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书画艺术特色
吴昌硕先生的艺术特点
汤 琦（吴昌硕书画研究院副院长）
我国近代画坛承先启后，立宗开派的一代宗师吴昌硕先生（1844—1927）原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苦铁、老缶、大聋、石尊者，破荷亭长。浙江安吉县人，出生在世代书香门弟。幼承家教，八岁作骈语，十岁磨刀奏石。十七岁时因避战乱与家人失散，孤身流浪他乡五年之久，历尽艰苦。后随父亲迁徒到安城定居，遂发奋读书，二十二岁中秀才，但绝意功名，潜心于金石书法。在安城盖了几间草房，取名“芜园”躬耕苦读，跟父亲相依为命，经过十年“芜园”的耕读生涯，金石、书法得到初步磨练。1872年吴昌硕告别了“芜园”，到杭州、苏州、上海等地游学，寻师访友，探求艺术的真谛。在这一时期吴昌硕结识了许多益师良友，在交往中视野大为开阔，知识的积累与日俱增，这种独特的生活，磨练了他坚韧刚毅的性格，正是这种艺术家难能可贵的素质，促使他的艺术事业走向光辉灿烂之极境。
吴昌硕先生走着一条从金石、书法、诗歌、绘画“四绝”之路。在他的绘画作品中蕴含着篆刻、书法、诗文的深厚基础。昌硕先生尝自谓“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又说“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作为画坛巨匠如此评价自己的画作，既是先生谦逊之词，也反映出他走的艺术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是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准备，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多方面的艺术根底，他那苍茫浑朴、气势磅礴的大写意画风融诗文、书法、绘画、印章“四绝”为一体的吴昌硕画派而震撼当时画坛。
我们先从吴昌硕先生治印谈起，治印是吴昌硕毕其终生之所学，从少年时代起即刻石不辍，以砖代石，练其刀法，在那战乱的流浪年月，衣食难以温饱，但仍念念不忘篆刻，曾号“苦铁”以明志，自谓“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正变”。吴昌硕坚持业精于勤，不但数十年刻印不止，而且研究其历史演变，因而终于达到炉火纯青之境。
我国古代钵印，以秦至汉为印学之最辉煌时期。周末至秦的周秦印，字体略近石鼓小篆之间，秀雅清丽，以朱文胜；汉印文多缪篆，结体方正，近隶书，典丽庄严，以白文胜。史称“秦朱汉白”、“秦方汉圆”，殊有别趣。秦汉以来，印坛沉寂，直到明未文彭，何震奏刀治印，形成“微派”印章一学，始得中兴。这时期，文人学士爱印刻印之盛，蔚成风气，“浙派”、“皖派”相继出现，在继承秦汉学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吴昌硕学治印，最初从清未的陈曼生入手，取其爽利纵恣之风，
后学习“浙派”，对钱松多所推崇。他还学过吴让之舒展流丽的风格，邓石如浑穆超越的气态，对赵之谦的稳健风格，也曾刻意研习。而后则上窥秦汉玺印和封泥，兼融汉魏瓦当简古朴茂、纵横自然的古隶特色为治印之助，加之先生擅长石鼓文的陶冶，终于达到“自我作古空群雄”的吴派风格。
吴昌硕融浙、皖两派之大成，错宗秦汉而又归其于秦汉，气息雄厚，超过前哲，印史上被称为“后浙派”。昌硕制印比明未“微派”文彭、何震更为生动奔放；比拙朴浑厚，方劲高古的秦汉印更富有新意变化，具有一种貌拙体重、神雄气畅的壮美风格。开创了篆刻艺术中以气取势，因势传神的新流派，身成体系，为近代印坛盟主，被公推为西冷印社首任社长。
当今多以称吴昌硕为近代大画家，在社会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他的绘画，但其功夫最深的却是书法。他的书法，以石鼓文的成就最高，郑太夷评他的石鼓文说：“邓石如，大篆胜于小篆，何子贞，只作小篆，未见其作大篆。杨沂孙、吴大瀓，皆作大篆。邓何各有成就，杨吴不逮也。缶道人以篆刻名天下，于石鼓最精熟，其笔情理意自成宗派，可谓独树一帜者矣”。昌硕先生写石鼓文近七十年，自谓：“一日有一日之境界”。用笔中锋倒钳。五十岁前所临石鼓，一点一画皆谨守古貌，而后则遗貌取神，卒直坦荡，直至达到化境。
我国“篆书碑版，以石鼓为最古，世咸认为，籀文上别乎钟鼎别乎小篆，结构精严，实为小篆之祖”。吴昌硕的篆法是以最古石刻石鼓文大篆唯一法则的籀文为基础，并溶进三代钟鼎陶器、刻砖等文字的体势和已意。为了增长气势和增加变化，他将结体改作长形而带斜，能破陈规。
吴昌硕楷书始学颜真卿，后学钟繇，自述“学钟太傅二十余年”。小楷功力深厚，耄耋之年所书小楷扇面，仍然一笔不苟，清气扑人。对黄山谷的书法，吴昌硕追本溯源，深入钻研，得其刚劲婀娜之风神，使楷书为之一变。行书昌硕先生是学王觉斯，也钟情于米蒂的笔法，运笔仍似篆隶。由于他书法中以石鼓文成就为最高，故无论隶真狂草，皆有篆籀之法出之，跌宕多姿，飞腾沉稳，情趣在笔墨之外。
即然我们说到笔墨之外，那就该说一下吴昌硕先生的诗作，它伴随着他的书法、篆刻和绘画，先生自称为诗人，他的诗作有《缶庐诗》、《缶庐集》、《缶庐别存》等等，先生还有很多题画诗，治印论述，石砚铭文等，都是文情并茂，夹叙带议，闸明画学，借物抒情，对我们后人很有教益。吴昌硕的诗是从王维入手，工于五言律法，尤工古风长调。诗坛名家陈石遗评其诗曰：“书画
家诗句少深造者，缶庐出，前无古人矣！”。
吴昌硕作诗题材很广，或论画，或评印，或有感于民事时势还是怀乡念友，忆及亲属家人等等，奇情喷薄出于至性，具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傲霜不屈的气度和幽语而思则隽，险致而声则清的独特风格，寄托深远，朴拙蕴厚，令人隽味永久。也有近似白描的生动比喻，节奏轻快，活泼自然而接近口语道白的诗句，绚烂归于平谈。他对做诗非常认真，都是再三推敲，反复吟我。“乱书堆里费研磨，得句翻从枕上多。苦吟只恐身尽瘦，一杯自酌漫蹉跎”。可见昌硕先生对作诗是何等精业求精。
“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昌硕先生自称五十才开始学画，也证明他学画起步较晚，正是用他前几十年篆刻、书法、诗文的深厚基础铺出了他的绘画艺术，他把书法和画法自然而完美地结合。早在唐代张彦远就提出了“书画异名而同体”之说，历代许多杰出艺术家都主张“书中有画，画中有书”。大书法家赵孟頫题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吴昌硕题《李晴江画册》诗曰：“直从书法演画法，绝艺未敢谈其余”。书画本来就使用相同的工具创作，执笔运腕的方法相同，笔意相通，创造和追求形式美的技法也是相同的。
从美学上来看，书法由具象转入抽象，从形象转为符号，布局的疏密、曲直、高低、纵横、转折，抑扬顿挫，成了字形结构美的规律。吴昌硕十分赞赏徐青滕的画风，说曰：“青滕画奇石，古逸不可一世，似其为人，想下笔时，天地为之低昂，虬龙失其夭矫，大似张旭怀素草书得意时也”。说明青滕的狂草功力在绘画中的自然流露给予昌硕先生的感受。曾农髯有诗赞八大山人的书法，云：“八大山人纯师右军，至其圆满之中天机浑浩，无意求工，而自到妙处，此所以过人也”。八大书法转而为画法，则突出地发挥圆笔“中锋”的特点，善用秃笔，促其内含，干擦而能滋润明洁，以圆韵、凝重、清润为其特色。赵之谦以六朝碑法作书作画，特别是以擅长的汉隶笔意入画，沉雄烂漫，显示新机。八大、赵之谦的书法入画对昌硕先生都有很大的影响，他景仰前辈画家，重视传统技法，对白阳、青滕、八大都有过学习，他能食古而化，从赵之谦、任伯年等画中吸取清新淳厚的风格，和同辈画友相互切磋艺术。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要“古人为宾我为主”，以“画当出已意”为追求宗旨，凭自己积累多年的笔墨功底和生活蕴藏，把石鼓篆籀和草书的笔法，溶入于画法之中，逐步探求自己独特的表现方法和艺术语言。在
篆刻、书法、诗文、绘画四个方面同时达到游刃自如，出神入化的纯青境界。
吴昌硕以八十四岁高寿终其一生，孜孜不倦于中国书画的继承和发展中，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与伦比的艺术瑰宝，他那雄健烂漫、气夺天池的“吴派”大写意花卉画派，融诗、书、画、印“四绝”为一体的画面构成，深深地影响着我国近百年来的画坛。他的艺术实践和伟大成就，鼓舞我国美术界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绘画的民族素质和时代节奏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