本。 董仲舒的时代，是西汉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由于汉文帝、汉景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取得“文景之治”的政绩，西汉帝国进入了稳定期和繁荣期。在这个基础上，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对内发展经济，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开拓疆土，抗击匈奴侵扰，造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但这种积极有为，也引起了内外关系的新变化，使原本缓和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时代的变化要求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也要作出与之相应的变化。 董仲舒所处时代的大问题，主要是如何巩固新兴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问题，即如何来巩固西汉王朝的问题。具体地看，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来论证西汉王朝长久存在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不仅包括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合法性，而且还包括刘姓子子孙坐天下的合法性，更进一步说，还包括西汉王朝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永恒性。不解决这一问题，西汉王朝是难以坐稳天下的。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寻找一种机制来制约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这种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实际上正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秩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曾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思 想家，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或者具有预见性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的社会形势董仲舒生活在西汉前中期，战国后期以风靡之势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经过二世而亡，西汉在农民浪潮以后得以建立，汉代建立以后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在汉代封建剥削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汉代的封建剥削主要有：其一是领户制即所谓的封建领主制；其二是豪强地主实行的租佃制。汉承秦制，继续实行奖励军功的食邑制度，这一方面是刘邦为自己夺取天下招揽人才，另一方面是解放奴隶，实行封建制，更好的适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此外汉初尤其注重对暴秦短命而亡的总结，对农民起义尤为重视，因此汉初轻徭薄赋，于民生产。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
矛盾，封建富商和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豪强宗族地主和封建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矛盾整体上还是中央集权政府一方与富商、宗族地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一方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社会中超过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 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为了汉初的主要矛盾。汉初时，由于刚刚结束秦末战争，汉初几位统治者都实行休养生息，轻租薄赋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然而到汉武帝使土地兼并迅速膨胀，对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关系国家生活的盐铁，铸钱很多都未集中在中央，商业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封建中央政权的根基。在汉武帝之前，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中始终存在着儒道法的争论，中国从秦代到汉代在政治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的发展也从百家争鸣到一尊法术，再到崇尚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这其中董仲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秦朝兴于法术而亡于法术，汉承秦制，然而汉初统治者并未完全照搬秦制，而是以道家的无为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当时的学术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及统治者选择的结果，实行黄老学说，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称“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而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支持对匈作战，急需加强中央对思想的统一，董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卢梭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将结合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论述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二、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应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它对进一步巩固汉武政权乃至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防止封建割据，发挥了至关生要的作用。 2、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董仲舒 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看则是火胜木,土胜火,金胜土,水胜金,金胜木。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季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 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蛮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革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伤五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虫蛰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 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
天人感应思想是一种古老的思想
天人感应思想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先秦时期的天人感应比较零散，汉代以后天人感应的神学色彩愈发浓重。只有汉代时期的天人感应经历了由建构到解构的过程。因此，阐述这一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能够呈现一个动态的且清晰的发展过程，从而能够更加深入的认识天人感应思想 。 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哲学的感应，在对象和内容上尽管偶尔涉及物与物、人与物的关系，但主要还是指天与人之间的感通与应和。天人感应的观念起源很早，其痕迹散见于先秦的远古典籍中。为方便介绍，本文暂把其分为春秋以前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 一) 春秋以前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 这一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主要体现在古书《诗经》、《尚书》、《周易》以及管仲的哲学思想中，现概括如下: 1．《诗经》中有多处体现了人与“天”( 帝)之间的矛盾，如“瞻仰昊天、则不我惠”，“彼苍者天，歼我良人”，“浩浩昊天，不俊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天( 帝) 似乎已被当做一种类似于人的、有性情的对象存在。正是基于这一点，一方面，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对天的行为作出感情的判断。另一方面，《诗经》中也有“克配上帝”、“顺帝之则”的原始感应意识。在远古先民的观念中，天无疑是作为一个人格神而存在，并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事务。因此，天是人们既崇拜又畏惧的对象。尽管“天命靡常”，人无法正确的认知或确凿地把握天的意志，但还是应该尽心尽力地去“昭事上帝”，“克配上帝”。因为有一个准人格化的天在监管你，所以，无论个人的 行为，还是国家的政治都必须与上天相称合、相呼应，努力做到与上天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顺帝之则”。否则，上天就会通过异常的天文现象予以谴告、警戒。远古先民认为，日食和月食现象的发生与君主统治的好坏有密切的联系。王行善政，人民安居乐业则不会出现日食月食现象。如果君王无道，百姓民不聊生，那么上天一定会通过日食月食来警告君王，敦促他弃恶从善。所以，人君国主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对违反天的意志的行为要及时加以改正。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已经根植在远古先民的心灵深处，即天与人是可以相互感通的。而人是如何感知天的存在、如何与天相沟通呢要用“度”，即用自己
董仲舒
第五部分董仲舒的思想 （一）“三纲”、“五常”可求于天 董仲舒生活在西汉中期，当时国力强盛，但社会矛盾依然尖锐董仲舒正式确立了“三纲”、“五常”的政治纲领，以此作为维护封建专制“一统”秩序的根本。依据阴阳之道以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思想，董仲舒又将“三纲”与“五常”相联接，指出“夫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旨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董仲舒对三纲五常的完善和神圣化，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他的思想深受统治阶层和儒家后学的青睐，被尊奉为儒者宗和醇儒。 （二）“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 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家的观念来肯定王道之“三纲”、“五常”，“可求于天”，理论上的论证却是围绕传统的“天人之辨”展开的。从而以天人“相类”、“合一”的模式来阐发他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强调天人之际互相征验，是古今一贯的道理。把孔孟儒家的天命论与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说相结合，构造其宇宙图试论体系。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中，人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强调：一方面，他以天人感应作为君主受命于天的基本途径，即“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是受天之委托而获得驾驭群臣、役使百姓全权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符瑞”说和“谴告”说，对君主权威进行一定的制衡。实际上主张在仁政德治的基础上强化君主专制的权威，按照宗法等级制的“三纲”原则维护大一统的安定局面。这在当时具有其时代的进步性。 （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上，董仲舒提出了两个基本看法：一是肯定治世之道奉天法古，不得变更；二是论证了朝代迭替、更法改制的合理。由此构成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的基本特色。 什么是道？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法古”。借助历史经验教训，国家的兴衰治乱完全在于统治者循道还是背道。唯有奉天法古，遵循春秋之道，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在强调“道”不变的同时，董仲舒又根据秦亡的教训，主张“更法”、“改制”，论证汉代秦的合理性。他认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正月）朔（每月初一日的开始时刻），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这样，守“一”、循“道”与更法、改制就成了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因此而获得了协调统一。 （四）“顺命”、“成性”与“防欲”思想 董仲舒的天道观是和他复古主义的人道观相互关联的。 “顺命”原是孔子的思想主张。董仲舒的天命具有意志主义和命定论色彩。他所说的“天”即“天意”，“命”即“天”之命令。因此，顺命的结果就是要求在下的，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专制统治，因为“天子受命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君权与神权相结合，具有极大地权威性和欺骗性。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摘要：“天”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哲学重视“天”的传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主义体系。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十端说、人副天数说、祥瑞灾异说和受命改制说，其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即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谴告 一“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 （一）天为大神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论证“天”为至上神，为万物之始。首先，董仲舒将“天”与宇宙万物建立起血缘伦理关系，把“天”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和缔造者。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即万事万物皆由“天”所生，没有例外。那么，作为万物之杰的“人”自然也是“天”的子民，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被等同于父与子的关系，从而在伦理上获得了至上权力的合理依据。 其次，董仲舒巧妙地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将”天”进一步神化，“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使得“天”与阴阳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天”自然就成为“王者之所最尊”，“百神之大君也”。这样一来，“天”理所当然地取得了统摄自然与社会的无上权威。 （二）人副天数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首先就在于“天人同类”。“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即人本身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称之为“人副天数”。 首先，人的形体结构就是“天”之模式的副本。“人之身，首窾而员（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与“天”有着相同的模式；“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指出人体四肢关节、五脏六腑皆与“天数”相合，因此天人本为同类。 其次，不仅人的生理构造是“天”之模式的复制品，就连人的精神意志、道德属性也与天相同。董仲舒认为，人“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
董仲舒思想
第五部分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思想史经由春秋战国至两汉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即原先的百家争鸣的思想 自由为独尊儒术的思想集权所取代，这一转折是专制主义政治在思想上寻求一统的具体体现。汉初统治者接受暴秦一味地任用法家苛严刑律而加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以“黄老之术” 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黄老之术”乃假托黄帝、老子之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综成。具体表现为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 “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使得战乱和灾荒之后的汉初，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从而出现了“文景之 治”的盛世局面。 虽然黄老之术也杂糅有儒家思想，然而汉朝统治者，作为对秦“焚书坑儒”的反动，也曾十分有意识地利用儒家的礼制和德治来加强统治。刘邦初登帝位，曾痛感群臣“造反”的野性未改，君主威严一时难以确立，于是请出儒生淳于越按礼制定君臣等级及其礼仪规范。文帝则重用贾谊，强调儒家的父子、君臣之关系伦理，明确尊卑名分，大力提倡忠孝，强化了儒家的纲常礼教。礼制和德治的贯彻，推进了儒家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新阐发，《礼记》堪称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如《礼记》中的《大学篇》提出了“三纲领”、“八 条目”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三纲领表现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由认识论上的格物、致知，到伦理学上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在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形成了熔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于一炉的思想体系，不仅为汉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提 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作了舆论准备。 、董仲舒生平 董仲舒，河北广川人，公元前179-前104年。其学术研究专攻经学，曾精研《春秋公羊传》，并广及群经。曾担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但他在政治上终不能得志，于公元前121年托病弃官归家，潜心著书讲学。朝廷每遇大事，武帝则派人征询董仲舒的意见。【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汉代流行有五家春秋学：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春秋等。公羊传，文美义富，加上董仲舒的大力弘扬，最先流行开来。】 汉元光元年（前134 ），汉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征求治国方略。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 开始成为后世的官方哲学。其“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 统治的理论基础。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汉书?董仲舒传》也载有其部分思 想。 三、董仲舒思想的主要表现 一）“三纲”、“五常”可求于天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 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董仲舒的
董仲舒
漫谈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摘要]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大一统；社会背景；历史意义 董仲舒是我国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学说，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他的“大一统”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大一统”的概念是《公羊传》首次提出的。《春秋经》开篇首句记载：“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阐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谒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即以何为重，以何为大义，引申为重视、尊重。“一”指统一、合一，指万物的根本。“统”即纲纪意。“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与周天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统一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已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后经进一步发挥，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这样“大一统”思想不仅有了与生俱来的合理性，而且还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开始作为统治手段和主流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建立和巩固以封建君主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在董仲舒看来，君主是上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统治人民，臣民服从君主就是服从上天，而君也要服从天的意志，否则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进行惩罚，要求君主“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一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2]。为了强化政治，董仲舒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提倡选举任贤，反对世卿认亲，对官吏必须进行考核，实行定时定员举荐制度；主张兴太学、以德仁教化百姓；限民名田、抑制土地兼并，反对政府垄断盐铁，使盐铁归于民营，薄赋敛、省徭役，禁止官僚经营工商业，保护百姓利益，保障农民基本需要，主张德主刑辅。 在思想方面，董仲舒在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这种思想是以教育的方法为主，使各家各派在孔子和《春秋》的名义下统一起来，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共同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用“大一统”思想解决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国家面临的危机。 董仲舒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相辅相成，政治大一统是董仲舒大一统论的目的所在，而思想大一统则是实现政治大一统的重要手段，它们共同构成了维护君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规范。 二、“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汉初，以“清静无为”思想为统治思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新的社会矛盾开始威胁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在政治方面，刘邦时期的分封制
董仲舒与
董仲舒与《天人三策》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他在元光元年策贤良文学诏中向董仲舒问道：……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汉书〃董仲舒传》）同时还向董仲舒强调：“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汉书〃董仲舒传》） 可以看出：汉武帝求解的不是具体的一时权变之策，而是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能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汉朝强盛的长久治安之道。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的历史政治哲学。
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议如下：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
国学 董仲舒易学哲学思想探析
国学董仲舒易学哲学思想探析 自近代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以来，学界探讨董仲舒思想时，大多讨论他的春秋公羊学，而鲜有论及董仲舒思想中的易学问题。这是令人遗憾的。从古代天人关系论角度而言，《周易》和《春秋》这两部经典具有密切联系。《周易》善推天道而落实于人事，《春秋》善言人事而上达天道。可以断言，董仲舒作为西汉大儒，他除了精治《春秋》的“微言大义”，还深研《周易》的“天人之学”。事实上，董仲舒不仅多次论及《周易》内容及其特点[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董仲舒还改造、吸收了《易传》天人观，从而构成董仲舒哲学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也即董仲舒的易学哲学思想。本文即着重阐发这一点。 一、元论 研究董仲舒易学哲学思想，首先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董仲舒元论的确切内涵。冯友兰先生指出，“董仲舒所讲的‘元’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还不能作出明确的说明。有一点是明确的，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元’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的实体。……仅仅依据后来某些公羊家认为‘元’就是‘气’
的说法，便得出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是唯物主义结论，这是站不住的。”[②]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其一，冯先生是从公羊学角度探讨“元”的内涵；其二，他探讨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说明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性质（即唯心、唯物问题）；其三，探讨的结果是尚不清楚“元”的内涵。那么，董仲舒所讲的“元”，究竟是什么呢？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天人三策·第一策》）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二端》。以下引用该书只注篇名） “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广川（今河北'>河北枣强）人。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他“天人三策”观点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他的“天人三策”，是是答武帝策问“贤良文学之士”的三个对策。从“天人感应”说出发，论证了“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一套办法，归结到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治公羊学时，说《春秋经》上所论的那些“变异”，如日月蚀、地震、山崩、水溢之类，不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而是“上天”有意的借以示警。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对策语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这就是他所发挥的“灾异”之说的意义。 “天人感应”论，把天人格化了，把自然界原本与人间无关的灾异，硬拉在一起。他说，作皇帝的，须要时时刻刻注意这些“变异”。每当遇上“变异”的出现，变要检查自己的德行，看一看有哪些地方违背了“天意”，借此“改过自新”，争取挽回“天意”。 为了进一步将“变异”和皇帝的行动联系起来，他把若干自然现象同皇帝的某些行为，作了一个系统的类比。如阴雨象征什么，天旱象征什么，四时失时象征什么，日月失序象片什么，山崩地裂象征什么，凡此种种，仿佛列表一般，都依一定的次序排列出来。反正遇到这些“变异”，皇帝就要“修省”。如果“修省”之后，“变异”不消，皇帝就要受“天”之罚。但是，皇帝是“天子”，又不能因为惩罚而轻易去位，所以要借假“灾异”而转移到策免三公之制，甚至还有因“灾异”而诛杀三公的。理由是三公之官，代皇帝行使政权，应当任皇帝之咎。 董仲舒认为“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遣责，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将天道人和事牵强比附，企图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之天人三策
《贤良对策》，那时候汉王朝的“大一统”专制政权已经确立，武帝的策问的目的，则是为这个专制体制找到理论根据，以之为统治思想。当时的思想界，先秦以来的百家争鸣局面，通过思想学术间的混合和杂交，在秦汉之际的政治大变化后，已经偃旗息鼓。政治上的统一的实现必然要求思想上的统一，这是时代的大趋势。所以汉初时的统治思想的主调是黄老之学，而武帝想改变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基调。 “策问”分三次进行，每次武帝策问的意图都不同。第一次的意图，以统治基调为“天命论”为前提，提出怎样才能保住天命，怎样才能统治民众，所谓“求天命性情”。对此董仲舒答以“天人感应”和“灾异之说”但是不是重复以往的说法。董仲舒所说的“天”，是依据他的“天道论”建立的至高无上的神祗和乳胶思想的哲学本体，而且这个“天神”又和儒教理念具有一体化结构。同时董仲舒主张的“天人感应”和“灾异说”跟传统的“天人相与”说不一样，是要天和人平等感应。为此，针对汉武帝的“天命和性情”的策问，董仲舒的回答，首先根据“天人合一”说，设计“灾害”“怪异”“伤败”等三个阶段的灾异说，并以这些灾异为对“天”“道”的君主的恶政的谴告。其次回答这个“道”是什么的时候，董仲舒根据自己的“天道”论，认为“道”是“天神”之道，而在他那里天道是和儒家理念一体化了的，所以“道”实际上就是儒教伦理道德。再就是根据阴阳五行说，讲“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任德不任刑”，就是说，儒教德治主张的根据在于天道阴阳。故说“王者承天意从事，故任德不任刑”结论是“道者，所系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只要修饬儒教理念的核心“五常之德”则可以保天命，实现“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之帝王万世伟业。 武帝的第二次策问的意图，针对以前儒家宣传的圣王的两个类型，提出为“什么治道不一样”的疑问，寻求自己怎样作才能寻求到像圣人那样治理天下之现实政治的方策。对此董仲舒首先回答说：“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希望武帝实行政策转换，进行改革，并提出两个改革方案。一个是“心求贤尽”，再就是“与大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总之，是以儒学为国教国学，应从儒者中选任国家官僚。 第三次武帝策问的意图，和第一策相同，从天人相应、阴阳之化的角度，详细询问天命、人道以及相应关系。对此董仲舒说，天道和人道之“道”具有永恒不变性，但人事又有变化性，圣人的责任在于“法天而立道”。最后，董仲舒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提出了以儒教为国教，从而实现思想的统治的建言。可见《贤良对策》的主旨，在于天道建立以儒教为中心的人道。 董仲舒将儒家改造为儒教，实现儒教国教化的理论贡献，大致经历了一下过程。首先，董仲舒对儒家的改造，是从他的春秋公羊学着手的。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整顿了以前的传统儒学经传，在春秋“法古”精神之下，季节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本质和意识形态性。在此之上，对儒家思想注入“奉天”“法天”之新精神，实现了从“法古”到“奉天”的转换。因为自殷周时代以来，“天命论”是历代统治思想的主要支柱，儒家伦理道德及其前身周代的宗法伦理思想，则是和中国古代的“天”思想相乘离的，要想成为新时代的统治思想，必须和“天”思想相结合。但是再春秋学那里，董仲舒还没有来得及论述“天”，他的春秋公羊学的“天”，只是春秋经传历史批判的精神支柱而已。 其次，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开始着手改造中国古代“天”概念。董仲舒把周代开始分离的自然崇拜意识，也就是以“天”为宗的观念，和以祖先崇拜意识，即以“孝”为宗的观念在结合一起，建立了至高无上的神祗“天神”。 随后，董仲舒把这个“天神”导入从前的儒家基本观念和道德理想，使之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至高无上的神祗和哲学本体。于是在儒家思想中“天神”和天之道“天道”一体化，变身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的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的影响 发布日期：2012-04-30 发布：https://www.wendangku.net/doc/023344143.html, 摘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建立了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肯定了天在宇宙间的主导地位，具有监督人的权威，又强调人的主观自觉，具有感动天的主观能动性。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 中国论文网https://www.wendangku.net/doc/023344143.html,/2/view-1644716.htm 关键词天人感应汉代封建统治 作者简介：王丽娜，西南民族大学2009级法学理论专业。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2-003-02 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由三个方面的要点构成：第一是天人相类和人副天数。他证明天与人是同一类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人是天生的，自然人就应该像天，如同儿子像父亲那样。因此，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与天一一相应，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块，天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大骨节十二块，与一年十二个月相应，人体内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季。没有数的，按类也相应，人有喜怒哀乐，天有冬夏寒暑。总之，“人副天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同类相适应，因此就可以说天与人是可以相互感应的。第二是阴阳五行说。他采取把自然拟人化的主观类比手法，通过歪曲阴阳五行学说，以论证天的神秘性。他宣扬由天而生阴阳，由阴阳而分成五行，由于五行相生相胜，而有四时四方，由此而产生万物。阴是天的刑罚的表现，阳是天的恩德的表现。五行相生体现了天的恩德，五行相胜体现了天的刑罚。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和指导万物和人类，因而阴阳五行都是天意的表现。由此，董仲舒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更替，也都说成是天志或天意的表现。他把季节进入春天后草木竞相生长说成是天的仁、德、爱、好的意志；把进入冬天后草木枯萎，说成是天的刑、杀、哀、恶的意志。总之，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此外，董仲舒还宣扬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第三是祥瑞说和谴告说。这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核心部分。天是不可能直接站出来说话的，但天人相类，阴阳应象，所以天对人事的意见可以通过自然想象表现出来。他告诫君主：“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他借“天谴”劝君主“明善心”，在神秘主义外壳里包裹着“修身”“正己”的儒家伦理性。 二、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产生背景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为什么不迟不早在西汉中期应运而生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决定的。因为经过西汉前期的经济恢复，封建经济空前发展，还有，这时异姓和同姓诸侯地方割据势力，已经基本削平，这就给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提供了经济的和政治的客观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大量集中，贫富两极分化，又出现了：“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盗，骄则为暴”的现象，使统治者面临“土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理论，论证他们的统治的“合理性”。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董仲舒，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必须把“天”神请出来，用它来论证整个封建制度，都是由“天”有意识、有目的地安排的，是天神意志的体现。也就是把整个封建统治，都置于天神的保护伞下，不许任何人侵犯，否则，就会受到天神的严厉惩罚。同时他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把“王”字分解，说三横从上至下分别是代表天地人，一竖就是通过王把三者沟通起来，因此王是天派来的。人要是违背王的旨意，就要遭天灾…… 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统治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