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之我见 毕业论文

【标题】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之我见

【作者】熊小丽

【关键词】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康有为梁启超

【指导老师】张昌志

【专业】历史

【正文】

引言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泪史，更是一部抗争史。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就遭受了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使中国一步一步地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做出了努力，希望能够挽救民族危亡。戊戌变法，正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继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做出的又一次尝试。这次，他们采取的是走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但结果仍然是失败。

下面，我就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分析一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一、客观原因

（一）失败的根本原因---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束缚，发展不充分，因而相对于本国的封建势力而言，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没有坚实的、反封建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是其政治运动以失败而告结束的根本原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19世纪70年代才产生，至戊戌变法时只有二十多年。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产生之初，力量是非常微弱的，而且还处于非法地位。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发展，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力量仍然非常薄弱。据不完全统计，1895至1900年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资本工矿企业，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为2300多万元。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企业与战前相比，确实有了较快的发展，但这个数目仍然是很小的，这六年间的私人投资工矿企业的总额还抵不上清政府一年偿还外债的数目。戊戌变法前夕虽然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它还非常微弱，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相比较，民族资本还只是地壳变动时涌现出水面的一些小岛”，[1]民族资本如此薄弱，就无法为其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民族资本产生时期，向商办近代企业投资的人们大多数正处于陆续从母体分化出来，还未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的状态。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未成熟的资产阶级。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就是代表这个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二）封建顽固势力过于强大

变法维新既然是一场改革，就必然要遇到阻力。戊戌维新正是由于其全面改革的强大力度的抗拒力，特别是封建顽固势力又过于强大，他们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实权。面对新政，反动势力迅速集结、发难。

其一，是来自封建制度的长期统治下造成的习惯势力。列宁曾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2]这种习惯势力常常对新事物起着一种抗拒的作用，正由于这种习惯势力与改革格格不入，所以它对守旧势力是“助纣为虐”的，他们也就成为一股反对改革的潜在力量。当改革一旦触及到他们心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旧传统时，他们便被动员起来加入到反改革的队伍中来进行顽强的抗拒。

其二，是凭着旧制度和旧秩序取得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由于改革必须给他们以损害，因此，他们必然敌视改革。这部分人形成了一股盘根错节的反改革的守旧势力。另外，越是迫切需要改革腐朽陈旧的蔽法，封建顽固势力也就越加拼命地维护其存在，从而使改革的阻力越多，改革的困难也越大，几乎每一项改革措施都不免触犯一些人的利益。梁启超曾非常感慨地说，废除旧法的事情，最容易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并且引起众怒，所以那些想保住自己名利地位的人都不肯废除旧法。例如，因裁官而受到牵连失去职位将近万人，这些人便都成了改革运动的积极反对者。（三）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帝

错误地依靠于并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维新派的变法是建立在皇权基础上的“皇权变法”，在变法的过程中他们依靠的始终是光绪，是光绪所代表的皇权。然而，实际上光绪手中并无实权，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慈禧太后的限制之下。因此，光绪所代表的是皇权的形式，西太后才真正的皇权代表。但是，维新派却顽固地、错误地依靠了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来进行改革。这就使改革犹如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决定了改革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失败。

（四）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维新派在一些具体的变法措施上也侵犯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了这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更加深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误会，从而更孤立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东西两河沿，甚至店铺禁止悬挂幌子，违者受处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这种过激的做法，直接损害了一些下层群众的现实利益。还有那些“除去蒙蔽锢习”之举，本意是为了扫除颓风，但此举触动了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习俗。人们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非一纸命令可以革除。譬如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的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剪辫子与否无关大局，可以暂缓推行，由于过早强令推行，增加了本可避免的骚动。

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里面，没有去触及或者说不愿触及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这也引起农民对变法的漠视甚至抵触。加上戊戌变法前，因教案四起，人民群众正反洋教、反洋人，戊戌维新不仅未涉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文明，自然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相距太远而得不到支持。由此可见，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失败的直接原因——袁世凯告密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光绪帝就感到自己的皇位快保不住了，已经无力再谈变法的事了。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那天又由林旭带出了第二

次密诏，命令康有为等人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逮捕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二、主观原因

（一）维新派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

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梁等接受的是传统的封建儒家思想的教育，又逐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使之成为倡言改革，要求设议院、伸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维新派。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可谓是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为中国勾划出一个资本主义的改革方案。他们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避免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彰显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但仅有爱国热情是不够的。作为一个改革家，还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其思想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周延性，对政治形势要有较强的洞察力，要有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等等，但遗憾的是康梁等维新派大多不具备这些政治思想品质。

首先，康、梁等维新派对戊戌时期清政府内部的政治形势认识不清。在变法初期，康有为对光绪皇帝无权状态不甚了解。当他第一次被光绪皇帝召见问计时，才感到光绪皇帝所受摯肘。他所回答的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见解，甚至是误导的建议,他建议光绪帝变法,他认为就光绪帝现在的权势就可以推行变法,并且也足以救中国了。这说明他对光绪皇帝受西太后的肘摯没有更深的认识，甚至提出了错误的建议。这样就使得康有为等维新派们不能很好地分析当时清政府内部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能制定出相应的策略与措施，更不会处理好与西太后之间的关系。其失误的产生是源于他们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就自然不会形成指导全局的战略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上的不成熟。

其次，认识不到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需要稳步地前进，对改革过程所能出现的问题、矛盾没有预见性，因而就不会制定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的相应措施。这些都表现了康梁等维新派思想上的不成熟。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梁等通过光绪皇帝以上谕的形式下发的各种诏令有二三百件，仅9月12日一天就颁布11条变法谕旨，这些谕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真可谓是齐力并举。这就避不可免地触及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使那些反对变法者结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使改革步履维艰。

再次，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不善于笼络清政府内部各派势力，特别是那些曾经倡言变法与改革的洋务派。洋务派主张变法，并且在60至90年代曾举办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只是他们的改革没有超越“中体西用”的樊篱，反对维新派主张的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他们毕竟不同于那些极端的守旧派。在维新派力量非常孤弱的情况下，就应笼络住洋务派，使之不能与守旧派结成反对变法改革的联盟，至少要让他们保持中立的地步，以减少变法改革的阻力。维新派对顽固守旧大臣更是多持嫉恶如仇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分化、孤立、争取的策略，这就使变法改革增加了更大的阻力。改革与革命不同，它不能只顾冲杀，四面树敌，而不注重分化、拉拢、争取更多人支持变法，建立稳固的社会基础，否则的话，改革者就会

成为孤鸿哀鸣，改革事业也会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这些都说明，康、梁虽有爱国的热情，也具有“知之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和胆略，但他们不懂得政治策略，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

（二）康有为个人心理素质的不成熟

改革不同于革命的另一特点，它要求改革家有别具一格的心理素质和政治智慧。而康有为是一个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一介书生，有才学热情，但却没有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梁启超对康有为有较为准确的评价：“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

[3]以这样的品格担当变法大任，有些勉为其难。对康有为的脾性了解得最深的莫过于康广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着、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是比较主观任性，别人不赞同的事，只要他认可也要坚持走下去。做事不考虑后果，有不计成败、孤注一掷的思想，不考虑其主张的现实可行性，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以这样的品格来担当变法改革的领导者，其变法改革的结局可想而知。

（三）变法指导思想的错误

首先，维新派在变法指导思想上犯了冒进的错误。甲午战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受到极大刺激，认为洋务运动的温和改良不能挽救中国，只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以“雷霆万钧霹雳手段”，才能挽救国家。康有为在《日本変政考》中说：“既知比较宇内大势，国体宜变，而旧法全除，宜用一刀两断之法”。[5]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实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士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6]这就是所谓的“速变”思想。“明定国是”诏的颁行，标志变法维新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述了“尽变”、“全变”的变法方略，“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致无功”。[7]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对此还有进一步的展开说明：“统筹全局者??????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而为之。”[8]这段话的要害之处是“齐力并举”，也就是所谓“全变”。光绪皇帝完全赞同康有为等人的主张，或“以为然”，或“点头称是”。变法的实际发动者和最高领导者在指导思想上基本形成冒进共识。

由此可见，“速变”和“全变”构成了变法领导者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是对洋务运动只注重“西学为用”而不触及封建专制制度的修正，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它却忽视了数千年来封建专制思想的深厚根基，以及由此而伸展出的强大抵抗变法力量。

其次，由于指导思想的冒进使得维新派在变法的具体步骤上犯了贪大求速的严重错误。据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的有关变法的各种诏令，有二三百件。仅在9月12日的一天中居然颁发了11条变法谕旨，可见光绪“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这二三百件谕旨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的确做到了“全变”、“速变”！怪不得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以旁观者的眼光指出：“他们把足够几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他吃了。”[9]

康有为把变科举、废八股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这就必然会触及到那些靠读书走进官

场的翰林、进士、举人、秀才等的利益，这等于是断绝了原来八股士人的登进之途；接着，维新派要求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这就使全国成千上万的官吏失去官位，10多名巡抚丢失地方大员的宝座，于是“流言纷纭”，“京师震动，外省悚惊”，大小官员更加反对变法；当维新派要求设立仅有咨询机关性质的制度局时，顽固派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反扑。

章开沅先生在总结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维新派在变法期间不大注意斗争策略，动作太快，触动面太宽，这样就树敌过多，使自己更加陷于孤立。”[10]譬如，在短短的二三个月内，既要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京师衙门，又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暨佐贰之无地方责者，还要改革科举，大幅度变更各级考试内容，并且把各地书院改为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等等。在发布这些诏书时，只凭主观愿望强调必要性，却缺少周密调查论证其可行性，更没有考虑到各项改革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由于民众缺乏理解而可能增加的反对。维新派包括他们的领袖康有为，大都是一群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完全没有弄清究竟依靠什么力量，联络什么力量，孤立什么力量，打击什么对象，而只是凭借一股热情不断发布诏令来‘除旧布新’。

（四）谭嗣同个人思想的错误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仅次于康有为、梁启超的第三号领袖人物。他早期受王船山唯物主义思想影响，故其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后来由于受佛教思想影响，其哲学主导思想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这种哲学主导思想使谭嗣同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陷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迷误，并直接导致了变法失败，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六君子”被斩首于菜市口的悲剧后果。

首先，“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谭嗣同在政治理论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十分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他直斥封建君主为“独夫民贼”，直呼清皇族爱新觉罗氏为“贱类异种”，表现了同清王朝彻底决裂、不共戴天的坚定革命立场。这些“大逆不道”的革命言论，本使谭嗣同与清王朝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在实际政治实践中，谭嗣同又始终保持着清政府的官员身份，并接受光绪帝的恩诏，以“军机章京”、“天子近臣”的尊荣身份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这同他的政治理论与政治理想显然是相脱离、相矛盾的。

其次，“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谭嗣同进京还不到一个月，就提出“兵围颐和园，谋废西太后”的惊天计划。之所以作出这一决策，是因为光绪帝担心被慈禧太后废掉，要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设法相救。从目前公开的史料来看，关于此前慈禧欲废光绪帝的密谋，并无史料确证。这一判断主要是来自光绪帝与维新派的过度焦虑与危机感。并且，谭嗣同在这一计划中寄希望于并不可靠的野心家袁世凯，即使袁世凯是竭诚拥护改革的，袁所带领的那支只有七千余人的小站新军，也不是荣禄的对手。这一兵变计划显然是很难成功的。就算这一兵变密谋一时侥幸得逞，后果也不堪设想，中国有可能陷入分裂与内战。可以说，这一兵变计划，完全是谭嗣同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的冒险空想，其结果只能是惨败！（五）维新派严重失误的政治战略

康有为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是，拒绝采取翁同禾“调和两宫”的主张，一开始即将慈禧太后放在了敌对的立场。康有为称，如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这种政治战略的前提是错误的。首先，如前所述，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变革。其次，太后对光绪帝所具有的权威性及其在群臣中享有的权势，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这些变法的政治推论的致命错误是，既然太

后已经归政于皇帝，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帝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把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

事实上，当康有为受光绪帝召见时，他就问光绪帝为什么这么久还不进行变法，要坐以待毙，当时光绪帝谨慎的朝窗外看了看，感叹自己也没办法。他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光绪并无实权，但他还是不切实际地幻想变法能够成功。这种做法，在当时就遭到变法派内部不少人反对，但康有为坚持“挟此抑彼”之策，把慈禧视为“不可造就之物”来加以排斥。其政治后果是太后与荣禄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而当变法由于各方抵制无法继续时，康有为等人又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企图借助袁世凯发动政变，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结果，慈禧先发制人，发动政变，镇压了变法。

三、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

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昭示着中国这一古老民族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将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然而，我们却可以从其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借鉴其取得实效的方面，实事求是，古为今用，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正体现自己的特色，以便少走弯路。

（一）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坚实的阶级和社会基础

戊戌变法是康梁等文人联合毫无实权的皇帝发动的。他们既没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的才能，又毫无实权，因而在顽固派的反攻下无还手之力，只能迅速而悲壮地草草谢幕。因而我们要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有成功的可能。任何一种改革主张只有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才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反响和支持。维新运动主要反映和代表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中下层士绅或正在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们还只占统治阶级的很少一部分，在整个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更小。维新派的主张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对立或有很大冲突的，如废八股、革清运、汰冗员等就直接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更不要说政治制度改革主张所引起的封建官僚们的普遍愤怒了。维新派的主张与下层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利益也因相距太远而无法得到赞同。当今，人们对改革已经有了普遍的认同感，而且我们的统一战线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阶级和社会基础。

（二）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物质层面的现代化

维新运动是在洋务运动破产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维新人士充分地认识到仅靠器械的先进是不足以使国家强盛的，因而他们更注重意识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殊不知现代化虽然包括意识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但最基础最根本的还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的实质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普遍扩散化过程。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且农业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国家，如何使农民以及其他的弱势群体富裕，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要实现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民主化、文明化

这也是维新人士的初衷。变法期间，他们推出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对现行的皇朝行政体制的大幅度改革方案，但因权力斗争的白热化而流产。当今我们的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效。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既可以听取多方面的呼声，又可以对我们的党实行有效的监督；各种政府非政府的社团为群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方便的途径；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完备。

（四）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

当维新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行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

扩大战果的渐进方式，而是急于求成，主张“快变与大变”的改革方式。戊戌变法的失败告诉我们：改革既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仅仅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上下齐心，循序渐进。操之过急，只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五）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现代化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工程，这就铸成了它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因而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积极向上的环境。而维新运动期间，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内忧外患严重，稳定的环境无从谈起，人们根本无法也不能静心来关注变法。这也是变法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向我国的现代化目标迈进的今天，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我们更应该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努力为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良好环境。

总之，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运动和爱国救亡、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上的重要一环。在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大背景下，反思110年前先辈们维新变法的壮举，可以为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启迪，可以使我们的步伐迈得更快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