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的最高指示

毛时代的最高指示

更新时间：2013-09-12

最高指示，文革中用以指称毛泽东的论述、意见、指示。“最高指示”提法的发明人是林彪，见于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工作指示”的第一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1965年底）。一经提出，在报刊、广播上传播、孳生、普及的速度极快。

“指示”冠以“最高”的名义，报刊引用时以黑体字标出，一则强调指示发出者权力地位的至高无上，毛泽东当时虽然不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却是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仍然实际握有最高、最后的决策权；一则是对毛泽东思想地位的绝对化，反复神化毛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崭新阶段”是“顶峰”的换词）”，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后被罗瑞卿删掉）”（《“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人类认识的最高成就——真理本身，通过“最高指示”的称谓形式把国家意识形态至尊的荣誉授予毛泽东。这样，以意识形态的名义为政治权力授勋，同时又倚仗政治权力强化意识形态权威，完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最高指示”把毛泽东心仪的君、师两种身份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细辨“最高指示”，似是“圣旨”的变种。中国封建王朝对皇帝的命令称“圣旨”，是皇权的象征、展示，是当时最大的权威、最高的法律；不听从圣旨，便是“抗旨不遵”，那是“欺君之罪”，最高的刑罚是要判死罪的。把毛泽东著作、指示称作“最高指示”就是拿它比拟圣旨，以领袖意见否定了法律、制度、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罗瑞卿反对提“最高指示”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不合我国政体。

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看，“最高指示”1965年出现4条、1966年256条、1967年91条、1968年58条、1969年19条、1970年3条，以后即已消失。

它的使用在1966年达到高潮，是与当时政治上打倒刘邓等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体制的历史进程相对应的。其功能就是把行政形式上不在位（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影响力直接转变为政治权力），邓小平说过“实际上难于反对”指的就是这个。一旦它的核心功能已经实现，它就处于逐步退潮、淡出的过程中。因为从现代民主意识看来，它的荒谬性、非法性是太刺眼了，名声太臭了。

在当时对最高指示不能有丝毫非议，不管这种非议是多么微不足道，甚至本来就是着意维护，都不允许。罗瑞卿的非议理所当然是被打倒的罪行之一。逻辑史专家沈有鼎在一次学习中，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恰

当,“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晚上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说话作报告，做文章写检讨，甚至写家信、情书，都要来几段最高指示。报眼、黑板报、信封、粮票、购货券、商标、茶盅脸盆、包装纸、公交车票、介绍信、结婚证书、红宝书封面……都有“最高指示”的踪影，被当成了一种法令象征、装饰图案。作为法律证明文件的结婚证书，印制、引证最高指示的地方就是原来印制、引证《婚姻法》的位置。

滑稽的是，林彪吹嘘毛泽东的权威地位，毛泽东以此扳倒中央一线，都借助于最高指示的杠杆作用。批判林彪时给他加上歪曲、践踏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而被吹嘘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指示”的意识形态地位却丝毫无损。仍然是不倒翁。

资料来源于腾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