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认识论范式的概观与评介
王铭铭
在中国研究中,长期存在规范社会科学范式与中国文化独特范式之争。鉴于这一争论
对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本文对在中国社会研究范式建构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诸种社会人类学理论逐一加以评介,并论述了中国学(汉学)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认识论与解释问题。
作者王铭铭,1962年生,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近年来,汉学界 出现了大量有关“范式”(paradig m )的讨论。这些讨论针对的是传统汉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汉学研究是否存在自身独特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2)作为区域性研究类别的汉学与一般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
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探讨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那里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从本质上讲,社会人类学综合了两种探讨,即区域性的社会-文化知识的探讨和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探讨。在这一社会人文学科中,一部分学者专攻中国社会研究,他们被称为“汉学人类学者”(sinolog ical anthro polo gists)。汉学人类学者一直面临如何使其在中国社会中发现的地方性事实与一般社会-文化理论形成对话的问题,向来十分关注地方性知识与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鉴于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对回答汉学研究的上述 参见W illiam Row e,1990,“T he public spher e in mo der n China ”,M oder n China ,16∶3∶
16—19世纪,欧洲各国统治者为了达到侵略和掠夺的目的,鼓励教会、学者、探险家致力
于中国的研究,组成不同的“东方学”研究团体,使中国成为西欧学界的研究对象,于是产生了中国学。最早的中国学就是注重汉语研究的“汉学”。后来,它扩大成了一门关注一切中国事物如地理、风物、语言、哲学、社会、军事等等的区域研究学科。
问题颇具启示意义,本文将对此加以评介,并力图进行相关的理论思考。
一、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社会人类学原是与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并列的人类学的四大分科之一。在本世纪初的西欧,它逐步从广义的人类学中分离出来,脱离生物进化论和地理学的影响,从过于广泛的“人类史”转变成一门社会人文学科。“社会人类学”一词首先出现于英国。1907年,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Fr azer )被任命为社会人类学教授。在本世纪上半叶,一大批英国人类学者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从事研究工作,使自己的人类学探讨有别于原有的宏观人类学 。1946年,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ASA)的成立,不仅宣告社会人类学在英国国内正式成为一门教学和科研门类,而且促使此一学科的独特理论方法路径走向系统化,使之成为欧洲人类学的主流。在美国与加拿大,某些高等院校中至今仍然采用早期人类学四分科并列的界说作为学科入门教学门类,但是,在具体研究中,与社会人类学类似的文化人类学 也已成为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路易斯(Lew is)在其《社会人类学导论》一书中总结了这一学科的基本取向。他说:
的确,社会人类学家献身于“奇风异俗”的研究——包括其传统、变迁以及目前的形式。但是除此之外,社会人类学家有更长远的企图:置身于世界的所有文明中,让那些我们不易了解也不熟悉的信仰与风俗,冲淡我们民族中心的限制,从而进行所有社会的比较研究。
社会人类学的兴起,一方面是学科分类变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与本世纪人类学研究旨趣的转变有关。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类学是在反思进化论和传播论的宏观人类史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社会人类学的视野和理论方法特点,在其与广义人类学的比较上体现得最为清楚。
首先,从研究对象看,广义的人类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种、文化以及社会类型,而关于这些研究对象的资料大量地不仅来自对世界各民族的了解,还来自游记、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社会人类学从过去的人类学继承了对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兴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传统上,美国人类学者称自己为“文化人类学者”,但也有不少人(如Geer tz 等)采用欧洲
的“社会人类学”一词指代自己的研究。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文化人类学”(So cio-cult ur al ant hro po lo gy )一词更为合适。
Ev ans-Pr itchar d,1962,S ocial A nthr op ology and Other Essay s ,New Y or k,pp.1—20,43—
62.
中国社会科学 1997年第5期
趣,在本质上是以研究“非西方社会”——包括亚、非、拉美、太平洋岛屿——为目标的。但是,与广义的人类学不同,社会人类学研究非西方社会并不是为了证明人类史的过程,而是为了把所谓“异文化”当成与“本文化”(如西方文化)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的实体加以理解,并通过这种理解思考“本文化”的局限。这一研究取向的转变,是人类学从全球文化时空建构的取向迈向文化多元并存观的具体表现。
其次,在方法论上,因为广义的人类学重视的是人类史,因此它主要是以宏观的社会-文化探讨为内容和研究单位。相比之下,社会人类学的特色在于对小型社区或族群的透视以及对文化的整体观和制度关系分析的强调。在社会人类学内部,对于这种文化整体观——其实践被称为“田野工作”(fieldw ork)——的社会代表性问题,历来有争议。但是,人们无法否认社会人类学与古典的广义人类学和其它社会人文科学的分立点,就在于它的社区透视。通过对小型社会单位的透视,社会人类学者比其它领域的学者更容易深入到被研究者中,体会和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避免本身文化价值观和主观规范的制约,较为开放地对待“本文化”之外的现象和事物。可以说,人类学者是从宏观的人类史走进微观的社区参与之后,才将自身改造为社会人类学者的。
在表述风格上,与划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宏观分析不同,社会人类学采用的是较为微观的社会文化整体描写法或所谓的“民族志”(ethnog raphy)方法。民族志的微观性和个别性,也已引起学界的批评,新的替代模式是在微观描写中,包容宏观的社会和历史视角。不过,民族志方法作为基础,是大多数社会人类学者所坚持的研究路径。
在对所谓“非西方社会”进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社会人类学者大多对这些社会的整体面貌和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有广泛的兴趣。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所说的:
社会人类学是从一个发现中发展出来的。这一发现就是: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美感以及宗教——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而且,如果没有被放在与其它方面的关系中考察,任何一方面也无法被理解。
不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表明,社会人类学者越来越把自己的研究视野集中在某一特定的课题之上,如社会组织、经济观念和过程、政治制度和行为、象征符号、仪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等。列维-斯特劳斯在比较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时曾指出,社会人类学以社会的概念为组织分析体系的工具,而文化人类学则以文化为分析单位和概念。不过,二者均是为了了解人的整体 。此外,无论社会或文化人类学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分析概念体系,一般来说,他们的研究均可分为如下几个方向: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亲属制度(kinship)——对亲属制度的探讨被视为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功,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人类学者认为亲属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社会人类学者试图借以透视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
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 y)——社会人类学者与一般经济学者一样,对经济现象十分感兴趣。但是,他们的研究与后者不同。经济学者在其研究中把经济看成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形态。社会人类学者则主张,经济观念和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从社会和文化的全貌入手考察经济,并提出一系列有关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论点。
政治人类学(po litical anthropolog y)——非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比较曾被视为政治人类学的主要研究目标。不过,自50年代以来,社会人类学者在探讨这一专题时,更多地倾向于政治制度、权力以及它们与文化的关系探讨,由之对政治的本质加以界定。同时,一些人类学者运用一般政治科学的概念以描述他们所研究的社会,另一些人类学者则力图通过独特的民族志研究,对一般政治理论提出挑战。
宗教人类学(relig ious anthropolo gy)——宗教学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经典和教义范畴之内,其对宗教的界定也偏向于“制度化宗教”,即有一定统一神谱、经典以及教义的宗教。社会人类学者眼中的“宗教”既包括制度化的宗教,也包括其它宗教类型,并把象征符号、仪式、信仰、意识形态等等都视为宗教探讨的对象。
此外,根据研究的区域特征,又可以划分为非洲人类学、中国/汉学人类学、印度人类学等等。
社会人类学者不管是以何种主题和区域为专长,他们大多有一套共同的关注点。1979年,法国人类学家奥格(Marc Auge)指出,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有四个具体的关切点:进化、文化、象征、功能。进化与文化形成一个轴,象征与功能形成另一个轴。传统人类学理论的分类,可以以这两个轴、四个关切点为标准 。进化论分为美式和英式两种,美式进化论所关心的是文化的进化,英式进化论关心的是文化功能的进化。法国社会学派和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关心的是象征(宗教仪式)的功能。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所关心的是文化、象征与功能的三角关系。传播论关心的焦点与进化论一样,是历史与文化的关系,但其所谓“历史”指的不是进化而是“退化”,或文明从中心到边缘的空间传播和时间衰落。历史具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人类学者所关心的是象征和文化两个焦点,几乎把象征和文化视为自在的与社会无关的空间分布体系和逻辑体系 。
社会人类学对奥格所界定的进化、文化、象征、功能四个关切点均有所涉及。但是,它对进化-文化的轴线不感兴趣,而对其它三个关切点的联系十分关注。具体地说,
社会人类学内部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涵盖文化、象征、功能的类型,其起源是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ow M alino w ski );另一种是只涵盖象征和功能的类型,其起源是法国学派以及在英美传播法国学派的英国人类学家布朗(Radcliffe-Bro w n)。不过,社会人类学并不完全反对变迁的观点。相反,大多数现代社会人类学者对社会-文化的过程、历史等历时性变动十分关注。诚然,这种关注与进化论者的超地方人类史的观察在取向上有很大差异。
二、汉学人类学研究史
社会人类学之所以成为西方学界与公众广泛关注的学科,主要是因为它作出了如下两个十分“开明”的承诺:
一方面,人类学者声称自己要拯救那些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使之幸免于激烈的全球西方化破坏。借助于其浪漫的感召力以及其引人的科学宗旨,人类学者挺身而出,反对席卷全球的西方模式。另一方面,人类学者用较隐晦的词句许诺要使自己的研究成为对我们西方自己文化的批评。他们说,通过描写异文化,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的文化模式,从而瓦解人们的常识,促使我们重新检讨大家想当然的一些想法。
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亦即“汉学人类学”,是社会人类学区域性分支的一门。这一区域性分科的缘起与其它区域性的人类学基本一致,其最早目的就是把中国社会当成受现代西方文明冲击的文化加以“拯救”。最早符合社会人类学学科特点的汉学家是荷兰的德格鲁特(De Gr oot),他不仅把中国社会当成“异文化”研究,而且还长期在中国从事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 。不过,这些早期人类学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人类学家,而与专注于“奇风异俗”的古典人类学家颇为类似,他们的中国文明研究也还称不上“汉学人类学”。汉学人类学的建立是以功能主义民族志方法和社会结构理论被引入社会人类学为标志的。中国社会科学 1997年第5期
一般读者容易把汉学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研究相混淆。实际上,除了个别的例外,中国少数民
族族群的研究与汉学人类学有很大不同。一方面,汉学人类学吸收了传统汉学/中国学的因素,对中国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汉人)文化和社会组织特别感兴趣。另一方面,它不仅是对汉族社会-文化的描述,而且还力图从研究中提炼出有益于理解中国社会和总体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观点。“汉学人类学”就是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G eor ge M arcus and M ichael Fischer ,1986,A nthr op ology as Cultur al Cr itique ,Chicag o ,p .
1.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出现,是近代欧洲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自18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产生了两种思潮:一是对“西方”的过去的关注,二是对如何看待“西方”以外的世界产生兴趣。正如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前任主席吉尔耐(Ernest Gellner)所言 ,表达这两种思潮的是一个当时十分流行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会越变越好?我们可以用何种标准来衡量世界的变化?”对这一问题,出现两种不同的回答。历史主义的理论主张,世界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是欧洲的进步战胜“非欧洲社会”的落后的表现;实证主义者则主张,欧洲的先进在于它拥有别的社会所没有的求证和知识结构。在人类学界,这两种答案是通过生物的类比法来表述的。十九世纪的文化进化论从生物的类比中得出一个结论,即文化与生物界的生存法则一样,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世界的发展是从“非西方的落后文化”到“西方的进步文化”的演进。功能主义的创设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则从生物学的启示中得出一个与进化论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人文现象与生物现象的雷同,不在于它们有高低之别,而在于他们存在的目的与生物体一样,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欧洲的优势不在于它在进化阶梯上的地位,而在于它可以通过实证的科学研究掌握“非西方”的文化特性。功能理论对人类学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们指出了与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不同的文化形态,不能被贬低为比欧洲文明低等的文化。功能的解释,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生存权利”,以及“非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同时,它还指出对“异文化”的研究所获得的实证知识,有助于对西方文化的自我反省。这两点成为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观念,对于人类学者的文化价值判断有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其它区域性人类学不同,汉学人类学的开创者是本土人类学者。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多数汉学人类学家倾向于推戴西方的人类学家(如活跃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弗里德曼 )为他们的学术带头人。实际上,第一代运用严格的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的,不是来自西方的“远方来客”,而是被从中国本土派往英美学习社会科学的一批青年学者。三四十年代,费孝通、林耀华等就已比较系统地学习过社会人类学。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被较为完整地运用,其对经济、亲属制度、信仰与仪式等方面的旨趣也得以较充分的表述。尽管他们并不自称为汉学人类学者,但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开了这门社会人类学区域性分支学科的先河。
也正是这一时期,西方社会人类学界对于社会人类学的学科界定问题产生了争论。
Er nest G ellner,1983,Cultur e,I dentity and Politics,Cambr idge,pp.47—48.
参见Burt on Paster na k,1985,“T he disquieting Chinese linea ge and its anthro polog ical r ele-
中国社会科学 1997年第5期
牛津大学的布朗和步他后尘的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 d)在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划定了边界。前者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内部构造的学科,并偏向于以本土社会(西方)为研究重点,而社会人类学不仅应研究社会的内部构造,还应对不同社会类型进行比较。后者则认为,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差别在于:社会人类学是对简单社会(社区)的整体描述和分析,社会学则是对社会中的不同面向进行切割性分解。两者都坚持,社会人类学者应当以“异文化”或“原始简单社会”为研究对象。按布朗的观点推论,中国社会的研究是针对社会内部结构而展开的,因此构不成以比较为特点的社会人类学,而只能是社会学。而从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角度看,对中国这类“复杂社会”进行研究,只能获得有关“大社会”的片段性信息,构不成整体的文化理解,因此也不可能是社会人类学。
相比之下,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马林诺夫斯基则对社会人类学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他在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前言中 ,对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两点希望:第一,他希冀中国人类学成为本土社会研究的先锋,第二,他还希望从此之后社会人类学可以把注意力从“简单社会”转向“复杂的文明社会”。
费孝通等人开始进行本土人类学的研究时,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通过民族志方法描述中国社会及其变迁。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亲属制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以及宗教人类学这四个社会人类学所关注的焦点逐渐进入汉学人类学的学术视野,而且有些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在亲属制度范围内,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引起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家庭与社区的关系、地方与国家的关系、祖先崇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讨论。在经济人类学范围内,施坚雅的经济空间理论不仅引起汉学人类学的改变,而且对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研究也颇有影响。此外,自60年代以来,大量的汉学人类学者在象征人类学、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从中国民间信仰与仪式出发,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文化理论。
从学术史的断代看,汉学人类学已经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发展:
第一个时期是本土人类学时代,它只延续了约十年之久,其特点是对社区民族志的强调。此外,除了费孝通坚持以社会人类学整体论民族志描述乡土中国之外,其余学者对社会人类学的传统失去了兴趣,这主要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当时的“文化与人格”、宗教社会学等新理论所吸引。
第二个时期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其支配性人物是弗里德曼(M aurice Freed-man)和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弗里德曼根据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和第二手材料写出一批关于中国社会(宗族)组织和文化的论著,施坚雅根据文献从清史的角度运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他们的作品形成一种“反社区”的理论取向,而其对非正式制度与国家的考察的影响至今依然十分强大。
第三个时期是70—80年代,其特点表现为对社区方法和田野工作的重新重视以及对旧范式的经验验证的发达。民族志方法的重新运用,使一大批学者有机会对弗里德曼、施坚雅等人的模式进行实地体验。同时,新的社会人类学思潮的出现也造就了新一代汉学人类学家。
第四个时期开始于80年代后期,其特点是对旧有理论的综合以及视角和方法论上所受到的一般社会科学的冲击。与一般社会人类学一样,现阶段的汉学人类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多样化的局面,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有的采用宏观理论和非传统的研究法,有的坚持社区调查法并对功能民族志的作用深信不疑。在批评理论和激进派话语的影响下,理论的新综合正在出现。
不同时期的汉学人类学一方面十分强调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特性的解释,大多来自其他人类学者的理论认识范式,而这些理论范式又深受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制约。正如上文指出的,汉学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深受此一时期的主流理论(即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理论)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理论界认识到过去的“社会越变越好”的命题实际上不一定准确,因此,人类学者开始对他们的社会理论加以修正,而这些修正也是汉学人类学理论变迁的根源。
另一方面,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东方和非洲大量新的民族-国家宣告成立,使欧洲失去许多殖民地。对于人类学者来说,殖民地的失去,等于调查场地的失去。在此背景下,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宏观理论人类学,它一反功能主义人类学强调社会现实的传统,把思维当成第一性的体系加以探讨 。
汉学人类学的第二个时代与这一系列的变动密切相关。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深受埃文斯-普里查德和格拉克曼(M.Gluckman)的影响。作为战争受害族群犹太人的一员,他体会到和平、一体化社会模式的虚设性质,从而与其他正在重新思考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学者形成了共识。1949年,中国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冷战的格局使汉学人类学家只能依赖文献分析中国社会。弗里德曼、施坚雅等人的学说之所以充满历史学的意味,与这一政治变迁有密切关联。同样地,他们对社区民族志分析法的质疑,与此一时期社区研究的衰落有关。
七八十年代,汉学人类学出现两大潮流:其一是社区调查的复归和范式的地方性检验的兴起,其二是象征人类学的发达。这两大潮流构成了汉学人类学第三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前一潮流的出现条件是港台地区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的开放以及中国内地
中国社会科学 1997年第5期
改革以后对外交流的提倡,而后一潮流的出现则与更广泛的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变动相呼应。
在新结构主义的影响下,西方人类学界从60年代后期起开始重视象征体系与社会体系关系的探讨。由于存在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世界出现了新的格局,文化之间的交往方式也从战争转入经济文化霸权的争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地位问题重新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题,符号-象征体系作为文化独特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成为人类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在道格拉斯(M ary Doug las)、吉尔茨、特纳(Victor Turner)等著名学者的倡导下,象征人类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流 。在这一主流的推动下,许多汉学人类学者(如武雅士[Arthur Wolf]、马丁[Emily M arti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 ang]等)十分重视“汉人民间宗教”的探讨,他们力图在中国人的信仰、仪式与象征体系中发掘中国文明与社会构造的模式。
中国实行改革以来,一批学者(如波特[Jack Potter]、萧凤霞[Helen Siu]等)带着他们对社会变迁的极大兴趣,在中国南方地区展开田野工作;港台地区的人类学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民族志与地方史的理解;留学欧美的一批中国青年学者,也开始结合国内外理论进行汉学人类学调查研究。80年代以来,新的人类学思潮逐步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研究,使之与其它区域性人类学界一样,进入一个理论反思和多元化的时代(即汉学人类学的第四个时代)。
必须承认,汉学人类学不完全是社会人类学的“中国复制”。与其它区域性社会人类学相比,汉学人类学具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五十几年前早已指出的,中国社会的人类学是“复杂的文明社会”的人类学。半个世纪以前,一些社会人类学者以为,用在简单社会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社区民族志方法来研究中国,同样可以创造中国人类学。而在此后,汉学人类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在对简单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传统民族志方法的局限性。于是,越来越多的汉学人类学者试图在民族志和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考察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就是在社区中考察当地的社会-文化与超当地的社会-文化,并力图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
第二,中国是一个有文字历史的国家,传统汉学对中国的研究大多是以“文字文化”或“精英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在传统汉学的研究中,从“文字文化”所得出的结论和对中国文化理解的著述成为汉学人类学的主要参考文献。这一方面促进了汉学
参见Cliffo rd G eert z,1973,T he I nter p r etation of Cultur es,N ew Y or k:V icto r T urner,1957, S 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f r ican Society,M achester;1966,T he ritual Pr ocess:Str uctur e and A nti-Str uctur e,New Yo rk;M ary D ouglas,1966,Purity and D anger,L ondon;Edmund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人类学与史学的综合(此为其它区域性人类学类型所少见),另一方面也把传统汉学的“东方观”引入汉学人类学中来。“东方观”的存在给汉学人类学带来对文明的尊重,同时也带来传统汉学原有的保守特性,这种保守特性的基本特质是对描述的偏重以及对理论的排斥。汉学人类学至今没有提出一般社会人类学通用的概念就与此有关。
由于这两个特点的存在,汉学人类学与一般中国学/汉学之间的差异有日益消解的趋势。与其它区域的人类学者一样,受过社会人类学专业训练、在汉人社区(包含台湾、港澳、海外华人社区)作过田野调查并在人类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者被称为“人类学家”。不过,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已经把兴趣转向原属社会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学术领地。同时,不少非专业的汉学家所从事的研究与汉学人类学无异。大多数汉学人类学的研究计划也并不受一般社会人类学的关注,汉学人类学的论文也并不为一般社会人类学的杂志(如[M an]、[Curr ent Anthro polo gy]、[American An-thro pologist]、[Dialectical Anthro pology]、[Ethnos]等)所青睐,它们反而常常是在中国学杂志(如[Late Imperial China]、[M odern China]、[T he China Jo urnal]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于一般中国学家来说,汉学人类学的“汉学化”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资料可以弥补一般中国学的缺陷(汉学人类学者向来重视家庭,宗族,民间宗教组织,社团,非正式经济活动,大、小传统的关系,而这些是中国学所缺乏的)。但是,对于汉学人类学者本身来说,“汉学化”使他们失去了在一般社会人类学界的应有地位。这种困境表面上是一个知识与职业的矛盾问题,而在其背后还潜藏着一系列与目前正在发生的表述危机相关的危机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三、范式问题与表述的危机
在六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汉学人类学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1)社会人类学在部落社会研究中提出的社区民族志方法论与中国这个国土如此之广大、历史如此之悠久、传统中央集权如此之强大的社会是否相匹配?
(2)中国研究应与西方社会理论形成何种对话、应在何种程度上强调中国素材的独特性?
(3)西方对“人”的看法(如理性人、经济人的观点)可否运用来探讨中国人的问题?
(4)中国人的象征和社会世界是一个一体化的体系,还是大、小传统分立,区域分立的多元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 1997年第5期
上述五大问题实际上是普同论与文化相对论之间的矛盾的具体表现,是对中国研究应具有自身的独特理论体系还是应从属于一般社会科学此一问题的不同分述。
第一个问题产生于学界对吴文藻、费孝通等的“中国社区论”的评论之中。如上所述,吴文藻、费孝通等把社会人类学在“简单社会”(原始部落)研究中发展出来的社区民族志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50年代以后,社区研究法被欧美人类学者视为方法论反思的对象。于是产生了下面的问题 :对中国这样一个“复杂文明社会”进行社区分析,是否能体现中国社会的特点?换言之,社区研究针对的是小地方,在大型的文明社会中,小地方无疑也是大社会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们是不是可以被视为大社会的缩影?
对这个问题,社会人类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争论的双方是普同论者和文化相对论者。前者从人类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肯定功能主义的社区分析本身所具有的作用。他们关注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社区在人类学描述(即“民族志”)中的作用。因此,对他们来说,汉人社区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汉人社区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描述对人类学整体理论和话语的意义。换言之,汉人社区研究只要能够提供符合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与描述方法标准的知识,就是“成功”的研究。
持这种看法的人类学者,以利奇为代表。在《社会人类学》(1983)一书中,他以功能主义民族志的标准对数本中国人类学家的英文著述一一加以评判,他认为其中最成功的是费著《江村经济》,因为它避免了早期民族学的方法论缺陷,而且不声称是中国社会的“典型” 。
虽然利奇一再说明人类学描述不应有任何“一般预设”,但是他在本质上是一个“普同论者”,因而主张人类学社区调查的意义与“中国社会”的特征无关,而仅仅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的通论。这一看法显然违背了费孝通的本意。在对利奇评论的回应中,费孝通多次提到,他的理想是“了解中国社会”,而不是发现人类行为与文化的一般规则。与利奇不同,第二种评论针对汉人社区研究与“中国社会”的相关性而展开。这种评论与拉德可利夫-布朗的“社会结构”概念及其后来的变异有密切的关系。布朗本人也曾应吴文藻的邀约到燕京大学讲学,他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方法论,而在于理论方面。他是把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导师涂尔干(Durkheim)的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费孝通早已加以重视。在江村研究之后,他开展了“云南三村”社会经济模式比较研究,并在理论上对中国社会与发展进行超区域的论述。近来,乔健先生的论
文《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对此问题也有
社会理论引进社会人类学的学者。
1962年,汉学家弗里德曼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文中 讨论了汉学对社会人类学所能作出的具体贡献。弗里德曼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一点共识是,中国社会的研究存在着把人类学从原始部落推向文明社会的潜能。但是,在这种研究应该如何开展才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他与马林诺夫斯基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功能主义者在宣扬社会人类学社区调查法的有效性时,忘记了“有历史的文明社会”是中国社会与传统人类学研究对象不同之根本所在,对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有社会分化的文明大国,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和共时性剖析(即反历史倾向)是不适当的。
弗里德曼的批评是:马林诺夫斯基以为,吴文藻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学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运用了小型社区研究法,而这种研究法一旦在不同的村落社区反复实施 ,便可借以理解整体中国社会。弗里德曼认为,假使人类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没有充分了解,进行再多的社区调查也无法说明问题。社会人类学要出现一个“中国时代”,首先应该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学习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走出社区,在较大的空间跨度和较广的时间深度中探讨社会运作的机制。概而言之,弗里德曼认为,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功能的整体分析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的文明大国的特点,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
在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反对简单搬用一般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时,弗里德曼实际上已经使自身落入了上文列举的第二个问题:中国的独特性是否应该和可能让社会人类学者(或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认定?尽管弗里德曼是一个相对论者,他的论述却与社区论一样无法避免社会人类学一般理论的制约。
西方社会人类学者在从事中国研究时,常常面临一个理论上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们力图运用中国素材来评论西方社会理论的一般性问题,使其研究在理论界获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为了突出其研究的独特意义,他们也十分强调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素材时表现出的弱点。自汉学人类学建立以来,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长期存在,制约了几代学者的理论思考,而弗里德曼的理论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矛盾。1981年,与弗里德曼持不同观点的费孝通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演讲中曾指出,“弗里德曼教授在生前曾告诫进行微型研究的人类学者,不要以局部概论全体,或是满足于历史的片段,不求来龙去脉” 。弗里德曼的持续影响,不仅因为他是一代欧美甚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在作这一评论时,弗里德曼充分意识到,费孝通对单一社区的代表性也抱有保留态度,并在
M a ur ice F reedman ,1962,“A Chinese phase in so cial anthro polog y ”,in T he Study o f Chinese
So ciety ,W illima Skinner ed.,Stanfo rd.
中国社会科学 1997年第5期
至东亚汉学人类学者的导师,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颇类似于“范式”的东西。汉学人类学者华生(James Watson)就认为弗里德曼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范式” 。
的确,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几乎已经成为长期积累下来的汉学人类学和社会史所认同的学术论题和学界论述中的架构,他之后的人类学者如裴达礼(Hugh Baker)、马丁、波特等都采用他的宗族概念,对他有所批评的中外学者如王崧兴、帕斯特耐克(Burton Pasternak)、科大卫(David Fuare)、萧凤霞、陈其南、陈弈麟等人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他的概念架构当做具有相当开放性的体系,在此基础上展开不同的陈述、批评与修正 。弗里德曼的影响不限于中国学界,也不限于一般社会人类学界。由于他的理论具有类似于“范式”的开放性的特质,已为其它相关课题(如社会史、中国法和政治制度分析)的研究所采用。更难以否认的是,他的研究已经成为马林诺夫斯基预期的“文明社会的人类学”的范例之一。
问题是:弗里德曼从中国宗族研究中提出来的理论,是不是像华生教授所说的是一种“范式”?我认为弗里德曼并不像华生所说的那样提出了一种范式,他的研究体现的是汉学人类学中范式形成的困境。研究中国以外其它地区的人类学者,可以轻易地从所谓“非西方文化的第一手材料的分析”中得出某种“通则”(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或“范式”(如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相比之下,汉学人类学者的理论构造却常需要第三层透视,他们不仅需要参照人类学的一般命题,而且由于这些命题是从其它社会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所以他们也要参照非中国的资料与模式。在中国研究中,“宗族”貌似一个“范式”;但在一般社会人类学中,它却是一个更大的、从中国以外的地区(如非洲)发展出来的“范式”的分述。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服从人类学论证的一般仪式性程序:他从学派(埃文思-普里查德与福忒思[Fortes]的新功能论)的解读(结构),走向地方性知识(中国宗族)的悖论(反结构),又回到学派的解读(结构)。弗里德曼不是一个全球文化的探险者,但是他却在内心的深处从英国学界习得非洲社会的模式,又从伦敦经济学院飞越大洋,把原始居民的社会模式“运输”到中国来,与当地“社会现实”比较,并将这一比较带回他的归属地。他的中国“宗族范式”来自于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和福忒思的泰兰西人,尽管它表面上是以后者的悖论出现的。在这样的“跨文化理论运
James W atson,1986,“A nthro polog ical o ver view:T he development o f Chinese descent
g ro ups”,in P atricia Ebrey a nd Ja mes W atson eds.,K inship Or ganiz ation in L ate I mp er ial
China,U niv ersity o f Califor nia Pr ess,p.274.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输”的过程中,弗里德曼含辛茹苦,但是他认为值得为之作出奉献。在他的眼里,有一个一致性的“中国现实”,它对人类学一般理论有潜在的价值。因此,弗里德曼的贡献,与其说在于它已经提供一种“范式”,倒不如说在于它提供了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之间关系的途径。虽然他有信心用中国素材制造出一种新人类学,但是他没有回答如下问题:在人类学已有范式下从事中国研究,可否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派?用中国“社会现实”反思英国人类学者的“非洲范式”到底符不符合他的新人类学的需要?区域性悖论是不是新范式的前提?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研究的区域独特性与可概化性(generalizability)。
虽然第三个问题与弗里德曼的问题是相联系的,但是它更直接地来自对施坚雅经济区位理论的质疑。30年来,中国学与汉学人类学深受施坚雅作品的影响。作为一个经济人类学家,施坚雅创设了一整套模式,对传统中国的经济空间特质进行分析和解释。在施坚雅看来,区系空间的制度同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透视点和相遇点。他认为,通过区系空间的组织,不仅可以观察非正式的制度,还可以观察行政体系。同时,非正式的市场区系与正式的行政区系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地理形貌的空间格局。因此,他进一步认为,国家与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在社会空间上互相兼容、密不可分的。
为什么国家与社会能够在中国兼容并存?施坚雅所给予的解释是经济决定论的。他的具体分析给予经济以十分特殊的地位。他认为,“官方区域行政结构与非官方社会组织结构之间是相互粘结的”,而它们之间的“粘结点”则由经济因素决定 。
施坚雅之所以造成很大影响,原因在于他特别关注理论与数理模型在解释经验和社会现象中的运用,在于他特别关注对其它学科的模型的借用。他用正式的经济模型和目的论的理性概念来研究中国社会,通过创设正规化经济空间模型来建立他在中国学界的威望,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理论值得重新思考的原因。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笔者已经结合在闽南地区发现的社会史资料和新近社会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对施坚雅的“经济区位论”作出了较为全面的批判 。我指出,施坚雅的理论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一般情况下,传统中国的区位体系的形成不单是个人的经济理性选择引起的,而是在政治、行政、宇宙观、仪式、社会冲突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促进下生成的,因而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区位体系也会被改造成适应不同时代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的空间制度。进一步解读施坚雅的文章之后,笔者发现:施坚雅
W illiam Skinner,1978,“Cities and the hierar chy of local systems”,in Studies of Chineses S ociety,A rthur Wo lf ed.,Stanfo rd,p. 2.
真思考的大问题:西方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是否适用于传统中国这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问题从一个与弗里德曼宗族理论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汉学人类学面临的理论困境。弗里德曼把中国当成一个可为西方人类学提供悖论并促成其理论范式更新的案例,而施坚雅则运用西方理论范式来描述中国社会,把中国当成足以支持西方范式的素材。前者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无法逃脱西方范式的潜在制约;而后者之所以面临问题,主要是因为理论的实践者对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毫无反思意识。与弗里德曼的问题一样,施坚雅的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它是一大批认为西方观点可以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普遍论者”共同面临的挑战。
第四个范式问题是“汉人民间宗教”。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学者便不断发现中国宗教对于一般宗教学和宗教人类学理论的建构有着潜在贡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与安达曼岛、特罗布里安德岛、非洲、印度等地的宗教体系不同,中国宗教并没有成为人类学理论的起源地。从德格鲁特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经弗里德曼到60年代以后,几个世代的汉学人类学者对中国的信仰、象征与仪式的理解,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可惜的是,汉学人类学者除了把西方已有的人类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现实中之外,并没有从中国现实推论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即使是近年来力图将中国素材理论化的桑格瑞(P?Steven Sangren)也只能在结构主义的“调和”方面下功夫。
这种理论创新的缺失是不是可以归结为中国素材的局限?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存社会人类学和中国学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取向:第一,多数学者越来越反对把中国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看成是没有体系的“迷信”或“原始巫术”的残余,而主张把这些社会-文化现象界定为一种宗教体系。第二,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学者们发展出对民间宗教与中国“大传统”的文化之关系的不同探讨;有的学者采用“自上而下”或“从大传统到民间传统”的研究方法,有的学者采用“自下而上”或“从小传统到大传统”的研究方法。第三,学者们注意到民间宗教的内在体系、社会功能、意识形态形貌等方面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考察,这种考察可以理解中国一般民众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第四,在中国研究中文本传统和经验调查传统出现新综合的倾向,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区域历史中、社会空间结构中探讨民间宗教以及对主观的历史和传统复兴问题的探讨。第五,对民间宗教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已开始引起学界重视 。
真思考的大问题:西方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是否适用于传统中国这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问题从一个与弗里德曼宗族理论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汉学人类学面临的理论困境。弗里德曼把中国当成一个可为西方人类学提供悖论并促成其理论范式更新的案例,而施坚雅则运用西方理论范式来描述中国社会,把中国当成足以支持西方范式的素材。前者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无法逃脱西方范式的潜在制约;而后者之所以面临问题,主要是因为理论的实践者对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毫无反思意识。与弗里德曼的问题一样,施坚雅的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它是一大批认为西方观点可以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普遍论者”共同面临的挑战。
第四个范式问题是“汉人民间宗教”。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学者便不断发现中国宗教对于一般宗教学和宗教人类学理论的建构有着潜在贡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与安达曼岛、特罗布里安德岛、非洲、印度等地的宗教体系不同,中国宗教并没有成为人类学理论的起源地。从德格鲁特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经弗里德曼到60年代以后,几个世代的汉学人类学者对中国的信仰、象征与仪式的理解,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可惜的是,汉学人类学者除了把西方已有的人类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现实中之外,并没有从中国现实推论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即使是近年来力图将中国素材理论化的桑格瑞(P?Steven Sangren)也只能在结构主义的“调和”方面下功夫。
这种理论创新的缺失是不是可以归结为中国素材的局限?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存社会人类学和中国学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取向:第一,多数学者越来越反对把中国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看成是没有体系的“迷信”或“原始巫术”的残余,而主张把这些社会-文化现象界定为一种宗教体系。第二,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学者们发展出对民间宗教与中国“大传统”的文化之关系的不同探讨;有的学者采用“自上而下”或“从大传统到民间传统”的研究方法,有的学者采用“自下而上”或“从小传统到大传统”的研究方法。第三,学者们注意到民间宗教的内在体系、社会功能、意识形态形貌等方面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考察,这种考察可以理解中国一般民众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第四,在中国研究中文本传统和经验调查传统出现新综合的倾向,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区域历史中、社会空间结构中探讨民间宗教以及对主观的历史和传统复兴问题的探讨。第五,对民间宗教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已开始引起学界重视 。
(社科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13年版）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研制与评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一项长期研究工作，每一版的最终成果以“要览”的形式发布。以下发布的核心期刊表，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13年版）》的一部分。该要览基本延续了上一版的主要研制原则，同时根据各界对学术期刊评价的实际需求，对核心区范围做了一些调整，确定了核心期刊484种。 该“要览”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三部分：第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该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收文量较大的引文数据库，其来源期刊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主流期刊，数据质量可靠，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现收录1999年至2011年度733种来源刊中的一千万条数据，曾为多项大型研究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该要览选择该库近5年（2007-2011年）的数据为主要的统计样本（部分指标用到2006年数据）。第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文摘数据库。该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建设的统计量较大的转摘数据库。该库收录的文摘刊物有三种类型：（1）《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重要报纸理论版和核心期刊的转摘文章；（3）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第三，其他统计源。主要参考公开发表的各种期刊统计数据，包括其他评价系统公布的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期刊引证报告中的各类统计数据。 该“要览”的学科分为24个大类目和综合类，包括法学、管理学（含科学学、人才学）、环境科学、教育学、经济学、考古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体育科学、统计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文学、心理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艺术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宗教学。其中经济学下列7个二级学科，政治学下列2个二级学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13年版）》将于近期出版，其中的核心期刊表先期公布如下，以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认识论范式的概观与评介 王铭铭 在中国研究中,长期存在规范社会科学范式与中国文化独特范式之争。鉴于这一争论 对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本文对在中国社会研究范式建构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诸种社会人类学理论逐一加以评介,并论述了中国学(汉学)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认识论与解释问题。 作者王铭铭,1962年生,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近年来,汉学界 出现了大量有关“范式”(paradig m )的讨论。这些讨论针对的是传统汉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汉学研究是否存在自身独特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2)作为区域性研究类别的汉学与一般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 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探讨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那里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从本质上讲,社会人类学综合了两种探讨,即区域性的社会-文化知识的探讨和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探讨。在这一社会人文学科中,一部分学者专攻中国社会研究,他们被称为“汉学人类学者”(sinolog ical anthro polo gists)。汉学人类学者一直面临如何使其在中国社会中发现的地方性事实与一般社会-文化理论形成对话的问题,向来十分关注地方性知识与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鉴于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对回答汉学研究的上述 参见W illiam Row e,1990,“T he public spher e in mo der n China ”,M oder n China ,16∶3∶ 16—19世纪,欧洲各国统治者为了达到侵略和掠夺的目的,鼓励教会、学者、探险家致力 于中国的研究,组成不同的“东方学”研究团体,使中国成为西欧学界的研究对象,于是产生了中国学。最早的中国学就是注重汉语研究的“汉学”。后来,它扩大成了一门关注一切中国事物如地理、风物、语言、哲学、社会、军事等等的区域研究学科。
_乡土中国_的_中层理论_关心与再讨论
《乡土中国》的“中层理论”关心与再讨论* 刘小峰刘锐 【摘要】由两篇涉《乡土中国》文章和当前文献研究发现，社会学的“中层理论”建构及其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关系，均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忽视或遮蔽。追溯学术史，费孝通《乡土中国》所构造 的概念体系具有默顿所言的“中层理论”关怀是有某种合理性的，我们还可以从中获得诸多智识启发。 恰当地运用“中层理论”这种社会研究策略，有利于中国研究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经验以及地方性知 识与全域性关照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的推进。同时，建构并发展“中层理论”，还应深刻反思它存在 的可能局限性，进而保持中国农村研究应有的开放性。 【关键词】中层理论；乡土中国；区域差异；乡村研究 【作者】刘小峰，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长江大学法学院讲师；武汉，430079。刘锐，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C9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4－0059－008 AＲEDISCUSSION TO THE THEOＲIES OF MODDILEＲANGE IN ‘EAＲTH－BOUND CHINA’ Liu Xiaofeng，LiuＲui Abstract：It is found that bo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ies of middle range in sociolog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Fei Xiaotong’s Earth－bound China have long been neglected or obstructed in the academic sphere through two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Earth－bound China and the present literature studies．In retro-spective of the academic history，there are some kinds of reasonability that the system of concepts construc-ted in Fei’s Earth－bound China shows some concerns of the theories of middle range proposed by Merton，from which we can obtain much intellectual inspiration．It is beneficial to the promo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terms of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theory and experience as well as local knowledge and the globaliza-tion by applying the social research strategy，theories of middle range appropriately．Meanwhile，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middle range should also rethink its possible limitations profoundl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openness in the rural studies of China． Key Words：theories of middle range；earth－bound China；regional differences；rural research 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中，一个独特的鲜明现象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向来不缺少学术界关注的目光，尽管由于研究框架和侧重点的不同，其所关注的方向会有所差异。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多会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变迁背景下关注“乡土中国”的社会转型或改良，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土地流转后农村家庭的社会风险与保障机制研究”（14CSH021）。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官网征稿
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火热征稿中 《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并主办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1980年1月创刊，系月刊。核心期刊《会计之友》征稿启事 学术期刊按主管单位的不同，可以分为省级，国家级，科技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北大中文核心）、CSSCI ,CSCD ,双核心期刊等，投稿扣1422682932. 刊物简介： 《会计之友》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财会期刊，曾多次被评为全国财会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目录2004版F23会计类）。1993年以来一直被评为一级期刊，被选送参加了日内瓦举办的国际书刊博览会，被称赞为中国的“牡丹花”，1997年12月又被列为全国百家期刊阅览室指定刊物。是国内外发行量较大的财会期刊之一。 《会计之友》主要介绍财会工作经验、会计理论和业务技术基础知识，开展学术交流，介绍国内外会计学术的新动向、新成果和新的信息处理方法，反映财会人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本刊印刷精美，装帧时尚，栏目新颖，可读性强，实属品牌杂志，为海内外财会人员必读的优秀刊物。 栏目介绍： 《会计之友》涉及到会计、财务、审计、税务、评估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栏目有：考前辅导、政策法规、电算网络、国库集中支付、财富人生、总会（CFO）理财、跨地区营销理财、东风理财、专家论坛、研究
生园地、博士观察、理财导航等，并且在采编和选题上突出了前沿性、指导性、实用性、知识性等题材。 主管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国际刊号： ISSN 1004-5937 国内刊号： CN 14-1063/F 级别：北大核心期刊 类型：旬刊 主要发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创刊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坚持刊物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 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1]的发展历程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所发表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对繁荣和发展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对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示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及学术成果的水平，促进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新趋势 21世纪是一个“文明大转换”的世纪。21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变革：社会成分日益复杂，社会结构再度调整，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社会生活急剧变化。在社会职能不断转变与完善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里涉及到在包括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生活、医疗、教育、服务、调节等广泛领域中去实现人与社会和谐一致，促进社会进步的专业与实践。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者，面对社会变革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必须去了解、去适应、去解决。 中国社会工作政策研究上的新发展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产生之日起，各国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等都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掌握专门知识的人去具体实施，并使社会福利等朝着社会工作研究指引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作为活动的准则、作为调动和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社会工作相关政策，有了长足进展。政策理论研究，亦结合各国的实际正逐步深入。中国的社会工作开展尤其是政策的研究，自20世纪初，中国的欧美留学志士，就对社会工作开展及政策作了探索。但牵涉面是局部的，发展是缓慢的。新中国成立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障、教育、保健、服务、行政等社会工作政策上，一方面注重对个性的政策规定，另一方面更重视诸多方面的政策理论研究。发展意味着在现实基础上的提升。随着社会各层面的深度改革，稳定、和平、公平、效率等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弱势人群追求，这促使社会稳定机制的必然完善，更意味着作为有效机制的社会工作新政策、新制度的必然安排。根据社会工作的鲜明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针对我国社会工作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需求的事实，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模式和政策研究水平，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在政策上必将有一新发展。 一是根据不同内容，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保障体系。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社会保障体系“在…九五?期间，要加快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今后15年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城乡差别的社会救济制度将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21世纪，社会互助政策、法规将臻于完善，工作机构和运用体系趋于完整，形成规范化的社会互助制度。加强社会工作考量及服务评估制度。确立社会工作者应有的职业定位，在法律（制度）保证下开展工作，制定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教育规划规则等等。 二是鉴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现实，采用灵活的政策制定形式。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海岛、到农村、到山区，我国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而我国各项政策面向法制化，是21世纪一个发展趋势。在利用现有的政策资源，在引进、消化、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政策可以制定比较规范的法律、法规，以国家行政机关颁布的形式固定并实施。社会工作政策也可以针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存在的差异性，以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实施范围相对限制的相关政策。社会工作政策还可以注重专项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如结合社会工作资源与特点，民间群众团体制定一些适用于团体内部的条例、规定、指示，具化为符合社会工作对象特点，操作性强的要求、方法与措施，并在实践中完善。如中
2019-2020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金融学考研研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中国社科大，是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由教育部审批创办的培养人文社会科学拔尖人才的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公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197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1985年9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正式建立；2017年5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资源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据2018年2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拥有校本部和燕郊、青岛2个在建校区，共有科研专业人员3000余人；设有8个学院，开办7个本科专业；拥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15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17个；博士学位二级学科108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11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7个、北京市重点学科5个。 1 考试科目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 ④801经济学原理 2 研究方向 01商业银行 02宏观金融、货币政策 03公司金融 3 备考建议 用到的专业课书籍：《西方经济学》上下（高鸿业），《政治经济学》逢锦聚。每天看一章课本，然后看《考研真题》中的名词解释，自己先想一想怎么写，再对着参考答案订正。 1、政经加上18三年没考了，剩余的时间看一点。 2、每年名词解释都有一题超纲，不必慌张。 3、别抄书，尽早看真题，整理答题的逻辑，电脑可用来提高效率。 4、专业课真的不难！数学加油哦！ 4 就业前景 金融学专业作为近些年研究生报考的十大热门专业之一，此专业的毕业生职业前景看好。近几年来，中国金融市场正在走向国际化，对专业性很强的人才需求迫切。但是对学历及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博士
2012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博士 【主办单位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于1978年，是我国第一所人文社科类研究生院。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设置最完整的研究生院，现有38个教学系，80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和87个硕士学位授予点；现任博士生导师436名、硕士生导师495名。在2007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公布的《2007中国大学研究生院评价》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入选中国19所一流研究生院，并以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第一，法学、社会学、文学第二的成绩，当选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排名第一的研究生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8月，是目前国内学科设置最为齐全、实力最为雄厚的专业金融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为国家提供货币金融政策研究成果和相关咨询服务；为各级政府发展本地区金融业提供咨询服务；为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提供应用性研究成果；培养高级金融研究和金融实务人才。研究所现拥有体制内研究人员36人、外聘研究人员10多人和50多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项目特色】 为专业人士量身订制的教育项目——本课程专为接受过EMBA教育或它硕士教育的专业人士所设计，为大家提供持续深入学习的平台，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已有知识结构；同时为符合条件的学员提供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本项目将安排中国社科院一批具有极高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参与授课。此外，还将在其他著名高校和中央部委选聘一批理论功底深厚、授课经验丰富的教授或学者型领导参与授课。 独具特色的课程结构——课程设计以研究生院金融学专业博士生课程方案为本源，在确保科学性与学术性的基础上，突出实用性、新颖性与前沿性。 内容丰富的学习安排——除课堂授课外，还将在双向选择的前提下，安排指导教师对学员进行一对一的指导，为学员提供参加课题研究或学术活动的机会。 【报名条件】 1、拥有硕士学位或具备研究生同等学力（中级或中级以上职称），取得一定科研成果；只具有学士学位者需由其上级主管单位开具推荐信，情况优秀者可酌情录取； 2、热爱祖国，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3、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1500字(文章二)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1500字（文章二）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受益良多。不仅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同时领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对社会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和其发展变化，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它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这是对社会学高度和本质的概括。 首先费孝通先生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曾听人说过，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需要回到乡村里去理解，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在“乡土本色”中，费老说中国乡土的特色是不流动的熟人社会，由此产生的是符合这种社会的习惯，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对“熟人社会”的说法，我思考良多。 费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人们在较大的环境中活动，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都是陌生人，所以要讲个明白，也才需要画个押、签个字，也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概括了熟人社会的一些特点和要素，诸如：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等等。同时，费孝通又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中国的熟人社会这种基层社会结构，是与其独特的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密切相关。而这种聚落形态恰恰是小国寡民的政治学主张的理想模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聚落形态，是自然和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在南方，确实是过一山而语言风俗就不同，所以聚族而居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在北方，好像自然因素就没这么强烈，非自然因素才是根本。这里的非自然因素可能就跟政治有关了。在中国，重农抑商是主流，不是皇帝们不爱钱，他们是爱权胜过爱钱，不患寡而患不均。寡，好管，不均，一个容易乱，一个不均，就有富可敌国的素封，就可能挑战皇帝的力量。所以，历代皇帝，都在作打击豪强的事情，比农民起义还彻底。农民起义不过是个催化剂的作用。而安土重迁，就是一项基本国策，其现代版本就是离土不离乡。 另外，功能主义系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手段,简言之，即需要导致文化的产生,文化又反过来满足需要。法治的功能令其无法在熟人社会中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认证了，熟人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法治，是因为不需要！而陌生人社会需要法治，所以法治产生于陌生人社会中。这虽然是一个循环认证，但不妨碍其解释的合理性。以中国目前为例，通说为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但有些现象，很难解释：比如刑讯逼供的减少，是来自文明国家的压力？还是对外来文明成果的汲取？还是本身技术的进步，已经不需要刑讯逼供？正是在这种难以解释中，社会已经开始变迁了。费老的《江村经济》中，探讨了技术变革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较《乡土中国》更进了一步。而“社会变迁”无疑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个宏大的话题，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已经成了所有爱国、有志知识分子都想探究与解决的大问题。所以，可以理解，当人们突然发现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社会变迁的时候，他们的兴奋是可以预计的！功能主义在
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20年)
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xx） 12月1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xx)》指出，一线城市的经济压力远高于其他城市，并非宜居城市。而二线发达城市生活压力感均低于整体平均水平，也远低于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较为宜居。 生活在哪些城市压力最小? 12月12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xx)》。 报告指出，一线城市的经济压力远高于其他城市，并非宜居城市。而二线发达城市生活压力感均低于整体平均水平，也远低于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较为宜居。 报告提及的二线城市为32个，其中二线发达城市8个，包括重庆、杭州、南京、济南4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还有青岛、大连、宁波、厦门4个计划单列市。 目前，很多一线城市都实施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京沪等地的落户积分要求较高，有的甚至需要交纳7年社保。相比之下，属于二线发达城市的重庆等地对外来人口，包括大学生、农民工进城则采取鼓励的办法，显得有些另类。 重庆社科院决策咨询研究中心主任邓涛认为，重庆9个区都有商业中心，各个区都能发挥好自身完整的功能，满足不同的需求。北京等城市是摊大饼的形式，周边都想向中心靠近，就容易造成拥堵。
“重庆和其他一二线城市情况不一样，各个城市还是要结合自己特点来发展和做要求。”邓涛说，重庆还是一个二线城市，工业、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劳动力，所以欢迎农民工等加入。 一线城市生活压力过大 上述蓝皮书认为，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经济压力远高于其他城市，最大生活压力源从高到低分别是物价、交通、收入、住房、教育、医疗、赡养老人、健康。 其中，一线城市就业压力感和二三线城市水平相同，但低于四线及以下城市。一线城市经济和家庭人际方面的压力感，均高居其他城市之上。因此，一线城市不宜居。“逃离北上广”一度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个热词和公众话题。 但是，四线城市也未必宜居。 调研发现，四线及以下城市除了交通和住房压力感低于一线、二线城市和整体平均水平(不过也高于三线城市)外，其他经济压力源也并非最低，收入、教育、医疗、健康、赡养老人、工作学业压力接近全国整体平均水平。而在家庭与人际压力感上，更是高于整体平均水平和二线、三线城市。 所以，四线及以下城市可能并非理想中的宜居城市，逃离一线城市返回小城市，工作机会少，做什么都需要靠关系，干事要“拼爹”成为对此现象最为形象的描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所专职研究人员王业强认为，这是整个社会资源错配的一种现象。一方面，一线城市发展机会多，收入高，但
【企管考博院校选择五】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企业管理考博难度解析 复试分数线 参考书范围,了解一下!
【企管考博院校选择五】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企业管理考博难度解析复试分数线参考书范围，了解一下！ 今日有话说：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业经济系 社科院考博采取的是考试制度，即考一门外语两门专业课；就历年考生所说社科院的英语较难，所以对于复习的考生来说，在英语底子好一点的情况下复习效率会更高一些；考试制度就是初试阶段取得成绩高一点，就可以进入到复试当中，复试还是要看发表的科研论文以及博士期间的修习计划，因此这些硬件材料需要提前就准备好，这样胜算才会更大。这个是中国社会科学大学，并非是社科院，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一定得看清楚。 院校选择方面第一要考虑考试时间，第二要考虑复试专业课内容，第三要结合自身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学校。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关于、2018年招生目录 1.企业成长与战略管理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为：黄群慧；
2.公司控制与企业并购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为：黄速建； 3.公司战略与组织创新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为：李海舰； 4.网络组织与战略管理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为：罗仲伟； 5.企业制度与组织治理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为：余菁； 6.创新管理与组织变革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为：王钦； 关于、复试分数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考博初试分数要求： 2016：外语：53分（小语种60分），管理学原理：60分，企业管理学：60分。2017：外语：51分（小语种60分），管理学原理：60分，企业管理学：60分。2018：外语：50分（小语种60分），管理学原理：60分，企业管理学：60分。 关于、推荐使用参考书 社科院不指定参考书目，下列书单推荐阅读书单： ①《管理学》斯蒂芬·P·罗宾斯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九版 ②《管理学·全球化视角》赵丽芬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管理学》里基·W·格联系微信一五三一一二二零二零零里芬编著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年第九版 ④《经济管理》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两年 ⑤《管理世界》杂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近两年 ⑥《管理学：全球化与创业视角》海因茨·韦里克、马克·V·坎尼斯、哈罗德·孔茨编著经济科学出版2011年第十三版 ⑦《国际商务》查尔斯·W·L·希尔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七版 ⑧《管理世界》近一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文字应用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文字应用系 简报 2009年第1期总第1期 2009年7月印发 语用系2009年工作要点 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文字应用系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谋划发展，打牢基础，提高质量，促进公平，加强管理，努力建设好应用语言学科，办好师生满意教育。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制定语用系学科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1．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为契机，促进语用系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科学发展。深入推进语用系学习实践活动，以“谋划语用系事业科学发展，努力办好师生满意教学”为载体，全面落实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主要原则。在确保语用系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果。 2．认真研究制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文字应用系学科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总结和宣传语言文字应用系25年来发展的成绩与经验，动员和组织语用系教师广泛开展语用系及应用语言学科建设发展调研、讨论活动，把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作为解放思想、形成共识、推进工作的过程。 3．加强语言文字应用系教学经费的投入和监督。坚持勤俭办学、加强规划项目和资金的管理，提高语用系教学经费的使用效率。 4．大力加强语言文字应用系教育管理制度建设。加快制定《语言文字应用系教师管理制度》、《语言文字应用系学生手册》。 二、切实推进素质教育，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5．提高学生学术能力，鼓励助研工作。研究生参与导师主持的课题，通过参与课题，提高自身科研能力，逐步培
《乡土中国》第1章《乡土本色》精读提纲(学生版)
第一章《乡土本色》精读提纲 一、章节阅读指导 《乡土本色》作为《乡土中国》的第一章，对全书内容具有作用。“乡土”即家乡的土地，可借指。“本色”即事物的本来面目、性质或品质。“乡土本色”可以理解为“家乡的本质”“”。结合首段文字看，这里的“家乡”并非指某人或某类人的故乡，而是指“”。作者在首段提出了全书的核心观点“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即中国社会的本色是。 作者认为，要理解中国社会的乡土性，首先要从乡下人与密不可分的关系说起。中国拥有大量的农业人口，“乡下人” (农民）才是中国社会的根基。农民以种地为生，靠泥土生活，在泥土中创造文明，也受泥土的束缚。“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农业社会的结构特点又使农民与土地密不可分。从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而言，乡村人口相对固定，；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国农民因现实的需要。 聚村而居的居住方式产生了“地方性”的限制，使不同村落间的人互相，而村落内的人又彼此熟悉，构成了拥有独特与生活方式的、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因时间而熟悉、、因规矩而自由的关系；人对自然物的认识也是从熟悉中获得的一种个别的的认识。 基于对中国社会乡土性形成原因及影响的分析，作者在尾段对乡土社会的发展命运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在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乡土生活中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会逐渐产生弊端，阻碍其自身的发展。 二、段落大意归纳 本章共十七个自然段。各段段意如下： 第一段：。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第二段：我们的民族与土地分不开，。 第三段：。
第四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 第五段：农民黏着于土地，。 第六段：即使因为繁衍，。 第七段：。 第八段：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有重要影响。第九段：。 第十段：，乡土社会的生活富于地方性。 第十一段：。乡土社会是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第十二段：，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 第十三段：在彼此熟悉的社会中，。 第十四段：乡土社会的信任源于。 第十五段：生活在乡土中的人。 第十六段：乡土社会中，，并从中获得个别性的认识。第十七段：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 三、思维导图 四、词语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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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体制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体制问题研究* 秦德君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２０００３０） 摘要:社会建设的本质问题是体制问题。社会体制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是“从属” 关系。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建设，进行社会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应进一步强化社会 体制本体问题的研究。本文依据社会学规范和历史经验，对社会体制这一本体性问题开展 研究，分析比较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相异关系，提出社会体制的性质、特征和构成类别，并 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体制建设的“比较方位”。 关键词：社会体制；社会体制构成；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社会学规范 *本文为2009年度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公开招标）“上海加强社会体制建设的思路与对策研究”（立项号：2009-A-05）的部分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09-12-29 作者简介：秦德君男（1964—）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处长教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0）04-075-（7） 2010年7月 第11卷第4期Jul.,2010Vol.11,No4一、“社会体制”问题的提出 体制问题历来是社会进步和公共绩效的渊源所在。科学的、简约的、结构逻辑清晰、合理的社会体制，有助于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反之，则形成高成本、低绩效的社会运行模式，严重制约社会的发展。加快社会体制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社会体制建设也是社会建设的关键和要害所在。没有社会体制的完善和推进，社会建设就谈不上实质性的推进和突破。 中国社会体制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和在推进科学发展理念背景下逐渐凸现的。关于“社会建设”，《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社会事业建设时，提出推进新农村建设、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等七大方面。①在论述“保障社会公平”制度建设时，提出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完善法律制度、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六大方面。②十七大报告在论述“社会建设”时，则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有哪些专业附特色重点专业名单.doc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有哪些专业附特色重点专业名单_高考升学网 当前位置：正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有哪些专业附特色重点专业名单 更新：2019-06-13 08:36:2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招生专业有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英语、法语、政治学与行政学等,具体更多完整招生专业请看下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招生专业一览表学院名称本科专业名称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院经济学、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政法学院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院英语、法语管理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媒体学院新闻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简称中国社科大，是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由教育部审批创办的培养人文社会科学拔尖人才的研
究型大学，是国家公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197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1985年9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正式建立；2017年5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资源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据2019年1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拥有校本部和燕郊、青岛2个在建校区，本部占地面积49.4万平方米、馆藏和共享图书554万余册；共有科研专业人员3000余人；设有8个学院，开办7个本科专业；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6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16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1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8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有什么专业附招生专 业目录表_高考升学网 当前位置：正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有什么专业附招生专业目录表
关于颁发《中国社会科学院
关于颁发《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所所长工作条例》的通知 (96)社科人字85号1996年11月1日 院属各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工作条例》已经院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1991年发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工作条例(试行)》即行废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工作条例 (1996年10月28日院务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加强研究所建设,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所长在所党委领导下全面负责本所的科研、行政管理工作,充分行使本条例规定的职权。 第三条所长是研究所的法人代表。 第四条所长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科研方向,为把我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而努力。 第五条所长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执行院党委、院务会议的决定,落实我院的建院方针及各项规章制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民主,团结全所人员,深化改革,多出高质量的成果,多出优秀人才,促进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第六条所长由院依据有关规定和程序任免。每届任期五年。根据工作需要,任职期间可作调整。 第二章所长的职责 第七条坚持以科研为中心,集中主要精力抓好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加强学术领导和科研组织工作。 第八条根据全院学科建设发展规划的要求,主持制定本所中长期科研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分析研究学科现状及发展趋势,巩固和扩大学科优势。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1500字
本书的作者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实地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写下了诸多在学界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除了《乡土中国》外，他还有《皇权与绅权》《江村经济》《中国士绅》等著作，曾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日本亚洲文化奖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旭东曾评价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吸引的不仅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们对于中国乡村的理解，它的影响范围可以说包括了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 全书一共由十四篇论文组成，是费孝通先生经过长期在乡村地区的社会调研和考察整理出来的详实资料。从解释什么是真正的“乡土”开始，他将乡土社会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有哪些影响等，用浅显风趣的例子和语言生动得表达出来，并且纠正了我们对“乡下人”的一些偏见认识。 本书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描写，而是从现实生活的社会中提炼出来的一些概念，让我们搞清楚“乡土”究竟是什么意思，从而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的，在农耕文明长期作为发展主流的中国，许多乡土社会中形成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都对今天的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些沿袭下来的乡土特色是中国社会的根基。 费孝通先生自己在书中说：“这本书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描写，而是从现实生活的社会中提炼出来的一些概念。搞清楚“乡土”究竟是什么意思，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中国社会。” 从字面意思看，乡土就是家乡、故土，是哺育我们成长的地方。那怎么哺育呢？在以农耕作为传统文明的中国，农民辛勤劳作，就是我们吃饱穿暖的基础。因此，费孝通先生主要想研究的是农民和农村。他为什么想要研究农民和农村呢？因为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换句话说，中国许多的阶层都是从农村分离出去的。那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农民逐步形成的一些行为习惯和人际关系，以及农村社会具有的一些特色，就构成了许多阶层，乃至中国社会的根基。 费孝通先生，他出生在清朝末年，一个极其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曾经是中国本土最早拿到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大任职，教授“乡村社会学”这门课程。但是他不愿意“照本宣科”地为学生授课，而是希望能够和学生一起探索，做一些有意义的内容。他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和社会调查，甚至为了掌握更详实的第一手数据，多次不辞辛劳的奔赴乡间进行考察。最终这些内容经过整理，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由十四篇论文集结而成的《乡土中国》这本书。费孝通先生从看似人尽皆知的事情中深挖出背后所蕴含的道理，可谓是字字珠玑，真知灼见。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是社会学家们研究社会结构时所必须参考的材料之一。 《乡土中国》中谈到的“乡土”其实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广大乡村非常常见，但却极少被人认真的谈起或者论证。费孝通先生通过自己大量的社会调查，附加上生动的例子，将乡土社会中所包含的“熟人的社会”“差序格局”“维持乡土社会正常运行的四种权力”等，较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一一进行解释。 相互熟悉的耕作模式是中国乡村传统的生活模式，构成这种生活模式的每一个角色，彼此之间都是互相熟悉的。在这种熟悉的环境里，有一种叫做“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通过婚姻，来建立并且扩大自己的关系网。想要维持这些社会关系的运转，必须要依靠各种各样的权力，有四种权力是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时势权力，而“同意权力”直到今天还没有过时。 由此可见，《乡土中国》虽然是费孝通先生考察当时乡村的社会生活、生产状况所总结出来的内容，但是书中的内容并没有因为时代前进而失去意义，相反，在今天，国家大力改革农村运行模式，新政策与旧传统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而变得更具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注释范例
《中国社会科学》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 为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社期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原有引文注释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制定新的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和《历史研究》。 一、注释体例及标注位置 文献引证方式采用注释体例。 注释放置于当页下（脚注）。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标识，每页单独排序。正文中的注释序号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有时候也可能是词或词组)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后。 二、注释的标注格式 （一）非连续出版物 1．著作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 引用翻译著作时，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 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应使用最新版本。 示例： 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第43页。 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3页。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1-12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9页。佚名：《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五十七种》上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第56页。 狄葆贤：《平等阁笔记》，上海：有正书局，[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2．析出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