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之洞与维新报业关系初探

浅析张之洞与维新报业关系初探

张之洞署理湖广后半时期，因甲午战败，民心思变，维新派走上历史舞台，作为声张学说的载体，报纸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康梁的重视，被运用到维新变法之中。张之洞思想保守，但关键时刻总能“与时俱进”，他看到了维新派报纸的强大社会影响，也加强了对维新派报纸的拉拢与渗透。他广阅各种报刊获取西学知识，推行洋务与新政，又在湖北创办一系列官报。其报业履历在有清一代的大臣之中，可谓绝无仅有。

一、历史研究脉络

目前的对张之洞的报业思想的研究并不算活跃，对张之洞与报纸的关系进行检索之后，稍微梳理，大致有三种：

（一）论述张之洞与时务报之关系

因《时务报》是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也是维新时期最著名的报纸，言论之新颖、笔锋之犀利，举国为之震撼。张之洞从初期的鼎力支持到后期严厉压制，与时务报的兴衰息息相关，因此这方面论述为主流。相关的著述如：刘兴豪、向章宇的《论<时务报>初创时期张之洞与维新派交善的缘由》，张力群《张之洞与<时务报>》，王立《论戊戌政变后围绕<清议报>的中日交涉》，阳美燕《张之洞与<时务报>维新派的文化关系》，陈长年《从<时务报>看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

（二）关注张之洞死后舆论的反应

因为历史人物本身所处的时代复杂性，对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往往也歧见纷呈，不同的利益、立场的团体，其审视的观点也各异。作为晚清四大重臣之一，张之洞逝世后，当时的《新闻报》、《申报》、《时报》、《神州日报》、《民吁日报》等报刊发了大量报道、悼念及评论文章，为后世观察张之洞的媒体形象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也提供了新的研究主题，如桑兵的《盖棺论定“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和刘彦波《张之洞薨逝后之时评——以<申报>为中心》。

前者对《张文襄公事略》进行分析，将该书收录的报道与未收入的相关报道进行比较分析，从中“不仅可以探究编纂者的态度倾向，而且可以将张之洞之死作为研究的起点，观察舆论的反应，深究各方的态度，进而考察重要人物的离去所引起的政局和社会波动。”后者集中于《申报》的报道，这些报道涉及全国各界的悼念活动，也对张的一生做了评价，从政治功业、到人格情操，从实业得失，到处事优缺，作者认为“这些评价充分彰显了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的历史地位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三）对张之洞的报刊管理思想的研究

张之洞生前积极参与报业活动，以赞助、自办、打压、查禁等方式广泛的影响了维新时代的报业，在他相关的公文中以《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最为有名。他的报业活动带有极强主动性，也有浓厚官僚色彩，在后期，集中了他毕生思想精华的《劝学篇》中，他单独辟出一章，名为《阅报》，可以想见其对报纸的影响足够重视。这

些言论著述也成为后世学者管窥其报刊管理思想的突破口。

吴廷俊、裴晓军的《体用之辨：张之洞报刊管理与报刊思想的双重性解读》对《阅报》一文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张之洞的报业思想具有矛盾性：“他一方面倡导阅报并亲自督办，同时他又压制报业并迫害报人。这种矛盾现象必须放在社会现实语境和他一贯主张的中体西用思想上方能得到合理解释。”周光明、邹文平《论张之洞与近代报刊》也基于《阅报》，考察张在一系列报刊活动中的表现，“仔细地梳理和分析了他与近代报刊的关系，进而达到了解晚清政府上层对报刊的反应的一般情形。”

梳理发现，目前并无研究文章对张之洞的报业活动进行全面考察，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时务报》《湘学新报》《清议报》三报以及《劝学篇》中的《阅报》一文，而《蜀学报》《湖北商务报》不知何故被忽略，甚至后期为抗衡民办报纸、遏制革命思潮传播而办的《白话宪政报》、《湖北学报》、《蚕学月报》、《湖北农会报》、《湖北官报》更是罕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也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突破口。

二、由支持到压制：张之洞的报业活动

（一）维新报刊

1.《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为到南京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

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应允。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梁鼎芬等人，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2.《强学报》，1896年1月康有为弟子徐勤、何树龄在沪所办，为上海强学会会报。京师强学会被封，有官员认为“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张之洞立下电“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

3.《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连载梁启超著《变法通论》，张之洞饬令订阅，巅峰期销至1.7万多份。

梁启超文笔雄厚，令时务报一纸风靡，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远，声名远播。他借《时务报》抨击腐朽时政，力主变革维新，这也令原本就对激烈的维新人士不放心的张之洞大惊失色，见报之后立马传电干预。不久，梁启超出走，《时务报》改为官报。

4.《湘学报》，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

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3月末，《湘报》第20期发表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宣扬民权、议会等学说。张之洞读后大为震惊，忙致电陈宝箴，要求制止这类言论。在张的严令下，陈宝箴将有关《湘报》收回，并不再发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文章。

5.《蜀学报》，四川维新派的主要宣传刊物。1898年春末，宋育仁因主持蜀学会，并在成都创办《蜀学报》，旬刊。每期30页左右。1898年9月出版至第十三期后，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致电四川总督宋育仁，“跨省通缉”。《蜀学报》就此被查禁。

（二）自办报刊

1.《正学报》。戊戌年初，张之洞命陈衍主持官报局，他希望开办《正学报》来抵消谭嗣同为代表的湘中舆论的影响，“正学”之名可见其匡正学术的雄心，在正学报序例中，他将“定国是”之“是”解释为“正”：“无新无旧，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在中西体用之间力主“中正”，无偏无袒，主张稳健改革，不过后来此报并未刊行。

2.《湖北商务报》。原本作为《正学报》总编纂的张之洞幕僚陈衍，又转而创办了《湖北商务报》，广向商界宣传商务信息，也为湖北新政造势。1902年改为《湖北商报》。除此之外还创办了多种专业化报刊：《白话宪政报》、《湖北学报》（旬刊）、《蚕学月报》、《湖

北农会报》（月刊）、《湖北官报》（半月刊）、《湖北教育官报》（月刊）。在他任内，武汉地区的报纸数量与质量均为全国瞩目，为武汉成为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重镇奠定了基础。

三、从内容到实务：张之洞的办报思想

张之洞与维新报业的关系之深广，为同时代官员所难项背，对报纸的认识不断“因时而异”，通过收买、赞助、打压、查禁、自办等手段，在近代报业发展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一）管理上：为我所用，国人自主

张之洞涉足维新时期的报业，禁止鼓吹孔子改制、民权等思想，在对官销时务报的公文中，他就指出他支持时务报的一大原因在于“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如此既可以抵消外国影响，也方便官方进行控制，对这一时期的国人办报高潮，他总体上是支持态度。

（二）方向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既为一代“儒臣”，他的思想中，忠君、卫道是主流，虽然能响应时局变化，支持维新派广开言论，但依然竭力将他们纳入“主流话语”之下。“体用之辩”的倾向则成了衡量报纸言论是否恰当的重要尺度，幕僚也在他的授意下创办报刊，成为张之洞传播自己思想的一个平台，冀此能在激烈的社会思潮中，为主流价值“鼓与呼”。

（三）经营上：自办报刊，参与竞争

在湖广总督任上，他对多种“有益报纸”给予经济赞助，并官费订阅，创办和支持了十余种报纸与民办报纸争夺舆论阵地，在争夺言论阵地之外，他也重视报纸开启民智的作用，创办了多种专业化报纸，在政治、商业、教育、农学等领域传达各种信息。

（四）内容上：严肃真实，严格审查

张之洞对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十分重视，认为报纸对学术和时政皆有益处。对不合己意的报纸言论，他也总是及时设法干预：1900年，他以上海《同文沪报》陷害自己为由，致电威胁；针对上海《新闻报》刊登康有为的文章，张之洞要求上海道责令该报“万勿再为传播”，“迅速设法更正”。

四、总结

维新报业时期正是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张之洞先扬后抑，对待维新派报纸前后发差极大，但正如他死后，上海的《字林报》中所提的：“以该大臣一生正直之人，而忽前后矛盾若是？”时人对他维新时期的前后表现提出了质疑。

这个问题也可用于他对维新派的报纸的干预上，在当年的报纸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对这一矛盾的回答：“张之洞虽为旧学界之英杰，而能晓然于西学之利益；虽天性笃信中国之旧学，而能提倡国民之教育，是其见识诚非他人所及也”。“南皮之行新政，主保存国粹者也，项城之行新政，主开明专制者也。一言以蔽之，则皆主渐进而

不住激进者也，主默化不主强迫者也。也故唐浏阳之就戮，不知者或以反对新政为讥而不足尽南皮之相；谭浏阳之伏诛，当事者虽蒙首鼠两端之诟而不足摇项城之心”。

他出生儒学世家，担任封疆大吏二十余年，传统士大夫的立场和宦海沉浮的阅历，决定了其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与庙堂之上保持同一频率，维新前期，维新派的诉求符合当政者的利益，故张之洞也是对维新派各种拉拢、百般示好。而随着维新派的声张越来越不见容于新掌权者，变法出现失败的苗头，张之洞必然顺风而动，回归体制内，与维新派划清界限。维新派激烈的言辞与张之洞本身的保守倾向，也注定了二者之间分歧不可调和。张之洞的做法，跟同时代大多数官员没无二致，维护现行体制之举固然未能顺应时代潮流，但要他们拥有今人眼光穿透时代迷雾，是否又有点苛求呢？

“张之洞与武汉”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张之洞与武汉”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活动目的： 1．以了解“张之洞在武汉的建设成就”为例，通过对教材中的内容──“洋务运动”的延伸，引导学生客观地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2．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深入挖掘武汉地方特色文化，培养学生知乡、爱乡的情感和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感。 3．通过实践活动，使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法，增强学生个人体验，培养学生初步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1．设计海报，鼓励学生自愿报名参加。 2．联系武汉音乐学院院办、武汉方志馆等处，取得相关部门的支持。 3．联系有关专家、学者，以获得支持。 活动过程： 201×年×月×日，张贴暑期海报，学生报名。7月7日，报名参加活动的同学在学校多媒体室集合，由教师简要地介绍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为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洋务运动的相关知识，使学生知道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地方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曾说过：“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所办洋务在武汉取得的成就最多。武汉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能够感受到现实与历史的交融。由此确定以“张之洞与武汉”作为这次假期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内容。 一、收集、整理相关材料。

师生共同讨论如何进行这次活动，计划进行实践活动的第一步，即师生分头搜集相关资料。同学们有的在校图书馆借阅到《末代名臣张之洞》，有的同学在武汉方志馆借阅到《张之洞评传》及《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有的同学在武汉档案馆借阅到《大武汉旧影》并对相关内容、图片进行了翻印，有的同学还通过因特网查阅到了史学界对张之洞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汇集，初步了解史学界对张之洞的研究状况及张之洞在武汉活动的基本情况，并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汇编，制成了宣传栏。在这一过程中，有学生提议绘制一幅清末武汉三镇图，将张之洞创办的厂矿企业及学校标于图中，可以增加立体方位感。于是使用学校所拨经费购买了木板、油漆、排笔等工具，由学生主笔，在地理老师、美术老师的指导下，以《武汉历史》上的清末武汉地图为底稿绘制了放大后的清末武汉地图，并且进行了配色、着色，从而使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工厂、学校等跃然图上。 二、寻访历史遗迹、遗址，比照今昔，感受变化。 在教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连续三天头顶烈日，冒着酷暑对武昌、汉阳、汉口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因为目的明确，所以同学们的热情很高，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如在参观汉阳铁厂旧址时，有一学生提出了：“张之洞为何要将铁厂建在龟山下、汉江边？”立即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面对眼前依稀能辨认出旧貌的历史遗址，同学们运用所学的各科知识对这一处工厂的选址进行了论证。在各地的考察中，同学们还纷纷拿起照相机记录了他们初中生活中的这一段旅程。实地考察后休息了两天，29日学生到校交流各自的体会。因为具备了一定的理性和感性认识，学生们在交流中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虽不见高明但其思想已开始进发出理性之光。有些问题虽然提出来，但学生们一时无法解决，对此老师及时给予肯定，并鼓励大家不要回避疑难问题，同时表示将帮助学生联系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来帮助解决疑难问题。 三、访问有关学者，解析疑难。 由老师出面分别联系《张之洞评传》的作者、湖北大学文化学院的何晓明教授以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研究员吴明堂先生，由学生进行访谈。学生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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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简介

张之洞，人称张香帅，号抱冰老人，南皮人，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第一所幼稚园，选聘了3名日本保姆）。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探花）。1909年(绪三十五年) 七十二岁。10月4日病逝，6日追谥文襄，晋赠太保。翌年归葬南皮。 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1909年死，谥号文襄。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便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企业。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开炉炼钢。炼铁厂共有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3千人，外国技师40人，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又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露天铁矿——大冶铁矿。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洑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安源煤矿，太祖发迹的圣地）。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和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为我国重工业开了先河。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曾记否，汉阳步在八年抗日战争都在用），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1898年（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1900年正式开学，聘请美国农学教习2人指导研究农桑畜牧之学。 1906年，农务学堂校址迁移到武胜门外多宝庵地方（今湖北大学校园），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并附设实验场。这是湖北最早的近代农业学堂和现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 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课程有汽机、车床、绘图、竹器、洋脂、玻璃各项制造工艺。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

洋务运动张之洞

对xx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的思考 评价张之洞这个人，我想我是没有太大的资格的，只因为以我的学识，还没有达到能完整地评价一个人的地步。我这里想说的，只是关于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直接接触的有关洋务运动的文本，首先肯定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纲要》。在第二章的第二节的第一小点的第二段有这样一句话：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系带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这里我曾有一个疑惑，在列举部分成员时，不是按照姓氏笔画为序。那么，编者又是按照怎么样的顺序来列举这些人的呢？按照他们在洋务派中重要地位？是他们的官位大小？还是仅仅是列举，没有做其他的考虑。我想这个问题在结束时可以解决。 后文还有一处提到张之洞，在列举1890年前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时，“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机炮厂。”这句话出现在所有被列举的军事工业之后。 此外，这本书再无关于张之洞任何描述。对于这章的内容，我的理解是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成员，参与洋务派的洋务事业。 当然，了解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其人其事怎么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呢？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简要的介绍了他的生平。可以说他是一个官二代了，父亲是知府。他在十六岁高中乡试解元，后来会试取中为一甲第三名。此后，便开始了他的仕途，最初是在京中的翰林院供职。光绪七年十一月，补授他为山西巡抚。他在山西工 ①作三年后，也就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朝廷命令其取代两广总督张树声。其实中法战争对张之洞的影响很大，不仅仅是实授张之洞为两广总督那么简单，中法战争对张之洞内心触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做了六年的两广总督后，他被调补为湖广总督，自此一直坐镇武汉。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②。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更进而肯定两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这两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说到底，就是他们企图要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达到维护古老的封建王朝这个“中体”的目的。显然，这一思想体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从哲学上看，这种两分法是谬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 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③。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指向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④。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⑤，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

张之洞与维新运动

收稿日期:2004203217作者简介:邹　勇(1970～),男,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2004年8月第23卷　第4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ug.,2004 Vol.23　No.4 　 张之洞与维新运动 邹　勇 (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川绵阳　621000) 摘　要:在1895-1898年由维新派发起的维新运动中,作为洋务派的重要领袖,张之洞曾参与其中。虽然,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与矛盾,但综合张之洞在运动前及运动中的表现,他是支持维新运动的,而不是“假维新”。 关键词:张之洞;维新运动;支持 中图分类号:K2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12x (2004)0420039205 甲午战争的惨败,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清王朝在政治上,经济上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于是,以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为起点,全国掀起了一股为民族存亡而忧虑、愤慨和抗争的热潮。人民大众、士大夫知识分子,乃至在朝官员、封僵大吏都卷入其中。在被卷入维新运动的朝廷官员中大多为帝党官员和洋务派官僚。其中,只有洋务派的部分官僚掌握着实权,他们对这场运动态度非常微妙,且大多曾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赞助和支持。 洋务派以“自强”“富国”为目的。中法战争后,满清当权的洋务派只剩下三位有影响的领袖了: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北洋海陆军;刘时任两江总督,控制长江下游;张时任湖广总督,控制了长江中游。李鸿章原为洋务派的大首领,地位仅次于奕　,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李声誉扫地,“一生事业, 扫地无余”[1] ,从而退居幕后。对于维新运动,他是“不甚赞成,也不反对”[2]。但由于私人恩怨,他曾 怂恿其儿女亲家狱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及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帝党官僚文廷式,使强学会遭封,文廷式被革职,给维新运动产生了消极作用。刘坤一碌碌而无显绩,虽在维新运动初期,也曾捐款给强学会,列名其中。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他越来越疏远了同维新派的关系。在戊戌变法中,他消极对待上 谕,多次遭到光绪皇帝的责备,被维新派视为阻挠变法之人。而这一期间,张之洞却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整个维新运动中,张之洞都同维新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的弟子,刘光第则为张所保荐。戊戌变法中,由于积极参与他还受到光绪帝的赞许,多次打算让其进京辅翊新政。对此,现在有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张之洞在这期间的表现是“假维新”,自始至终都是维新变法的反对者[3];也有人把其纳入维新派的行列,对其大唱赞歌[4]。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均有其道理,但也许是观察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结论皆有失偏颇,本文拟对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的行为和思想做一个剖析,以期对他在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介。 一 张之洞最早同维新派的联系应当从1895年算起。在这一年的十月中旬,北京强学会成立,身在江宁的张之洞捐助了五千金以示支持,并派他的儿子和亲信杨锐参加了强学会。这一时期,参加强学会的多为帝党成员和洋务派,以至谭嗣同在一封信里谈到:“康长素倡为强学会,主之者,内有常熟(翁同),外有南皮(张之洞)……。”为了成立上海强学 会,康有为于十一月初又到了南京,在南京“居二十

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论

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论 1)统治阶级的危机意识和洋务运动:自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迫使中国人以新的思维方式认识政治,统治阶级也迫切地想制造一个能够维持现存秩序的更加有效的思想武器。在朝廷内部尽管存在一些顽固的闭门主义分子，但经过同治时代（1862-1874）洋务派势力逐渐壮大了.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和张之洞（1837-190 9）代表了洋务派.他们以太平天国运动为起点承认西方武力的优越性,接受与此有关的机器和技术以此来要寻找中国自强之路.这样在维持中华自尊的同时，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以此来寻找中国自强之路的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也是像魏源、林则徐和龚自珍等一批先知们对西方认识的实践. 2)洋务运动的实际情形和局限性：中国社会内部从整体上开始形成了一股促使政治上的反省和改革的新风气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新风气,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最先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直接引起了思想界风气的变化。一直担心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爆发和社会秩序混乱的传统士大夫们主张儒学的本质在于经世致用，从而掀起了一股新风气,并且他们也认为实行洋务从而可以改良社会和解决社会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逐渐取得了相当大的势力。但是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剥夺中国内部的资本蓄积机会的情况之下, 洋务运动自身却无法脱离多局限性. 在政权斗争的过程中，洋务派代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汉族绅士们的保守主义,这也导 致了洋务运动的主体存有局限性.因此洋务运动是由洋务派在中体西用论的立场上促进的.1当然在朝廷外也有一些人士将中国的传统纲常名教摆在首位来看待，这是他们与洋务运动派相同的，但是与洋务运动派的情况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要从西方学习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甚至涉及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与洋务运动有着很大的区别.2但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能够摆脱洋务运动派的中体西用论的局限。因此可以说洋务运动没有带来社会政治上一点点振作的士气。所以洋务运动作为在制度圈内进行的运动即将面临着诸多批判。这场改革的内在局限性终于在189 4-1895年的清日战争中中国败给日本的结局中呈现出来。3 (1)洋务派认识西方的局限性：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与发起这场运动的洋务派们对西方的认识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首先考察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地平线.洋务派认为中国对思想方面来说是完整的国家,对文化和政治方面来说是一个世界, 因此洋务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一种平等对待别的国家的意识.这样看来,洋务论在思想史上保持中华思想的对外表现即夷务论。当然至少他们承认西方即外国的存在和取之所长,虽然有些范畴是受到限制.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华夷思想出现了一定的动摇。但尽管如此,以中体西用论为标志的洋务论依然没有脱离想使西方国家追随中国的强烈的中华意识。4 (2)洋务运动思想的局限性：洋务派对外部世界的实践程度受到了他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制约。但是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局限是由于受到了他们内部认识体制的影响，内部认识结构也无法脱离影响内部认识结构形成的文化。因此了解一下影响洋务派内部认识体制的最深刻的思想。洋务运动只是把改革的重心局限在军事化和工业化的改良上。具有这样局限性的改良运动与它的理论支柱即中体西用论的局限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洋务运动的基本思想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出发引进西方的技术（用）来增强和维持道（体）。换句话说，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 1朴赫淳著:< 关于洋务运动>,<讲座中国史V>,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编出版,1999年,第197页. 2朴忠錫著: <淸末公羊學派的思想特点>,<中国研究(`78.10),檀国大学校附设中国研究所出版,第55-56页. 3孔輔卿著: < 关于清末革命思想形成的研究>,<论文集9,2(`88.9), 慶星大學校出版,第159页. 4裵永東著: <关于中國近代政治改革的考察-康有爲的變法論> , <院友论文集>4(`76.12), 延世大学校院友会,第10-11页.

革命人物评价

革命人物——黄兴 黄兴，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1874年10月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中，父亲黄筱村是晚晴秀才，年幼时便深受明末大儒王夫之影响。22岁考中秀才，到了1898年，24岁得黄兴正直青年时期，思想先进。在受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下进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时，便认同维新变法运动主张。1902年于两湖书院毕业后赴日留学，其先进的思想与渊博的知识为其之后的革命道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黄兴，这个先进人士，不惧艰难困苦，不惧强权，勇敢地站出来。积极组织革命团体，组织武装起义，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异常勇敢。 1905年7月，在日本，他结识到了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在黄兴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与之筹组的同盟会于8月20日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出任会长，而黄兴出任庶务，为同盟会仅次于孙中山之下的领袖。之后便主要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1907年夏，黄兴在越南河内与孙中山一起策划南方起义。九月份，黄兴开始发动了钦州、防州起义并亲自指挥；继而12月份发动镇南起义。 1908年3月，黄兴等人有安南进入广西，率领200余人钦州、广州、上思再次起义，与2万清军连番激战并最终大败清军。随后，弹尽粮绝，以四人而御六百敌军，机智从容退回越南河内。但是之后发动的云南河口等起义都遗憾的失败了。 失败，并没有恐吓到他，并没有是他退缩。 1909年秋，受孙中山之托，黄兴在香港成立了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第二年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遗憾起义再次失败。 再次的失败，也没有使他丧气。 1910年11月3日，黄兴与孙中山等在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集会，决定在广州再举行起义，与清军决一死战。 1911年4月23日，同盟会发动第三次广州起义，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他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发现总督张鸣歧已逃跑。此次起义多人牺牲，事后收硷殉难者遗体，有72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兴指挥队伍杀敌，战至最终只剩他一人。右手负伤，断两指，逃到广州的河南女同志徐宗汉家，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黄兴由上海到达汉口，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民军同清军的战斗。在汉口、汉阳苦战20余日后，民军退至武昌；此时，黄兴认为应转攻南京，遭当地革命党人反对，乃辞职去上海。 黄兴，主见意识强，倔强而不顽固，识大体，顾大局。 黄兴于12月赶往南京指挥战事，并于12月2日一举攻下南京城。 黄兴，积极表现自己，事事亲力亲为。然而，功成后却不邀功，甘心居于人后默默地付出。 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相继光复后，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中山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并主持南北议和的谈判。黄兴对大元帅一再推让，后改推举黎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黄兴仍一再推让。

改良还是革命--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

改良还是革命--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 作者：吴雁南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1715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11日 长期以来，戊戌维新，在大中小学的教材中皆被称为改良主义运动；近年在一些论著中，提法虽稍有改变，但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尚未论定。以笔者所见，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是一场革命。 一 关于革命的含义，人们的理解多有分歧。就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所称的“革命”而论，主要有以下三种：（一）以推翻和改造封建王朝为主旨的农民运动，称为“农民革命”。（二）对于通过和平方法实行社会变革的运动，亦可称做“革命”，如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等等。（三）以暴力为手段进行社会制度变革的运动称为革命。在一些同志心目中，所谓革命，必须同时具备暴力与变革制度两个内容，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言外之意，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无革命可言。三种说法，均有经典根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地说，人们常常把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称做革命。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存的生产关系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要求通过社会革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及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代之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衡量社会变革是不是革命，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制度。这种社会革命可以是暴力斗争，也可以是和平手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就是和平的方法。事实上，社会革命可以采用和平手段，不能把暴力斗争视作唯一手段。当然，我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但不论是采用暴力斗争，或是和平的方法，都只是方法问题，并不决定其是否为社会革命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现在进行的改革，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因此，人们常说，改革是一场革命。甚至对改造自然的重大变革，人们亦称之为革命，如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等等。可见，革命一词的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本人主张将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称之为革命，是从实质而言，倾向于就广义而言的。 二 戊戌维新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而且是近百年来一系列改造和变革社会的伟大开端。戊戌维新同以往自发的农民运动不同，它是奠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上，适应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政治、经济要求的改革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责任感，催促着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和阶层，

洋务运动与山西近代化

洋务运动与山西近代化 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各地区大都相继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僻处内地的山西，虽说起步较迟，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同样开始近代化。 一 由于交通阻隔等原因，相对沿海省区来说，山西比较闭塞。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洋务派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兴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已得到发展时，山西仍未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直到光绪三年（1877），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到山西赈灾，会见山西巡抚曾国荃，并向他提出一个“西化”山西的方案，山西这才有了一个开风气的动议。但是，李提摩太的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在内的大规模“西化”山西方案，却被曾国荃拒绝了。四年以后，张之洞由京官出任山西巡抚。这个名闻一时的清流派健将，却在山西这块相对封闭的土地上，开始了他的洋务生涯，山西也由此而迈开了近代化的步子。 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怀着满腔抱负来到山西。他一到任，就和怀揣西化山西方案的李提摩太交上了朋友，决心借助李提摩太的指导，在山西尝试举办洋务事业。经过多方考察，张之洞认为山西的各项事业中，“洋务最为当务之急”(见《张文襄公公牍稿》。)。光绪十年四月，张之洞发表了《延访洋务人才启》。在这个招徕洋务人才的公启中，他希望全国各地的洋务人才前来山西，不管是熟悉洋务的哪一方面，或是钻研精通天文、算术、历算、地理，或是通晓各国语言文字；或是熟悉沿海险要之地；或是多见机器运用得宜；或是根据洋法能自己制造；或是研究船舰大炮；或是精通开矿之学；或是能阐述新旧条约的变迁；或是能剖析公法西法之异同，都将受到欢迎，并根据其才能给予优厚薪金。这里充分昭示了张之洞渴求洋务人才的焦急心情，也说明了张之洞的确要在三晋大地上大干一番洋务事业。 在招徕洋务人才的同时，张之洞开始具体筹办洋务事宜。他在发给下属的《札司局设局讲求洋务》中强调，“直省各局林立，取精用宏，裨益甚多，关系甚重”，山西“亟宜仿照兴办，极力讲求”(见《张文襄公公牍稿》。)。他指示属下在省城东门内设立洋务局，选派提调、正佐、委员等办洋务官员，先就本省中熟悉洋务之人和已购来的各种洋务书籍研究试办，详立章程。他还指示，洋务局要设在地势宽阔之处，以便将来在附近添修院落，作为制造之所；立即筹集经费，派员去江苏雇募机匠，并在上海购买若干种外国新式织机、农器，运到山西作为山西洋务局厂的发端；举办洋务事业的一切费用，就在河道库提存。 张之洞虽然有在山西大办洋务的设想，但由于他在山西只待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他的努力也只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成效。 一、编练军队。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练兵。张之洞认为山西绿营“军律日即荡弛”，“整顿营规莫急于此”(见《张文襄公公牍稿》。)，于光绪九年正月开始留意山西练军，

读《张之洞》有感：洋务大臣张之洞

读《张之洞》有感：洋务大臣张之洞 每逢乱世，我泱泱中华总是人才辈出，在时局动荡的晚清，中国出现了众多希望能救中国于水火的仁人义士，他们或改革、或维新、或革命，希望能找出一条令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而由满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正是挽救清朝江山的一种尝试。说起洋务运动，人们大多联想到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由曾国藩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开端，再由李鸿章、左宗棠加以发展，先从军队、军备上实行现代化改造，再到发展制造业，使受到两次鸦片战争重创的满清政府仿佛又重现一线生机，而说到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就不得不提张之洞。 说起张之洞，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因为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功勋卓著而且自成一家之言，也不像李鸿章那样掌握晚清命脉几十年而且极富争论性，更不像左宗棠那样为保国土的完整而收复新疆大片失地，但晚清历史如果少了张之洞，那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打折扣。 张之洞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晚年进入内阁中枢，早年本排斥西洋事物，认为这些都是奇淫巧技，后来任两广总督，受两广开放风气的影响，同时也看到西洋科技的先进性，故转变成坚定的洋务派，并在两广大力提倡发展洋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使两广一时间成为了洋务运动的桥头堡，但真正让他大展拳脚的，却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成众多莘莘学子出国留洋，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而且主导建造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芦汉铁路，大大促进了中国内地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也使武汉这个位于中国中心的枢纽城市，成为近代的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今天武汉的发展，离不开张之洞打下的基础。可以说张之洞为中国近代的制造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广泛使用的汉阳造步枪，就是湖北枪炮厂制造的，由于湖北枪炮厂位于武汉三镇的汉阳，故称汉阳造。 在洋务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认为发展洋务要"中体"为主导，即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为"中体"服务，"西学"即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并在其《劝学篇》中加以论述，使这篇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鸿篇巨著名扬海内外。 张之洞在湖北开展洋务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当时清政府的国库连朝廷的日常开支都应付不了，更不要说划拨资金支持湖广发展洋务，因此张之洞通过向外国银行借款、向民族资本家筹款等方式不断地筹措资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将湖广地区，尤其是武汉打造成中国的工业重镇，尤其是汉阳铁厂，其规模和产量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参观完铁厂后都赞叹不已。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两个相连的环节。当今，有的论者认为，两者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有的论者则“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关于戊戌变法的进步性，现在不承认者希罕了。争论的焦点在洋务运动上。后者基于认为“洋务运动是反动的”，不仅不认为有理由把洋务运动放在历史的进步潮流里，而且竭力否认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的联系，生怕因两者的某种联系而给洋务运动带来某种进步性。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有什么联系？两者间是否截然对立？这些问题有必要重新提出来，并进行研究。 一 戊戌变法是怎样发生的？现在仍然流行的说法是：“甲午战争是戊戌变法的原动力”。许多著作和论文在论述戊戌变法产生的原因时，只从中日甲午战后开始，认为甲午一役，中国惨败，丧师辱国，割地赔款，才“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因而奋起变法，挽救民族危亡。也有的提到甲午战前，说“戊戌变法是甲午前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但在他们看来，戊戌变法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持此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当洋务运动压制中国资本主义，而以富强自夸时，微弱的代表资产阶级要求的改良主义者提出了经济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开始破产时，他们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完全破产后，终至酝酿为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只是以自己的“完全破产”才证明戊戌变法出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是，不承认戊戌变法是之前几十年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不承认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物质的思想的条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首先，戊戌变法的发生是以洋务运动的经济成就为物质条件的，是以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为社会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页。)在昔日的戊戌变法研究中，很少有人把戊戌变法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而多从战争和政治斗争说其起因。有的虽然注意到从经济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但止于甲午战争后，他们把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限于甲午战后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割断它与甲午以前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须知，甲午战后的民族资本，正是在甲午战前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终能改变封建生产关系，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近代生产力，在中国正是由洋务运动从外国资本主义世界引进机器开始的。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是在洋务运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洋务运动企图在不损害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巩固自己的特权利益，于是发动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下面是为你整理的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希望你喜欢! 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爱新觉罗;奕訢(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訢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訢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

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訢、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訢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訢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衙门。奕訢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战利品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对镇压太平天国军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曾国藩被太平天国军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成功。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1870年，他在直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摘要：张之洞(1837～ 1909)中国近代教育家、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他重视兴学育才, 认为“经国以自强为本, 自强以储才为先”, 在40 多年的仕官生涯中, 没有中断过兴学育才的教育活动。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 强调“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极力提倡学习西学西政、西艺、西史 ,倡办的各级各类学堂多具有资本主义近代学校的一般特点,教学内容增加外国语和天、地、兵、算、声、光、化电等近代科目。他注重师范教育,提出“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 关系至重”。派遣学生及学务官员出国留学或考察教育；和袁世凯奏请递减科举，张之洞忠于清王朝，却因积极倡导改革传统教育，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成为封建教育制度的掘墓人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奠基人。晚年受命同张百熙、荣庆主持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他倡办新式学校的活动及其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教育思想；影响 张之洞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 ,后起的洋务派领袖。他在1898年著成的《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体系,成为清末教育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对教育的作用与宗旨的看法，随着时局和他的处境不同而有所变化，以保障满清皇朝利益为依归。他早期两任学政十年，教育宗旨是“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教育内容是“通经学古之学”，对象是培养少数士子，强调伦常名教，注重品行，不在求富求强，适应世变，此时出版的《輶轩话》和《书目答问》，极少涉及西学，甚至是用来抵制新学的。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认识到人才比武备更加重要，1885年上《筹议海防要策折》，指出“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才”，认为“战人较战具为尤急”，把教育局限于纯工具性的作用。及至甲午战争初期，看见日本教育成功之例，稍改看法，把教育的作用由战人战具的关系提高到立学立国的关系来看，《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教育救国的基本思想：“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1898年的《劝学篇》，更肯定“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同心》），认识到“自琼森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相信“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利益》）。虽然如此，1898年5月所奏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2020届高三4月调研文综历史试题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2020届高三年级四月调研考试文综历史 1.公元前513年冬，赵鞅“铸刑鼎”，将“刑书”公之于众；对此，鲁国孔丘评价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这主要反应了春秋后期A.晋国统治秩序瓦解的必然性 B.孔子捍卫礼乐制度的合理性 C.社会转型过程中矛盾的激化 D.士作为独立社会阶层的产生 2.下表所描述历史现象说明，在宋朝 A.经济重心南移推动文化重心南移 B.政府政策与民间信仰间良性互动 C.推崇君权神授的理学逐渐世俗化 D.传统文化在民间传承中推陈出新 3.《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在描述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变迁时绘制了如下示意图。“一条鞭法”施行后，居民不再通过里甲，而是把折算成白银的税粮、徭役直接交给县衙门。上述变化 A.说明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货币体系 B.凸显明朝中央集权制度已走向顶峰

C.提高了明朝地方治理改革的有效性 D.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4.晚清政府平定沙俄支持的新疆叛乱后，陆上“丝绸之路”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从晚清民初大量的时人旅行记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驼队马帮活动频繁，都带有大量的丝绸。这主要反应出近代中国陆上“丝绸之路” A.重新实现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 B.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主权化管理 C.拓宽了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 D.在侵略与开放的过程中艰难发展 5.张之洞在刊行于1898年的《劝学篇》中说：“近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基于上述认识与实践，张之洞 A.反思了甲午战败的原因 B.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倡议 C.推进了晚清军事近代化 D.加速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6.1920年.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这主要说明国民革命中 A.国共合作有深厚历史基础 B.共产国际发挥重要的作用 C.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 D.统一战线有利于革命胜利 7.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总结李自成占领北京又旋即失败的教训：1944年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我们把它（指《甲》文）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材料主要说明 A.敌后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B.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 C.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渐发展壮大 D.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 8.邓小平说：“为什么我考虑深圳开放？因它对着香港：开放珠海，是因为它对着澳门；开放厦门，因为它对着台湾；开放海南、汕头，因为它们对着东南亚；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由此可知，浦东的开发与开放 A.是中国经济开放区发展的结果 B.是中国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标志 C.更有利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 D.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9.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任何国家中总有三种成分：一个阶级十分富有，另一个十分贫穷，第三个居于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