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纹样
商周青铜器纹样
商周青铜器纹样
中国的青铜器艺术，经历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商周青铜器纹饰与王权、神权的结合尤为突出，其神秘、独特、璀璨的艺术特征延续了十多个世纪并营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极浓厚的神秘氛围。从而使它不仅直接作用并支配了那一时代，而且也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及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周青铜器纹样-产生背景
早期人类社会，动物对人具有神奇力量，而人则是被动的。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用青铜器上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也。”周人装饰饕餮纹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知道贪吃必将害己，也暗含着人对猛兽恐惧万分、痛恨不已又无能为力而诅咒它们自食其果的感情成分。这时青铜器纹饰中人形装饰极为罕见，偶尔出现时，也仅处于被动的地位，而饕餮面形常常构成全部装饰的中心，令人望而生畏。狰狞恐怖的纹饰是对命运的恐惧心理在器物装饰上的投射:对异族是恐怖的化身，对本氏族则是战胜恐惧的符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一些猛兽虽然存在却不再像先前那样常出没于人们居住的村寨、城邑。人与动物之间的搏斗逐渐减少，甚至不是猛兽寻人残食，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反映在青铜器装饰上，动物纹饰趋于程式化，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所表现的怪异力量递减，逐渐失去了往日超自然的魔力。青铜器装饰中动物纹仍然保存，已不再具有怪异的力量，或被现实动
物纹、人物纹或几何图案替代。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变化，影响着人对动物的态度。体现在神话中，动物扮演的角色从族群祖先(如子姓与玄鸟的关系，东周的典籍《诗?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到上帝的使者(《说文》中说:“凤，神鸟也”神之使者。)，从先祖英雄的伴侣(如夏后启与两龙的关系，《山海经》说:“启宾天有两龙为伴”。)到为英雄所征戮的恶魔。如果说早期神话中人对动物的态度是敬畏的话，那么后期神话中这种态度已不复存在。这时动物不再是人类祖先的帮忙者，而成为降祸于人、为英雄所驱除斩擒以立功勋的恶魔。“商周青铜器上种种纹样现象，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的幻想。”“商代青铜器的纹样，是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商代装饰艺术家所使用的动物纹样中，大多数都原来有一个土生的和与自然界有关的基础。”工匠们“将主体的动物分割成相等的两半，拼成平面，再将同一动物的身体各部分予以重复;或将甲动物的一部分配合与乙动物的另一部分;或夸张其身体之一部而忽略他部，由此形成各种复杂的纹样。所以，有各种奇异畸怪的形象出现。但题材都是自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取出的”所以说，“饕餮纹所取的物象多是由来有自，取诸常见的鸟兽等物，或近取诸人类的”。
商周青铜器纹样-演变原因
1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的影响表现了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在青铜器上用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从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所表现的怪异力量递减，逐渐
失去了往日超自然的魔力。青铜器装饰中动物纹仍然保存，已不再具有怪异的力量，或被现实动物纹、人物纹或几何图案替代。“商周青铜器上种种纹样现象，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的幻想。”“商代青铜器的纹样，是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商代装饰艺术家所使用的动物纹样中，大多数都原来有一个土生的和与自然界有关的基础。”
2青铜器功能的变化引起纹饰的变革
商代和周初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尤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样与祭祀祖先也有密切的关系。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了。不难设想，青铜彝器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巨睛凝视，阔口怒张，瞬间即可咆哮的动物纹饰，有助于造成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产生震撼人心的威慑力，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力量。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学术争鸣空前繁荣。青铜器的应用则是钟鸣鼎食的组合，已失去彝器和礼器的特性，向生活日用方向发展。青铜器不仅造型依据人的尺度设计，装饰上一反前一时期的简明、质朴，趋于细腻繁茂、灵巧新颖。
商周青铜器纹样-演变过程
乍伯簋商代和周代初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尤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样与祭祀祖先有何关系,《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在回答楚子的问题时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在王孙满看来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了。
不难设想，青铜彝器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巨睛凝视、阔口怒张，瞬间即可咆哮的动物纹饰，有助于造成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产生震撼人心的威吓力，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力量。西周中期至东周初的青铜器则以礼乐器为主，用于“明贵贱，辨等列”“纪功烈，昭明德”。青铜器饕餮纹饰已退居次要地位，装饰形式
也与前期的单独适合对称式不同，多运用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常常一个母题织成带状的连续、反复，整齐中求变化。其一唱三叹的形式，给人有条不紊的节奏、韵律之美。这和礼制观念强调等级与秩序密切联系，也与《诗经》叠章法的表现形式相似，于反复中，强化主旨，加强感染力。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学术争鸣空前繁荣。青铜器的应用则是钟鸣鼎食的组合，已失去彝器和礼器的特性，向生活日用方向发展。青铜器不仅造型依据人的尺度设计，装饰上一反前一时期简明、质朴，趋于细腻繁茂、灵巧新颖。怪异的饕餮纹因不适于装饰日常生活用器，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无角小蛇互相穿插重叠，以四方连续形式展开的蟠螭纹。恰似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纠结蟠绕。这一时期频仍的战争，也使得人们由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类社会及其自身命运，在青铜器纹饰上出现了以独幅绘画的章法表现社会、人事的内容、题材，如宴乐、攻战、采桑等，以剪影的形式组成画幅，生动、富丽，极具装饰性。总之，功能的演变使青铜器器型、纹饰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青铜彝器、礼器及其纹饰，随着其所负荷的政治、宗教意义的丧失而消亡。当虔诚的心理与特定的崇拜观念不复存在时，以饕餮纹为代表的神秘、狞厉的动物纹饰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及青铜器功能的变化，都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商周青铜器纹饰的演变还与装饰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与工匠的创造心理及使用者的欣赏趣味等多种因素相联系。饕餮纹消失了，但其所承载的装饰
观念与审美意识却长久地流动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对后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