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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历史经验

中央苏区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历史经验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鲁可荣

[摘要]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辉煌发展历程,如果说建党初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摇篮,那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的根据地建设则开辟了中国乡村建设的试验田。中国共产党通过成功开展苏区乡村建设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等。通过对中央苏区乡村建设实践及其思想的系统研究,可以比较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实践的成败得失,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理论体系,总结乡村建设的中国经验,为继续推动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有效地支持当代新农村建设等。

[关键词]中央苏区﹔乡村建设﹔历史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对国民党新军阀进行武装斗争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1](p262)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农民政权﹔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等为主要内容。其中,尤以中央苏区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较为突出地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乡村建设思想。

一、中央苏区乡村建设的历史背景

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在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为基础创建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从而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区域覆盖范围包括:福建省20个县、江西省13个县、广东省1个县。福建省20个中央苏区县包括:建宁、泰宁、宁化、清流、明溪、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武平、漳平、平和、将乐、沙县、邵武、诏安、武夷山、光泽县、建阳。江西省13个中央苏区县包括:瑞金、兴国、宁都、于都、石城、会昌、寻乌、信丰、安远、广昌、黎川、上犹、崇义。广东省1个中央苏区县是大埔县。

面对迅速发展壮大的中央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军事围剿,企图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时还对中央苏区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从1932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严密,国民党政府企图建立纵深260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3、4钱盐,每月不得超过1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殆尽。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然而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不断下跌﹔苏区生产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同时,自1931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导致苏区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到1933年春夏之交,中央苏区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而且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苏区经济发展形势严重恶化。

面对中央苏区严峻的军事形势和经济困境,1933年7月20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2]1933年8月20日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在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一切任务的中心”的两种错误观点,明确指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 [3](p120) 通过正确分析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指出一方面不断地要击溃敌人的“围剿”,另一方面要开展一切可能的经济建设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4](p130)

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必须加强苏区建设,巩固苏维埃政权基础、经济基础。而当时中央苏区所覆盖的范围主要是以农村为主,大多数为农村人口,因此苏区建设实际上是围绕着乡村建设开展的。自1930年初开始,由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在苏区农村逐步开展乡村建设,主要内容包括: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实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完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实施文化卫生教育提高群众素质等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成功开展苏区乡村建设,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等。二、中央苏区乡村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广泛开展民主选举

中央苏区时期,地方政权体制分为省、县、区、乡(市)四级制。乡(市)苏维埃为基层政权,乡苏维埃之下设村,村实行代表制。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把抓好乡(市)苏维埃的基层政权建设作为工作的着重点。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加强乡(市)苏维埃的基层政权建设。“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5](p343) 1933年11月中下旬,毛泽东在系统调查总结了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后,指出:“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6](p336)

为了体现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苏维埃开始实行普遍选举制度,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民主政权机关,并在组织制度和选举实际工作中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创新。例如:确定以农村村落和城市生产单位或一定区域为选举单位,按照一定比例确定乡(市)苏维埃的代表人数,开展选民登记,公布选民名单,让选民进行评议,最后通过召开选举大会选举苏维埃代表。毛泽东通过对才溪乡民主选举的调查指出:“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7](p338)

(二)开展土地革命,实现“耕地农有”

20世纪初期,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豪绅手中,农民长期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夺回被地主阶级剥夺占有的土地是农民的强烈期盼。能否正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成败。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和乡村建设,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党和苏维埃政府结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探索土地革命路线及其方针政策,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真正获得土地,使苏维埃政权建设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28年12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分田斗争的基础上,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第一部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土地分配以人口为单位,男女老幼平均分配。”[8](p361)然而,该土地法没有明确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不能充分地激发农民参与革命斗争。1929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该土地法进一步明确了土地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地的农民耕种使用。”[9](p364)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土地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及解放贫苦农民,要实现该目标必须采用革命的方法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生产者所有。

[10](p366)为了更好地解决没收土地的实际分配问题,1930年2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乡为单位,依乡村人口数量及田地面积,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同时,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得采取绝对平均主义。[11](p378) 后来又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抽肥补瘦”的原则,即“以抽多补少为原则,抽出之田以肥瘦均匀为度,好田多者抽好田,坏田多者抽坏田”。[12](p421)这些分田原则和方法的不断调整,既是对土地革命政策的继承、完善和发展,也有效地巩固了苏区土地革命的成果,调动了苏区农民群众参与土地革命的积极性,促进了苏区的农业生产。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为中央苏区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它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旧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13](p459)同时确定了土地革命的任务是:没收并分配封建地主豪绅的土地,打倒封建制度,消灭国民党政权,建设工农苏维埃政权。

(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劳动互助合作

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为革命战争提供充足的经济保障,毛泽东指出不但要彻底击溃敌人的“围剿”,同时也要大力开展苏区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14](p130)。苏区政府结合当时根据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尤其是将粮食生产置于苏区经济建设的首要位置,因为粮食生产“一来可以解决红军给养以及闽西等处粮食不够的问题﹔二来可以运出白区多收现金进来﹔三来可以增加农民的出息﹔四来可以增加政府土地税、商业税之收入”。[15]

发展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当时苏区大多数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都参加了红军,例如:长冈乡当时16至45岁的全部青年壮年男子有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320人,约占全部劳动力的79%。因此,“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16](p342)为了有效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苏区

政府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将农民有机地组织起来,组建不同形式的“耕田队”和“互助社”,开展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其中“才溪乡劳动合作社”最具典型代表。“本乡劳动合作社,一九三一年开始创设的。现在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它既有群众参加,也有红属参加,既具有义务劳动的功能,又有经济核算的能力,实际上已是劳动力互助的一种成熟标志,并适合于不同的地区。[17](p344) 当时长冈乡每村都有1个劳动互助社,除红属外,凡有劳力的,80%都加入了,全乡共有社员300多人。

苏区政府大力发展劳动互助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互助合作的热情,合理地配置了农村劳动力资源,使中央苏区农业生产发展有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劳动力基础。“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这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长冈乡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生产不减少,反增加了,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18](p311-312)

针对苏区根据地农村耕牛匮乏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苏区政府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根据瑞金石水乡(无牛的百分之三十)、兴国长冈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杭才溪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三处的材料,可以知道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解决方法,莫妙于领导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买牛。”[19](p313)到1934年5月,仅闽西苏区长汀县已建立了66个犁牛合作社,有耕牛143只。[20] 犁牛合作社的成立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群众的犁田问题,促进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通过在群众中开展劳动互助合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对此,毛泽东通过才溪乡调查指出:“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21](p352)

(四)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完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

中央苏区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除了服务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以外,还要提高苏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指出从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来看,决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毛泽东通过对长冈乡乡苏工作的调查进一步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22](p308-309) 因此,苏维埃政府高度关注苏区群众的民生问题,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如苏维埃政府在长冈乡设立互济会,互济会会员611人,全乡只有约20家孤老户没有加入互济会。开展的主要救济活动包括:慰劳红军、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募捐救济遭灾重病家庭、救济饥荒、救济红军家属等。“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是值得赞扬的。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23](p323)为解决红军官兵的家庭后顾之忧,苏区中央政府于1934年2月8日颁布了《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规定:红军战士在服役期间,无劳力耕种家中田地或分得之公田,应由苏维埃政府派人帮助耕种。由于苏区政府高度关注民生问题,为群众提供了完善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广大基层群众不

仅热烈拥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积极参与革命工作和经济建设,同时又使红军官兵及其家属在精神上得到鼓励,在生活上获得帮助,密切了军民关系、党群关系。(五)实施文化卫生教育,提高群众基本素质

为了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素质,苏区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事业建设。毛泽东认为:“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的文化建设了。”[24](p331)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开展义务教育、实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因此,苏区政府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大力发展乡村文化教育。例如长冈乡4个村每村都有一个列宁小学,共有187名学生,占全乡学龄儿童总数的65%。全乡有夜学9个,学生平均每校约32人,男性约占30%,女性约占70%,全乡16岁至45岁的青年壮年共413人大多数进了夜学,45岁以上的“老同志”也有少数来读的。群众非常欢迎,说“夜学顶好”。同时,将那些家里有小孩子累赘的、“更多年纪的”、家里人太少离夜学又远的人编入识字班。[25](p317-319) 通过开展乡村文化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为了丰富苏区群众的文化生活,苏区政府还开展以俱乐部列宁室为核心组织机构的文艺活动,使之遍及苏区各部队、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与城乡各地,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如长冈乡“全乡俱乐部四个,每村一个。每个俱乐部下,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很多的委员会。每村一个墙报,放在列宁小学。十篇文章中列小学生约占八篇,群众占两篇。俱乐部都有新戏。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26](p320) 党和红军来到赣南、闽西后,结合客家人爱唱山歌的风俗习惯,利用原有的山歌曲调,填上宣传革命道理、反映苏区军民斗争生活的新词,组织群众学习传唱。例如根据兴国山歌《送郎调》改编的《十送红军》以及在赣南广为传唱的《十二月长征歌》,都深受苏区群众的喜爱。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教育活动,加强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央苏区时期革命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为了改善苏区乡村环境卫生,改变农民的不良卫生习惯,苏区政府非常重视乡村卫生防疫工作。一方面,通过《红色中华》、《斗争》、《红星》等报纸广泛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如:1932年春项英在《红色中华》发表文章《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提示苏区军民:“现在春天快到了,一切瘟疫很容易发生。……这一问题如若发生或发展,不仅危害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而且要影响到阶级战争的力量损丧,这是我们应该严重注意的问题,应该立即解决的问题。”[27]另一方面,苏区政府还制订了相关卫生防疫规章,开展具体卫生防疫工作。如长冈乡开展的卫生防疫工作主要有:“(一)扫除:厅堂、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疏扫。(二)饮食还只说到禁吃死东西。

(三)衣服:要洗洁。”[28](p320-321) 除此之外,苏区政府还培养群众科学的生活方式,如提倡婚姻自由、父母不打骂子女、群众互相和睦相处、反宗教迷信以及开展体育运动等。

三、中央苏区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一)实事求是地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和判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展乡村建设的根基

围绕中央苏区根据地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系统的乡村社会调查,为有效地领导革命斗争和开展乡村建设提供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为科学合理地制定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准确的现实依据。从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出发,深入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和研究农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功有机结合的根基和桥梁。没有深入系统的乡村社会调查,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乡村建设路线、方针政策,也很难保证乡村建设实践的顺利开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展调查研究,对近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国内国际时局作出准确判断和把握,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制定国民革命战略和经济社会建设策略的基石,享誉中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皆渊源于此,而且一脉相承。

(二)以切实维护和实现农民土地权益为核心开展土地革命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领导广大农民参与革命运动和开展乡村建设的动力源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土地问题历来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乡村建设的关键。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深刻认识分析农村社会各阶级性质和阶级矛盾,实行土地革命,实现“耕地农有”。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耕地农有”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到建国以后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始终一以贯之地以切实维护和实现农民土地权益为核心开展土地革命和土地制度改革。正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充分动员和领导广大农民参与革命运动和开展乡村建设,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土地制度改革是广泛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最根本动力源泉和基本途径,更是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思想理论源泉。

(三)科学合理地教育、组织和领导农民参与政权建设、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和巩固政权建设的有力手段

从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的乡村建设和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教育、组织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于农会运动和政权建设是充分发动农民参与乡村建设和革命运动的有力手段。以政权建设为精髓、以乡村社会稳定为核心,科学地教育、组织和领导农民积极参与农会运动、农村基层自治和民主管理,既是中央苏区开展乡村建设和革命运动的基本经验,也是新时期加强乡村政治建设、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以及加强社会管理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手段。

(四)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展乡村经济建设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为了克服弱小分散的小农生产经营模式,立足于乡村本土文化,充分发动、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互助合作,组建形式多样的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金融合作社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有力地支持了革命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社会稳定。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既是对中国乡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国际现代合作运动理念的汲取,对推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现代化跨越式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进一步充分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合作,通过广泛高效的合作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社会建设。

(五)深入开展乡村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乡村社会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

革命运动和乡村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在于人的发展,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发展。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的革命运动和乡村建设中,通过广泛开展乡村文化教育活动,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启发农民思想觉悟、加强农民卫生意识、增强农民维权理念,彻底提高了农民综合素质,促使农民增强自觉投身于革命运动和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革命运动和乡村建设培养了广大的同盟军,成功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胜利和苏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地促进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因此,深入开展乡村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乡村社会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

[参考文献]

[1]李践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中央政府通告第二号,1933年7月20日.

[3]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M].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14]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M].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M].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7][16][17][21]毛泽东.才溪乡调查[M].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9][10][11][12][13][24]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5]邓子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委员部训令第二号.春耕计划[N].红色中华,第52期,1933年2月13日,第5版.

[18][19][22][23][25][26][28]毛泽东.长冈乡调查[M].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0]王观澜.春耕运动总结与夏耕运动的任务[N].红色中华,第194期,1934年5月28日,第2版.

[27]项英.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N].红色中华,第5期,1932年1月13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