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_莺莺传_中张生即元稹自寓说_以文本解读为中心
元稹是唐传奇《莺莺传》作者，自宋代王性之、赵德麟首倡张生为元稹自寓说以来，至近人鲁迅、陈寅恪等皆持此说，已成定论，学人多从之，而无疑义。但近年来，对此说质疑之文颇多，认为“这是个不能成立的错误”
（《关于元稹婚外的恋爱生涯》［１］，以下简称《婚外》）!"
、“张生是作者着意鞭挞的艺术形象”［２］，最近出版的《中国文学史》［３］也倾向这一观点，看来，张生是否元稹自寓，元稹
对张生取何态度，成为争论焦点，本文拟从文本解读角度，检视一下近年否定自寓说文章的一系列论据是否妥当，以请教有关专家学者。
一、《会真诗三十韵》作者到底是谁？
这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当然是元稹。无论主张张生为元稹自寓，或张生为元稹虚构，所谓张生《会真诗》都是元稹之笔，正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诗是曹霑之笔。今天谁也没有见过张生所赋的《会真诗》。《婚外》文也承认“当然是元稹无疑”，可是，却接着写下了下面一段文字：
但有一个情况一直为前人所忽略：根据元稹原来设计的情节，《会真诗三十韵》是由张生和元稹分别完成的，而不是张生先赋《会真诗三十韵》，然后元稹续和《会真诗三十韵》。我们的根据是：在崔张幽会之后，《莺莺传》云：“张生《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请注意，张生的《会真诗三十韵》只是个没有完成的半成品，他只写了前半部分。其后《莺莺传》又云：“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元稹所写的只是完成张生没有写完的后半部分。
不管设计什么情节，都不可能改变尽出元稹之手
这一事实，《婚外》文把《会真诗》分割为二，前半是元稹“代”张生写的，理由是：
描写张生和崔莺莺幽会的全过程，《莺莺传》中的“元稹”是无法知道的，这些都是元稹代替传中的“张生”赋写的。诸如“……戏调微初拒，柔情已暗通……”
而后半是元稹自己写的，理由是：
从“慢脸合愁态，芳词誓素衷”到“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结束的后十韵里，诸如“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等等描写了崔莺莺与张生分别之后，崔莺莺对张生的期盼和不尽的思念，而这已经是与崔莺莺分手的张生不应该知道的，也是已经把自己“未毕”的会真诗交付红娘的张生无法补叙的，《莺莺传》中的“元稹”认可是他自己写的。坦率地讲，读了这段文字后，这《会真诗三十韵》到底是谁作的又成了疑问，《婚外》文虽然开头承认“是元稹所作无疑”，但通过这一“情节”分析辨证，将《会真诗》分为元稹“代”张生作和元稹自己作（因为张生不知道）两部分，倒好像真有张生其人似的？所以，《婚外》文不得不赶紧声明：“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元稹又续赋了另一篇《会真诗三十韵》的说法我们同样不能认同。”其实，真正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婚外》文所谓《会真诗三十韵》由张生和元稹分别完成这一细节，而是文中张生所作篇名与篇末元稹登场亮相所作篇名，同为《会真诗三十韵》六个字，一字不差。这是元稹文思枯竭、词语贫乏而导致单调重复，或一时疏忽而造成的偶然巧合，还是精心设计刻意安排、富有内涵的点睛之笔？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接
也谈《莺莺传》中张生即元稹自寓说
———以文本解读为中心
刘维治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辽宁沈阳２１００９７）
摘要：《莺莺传》中张生即元稹自寓说，有元稹的诗、传奇的文本内证，难以动摇。元稹同韦丛结婚前，与类
似莺莺型的女子，有过一段恋情，这一恋情使元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并“恼乱君心三十年”，《莺莺传》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先贤时哲据此研究元稹生平思想，卓然有成，难以否定。
关键词：自寓说；婚前恋；艺术形象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６１３２（２００７）１０－００２８－０７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２－１８
作者简介：刘维治（１９４４—），男，辽宁金州人，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
!
"类似的文章还有刘明华《也说元稹的不白之冤》（《读书》１９８８年第５期）、黄忠晶《对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的质疑》（《江汉论坛》１９８９年第８期）、谢柏梁《元稹〈莺莺传〉非文过饰非》（《中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或否定自寓说，或认为张生“
忍性说”绝非元稹观点。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ｙ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第６卷第１０期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Ｖｏｌ．６Ｎｏ．１０Ｏｃｔ．２００７
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避免读者将篇中张生与作者元稹联系起来，表明二人毫无干系，还是为了暗示提醒读者，张生与作者元稹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应细细揣摩不可忽略而过？答案同样很明显，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实际上，人们正是根据《莺莺传》文本所提供的内证：这种亦真亦幻，虚虚实实的手法以及至情至性形象描绘，以张生《会真诗三十韵》即元稹《会真诗三十韵》为原点，推定“张生即元稹自寓”的。“《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都是中肯之见，难以动摇。为了否定自寓说，《婚外》文在绕口令式的论证中，不惜将《会真诗三十韵》割裂为“代”张生作和元稹“自己作”两部分，来否定篇中张生与作者元稹之联系，几乎步入“张生真有其人”的歧途。
二、“十七与君别”中的“君”指谁？
元稹所作《十七与君别》诗已佚，自寓说从白居易《和微之十七与君及陇月花枝之咏》“别时十七今头白，恼乱君心三十年。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结身后缘”等推定“十七”指的是“崔莺莺”，“君”指的是元稹。《婚外》文不同意，认为“十七”是元稹的年龄，“君”指的是元稹初恋的女性“管儿”，并从小说中人物张生、崔莺莺及元稹年龄推算入手，提出两点质疑。第一点质疑是：当时崔莺莺确实是十七岁，但小说中人物已经二十四岁，而历史人物元稹却只有二十二岁。以
三十年计之，当在大和四年。这年正月，元稹出任
武昌节度使，第二年七月，五十三岁的元稹暴卒于
任上，大和四年及其后，白居易再也没有见面，他
们什么时候唱和？又是怎么唱和！……而且元稹与
所谓的“崔莺莺”分别之后，再也没有见面，白居易
更是从来没有见过“崔莺莺”，白居易和元稹又是
根据什么，知道“崔莺莺”“今头白”的现状？
这一驳问是无力的。据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笺校》，白居易和诗作于大和四年，元稹是大和五年（８３１）年而不是大和四年暴卒于任上。所谓暴卒即突然而亡。此前并非缠绵病榻病得连笔都握不住，字都写不成，现存元稹在武昌任上的诗作就证明这一点。元稹在大和三年九月，由浙东观察使征召入京为尚书左丞，在入长安途中，经东都与白居易相会。白居易是掐着指头盼元稹，《尝黄醅新酎忆微之》云：“元九计程殊未到，瓮头一盏共谁尝。”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后附《白居易年谱简编》，在大和三年（八二九）条下，引《和微之诗二十三首》之序“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来，命仆继和”，认为“白居易已和微之诗四十二首成……”这四十多首显然是元稹在浙东任上作，元稹赴京路上、到达长安后也都有所作，如白居易《和微之道保生三日》（元诗佚），表明大和三年九月前元稹在渐东，白居易在洛阳，大和四年元稹在长安，白居易在洛阳，虽然没在一起，元、白都在唱和，怎么能因为大和四年及其后，元稹、白居易再也没见面，就不能唱和呢？元、白不在一起，以诗简往来唱和属常事，不足为怪。再说下推３０年为大和四年，诗歌表述中数字往往举其成数，多用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那么２９年（即到大和三年）就不能称３０年么？白居易诗常有“笼统的阶段式”!"的时间表达方法，我们不必拘泥。总之按莺莺１７岁、元稹２２岁下推３０年，到大和四年（８３０），大和四年至元稹大和五年（８３１）卒前，从时间上元白都有可能唱和。至于元稹与所谓的崔莺莺分别之后再也没有见面，白居易更是没见过崔莺莺，白居易和元稹根据什么，知道“崔莺莺”“今头白”的责问，也很好回答，１７岁是花季少女，青春靓丽，下推３０年，已４７，是年近５０的老妪，屈指算去，３０年已过，岁月沧桑，当时１７岁少女现今已变为头白老妪，度之常理，自可断知，不一定非得面见才能说的。
《婚外》文提出的第二点质疑是：
如果张生、崔莺莺的最后分别在贞元十八年春夏之间计算，问题更多了。这一年春夏，张生因
崔莺莺之夫求以外兄见，崔莺莺赋诗一首，云：“自
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
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几天之后，张生即将离去，
崔莺莺又赋诗一首，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
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此之后，音讯断
绝，张生、崔莺莺再也没联系。当年小说人物崔莺
莺十九岁，小说人物张生二十六岁，历史人物元稹
二十四岁。从崔莺莺方面推算，不合“别时十七”之
句；从元稹方面推测，“三十年”之后的元稹已作古
人，又如何理解白居易的唱和诗？
初一读，确实觉得“问题多”，不但多，而且很严重，“三十年”后作古的元稹怎能与白居易唱和呢？其实，这个所谓问题完全是《婚外》文自己制造的，根本不存在，且查《莺莺传》原文：
后岁余……张生……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
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
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
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
人。”自是绝不复知矣。
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婚外》文有意无意掐头去尾，删掉“崔终不为出”“竟不之见”九个字，结果就造成“问题更多”了。也就是说，文本写得明明白白，张生通过莺莺丈夫，想以外兄身分见崔莺莺，莺莺丈夫将张生意愿转告莺莺，莺莺“终不为出”，就是到最后也没有出
刘维治：也谈《莺莺传》中张生即元稹自寓说
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２９?
!"参见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１９９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来跟张生见面的意思。当张生因未能如愿得见莺莺而面露失望、伤感、眷念之诚时，莺莺得知后，也没改变主意，仅作诗一首以安慰他，也没有出来见他。几天后，当张生要离开时，莺莺也没有出来，又作诗一首以“谢绝”（“谢绝”二字表明张在临行前，曾再一次求见），要张“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从这以后，什么音讯也没有了。总之，这一次，崔、张二人根本没有见面，所以就不存在所谓“分别”问题，更说不上是最后分别。莺莺与张生最后分别，只能是在（贞元十六年）莺莺１７岁那年，而不是这次所谓“后岁余”，即莺莺１９岁求见未得这一年，《婚外》文自己制造一个“张生、崔莺莺贞元十八年春夏间最后分别”，自己再当做问题来发难，于事无补。
《婚外》文将“十七”看做是元稹的年龄，“君”看做是元稹初恋的“管儿”，这一看法能否站住脚呢？且看《婚外》文的辩证：
元稹年轻时的一段恋情……在元稹的《琵琶歌》里，诗人回忆了他与管儿在“李著作”家中的初
次见面，有过一段……恋情。又云：“自此听后六七
年，管儿在洛我朝天。”所谓“我朝天”即指元稹吏
部试以及登第后在长安授职校书郎事，时在贞元
十八九年（８０２—８０３），以六七年计之，元稹在李著
作家与管儿相识当在贞元十一二年间，时元稹正
是十七八岁上下。《琵琶歌》作于元和五年（８１０）
……诗人回忆自己与管儿贞元十一二年（７９５—
７９６）在洛阳的初恋以及元和五年的重逢。以“三十
年”推测，元稹佚诗《十七与君别》当作于诗人出镇
浙东的宝历元年（８２５）前后。
这一推算本身就有问题。首先，推算基数不准，《婚外》文按别来六七年推算，元稹识管儿时年龄十七八（含有十八），与元稹的“十七与君别”言之凿凿、毫不含糊就有所不同。其次，退一步说，就算因诗歌表述特点，十七八，不妨写作十七或十八，取笼统计时法，不必责难，那么从白居易“恼乱君心三十年”句看，计算的起始时间一定是从“恼乱与被恼乱的两方”最后的分别时算，换句话说，从这次分别后，再也没见面，《婚外》文也正是强调“元稹与所谓的崔莺莺分别之后，再也没见面”，以此为计算以后恼乱多少年的前提条件。因为一别之后，再没见面，所以那一“别”的时间、年龄就格外值得记忆，难以忘怀。十七一别从十七算，二十一别从二十算，二十三一别从二十三算，总之，一定是双方分别后再也没有见面的那次分别。
《婚外》文所以推定“十七”为元稹，“君”指“管儿”，也正是从元稹相识管儿正是十七（或十八，称十七八），往下推３０年，认定元稹作《十七与君别》作于宝历元年（８２５）前后，请注意，问题就出在这里：所谓元稹１７岁时与管儿的这次“初恋”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吗？回答是否定的。元稹在江陵所作的《琵琶歌》明白写着“管儿久别今方睹”，“今”即指元和五年（８１０年），也就是说，元稹于贞元十一二年（７９５—７９６）间，十七八岁时在洛阳相识的管儿，元和五年（８１０年）３２岁时又见面了。如果元稹与“管儿”这次见面后马上就分别，这就应算是元稹与管儿间最后的见面与分别，计算所谓元稹初恋的管儿恼乱元稹的心长达多少年的时间，自然应从这一次算起。这一年是元和五年（８１０）元稹３２岁，下推３０年，即为开成五年（８４０），元稹当为６２岁，此时元稹已于９年前即大和五年（８３１）５３岁时卒去，白居易怎么可能说是三十年呢？即使按诗歌中数字表述多取整数特点，自元和五年（８１０）至元卒（８３１）也仅２１年，也只能写作二十年，四舍五入，断无写三十年之可能。除非《婚外》文能证明白居易此处三为二之讹。
《婚外》文说元稹《十七与君别》作于宝历六年（８２５）年，按３０年逆推，要与元稹十七八年龄吻合，只能置元稹元和五年（８１０）与管儿“今方睹”事实于不顾。按元和五年（８１０）与管儿一别算，往下推３０年，元稹已去世９年。《婚外》文是怎样解决这个矛盾的呢？请注意，《婚外》文先说“《琵琶歌》作于元和五年（８１０），元稹谪江陵之后，诗人回忆自己与管儿贞元十一二年（７９５—７９６）在洛阳的初恋及元和五年的重逢”，后紧接一句“以三十年推测”，就含糊其词，而不明言从何时推算，将本应从元和五年的这次重逢又分别往下推算，却悄悄上溯到贞元十一二年（７９５—７９６）。其实，元稹特地为管儿写的《琵琶歌》，共有８２句，其中有２４句（占１／４强）是写元和五年重逢时管儿为他演奏精彩乐曲情景的，元稹怎么能忽略他３２岁时与管儿之见之别，而只记得他十七八当时与管儿的相识相别？
再从元稹诗题《十七与君别》与白居易和诗的文意角度看“十七与君别”到底指谁。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究竟男方对女方年龄特别敏感，还是女方对男方年龄特别敏感？比较而言，男方应记住自己的年龄，还是女方的年龄？“十七与君别”中“十七”，若照《婚外》文解作元稹，那意思就是“十七岁的我与君（管儿）一别”，而君（管儿）的年龄，则对不住，没记住，或说不重要，不必记吗？突出强调的是作者“我”，而“君”在其次。既然管儿是元稹初恋对象，恼乱了元稹之心长达３０年，而元稹却连她的年龄都没记住，这合乎情理吗？如果“十七”指元稹，那么，君就自然是指“女性”，白居易的“别时十七今头白”也就随着是指元稹了，那么，接下句“恼乱君心三十年”一句的“君”，自然是元稹无疑。这样一来，白诗起句文意为“分别时元稹十七，现今已头白”，叙说的主体是元稹，而承接的下一句“恼乱君心”的主体就变了，省略了主体“管儿”，颇为突兀。而自寓说将“十七”看做莺莺年龄，“君”指元稹，那么元诗《十七与君别》中“君”则与白诗中“恼乱君心”之“君”同指一人，其文意为“（她与你）别时是十七，现今已白头，（她）恼乱君（元稹）心长达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３０?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三十年”，一起一承就顺当自然得多。接着转为劝元休吟风月句，打趣他再结身后缘，圆转流畅，一气而下。
再者，“君”固可指女性，更可指男性，且不说《莺莺传》中有“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之语，就是白诗中也屡见不鲜，白居易在《和元九悼往，感旧蚊帐作》也说：“美人别君去，自去无处寻。”《井底引银瓶》：“似妾今朝与君别……此时与君未相识……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鬓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终知君家不可住……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可想而知《十七与君别》极可能是元稹模拟莺莺声口之作。
总之，“十七与君别”，绝非《婚外》文所说，“十七”指元稹，“君”指管儿。从《莺莺传》中明确强调：“（张）问其（莺莺）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今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看！“十七”指崔莺莺之年龄可能性更大，“君”指元稹可能性更大。李绅作《莺莺歌》“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鬟年十七”（《全唐诗》卷四八三），可供佐证。
三、“管儿”是女性吗？
《婚外》文认为管儿是女性，是元稹初恋的对象。“理应将元稹与管儿的初恋补入”。《婚外》文认定管儿是女性的依据为：
元稹《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中“花下莺声是管儿”一句，已点明女主角是管儿。
且看元作原诗全文：“胧明春月照花枝，花下音声是管儿。却笑西京李员外，五更骑马趁朝时。”《婚外》文这里引文与原文有出入，不是“莺声”是“音声”。钱校宋本和《全唐诗》卷四一二，均作“音声”只在旁注：一曰“莺声”。《婚外》文为说管儿是女性，故用“莺声”，好像是指女性管儿的歌唱之声。其实，我们从专为管儿作的《琵琶歌》中可以认定，管儿所以打动元稹，不是靠其歌，而是其出色的琵琶演奏技巧，音声是指琵琶之音声，很难以此证管儿是女性。至于“胧明月下”之句也是强调西京李员外五更早朝，不及元此时有幸欣赏管儿琵琶演奏技巧，并无狎戏或幽会之意，这点可从《琵琶歌》中得到证明：“平明载船管儿行，尽日听弹无限曲。曲名无限知者鲜，《霓裳羽衣》偏宛转，《凉州大遍》最豪嘈，《六么散序》多笼然。我闻此曲深赏奇，赏着奇处惊管儿。”接着一段称赞管儿演奏技巧的形象描绘之后“醉客满船皆暂醒”。
《婚外》文考证，元稹在贞元十一二年，即元稹十七八岁时初见管儿。从《琵琶歌》文本语句看此时管儿已“双鬓丝”。即使管儿是女性，元稹也绝无相恋之可能。退一步说，“双鬓丝”是元和五年元稹重睹管儿时所见。那么，元和五年元稹已３２岁，管儿至少不应大于元稹，不会大于３０岁，那么３０岁左右的女人就“双鬓丝”吗？可见管儿年长于元稹。元稹能与一个年长的女人“初恋”吗？《琵琶歌》开头有“琵琶宫调八十一，旋宫三调弹不出，玄宗偏许贺怀智，段师此艺还相匹”，《婚外》文并未认定贺、段为女性，“段师弟子数千（一作十）人”，也难认定没有男性，而均系女性。《婚外》文同样也未认定“管儿有徒名铁山”中铁山是女性。可见弹琵琶者不是非女性不可。唐代琵琶名手罗黑黑、裴洛儿、贺怀智、段师、康昆仑等皆男子（见《太平广记》卷二!五）。又白居易有子名崔儿（《哭崔儿》），女名阿罗。行简有子名龟儿（《祭弟文》），安禄山身边侍卫名李猪儿（《旧唐书?安禄山传》），白居易有《听田顺儿歌》，元稹《追昔游》“狗儿吹笛胆娘歌”。以上名带“儿”者均系男性，可见名后加儿，男性居多。《婚外》文认定“管儿”女性证据不足。说管儿是元稹初恋对象，难以成立。
四、《莺莺传》作于何年？
由于《莺莺传》篇末仅写“贞元岁九月”，是贞元的哪一年未定，故此传成于何年就说法不一。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则从《莺莺传》中所记张生、崔莺莺行止与元稹、韦丛结婚时间相比照，考订《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乃最为可能”。卞孝萱《元稹年谱》则根据《莺莺传》篇记有“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语及于是，公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从贞元十九年七月，李绅尚在苏州，不可能匆匆九月赶回长安，这一年朝廷“以关辅饥，罢吏部选、礼部贡举”（《旧唐书?德宗纪下》），也不存在科考等原因，考订《莺莺传》写作年代只能是贞元二十年九月，与陈《笺》殊途同归。
《婚外》文认为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因为若定为贞元二十年九月就有三个问题难于解释。且将《婚外》文所谓三个问题原样排列如下，并试作解释。
其一，如果《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九月，元稹、白居易已经及第，并且同时担任了校书郎……
两人无话不谈……元稹为什么向朋辈李绅、杨巨
源公开自己的作品《莺莺传》，却独独对最好的白
居易守口如瓶？
其实，这很好解释，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部。”（《金明馆丛稿二编》２４７页）元、白一生谈话至多，而流传之诗文有限，岂能以今日之白居易诗文中未涉及《莺莺传》而武断元未对白谈过，“守口如瓶”？
其二，白居易当时喜听故事，爱说传奇，不久之后还与陈鸿合作，创作《长恨歌》和《长恨歌传》，
白居易为什么独独对好朋友元稹的《莺莺传》不感
兴趣，不置一辞？
其实这个问题与上面所问同属一个，回答也是一样的。如果按照《婚外》文逻辑，那么白居易胞弟白行简作《李娃传》，白居易也“不置一辞”，能说居易对行简所作《李娃传》不感兴趣吗？
刘维治：也谈《莺莺传》中张生即元稹自寓说
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３１?
其三，杨巨源是元稹结识白居易之前最好的诗友，白居易是元稹贞元十九年吏部及第之后最知心的朋友，如果《莺莺传》作于二十年九月，那么当时为《莺莺传》题崔娘诗的杨巨源和当时已经与元稹相识的白居易，同在长安的时间有两年之久，这两位诗人理应因元稹的关系而相识，但据白居易的《赠杨秘书巨源》诗，他与杨巨源十多年后才“新相识”。
这个问题实在勉强，《
婚外》文认为同与一个人交相好的两个人，必须在两年内就相识。首先，张籍、李绅都同元稹交好，个人秉性有异，千差万别，官海沉浮，世事难料，我们能根据什么“理”来“限定”他们在多长时间内“相识”或“不相识”吗？其次，关于“新相识”中“新”字作何解释，大有说道。《婚外》文显然将“新相识”误作“初次见面”了。其实不然，刘禹锡有《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瞿蜕园先生云：“所谓扬州初逢者，谓此时方得快晤耳。”（《刘禹锡集笺证》１０４７页）朱金城先生云：“
‘初逢’、‘初见’均系久别重逢之意，并非初次相见。”（《白居易集笺校》１７０７页）瞿、朱二先生的解释是通人之见。白居易《赠杨秘书巨源》中“相识虽新有故情”中“新相识”，应与“初逢”不能解作初次相见一样，也并非初次见面之意。不能用来证明元、杨是在元和十年才相识的证据。另外，白居易元和十年作《与元九书》中还提到元稹“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籍、李绅、杨巨源等，“号《元白往还诗集》”，可见白、杨非元和十年才相识，而此前早已相识。
《莺莺诗》之写作时间，现有贞元十八年说（孙望《蜗叟杂稿》７２页）、贞元二十年说、永贞元年说（周绍良《唐传奇笺证》４０６页），判断哪一说比较合理，应看元稹、李绅在哪一年见面可能性较大。因为元撰传、李撰歌，二人合作，杨巨源“赋《崔娘诗》”在元撰传之前，《莺莺传》交待得很清楚，不能扯在一起。
《婚外》文指责二十年说解释不了的三个问题，其所主张的贞元十八年说仍然有这三个问题。难道元稹贞元十八年撰《莺莺传》，白居易与元稹结交后就不能知道吗？元稹不能对白居易谈吗？
五、怎样评价《莺莺传》的结尾？
《莺莺传》结尾部分核心内容是记叙张生的“忍情说”、“尤物说”，实质是“女色祸国”论。鲁迅批评这个结尾“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差不多是一篇辩解文字”。陈寅恪也说：“张生忍情之说一节，今人视之既最为可厌。”
否定自寓说的文章，不同意这种批评，认为“忍情”、“尤物”、“补过”等，“是元稹在传文中借张生和时人之
口，向读者揭露当时社会中确实存在的落后意识和陈腐
观念，它们并不等同于作者元稹的思想”［２］
。很清楚，元稹
对张生取何态度，与自寓说是否成立，至关重要。自寓说认为张生是元稹自寓，元稹对张生采取宽容、理解、赞同态度，文末张生的忍情说实际是张生自我辩护词，否定自寓说的文章认为元稹对张生采取否定态度，以此作为其否定自寓说的论据，问题是读罢否定自寓说的相关文章，觉得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
（一）元稹超越“女色祸国”的意识和观念了吗？否定自寓说的文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从他生平思想来看，元稹并不赞同张生‘尤物妖人’、‘忍情’之类的陈腐观念。”并以此作为否定自寓说的一
条重要根据“更谈不上以张生自寓了”［４］。
大家知道，统治阶级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女色祸国”、“尤物妖人”是封建社会确实存在的落后意识和陈腐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无论是元稹及同时代白居易还是他们以前、以后诸多诗人，都很难也不可能摆脱当时社会的这一落后意识和陈腐观念。不错，正如《婚外》文所说，元稹（也包括白居易）出于讽兴时事干预时政目的，写了不少如《上阳白发人》等同情妇女诗篇，但也仅限于同情而已，并未在“当时社会意识”和“观念”这个理论层面上有所突破、有所超越。在《上阳白发人》中元稹不是还说“此辈贱嫔何足言”吗？如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不也说白居易创作意图在于“惩尤物窒乱阶”吗？仅仅依据作者元稹最后站出来说“予常于朋会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一句话，来认定元稹是否定张生的陈腐观点，理由并不充足。元稹真的在当时就能否定张生的忍情说中所流露的女色祸国观念吗（试看今日这种观念的残余不是还时隐时现吗？元稹岂能超越那个时代的局限）？再者，否定自寓说文章对元稹“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这句话本意的理解也有问题。如上引《质疑》及《论莺莺传》等文认为：“元稹本意是针对时人态度而发，呼吁知道此事悲剧结局的人不要再如张生那样做非礼私通、贻患他人的不道德之事；既已做了，就不应该像张生那样迷惑于或借口于尤物妖人、女色亡国之类的谬论，而应该像萧史弄玉那样善始善终、白头偕老，这才是作者认为的真正善补过者的举动。”实际上，“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本意决非像《质疑》等文所说
那样。“知”字此处应作“智”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明智的
人不为，即不去做（同莺莺遇合）那样的事，一旦做了（遇合），就要不惑（不被莺莺这样尤物所迷惑而不能自拔，应像张生那样及早抽身，及时了断），而并非像《质疑》等文所说“迷惑于或借口于张生尤物妖人女色亡国之类的
!
"《易?蹇》：“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论语?里仁》：“择不仁处，焉得知？”《庄子?徐无鬼》：“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唐?成玄英疏：“世属艰危，时逢祸变，知谋之士思而虑之，如其不然，则不乐也。”元稹在《祭亡妻韦氏文》中“有妻如此其感也”，将“憾”写
作“感”
，这里就可能将“智”作“知”了。“惑”即《莺莺传》中，张生一见莺莺后，“自是惑之”的“惑”，被“之”（指莺莺）迷住了的意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３２?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谬论”。是不惑于人（尤物），而不是不惑于谬论，这才是元稹本意。这一本意可从白居易“贵妃胡旋惑君心”（《胡旋女》）、“马嵬坡下念杨妃……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李夫人》）等诗句得到佐证。
可见，元稹对张生的忍情说中的“女色祸国”意识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持“揭露”态度，而是赞同的。主人公的思想境界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即作者所能达到的高度。元稹并未能超越“女色祸国”的意识和观念。我们不能苛求元，也不必刻意拔高元。
（二）张生是元稹鞭挞的形象吗？
先看否定自寓说文章对张生的分析：
从《莺莺传》的实际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出：张生是作者着意鞭挞的艺术形象。
在元稹笔下，张生自称“好色”，将漂亮的女性目为“尤物”，而不是应该平等对待的异性，乘崔氏
母女的危难，欺骗莺母，纠缠崔氏，胁迫红娘，张生
不是出于对莺莺的真诚相爱，而是好色所使的不
轨图谋，表明张生的狡诈之态……梯树逾墙，完全
是为了自己一时之欢……目的既达，随之……企
图借郑氏的干涉来达到遗弃崔氏的目的，但郑氏
息事宁人，大出张生意料。诡计不成……最后终于
不顾一切，决绝地离莺莺而去。更可恶的是，为了
推卸自己遗弃崔氏的罪责，他不顾朋友杨巨源、元
稹等在《崔娘诗》、《会真诗三十韵》后十韵中对他
的规劝，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忍情之说”，把自己打
扮成堂堂正正的“君子”，而作者将其辩护词写进
小说，用意在剥开张生躯壳，裸露他那肮脏、丑恶
的灵魂，引发读者对张生丑行恶语的愤慨［２］。
照这样分析，《莺莺传》哪还是写一对青年男女两情相悦、互相爱恋故事的经过，分明是写一个“灵魂肮脏、丑恶”、“狡诈”、“图谋不轨”的好色之徒，用尽“诡计”、“欺骗”、“纠缠”、“胁迫”良家妇女的无赖行径，这种分析不符合《莺莺传》文本实际，人们很难认同这样分析。此文意犹未尽，竟越俎代庖，认为“莺莺大数张生与其自荐枕席之间过于简单，这中间如若描述张生另施它计纠缠，崔氏因此而与张生成其男女之欢，这似乎更符合生活的逻辑，也更有助张生、莺莺人物形象的塑造……”按照此文设计，这岂不是在塑造一个“诱奸”妇女的罪犯形象？我认为《莺莺传》之所以具有感人力量，正是由于作者没有将张生塑造成所谓“反面人物”，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也可以说按照生活实际，描述了青年男女爱情追求过程中的至情至性，不管是企盼还是失望、欢乐还是忧伤、相拥还是分别，彼此都是对方的唯一，情切切意绵绵，绝不掺假，因此，正如这对恋人的悲欢离合才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元稹笔下张生绝不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赞美、同情、理解的对象。他“性温茂美风容”，即性情平和，神貌英俊，“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表明他品行严谨，不能称“好色”。见义勇为，救郑氏之难一事属实，不能说是“欺骗”。数次以礼求助红娘，“红娘惊沮……张生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温尔文雅，不能说“胁迫”。莺莺自荐就张，“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向所谓西厢者几一月”，两情欢洽，共渡爱河，不能说是“纠缠”。婚后求见莺莺未得，“怨念之诚，动于颜色”，表明他未忘旧情，不能说是“狡诈”。即使对张生最后“忍情”独白，元稹也记下“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一笔，以示肯定。且对照《霍小玉传》类似之处，写李生遗弃小玉后，作者写“自是长安中，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一段，借当时舆论表达对李生的谴责态度，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态度。元若鞭挞张生，完全可以用此手法。而实际却相反，正表明元对张生的“忍情”独白持肯定态度。最后一句“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也是总结张生所为，赞许他处置得当，毫无责难之意。至于如何评价张生，如何评崔、张恋爱悲剧，这里不拟展开。但可以断定的是张生不是元稹鞭挞的对象。
（三）结尾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部分”吗？
否定自寓说的文章对这个结尾评价很高：
正是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部分……古往今来描写爱情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而
《莺莺传》能给读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有着这
样动人的感染力量，与落入俗套他篇不同的正在
于这个结尾［２］。
首先，“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应贯穿于作品全部，是从一个作品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的问题，这种将作品尤其是将一个短篇作品分为最好部分、次好部分、不好部分的做法，很难全面、准确把握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退一步说，结尾部分，满打满算，仅８００余字，不到全文３０００字的１／３，也很难说是最好部分。那一见钟情、红娘传书、西厢待月、分手诀别等部分都不如这结尾吗？我们知道，好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主要是通过作品所塑造艺术形象自然地流露、显现出来，从而吸引、感染、渗透给读者，而不是靠抽象的说教灌输给读者。此前，作者已经通过曲折的情节变化、生动传神的人物对白、文彩精美的诗句，简洁的环境点染烘托，塑造了张生、莺莺这对大胆追求爱情的青年形象。即使结尾中张生“忍情说”不是元稹观点，是元稹用来“揭露张生丑恶灵魂的”，那么，这一“揭露”也不能改变此前已经塑造的正面人物的张生形象这一事实。
《莺莺传》文本表明，张生求见莺莺是在发表忍情说后，足见其情难忍，旧情难忘。与其信其言，还不如信其行。其实，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体现在张生身上的这种言行矛盾，实质是“人性与社会”之冲突（《元白诗笺证稿》９７页）。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悲剧，不是或不仅
刘维治：也谈《莺莺传》中张生即元稹自寓说
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３３?
仅是个人道德层面问题，这一悲剧是由广泛深刻的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当今理论的分析不应停留在对个别人负心行为的责难上，而应深入到大的文化背景中去追本溯源。主人公的思想局限实际就是作者的思想局限。元稹没有谴责张生的忍情，我们今天也不必因此而苛求他。他笔下的张生、莺莺在追求爱情过程中所体现的对封建礼教束缚抗争的行为和勇气，就已经足够了。
张生可以跨越墙头，同所恋的莺莺幽会，但毕竟受时代的局限，最终却没有勇气，确切地说是没有思想武器的力量使他跨越横在他面前的封建传统桎梏，在面临功名前程与所爱女人之间抉择时，他不得不向传统，向那个视功名为男子生命第一要义的传统屈服，选择了前者。他对心爱女人割舍不下的情愫，又使他不得不做出一番阿Ｑ式的忍情说，吃不着葡萄，或者吃着葡萄而不能再继续吃下去时，就说葡萄是酸的，来为自己解脱，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与宁静。
这个结尾，不同于《李娃传》以妓女李娃受封国夫人来冲击门第观念那样充满理想色彩；不像《霍小玉传》以霍小玉化作厉鬼报复负心郎那样具有怪诞意味；也不像《柳毅传》以龙女变人喜结良缘，以昭示善有好报那样流露浪漫气息，它显得很平实，平实得几乎近于记实：几个人窃窃私语，品头论足，流露的更多是无奈和遗憾，如此而已。其艺术性，游国恩等先生的意见不容忽视：“作品后半篇以大量诗文来代替生动的叙述，也大大减弱了形象的感染力量。”［５］而《西厢记》也正是将这结尾改编，“有情人终成眷属”，主题才得以升华，这实际是对元稹这一结尾的否定。这种改编也不能一律视为俗套，它毕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悲剧心理意识的一种典型范式，同梁祝化蝶、七夕鹊桥一样表达了人们善良美好愿望，得到后世认同。王实甫《西厢记》的改编表明对这一结尾的所谓“最好”定位并不准确，表明了鲁迅“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婚外》等文一系列分析企图认定“张生”是元稹鞭挞的“反面人物”，而不是元稹笔下“正面人物”；认定元稹在篇末亮相是在揭露张生，而不是肯定张生，以此证明张生不可能是元稹自寓。但由于这些认定不符文本实际，结果适得其反，倒表明自寓说之可信。
从现存有关诗文可知，元稹在同韦丛结婚前，曾有过一段恋情，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恋情让元稹刻骨铭心，“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并“恼乱君心三十年”（白居易语），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所恋的对象可能是莺莺一类人物（貌美、能诗、擅乐、家庭殷实、未出闺门、少女），而非《婚外》文所指“管儿”一类人物（退一步说，即使认定管儿系女性，也仅是以卖艺为生寄人篱下的艺伎），这也应是不争的事实。既然《莺莺传》是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就不能否定它具有一定可供参考的史料价值。先贤时哲如陈寅恪、汪辟疆、孙望、卞孝萱诸先生据以考察研究元稹生平与思想，卓然有成，有目共睹。至于或因文本缺漏，或因小说手法而致虚实难辨，年龄或大或小，地域或东或西，都增加证实或证伪难度，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可利用之史料价值。
顺便提一下，鲁迅先生在一个讲演中［６］（页３２２），提出唐人传奇有文有诗，渊源于陶潜《桃花源记》，仅体裁而言，《婚外》文曲解为：“鲁迅认为元稹的《莺莺传》，即采用了《桃花源记》式的虚构和想象手法。”这也容易引起读者不必要的误解，以为鲁迅先生反对《莺莺传》中张生是元稹自寓说，实际鲁迅先生是赞成自寓说的。
参考文献：
［１］吴伟斌．关于元稹婚外的恋爱生涯［Ｊ］．文学遗产，２００１，（１）．［２］吴伟斌．论莺莺传［Ｊ］．扬州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９，（１）．
［３］袁行霈．中国文学史［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４］吴伟斌．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Ｊ］．中州学刊，１９８７，（３）．［５］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６］鲁迅．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答文学社问［Ａ］．鲁迅全集（第六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３４?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ｅｌｆ－ｉｍｐｌｉｅｄｔｈａｔ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ｉｓＹｕａｎＺｈｅｎｉｎ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Ｙｉｎｇｙ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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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金龙］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谈《莺莺传》与《西厢记》的对比《莺莺传》又称《会真记》，乃唐朝元微之所作。《西厢记》乃元朝王实甫所作，以杂剧的形式对《莺莺传》的故事加以改造和加工，因而有了“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美誉。 通过对这两者进行比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和理解两者的不同 首先在内容上，《莺莺传》的大体内容为儒生张生在蒲宁普救寺与崔家相遇。当时，军人大扰蒲人，崔夫人甚惧。张生与军人有交情，崔家才能得以安宁。崔母为表感谢，设宴招待，张生对崔莺莺展开热烈的追求，莺莺面对张生的追求，在克服内心的重重矛盾后投入了情人的怀抱。后来崔母发现为时已晚，只好作罢。不久张生将至长安赶考，临别之际，两人未能相见。当莺莺把她的一切奉献给张生后，张生无情地抛弃了她。而张生并未有一丝不安与内疚。反而诬她为“不妖其身，必妖其人”。后两人各自成家。《西厢记》的大体内容为：儒生张珙，在普救寺路遇相国千金崔莺莺，一见钟情。他租下一僧房住下。张生想尽办法且目睹亦或是接近崔莺莺。不久，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欲抢崔莺莺为妻，崔母在情急之下许诺有能退兵的，将莺莺嫁与他为妻。于是张生请白马将军杜确退了贼兵。事后崔母悔婚，让莺莺与张生以兄妹相称。两人为此而病倒，后两人在红娘的帮助下两人结合，最后被老夫人发觉。无奈之下，老夫人要求张生进京赶考，中榜后回来娶莺莺为妻。最后，张生高中，二人终成就了美满姻缘。由此，两个故事在结局上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虽然都是以崔莺莺同张生的爱情故事为表现内容。但在结局上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以悲剧结尾，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以喜为结局。而这种结局的变化并非无中生有，只因两位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物质决定意识”，从历史唯物论来看，不同的社会背景造就不同的作者的不同心路历程，因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局。在元稹所处的时代，是新兴地主阶级与封建官僚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以知识分子起家的新兴地主阶级势单力薄，还不足以与势力雄厚的封建官僚阶级相抗衡。而在王实甫的时代，是新兴市民阶层与开始走下坡路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所以后者更为开放。如果说元稹歌颂的爱情自由还受到一定的束缚，那么王实甫笔下的爱情体现的是一次女性的大解放。从元稹的《莺莺传》到王实甫的《西厢记》，亦可看出，唐朝鼎盛的封建官僚阶级到明朝时期顺着时代的潮流和需要，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了。 从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来看，也有所变化。王实甫在改造莺莺的形象时，保留了其深沉而复杂性格的一面。元稹笔下的莺莺虽有反抗仍是对封建压力的片面屈从，因而显得无力苍白，而王实甫笔下的莺莺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显得更为大胆，勇敢，与机智，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另一方面，强化了老夫人的阴险与权诈，同时提升了红娘的正直与明达。 从作者思想来看，元稹意在揭示唐朝封建士大夫对妇女始乱终弃的不道德行为，而王实甫更深刻地批判封建门阀制度和等级观念。在思想上，元稹仍具有封建文人的正统观念，因为婚姻的不合法，所以张与崔成了一场悲剧。作者在结尾又用“衬托说”为张生的薄幸辩解，以女人祸水为托辞，可见元稹在思想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王实甫则完全突破正统观念，不仅是对封建势力的反抗，也是对传统贞操观念的一次翻新。 从艺术形式上来看，是一种文体的大转变。唐朝盛行传奇，多以散文。从《莺莺传》中的诗和书札中，可看出小说混杂以骈俪，想要借小说来表现其诗才。元朝则演化成了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如此形式的向城市人民用以娱乐自己也教育自己的金元戏曲。由以前的叙事体变为代言体，是从思想到艺术的丰富和发展。 杂剧以戏曲的形式来表现，既有诗的意境，又有词的婉约，又杂有来自民间的口语化用语，所以极具音律感。《西厢记》与《牡丹亭》能够成为中国戏曲史上双峰幷峙之作，可见
《西厢记》之崔莺莺人物形象分析
浅析崔莺莺人物形象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王实甫根据元稹的《莺莺传》为原本，从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脱胎而来的元代汉族戏曲剧本，是我国古典喜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主要叙述了书生张生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两人的恋情却遭到相国夫人的百般阻扰，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西厢约会、私定终生并且勇于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最终获得圆满结局的故事。《西厢记》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其实描绘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主题最成功的戏剧，更是在与其对于女主角崔莺莺的人物塑造方面可谓是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借用金圣叹曾经给予崔莺莺的性格特征做出的评价有云：“无双，天下之至尊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有情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灵慧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矜尚女子也。”在此，便由此展开具体的分析。 首先，一开始我们便可以得知崔莺莺乃是已故相国大人的千金小姐，芳龄十九，端的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兼具温文贤淑。不可不谓之是大家闺秀，人比花娇。君不见张生在普救禅寺大雄宝殿初见莺莺，便“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张生萤窗苦读二十年，原本满心“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安邦定国的大志，原意奔赴长安一心只为考取功名只为飞黄腾达的锦绣仕途，只怕是在见到崔莹莹的花容月貌之后全抛在脑后，烟消云散不知所踪，唯叹“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而之后的孙飞虎倾慕崔莺莺的美貌，要用武力强行围困普救寺抢走崔莺莺，来作自己的压寨夫人。以及莺莺烧香时原应两耳清净不问七情六欲的和尚也心神不定，由此可轻易得见崔莺莺的气质非凡，清丽脱俗。 再也，论才情，崔莺莺那是才思敏捷，多才多艺，无论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针黹女红，秋千蹴球，可以说是样样精通，更是有才女之誉。借着崔莺莺月夜焚香拜月，张生隔墙观望，继而吟诗曰：“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而崔莺莺随即和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这里便可以看出崔莺莺在诗词歌赋上不仅造诣颇深，而且反应敏捷，当之无愧的才女。而后在孙飞虎围庙抢亲之时，听闻母亲的佛殿许婚，崔莺莺虽然欣喜，却也一眼便明了母亲的佛殿许婚不过只是权宜之计，缓兵之计罢了，更何况口说无凭，由此不难看出崔莺莺头脑清醒，对形势以及母亲的心理看得十分透彻分明，并非像一般女子一样被爱情蒙蔽得不分状况。这一点在后来老相国夫人赖
莺莺传论文
唐宋传奇鉴赏 ——浅析《莺莺传》与中国封建文化 院系：民生学院 年级：12级 姓名：寇依 专业：会计学 E-mail: penny.k@https://www.wendangku.net/doc/005394856.html, 论文完成日期：2014年6月
浅析《莺莺传》与中国封建文化 寇依会计学E-mail：penny.k@https://www.wendangku.net/doc/005394856.html, 摘要：元稹的《莺莺传》是唐传奇中以爱情为题材的杰出代表作，是一部“始乱终弃”的女性婚恋悲剧。文中塑造的崔莺莺形象美丽、温柔而又痴情,丰富和拓 展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女性人物世界。本文通过《莺莺传》探析中国封建礼教对故事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唐代婚俗文化的多重性。 关键词：莺莺传封建礼教唐代婚俗 一、封建传统伦理思想对《莺莺传》的影响 元稹的《莺莺传》中所塑造的崔莺莺的形象，是唐代爱情传奇文本中塑造得具有较高文学史意义与美学价值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不仅具有绰约的风姿、隽雅的谈吐以及过人的才艺，而且敢于超越封建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大胆主动地与张生交往、相恋，以至于“自荐枕席”①她的形象无疑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女性人物世界。然而，《莺莺传》深受儒家诗教的影响，在文本的各个层面都渗透着诗教意识。对此，不少学者有所论及。如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将《莺莺传》视为主人公儒家道德成长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道德‘成长’的故事。经过了微小的堕落和随后的悔悟，年轻人成长了，从自己的错误里面汲取了教训。”② 文中，虽然未对莺莺家世做详尽的介绍，但在当时崔氏是一个大姓，应该是名门望族。而且可以从莺莺的日常举止中仍然能看出她深受家庭封建礼教的熏陶。从伦理的层面上看，《莺莺传》并非单纯的爱情小说，它渗透了讽喻封建教化的目的，与儒家传统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唐代传奇产生之前的女性形象，或是如屈原创造的“湘夫人”、曹植创造的“洛神”一类，虽有“女儿身”却没有女性主体，没有真实自我生存价值与生命意志的“意象符号”；或是以“妲己”、“赵飞燕”等人为代表的总让帝王误国、男人遭难的“祸水”。唐代是真正纵情的时代，言传心声，辞达情意，因而文学是主情的。而传奇小说，将笔触深入到人们的内心灵魂，并寄予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如果我们把唐代爱情传奇中的《莺莺传》塑造的莺莺形象与前面两种类型的女性形象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她身上呈现出的封建社会女性某些现实的情感体验、
莺莺传读后感
古代小说经过了近千年的沿革，在唐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唐传奇作为一种新的体裁出现，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小说。其中，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以唐传奇的重要部分传世。甚至在数百年后，元代的王实甫仍扼腕《莺莺传》昔年芸香侣今日分飞燕的结局，甚至以《莺莺传》为蓝本创作了《西厢记》，并为张生和崔莺莺安排了一个美满的结局。足见《莺莺传》的影响力。hh 《莺莺传》的故事发生在唐贞元中，有一位青年名叫张生，时年二十三岁，学识广博、青年才俊。一日游于普救寺时偶遇一位妙龄小姐。两人眉来眼去，互生情愫，以至花前月下、夜夜情好。但最终张生并没有为崔氏停留，最终和崔氏分手。日后，张生考取功名，迎娶娇妻，莺莺亦另嫁。两人自普救寺之后不复相见。 这样的结局对中国历来的小说来说是独特的。同样是爱情悲剧，无论是之前的《孔雀东南飞》还是之后的《玉簪记》，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外界环境被迫决裂——而自始至终两人心中对对方的感情都未曾改变。而在《莺莺传》中则不同，崔氏得知张生要赴长安后，却主动地分手诀别。除了使人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心寒外，为什么偏偏在唐代故事结局就和其他时代迥然不同呢？表面上看，张生绝情，崔氏冷漠，普救寺偶遇不过是两人各自为排解孤单的一时冲动。这样一来，故事就变成了一些人所说的“只是元稹借张生之事炫耀自己玩女人的风月文章”。 元稹这位中唐极具争议的文人，素以多情和痴情闻名于世。而他的诗文，总能让人感到作者内心从未抹去的真挚和热情。就连张生和崔氏也不例外。 张生素来“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但在看见崔氏之后却主动递诗以文挑。如果崔氏不入他的眼，张生又何必放弃内心的坚定去招惹一位未亡人。而如果不是张生中了崔氏的意，她又何苦去接近张生。如果只是一时冲动，又怎么会日日相好，决裂之后再不相见。不相见不就正是因为心中仍有对方，却苦于世事舆情、沧海桑田，甚至害怕再见时情难自抑，只好将旧事藏于胸中，掩于尘土。 心魂相守，却终不能成眷属。何等憯然。 虽说《西厢记》的知名度后来大过了《莺莺传》，但我还是更倾向于元稹笔下的张生和崔氏。才子佳人的美丽故事遍地都是，而冷静道出爱情在现实前的不堪一击，却只有元稹。他以第三者的笔调，却书尽二人的辛酸。这样的故事，也许今天的人更加容易理解。并不是不爱，或许就是因为太爱才不愿意挡住对方的路。这样一想，则崔氏确实爱极张生。 崔氏终究不是耽于幻想的少女，她的爱情观很现实。她也明白张生必然不会为她放弃前途，不如自己先退出倒落个自在。她没有像《西厢记》里的莺莺一样对着秋天的叶子和张生演琼瑶剧，甚至在临行时仍希望抚琴为张生践行。这样的女人，独立、自尊，不逊于任何一位新时代女性，让人钦佩。; 张生也并非表面上看来的那样绝情。张生到了长安仍写信给崔氏，文中虽未写明，但内容大抵是可以猜到的，无非是追述前缘以复旧好之辞。怎奈崔氏的回信小心翼翼，未有复合之心。这才有张生的那段凛然大谈丈夫当如此这般的论调——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前段看得让各位新时代女性忿忿不平——将崔氏比作妖，又比做祸害商纣和周幽的祸水。这样说自己曾经爱过的人，张生真是太不地道。 而我以为整段的重点在于最后四个字——是用忍情。 如果无情，自然也就没有忍不忍的烦恼了。
红楼梦经典赏析——黛玉葬花
红楼梦经典赏析之《黛玉葬花》 内容提要 赏析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六回、第二十七回、第二十八回文中经典桥段黛玉葬花，通过《黛玉葬花》凸显当时年代气息下的黛玉宝玉爱情跌宕起伏的纠葛过程。通过文中唯美诗词歌赋彰显主人公凄惨惹人怜爱特征，从各个方面展示当时社会大环境下的人文、社会风貌！ 共读西厢 林黛玉葬花的源头还要追溯到《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末尾，当宝玉在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看《会真计》（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一书的时候，桃花被风吹落，飘落到周围的地上，贾宝玉将书上的花瓣倒入池子当中。林黛玉到来之后告诉贾宝玉，把花瓣装好放入袋中，再一起埋在花冢当中更好。两人便不谋而合决定就按黛玉说的做。这断片段是为后文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回当中黛玉葬花做铺垫作用。在这段场景中间宝玉和黛玉的言语也是极具特色的，就包括贾宝玉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将自己比作张生。黛玉比作崔莺莺。来抒发自己对黛玉的爱情，也是宝玉难得的爱情表白。这一段时间的他们也正是处在了热恋阶段。本段落只为交代前因，故不多加赘述。 花冢葬花 《红楼梦》当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总是经历着不同大小的坎坷，不时地会出现争吵，但最终仍然会和好如初。这一次次的争吵无疑是让宝黛的爱情不断的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基石，而在所有的“事故”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要属黛玉葬花了。这也自然成为了宝黛爱情当中的高潮所在。 首先，黛玉葬花的地方发生在大观园，更准确的说是在沁芳闸桥边桃花树底下。而黛玉葬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林黛玉爱惜树上飘落的桃花，认为泥土才是真正干净纯洁的，所以想将花瓣埋在泥土当中。而间接原因则是林黛玉担心贾宝玉在贾政那里受到责骂，便在饭后去宝玉的住处看望宝玉，却正巧丫鬟晴雯在屋里生气，黛玉喊了2次门都不给开门；恰巧黛玉被关在门外的时候又听见宝钗和宝玉在里面有说有笑，还亲眼看到宝玉送宝钗出来，气得回去哭了一夜，碰巧第二天是“饯花之期”所以才有了第二天的黛玉葬花。 第二日正当林黛玉在林中准备葬花的时候，贾宝玉兜着一袋花瓣前来葬花，贾宝玉发现黛玉在这里，一面悲戚一面吟诗。林黛玉悲戚的原因是林黛玉在贾府中，虽有宝玉的照顾，贾母的疼爱，但按照当时的礼教观念，毕竟是外孙，寄人篱下的滋味还是有的，父母双亡，无人做主，孤苦一人，又兼其性格的悲观，总觉风刀霜剑严相逼，自怜之心常在，看见落花之后联想打自己的身世，顿时就觉得自己内心的凄凉之苦，林黛玉之所以为残花“修筑”花
陈寅恪 《读莺莺传》
读《莺莺传》 陈寅恪 《太平广记》四八八杂传记类载有元稹《莺莺传》，即世称为《会真记》者也。《会真记》之名由于传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之《会真诗》。其实“会真”一名词，亦当时习用之语。今《道藏·夜字号》有唐元和十年进士洪州施肩吾（字希圣）《西山群仙会真记》五卷，李竦所编。（又有《会真集》五卷，超然子王志昌撰。）姚鼐以为书中引海蟾子刘操，而操乃辽燕山人，故其书当是金元间道流依托为之者。（见所撰《四库书目提要》。）鄙意则谓其书本非肩吾自编，其中杂有后人依托之处，固不足怪，但其书实无甚可观，因亦不欲多论。兹所欲言者，仅为“会真”之名究是何义一端而已。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天下篇》语。）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缘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荡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其例不遑悉举，即就《全唐诗》一八所收施肩吾诗言之，如《及第后夜访月仙子》云： 自喜寻幽夜，新当及第年。 还将天上桂，来访月中仙。 及《赠仙子》云： 欲令雪貌带红芳。更取金瓶泄玉浆。 凤管鹤声来未足，懒眠秋月忆萧郎。 即是一例。而唐代进士贡举与倡伎之密切关系，观孙棨《北理志》及韩偓《香奁集》之类，又可证知。（《致尧自序中》“大盗入关”之语，实指黄巢破长安而言，非谓朱全忠也。震均所编之年谱殊误，寅恪别有辩证，兹不赘论。）然则仙（女性）字在唐代美文学中之涵义及“会真”二字之界说，既得确定，于是《莺莺传》中之莺莺，究为当时社会中何等人物，及微之所以敢作此文自序之主旨，与夫后人所持解释之妄谬，皆可因以一一考实辨明矣。 赵德麟《侯鲭录》五载王性之《辨<莺莺传>事略》云： 清源庄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仆退而考微之《长庆集》，不见所谓郑氏志文。岂仆家所收未完，或别有他本而。又微之作《陆氏姊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与微之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者也。可验决为微之无疑。然必更以张生者，岂元与张受命姓氏本同所自出耶？（原注云：张姓出黄帝之后，元姓亦然。后为拓跋氏。后魏有国，改号元氏。） 寅恪案: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然微之之所以更为张姓，则殊不易解。《新唐书》一二五张说传云： （武）后尝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 武后之语颇为幽默。夫后世氏族之托始于黄帝者亦多矣。元氏之易为张氏，若仅以同出黄帝之故，则可改之姓甚众，不知微之何以必有取于张氏也。故王性之说不可通，无俟详辨。鄙意微之文中男女主人之姓氏，皆仍用前人著述之旧惯。此为会真之事，故袭取微之以前最流行之“会真”类小说，即张文成《游仙窟》中男女主人之旧称。如后来戏曲中王魁梅香，小说张千李万之比。此本古今文学中之常例也。夫《游仙窟》之作者张文成，自谓奉使河源，与积石山窟得遇崔十娘等。其故事之演成，实取材于博望侯旧事，故文成不可改易其真姓。且《游仙窟》之书，乃直述本身事实之作。如： 下官答曰，前被宾贡，已入甲科。后属搜扬，又蒙高第。奉勅授关内道小县尉。（寅恪案，即指宁州襄乐尉而言。） 等语，即是其例。但崔十娘等则非真姓，而其所以假托为崔者，盖由崔氏为北朝隋唐之第一
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张君瑞庆团园(第五本)原文-翻译及赏析
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张君瑞庆团园(第 五本)原文|翻译及赏析 朝代：元代 作者：王实甫 原文： 楔子 (末引仆人上，开，云)自暮秋与小姐相别，倏经半载之际。托赖祖宗之荫，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如今在客馆听候圣旨御笔除授，惟恐小姐挂念，且修一封书，琴童家去，达知夫人，便知小生得中，以安其心。琴童过来，你将文房四宝来，我写就家书一封，与我星夜到河中府去。见小姐时说：官人怕娘子忧，特地先看小人将书来。即忙接了回书来者。过日月好疾也呵！ 【仙吕】【赏时】相见时红纷纷点绿苔，别离后黄叶萧萧凝暮霭。今日见梅开，别离半载。琴童，我嘱咐你的言语记着！则说道特地寄书来。(下)(仆云)得了这书，星夜望河中府走一遭。(下) 第一折 (旦引红娘上，开，云)自张生去京师，不觉半年，杳无音信。这些时神思不快，妆镜懒抬，腰肢瘦损。茜裙宽褪，好烦恼人也呵！ 【商调】【集贤宾】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上，又早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大都来一寸眉峰，
怎咋他许多颦皱。新愁近来接着旧愁，厮混了难分新旧。旧愁似太行隐隐，新愁似天堑水悠悠。 (红云)姐姐往常针尖不倒，其实不曾闲了一个绣床，如今百般的闷倦。往常也曾不快，将息便可，不似这一场清减得十分利害。(旦唱) 【逍遥乐】曾经消瘦，每遍犹闲，这番最陡。(红云)姐姐心儿闷呵，那里散心耍咱。(旦唱)何处忘忧？看时节独上妆楼，手卷珠帘上玉钩，空目断山明水秀；见苍烟迷树，衰草连天，野渡横舟。(旦云)红娘，我这衣裳这些时都不似我穿的。(红云)姐姐正是腰细不胜衣。(旦唱) 【挂金索】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杨柳眉颦，人比黄花瘦。 (仆人上，云)奉相公言语，特将书来与小姐。恰才前厅上见夫人，夫人好生欢喜，着人来见小姐，早至后堂。(咳嗽科)(红问云)谁在外面？(见科)(红见仆了)(红笑云)你几时来？可知道昨夜灯花报，今朝喜鹊噪。姐姐正烦恼哩，你自来？和哥哥来？(仆云)哥哥得了官也，着我寄书来。(红云)你则在这里等着，我对俺姐姐说了呵，你进来。(红见旦笑科)(旦云)这小妮子怎么？(红云)姐姐，大喜大喜，咱姐夫得了官也。(旦云)这妮子见我闷呵，特故哄我。(红云)琴童在门首，见了夫人了，使他进来见姐姐，姐夫有书。(旦云)惭愧，我也有盼着他的日头，唤他入来。(仆入见旦科)(旦云)琴童。你几时离京师？(仆云)离京一月多也。我来时哥哥去吃游街棍子去了，(旦云)这禽兽不省得，
浅析崔莺莺人物形象
浅析《莺莺传》中崔莺莺的形象莺的形象 在唐代的小说中，元稹的《莺莺传》是负有盛名的一篇，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莺莺传》写的是张生和莺莺恋爱、幽会，最后又把她遗弃的故事。作者元稹倾心塑造出来的女主角崔莺莺，是一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她是个大家闺秀，娴静含蓄，多才多艺，却受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另一方面她又大胆地追求爱情，勇于打破情场中女方被动的格局，是一个极复杂的矛盾体。正因如此，《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才更显得完美动人且又真实感人。 一聪明含蓄而又勇敢的崔莺莺 崔莺莺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她弹琴撰文无不擅长，她写的小诗别有情义，可见她聪明好学。在张生半夜翻墙来幽会时，莺莺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说辞严密有理，而且也掩饰了自己对张生的动心，很好的“解释”了《明月三五夜》的传诗之举，也保持了自己大家闺秀的庄重贞洁，维护了崔氏家族的面子。莺莺的确聪明机敏，心思缜密。在初次与张生相见时，莺莺迟迟才出场露面，席间眼光斜着注视别处，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张生问她年龄，反是莺莺的母亲郑氏代她回答说：“现在的皇上甲子那年的七月生，到贞元庚辰年，今年十七岁了。”张生慢慢地用话开导引逗莺莺，但她根本不回答。面对初次见面的异性男子，莺莺害羞内敛，并未大胆应酬。还有，“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莺莺才貌双全，才思敏捷，情感丰富，但她从不表露于众，是一个极含蓄极娴静的闺中女子。即使莺莺聪明含蓄，言行举止都符合礼教道德规范，但她内心却是有自己的思想冲动的。莺莺没抵制住蠢蠢欲动的春心，也不再
元稹《莺莺传》赏析
元稹《莺莺传》赏析 艺术特色 《莺莺传》成功地地塑造了崔莺莺的经典形象。她是位出身于没落士族之家的少女，内心充满了情与礼的矛盾。小说深刻揭示了出身和教养给莺莺带来的思想矛盾和性格特征，细致地描绘这位少女在反抗传统礼教时内心冲突的过程。莺莺悲剧性格既单纯又丰富，她最后拒绝张生的求见，体现出性格由柔弱向刚强的转变。莺莺的悲剧性格既有独特性又有普遍性，它典型地概括了历史上无数个女性受封建礼教束缚、遭负心郎抛弃的共同命运。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中，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都是追求自由爱情，勇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女性，她们都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的光辉妇女形象，而列在画廊榜首则是崔莺莺。相比之下，张生的形像则写得较为逊色。尤其是篇末，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无耻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作品赏析 《莺莺传》于叙事中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较好地塑造了崔莺莺的形象。崔莺莺是一个在封建家庭的严格闺训中长大的少女。她有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又在内心隐藏得很深，甚至有时还会在
表面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姿态。本来，通过她的侍婢红娘，张生与她已相互用诗表达了爱情。可是，当张生按照她诗中的约定前来相会时，她却又“端服严容”，正言厉色地数落了张生的“非礼之动”。数日后，当张生已陷于绝望时，她忽然又采取大胆的叛逆行动，主动夜奔张生住所幽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但是，她在思想上又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社会、出身、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她仍然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法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因而在她遭到遗弃以后，就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作品中对这一形象的刻画，传神写态，有血有肉，异常鲜明。 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无耻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尽管如此，读者从作品的具体描述中却仍然感到崔莺莺令人同情，而张生的负心，则令人憎恶。应该说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与作者的主观议论评价是截然相反的。 前语之，后前不一，文过非饰，余有异，敢叙一二。本自非正，乃归正之，人道张生无情，始乱终弃。姻缘之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者，夫妇之道，崇敬之，不敢以私心害法，媒妁之
《中国文学作品赏析》复习资料
《中国文学作品赏析》复习资料 诗歌部分： （一）文学常识 1、古代： 白衣卿相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鲳鱼抒写羁旅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婉转，在当时流传及其广泛，柳永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1、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2、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3、词的表现方法的改变。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别号邗沟居士；“苏门四学士”之一。汉族，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北宋文学家，北宋词人。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秦观在感伤词作的艺术表现方面，展示出独特的审美境界；在掌法结构方面，秦观受到柳永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慢词。但是他能把令词中含蓄缜密的韵味带进慢词长调，从而弥补了柳永以赋法填词所造成的发露有余，浅白单调的不足，显得跌宕有致，包蕴深层；在字法运用方面，秦观词作具有含蓄隐丽的特征，取象设词追求意象的精致幽美，绘景物，多为飞燕、寒鸦、垂杨、芳草、斜阳、残月、远村、烟渚等；摹建筑器物，则是驿亭、孤馆、画屏、银烛之类。他以柔婉的笔触，对词中的字句多加推敲和修饰，用精美凝练的辞藻，传写出凄迷朦胧的意境。 李商隐：（813年1－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晚唐诗人。诗作文学价值很高，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占廿二首，数量位列第四。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其诗构思新颖，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海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以索解。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但用典相对较多，有晦涩之嫌。 张若虚：（660年-约720年），唐代诗人。扬州（今属江苏）人。官兖州兵曹。与贺知章、张旭、包融齐名，号“吴中四士”。诗以《春江花月夜》著名。今仅存诗两首，但其中的《春江花月夜》却是唐诗的代表作之一。该诗描写细腻，音节和谐，颇受六朝诗风影响，流露出人生无常之感。后世包括词、曲在内的多种文学形式都可能受到该诗在音韵、场景描写等方面创意影响，从而也奠定了张若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闻一多称该诗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莺莺传》、《董西厢》、《西厢记》三者的比较
《莺莺传》、《董西厢》、《西厢记》三者的比较《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 不同点情 节 莺莺是孀妇，区别与后 来作品中的少女；对于 张生，莺莺最终是“自 荐枕席”主动示爱；张 生曾几次赴长安，应为 赶考；莺莺弹琴，张生 窃听；当张生再次赴京 时，莺莺已预感自己与 张生终是分别，预感悲 剧；张生最终对莺莺是 “始乱终弃”，当与友人 谈及此事时，又斥莺莺 为“必妖于人”的“尤 物”，足见其薄情。 《董西厢》对《莺莺传》 做了大修改，《西厢记》 与之基本一致，但情节上 也有差异。张生与莺莺第 一次的接触是他悄至莺 莺所居宅边吟诗一首，莺 莺亦回之；贼军围困普救 寺时，突出了法聪力战贼 军，后来还资助张生向莺 莺下定；当崔老夫人食言 后，张生欲寻死自缢；张 生赶考是自愿的，以博取 功名，后来中得探花；当 得知老夫人将莺莺另许 时，两人准备殉情，后得 到友人相救。 张生对莺莺的感情是非常 主动的，主动向红娘介绍 自己的基本情况；张生与 莺莺的初次正面接触是其 偷听莺莺焚香祷告，张生 吟诗试探，莺莺回之；张 生与莺莺初次交欢，是莺 莺寄诗约定的；张生赴京 赶考是因为崔老夫人不招 白衣女婿，被迫去的；张 生最终是中得状元。《西厢 记》与《董西厢》都深入 对人物的情态、心理活动 进行了细致描写，《莺莺 传》则不具备此特色。结 局 最终以张生的“始乱终 弃”悲剧结尾，莺莺委 身他人，张生另娶。 张生中得探花，在法聪、 杜确等人的相助下，娶得 莺莺。 张生中得状元，除授河中 府尹，娶得莺莺，有情人 终成眷属。 语 言 语言文法严谨，书面语 运用广泛，突出叙事内 容。 语言既不太文，亦不太 俗，呈现出质朴奇俊的独 特风格。大量用典，引用、 化用前人诗句，自作诗 句，《西厢记》深受影响。 语言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 点，不同人物风格不同； 剧本大量运用俚语、俏皮 话，呈现文采与本色相生， 藻艳与白描兼备特点。人 物 主要以张生与莺莺为 主。张生是“非礼不可 入”的儒雅之士，极为 重视功名，却又是“始 乱终弃”的薄情寡义之 人，与后面两部作品中 的形象有天壤之别。 除两个主人公外，又塑造 了红娘这一搭桥牵线人 物，还有仗义的和尚法 聪，严厉的崔老夫人等其 他人，人物千姿百态；张 生既是儒雅之士，又是珍 惜青春、充满生命的年轻 人，将爱情与前程并重。 与《董西厢》相比，弱化 了法聪等人地位，仍以男 女主角为主，当然红娘和 崔老夫人的形象仍然重 要；在《董西厢》基础上， 张生更显风流之士，对爱 情的一见钟情，却又有“傻 角”，人物形象丰满。
《长亭送别》赏析
长亭送别 一、背景材料 《西厢记》的故事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王实甫写《西厢记》杂剧时又参考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作与董作的情节大致相同，但前者堵塞了情节里的漏洞，删去了蔓生的枝叶，加强了戏剧冲突，使人物性格发展更合情合理，语言更为精炼典雅，使《西厢记》成为我国古典戏曲中的不朽之作，也是王实甫特享盛名之作。贾仲明在《凌波仙》的吊顶里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奇魁。”这并不是溢美之词。 王实甫《西厢记》在明代出现了许多评刻本，17世纪50年代，金圣叹删去了它的第五本，变喜剧性结局为悲剧性结局，并修改了前四本的文字，使人物语言更加性格化。《长亭送别》是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的，写崔莺莺随母并在红娘的随侍下到十里长亭，给进京应考的张生送别。 二、内容分析 根据剧情的发展，安排了三个场面。 第一个场面，[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三支曲子，写莺莺在赴长亭路途中。[端正好]以暮秋的凄凉景色为背景，提供了一个适用展开人物心理活动的特定环境。[滚绣球]从正面刻画了莺莺怨恨别离的内心世界。作者用柳丝系马儿、疏林挂斜晖、马慢走车快行、松金钏减玉肌等，将人物抽象的感情表现得真实细腻。[叨叨令]一曲，
由红娘的问话引出莺莺的直抒胸臆，在自己的丈夫和最知心的丫环面前尽情倾吐离别的痛苦心情。 第二个场面，从[脱布衫]到[朝天子]八支曲子，写莺莺在饯别宴上。[脱布衫]和[小梁州]是写莺莺眼中所见到的张生愁闷哀伤的神态。[幺篇]、[上小楼]、[幺篇]、[满庭芳]是将相思与离别对比来写，表现了莺莺与张生两情相依，但碍于老夫人在场却无法一吐衷肠的痛苦。[快活三]和[朝天子]紧扣别宴，写莺莺无心于酒食。作者以美酒佳肴竟尝着不如泥土的感觉，突出表现莺莺因即将别离而怨恨的内心。 第三个场面，从[四边静]到[收尾]八支曲子，写莺莺与张生长亭话别。[四边静]是写莺莺面临别离对张生的百般依恋和内心的悲戚。[五煞]写因依恋而生的叮咛。[四煞]与[三煞]着重写莺莺预想别离后的孤寂冷清。[二煞]又加叮嘱，透露了莺莺心中的忧患。最后的[一煞]和[收尾]仍写暮秋晚景，用青山疏林、淡烟暮霭、夕阳古道、禾黍秋风等景物来烘托莺莺离别张生后的无限惆怅之情。 主旨：这折戏通过描写莺莺送张生赴京赶考饯别于长亭的内心活动，表现了青年所向往的自由美好的爱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尖锐矛盾，控诉了封建家长所维护的礼教对人生的严重摧残。 三、写作特点 1．借景寓情，熔抒情、写景、叙事于一炉。 “多情自古伤离别。”为了写莺莺的多情，写莺莺离别之伤，作者寓情于景，寓情于事。一曲（端正好）的唱词，撷取了暮秋时节
谈〈莺莺传〉中莺莺面对情、礼的挣扎到释怀分析
談〈鶯鶯傳〉中鶯鶯面對情、禮的掙扎到釋懷分析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呂令佳 摘要 傳奇小說發展至唐代，文學逐漸走向成熟期。文人將思想與情感寄託於作品中，在人物刻畫以及情節上的轉折，編排也更加飽滿。傳奇小說的勃興，與唐代社會發展有著密切關係。文化的變遷與社會風氣的開放，也間接影響文人的文學創作。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愛情題材的作品也隨之興盛。作品著重鋪陳，大多是以戀愛的女性一方為主軸，藉以描寫她過往之經歷以呈現故事全貌。 〈鶯鶯傳〉為唐代傳奇的情愛名篇，作品中不單是講述一段男女之情，更是藉由不同面向去思考，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該如何抉擇? 本文中之論述將聚焦於主角崔鶯鶯，探討這位受到社會價值制約的名門閨秀，面對人生的情愛追求再至自我審視的心路歷程。 關鍵詞：唐代傳奇、愛情題材、〈鶯鶯傳〉、崔鶯鶯。
壹、前言 文學作品能夠間接反映出當代的時事。唐代傳奇小說的發展，在德宗至敬宗時期最為鼎盛。隨著唐代社會的變遷與社會風氣的開放，個人主義興起，情感不再受限，而是能自然流露體現於作品之中。唐代小說家藉著生花妙筆，揮就了許多照耀古今的文學作品，它不僅代表唐代散文的浪漫主義思潮，且充分反應當代商業社會的形形色色，建立了寫實文學的基礎，一方面提高了小說創作藝術，一方面充實了小說的現實內容，造成了它藝術價值的永久不朽。1傳奇小說中的愛情題材也在此時興起。葉慶炳曾在談及唐代傳奇時，說到：「至唐代，小說始告成熟；至唐代，國人始懷創作藝術品之心情寫作小說。」2唐代小說的成熟乃自於在自由思想的環境下寫作，作品更能貼近生活並且引起共鳴。而文人筆下的愛情故事，代表著唐代的自由戀愛風氣逐漸突破禮教的束縛。「唐代文人之創作心理乃有雋妙之愛情鋪寫；而唐人傳奇之愛情敘寫，亦能彰顯唐代文人之創作心理。」3顯示出愛情題材在唐傳奇的提昇，與文人的創作心理有密切關係。 〈鶯鶯傳〉乃唐傳奇的情愛名篇，文中寫出崔鶯鶯與張生兩人之間的情愛糾葛，述說一個受到社會價值制約的名門閨秀，對於情愛的追求與自我探索。崔鶯鶯為小說中的核心人物，更是貫穿全文的一角。作者元稹筆下的鶯鶯不僅是艷異動人、敏辯善言、才藝卓絕的外在形象，也保有貞慎自保、愁緒幽邃、深情溫婉的內在性格4。旁人看來內外條件兼具的女性，面對感情的衝擊，不免也在情路上失足。崔鶯鶯的感情路，隨著文本鋪敘下來，在不同階段都會同時面臨到情與禮的拉扯。「情」在此處指的是男女之間的感情與情慾，是內在的；「禮」則指的 1廖玉蕙，〈唐代傳奇：唐朝的短篇小說〉，時報文化出版，1987.01，頁17。 2葉慶炳，1927年生於浙江餘姚，為台灣學者、散文作家，專精於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散文作品以「晚鳴軒」散文聞名。在其著作《中國文學史》中談及對唐代傳奇的見解，頁457。 3黃美珍，〈由創作新理論唐傳奇愛情小說之藝術特徵〉，《實踐博雅學報》，第十三期，2010.01.31， 頁3-4。 4林秋文，〈文本細讀-論崔鶯鶯的人物樣貌〉，《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14卷第二期，2003.08， 頁198-205。
《莺莺传》读后感_高三作文
《莺莺传》读后感 元稹的《莺莺传》可能许多朋友并不熟悉，可一提起《西厢记》，一提到红娘，恐怕没有几个人会不知道。其实《西厢记》就是根据《莺莺传》改编而成的。只不过《西厢记》是歌颂自由恋爱的喜剧，而《莺莺传》则是一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如果说《西厢记》是根据人们美好愿望而写成的一篇成人童话，那么《莺莺传》则是描述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西厢记》是浪漫美好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莺莺传》则是悲剧残忍的现实生活的写照。 看《莺莺传》缘于《西厢记》，因为被《西厢记》中美好的爱情故事所感动，所以当我无意间看到《莺莺传》后，便迫不及待的读了起来，想知道它到底与《西厢记》有哪些不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故事竟然是以崔莺莺最终被张生无情的抛弃作为结局。说心里话，我是不喜欢读悲剧的。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也都希望每个爱情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的认识到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罢了。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另人悲伤的故事，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而且我觉得《莺莺传》比《西厢记》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故事结局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崔莺莺的个人悲剧是如何造成的呢，这既有张生的原因，也有她自己的原因，还有社会的原因在里头。 首先说张生这个人物，小说开头交待说：“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従游宴，扰杂其间，他人
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从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张生是当时社会一个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既长得英俊潇洒，又性格温和，还不近女色。当然文中也提到了，他对人说：“不是自己不好色，而是没有找到能让自己心动的女人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张生对爱情的态度非常的认真，不是那种烂情的人。在没有遇到自己心依的人之前，他不会轻易付出自己的感情。 文章紧接着交待说，张生出去游玩寄住在普救寺，而他的姨母郑氏也寄宿在那里。正赶上当地军队的最高统帅病死了，而新任的将军还没有到，所以士兵们便开始到处烧杀抢掠。张生与当地的将领是朋友，所以请就请他派军队保护郑氏一家。郑氏对张生非常感激，所以便让他的儿子和女儿出来拜谢张生的救命之恩。张生对郑氏的女儿崔莺莺一见钟情不能自拔。所以他就私下里多次送给莺莺的丫鬟红娘许多礼物，并请求她代为传递感情。红娘起初不同意说：“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而此时，张生则耍起了无赖。他说道：“余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大家注意，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若张生是真心实意的喜欢崔莺莺自然会乐意娶她，怎么可能像
《莺莺传》读后感_1000字
《莺莺传》读后感_1000字 莺莺和张生的故事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读完之后让人感到无奈。作者元稹笔下的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人，而莺莺却叫人同情。故事的开头作者把张生描写成一位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张生更称自己“不是好色之人”。可是当他见到莺莺的美丽动人，便从此念念不忘，心情不能平复，更想要表白自己的感情。也许我们可以说张生对莺莺是一见钟情，可是却也是被她的美丽容貌所吸引的吧。这后他纠缠红娘，一定要她转达自己的情愫。我想说他对莺莺只是一面之缘，就急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可是他对莺莺根本不了解，只是以貌取人，还说自己不是好色之人，很是讽刺。之后他翻墙越树，向莺莺求欢，我想他对莺莺的爱并不是真爱，而是欲望的驱使吧。 在张生终于达到目的之后，我们再看张生的态度就转变了，变得不再愿意付责任。在他与莺莺离别之时，莺莺弹奏的《霓裳羽衣曲》是那么的悲哀，这中间充满了怨，但也充满了爱。在第二年张生考试失败之时，却写信要莺莺自己想开一点，莺莺回信表达了自己的情意，更附上信物以表衷心。我们可以看到莺莺对张生是情深义重的。张生的好友感慨于莺莺的情深意切，作了《崔娘诗》。我们再看张生的所作所为，他毅然决然地丢下莺莺，还为自己找借口，是个不愿意
负责人的人。张生表面上是个仪表堂堂的正人君子，可是他的行为却十分丑陋。 之后莺莺嫁了人，张生也娶了亲，当他再回去想看一眼莺莺的时候，莺莺写了一篇断绝关系的诗。表面上莺莺有些绝情，可是她心中的苦是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在她心里对张生的感情很复杂，她一定怨恨张生当年的绝情，同时也有一份感情在心间，所以当她消瘦减容光之时，她不愿意让张生见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她想让时间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刻，让张生记住最美的自己。既然大家都已经成亲了，不可能在一起了，那就留段美好的回忆吧。 我不明白为何作者在结尾处称赞张生是善于弥补过失的人。是因为他后来有去看莺莺吗?我觉得从头到尾张生并没有坐做任何事情为莺莺着想，他们分开这么多年，他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弥补，还为自己找借口，如果他心里还有莺莺的话，他早就回去找莺莺了，而不是像这样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却不敢于承担。 我同意Dawn的说法，有些人是得不到的东西想得到，得到后却不珍惜。张生的所作所为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
莺莺传
《莺莺传》文笔优美﹐描述生动﹐于叙事中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较好地塑造了崔莺莺的形象。崔莺莺是一个在封建家庭的严格闺训中长大的少女。她有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又在内心隐藏得很深﹐甚至有时还会在表面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姿态。本来﹐通过她的侍婢红娘﹐张生与她已相互用诗表达了爱情。可是﹐当张生按照她诗中的约定前来相会时﹐她却又“端服严容”﹐正言厉色地数落了张生的“非礼之动”。数日后﹐当张生已陷于绝望时﹐她忽然又采取大胆的叛逆行动﹐主动夜奔张生住所幽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但是﹐她在思想上又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社会﹑出身﹑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她仍然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法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因而在她遭到遗弃以后﹐就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作品中对这一形象的刻画﹐传神写态﹐有血有肉﹐异常鲜明。 相比之下﹐张生的形像则写得较为逊色。尤其是篇末﹐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无耻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尽管如此﹐读者从作品的具体描述中却仍然感到崔莺莺令人同情﹐而张生的负心﹐则令人憎恶。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与作者的主观议论评价是不一致的。 提起元稹的《莺莺传》可能许多朋友并不熟悉，可一提起《西厢记》，一提到红娘，恐怕没有几个不知道的。其实《西厢记》就是根据《莺莺传》改编而成的。只不过《西厢记》是歌颂自由恋爱的喜剧，而《莺莺传》则是一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如果说《西厢记》是根据人们美好愿望而写成的一篇成人童话，那么《莺莺传》则是描述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 看《莺莺传》缘于《西厢记》，因为被《西厢记》中美好的爱情故事所感动，所以当我无意间看到《莺莺传》后，便迫不及待的读了起来，想知道它到底与《西厢记》有哪些不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故事竟然是以崔莺莺最终被张生无情的抛弃作为结局。说心里话，我是不喜欢读悲剧的。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也都希望每个爱情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的认识到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罢了。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另人悲伤的故事，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而且我觉得《莺莺传》比《西厢记》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故事结局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崔莺莺的个人悲剧是如何造成的呢，这既有张生的原因，也有她自己的原因，还有社会的原因在里头。 首先说张生这个人物，小说开头交待说：“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従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从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