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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解读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崛起重点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解读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崛起重点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解读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崛起重点

[收稿日期]2010-01-25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解读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崛起

(新疆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摘要]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有市场经济就会不时地爆发经济危机。它源于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的矛

盾,但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不断追求扩张的产物。所以,研究经济危机离不开制度分析。从制度视角解读经济危机,可以发现,经济危机虽然是伴随大国崛起的危难,但制度创新却可以使大国迎难而上,转危为机,抓住机遇而崛起。我国应从制度创新入手,让利于民;创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强化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加强国际合作。从而不仅化解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而且还在后经济危机时期能够快速发展。

[关键词]经济危机;制度创新;中国崛起[中图分类号]F640

[文献标识码]B

第2010年第3期(总第346期

商业经济

SHANGYE JINGJI

No.3,2010Total No.346

[文章编号]1009-6043

(201003-0003-02从美国的次债危机发展成美国的经济危机,然后蔓延成欧美乃至全球的经济危机。现在,危机早就进一步深化和蔓延,经济危机已经延伸到实体经济领域,全球经济的冬天已经来临了。而此次发生在全球经济

“心脏”部位的经济危机将可能成为有史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自1825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繁荣与萧条中交替运行,经济危机理论历经100多年的历史演变,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笔者通过对经济危机与制度创新、大国崛起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试图从制度视角解读经济危机,并为通过制度创新应对经济危机,促进中国崛起,转“危”为“机”提供思路。

一、经济危机的制度分析

(一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危机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无效率的制度则抑制乃至阻碍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危机就可以看作是无效率的制度抑制乃至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经济制度变迁中的突变。试分析如下:

1.经济危机只有在市场经济制度中才会产生。如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与消费直接结合,就不可能形成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危机。经济危机的形成是由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使得生产与消费日益脱离,各种矛盾累积集中爆发的结果。

2.经济危机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紧密相联。人们的经济活动离不开经济制度。集中的工业化生产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使相关的商品交易制度、银行信贷制度、劳动社会保障制度、国际贸易制度等形成并发生变化。如果出现经济结构失衡,就可能诱发经济危机。

3.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制度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的结果。经济危机的产生有多种原因,

如经济政策错误、原油危机、自然灾祸、金融泡沫破灭等等。但这些原因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只有在市场经济制度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即市场失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激化时,才会发生经济危机。

(二交易费用在经济危机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交易费用是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指制度运作和各项交易的费用。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制度的产生,制度的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因此,当交易是有费用时,制度就会起作用。制度不仅具有分配财富的作用,还具有减少不确定性,为合作创造条件以及节约交易费用等重要功能。于是,交易费用也就成为经济发展或危机的内在因素。经济危机的产生及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交易费用变化及其所引发的制度变迁。

以众所周知的美国“次贷危机”发展的过程为例,我们可以得出,交易费用变化是引发经济危机与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房地产等近代产业,因其资本的内在冲动、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会随着市场交易费用降低,需求扩大而急剧膨胀。然而,近代产业的资产具有专用性、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随着交易费用变化而灵活收缩。交易费用变化会影响生产规模的膨胀或收缩,激化市场供需矛盾,导致危机从可能变为现实。所以,交易费用变化是生产规模跳跃式膨胀转为突然收缩的主变量,是解释经济危机的关键。

二、从历史来看经济危机推动大国的制度创新

一般看来,经济危机是坏事。然而,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为好事。经济危机之所以成为危机,就是因为市场失灵,而要让市场从危机中走出来,单靠市场自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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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此,解决经济危机最终必须依靠政府。如果政府顺势而上进行制度创新,就可以使国家走出危机而崛起。反之,如果政府墨守成规,不进行制度创新,那么在危机的打击下,再有实力的大国也可能衰落。

19世纪初、中期的数次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创新已乏力的经济大国英国,使之衰落。然而,在此期间,德国优先发展科技,建立了劳工保险和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社会经济制度;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发展义务教育、先进科技和工商业,建立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在独立战争后废除农奴制度,以国家立法鼓励专利,创新发展工业,赠地给地方兴办大学发展教育,并赠地给居民发展农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经济安全。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危机,但却通过制度创新,在l9世纪超越当时最强大的英国而崛起成为经济大国。

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带来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在危机中就任总统的罗斯福果断采取措施,大规模制度创新。联邦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支持人们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同时,联邦政府迅速通过立法应对经济危机。比如,颁布《紧急银行法》整顿银行秩序,颁布《农业调整法》帮助恢复农产品价格,实施《国家工业复兴法》为经济恢复注入资金,等等。因此,虽然经历了战争与经济危机的冲击,美国却通过制度创新,在20世纪赶超英国、德国和日本,在困境中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上述事实说明,经济危机虽然是伴随大国崛起的危难,但制度创新却可以使大国迎难而上,转危为机,抓住机遇而崛起。可以说经济危机和制度创新,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契机。

三、中国经历经济危机而崛起的主要制度创新

(一不可低估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中国依靠出口和投资(包括外资拉动经济的方式遇到挑战。改革30年以来,内需相对不振一直是经济学家和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而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则成了中国启动内需、转变增长方式的加速器。其次,中国的海外投资面临损失和外汇储备面临贬值的风险。第三,中国的改革步伐将短时间内会放慢。这一点在众人瞩目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体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在改革开放3O年背景下召开的,海内外一致预测将会有比较大的突破和改革举措出台。然而最终却以历史上第一次的“三个稳定”: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而结束。

(二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机遇

首先,中国面对的国际压力大大减轻,并为今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次,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高。毕竟中国近20年来已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之一。特别是在200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百多年来第一次超越美国居全球首位。当然,中国所持有的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更是中国在必要时刻参与救援的强大后盾和利器。如果整个世界真的到了必须中国直接参与救助的时刻,也将是中国彻底成为规则制订者、甚至共享国际话语权的一刻。最后,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特别是石油价格下降了50%。这对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有利环境。

(三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制度创新对策

1.出台新政,让利于民。经济危机使社会矛盾加剧,人民生计艰难。这就促使政府更多地用“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经济,出台新政,让利于民。

2.创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经济危机使得就业问题凸显,因此,促进就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例如,二战后英国政府发表《就业政策白皮书》,承担促进公民就业的责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相继发表文告,宣布其施政的重要目标是保障公民充分就业;美国则通过《就业法》,宣告政府有责任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发展。

3.强化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在经济危机的萧条阶段,面对严重市场失灵,强势政府应运而生。国家更多地强化政府干预,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来纠正市场失灵,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以防止和克服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比如,大萧条时期美国颁布的《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保障法》等多项法律,强制性地干预社会经济,使美国经历严重经济危机后快速复苏和繁荣。再如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加速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发展风险投资制度,增强经济活力。从1978年至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5个重要立法,创建了全球化的NASDAQ股票交易系统,使其成为全球风险资金的金融交易中心,并培育出微软、戴尔、英特尔等大批全球化的跨国公司。这为美国经济在21世纪初走出危机,实现复苏繁荣奠定了基础。

4.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具有很强的国际传导性,因而国际合作应对经济危机极为重要。比如,针对劳工问题,各国通过协商制定《国际劳工公约》,并相继成立国际劳动法协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协调劳动关系。针对资金问题,各国协商共同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帮助修建道路、港口、码头和其他基础设施,在危机后帮助各国恢复和发展经济。

事实证明,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只要应对得当,及时出台反危机措施,保护和激发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可以为中国进行制度创新而崛起提供重要契机。“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所有的船都可以齐驱竞胜。当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的时候,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处之泰然”。大国崛起必然会伴随着经济危机的严峻考验,只有大智大勇,勇于并善于应对经济危机,并善于抓住机遇进行制度创新的政府,才能引领国家转危为机,走上大国崛起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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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玫.风险资本市场溯源-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的成长

及启示[J].商业研究,2003(7:177-178

[3][美]阿尔道·托夫勒/朱志焱.第三次浪潮[M].北京:新华

出版社,1996:96

[4]宋玉华.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商务印

书馆,2007

[责任编辑:潘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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