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史考研冲刺笔记

一、开创新的文学范式

（1）理解茅盾如何在小说领域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应注意这几方面，即：历史性的巨大内容，宏伟的史诗性结构，客观的叙述，以及时代典型的创造。而这一切，又都与写作中的理性指导分不开。也可以用“社会剖小说”来概括茅盾所开创的这一类型创作，以区分其不同于其他流派的特质。还应当注意茅盾所具有的“社会科学家气质”，如何使其创作充分适应30年代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并大大提高了小说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可能性。近年来学术界有轻易否定茅盾小说创作的贡献与地位，学习中不妨思考与讨论这些不同的意见，但应注意将茅盾放到30年代的历史环境中，并从文学史的角度去评析其在当时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

二、茅盾的小说成就

（2）首先应理解茅盾小说的史诗性特征，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紧贴时代的变迁，自觉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可以将茅盾主要的长篇联系在一起来考察，这样会发现他几乎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编年史”。茅盾注重以社会斗争为故事的轴心，并常以历史代言者的姿态进入创作，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

（3）茅盾长篇小说注重从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来展现人物性格和命运，追求对人物行为、情感、心理的多面性和立体化的描写。这一特征，可以举《子夜》中的主人公吴荪甫置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中去刻画；二是如何写出吴荪甫复杂性格。要注意分析这个“新人”形象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内容，以及其悲剧性命运可能引起读者同情的那些“悲壮性”的因素。此为难点，可以引发对“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塑造，以及悲剧理论的理解。同时，对茅盾小说如何创造民族资本家与时代新女性这两类人物形象系列，也应有所了解。

（4）还应了解茅盾小说的结构方式和心理描写的特征。特别要掌握《子夜》蛛网式的密集结构，是如何适合与表现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的。要注意茅盾小说的结构与心理描写艺术，对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三、理论批评与其他方面的贡献

（5）本节作为知识性了解的有两点：一是茅盾如何建构现实主义文艺术理论体系，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创者之一；二是领略茅盾散文创作的成就与特色。

第十章老舍

1、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市民世界”

（1）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而这主要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老舍主要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老舍笔下的市世界和人文景观，已经成为文化史的象征。因此，应把“市民世界”的分析作为理解老舍成就的切入点。分析中应注意把握老舍“视点”的独异性：他关注的并非阶级或阶层的划分，而是“文化”对于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老舍与“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对于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抓住这种视点之后，就可以分析老舍笔下几类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一类是“老派市民”，主要通过写其虚荣、浅薄、堕落，蕴涵有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后引进的“新潮”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还有第三类开象是“正派”或“理想”的市民，又常常体现老舍倾向传统的道德观。难点在于要发现并分析老舍批判传统文明时的失落感受与对“新潮”的愤激之情交织的复杂情形。

二、《骆驼祥子》：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探讨

（2）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最好能结合自己的印象与感受，去思考《骆驼祥子》不同层面的主题意蕴。通常认为这部小说反映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祥子的悲剧中主要体

现社会批判包括国民性批判的内涵，这是从社会分析的层面去理解作品。也还可以进入更深的层面去作另一种理解，即认为这主要是描写一个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老舍试图揭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城市中的人性的污浊，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的伤害深深忧虑。应注意到老舍这类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在30年代是很独特的。此外，有关如何分析虎妞的形象，如何看待老舍对人性的刻画与道德审视立场，都应有深入思考与讨论。

三、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函默

（3）了解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把“京味”作为一种风格来理解与体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取材充分表现北京地域文化特色，包括风俗的描写。二是对北京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如“官样”的体面、排场、气派和礼仪，追求懒散、谦和、温厚的生活，等等。注意老舍在《四世同堂》等作品对“北京文化”的批判所表现的情感上的矛盾以及“挽歌情调”。三是创造性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四是带有北京市民文化烙印的函默和趣味。

第十一章沈从文

一、首先应大致了解沈从文特殊的身世经历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那就是常以“乡下人”的眼光（其实又不可能除去知识者的身份）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应理解其处于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外，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角度，去思考和表现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问题与困扰。

二、乡村叙述总体及其对照的世界

（2）重点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以“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可以举《萧萧》、《丈夫》、《柏子》等短篇为析例，看沈从文是如何着意表现和赞美湘西下层人民的“自在状态”与质朴坚毅的生命本性的。不过，重点还应该是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读这篇作品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小说中所写天真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射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3）了解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注意沈从文都市小说（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中常用的讥讽调侃的调子，其刻写城市各色人等，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展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捆绑人类自己，导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阉寺”病。此类小说写得较浮泛，但不妨与“湘西世界”的小说对照起来读。

三、文学理解的寂寞

（4）应理解沈从文何以被人称为“文体家”。沈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非常有艺术性的抒情小说。“造境”是沈从文的关键。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5）沈从文的散文成就也很高，且比小说更有历史感，也更能直接表露他自己的灵魂与情思。可以选读《湘行散记》、《湘西》以及《烛虚》中的一些作品，并通过对这些散文的评析，加深对沈从文他作视点与文学地位的理解。

第十二章小说（二）

一、“左联”和左翼小说

（1）对“左翼”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可作大致的了解。其中“左联”成立（1930）之前以“太阳社”为代表的小说大都为革命的呐喊，尽了时代的责任，但思想大于艺术，有概念化通病，并受当时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而“革命加恋爱”曾一时成为流行主题。1931年丁玲《水》的发表，标志着对“普罗文学”的突破。1932年瞿秋白等五人为华汉的《地泉》作序，开始批判“革命的浪漫蒂克”倾向。对这些文学史现象的评价，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氛围。

（2）应了解的左翼小说家有：蒋光慈、柔石、丁玲、张天翼、沙汀、吴组缃、叶紫、艾芜和萧红。其中蒋光慈影响最大，是革命文学的元老，1925年五卅运动中就写出《少年漂泊者》，1927年又完成反映上海工人起义的《短裤党》。其作品及时反映时代斗争与重大历史事件，强调宣传鼓动，体现“革命浪漫蒂克”文学的特点，观察与表现比较浮泛。后期创作《咆哮的土地》反映农村革命，则转为写实，有新突破。可将蒋光慈作为左翼作家的早期代表，不必拘泥于对其作品的细读，而应从他的创作经历透视左翼文学思潮的流变。柔石和胡也频也属于早期左翼作家。柔石的中篇《二月》和《为奴隶的母亲》都超离了当时概念化的风尚，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同学们阅读会有较大兴趣。

（3）后起的左翼青年作家改变了“左联”前期浮泛的写作风气，取得殷实的业绩，既显示各自的艺术个性，又共同趋向“社会剖析”的目标。应注重把握各位青年作家小说艺术探求上的特色与贡献。张天翼是几次率先突破左翼创作僵局的一位，抗战时期也开了国统区暴露讽刺文学的先河。在本时期，应注重他的《包氏父子》等小说，其劲捷、豪放和夸张的风格，以及片段性速写体的短篇形式，明显区别同时代其他讽刺型作家。

沙汀就不同于张天翼。他最能刻写旧中国农村《主要是四川西北部》黑暗生活，有农民的幽默气质。可以举《代理县长》等作品为析例，观察体会其小说中常有的阴暗沉闷的黑色基调，不露声色的细密凝重的笔致，以及从世态人情复杂的描写中体现的浓重的地方色彩。不妨将张天翼和沙汀两位讽刺作家作一比较。

吴组缃和叶紫虽不属讽刺型作家，却在“社会剖析”这一点上和张、沙接近，也是左翼小说的主要体式。不过，吴组缃擅用工笔式白描，讲求人物个性刻面，风格细致凝练；叶紫多描写农村阶级压迫与阶级对立，笔触阔大，虽不免粗疏，却如鲁迅所评说的是尽了战斗的任务。此外，与沙汀几乎同时“出道”的艾芜，走的是抒情小说的另一种路子。可评析《南行记》中的短篇如何以漂泊的知识者的眼光观察叙述边疆异域的底层生活，在左翼小说圈内另辟了浪漫主义抒情小说的一支。还可以领略艾芜小说描写大自然景物的那种特异角度和笔触。（4）本时期小说艺术更有创造力、文学史地位更为突出的两位女作家，是丁玲与萧红，可作为本章的重点来学习。应大致了解丁玲不同时段创作理路风格的衍变，从她的作品可以看到时代的鲜明印记。《莎菲女士的日记》是1928年发表的作品，当时与革命文学并无关联，但影响大，应作细读分析。可着重评析莎菲这个人物形象的时代心理内涵，主要应理解为是“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典型。应发掘莎菲的伤感、颓唐、自恋的情绪中所蕴涵的知识分子“时代病”特点，并认识其心理描写的成就。解读这篇小说，最好能够与丁玲后来其他描写女性题材的作品联成一体来考察。

萧红的创作近十年来受到格外的重视，学习中也应作为重点，尤其注意探讨其小说的两方面特色：一是多以纤细的感觉回忆与抒写北方中国农村生活的沉滞闭塞，人民的善良、愚昧，并由此展现深刻的生命体验；二是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新型小说，自由地出入于回忆、现实与梦幻，善于捕捉细节，语言朴实纯净，风格凄婉明丽。可侧重从艺术鉴赏的层面重点解读《呼兰河传》，细心品味其丰沛的才情与越轨的笔致。

二、京派小说和其他独立作家的小说

（5）应大致了解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及其总的创作倾向。这一派的特点可概括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远避政治斗争和商业势力的态度，乡村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从容节制的古

典式审美趋向，和比较成熟的抒情体讽刺小说样式。可选废名与芦焚作重点。废名的特色和贡献在文体，应把握其作品的“理趣”、“涩味”，以及诗化和散文化的小说体式，思考其如何借鉴唐绝句的韵味来写小说。读芦焚（师陀）的小说要注重其独异的艺术气质的发挥，考察和体味其小说中常见的抒情与讽刺、寓意的融会和弥漫于笔下北方农村衰败图景中的那种悲凉之气。此外，对萧乾和林徽因的小说也要有所了解。

李吉力人不归属某个流派。主要了解其《死水微澜》的成就，以及把史诗与世态刻写结合起来的“大河小说”的特点。

三、海派小说

（6）关于海派文学兴起的原因及其特点，可从四方面表述：一是世俗化与商业化，二是都市题材，三是**小说风尚，四是重视形式的猎奇与创新。代表作家中的张资平、叶灵凤等，都显现了驳杂的海派特点。对其**小说应主要持批判的眼光。

重点可放在对“新感觉派”的评析上。应注意其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外来影响，把握其写作姿态上的现代性与先锋性，并大略了解其对后来以张爱玲为代表为沪港市民传奇的影响。此派作家主有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虽各自有不同的特色，但应从他们作品中更多地看到新感觉派的共性。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或《春阳》可作为细评的文本，注意其心理分析的手法以及由男女情爱透视人性的母题。

第十三章新诗（二）

一、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的创作

（1）中国诗歌会是左联所属的诗歌团体，其特点：一是及时反映时代重大事件，表现工农生活及革命斗争，注重宣传鼓动作用，追求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和刚健壮阔的力之美；二是强调诗的意识形态化，表现集体的“大我”；三是摹仿现实，追求“歌谣化”，试图使诗成为“群体听觉艺术”。这一诗派的创作适应那个慷慨悲歌时代的要求，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扩展了新诗的美学风格，缺失是容易忽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质和创作个性，成为宣传的传声筒。可以联系殷夫和蒲风的诗作来理解这一诗派的得失。此外，应关注同样关心现实和底层人民苦难，却在艺术上与新月派血脉相通的诗人臧克家，着重体味其诗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苦吟”的特色。

二、后期新月派的创作

（2）应大致了解新月派前后的划分及联系。后期新月派的“旗帜”仍是徐志摩。关于徐志摩，也可以主要放到前一个十年去讲，这里再稍加提及。还应了解后期新月派如何针对左翼文坛（主要是中国诗歌会）而表现出脱离现实的、贵族化的“纯诗”立场。从陈梦家等诗人作品中看到这一派诗人那种“诚实表现自己渺小的一掬情感”的精神危机，也看到他们在诗艺上力图超越前期新月派，而重新转向探索“本质纯正”自由诗的努力。十四行诗的输入与试写，也是这一诗派值得注意的成绩。

三、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创作

（3）首先作为知识应该了解的有：《现代》杂志的创刊与“现代派”诗的关联、《汉园集》诗人和何其芳诗作、林庚对新的诗歌格律的探求，等等。其次，应着重评析这一诗派在诗歌艺术上对现代性追求。可参照施蛰存的分析，注意这一派对“现代生活”的“现代（感受）情绪”，以及“现代辞藻（语言）”所决定的“现代诗形”这两个方面。应当从“新诗谱系”中找到这一派与早期象征诗派的渊源关系。他们在30年代重倡“诗的散文化”，不过不是追求“非诗化”与“平民化”，而是坚持“纯诗”观念。他们显然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中国传统的诗歌主流。这是本章的难点。废名曾评介这一诗派，说它们的内容是诗的，形式则是散文的。不妨用此作为一个对现代派诗的观测点。

（4）理解现代派诗应当与分析其代表性诗人诗作紧密结合起来。评析戴望舒和卞之琳，也

是重点。戴望舒的《雨巷》无疑是应该细读细品的名作，建议熟习吟诵。对该诗意蕴的阐释应顾及多义性，要注意诗中象征、意象及节奏处理等方面的特色，找到其象征派形式与古典派内容的结合。

不过，后来戴望舒的诗风与诗歌主张都往现代派大变。应了解这种变的痕迹，并结合分析三四十年代的诗作（可举《寻梦者》、《我的记忆》、《印象》等为析例），考察其现代派手法与诗形等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不借重音乐”而借重“诗情”生发的“韵律”，注重意象叠加、具象的直观与抽象的暗示（联想）的融合，以及其对传统诗歌某些手法情调的“现代式”回归。

（5）卞之琳也可以作为重点评析的对象。结合对其诗作的细读，了解这一派“朦胧诗”的惯常手法。所谓“理趣”与“诗的非个人化”，是理解卞诗的主要切入口。此外，对刻意传承“诗禅”与六朝文风致的晦涩诗人废名，也应有所了解，读他的诗要注意瞬间顿悟。何其芳的诗的特色可用“冷艳的色彩”、“青春的感伤”和“独语”来概括，因多是为青年人而写，也易于为青年人所接受，也不妨稍加品鉴。总之，对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的评析，都应当归依到对现代派诗的历史性理解之中。

第十四章散文（二）

一、林语堂与幽默闲适小品

（1）30年代前期，以林语堂的《论语》等刊物为核心，文坛上曾风行过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因为比较超离现实与主流，以往文学史多持否定性评价。近年林语堂及其所代表的闲适小品重又得到欢迎。对这一文学史现象要有比较宽容而又客观的评析，既指出其“不合时宜（主潮）”的一面，又承认其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并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路子。首先应了解30年代前期林语堂主办《论语》、《人间世》与《宇宙风》几种刊物的情况，以及幽默闲适文风成因。对林语堂提倡幽默和闲适的格调文法的典型论点，以及在当时和后来历史条件下所遭受的批评，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可引举林语堂一些小品文为例子，评析其思想艺术特点，关键是理解其“中西比较”的眼光、知识趣味性，以及“闲话风”这几点。评价林语堂，应注意做到既尊重历史，又吸纳当代的视点。

二、左翼作家的“鲁迅风”杂文和风格多样的散文

（2）30年代鲁迅对左翼作家的散文特别是杂文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形成了“鲁迅风”创作倾向。如唐弢、徐懋庸、瞿秋白，等等，都是这一路有成就的作家。对此应有知识性的了解，并尽可能将鲁迅对三四十年代杂文的影响贯穿起来考察。

（3）此外，30年代擅写散文的作家中还应了解茅盾、萧红、郁达夫、巴金、吴组缃，等等。其中萧红的《商市街》中那些极有才气的作品，和郁达夫一些游记，可做重点鉴赏的美文。

三、“京派”与开明同人的散文

（4）主要了解何其芳《画梦录》的艺术独创性，应抓住“独语”这一关键词，理解其如何作为一种调式和感觉结构，来装潢与安排其唯美的境界。应了解这种形式追求对于现代散文史的意义，同时也要大致分析何其芳散文创作风格的变迁与得失。此外，对李广田、缪崇群、丽尼、陆蠡以“开明”派的丰子恺、夏丐尊，等等，也要了解其代表作以及不同的风格。四、报告文学与游记

（5）要求能大致掌握我国报告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以及瞿秋白、夏衍、邹韬奋、萧乾、范长江等的报告文学代表作。此外，对30年代国际题材的游记，也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第十五章曹禺

一、从《雷雨》到《原野》

（1）重点是分析《雷雨》。应注意对该剧作可以做两种角度或两个层的意蕴阐释。应抓住剧

中“过去的戏剧”与“现在的戏剧”交织而形成的各色人物不同的命运悲剧，来分析血缘关系与阶级矛盾的相互纠缠冲突，如何揭露带封建劣根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雷雨》的现实批判性。不过，也还可以透过现实描写的层面，从另一角度去解读《雷雨》中所蕴涵的对人性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憧憬、困扰与恐惧。这可以透过“意象”分析，体会充斥全剧“郁热”氛围之中的所有人物的“情热”（欲望与追求），以及这些“情势”被压抑而引发的无用的“挣扎”。应注意理解剧本意在表现命运的残酷，以及对宇宙“不可知力量”的无名的恐惧。这种意蕴是深层的，复杂的，不容易说清，需结合阅读和鉴赏作整体的体验，进而作“还原性”阐释。

（2）不管从哪个层面去探讨《雷雨》的主题意蕴，都要注意抓住剧中人物的“贯串动作”和矛盾冲突，剖析其性格。对蘩漪的剖析是本章的重点。对其不应只是停留于阶级和社会的评析，还应考察其“雷雨式性格”的复杂心理内涵及其所以能产生震撼力和同情的原因。（3）比较《雷雨》和《日出》的情节结构，可发现曹禺戏剧审美目标的转移：由传奇和变态转向平凡与常态，由“太像戏”转向简洁的世相勾勒，由回顾式的过去与现在“两种戏剧”的交织，转为由几个场面穿插展示的“横断面”的结构方式，主题也转为关注社会，表现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现实的抗争。应集中剖析主人公陈白露的性格矛盾及其悲剧的实质。（4）分析《原野》时也要注意曹禺戏剧审美目标的再一次转移，即又从《日出》那样偏重社会悲剧的揭示，回转到写人性的悲剧，和《雷雨》那样是当作抒发强烈爱情的“一首诗”。不过应注意这部在复仇的主题之下写人的欲望感情困扰与无奈的剧，更深入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冲突，乃至灵魂的分裂。这部剧也可以作不同层次的解读。

二、《北京人》与《家》

（5）《北京人》是曹禺的又一杰作。应把握该剧的主题，即对那种以没落士大夫生活追求为特征的传统“北京文化”所进行的批判。同时，应重点分析曾文清与愫芳这两个人物。可以抓住曾文清如何变成“生命的空壳”，探讨剧本对传统文化荒谬性的深刻反思。愫芳是与曾文清对照的角色，其博大的爱与坚毅的精神，显然融进了剧作家的理想，而愫芳的悲剧，也体现了曹禺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还应当注意《北京人》的“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追求，即格外注意对日常生活内在诗意的开掘，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展示。

（6）注意比较分析巴金的小说《家》与曹禺改编的《家》，主要是情节重心的转移，由旧家庭罪恶的揭露，转向对爱情（友情）生活的描写，转向纯情美好的性格的展示，转向探索“诗剧”。

三、曹禺剧作的命运

（7）大致了解曹禺剧作的演出史。并理解内涵丰厚的作品在社会“接受”过程中可能被误读或排拒的复杂原因。

第十六章戏剧（二）

一、走向广场：无产阶级戏剧、红色戏剧、国防戏剧与农民戏剧的倡导

（1）应对本时期的戏剧运动概况有大致的了解。三种戏剧运动都带有主潮的特色，即适应30年代革命与救亡的时代需求，其中“无产阶级戏剧”的中心在上海，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提倡“演剧大众化，以话剧直接反映现实革命斗争，并将演出面向工厂农村。在红军队伍中则活跃着为红色政权服务的“红色戏剧”。“九?一八”事变以后，为配合抗战，又兴起了“国防戏剧”。此外，还应对30年代前期熊佛西主持下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验”有所了解。以上几种戏剧运动都有共同的大众化的趋向，即让话剧“走向广场”。

（2）应注意前一期已成名的田汉在30年代创作出现的转向。包括题材转向现实，基调由感伤转为明朗，唯美的倾向让位于比较客观的写实。这种转向有得有失。其剧作《回春之曲》

的成功，在于既表现现实的抗日救亡的题材，又保持了田汉原有的抒情浪漫的艺术个性。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则是较早用阶级观点反映农村现实斗争的剧作。通过对两位剧作家创作得失大致的评析，可了解30年代主潮剧的一般面貌。

二、职业化、营业性“剧场戏剧”的确立与夏衍、李健吾的创作

（3）30年代中期上海等地“大剧场”演出，使职业化、营业性的“剧场戏剧”得以确立，不但培养了包括曹禺、夏衍等一批剧作家，也培养了观众。对这种现象应有知识性的了解，并与早期“文明新戏”联系起来，探讨隔代呼应的现象。

（4）30年代由“大剧场”培育的作家，曹禺之外，夏衍最重要，是评述的重点。应集中分析其代表作《上海屋檐下》。这部剧作将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搬上舞台，从平凡琐悄的感情纠纷与人事摩擦中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和曹禺相比，夏衍不擅于从剧烈的传奇的冲突中展现人性悲剧，而是将焦点放到凡人小事，从朴素的取材中发掘悲剧性与喜剧性。也不同于曹禺的《雷雨》、《原野》等剧那样注重情节的精心组织，大起大落，而是追求情节结构的简约、含蓄。可以着重分析该剧如何在同一舞台空间展现五家人的悲喜剧，领略剧作者关注大时代中普通人命运时所流露的浓郁人情味，以及类似契诃夫含泪的微笑的艺术风格。此外，对李健吾、袁牧之等作家不同于主潮的艺术追求及其对戏剧艺术探索的贡献也要有所关注。

第十七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三）

一、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

（1）“分割并存”是对本时期文学潮流的总体概括。既要注意战争和政治制约下的三个区域，即国统区、沦陷区与解放区文学发展的不同状况，又要注意不同区域文学的“共性”，尽可能依照不同阶级的先后来概览文坛的主潮与创作风貌，特别是那些唯战时所特有的文坛现象。抗战初期国统区文学的基调是昂扬的英雄主义，“救亡”压倒一切，重视时代性、战斗性；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后，创作则转为正视战争的残酷与艰难，面对现实中的黑暗，题材更深入到民族生活的底蕴，揭露与批判现实，追求史诗格调，风格趋向凝重博大。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文学再一次与民主运动结合，讽刺成了主调，许多创作都带上喜剧性的批判色彩。

（2）与国统区创作不同的是，解放区创作基调是明朗朴素的，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显出其特色。应大致了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并注意其在题材、主题与人物描写几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以往新文学的特点。还应格外关注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特色的形成，包括如何转向真诚地描写农民，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新文体，等等方面。可以从解放区作家与农民“对话”与“寻根”的角度，去理解解放区文学如何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又如何成为政治推动下单向突进式发展的运动；既要肯定解放区文学的特色，以及其对新文学某些缺失的纠偏与补充，又要看到后来引发的一些负面影响。此外，对沦陷区文学也应有常识性的了解。

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此为本章重点。应对《讲话》的文学史地位有明确的认识，即肯定其为“二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有体系色彩且影响最大的论作之一，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讲话》的政治策略性很强，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是一些有关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即所谓“外部关系”问题，这又必须顾及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才能理解《讲话》的意义与影响。把握《讲话》的内容，应抓住“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核心命题，具体落实在“工农兵方向”上。毛泽东的命题比“五四”以来新文学所一再提倡的平民化、大众化要具体得多，政治内涵非常突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从历史纵向发展的环节上去理解这个中心命题或口号。然后，可着重从三方面去理解“如何为群众”的措施与要求：一是作家与艺术家的立场问题，要求“思

想改造”并与工农结合，既解决了思想统一问题，又解决了创作源泉和服务对象问题。其二，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阐释。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同时，要求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应首先肯定这仍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问题思考的结果，有其必要与理由，但“提法”上（尤其是关于批评标准）由于较多强调了服务政治，结果导致简单化、概念化。其三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继承文学遗产等问题，都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总之，学习与理解《讲话》，一要看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性、权威性以及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二要看到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对一些文艺理论基本命题的建立曾有过继续起重大的作用；三是注意其有些属于政治策略性的提法不宜在其他历史条件下任意引申。

三、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

（4）40年代文学论争多，固然与时代与政治的左右相关，但从另一层面看，则又是新文学理论建设更深入的探讨与建树。应对几次比较重要的论争如何发生、议论的焦点是什么、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与理论探讨，等等，有知识性的了解。这几次论争，一是1940年以后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二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批判；三是1945年国统区围绕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与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的评论而引发的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等问题的论争；四是《讲话》传到国统区之后，引起有关现实主义与“主观”问题的论争。这次论争延续时间长，“理论含量”高，涉及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命题，并在事实上突出了胡风理论，应作为重点考察。在了解上述诸次论争所涉及的重大命题时，都应当有史的眼光，结合对新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去加以思考。

（5）胡风是三四十代乃至当代最有影响又最有争议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近年来学术界对胡风的研究空前地重视，并有新的成果。学习中应对胡风理论的形成、其基本框架与核心观点，其引起争论的焦点与原因，以及应给胡风理论的历史定位，等等，都有较全面的了解。可以把胡风的理论概括为“重体验的现实主义”，或能动的“反映论”。应把握其核心命题“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了解胡风的关注点始终是从生活到作品的“中介”特别是作者的主体因素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还可以深入一步了解构筑胡风理论的三大支柱，或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题材自由；二是“精神奴役创伤”说，反对以“民粹主义”立场将人民理想化，也不赞同贬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三是“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强调“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应当将胡风理论放到大的时代背景与论争的语境中全面评价，了解其理论的独创性和不成熟的地方，还可以思考胡风理论在四十年代的“命运”这一深层次的问题。

第十八章赵树理

一、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

（1）“赵树理方向”首先是一种文艺政策性的引导，是对当时（乃至五六十年代）文学“主流”的一种阐释与倡导，关键是顺应大众化、农民化的审美追求，正好适应了当时解放区的社会变革需求，因而赵树理式的主题与文学语言形式被推崇到主流的位置。周扬当年关于赵树理是“新”的解释，实际上是要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面向大众的革命文学树一个榜样，一种努力的前景。首先应从特定时代的要求来看这个问题，肯定其历史的合理性与特色，同时也应看到有得有失，不应轻易否定。

（2）赵树理的创作的确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新文学作家的新的历史特点。赵所代表的解放区新一代作家其创作现象的出现，是以解放区的特定历史环境为前提的，因此应注意其新的时代特点。这突出表现为大众化与农民化。赵树理追求的大众化是可以与农民对话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能忠实反映农民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要求，并真正为农民所接受。其次，是

自觉地将写作与农村变革实践统一起来，常写“问题小说”，写农村变革以及农民的命运，心理、情绪,追求创作与现实生活的配合。注意赵树理创作的历史特点，其长处与局限性。应看到赵树理的出现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欧化”现象，以及不能赢得最广大的农民读者，是一种反省与纠偏。但由于隔绝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视野也难免比较窄小。

二、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

（3）通过作品人物现象的分析，考察赵树理小说中所具有的新的素质，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理解“赵树理方向”的文学史价值。先要大致阅读了解赵树理的几部代表性作品。然后可以和二三十年代描写乡土题材的作家相比较，去发现赵树理的“新素质”。主要从三方面评析：一是赵树理的小说所描写的特定历史时期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紧密配合了社会变革，有“实效性”，能直接融入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中，这是以往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都没有做到的；二是以往描写农民的新文学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观点发现和同情农民，赵树理则进了一步，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农民新的道德精神风貌及其所面对的矛盾。三是以往作家包括鲁迅多写农民的痛苦与创伤，赵树理则写农民摆脱旧的文化习俗的艰难，但更注重表现精神上的“翻身”：通过农民精神、心理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来显示农民“改造”的艰巨性。四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创造方面，真正实现了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统一。以上几点，都应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理解，是本章的重点。

（4）关于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分析，还应当有更深入的理解。可以结合前述的“新素质”和“总主题”，去阐释赵树理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两类人物：一是“老一代农民”形象，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老秦，等等，都是背着沉重的封建主义思想包袱的旧式农民，他们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也有“翻身”后的新的困扰与痛苦。赵树理往往写他们的落后，也写他们的质朴、善良，并常安排或暗示了他们的转变与新生。二是年轻一代农民，即“新人”形象。如小二黑与小芹，还有李有才，他们都是试图开始掌握自己命运，并敢于挣脱旧的精神枷锁的解放了的一代，他们的行为性格被赋予社会变革的政治内涵，又自然植根于解放区的典型环境，有深厚的生活根据。通过对两类人物的形象分析，应看到赵树理对于农村题材的新的开掘和独特的发现。

（5）还应注意了解赵树理小说中浓厚的地域民俗色彩，那山西味道晋阳气息中所渗透的文化内涵。民风民习被他作为一种“社会景物”，即社会精神的附着物。后来在赵树理的影响下形成的“山药蛋”派，也具有此特色。

二、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

（6）应承认赵树理小说在现实主义艺术创造上的重要突破。赵的读者群包括广大识字的农民，他的现代评书体小说形式完全适应了这种读者的需要。应从两方面了解赵树理的小说形式如何改造和运用以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形式：一是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而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特点；二是小说当通俗故事写，将情节描写及人物塑造融化在故事叙述中，保留口头性文体的特点，而又比一般传统小说明快、简约；三是口语化，在艺术与通俗性结合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第十九章小说（三）

一、暴露与讽喻

（1）有关抗战几个阶段国统区小说创作的变迁，只要求做知识性的了解。如初期偏重纪实性的小说“报告文学化”现象，稍后作家对战争中民族精神新变的表现，一直到小说创作中的暴露讽刺之风大盛，都可以联系时势的影响做概略的考察。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沙汀的《淘金记》与《在其香居茶馆里》等暴露讽刺作品，应有比较细致的分析。也可以与他们上一时期的创作联成一气来评说。

（2）但这一节重点落在钱钟书的《围城》上。应着重了解这部讽喻小说与现代文学史上其

他讽刺类作品有何不同。评析《围城》应注意到一些确具特色的方面：主题意蕴的多义性，对西式知识分子的嘲讽，对“中国化”了的西方文化的再审视，对现代人生命处境的哲理思考，以及小说中机智的反讽、讽刺、比喻，等等。该小说近年来声誉日盛，好评如潮，但也有不同的批评意见。所附“评论节录”的观点也许会引发更深入的探讨。

二、体验与追忆

（3）所谓“体验与记忆”是从题材和写作姿态上的概括，其实作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七月派”的路翎是本节评讲的重点。可以参照第二十一章有关“七月派”与胡风理论的细致评述，这样会加深对路翎创作倾向与风格的理解。《财主底儿女们》从现代历史大变动的背景中写一个大家庭的分崩离析，试图以青年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历程为辐射中心，展现现代史的动态。其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思想历程”的复杂性和作者强烈的生命体验。这部小说篇幅很长，可读性不高，若限于时间，也可以另外选读中篇《饥饿底郭素娥》。该小说描写并不真切，却主旨突出，就是写一个底层女子肉体与精神上的“饥饿”与“强悍”。路翎惯常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寻求“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但也不忘其“精神奴役的创伤”。可以通过作品人物的评析，领略路翎小说实践胡风派理论的特征，以及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冷峻的气质。

（4）在倾向“体验与追忆”的一类小说中，还应当注意到冯至、师陀、萧红和骆宾基诸家。冯至的《伍子胥》近年来重新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应关注其如何用类似散文诗的片段来结构小说，并把人生的体验与感觉，用纯净的美的境界来表现。师陀在这一时期贡献的《果园城记》（短篇集）和《结婚》等作，或以怀旧情绪叙写昔日的温暖与凄凉，或给世态讽刺加入寓意与传奇，都比前一时期创作更有新意。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出色的小说是本时期产品，也是其代表作，适合做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艺术鉴赏，可以和萧红上一个十年的创作合起来做整体评析。

三、通俗与先锋

（5）属于这一类追求的小说主要出产于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所以应考虑到“通俗”与商业文化联姻，以及“通俗”与“先锋”汇合的社会审美需求，主要是市民的需求。张爱玲是本章讨论的重点。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多写都市男女婚恋中千疮百孔的经历，由女性角度来观察浮世悲欢，解剖人性的脆弱与黯淡。小说结构语言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感觉化意想的运用与深度心理的剖析，等等，又借鉴了现代派的手法。其小说既先锋又通俗，所以读者面大。90年代以来又再度走红，其中也有文学的社会审美心理变迁的原因。评析时可以以《金锁记》或《封锁》为中心文本。“评论节录”中所引的鉴赏文字可供参考。另一专以女性大胆笔触写男女情事的苏青，也可以和张爱玲做一比较。此外，对其他通俗又先锋的小说家，如徐讠于表现爱与人性的多重性的“大众传奇”（《鬼恋》、《风萧萧》等）、无名氏的浪漫言情小说（《北极风情画》等），也要有知识性的了解，并和下一章的“通俗小说”结合起来评析。

四、现实与民间

（6）这一节专论解放区新型小说。孙犁是解放区仅次于赵树理的重要小说家。了解这位“白洋淀”派的鼻祖，应抓住两点特色：其一是重于发展和表达农民的精神和人情之美，尤其擅写纯真健美的北方农村青年妇女。这一特点，也可以联系现代文学史上历来对农民和妇女的描写类型，来进行比较；其二是单纯明净的叙事结构与语言风格。应注意从审美的层面体悟孙犁小说对“单纯情调”的追求。

（7）这一节还有一个论述和思考的重点是比较分析两部“土改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要点是：前者较真实地表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活的复杂性，后者的表现则比较简单化、规范化；前者擅作有历史真实感的细致的心理刻画，后者则擅于场面和生活气息的描写；前者结构较平板，语言细腻但可能失之沉闷，后者的情节处理有波澜，语言也较生动简净。比较两者各自得失，可以引发对解放区乃至后来许多创作

的成就与不足的思考。

第二十章艾青

一、艾青的历史地位

（1）先要求大致认识艾青早在1934年就以《大堰河——我的保姆》而闻名诗坛。进入抗战时期，艾青的诗风有所转变，可概括为从“吹芦笛”（较多受西方现代诗风影响）转为“吹号”（探索新诗传达民族心声的道路）。艾青的贡献和地位在于完成了新诗不同倾向（忠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与现代诗艺的探索）的“综合”，艾青诗歌的成功表现在既能走向现代大众，又能走向世界。

二、独特意象与主题

（2）意象分析是把握诗歌艺术的重要方法与角度。艾青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是：土地与太阳。可以抓住两种意象去探析与体味艾青诗中所凝聚的诗人的发现、思想与情感。在“土地”的意象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对祖国的深爱，对人民的深受。可重点分析《我爱这土地》与《大堰河——我的保姆》，把握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普通人民命运的深情关注。“太阳”的意象则蕴涵着诗人对光明、理想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可引举《向太阳》、《黎明的通知》等篇章，从中体验诗人如何真诚地歌颂民族的新生。意象与主题分析的关键是体会诗中的历史内容如何与个人的情感融合。

三、忧郁的诗绪

（3）诗绪即反复回旋在诗中的情感，是构成诗歌格调的基本要素之一。应从艾青不同的诗篇中去体味和把握其主导性的情绪，那就是艾青式的忧郁诗绪。这种诗绪形成的原因是多主面的，既来源于诗人的个性阅历，也来源于对苦难中国以及农民命运的深沉思索，感时愤世，形成“农民的忧郁”。应看到艾青的忧郁中浸透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爱，以及对美好生活执著的追求。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艾青忧郁的诗不会使人绝望，而总是能给人深沉的力量。

四、诗的艺术与形式

（4）读艾青的诗，会发现其中丰富的光和色，可以从中体验诗人的情绪与感觉，然后进一步体会和发现这由情感与光色复合而成的意象中所暗示与象征的社会、历史、心理内容。总之，应注重形式与内容、光色与意蕴之间的对应依存关系。这是阅读艾青的诗的门道。在获得了对诗作的感受与理解之后，又可以倒过来，分析琢磨艾青是如何感觉与表现世界的，这就是诗人的创作方式与民惯常的姿态。首先应抓住“感觉”，这是关键。艾青写诗就像印象派画家一样，特别重视捕促瞬间印象与感觉，然后融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并引发多层次的联想，从而创造出既明晰又有象征意蕴的形象。艾青的诗很自然地借鉴了西方象征主义与印象派的艺术手段，却又能与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意象”方式沟通，这是他诗艺通达的重要方面。

（5）对于艾青重新提倡“自由体诗”和诗的“散文美”，也应放到整个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向中去考察与评价。应大致了解艾青是在什么前提下重新倡导自由体诗的，他如何追求更能表现动荡万变时代的诗的形式，以及新鲜、单纯和富于人间味的散文美。可以举《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作为例，细致分析和感觉艾青诗歌的形式与节奏，包括诗行、句式、排比、复沓等等安排。

第二十一章新诗（三）

一、从同声歌唱到七月派诗人群的出现

（1）所谓“同声歌唱”是指抗战初期，诗人们无论原属哪一派，全都真诚地为抗战、为祖国的命运而歌唱，诗的民族化、大众化以及战斗性、宣传性受到空前重视。虽然艺术上可能

比较简陋粗糙，但毫无疑问也是一部清新健朴的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的诗史。对抗战时期诗坛状况，宜做知识性的把握。其中对被称为“时代鼓手”的诗人田间的诗，及其带鼓动性的特点，以及艺术上的“不完全”性，也要有所了解。

（2）这一节应较多关注七月诗派。这是艾青影响之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的青年诗人群。可联系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五章有关胡风与艾青的内容，加深对这一诗派创作理论背景的理解。应注意几点：一是七月诗派也属现实主义诗派，和此前中国诗歌会有承传又不尽相同。七月诗派强调“突入现实”的底蕴，包括对深广的历史内容的理解与个人体验的融入；二是追求作品的大气和“力”的风格，提倡散文美，将自由诗重新推向一个高峰。为加深对七月诗派的了解，可以评析阿垅的《纤夫》和绿原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等诗，注意体味他们诗中的思辨力量与比较成熟的情思。

二、从冯至等校园诗人群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

（3）冯至是20年代成名的诗人，此前已多有评介，本节着重评析的是他的《十四行诗》。要注意了解冯至诗中的“生命体验”如何转为智性的思考，达到知性与感性的融合，并以“有法度的美”的诗歌体式得以表现。冯至的这些诗沉潜深奥，却也容易引起解读的兴味，还可借此了解十四行诗“中国化”的课题。

（4）穆旦与“中国新诗派”是本章的重点。必须先对这一诗派形成的渊源及其自然组成的情况有知识性的了解。“综合”是这一诗派的核心观念，指的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其中“现实”既是时代社会的，也是个人的，包括人的内心世界；“玄学”是指追求思想的感情显现，象征则表现于暗示含蓄。此一诗派惯常将意象与思想凝合，传统的主观抒情让位于戏剧性的客观化处理。这种概括比较难于理解。因此必须重点评析代表诗人穆旦。关键要将穆旦与二三十年代的诗歌传统做比较，看其有何新创造：其一是穆旦诗中的“自我”不是传统的主客融和的圆满，不是浪漫的扩张，也不是知识者的感伤自恋，而现代式的困惑、分裂、破碎，是排拒了中和与平衡的处于矛盾张力上的“自我”。其二，诗人对现代生活的观照始终采用怀疑眼光，而且情思方式也摆脱二元对立，而取“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其三，不用陈旧的形象意境，而用日常的“非诗意”的词句来表达深潜的诗意，达到抽象化的抒情。因此，读穆旦的诗要同时调动感觉和思考，去体悟那种冷峭沉雄之美。可以对《诗八首》和《春》等诗做深度分析，以体会穆旦对传统诗歌（包括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叛逆性、异质性及创新价值。因穆旦诗比较难懂，可以参照“评论节录”中郑敏的有关评析。

第二十二章散文（三）

一、报告文学的勃兴

（1）可回顾“五四”以来报告文学逐步发展的情况（见第十八章），以更清晰了解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勃兴的理路。当然，应看到时代的需求是决定性因素。抗战初期要求文学贴近现实，担负传递战斗信息、记录抗战业绩的任务，报告文学成为首选的文体。应了解的代表性作家包括丘东平、骆宾基、曹白、范长江、萧乾与沙汀，等等。其中沙汀的《随军散记》记述贺龙将军的战斗生活风貌，应注意其如何以纪实性散文笔法叙写真实人物，这对于传记文学如何刻画人物性格，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二、继承鲁迅传统的杂文

（2）了解40年代杂文的创作潮流，一方面满足了揭露抵制社会弊端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则受惠于鲁迅的传统。可重点了解聂绀弩的杂文创作成就，他也是在当代杂文文坛上标志性的作家。此外，还有唐弢和周木斋。解放区的时代环境并不适于杂文的生长，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招来杀身之祸，此现象已在第二十五章论析过。

三、小品散文的多样风致

（3）就文学成就而言，这一时期的小品散文更值得分析鉴赏。应关注那些名家的散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境界。其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可读性甚高的传记散文，可注重欣赏其敏锐的感觉与才情，以及那不拘格套的笔法。冯至的《山水》多用诗的笔调来写散文，特色是好哲思，也可以选其中几篇来品评。重点可评析梁实秋与张爱玲。梁的《雅舍小品》是余闲的调剂品，不大适应时代潮流，但行文优雅怡裕，给人真切与愉悦。张爱玲《流言》中的散文与小说不分轩轾，都是将庸常生活陌生化，重在体味人生，描绘多用意象，议论显示机智。梁实秋和张爱玲的散文在90年代重又走红，不妨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委，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也与社会风尚有关。

第二十三章戏剧（三）

一、“广场戏剧”的三次高潮

（1）了解抗战初期“广场戏剧”是适应战时政治宣传、鼓动的需求的戏剧，不仅舞台直接面对大众，其戏剧观念、写作与演出方式都朝“抗战总动员”这一目标发生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敌后根据地的“广场戏剧”，包括新秧歌剧与新歌剧，这是第二次“广场戏剧”高潮。应肯定“广场戏剧”的社会功能，并大致了解戏剧在特定的政治化年代中宣传与宣泄民情的作用。

（2）在“广场戏剧”现象中，应重点研究新歌剧及《白毛女》的出现。首先了解《白毛女》的创作经过与艺术形式，主要是如何自觉地借鉴、利用与改造民间（农民）的艺术资源。还应大致掌握《白毛女》的情节内容，及其在“集体创作”中如何出于政治与政策的考虑而不断修改的过程。其次，应分析《白毛女》如何将西洋歌剧形式，包括抒情唱段设计，与传统戏曲的“道白”等手法结合，并创造性地吸收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同时，在歌剧音乐戏剧化与性格化方面所做的尝试。应看到《白毛女》的成功除了上述艺术因素，更在于其既有鲜明的革命性主题，又充分注意满足农民观众的趣味与审美习惯，两者有较完美的统一。《白毛女》的成功也是解放区文学的典型现象，其现实影响以及对后来民族歌剧艺术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不可取替的。

二、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再度兴起

（3）作为知识性了解的，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与上海孤岛“剧场戏剧”的三股潮流。一是历史剧创作的繁荣，包括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等的代表性历史剧作；二是知识分子题材的剧作，包括夏衍、宋之的、于伶、吴祖光等的剧作；三是讽刺喜剧的发展，包括陈白尘、袁俊等的作品。应对这些潮流兴起的社会和心理的原因有简要的分析。

（4）其中对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与《芳草天涯》应有较多的关注。前者的特色在于表现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严峻挑战所经历的心理困扰与自我否定的痛苦过程。后者则更深入探索知识分子敏感的精神世界，都是现实主义的成熟作品。在分析两剧所保持与发展的剧作者艺术个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其所代表的本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剧作的共通模式，即：正面描写普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性格矛盾，展示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注重时代现实的表现，以及内心世界的发掘，等等。《芳草天涯》因对“一切从政治出发”的创作模式构成挑战，曾引起有关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的热烈论争，对此也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三、沦陷区：职业化、商业化的“剧场戏剧”的繁荣

（5）大致了解1944年前后沦陷区北平和上海出现过话剧创作与演出的高潮，是现代戏剧史上罕见的现象。职业化和商业化的演出更注重“市民性”，通俗话剧得以风行。由于较少政治色彩，有追求艺术创新的空间，也促成了一些较有艺术质量的剧作的产生。其中扬绛的两部喜剧可作为考察的重点。

第三部分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指的是1949年之后的文学。（该概念并不科学，可是已经约定俗成了）

导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用？

文学不是件值得被加以神圣化的事物，艺术亦是如此。在这个文学已经失去其客观标准的年代，没有人不能被称为“作家”，而文学作品的好坏功过，也是褒贬不一，唏嘘四起的。

可是文学是有价值的，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其价值何在？

当代文学中，可以了解五十年代的当代中国历史，并且是不同于“中国当代史”的真实的，逼真的历史。通过当代作品了解社会和人生

即使中国当代文学非常糟糕，也无法否认优秀作品的存在，从中映射出的作家的人格与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中国当代文学”好学习（研究）吗？

面临多重困难：

1 想要全面的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中国大陆文学，每年长篇产量至少是300部，量大。所以只能有选择的读。

2 离我们的生活太近（无需考证可以是这一特点的益处）。在的当代文学作家很多，所以对于当代文学的评论并不客观，说“好”的评论文章往往是文坛“哥们儿”的“杰作”，势力强盛的作家使人们抱着“惹不起就躲”的心态……

3 离政治太近。私下里还有真话存在，越是在乎的场合越是谎言当道。“求真”的九原则难以在当代文学中贯彻

三．当代大学教育的缺陷

基础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的残缺，每茬人的努力都只能是从零开始，因为前辈的足迹已被掩埋于历史的风沙中。“穿越遮蔽，逼近现场”的精神及能力是我们需要的。

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能力）的必要性

充满虚假的现实中需要使用理性（现实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来培养顺民，顺从（盲从）。

第一章：新规范的确立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政治工具：“新”规范指导了所有作家，影响了所有的文学创作。

一.新规范的源流

1942年延安，当时只能延安边区的新规范，在1949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文化上也很快占领了全国。

三十年代：

（1）左翼文艺运动（上海大都市形成，严格说来其作家不是知识分子时征，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是不尽相同的，“左翼十大西北地方合流”形成延安文艺）

（2）革命文学运动：创作社，太阳社

（3）五四新文学运动，其与1942年之后的“新规范”究竟是否存在关系？继承关系？

“五四”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徐稚英先生最早明确提出）因此，也可以说是“启蒙文学”“救亡文学”（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

“启蒙和救亡是双重的变奏”。李老师认为：五四改变中国的精神，更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启蒙，是比救亡更重要的，而不是该为救亡所压倒。

启蒙的基本点是人的个性和自由。

战争中步调统一的需要，困难当头国人的爱国情绪，使“启蒙”不得不被打断。一直到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启蒙救亡变奏”的文学论点。然而这一论点是不全面的。

启蒙+救亡+翻身中国传统固有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手段，在五四时期，“十月命一声炮响”的推动，人民族阶级和影响下有了发展。新规范的源头是翻身而非救亡。

*30年代左翼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目标下的团体。“工人无祖国”的思想使他们看重的不是“启蒙”，也不“救亡”。只当“救亡”成为挡在“翻身”前的必经之道时，他们才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韦君宜晚年的《思痛路》回忆延安窑洞时期知识分子的希望破灭和遭受的压制力量。萧军、王夕照等人因无法忍受政治对文艺的绝对领导而愤然，结果遭到不平待遇。

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对比苏联，同样在压力之下却有文学作品大胆地真实地坚持文学道路。为什么在1949以后的中国，20年中却顺从地服务于政治？

（一）50年代一系列文学批判运动（持续不断的文艺批判）

1.对萧也牧的批判

《我的夫妇之间》（短篇）“知识分子眼光看工农干部”。

2.对《关连长》的批判

赞扬中中人民解放军下级军官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以“歪曲我军战斗精神”的名号被判。

3.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五四时期北大学生，胡适的大弟子）

同俞引起对胡适的批判（胡适在文学界影响太大，毛泽东想要做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新红学的运动的是“君”和“师”，实现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统治）。

4.对胡风的批判（鲁迅的追随者）

“固执”地坚持着鲁迅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以“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名号受批判。

（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马、列，检查过去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毛思想代替。

（三）作家的体制化——根本原因

50年代的有作家都被编入各自“单位”，本身的“自由职业”性质已被打破，“吃饭是重要的”，体制的力量使文学的大一统成为可能。

三．大一统格局下的实践后果

中国文学终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比任何一个朝代、时期更甚，更广泛和更彻底地)。

＊5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歌颂党、领袖、解放军、新中国的欣欣向荣、抗美援朝、包括实际上有着强烈抵触的胡风公开发表的诗歌。

小说、散文……没有人写困难，没有人写存在的问题

“要据政治需要去创作”。“用阶级分析演绎文学作品”“爱、恨的复杂心理感情被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由此不可避免。甚至连毛泽东，周杨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并要求克服文学的“公式---概念”化，可是在今天看来，只要文学仍然充当着政治的工具为其服务，就注

定无法走出这种模式作家们“深入生活”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工农大众的生活。可是什么才是深入了的生活，即生活的真实呢？时代要求作家反映若干亿工农兵的生活真实，可是当他们真的深入到生活中，他们看到的并不尽然是阳光明媚，当他们把这些生活的真实反映到作品中，就遭到批判，被诘问以“你看到了多少中国工农”，贯以“歪曲社会现实”的各号，受到批判和压制。于是，50年代的文艺界，出现了诡辩的方流论、本质论。作家们只有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红头文件中，毛泽东的语录中去把握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统一的虚假。于是被称作了“主流和本质上的真实”。柳青《创作史》无疑是文革前十七年当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长篇作者本人也是有良心的作家。

“梁生宝和改霞的恋受”在后者进城当工人的结局中结束，忙于合作社的工作使二人终不成眷属。可是真实的生活是“改霞”的原形“林改改”“提高自己觉悟，为革命贡献青春”------嫁给了前线的伤残兵。

柳青的作品中没有这样的内容，并且显然回避着这些。

第二章双百方针的提出与文学的突围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郭沫若、艾青已经从女神的光芒突进和大堰河的深情饱满转变为工农生活的歌颂者。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与其先前提出的“二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是矛盾的。

原因何在？经济要发展，光靠工人加班、农民合作是不够的，科学技术是必需的。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必须为其创造一定的宽松环境。

这一时间，毛泽东在大知识分子面前的自卑感已经被克服得不错，全国上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象给了他良好的自我感觉，马寅初还率北大教授邀请毛、周、刘、董等做他们的老师……天下太平了，可以让思想文化界开口讲话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需要，是毛泽东心理上的一个要求。

1956年，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总结斯大林教训的必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于是有了“双百方针”的实践。

上述背景之下，我们要关心的是----文学发生的变化

二．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观

1956—1957：百花待放

小说：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阴暗面、社会生活的问题及矛盾为一些作家所关注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林震”vs“刘世吾”

李国文《改选》政治生活的不合理，一心一意为工人的干部永远上不去

耿龙祥《入党》

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也有人认为是报告文学）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深处，表现人情、人性、人道精神。农村干部为琐事所扰，无暇考虑建设的事实

宗璞《红豆》50年代短篇最优秀之一，简单而动人，“江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豆回忆，探索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

邓友梅《在悬崖上》革命者的外遇

*50年代文学作品中还不是完全没有“love”，可是却呈现以下趋向：高度纯洁化（“**”与“肌肤之亲”不可能出现在共产党人正面人物身上）高度简单化（爱他/她什么？能劳动）

*诗歌：

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干部的工作状况，揭示官僚主义作风

公刘“红小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6，公刘的创作发生巨大变化

1.他看到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禽兽篇》

2.近30岁的公刘首次陷入情网，自比“迟开的蔷薇”。

邵燕祥叙事诗《贾桂香》封建意识对新时代表年的迫害，

流沙河《草木篇》白杨“纵然是死了吧，也不肯向谁弯一弯”人格独立的向往。

仙人掌：沙漠中生长

戏剧：

海默《洞箫横吹》

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团支部书记的爱情给予的压力。

岳野《同甘共苦》进城做官的革命者的乡下“黄脸婆”和“城市新娘”当代史上惟一一部反映该类题材的作品。“不能写成悲剧”的苦衷使岳野无奈之下给了戏剧“大团圆结局”。

报告文学：

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队长、书记的微妙关系。《本报内部消息》报社内部的问题。两部

作品。

1957年，反右斗争中，上述作品大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被打为右派。（1979，《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学批评：

巴人《论诗人》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显然是与宗璞《红豆》之类的小说是站在相同的“人本”立场上的

三．反右运动与文坛生机的夭折

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文学界是重灾区。首先从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开始，一系列青年作家，如刘绍棠、王蒙等，都遭到批判。

*毛泽东是不是出尔反尔？

“双百方针”所带来的1956---1957年的局面可能是毛泽东及中央上层始料不及的。他们真诚希望能听到意见，但没有意识到意见会那样激烈且繁多。

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如储安平）对共产党不是没有想法的，他们一旦开始讲话，中央就傻眼了。他们关于“民主政治”的意见，往往是中央不愿改和无法改的。

大学生的力量汹涌“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惊动了上层，1957年的北大《广场》，主编张元勋和同学沈泽宣发表诗歌《是时候了》。

此时的毛泽东表现得相当不自信，他认为“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只有10％”，巧合或者必然的是，550万知识分子中，55万人陷入了批判和囹圄。

从此，作家开始小心翼翼地回避现实生活和躲避真情实感，文学的萧条是必然。-----可是，从1958年开始，出现了“人人都是诗人”的奇怪现象。

第三章“文艺大跃进”及其作用和影响

一.“民歌”到“文艺大跃进”

1958年春成都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要求“要搜集民歌”，后又再三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任务，“新的也要，旧的也要”，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始“采风行动总动员”从上至下的新民歌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察看民情”是当时人们对“搜歌”号召的起初理解）

“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九，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在“新民歌”的树标兵，评

先进的氛围中应运而生。郭沫若提出“文艺也要放卫星”，要求文艺上的大跃进各省各地开始定计划、作规划，目标惊人却竟然被完成了，河北省还曾检讨“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赛诗会”到处可见，文艺大跃进轰轰烈烈。大跃进民歌大量出版：1958年下半年出版的诗集数量超过了新诗（五四）产生以来的诗歌总量。《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理论权威）编在郭沫若在为这个集子写的序中，他大胆地将“新民歌”称作“共产主义的萌芽”。

二．大跃进文艺的思想与艺术

从“民歌”创作到整个“大跃进”，与的建国后“新规范”下的文艺比较，都没有在思想上出现新的价值突破。且“歌颂”的过程比过去更简单，明朗。（这里有民歌特点的因素）“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水也乐。蛾眉举手献宝，黄河摇尾歌唱……”选自《红旗歌谣》

“忆苦思甜”模式《三过黄泥坡》：一过黄泥坡，黄泥坡上野草多

二过黄泥坡，黄泥坡上人马多

三过黄泥坡，……

表现在壮志豪情中的狂热

“时代的艺术风格”在整体化的时代里体现得很鲜明，想象力，夸张的能力是大跃进民歌的特色《月宫装上电话机》：“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可有心思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与牛郎早商议。我去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夸张把握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人接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豪情壮志可以接受，荒唐可笑的牛皮却是不可以接受的。1958年上下比赛吹牛，诗人的夸张似乎可以理解，报告文学作家的夸张却似乎不可以接受，《徐水人民公社颂》放出了许多“卫星”。

三．大跃进文艺的文化功能

1957年的“55万右派”使一大批作家走向“劳动改造”，濒临萧条的文坛需要有生机来填补。“工农商学兵”都参与到“新民歌”和“大跃进文化运动”中，可以达到这样的“繁荣”

“新规范”被1956—1957“百花时代”打扰，“大跃进文艺”以一种文化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坚固着“新规范”，全面淹没着知识分子的文化，“俗”文化彻底战胜了“雅”文化。

第四章走向“文革文字”

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规范之下，1958年产生，其影响一直持续至八十年代。“新民歌”和“文艺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提到“新诗发展的方向”问题，处于偏见或不了解，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