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库 最新最全的文档下载
当前位置:文档库 › 第六章 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彻底崩溃

第六章 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彻底崩溃

第六章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彻底崩溃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10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讲述,使学生认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迅速崩溃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是抗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明白第三条道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最后破产是历史的必然,掌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意义和基本经验。

一.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2学时)

国主张和中共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而作出的努力。

(教学重点)1.抗战胜利后不同党派的建国主张。

2.重庆谈判。

(授课内容)

1.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不同党派的建国主张

(1)国际形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国际进步力量空前壮大,帝国主义的力量大为削弱。战前,英、德、法、美、意、日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六大强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三国被彻底打败,英、法两国元气大伤;唯有美国远离战区,大发战争财,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战争结束时,美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0%,对外贸易的1/3,黄金储备的3/4,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美还拥有庞大的海陆空军和核垄断。凭借其强大实力,美从战时的“民主兵工厂”开始充当“世界宪兵”和“霸主”。其外交政策也由“孤立主义”变为“世界主义”。在亚洲它首先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但从全球角度看,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明显不如战前。与此相反,国际间进步力量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虽然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损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却以其对反法西斯斗争胜利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大大提高了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东欧各国及亚洲的朝鲜、越南等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新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一起开始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日趋瓦解。上述种种力量汇成一股强大的世界潮流,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平、民主、民族解放成为战后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种形势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其次,战后国际政治斗争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两大国因各自的利益,由战时的盟友一变而为战后全球战略的对手,形成美苏两国对峙的新的政治格局。在战后一系列国际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上,双方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占据优势。但有些问题又必须依靠协商解决,因而美苏双方既互争雄长,又互相制约,必要时又互相妥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以此为出发点,认为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控制了亚洲,因此将中国变为其所属国是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总的战略目标。但由于战后世界人民普遍厌战,强烈要求和平;苏联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抵制;中共力量的强大等因素,使得美国以战争的形式解决中国问题已不可行。在此背景下,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方针是一方面

大力扶持蒋介石,给其以大量的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使其在抗战后尽快恢复在全国的统治,以便建立一个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的亲美联合政府;一方面敦促蒋介石用政治谈判的手段解决中共问题,使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从而在中国实现由国民党领导的统一的稳定的局面。

战后在全球范围内,苏联与美国的侵略政策相抗衡,极大地牵制了美国的力量,这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有利的。但在对华政策上,苏联的态度则比较复杂。战后苏联支持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避免内战。这是因为:第一、苏联领导人过低估计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共根本无法推翻国民党政府;第二、苏联从其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力图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执行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的有损中国主权的条文;第三、苏联也不愿意中共势力过于强大和蒋介石政府相抗衡而发生内战,耽心一旦内战爆发而将美国引入,导致美苏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苏联为了其在华利益,始终未放弃争取同国民党合作的努力,欲使中国亲苏疏美或至少保持中立。基于上述考虑,苏联明确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给蒋介石提供大量物资支援,允诺国民党政府可以在东北的苏军控制区设立行政机构和建立军队,并在军事行动停止后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同时又多次劝说中共终止武装斗争和继续革命等。8月下旬,斯大林还致电中共中央,要中共交出军队并参加蒋介石政府,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这种态度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一定的困难。

战后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对中国革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从美苏两国对华政策来看,虽然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都欲将中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在反对内战,希望中国出现统一、稳定形势这一点上态度一致。这无疑有助于战后初期中国和平谈判局面的出现。

(2)国内形势和不同党派的建国主张

国内形势在战后也发生了剧变。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中国人民同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焦点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中共为领导的革命力量则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则要求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各党派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建国主张,并为此作出努力。

国民党通过抗战保存并扩充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战后又接收了日伪的大量军事装备,到1946.6总兵力达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其中一部分完全由美军训练装备。美帮助国民党训练了15万军事人员,装备了45个师,还供给了大量军火物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接收了日伪的大量资产,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继大发“国难财”后又大发“胜利财”,从而更迅速地膨胀起来,达到200亿美元之巨。所有这些,再加上美国的援助,构成了国民党实行内战独裁统治的经济基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坚持内战独裁方针,企图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此,国民党一方面利用受降之机,大肆抢占战略要地,一方面又在美帮助下,从其大后方西南、西北地区调动大批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进逼,准备内战。在这当中,美共空运、海运国军14个军41个师,美自诩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

蒋认识到东北的重要性,极力要抢占东北,派傅作义、胡宗南、孙连仲、李

品仙分四路北进,内战危机重现。1945年10月底,蒋介石在美国帮助下,海运第十三、五十二两军在秦皇岛登陆。11月1日即向山海关我军守军发起进攻,16日攻占山海关。这时,中共军队主力尚未到达,国民党军乘虚沿北宁路猛进,先后占领绥中、兴城、锦西等地。26日占领锦州,挑起东北内战。

美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抗战胜利后,人民革命力量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经过八年的抗战,中国共产党日渐成熟,拥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伟大的领袖,其党员人数也由抗战前的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党领导着120万军队和200多万民兵,拥有19块解放区近1亿人口,约占全国面积的1/4和人口的1/4。

面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中共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要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为此,毛泽东在8.13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选四P1126我们要以革命的两手去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要争取和平民主,力制内战爆发;另一方面又要做好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突然袭击的准备,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

8.25,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抗战胜利后,全民族所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还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言正式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宣言和口号表明,中共中央根据战后国内新形势所确立的斗争目标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策略则是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力图用和平方法实现国家的社会政治改革。

为争取和平民主,阻止内战爆发,更好地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真面目,我党还决定赴重庆谈判。

除了国共两党外,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的力量也有较大增长,且其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活动空前活跃。1945-1946年间,先后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此前建立的还有:中国致公党(1925)、中国民主同盟(民盟,1944)、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0建立,1947.1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这些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要社会基础的民主党派,大部分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但由于对中国缺乏深刻了解,所以还未完全倒向中共;而他们对蒋介石政府还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其进行民主改革,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让其参与国事,同时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不满,因而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他们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在中国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使中国历史开始由抗日战争向国内战争转变。抗战后民主党派的发展壮大,客观上形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第三方面”政治势力,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民主党派与国共两党都保持一定距离,其中少数人还认为民主党派可以利用国共矛盾使其互相制约,从而在和平的

环境中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理想。但一般说来,民主党派反对独裁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爱国政治主张与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基本一致。

2.重庆谈判

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浴血抵抗,艰苦备尝,终于打败了日本法西斯。可是,胜利的锣鼓刚刚敲过,蒋介石却磨刀霍霍,执意要消灭中共及其武装力量,重新恢复其独裁统治。内战的危险悬浮在华夏上空。

但对蒋介石来说,要在抗战刚结束时立即发动全面内战,条件还不成熟。首先,蒋介石的军队主力远在大后方的西南边陲,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其次,战后国内各方面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强烈。国民党内部一些反战派也不赞成内战。再者,美苏对华政策对蒋介石也有一定影响。尤其是美国,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地在中国确立其政权,一方面鼓励国共协商,尽力避免内战。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也不得不做和平的姿态。此外,解放区的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事实表明,抗战后蒋采取的方针就是坚持独裁内战,寸权必夺,寸利必得,同时大搞和平欺骗,以争取时间、争取主动。

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被迫打出了“和平”的旗号,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发三封“万急”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其实,他们的真正意图是:毛泽东如果不去,他们就可以宣布,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如果毛泽东去了,他们又可以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同时,他们还希望通过谈判,逼迫中共让步,最后达到“缴枪做官”的目的。斯大林也二次来电,说中国再不能内战了,建议毛去重庆,毛的安全由苏美两国担保。

中共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和谈的虚伪性,但考虑到当时国内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知识阶层的和平要求,又估计国民党慑于内外压力,经谈判会做出一些让步,实行某些改革,而这种局面的出现也有利于国家和人民。25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中共开始考虑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但蒋一再坚持须毛亲赴重庆谈判)。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毛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同时,还增选彭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毛、刘、周、朱、任)另确定了我党参加谈判的基本方针:

第一,适应国内外形势和人民的需要,争取和平民主,并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必要的让步,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及国内外舆论和中间派的同情。

第二,采取两手政策,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如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消灭来犯者。

第三,利用谈判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对其不抱任何幻想,告诫全党不要因谈判而放松警惕和斗争。

2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到延安迎接中共代表。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柳亚子赋诗称毛的行动为“弥天大勇”。而毛亲赴重庆谈判,也大大出乎蒋的意料之外,使其不得不仓促应付。

重庆谈判从8月28日起,到10月10日止。除毛泽东与蒋介石多次会谈外,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王世杰(外长)、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多次

对谈。双方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上。国民党在“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原则下,要求取消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解放区。对此,中共严辞拒绝,同时为争取主动使谈判能顺利进行,也做了一些让步。在军队问题上,中共提出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先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愿将所领导的军队按5:1或7:1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提出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8块解放区,将上述地区的抗日军队撤至陇海线以北和苏北、皖北。这一让步使中共获得了主动,粉碎了蒋介石关于中共在抗战胜利后抢占地盘的谎言。但蒋介石却拒绝承认中共军队和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

为促使谈判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谈判期间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等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中进步的民主人士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民盟中央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以及妇女界、工商界知名人士等,向他们宣传、解释中共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表明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争取了各界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形成了反独裁内战的强大舆论,扩大了统一战线。谈判期间,国民党曾进攻张家口和上当地区,企图以军事手段压中共让步,但被我军打退。

在中共的多方努力下,经40多天谈判,终于在10月10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共含12个问题,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达成协议,但各自表述了意见,同意以后再议或交政协会议解决。《双十协定》的主要内容有:

(1)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现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2)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3)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理)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4)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表示同意继续商谈。”

《双十协定》签定的第二天,毛泽东飞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与国民党代表谈判。

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同时也具有国际意义。谈判虽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未达成协议,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之必由途径,允诺实施宪政、召开政协会议等。

重庆谈判推动了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延缓了内战的爆发。中共通过重庆谈

判,以事实表明自己争取和平的诚意,取得了国内外舆论和中间阶层的广泛同情,政治上争得了主动。但解放区政权问题与军队问题的悬而未决,为以后的分裂内战埋下了伏笔。

3.国民党挑动内战和解放区的自卫反击,国统区人民的反内战运动

重庆谈判是国民党政府不得已而做出的和平姿态,本无诚意;蒋介石从来也没有放弃消灭中共及其武装,建立独裁统治的方针。所以在谈判前后,国民党一直未终止对中共的军事行动,并以此在谈判中对中共施加压力,谈判后不久即采取种种手段撕毁协议,挑起内战。

早在8月29日,毛泽东赴渝的第二天,何应钦就下令各战区大量印发蒋介石1933年编写的《剿匪手本》,并在美国的帮助下,大批运送军队到内战前线,频频进犯解放区。《双十协定》签定后,中共即按规定从江南向江北撤军,而蒋介石则在10月13日发出内战密令:“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对于蒋介石这种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中共针锋相对,于9、10月先后指示各解放区,对经平汉、津浦、同蒲、平绥等铁路线前进之国民党军,须坚决打击和阻止。在此期间,人民军队进行了保卫解放区的反击战,其中比较重要的战役有:上党战役1945年8月中旬,阎锡山部1.7万余人从临汾、浮山、翼城突占太行解放区的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企图控制晋东南。晋冀鲁豫军区集中3.1万人的兵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发动了上党战役,自9月10日发起攻击至19日长治外围各城相继解放,长治遂成孤城。阎锡山急调2万人增援。刘、邓决定围城打援。10月2日将援敌合围于屯留西北地区,至6日除2000余人逃跑,其余全部被歼。长治之敌弃城逃跑,12日被聚歼于将军岭、桃川地区,军长史泽波被俘。上党战役历时1月,共歼敌3.5万余人。本来国共谈判于9月21日已基本结束,10月5日就可签字,但蒋介石幻想以战场上的胜利要挟中共,迟迟不签字。10月10日蒋军在上党战役失败,国民党代表立即签了字。

张家口战役9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部沿平绥路向东推进,抢占绥东地区。待其主力北进平津后,东西策应,进攻由中共控制的张家口、承德,占领察、热两省。10月下旬,傅部以5万兵力欲占张家口。中共集中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39个团共5.3万兵力反击,歼敌1.2万余人,收复了绥东广大地区,减轻了敌军对张家口地区的威胁。

邯郸战役(平汉战役)9月,国民党孙连仲部由郑州、新乡沿平汉线北上,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10月下旬,国民党3个军约4.5万人侵入磁县、邯郸地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策略,集中了第一、二、三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6万余人在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滏阳河套地区集结。24日夜向敌发起攻击,将敌包围于马头镇附近漳河北岸的沙河套地区。28日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歼敌四十一军一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万余人起义。随后解放军乘胜围歼了国民党溃退的其余两个军,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2.3万余人。邯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分割解放区,深入华北、东北的计划。

解放区几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共歼敌10万余人,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密切配合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11月中旬,蒋介石又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对解放区全盘作战计划。仅11至12月,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总计达120万人,内战遍及11个省,使本来就存在的内战愈加扩大化了。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社会的强烈义愤,国统区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各阶层包括工人、农民、学生、文教界、民族资本家、工商业者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民主,从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内战浪潮。

1945年10月30日,黄炎培致函国共双方,呼吁立即停止军事冲突。11月,民盟发表了一系列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弥内战。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人民的公敌”。其他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也纷纷发表评论,反对内战,要求政治协商,民主解决。

11月18日,成都各大学21个团体联合发表《制止内战宣言》。19日,重庆文化、工商界代表500余人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

25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校的师生员工及群众6000余人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时事晚会,请费孝通、钱端升等教授演讲。会议开始后,国民党第五军丘清泉部即包围了学校,旋即枪声大作,子弹乱飞。学生们很镇静,在枪声中通过了呼吁制止内战的通电。翌日,昆明各校学生3万多人联合罢课,抗议国民党对集会的武装干涉。

28日,西南中山中学、云大、联大等31所学校的学生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制止内战,保障人民言论、结社、集会、游行、人身自由等主张,要求国民党云南当局追究开枪威胁学生集会者的责任;不准任意逮捕学生,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等。对学生的抗议行动,国民党当局极力镇压。

12月1日,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武装镇压学生,包围了联大。从上午9时至下午4时,数百名军警携武器分批闯入云大、联大工学院、法大、联大师院等5所学校,捣毁校具,见人就打。暴徒们在攻打联大新校舍时,竟投掷手榴弹,炸死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围攻师院的军警也向学生投掷三枚手榴弹,致使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女),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中弹牺牲,重伤2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成为国统区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新起点。昆明各界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四烈士的公祭活动,学生们持续罢课达一月之久。随后运动向全国发展,重庆、上海、成都等各大中城市的学生举行了声援昆明学生的游行,各界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公祭活动和反内战示威游行。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成为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一个浪潮。

1946年春天后,运动重心从昆明、重庆向上海转移。这年春夏之交,上海沪西50个工厂的工人成立了“沪西工人反内战民主促进会”,100多所学校的学生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和平促进会”,还有由50多个单位组成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上述团体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市民10万人在6月23日举行大示威,并组成一支反内战的先锋队,推马叙伦、蒉延芳、阎宝航、胡厥文、雷洁琼等11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当他们晚间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在车站的国民党特务的殴打,许多代表受伤住院。

“一二一惨案”及“下关惨案”以血的事实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真面目。同时,国统区人民的反内战运动也有力地打击和孤立了蒋介石政府。

4.“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

(1)“停战协定”的签订

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激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1945.12美、苏、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重申,对中国问题“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美国则为贯彻其扶持蒋介石建立亲美联合政府,避免内战的方针,以中立人的面目出现,调停国共纠纷。

11月27日,积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国共冲突,并就马歇尔使华问题与苏联方面达成谅解。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指出中国的稳定对亚洲及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使中国变成为紊乱的、分裂的中国,那么,处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主张“国民政府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意见不同的武装力量间,应即设法停止敌对行动”。《声明》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假设这个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那么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声明要求:“在一个有广泛性的政府成立后,自主性质的军队应当取消,而全中国的武装部队都应有效地编入中国的国军”。马歇尔衔命于12月中旬抵华。

马歇尔一到中国,即开始其调处工作。从1945年底到次年3月11日回国述职这一阶段,他基本保持了中立立场,站在国共矛盾之外而不是在国共矛盾之中进行调处。他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表示希望两党能抛弃前嫌,为实现和平、建立联合政府而携手。马歇尔做了大量实地调查,飞行3000英里,跑遍整个华北直至内蒙古边境。为迫使国民党能在与中共的谈判中作合理让步以实现停战和达成协议,马歇尔还曾以暂停美援的措施给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这对以后停战协定、政协协议、整军方案、东北停战协定的签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共也认为马歇尔在这一阶段的调处基本上是公正的,“他对于和平民主的原则是坚持的,他对于顽固分子是曾予以斥责的”,“在当时确尽了他的调解与推动之力”。

1945年12月16日,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等人到达重庆。中共代表团认为,国共双方首先停止军事冲突是召开政协会议的前提。18日,中共代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停止内战的要求;27日,又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办法。12月24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分别致函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3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双方代表,建议1946年元旦实现停战。30日晚,中共代表团收到国民政府代表团复文,同意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并派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商谈”。

国共两党代表团在反复商谈、交换意见后,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7日成立了由马歇尔、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周恩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1月10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规定国共双方分别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停战令由1月13日午夜起生效(在停战声明中国民党坚持写上“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的条款,表明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国民党将在东北地区挑起新的内战)。同日,张群、周恩来还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三委员分别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罗伯逊担任。该机构下设由三方同等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军调部于14日起在北平办公。

(2)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在停战令公布的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等8人;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邓颖超、陆定一、秦邦宪(博古)等7人;青年党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常乃德等5人;民盟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等9人;社会贤达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莫德惠、邵从恩等9人,五方共38人,实际代表当时中国社会左、中、右三种政治力量:以共产党为主的左派,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主张经过和平民主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国民党为主的右派,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以民盟为主的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会议过程中三种政治力量就三种国家政权主张,三条中国道路进行了复杂的斗争,三方代表人物蒋介石、周恩来、张澜分别在发言中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基本主张。随后,会议围绕五个问题进行辩论、协商,中心问题还是政权和军队问题,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最后,会议达成了五个协议。

A.政府改组问题。14日,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表示可将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3,即由36名增至48名;主张国府委员要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由主席提出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委员中国民党员要占稳定多数,以确保其领导地位;国府主席有紧急处置权,国府委员会职权中无用人权。此方案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实行个人独裁,遭到与会各方代表的反对,经过辩论协商后,国民党被迫让步,28日达成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可讨论与决议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各部长官及监察委员之任免、主席交议的事项等。协议还规定国府委员为40人,半数为国民党员,但施政纲领变更时须2/3的委员通过;还规定必须有3/5的国府委员同意时,国府主席方可使用否决权。

B.施政纲领问题。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吴铁城、章伯钧、常乃德等也在讨论中提出了各自的方案。最后,以中共提出的方案为依据,协商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纲领中确定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的原则。同时就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及文化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

C.军队问题。军队问题是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方针,要中共将武装交给政府。青年党强调“军队国家化为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实际是要中共交出军队,再实行民主政治。民盟主张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中共代表认为,军队国家化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现政府是独裁政府,如不废除独裁制,中共将军队交出,只能为国民党吞并、消灭。因此,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必须同时进行。经过激烈争论,达成《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明确了建军原则: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确立了整军原则: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由三人军事小组照原订计划,确定整编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区军队的办法。

D.国民大会问题。17日,国民党方面提出《关于国民大会之意见》,主张“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第一届“国民大会”的职权为制定“宪法”,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在此基础上“合理增加名额”。对此,中共、

民盟等代表表示反对,但为顾全大局,最后做了一些让步,达成《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同意将原有的选举法产生的区域和职业代表1200名保留,增加台湾、东北等地区的代表150名及各党各派、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共计2050名代表。还规定“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

E.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代表坚持将1936年通过的《五五宪草》塞给大会,其他各方代表一致反对。国民党被迫同意组成新的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对《五五宪草》进行审议和修订,然后提交“国民大会”审议。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

这样虽对国民党做了让步,但却削弱、限制了总统的权力,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形式。

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中民主分子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再一次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否定了蒋介石的反人民政策,确定了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和平建国的方针。这些都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和平民主而不利于蒋介石的统治。

1946.2.25通过整军方案,规定全国陆军108个师,国共军队按5:1整编,其余军队在12个月内全部复员。3.27双方又达成在东北停战的协议。

由于中共和民主党派的积极努力,中国在抗战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民主阶段,延缓了内战的爆发。但不久国民党蒋介石便又撕毁了全部和平协议,挑起了全面内战。

5.国民党撕毁和平协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

政协会议的召开及五项协议案的通过,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方针,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国民党内极端反动分子对此特别仇恨。蒋介石也深知五项协议案的通过对其反动统治不利,因而利用种种手段破坏政协协议。

在政协会议开会的第二天,重庆各界包括中国劳动协会、妇女联谊会、青年民主实践社、民主建国会等23个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这个联合组织每日在沧白堂举行演讲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听取民众的批评和建议。国民党当局从1月15日至27日,多次派特务、流氓、打手到会场骚扰、侮辱、殴打会议主持人、报告人和参加群众;打伤演讲的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人,制造了“沧白堂事件”。

2月10日,重庆各界23个团体、万余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当会议开始时,自称是农务会会长的刘野樵冒充大会主席登台宣布大会开始,遭大会主席团制止。预伏的特务一拥而上大打出手,打伤主席李公朴、郭沫若,主席团成员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及新闻记者6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

继上述两起事件后,全国又陆续发生了多起反共事件。2月21日,国民党策动一批地痞流氓闯入北平军调部,侮辱、殴打中共办事人员。22日,国民党当局又在重庆煽动、诱骗万余名学生举行反共示威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及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3月,国民党特务又在西安袭击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接着,在沈阳、济南、南通等其他城市也发生了迫害、残杀中共党员和民主进步分子的事件。

上述种种事件说明,蒋介石在政协会议上许诺的确保人民自由、和平、民主等是完全虚假的,他正以实际行动撕毁政协协议。

1946年3月1日到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的目

的主要是针对政协会议及协议,讨论国民党的方针和政策。会上,国民党内极端反动分子强烈反对政协协议,特别是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起先蒋介石在政协会议闭幕时表示,对政协各方案“必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但到此时,却公然声称,“政协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我绝对不会抛弃五权宪法而不顾”,要求修改政协通过的宪法原则。16日,会议通过了《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提出五条修改宪草原则:1、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职权;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

5、省无须制定省宪。这项决议完全推翻了政协确定的民主宪政的原则,表明蒋介石根本无意于民主改革,顽固地坚持法西斯的一党专政。

国民党为了使《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公开化、合法化,从3月24日至4月2日,又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这个会议完全为国民党所控制。4月1日,蒋介石在会上做长篇报告,声称:“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并强调“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其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够代替约法”;“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是决不能承认的”。蒋介石不仅公开撕毁了政协协议,而且推翻了停战协定,表明他不仅顽固坚持法西斯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并且准备发动内战,以武力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内战的乌云笼罩全国。

上述两个会议召开期间和会后,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3.9在哈尔滨暗杀了东北抗日英雄李兆麟。3.13查封了沈阳中苏友好协会及其机关报《文化报导报》,逮捕了编辑部全体人员。3.22-4.3南通国民党当局逮捕暗杀民主青年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通惨案”。4.3北平军警宪特非法搜查新华分社、《解放》三日刊社,逮捕总编辑钱俊瑞等39人;又非法搜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滕代远将军住宅,逮捕共产党员5人……

国民党一方面进行破坏活动,撕毁政协协议,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内战的军事部署。

1946.1.7蒋就向其军队发出“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点”的密令,并在东北发动大规模进攻。1.13停战令生效前,国军又侵占了黑山、义县等8处战略要点。然后又把5个军运到东北,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3.13国军进入沈阳,随即分兵向营口、本溪、四平进犯,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自卫,歼敌数千。4月,国军再度集中重兵攻打四平,4.18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四平保卫战,激战1月,敌死万余,我伤亡8千。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先后解放了在苏军撤退后,由国军收编的伪军和土匪控制的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为再次争取和平局面,5月,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长春,可国军得寸进尺,一直打到松花江南岸,在全国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內战局面。

6.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准备

在蒋介石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谈判尽力争取和平,另一方面为防不测而采取种种有力措施积极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1)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东北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里物产丰饶,工业发达,交通便利;三面分别靠着苏、朝、蒙,便于战略展开;同时又是蒋介石统治基础最薄弱的地区。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主力远在西南,与东北隔着一个辽阔的解放区,运兵困难。中共冀热辽解放

区与东北毗连,胶东解放区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海陆进兵东北都较方便。这就为中共争取东北提供了有利条件。

9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发展东北根据地决定: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同日(?9.14),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中共中央先后派遣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和1/4以上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前往东北。各路进入东北的部队与原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年底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委。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主要是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继续大力消灭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向南防御”主要是收缩华南、华东、华中以至华北的解放区和兵力,其中先后撤走江南8个解放区的军队8.7万人。

为实现这一全国战略方针,中共中央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将江南主力撤至江北,调集10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由于罗荣桓率领山东分局和军区领导机关及大部主力进入东北,中央决定陈毅、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到山东,华中局改组成华东局,统一领导和指挥山东和华中的全盘工作及部队工作。新四军第二、四师和七师主力,以及江南新四军和第一纵队等到山东,接替山东开入东北的部队。

第二,阻碍和迟滞蒋军进入东北,以掩护我军向北发展。国民党政府取得了接收东北的合法地位后,除海运军队到东北外,又派四个战区司令官傅作义、胡宗南、孙连仲、李品仙分率四路大军,由陆路从归绥、运城、新乡、徐州出发,向北平、天津、张家口三地集中,以这些地区为基地,分别沿北宁线和热河开往东北。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在9月间发出具体指示:

1.抓住蒋军急于前进离不开铁路这一点,作战重点应放在铁路上,凡被敌军包围的铁路及重要公路电线等必须彻底破坏;

2.实行在蒋军前后左右纠缠扭打的战法,消耗其战斗力,使其难以前进。10月间,我军又发起了平绥战役、津浦战役、平汉战役,粉碎了蒋军的进攻计划,掩护主力抢先进入东北。

3.在东北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方针。蒋军虽在陆上交通线运兵计划失败,但已由空运进据北平、天津、唐山,海运进入秦皇岛,占领山海关、锦州等地,况且蒋介石与苏联有约在先,长春铁路沿线必须由蒋军接收。因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认为全部解放东北没有可能,要堵住蒋军进入东北也办不到。我军主力虽先期到达,但初到疲劳,不宜进行决战。故应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方针,不将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和南满,而是放在东满、北满、西满,靠苏联、外蒙、朝鲜。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发动群众减租增资、剿匪反奸。有10万主力部队和20万地方部队配合,就不仅能在东北站稳脚跟,还能争取对国民党的优势。

(2)加强解放区的组织领导

1945.8中共中央北方局改为晋冀鲁豫局,邓小平为书记;晋察冀分局扩建为局,聂荣臻为书记;9.14(?9.15)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为书记,后林彪、高岗;

9.19华中局北移山东,和山东分局合组成华东局,饶漱石为书记;10月,在高岗赴东北工作后,彭德怀任西北局书记;同月,把卾豫皖中央局改为中原局,郑位三为代理书记;1945年冬,成立华南分局,方方为书记;晋绥分局不变,关向应为书记(1946.7.21病逝延安)。

为了巩固解放区加紧准备自卫战争,各解放区根据中央指示,在1945年冬到1946年春抓了三件主要工作:整军练兵,发展生产,减租减息。

(3)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和土地改革

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共中央指出:“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中共中央认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是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关键。因此,要求各解放区团结发动群众,必须从经济上削弱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基础,替群众解决困难,使群众从经济利益上得到实惠。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使敌人陷于孤立,达到巩固建设根据地,战胜国民党进攻的目的。1945年冬至1946年春,各个解放区的农村和工矿区都开展了群众性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发展生产的运动。在解放区,首先进行反奸、复仇、清算等斗争,改造农村政权,建立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革命生产的积极性。在清算减租的基础上,各解放区采取建立互助组、变工队、小型合作社等组织形式,发展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率和农业产量。如山东解放区仅鲁南、渤海、鲁中、胶东四区,1945年共增产粮食6.8亿多斤,粮食基本自给。晋冀鲁豫解放区1946年共产棉2.5亿斤,相当于1945年全国棉产量的50%以上。此外,各解放区的机关、部队、学校,也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生产,有的单位达到一半自给,减轻了人民负担。

在减租减息过程中,农民进一步提出了土地要求。晋、冀、鲁等地解放区的农民自动起来,清算地主的罪恶,夺回地主霸占的地产,实现耕者有其田,有些地区甚至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抗战期间,中共在解放区没有立即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平均地权,而是采取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团结包括开明地主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抵抗全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与以国民党政府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农村中的地主阶级竭力抵制反抗农民群众在中共领导下开展的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运动,他们企望国民党打败共产党,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因此,为进一步发动农民,充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是党在土地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它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展开,使广大解放区农民获得了土地,真正翻身成了主人,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4)开展整军练兵和生产运动

土改的进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1946年各解放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生产运动,粮食喜获大丰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同时,解放区又开展了整军练兵运动,以提高部队的思想觉悟和战斗能力。从1945年冬到1946年,人民军队进行有计划地调整。加强各战略区的领导,广泛发展民兵和地方组织,大力吸收较成熟的地方部队为超越地方性的野战部队,抽调干部充实野战军。到1946年6月,已有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0万人,共120万。在数量扩大的基础上着力提高质量,在作战间隙开展大规模的练兵运动。1946.5.1中共中央专发了《关于练兵的指示》,要求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和练习夜战为主,掀起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此

外还进行特殊兵种的建设,组建扩充炮兵、工兵。扩充军校训练军事干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克服军队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加强官兵、军民团结,以保证练兵、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

(教学建议) 本节重节分析抗战胜利后不同党派的建国主张,讲述重庆谈判和抗战胜利后中共土地政策的变化,其他內容可略讲。可组织学生观看《重庆谈判》等教学录像片。

(思考题) 1.简析抗战胜利后不同党派的建国主张。

2.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方针是什么?

(参考资料)

廖盖隆著:《全国解放战争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冷杰甫:《三年解放战争》,旅游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黄友岚:《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2。

谭炳华:《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舆论策略与实践》,《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5。

周利生:《析国民党发起重庆谈判的动机》,《江西社会科学》2000.2。

苏克尘:《历史的见证——“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0.3。何一成等:《“和平民主新阶段”浅议》,《湖南师院学报》1980.1。

谢亚平:《略论“和平民主新阶段”》,《安徽师大学报》1980.4。

杨淑娟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北京大学学报》1980.2。

于萍:《抗战后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方针》,《山东师大学报》1999.6。

田玄:《战后中共“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的确定及其转变》,《近代史研究》2000.4。

沙健孙:《论“一二·一”运动》,《北京大学学报》1980.6。

成实:《关于一二一运动的几个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6。

何志功:《试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5.1。

王树林:《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中州学刊》(郑州)1999.6。

沙健孙:《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北京大学学报》2000.1。

朱令名:《中国政协简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王干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

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始末》,台北永业出版社1993年版。

李起民:《旧政协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4。

范力:《国民党与旧政协关系探析》,《山西大学学报》1992.4。

汪朝光:《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6,或人大复印中现史2001.4。

冯海燕:《试论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与国民党的关系演变》,《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0.2。

罗平汉:《中国从对日索赔到放弃赔款要求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4,或人大复印中现史2000.5王剑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反思》,《西北大学学报》2000.3。

翁有利:《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处置政策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6。王伟:《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6。谢亚平:《抗战胜利后我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安徽师大学报》1980.4。

邢丽雅:《论中国共产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方针的提出》,《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9.4。

(俄)列多夫斯基:《马歇尔使华与中、美、苏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1999.4。

马凤书:《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剖析》,《文史哲》(济南)1999.1。

王海燕:《试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演变》,《军事历史研究》(南京)2000.2。

汪朝光:《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民国档案》(南京)1999.2,或人大复印中现史1999.9。

郭绪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历史教学》1979.9。

杜敬:《关于“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3。

高青山等:《“五四指示”和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党史研究》1982.5。田玉洁:《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宁夏大学学报》1982.3。

王钦民:《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土改中“左”倾错误的纠正》,《教学与研究》1982.3。黄锦华等:《论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1。

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2学时)

挑动的,明白中共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和政治、经济、军事方针。(教学重点) 中共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和政治、经济、军事方针。

(教学难点) 如何理解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

(讲授內容)

1. 全面内战的爆发

(1946年5月至6月,全国形势更加严峻,蒋介石加紧部署内战。在关内,停战令下达后,各地的军事冲突虽已暂时停止,但军队调遣仍在继续。从1946年1月到5月,国民党已调动了210个旅约130万兵力到内战前线;从1月至6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达4365次,占领城市40座。在关外,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又西攻热河的赤峰、承德;3月13日进兵沈阳后又分兵进犯营口、本溪和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自卫,先在本溪歼灭蒋军2000余人,继在四平附近的八面城歼其一个师。全国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主动。为换取全东北停战,民主联军主动撤出四平、长春。6月6日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发表关于东北暂时停战的声明,双方同意从6月7日起停战15天。然而6月17日蒋介石即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东北整军及中共军队在关内外划地驻留之方案》,要求中共军队从陇海线以南、胶济路全线、承德及承德以南、东北大部分等地撤出,被周恩来拒绝。21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四项建议,也被蒋介石拒绝。)

6.26,蒋介石不顾来自各方的和平呼声,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

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方面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占有优势:拥有总兵力430万

人,其中正规军200万人,有45个美械装备师,248个旅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美还帮助它建立了一支海军和空军。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76%)和3.3亿人口(74%);控制着全国的城市、交通要道和近代工业企业;并且有美国政府财政、军事上的大力支援。

中共方面只拥有军队127万人,其中正规军61万人,武器装备落后, 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大炮很少,无海、空军。(我军第一支海军于1949.4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1949.7中央正式决定建立空军,11月空军领导机关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政委,以四野14兵团为基础。1950.6组成了我国第一支空军战斗部队。);解放区人口1.36亿,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4,且被蒋军分割,缺乏近代工业,基本上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没有外援全靠自力更生;解放区土地改革刚刚开始,封建势力还未完全清除,后方还不十分巩固。

在国共双方力量悬殊的形势下,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气焰十分嚣张。他向解放区实行分区全面进攻,采取先关内,后关外,先南线,后北线的部署,准备速战速决,扬言一年、半年,甚至三个月内消灭中共武装力量。而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2.中共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和政治、经济、军事方针

内战爆发后,国军动用了80%的正规军约160万人,大举进攻解放区,企图3-6个月内消灭我军主力。

面对强敌进攻,暂时处于劣势的人民军队能否击败敌人,当时很多人,甚至共产党党内也有人表示疑虑。苏联方面认为以中共的实力要想击败有美国支援的国民党军似乎不大可能,对中共能否取胜表示怀疑。国内中间派则更无信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则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估计。中共中央在7月20日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必须”是因为蒋发动的战争是在美帝支持下,反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他要把中国引向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只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把他打败,才能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能够”是因为就国民党方面来说,其军事力量虽然强大,又有外援,但这在战争中都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军进行的是反人民的非正义的战争,不得民心,士气低落,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另外,蒋军在军事上还有战线太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军队内部的派系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等,加上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将难以支持长期战争。就中共方面来说,军队在数量上、装备上虽然劣于对方,但因进行的是保卫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国家自主的正义战争,得到全国各界的同情与支持。这是人民军队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加之解放区已实行土改,经济上可以克服困难,军队也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且土气高涨,这些都是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

为进一步坚定全党全国人民的信心,毛泽东在1946年8月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样新式武器。

1946.8.6《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毛选四P1191—1196

要使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变为客观现实,还必须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通过全党全军进行艰苦的斗争,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战胜敌人的政治、经济方针和军事原则。

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空前伟大的人民大革命。

在经济上,必须作持久打算,力戒浪费,发展生产,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以立于不败之地。

在军事上,确立了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规定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战术上则采取以运动战为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或孤立部分,在运动中各个歼灭,以取得战场主动权,逐步扭转战局。

3.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军民依照中共中央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内线歼敌。从1946年6月到次年2月,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这期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6年6月底至11月,这一阶段的重大战役有:

中原胜利突围。日本投降后,蒋军即不断对中原解放区实行蚕食和进攻,占领该区大部分地区。中原解放区为摆脱困境,于1945年12月开始向东作战略转移,以宣化店为中心集结,但国民党军违反停战协定,继续在平汉路东增兵,对中原解放区形成新的包围,至1946年6月中旬,已将解放区压缩到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区域内。当蒋介石认为内战已准备就绪时,遂以10个整编师,30万人的兵力于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留一部分地方部队牵制敌军,掩护主力转移。李先念、郑位三指挥主力分两路向西突围。右路1.5万人于29日晚越过平汉路,突破敌人合围,7月下旬进入陕南。王震率三五九旅继续向北挺进,8月31日,返回陕甘宁解放区。左路1000余人在王树声率领下于7月1日越过平汉路进入鄂西北。担任掩护主力转移任务的第一旅7000余人在皮定钧率领下继续向东,进入苏皖解放区,后来编入华东野战军序列。中原解放区部队突破蒋军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包围,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不仅粉碎了蒋军消灭中原解放区主力的企图,而且牵制了蒋军30多个旅的兵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

苏中七战七捷。蒋军在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集中58个旅46万人的兵力,布置在华东战场,以其中31个旅27万兵力向苏皖解放区进攻;21个旅17万兵力在山东向胶济路和鲁南进攻,进行钳制,其余担任守备。7月13日,蒋军以15个旅12万人占如皋、海安、莺桥,准备策应淮北蒋军进犯淮阴。当晚,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领导下,以19个团3万人的兵力发动了苏中战役。在此战役中,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歼敌。结果,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七战七捷,歼敌5万余人。

定陶战役8月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为配合苏皖解放区挫败蒋军的进攻,迫使其从中原方向抽调主力北援,发动了陇海战役,歼敌1.6万人。随后,蒋军

迅速在郑州、徐州一线集中14个整编师30万兵力,欲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歼灭于陇海线以北的定陶、曹县地区。据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集中于陇海线以北,诱敌深入,寻机各个击破。9月3日晚,将敌整编第三师诱至定陶以西预伏战场大黄集地区,将其包围,激战至6日,全歼第三师。7日,西路敌军纷纷溃逃,解放军乘胜追击,又在定陶考城地区歼敌整编第四十七师两个旅,其余敌军回窜郑州、徐州。这次战役历时5天,共歼敌4个旅1.7万人。

在这一阶段4个月的战斗中,山东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晋绥野战军、东北野战军部队也在运动中消灭了大量敌军。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市,却被歼灭33个旅、30万兵力,且战线太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46年10月11日侵占张家口是蒋军全面进攻的顶点,此后进攻势头衰退。从整个形势看,解放军在局部地区开始取得主动,战局转为互有进退的拉锯状态。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是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重大战役有:

东北野战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1946年10月中旬,东北蒋军确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欲集中兵力先消灭或逼退南满解放军,控制南满,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东解放区的联系,后集中力量攻击北满,进而占领整个东北。当时南满只有临江、抚松、蒙江、长白四县在解放军控制之下。东北解放区采取了南满军队积极防御、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北满军队主力主动进攻,大量歼敌,对蒋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保卫南满的战术。从12月17日至翌年4月,北满解放军三次南渡松花江、四保临江作战,共歼敌5万余人,收复城市11座。此后,蒋军在东北被迫停止了战略性进攻,转入守势,东北解放军则转入主动,改变了东北的战略态势。

宿北战役。1946年12月,国民党军队为了打通陇海路东段,进占临沂,控制苏北、鲁南,并配合“国民大会”的召开,集中25个半旅,分别从江苏、山东分4路南北对进,进攻苏北、鲁南解放区。山东、华中野战军决定首先以24个团的兵力歼灭由宿迁向沭阳、新安镇方向进攻之敌整编第六十九师、第十一师,以部分兵力阻击其余各路进攻之敌,粉碎敌人进攻。从12月13日至17日完成了对六十九师、十一师的分割包围。18日晚发起总攻。19日上午,六十九师及其他蒋军部队三个半旅计24万人被全歼,师长戴子奇被击毙。

莱芜战役。宿北战役后,华中、山东野战军又进行了鲁南战役,歼敌5.2万余人。这时蒋介石认为华东解放军在苏北、鲁南连续作战,兵疲将衰,故欲连续作战,调动53个旅31万人,分三路南北夹击,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在临沂地区决战以消灭之。国民党军由陈诚亲自指挥,蒋介石亲赴徐州部署和督战。华东解放军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方针,主动放弃临沂,以二纵、三纵在临沂伪装主力阻击南线蒋军,主力7个纵队则挥戈兼程北上。2月20日至23日,乘北线蒋军调整部署之机,将敌诱至莱芜吐丝口镇一带,自东、西两面发起猛烈进攻,歼敌7个旅6万余人,生俘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及其下属军长、师长20名,收复城镇十余座,控制铁路700余公里。莱芜战役虽失临沂一座空城,却开创了自卫战争以来一次歼敌7个整旅的重大胜利,使山东解放区的渤海、鲁中、胶东连成了一片。国民党军遭此重创之后,整个3月份在华东战场未敢出战。

除以上重要战役外,晋冀鲁豫野战军在11月18日至22日发起滑县战役,歼敌12万人;12月底又在矩(野)金(乡)鱼(台)战役中歼敌1.6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华东解放军进行的鲁南战役。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路一线,先后于1946年

11月到12月,1947年1月进行了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南战役,共歼敌1.7万人。晋绥解放区进行了汾(阳)孝(义)战役,歼敌1.1万人。

经过这一阶段4个月的作战,解放军再歼敌41.49万人,包括前4个月总计歼敌71万人。蒋介石占领的地区虽然扩大了,但战线也越拉越长,加上敌后人民的游击战也使蒋介石不得不抽出兵力守护其后方交通,使其兵力愈加分散,用于主线进攻的机动兵力愈加匮乏。蒋介石的军队已陷于被动,不得不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4.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战略方针失败后,又采取了重点进攻的方针。重点进攻的目标是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蒋介石之所以选择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做为重点进攻的目标,其意在驱赶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出陕北,占领延安,以打击中共并造成全国和世界性的影响,占领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割断中共左、右臂;然后东西两翼夹击华北解放军主力,会师张家口,阻断华北解放军和东北解放军的联系,实行各个击破,进而出关占领全东北。同时利用黄河为屏障,将解放军主力阻击在黄河以北,使战争始终在解放区内进行。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调集34个旅23万人大举进攻陕北解放区。其中胡宗南集团20个旅从南线主攻,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12个旅从西线、榆林,邓宝珊2个旅从北线配合,企图3天占领延安,3个月内聚歼中共军队于延安及其以北地区,或逼解放军东渡黄河。

当时,西北解放军只有2万余人,不及敌军的1/10,但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在南线阻击敌军7天7夜,大量杀伤敌人后,中共中央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多次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央机构分成三部分: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前委,转战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并指挥全国战场;由刘少奇、朱德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工委),以刘为书记,经晋绥解放区转入晋察冀解放区,至河北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5月工委到西柏坡,7.12正式成立工委);叶剑英等人组成后委,赴黄河以东山西临县领导后方工作。

根据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和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我军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寻机歼敌。“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选四P1222-3

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指挥下,集中主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新四旅、教导旅在延安东北青化砭集结待机,而以一个营伪装主力,将敌主力诱向延安西北的安塞。3月25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一旅孤军进入青化砭以南西野主力设置的伏击圈内,西野发起猛烈进攻。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敌第三十一旅2900余人,生俘其旅长李纪云,取得了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战斗中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青化砭战役后,西野主力迅速转移至蟠龙西北地区等待时机。敌军发现西野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当即由安塞掉头分两路向延川及其以北进发。从3月26日至4月8日,敌军主力从安塞至延川,再北上至清涧,再西进至瓦窑堡,留下第

一三五旅驻守瓦窑堡后又南下至蟠龙、青化砭地区补给。前后12天行程400里,兜了整整一大圈,兵困马乏,而解放军主力已休整了半个月。4月12日,当敌军主力9个旅向蟠龙西北地区进犯,瓦窑堡之第一三五旅南下配合其主力行动时,西野以2个旅阻击敌主力,以4个旅的绝对优势将一三五旅包围在羊马河地区,一举歼敌4700余人,生俘旅长麦宗禹。

羊马河战役后,敌军仍在蟠龙休整。这时敌军又判断中共中央及西野主力欲东渡黄河,遂于4月26日以9个旅的兵力北上,以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南北夹击,歼灭西野主力;只留下第一六七旅和一些地方保安团守备蟠龙基地。西野主力将计就计,以一部伪装主力诱敌北上,集中主力4个旅,于5月2日晚对蟠龙守敌发起猛攻,至4日,共歼敌6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敌主力闻讯由绥德急速回援,而西野主力早已转移到安塞休整。

蟠龙大捷后,西野主力为了拖住进攻陕北的敌军,从5月21日至7月7日又进行了陇东战役和三边战役,收复了定边、靖边、安边和陇东之环县,歼敌4000余人,解放了边区西部3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

此时刘邓大军已渡过黄河。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西野主力及地方武装一部于8.6北上佯攻榆林,以调胡宗南军北上。敌军果以10个半旅兵力,由钟松、刘戡率领北上增援。西野主力随即撤出榆林,隐蔽集结于米脂东北地区,待机歼敌,敌军在榆林扑空后,误将正在东渡黄河的西野后方机关人员当作主力,分路向葭县(今佳县)急进,当钟松率领的第三十六师进至米脂县沙家店时,即被西野包围。20日拂晓,西野发起总攻,歼敌6000余人。敌三十六师覆灭后,刘戡率第二十九军调头南逃。西野乘胜追击,先后在岔口、清涧、延长等地歼敌9000余人。榆林战役和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标志着蒋军对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彻底破产,西北野战军从此由防御转入反攻。

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开始于1947年4月。蒋介石调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在4个月内先后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三次猛烈进攻,均被华东野战军粉碎。

第一次攻势在4月下旬,华野进行了泰(安)蒙(阴)战役,歼敌4.5万。5月11日,敌军又发动第二次攻势,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进,企图压迫华野退至胶东狭窄地带。华野决定集中主力,采取中央突破,两翼钳击的战术,围歼突进的国民党王牌军、全部美械装备的整编第七十四师。13日发起进攻,次日在孟良崮地区完成了对七十四师的分割包围。蒋介石急调10个整编师向蒙阴、青驼寺集结,欲解孟良崮之围,遭到阻击,未能得逞。15日华野对孟良崮被围之敌发起总攻,经一天一夜激战,全歼敌整编七十四师,敌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孟良崮战役共歼敌3.2万余人,其中俘敌19600人,打乱了敌军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对华东战局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国军五大王牌部队:整编七十四师,山东,属汤恩伯兵团, 自吹“天下第一师”;第五军,山东,军长杜聿明、邱清泉、熊笑三,淮海战役中在陈官庄地区被全歼;整编十一师,山东,即18军,创建于1930年,军长陈诚。后罗卓英、黄维等。1946年改为整编十一师,师长胡琏,1948.7杨伯涛,9月恢复18军番号,在淮海战役中灭亡;新编第一军,东北来自于驻印中国远征军的新22师、新38师(1943.1),军长郑洞国,后孙立人、潘裕昆,在辽沈战役中被歼于黑山附近;新编第六军,东北1944.7在缅甸组建,军长廖耀湘,后李涛,在辽沈战役中被歼于黑山附近。

经40天休整后,6月25日至7月中旬,敌人又调9个整编师25个旅向沂蒙

相关文档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