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摘要：本文首先对王毓铨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认为朱保炯、谢沛霖把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明代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明代没有纯粹的乡贯。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是“双籍进士”。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进士户籍·籍别·乡贯移民史
一、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1]。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2]，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3]。对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
的划分[4]，或称封建役籍[5]。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与王毓铨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当然，如上所述，对当时多数人来讲，祖居地可能也是其出生地、居住地，但从《索引》数以万计的明代进士的籍贯分析，凡有户籍的必有其役籍；有役籍的也必有其户籍（史料缺载者除外）。反之，止有乡贯的，就找不到役籍。至于户籍、乡贯并有者，其役籍必与户籍并列，而与乡贯不沾边。故“户役役籍所在地”应该是户籍籍贯所在地，不能解读为乡贯籍贯所在地。王先生曾举例永乐十年民籍进士——云南太和县的杨荣和江西泰和县的王嗣先，他把这里的太和与泰和分别当作他们的乡贯[6]。其实，太和及泰和应该分别是杨氏和王氏的户籍（现籍）籍贯（见《索引》第1713、311页），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明人籍贯所在地。
《索引》作者又在“编例”中说明，明代部分进士“仅有乡贯”，并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
江西吉水人解缙为凡例。据笔者粗略统计，这些单籍的明代乡贯进士有2300人左右，约散见于40个科年中。如果这一史料属实，又假设这些进士均匀地分布在全国人口中，根据乡贯进士没有籍别的特征，则意味着明王朝将近十分之一的子民不负担封建役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被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分析，发现，仅洪武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三十年，永乐二年、四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宣德二年等11个科年就有单籍的乡贯进士2140人左右，约占总数的93%，也似乎与这些科年的全部进士等额。这11个科年的进士题名碑可能本身就设有石勒进士的籍别。因本人未见过石碑实物，不便下结论。又查中国古籍善本，这11科的进士登科录和会试录已全部失传[7]，使《索引》作者无法补阙。另有100多人也事出有因。真正可算得上“仅有乡贯”者不过是20余人。这里面，有宗室5人，孔子后裔2人，朱熹后裔1人，剩下的10余人也不排除文献缺载的可能。至此，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所谓的“仅有乡贯”者，绝大部分是缺少籍别记载的户籍进士，区区几个“仅有乡贯”者，可能是享有封建特权，不需要负担任何形式的“役”的皇亲国戚、圣人后代等特殊阶层。这些人，与其说“仅有乡贯”，倒不如说没有户籍籍别——封建役籍。质言之，明代籍贯、地理意义上的“仅有乡贯”的进士是不存在的。故《索引》作者将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
本文将这些籍贯登记中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称之为双籍进士。这一概念是否确切仍可斟酌，但不妨碍对这一现象的叙述和研究。双籍进士下限以州县或卫所为界，但统计时，把卫所籍的都归附在各自所处的州县。为统一和方便起见，即使卫所驻扎的州县，或州县内所在的卫所，只要研究对象著籍户口改动，也按省内流动的双籍进士处理。
由此可见，明代双籍进士的记载，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高学历者的祖先由甲地迁到乙地的线索，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移民。而籍别则能帮助我们了解科举人物的社会结构；对于移民史来讲，则能区分移民的性质——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仍举个大家熟识的例子，明代文学家、天顺八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李东阳的户籍是京城的金吾左卫，籍别系军籍，乡贯是今湖南茶陵。换言之，李东阳的祖先由湖广茶陵迁到北京，并在京师供当军差，属军籍移民。在双籍进士中，像李东阳那样的名人辈出。现按科举中式先后移录成表1，使我们对双籍进士现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在科举史和移民史上有双重研究价值的史料，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顾诚先生虽然对明代卫籍官兵的现籍和祖籍的关系作了深析，但顾是作为明代“人口的迁徒和分布”中的特例来研究的，舍此，他似乎也基本同意王氏的观点[8]。事实上，这种既有祖籍，又有现籍的现象在明代是很普遍的，只不过是明代双籍进士得益于各类科举题名录，使保留的文献记载比其他史料更准确、更集中，也较完整罢了。
表1 明代双籍进士代表人物
资料来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二、明代历朝双籍进士的分布
户籍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朱元璋登基后十分重视户籍的管理工作。洪武三年，即建有包括本户的姓名、地贯、人丁数目、年龄、产业等内容的户口登记凭证——户贴制度。洪武十四年，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更加详密的户籍制度——黄册制度。同时，又确立了保证黄册制度顺利实行的里甲制度。洪武二十年，统治者还制订了用于征税的田亩登记册——鱼鳞图册，使人口统计管理和赋役制度趋于完善。由是之故，明代科举中式者的籍贯登记也比较复杂和繁琐。从《索引》可知，明代进士的籍贯，不仅有户籍，还有户籍、乡贯并有的，户籍又分籍别。从本文统计的资料分析，双籍进士的籍别大致可分为民籍、军籍、匠籍、官籍和其他等五大类。各大类中除官籍外，还有更细的划分，详见表2。
表2 明代双籍进士籍别分类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本表籍别根据《索引》“编例?附表”归类。待考部分系有籍别，且无具体分类者。官籍基本任职于卫所。
表3明代历朝双籍进士分布
资料来源：同表1。
要研究明代双籍进士，首先要了解他们产生和发展的历程。由表3可知，明代双籍进士的时间分布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发轫于洪武。这不仅体现在人数少，而且，大都是近距离流动。11人中除1名祖籍（考虑到篇幅，以下“祖籍”两字一般省略）是省际流动外，其余10人都在省内流动，其中有8人仅在府内流动。其二，成熟于成化。成化朝的双籍进士首次超过了同期进士的十分之一，并接近明代的平均数。这时的移动空间也以跨省为主。其三，弘治至明末长盛不衰。事实上，明中后期，在7个进士中，就有一个是双籍进士。由此也可见对其研究之必要。该表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历朝双籍进士的分布。
但笔者还有些细节，尚须方家析疑。洪武朝共进行了6次科考，且从首次，即洪武四年辛亥科开始，户贴制度已颁布，并在进士籍贯注册中实施，但为何洪武朝的11名双籍进士都产生在洪武十八年丁显榜？此后至宣德的近半个世纪里，又举行了16次殿试，登科者达数千人，却为何没有出现一个双籍进士？这些是否同籍别一样，与明初进士题名碑录石勒不
规范，而相关文献又阙失有关？故关于明代双籍进士产生的确切科年、人数和前期的发展轨迹，尚有商榷的余地。
三、明代双籍进士的地理分布与流向
表4明代各省双籍进士（祖籍）的分布与流向
续表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表内A类省系平均每县进士达到40人的科举发达的省；B类省系平均每县进士在10－20人之间的科举一般的省；C类省系平均每县进士在10人以下的科举落后的省。详见拙作：《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本文撰写时，吸收了陈长文《〈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等成果，对原文中各省的人数等作了若干修正。但由于陈文的人数盈缩正好相等，故总人数不变。明代进士总数指目前能考到姓名者，轶名的不计。双籍
者均按乡贯处理。表内流入合计栏系迁出省合计数加上省内互动数。
1.基本特征
由表4可知明代双籍进士分布与流向的基本特征。(1)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他们的祖先从全国的两京、十三布政司、边缘九镇的700多个州县、卫所迁徒到上述省区、都司、重镇所辖的900个州县、卫所（含若干两京的衙门），另有俩个交趾归附者，几乎涉及到明王朝王化所及地区，也几乎覆盖了明初移民的足迹。这种高学历者前辈迁移分布的广泛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２)北直隶产生的双籍进士最多。河北产生的省外流入的双籍进士达682人之多，占全国省际流动的三分之一，且迁自江浙的又几近半数。这是因为随着永乐迁都，大量外地人口迁入京畿重地。其中，来自江南的富户和南京的文武百官及军卫人员最具活力。积年之后，移民后裔科甲鹊起，对京华的文化繁荣作出了贡献。故明初江浙殷实大户、文化阶层的北迁，虽然有碍本地文化的发展，但对北京这一明清北方唯一的文化中心的形成、南北文化差距的逐步缩小，功不可没。(3)边远省份虽然双籍进士的总数不是最多，移入的绝对值也不是很大，但相对值很大，特别是云、贵、辽诸地区，双籍进士超过了土著进士，这是移民文化的显著体现，也是本文结论部分要重点探析的内容之一。(4)顺向流动和水平流动构成双籍进士的基本流向。由文教发达地区向一般地区和落后地区及一般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的有999人，占省际流动总数的55.1%，三大地区内部水平流动的有642人，占省际流动总数的35.4%，两者相加有1641人，占省际流动总数的90.6%，形成基本流向。而一般地区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向一般地区和发达地区的逆向流动的只有145人，仅占省际流动总数的8%。即使如此，其中还有一些特殊因素。如划入一般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省安徽最多，超过了各省之和。这是因为皖地与科名逢掖的浙、赣、苏三省为邻，教育也较为发达，特别是南部的徽州府是大家公认的人才输出区。再如，落后地区向一般地区流入最多的是北直隶，尤其是京师及附近的卫所驻地，这与流入一般地区的其他省份的普通州县的性质是有区别的。总之，逆向流动非常困难。
2.双籍进士的具体流向
在2821名的双籍进士中，有1009人在省内流动，占总数的35.8%，这里面，又有613人仅在府内流动，占省内流动总数的60.8%，还有一些人甚至在同一城或县内流动。如长洲与吴县，作为苏州府治同城而治；颖州卫在颖州境内。这些州县、军卫进士祖先的著籍户口的改动，说不定离原籍仅阡陌之间，或一街之隔。因此，这种省内的、近距离的流动与省际的、长距离的迁徒对流动者本身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改变及对区域文化的作用不可相提并论。同时，明代乡试和会试的区域分配制，必然会对部分祖上与文化落后地区有瓜葛的科举发达的省份的科举人口的著籍户口产生影响，甚至会出现“冒籍”现象。为此，笔者在全部的双籍进士中又析出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两部分，以便分别讨论。
大家知道，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各省的面积、气候、人口、经济、文化、风尚等不同，教育水准差异很大。然不大为人注意的是，明代各省内部文教发展的不平衡性，比省际还甚。如浙赣苏闽是明代科举的四大省，但辖区内也有14个县没有产生一个进士。相反，文风平平的四川省，尽管平均每县只有10.5个进士，但蜀地境内的内江、巴县、富顺等每县的进士都超过100名，跻身科举最发达的州县。因此，对双籍进士的流向，不仅要进行省际的宏观讨论，还要把讨论的内容延伸到州县。经量化处理，笔者把明代全国各州县的进士分成最发达、发达、较发达、久发达和落后等五个级别，每个级别都有五种流向，则形成25种方位不同的流向。现把统计的结果归纳成表5、6，明代双籍进士祖先省际、省内州县的具体流向就非常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节约篇幅，在此仅对科举最发达（A类）、发达（B
类）州县的流向稍作分析。明代全国有A、B类州县115个。这些仅占全国8%的州县，产生的双籍进士，竟占省际流动的52.5%，省内流动的61.1%，平均55.6%。由此可知，明代双籍进士的流动，主要是这些科举臻于极盛的州县科举人口的输出。所以说，各省双籍进士原籍的分布，不仅处决于每省的人文背景，如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要比江西多，然蜀境内出现的双籍进士江西籍的超过了两湖之和，这是因为明初江西的文教水准明显高于湖广。还体现在即使原籍同属于一个省，也处决于该省内部士气的强弱。如明初迁入皖北的江西移民以饶州府为最多[9]，但由赣入皖的16个双籍进士（全部在皖北）主要来自吉安、南昌及后来由皖南徽州府划入江西的婺源县，无1人来自饶州府。这是因为上述地区的科名远比饶州旺盛。这表明科举发达州县的移民迁入他乡后，至少部份仍与原籍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移民的文化优势在新著籍地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当我们把A、B类州县划成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两块分别观察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具体流向又各自受人才流动规律和科举区域配额政策所支配。
表5 明代双籍进士（祖籍）省际州县的流向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表内A代表进士人数在100以上的科举最发达的州县，全国共39个；B代表进士人数在50-99之间的科举发达的州县，统计数据为73个，考虑到两京的大兴、宛平、江宁双籍进士麇集，都升格为B类，则全国共有76个；C代表进士人数在30-49之间的科举较发达的州县，全国共84个；D代表进士人数在15-29之间的科举欠发达的州县，全国共217个；E代表进士人数在14以下的科举落后的州县，全国共1000余个。双籍者均按乡贯计算。
表6 明代双籍进士（祖籍）省内州县的流向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表内相关含义与表5说明同。
在同一省内，A类州县、B类州县之间的水平流动和B类向A类州县的逆向流动的有351人，占A、B类州县迁出总数616人中的57.0%，形成主流。在C、D、E类州县中，也基本上呈现了这种趋势。这表明，在同一行政区，或乡试、会试的同一卷区内，亦即同一考试政策范围，科举人口向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聚集，套用现代人才学理论，这顺应了人往高处走的人才流动规律，高能聚核、人才共生效应对明代士子同样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考察相同的三种流向，在省际流动中，却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A类州县、B类州县之间的水平流动和B类向A类州县的逆向流动的仅205人，占A、B类州县迁出总数952人中的21.5%，远远少于顺向流动，也明显低于平均流向。至于表内C、D、E类州县向B类州县的逆向流动都相对较多，这是因为双籍进士众多的两京四个附廓县都属B类县，全国各不同文化层次的地区的移民落户京城，这是特殊的政治因素决定的。由于A、B类州县大多来自科举发皇的省份，而迁入的则以科举水平一般或落后的省份为主。这显示，受明代科举区域配额政策的影响，在省际流动中，移民的顺向流动有利于自己在科考上的成功（详后）。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明中下叶，科举发达地区场屋竟争十分激烈，不少应试者往往会主动设法去文化落后，尤其是边远地区入籍赶考。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生产力、文化低下的省份，尤其是边远省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文化水准整体的提升。这一信息的现代启示是：切实可行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会对人才的地理分布和空间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流动者本身来讲，也增加了成功的机会，是“双赢”。这对于今天开发中西部地区制订文教、人才政策不无借鉴意义。
四、明代双籍进士与明代移民史
明代双籍进士作为一种特殊的移民现象，就有必要考察其与明代移民史之关系，即双籍进士祖先移徒与迁入的基本走势与明初大移民的迁移与分布背景是否吻合。同时，又由于“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10]，移民后裔进士的数量与分布，又反过来能衡量移民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唯有如此，该史料的价值和本人的工作才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
在中国移民史上，明代相对较晚，史料较易收集，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就明代移民史研究的科学性、前沿性和全面性而言，当前首推曹树基撰写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以下该书引言，仅注页数），笔者把是书作为参照系，与本文统计的数据和材料进行了初步比较，结论是：各省双籍进士的数量、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基本一致。
首先，双籍进士较多的省与明代移民活跃的区域与流向大体一致。表4中双籍进士迁出最多的苏、浙、赣、皖、晋等省，同时又是明初迁出移民最多或较多的省；而双籍进士移入最多的冀、苏、滇、豫、鲁等五省，恰恰也是明初接受移民最多或较多的地区。双籍进士迁
入的绝对值远远大于迁出、并超过本地“士著”进士的贵州、辽东等，亦是明代徒民迁入者大大超过迁出的区域，相反，几乎没有规模性移民的两广地区，除了苦干双籍进士流入京畿这一特殊地区外，迁入他省者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再说江西，虽然也是一个科举大省，但赣地接纳外省的进士仅8人，处于全国末位。原因是，尽管江西也是一个移民大省，但在明初几乎是一个纯粹的移民输出区，研究者至今似乎还找不到洪武年间有规模的移民进入赣江流域。
其次，凡表4中各省迁出或移入栏比较敏感的数据，大多能从明初移民的视角得到阐释。如作为进士迁出最多的江苏省，又何以成为移入仅次于河北的省呢？这主要是因为以现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作为明初的京师曾大量迁入军籍移民和富民、工匠、官员及其家属。与此关联，江西虽与浙江为邻，然徒入浙地的进士仅2人，为何移植到不相邻的江苏的进士竟达31人呢？这主要由于明初江西曾向京师地区大规模移民。事实上，江西入籍江苏的进士也大半分布在应天府。相反，洪武时期，江西似未向浙江进行过有较大声势的移民。浙江流向江苏与江西的进士也不成比例，其原因也盖出于此。再如，江右移入湖北的进士有39人，超过了鄂地吸收他省进士之和；两湖进入四川的进士也相对可观，这分明是明代移民史上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现象之折射。又如，著籍云南的进士以苏浙皖为主体，当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领的征滇大军，也大都来自吴越。
第三，与一般的自然的移民规律相符。由于谋生、宦游、求学、婚姻、灾害等因素，那些史书无载的、零散的、自发的、近距离的、自然的一般移民，在明代也随时随地都在进行。受当时的经济、交通、文化、风尚、习俗等制约，这样的移民反映在省际迁徒上，往往会选择相邻的省份或交通便利的地区。表4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如江浙之互动、福建之广东、安徽之河南、陕西之山西、四川之甘肃等都属邻省之间的较大规模的流动。而山东之辽东，则借海运之便利。据核，由山左入籍辽东的16位进士，有14位的乡贯在山东半岛及其沿海地区，盖因从胶东半岛登舟抵辽仅一昼夜即可，较之走一般的陆路，要便捷得多。又经考查，由赣入鄂的进士，其原籍与迁入地之间可全部径江河直达，这在以水路和船舶为主要交通方式和运载工具的明代是很自然的事。相反，明代科第四大省之一的福建省，其双籍进士大部在省内流动，外省流入的更少，主要就是受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明初八闽出入的移民均不多。
为进一步考述双籍进士与明初移民之关系，下面，以明代移民最为典型、当代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山西移民与该省输出的进士相比较，作一中观分析。
表7反映明代山西双籍进士迁出地与安介生揭示的明代山西移民输出地的分布大抵一致[11]。如排名前二位的平阳府和太原府，也是三晋移民迁出最多的地区。其中，作为明代移民象征的“大槐树”，就坐落在平阳府的洪桐县。表4山西横向一栏，则反映了山西的进士向各省的迁徒。不难看出，其迁入地与明代山西移民的安置地相似。如迁入山西进士最多的冀、豫、鲁，也是接纳山右移民最多的省。接下去，我们再对迁入山西进士最多的河北省作重点解剖。
表7 明代山西双籍进士（祖籍）迁出地区的分布
资料来源：同表1。
表8 明代山西双籍进士（祖籍）迁入河北的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同表1。
表8显示的数据和排列顺序，也与明代晋民入籍河北的移民情况总体一致。如京城及其顺天府是明代山西移民涌入最多的地区，理所当然，也成了山西双籍进士栖身最多的区域。排名第二、第三的河间府和永平府，同样也是山西徒民的聚集地。不仅如此，安家河间、永平的山西进士的籍别也与移民的性质吻合。河间府是“靖难之役”的主战场，战后，其地几乎成为一个无人区，故重建河间府的山西移民以民籍为主。有意思的是，10个有河间府产生的乡贯属山西的进士，有8个是民籍。相反，地处长城沿线，扼守辽东与华北军事、交通要道的永平府，其徒民带有浓厚的军事移民色彩，在此出现的8个原籍来自山西的进士的籍别，有5个是军籍、1个是在军的官籍，1个待考，载民籍的仅1人而已。这些，与成化后双籍进士占全部进士中的比例与明初移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均接近15%一样，都不是偶然的巧合。
顺便指出，从洪武时期山西移民没有大规模进入北平、永平府，进入河间府的洪武移民也远比永乐移民少，以及现上述地区的香河，抚宁、南皮等“自然村建村时代和原籍”等史料推断，与明代绝大部分地区接受的移民以洪武时代为主的现象不同，流入河北的山西双籍进士大抵是永乐移民的后裔。
此外，双籍进士的史料价值还可体现在一些移民个案或相关研究上。
如有研究者认为，明初向苏北的移民主要来自苏州。尽管这一观点的论证主要建筑在传说上，但一些苏北地区在新编方志中也称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苏州阊门。对这种近人对明代苏北移民附会苏州的现象，曹树基先生曾作过厘定，认为明初迁入扬州、淮安两府（徐州府的移民以北方为主）的移民来自苏州府及苏南各县（含崇明）约占四分之一强，否定了苏州主体说。但曹先生的工作主要通过辨伪来证明明初苏北移民不可能以苏州为源泉。然他自己提出的“四分之一说”，“由于缺乏资料”，仅是“简单的推测”，鲜有正面论述的证据。现在，通过双籍进士的考察，可以支持他的结论。据统计，明代入籍淮扬（不含内部流动）的移民后裔的进士有45人，其中，苏南各府13人（苏州府6人，但附廓县吴县、长洲无1人），也正好占四分之一强。其他主要来自浙、赣、皖等省，也与曹先生的推测较为接近。不过，根据当时苏南名府的文化水准和地理条件，苏南地区进入苏北的移民应该比其他地区的移民更容易在科举上出人头地。故根据双籍进士的分布推测，进入淮扬两府的明初移民不可能以苏州府为主，苏南籍的还可能在四分之一以下。至于迁入苏北的移民以“苏州城内的居民占主要部分”的观点[12]，更是从何谈起！
再如，目前明代移民史工作者收集的移民原籍资料以民籍为主，“军卫人口的原籍大都不详”，以致研究者“恕不论及”。而双籍进士以卫所军人为主体，且原籍和在卫立籍地一一对应，记录的人数比民籍要完整。故双籍进士中有关卫所军人的各类信息，对于明代军籍移民研究者来讲是喜出望外的。如曹先生在做明初苏北移民原籍的考证时，没有获得一条来自军籍的信息。可在淮、扬、徐三府（含内部流动）的56个双籍进士，属于军事移民性质的
有25人，他们来自全国苏、赣、浙、闽、晋等5个省，昆山、吉水、余姚等20个县，涉及陈、尹、丘、林等20个姓氏，分布在苏北3个县和8个卫所里。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明代苏北军籍移民原籍分布之眉目。亦用山东德州两卫有23个双籍进士（德州无1人）的记载，同样可蠡测明初德州军籍移民原籍之分布及“移民主要是军籍移民”观点之不谬。
又如，从双籍进士中商籍进士仅由福建莆田定居江苏江都的万历三十五年的郑茂华1
人推知，近几年，学术界对明中下叶商人的政治文化地位可能作了偏高的估计。
五、结论与讨论
最后，拟对上揭现象作一初步的分析和总结，并展开相关的讨论。
（一）双籍进士是明代文教政策和移民政策的产物
1、举额的区域分配制。明初，殿试登科人数南方人仍占压倒优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政府尝试推出南北举额分配制。宣德二年（1427），正式行成礼闱中式南、北、中卷分额录取的制度。大概说来，浙、赣、闽和苏南并淮、扬及皖南、湖广、粤省属南卷区；其余大都归入北、中卷区。会试分地录取的实施，实际上保证了北、中卷所在的地区在全国进士中占应有的比例。这有利于朱明王朝的国泰民安和儒学、礼教及文化的普及。由于北、中卷区同时也是明初移民的主要迁入地，故分区定额取中制也为北、中卷区的明初移民后裔问鼎科甲提供了前提。否则，明代甲科将被浙、赣、苏、闽四省所垄断，在北、中卷区的移民后代春闱中额谈何容易！
2、移民文化性质上的顺向流动。一般地说，同一时代，若移民文化是水平流动，则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流动，影响较大，一般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流动影响就小。若是垂直流动，则文化发达地区向一般地区或落后地区的顺向流动，影响就大，反之，逆向流动，影响就小。明初，移民的主体是文化蛰伏的黄河流域。这一地区之间的移民，对文化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反，像江、浙、赣这种人文荟萃的省份，向文风式微的华北平原的移民，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向文化落后的云贵高原等边远地区的移民，则这些地区的文化就会产生质的飞跃。故明初浙、赣、苏南、皖南向边卫地区和京城、皖北、苏北的移民，为明中下叶至清移民文化的大放异彩创造了条件。若没有明初朝廷发起、组织的这种文化性质上的顺向移民运动，也不会出现成化以后全国7个进士中就有一个双籍进士的景观。当然，移民文化性质上的顺向流动，其成效非积代累世之功难成，也不是在每个地区都能凸现，更不能对应某个具体的家族和人物。但文化消沉的地区一旦勃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如清代长江以北三个成就最显著的地域文化——宣南（北京）文化、桐城文化和扬州学派，无一不是典型的明初移民文化性质上顺向流动的区域。
3、卫学的建立。会试的区域配额政策和移民文化性质上的顺向流动，为定居北、中卷等区的移民从事举业创造了条件。但要使移民真正在科考上探杏折桂，还得依赖教育。可边卫地区的文教向来落后，两京虽然学校较多，质量也尚可，但密集的卫所使军人子弟接受儒学熏陶仍是个难题。明代卫所儒学的建立，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早在洪武时期朝廷就在大宁、辽东等地开设卫学。正统年间，随着承平日久，天下卫学较为普及，这就为以移民后裔为主角的军卫子弟和卫辖的民籍士子读书应试创造了直接的条件。虽然卫学的教育质量很成问题，但相对于北、中卷区的州县儒学，差距不是很大。若没有卫学，不要说边远地区，就是南北两京的人文水准也要大打折扣。
由于双籍进士的产生受以上三方面的制约，加之在生产力低下的明代，移民在文化上发迹，一般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所以，明中期的流民运动和后期的工商业移民，与明代双籍进
士的分布，几无关系。遗憾的是，在明中下叶，当开发较晚的西南边陲数以百计的土著廷对折桂，越来越多的军卫子弟弃武从文，甚至连宗室人员也以科目为出路时，明初百万山后南归的（第222、242、330页）、曾占北京城入籍的民籍居民三分之一的蒙古人（第331），却在明代数千名双籍进士中似乎找不到踪影。联想到时人对达人“施施自得”，“不劳其力而坐享其有”的疏陈[13]，两者之间是否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二）双籍进士的作用与影响
纵观历史，由于边疆地区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汉人“一般不愿迁住边区，一有机会就返回原籍”[14]。然与历代不同，明初迁入边区，特别是西南和辽东的“军人及其家属大多于当地安家落户，成为土著”（第5页）。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明廷为戍守边关的军人及其子弟就地营造了一个能蕴育出各级文职官吏的壤，藉此，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留住了。如果没有这一措施，军士武臣就有可能重蹈历史之覆辙——想方设法回原籍……所以说，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特别是发往边疆的军籍移民后裔举人、进士的涌现，为边疆国防的巩固、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及北京文化重镇的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加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双籍进士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1、填补科举人物空间流动研究的空白。自20世纪中叶以来，潘光旦、费孝通、张仲礼、何炳棣、肃启庆、吴建华、刘海峰、于志嘉等中外学者，对科举的社会流动都作过比较深入的探索。但先哲时贤大都从家世、“脚跟”包括功名、仕途和经济成份等考察中式者的流动，即科举人物的社会垂直流动或水平流动,部分涉足城乡流动[15]。但专门从空间流动的视角进行研究的似尚无先例。而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其他人物流动的探讨，似远不如科举人物。同时，欧美诸国对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也主要选择17世纪以后的课题”[16]。因此，本问题的提出，不仅将填补科举流动研究的空白，而且，从高级人才祖先流动的年代之早、时间跨度之久、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料之权威及记载之完整而言，《索引》提供的双籍进士的史料，在世界人才（祖籍）流动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2、拓展明代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虽然，顾诚、葛剑雄、曹树基在上引大作中都曾提及过明代移民后裔对新入籍地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产生了一批科举人物，甚至已点到会试分区取中与移民的关系。但是，对明初移民后辈进士群及其原籍的分布进行专门研究的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本文的研究表明，双籍进士与明初大移民息息相关，而且，两者可互为佐证，相得益彰。明代移民史研究为双籍进士的探索提供了历史背景和宏观视野；双籍进士的具体流向和个案分析，能为明代移民史的深耕熟耘贡献新的史料和思路，推动移民史研究的进展。
[1]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
[3]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3页。
[4]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
年版，第18页。
[5]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
[6]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
[7]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史部?贡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8]顾诚：《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9]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3页。
[10]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11]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12]吴必虎：《明初苏州向苏北的移民及其影响》，《东南文化》1987年第2期。
[13]李文达：《达官支俸疏》，《明经世文编》卷36，中华书局影印，1962年。
[14]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版，第145页。
[15]参阅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清华大学）4卷1期，1947年；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十一辑；肖启庆：《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汉学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年；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于志嘉：《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科举与任官》，《东洋学报》第71卷第3、4号，1990年。
[16]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
高一历史明清对外贸易
第27课明清对外贸易 复兴高级中学朱文波 [教学目标] 1. 知道明朝从海禁、朝贡贸易到开放海禁；清朝从海禁到开禁再到闭关；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势力东来并建立起以澳门为中心的国际贸易航线、以马尼拉为中转站的太平洋丝绸之路等重要史实。 2. 完成“文献选读”、“读图学史”等栏目，初步掌握从历史文献、图片中解读历史信息的方法；讨论分析“明清对外政策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和后果”，阅读相关史料，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和“论从史出”的意识。 3. 认识到对外开放交流促进国家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反之，闭关锁国只能导致闭塞与落后，进一步拉开与世界先进地区的差距。 [重点与难点] 重点——明清海外贸易的走向（海禁——开禁——闭关）及原因和后果 难点——朝贡贸易的概念、特点 说明： 1. 本课内容呈现了明朝的海禁、朝贡贸易到开放海禁；清朝从海禁到开禁再到闭关；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西班牙势力东来并建立起以澳门为中心的国际贸易航线、以马尼拉为中转站的太平洋丝绸之路等重要史实。在这些重大史实的背后，其实从对外关系上折射出了明清这一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阶段的又一社会特征：即对外政策由开放逐渐发展到闭关自守。因此本课的教学一者要帮助同学梳理和了解明清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二者是要引导学生把明清对外政策放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以及世界大背景去定位，理解明清对外关系的时代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影响。因此，明清海外贸易的走向（海禁——开禁——闭关）及原因和后果应列为本课教学的重点。 2. 在具体教学设计过程中，本课的相关史实对学生而言是比较生辟难懂的，尤其是朝贡贸易，因此朝贡贸易的概念、特点应是本课的难点所在。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摘要：本文首先对王毓铨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认为朱保炯、谢沛霖把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明代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明代没有纯粹的乡贯。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是“双籍进士”。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进士户籍·籍别·乡贯移民史 一、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1]。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2]，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3]。对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 的划分[4]，或称封建役籍[5]。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与王毓铨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当然，如上所述，对当时多数人来讲，祖居地可能也是其出生地、居住地，但从《索引》数以万计的明代进士的籍贯分析，凡有户籍的必有其役籍；有役籍的也必有其户籍（史料缺载者除外）。反之，止有乡贯的，就找不到役籍。至于户籍、乡贯并有者，其役籍必与户籍并列，而与乡贯不沾边。故“户役役籍所在地”应该是户籍籍贯所在地，不能解读为乡贯籍贯所在地。王先生曾举例永乐十年民籍进士——云南太和县的杨荣和江西泰和县的王嗣先，他把这里的太和与泰和分别当作他们的乡贯[6]。其实，太和及泰和应该分别是杨氏和王氏的户籍（现籍）籍贯（见《索引》第1713、311页），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明人籍贯所在地。 《索引》作者又在“编例”中说明，明代部分进士“仅有乡贯”，并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
中国古代的移民
中国古代的移民 四川省三台中学王俊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在各民族、各地区的长期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和升华。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远离故土的移民，与当地人民一道，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一中国古代移民的方向及原因 （一）从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迁往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 在古代历史上，伴随中原地区每一次战乱，黄河流域的人民就开始迁徙，他们中大部分迁向南方，但也有少部分向北方迁去，比较有影响的有唐末和元初。前者在安史之乱后一直持续到北宋初期，在唐朝的北部边境的居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北迁，这些人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契丹族的发展；后者是从南宋到元朝初期，中原人大量迁徙边疆，这次迁徙，形成了我国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另一种情况，为了巩固边疆，封建政府有组织地移民边地。最有代表性的是秦朝向河套地区的大量移民，比如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汉承秦制”，继续奉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这些措施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既巩固了西北边疆，也带去了中原的先进技术，促进了河套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明初,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也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从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迁往人口稀少的江南地区。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故道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至秦、汉之际，此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大体保持在80%左右。东汉末年至三国末年前后九十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多，此地区人民纷纷向相对安定的南方逃亡，使中原户口，十不存一。 发生在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第二次造成了中原人民大量南移。这次战乱虽仅持续七年(755-763年)，但中原地区人民南迁并没有因战乱的结束而终止，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国时，南迁的中原人民仍相望于道。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的南迁，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现均衡的状况。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再次导致中原人民南迁，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与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相伯仲，其结果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北方，最终完成了中国人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从此中国社会便进入南
云南省红河州2020年高三毕业生第二次复习统一检测文综历史考试试题 含解析
2020年红河州第二次高三毕业生复习统一检测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 第I卷（选择题） 一、选择题：本题共35小题，每小题4分，共14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考古发现，西周大多诸侯国的青铜器皿上出现了与周王铭文书写极为相似的文字形式，这不仅在黄河中下游诸侯国出土，而且在南方的吴、越等诸侯国也多有发现。这表明当时A．民族融合趋势日益加强B．周天子加强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C．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认同D．工官制下对产品实行标准化生产 25.“开芳宴图”是宋金墓葬中常见的装饰图象，它主要用来表现墓主人夫妇和睦与恩爱。其构图大多是夫妻二人端坐桌前，侍从奴仆左右侍奉，营造出墓主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 A．经济水平的发展B．儒家思想的影响 C．绘画技术的进步D．政治权力的干预 26.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对于基层乡村治理都十分重视。表1为部分朝代有关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这表明 A．乡村军事职能日益增强B．基层行政效率得到提升 C．君主专制得到显著强化D．乡村自治功能逐步减弱 27.据史料记载，两宋时江浙地区曾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区，大量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但到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粮食已不能自给，几乎每年要从湖广、江西等地调运大量粮食。对此现象解释最合理的是，明清江浙地区 A．经济结构发生变化B．农业生产技术渐趋衰退 C．自然经济开始瓦解D．政策调整导致人口剧增 28.下图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上刊载的一篇关于“哈德门”牌女士香烟的广告。这反映了当时
A．民族企业积极采用舆论宣传B．经济呈现出半殖民地色彩 C．民国成立推动社会习俗转变D．女性成为烟草业消费主体 29.《天演论》的出版，一石激起千层浪。1906年《民报》主要撰稿人胡汉民评价《天演论》：“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这反映了 A．《天演论》催生国人民族观念 B.维新思想已逐渐走向成熟 C.“物竞天择”观念受民众推崇 D.“进化论”助推革命浪潮 30.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历史学家将研究重点集中到来金、宋元之际、明清之交、晚清等异族入侵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做法的目的是 A．树立民族自信心B．吸取历史教训C．探寻抗战的方法D．抨击日本侵略31．表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进程 表2可以说明当时中国 A．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高速发展B．对外开放面临强大的阻力 C．经济体制改革在探索中前进D．经济体制改革中争议很少 32.梭伦改革的措施包括：奖励国外技工迁居雅典，对携眷移民给予公民权；禁止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粮食出口。这些措施 A．提升了平民的经济地位B．体现了工商业奴隶主的要求 C．扩大了雅典的民主范围D．促使雅典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33.下图为近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这三幅作品都体现了 A．理性主义精神B．现代主义精神C．批判主义精神D．现实主义精神 34.二战结束后，美困本来计划在日本推行全面社会改革和非军事化政策，但很快又决定发
近代东北移民历史
东北的历史就是２００年左右的移民史，明朝以前的东北大概只到现在的辽阳。满清入关时，满族总人口不足二十万，能打仗的不过七万人。而明朝有两亿人，由于李自成以及袁崇换的冤案，离间了很大一部分汉人，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如麻，当地百姓更是自发的帮助满清灭了张氏。可见满清入主中原，主要是汉人的功劳，否则，就是他人口再涨十倍也无法征服大明。抗击满清主要是在辽东和长江中下游。当年袁崇换实施“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保辽土”策略，训练“关宁铁骑”，屡挫满清，宁远（今辽宁兴城）一仗，奴尔哈赤三千铁钾军全军覆没，并为此送了命，而宁远城内参战的竟有７０％是百姓。可见从明朝开始，戍边的移民已经对国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满清政府为了防止东北进一步汉化，阻止向东北大量移民。真正的移民开始于清末民明初，这一点北洋政府尤其是张氏父子（张作霖、张学良）功不可没。到２０年代中期，张氏父子实行“整军精武，励精图治”的政策，开矿山、修铁路、建银行、办学校，在北满（黑龙江）积极屯军垦（东北军垦的经验被毛泽东全盘吸收了），只用了１０年时间，东北的经济在中国举足轻重，铁路８５％国有化，电信设备９８％国有化，而此时中国大江南北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到广州铁路和电信设备９５％都控制在洋人手里，象样的民族工业极其有限。东北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北大的六倍，约３０００现大洋，超过总统段其瑞，１９２７年可以生产马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北欧的设备），１９３０年亚洲第一部带空调的火车在大连诞生。所有这些成就令国人羡慕，国父孙中山曾深刻地检讨过：“搞三民主义这么些年，民生竟还不如东北的张氏父子”。很多人说东北的繁荣是日本人的功劳，其实这太高看日本人了，１９２９年，日本人也承认，不用半年，满铁的股份就会全部落入中国人手里，而当时苏联经营的中东铁路，更是苟延残喘，也正是因此才引发了３０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急于收回中东铁路而酿成军事冲突。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很少，唯一的“投资”是军事上的，但后来又发现被张作霖欺骗而反目成仇。日本占领东北以后，确有不少投入，但大都以战养战，东北百姓没享受到什么好处。出于政治原因，２０年代的东北开发史某种程度一直被隐瞒，致使不少中国人甚至东北人也并不了解东北当时的成就，竟把东北经济的光环儿错误地套给了日本人，张大帅九泉之下岂能瞑目。幸好现在有些资料也逐步公开，我们多少也能知道些事实真相。 再往下谈谈东北移民对近代中国政治深远影响。这一点也是本文的重中之重。由于东北成功的开发史，使得东北三省政治态势来发生了几千年都没有过的质的变化。由于北洋政府和张氏父子有组织、有目的地、整车皮地从山东、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近似疯狂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使得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这对俄国和日本的满洲战略是致命的打击。九一八后不久，日本就有组织地以每年三十万人的速度向东北移民，但截止到１９４５年，东北的中国移民多达四千五百万，而日本人只有二百六十万，尽管他们已经成为东北最大的少数民族。２０年代，日本曾公开唆使大量韩国人移民到吉林，与东北的移民对峙，最终导致吉林“宝山路”事件，使得朝鲜人至今和东北人存在隔阂。２０年代根本就不存在吉林延边地区，这是日本为阻止东北中国化而从朝鲜移民认为造成的。有些历史问题，鉴于民族政策的敏感性，至今也不能真相大白。在此声明，本人对朝鲜族同胞没有任何恶意。由于这几千万的东北移民，使得日俄的所谓“满洲问题国际化”成为镜花水月，在四十年代日本曾想利用满汉情结离间东北人和关里的中国人，至于满族人如何表态我不甚清楚，但东北的汉人是不吃这一套的。１９４５年，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之所以放弃了吞并吉黑两省的野心，就是因为这些抡锄头把子的山东、河北的老乡已遍布东北三省的每个省市和村落，老毛子为时已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成功地从以军事手段从关里打到关外，这最后一次却是让憨厚、朴实的中国农民彻底征服了白山黑水，直倒黄龙。中国当时有什么，没好枪，没好炮，没好政府，没好军队，唯一的资源就是人。
明代徽州进士表
明代徽州进士表 宋长琨 姓名字号年号及第年份县份乡里户籍行实出处江崇时洪武四年辛巳歙县牌头乾隆县志 胡昌龄太冲洪武十八年乙巳歙县歙城典故纪闻 程善复初洪武十八年乙巳婺源在城江南通志 程源洪武十八年乙巳婺源江南通志 任亨泰古雍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休宁鼓楼下明史吴伯宗传郑道同好问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歙县长龄弘治府志郑潜传汪回学颜洪武三十年丁丑休宁万安弘治县志 唐吉祥彦祯建文二年庚辰歙县槐塘民籍弘治府志 朱元贞粹夫建文二年庚辰婺源香田民籍弘治府志 金辉士辉永乐二年甲申休宁珰溪康熙府志 汪献惟臣永乐二年甲申休宁洪方新安名族志 俞士真还白永乐二年甲申婺源汪口江南通志 汪良士时彦永乐二年甲申婺源大畈新安名族志 王士真永乐二年甲申婺源城北江南通志 汪景明永乐二年甲申黟县横冈江南通志 汪彦纯永乐二年甲申黟县南屏江南通志 胡文郁永乐二年甲申黟县潭口民籍江南通志 汪善存初永乐四年丙戌歙县潜口江南通志 汪澍汝霖永乐四年丙戌黟县黄陂江南通志 方勉懋德永乐十三年乙未歙县潜口上市民籍弘治府志 郑行简汝敬永乐十三年乙未歙县郑村民籍江南通志 张文忠季立永乐十三年乙未婺源甲道民籍江南通志 王俊得大本永乐十三年乙未黟县东珠川民籍弘治府志 胡永兴彦隆永乐十六年戊戌祁门赤桥康熙府志 谢志道士先永乐十六年戊戌休宁安岐新安名族志 王圭永乐十六年戊戌黟县丰溪江南通志 周昌文昌永乐二十二年甲辰祁门南门道光府志 叶蓁永茂宣德二年丁未歙县新州弘治府志 杨宁彦谧宣德五年庚戌歙县歙城民籍明史本传 吴宁永清宣德五年庚戌歙县莘墟民籍明史于谦传 程宪伯度宣德五年庚戌婺源城西民籍弘治府志 汪敬益谦宣德八年癸丑婺源城西民籍弘治府志 方贵文本忠正统元年丙辰歙县中塘民籍江南通志 程思温叔玉正统元年丙辰婺源种德坊民籍明史王佐传 康汝芳仲实正统元年丙辰祁门曲坞民籍康熙府志 程信彦实正统七年壬戌休宁陪郭民籍明史本传 许仕达廷佐正统十年乙丑歙县许村民籍明史曹凯传 李友闻进明正统十年乙丑祁门北隅民籍弘治府志 胡深文渊正统十年乙丑祁门城东民籍江南通志 杨宜彦理正统十三年戊辰歙县歙城民籍江南通志
五个著名的历史典故
十五个著名的历史典故
一、高山流水 春秋时俞伯牙工琴，琴曲托意摇深，常人难解，仅钟子期能赏。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赞曰：“善哉，娥峨兮若泰山。”伯牙旋又志在流水，钟子期叹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 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后来钟子期去世，伯牙痛失知音，废琴终身不弹。后人遂以“高山流水”喻知音难遇，也指乐曲绝妙。
二、庄周梦蝶 战国时哲学家庄周主张是非齐一，物我两忘。《庄子》中有一寓言申喻此理：庄周梦见自己化作一只蝴蝶，翩翩飞舞，怡然自乐。梦醒以后，自身依然是庄周。因此说，不知是庄周化为蝴蝶呢，还是蝴蝶化为庄周。后世遂以“庄周梦蝶”比喻人生如梦幻，难以究诘。 唐李商隐名作《锦瑟》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诗中额联即用此典。
三、倾国倾城 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曾在武帝前作歌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古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复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无限神往，叹息良久曰：“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进言，谓李延年有妹，姿容绝代，妙丽善舞。 武帝召见，纳入后宫，即后来深受宠幸的李夫人。“倾国倾城”一词，即用以形容女子美貌绝伦，文学作品中引用甚多。
2020届安徽省淮北市高三一模考试历史试题(解析版)
2020届淮北市高三一模考试 历史试题 注意：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请同学们在答题卷上答题。 第Ⅰ卷（选择题共48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4小题，每小题2分，共48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在殷人的眼中，只有通过虔诚的祭祀才能获得“上帝”的眷顾而统治长久，而以周公为代表的周族却认为，天神是无私的，以“道德”作为赏罚标准，君主必须“保民”才能“以德配天”。这表明（） A. 治国理念发生变化 B. 神权王权实现结合 C. 德治传统已经确立 D. 神的地位发生动摇 2．据《管子》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的城市布局是“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考古资料也显示，洛阳东周故城内还有大量农业用地。这说明当时（）A. 城市严格依据职业规划布局 B. 农业仍是城市重要经济部门 C. 出现了后世坊市制度的雏形 D. 城市职能以工商业经济为主 3．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弃儒生建议的简单质朴的原始祭山仪式而不用，而是亲自登上泰山（位于今山东）之巅，并立石歌颂其德“明其得封也”，由此开创了中国古代封禅泰山的祭天大礼。秦始皇意在（） A. 打击儒生推行文化专制 B. 确立新的祭祀上天礼仪 C. 彰显皇权来源的正当性 D. 加强对山东地区的统治 加入试卷解析考情纠错收藏 4．东汉士族多以经学世家面目出现，唐朝高门士族对文学日趋重视，士族家族遂由经学世家一变而为文学世家。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 儒家经学已丧失了正统的地位 B. 皇权对门阀士族的打击 C. 科举考试使选官标准发生变化 D. 庶族地主影响力的提升 5．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民间在订立买卖、租佃、借贷、雇佣契约中往往有“先和后可，乃为券书”“两共对面平章为定”（平：协调；章：明确）的语句。这反映民间契约的订立（）A. 不受官府的控制和约束 B. 强调双方协商一致原则 C. 完全符合双方各自意愿 D. 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产物 6．唐初史家认为契丹族“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而辽朝史官在修撰的《实录》《国史》中，则认为契丹族出于黄帝之后。元人撰修《辽史》遵从唐代观点，指出“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本同出也”。这说明（） A. 儒家华夷之辨的观念已被彻底打破 B. 契丹族为黄帝后代的可能性更大 C. 多元一统的民族认同意识不断增强 D. 契丹族的族源无法得到准确判定 7．明朝后期，中国九成的糖产于广东和福建；浙江北部绝大部分土地都种植喂蚕桑树；松江和苏州等地以盛产棉花而著称。这种现象（） A. 促进了跨区域商业贸易发展 B. 打破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C. 不利于封建国家的粮食安全 D. 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8．明清之际的儒学家们，对泛滥已久的王学末流抨击甚为猛烈，在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强大潮流，如顾炎武不仅在理论上把王阳明视同禅学并大加挞伐，甚至把明朝的覆亡看作是王学
明代广东进士表(1)
明代广东进士表 宋长琨 姓名县份及第 年号 年份甲第名次 府（罗定 州归入 肇庆府； 连州归 入广州） 何子海番禺洪武四年三甲93 广州陈玄东莞洪武四年三甲38 广州梁临新会洪武四年三甲9 广州梁安高要洪武四年三甲69 肇庆张寿龄保昌洪武四年三甲23 南雄陈绶南海洪武十八年二甲28 广州劳士宽南海洪武十八年二甲106 广州张观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49 广州朱革庆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128 广州姚观文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144 广州周尚文香山洪武十八年三甲130 广州戴云连州洪武十八年三甲158 广州李文善高要洪武十八年三甲36 肇庆谭彦芳高要洪武十八年三甲101 肇庆卫善初四会洪武十八年三甲45 肇庆陈迪四会洪武十八年三甲143 肇庆黄敬中曲江洪武十八年三甲54 韶州甘友信保昌洪武十八年三甲109 南雄蔡福南海阳洪武十八年三甲 3 潮州林逊潮阳洪武十八年三甲176 潮州黄子平茂名洪武十八年二甲26 高州林昶吴川洪武十八年三甲83 高州林宗浦徐闻洪武十八年三甲113 雷州顾諟吴川洪武十八年高州郑镕吴川洪武十八年高州廖谟海康洪武十八年雷州米稚清远洪武二十一年三甲25 广州张广扬德庆州洪武二十四年三甲 5 肇庆杨壁海阳洪武二十四年三甲10 潮州何测文昌洪武二十四年二甲11 琼州谭源番禺洪武二十七年三甲 2 广州梁熙新兴洪武二十七年三甲40 肇庆蒋资化州洪武二十七年二甲10 高州李瑹化州洪武二十七年三甲25 高州符铭琼山洪武三十年春三甲26 琼州
余存谅高要建文二年三甲62 肇庆梁成信宜建文二年二甲11 高州李仲芳南海永乐二年三甲171 广州潘帱南海永乐二年三甲172 广州罗亨信东莞永乐二年二甲84 广州翟溥福东莞永乐二年三甲229 广州孔泰初高要永乐二年三甲26 肇庆谢升高要永乐二年三甲92 肇庆梁致恭高要永乐二年三甲173 肇庆萧九成高要永乐二年三甲327 肇庆罗英高要永乐二年三甲340 肇庆冯高新兴永乐二年三甲106 肇庆张昌罗定永乐二年三甲107 肇庆陈哲曲江永乐二年三甲296 韶州邓得麟乐昌永乐二年三甲370 韶州翟彦荣归善永乐二年三甲356 惠州陈玄海阳永乐二年三甲50 潮州黄嘉海阳永乐二年三甲206 潮州陈季芳潮阳永乐二年三甲207 潮州容善茂名永乐二年三甲16 高州周益茂名永乐二年三甲71 高州李祐茂名永乐二年三甲177 高州颜宝茂名永乐二年三甲273 高州伍玉茂名永乐二年三甲282 高州吴志盛茂名永乐二年三甲316 高州张贞茂名永乐二年三甲324 高州梁瑶化州永乐二年三甲264 高州黄本固海康永乐二年三甲72 雷州吴谦海康永乐二年三甲113 雷州林现海康永乐二年三甲223 雷州林文亨海康永乐二年三甲313 雷州陈颖合浦永乐二年三甲123 廉州林森合浦永乐二年三甲125 廉州周英合浦永乐二年三甲312 廉州唐舟琼山永乐二年三甲85 琼州陆普任琼山永乐二年三甲275 琼州石祐琼山永乐二年三甲347 琼州洪溥澄迈永乐二年三甲221 琼州陈日新高要永乐四年三甲84 肇庆陈道同四会永乐四年三甲8 肇庆黎常新兴永乐四年三甲63 肇庆梁智德庆州永乐四年二甲20 肇庆黄斌曲江永乐四年三甲47 韶州周岐後博罗永乐四年三甲22 惠州
洪武移民山东知多少
洪武移民山东知多少 一、前言 山东地区是中国历代以来一个人口稠密及经济发达之区，纵然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乱，洪武年间山东的人口密度，约为河北及河南两省的1.5倍。此地区应为人口迁出区，不过，洪武年间山东却是明太祖移民政策的接纳区，无论是军籍移民或民籍移民。山东的人口分布呈现东密西稀的格局，位於山东西部的东昌府成为洪武时期山东主要的移民迁入区，造成山东西部人口稀少的原因，不外乎此地区为元末明军北伐之战区，就是归咎於元末发生的天灾。不过，明初亦有几处收获较丰的地区，永乐十年（西元1412）江西与山西分别进嘉禾，代表这两地区年熟之象，故明初迁民，山西籍移出最多。 明洪武初期的移民主要目的为安抚元末群雄的降兵降民、蒙古官兵与塞外边民，迨至洪武后期则是希望尽快恢复农村经济，促进社会繁荣，以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这两种移民政策虽都有移民迁入山东，然而，洪武后期才是山东地区出现大规模移民的时期，因为就《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山东真正规模性的移民似乎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后才展开。明代经过洪武时期的移民垦荒政策，土地生产力恢复，加以政治升平，纵使经过「靖难之役」，明成祖亦延续太祖的移徙政策，致使全国各地人口急速的攀升。不过，就山东全省而论，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嘉靖五年（1391－1526），山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3.1‰。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十八年这两百年间（1391－1590），明朝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在6‰以上，山东这样的人口增长率与其相比显然偏低。山东地区人口增长缓慢主要是明代中期登、莱两州人口减少所造成，此二府人口减少主要是居民跨海迁入辽东半岛，由此可见，山东在接受移民迁入的同时亦有人口向外迁出。 二、东昌府的山西人 洪武初年北方边境俘获的将士和降民大都被迁往政治要地，东昌府则是山东例外地区之一，这说明东昌府的空旷与萧条。位於山东西部的东昌府不仅接受邻近省份的移民也同时接纳来自山东东部青、莱及登州的移民。东昌府的移民中除了山东境内的人口流动有明确的数量记载外，对於山西人的移入记载往往依附在河北及河南的记载中，以致无法得到正确的数据。洪武年间东昌府接受移民的时间，从地方志的乡土资料是延续不断的，如果使用「以县为单位平均分配」的方法加以揣测统计可得知从洪武二十二年到二十八年（1389－1395），东昌府接受了6686户山东东部的移民，剩余22376户为山西移民，约合111880人。以《民国．茌平县志》记载为例，移民的原籍方面，山西移民与山东东三府移民之比为20：7；再者，洪武年间，土著9里，占总屯、里数的25％，即代表土著人口占总人口的25％，而土著村庄仅占自然村总数的5.8％，造成人口数与自然村比例差异如此大的原因可能是：1、村庄大小不同；2、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户口中已包含一批较早迁入的移民；3、有一些移民未被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口所包括。由土著里（社）与移民屯数量推测，洪武年间东昌共有40170户，约合200850人，接受移民总数约29840户，合147400人，约占总人口的73.4％；土著约10690户，合53450人，约总人口的26.6％，可见东昌府是一个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区。 三、兖州府：西部重建东部补充 （一）、兖州西部
国人应该知道的15个历史典故
国人应该知道的15个历史典故 导读：国人应该知道的15个历史典故 1、高山流水 春秋时俞伯牙工琴，琴曲托意摇深，常人难解，仅钟子期能赏。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赞曰：“善哉，娥峨兮若泰山。”伯牙旋又志在流水，钟子期叹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后来钟子期去世，伯牙痛失知音，废琴终身不弹。后人遂以“高山流水”喻知音难遇，也指乐曲绝妙。 2、庄周梦蝶 战国时哲学家庄周主张是非齐一，物我两忘。《庄子》中有一寓言申喻此理：庄周梦见自己化作一只蝴蝶，翩翩飞舞，怡然自乐。梦醒以后，自身依然是庄周。因此说，不知是庄周化为蝴蝶呢，还是蝴蝶化为庄周。后世遂以“庄周梦蝶”比喻人生如梦幻，难以究诘。 唐李商隐名作《锦瑟》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诗中额联即用此典。 3、倾国倾城 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曾在武帝前作歌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古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复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无限神往，叹息良久曰：“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进言，谓李延年有妹，姿容绝代，妙丽善舞。
武帝召见，纳入后宫，即后来深受宠幸的李夫人。“倾国倾城”一词，即用以形容女子美貌绝伦，文学作品中引用甚多。 4、凌波微步 曹操之子曹植，才高八斗，文名卓著，而在长兄曹丕当政以后，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他的《洛神赋》是一篇传诵人口的名篇，其中描写洛神的步态之美云：“体迅飞鸟，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踏水而行，水面似留足迹之态十分传神。 后人遂以“凌波微步”形容女子之步履轻盈。如贺铸《青玉案》词“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即用此典。(典见曹植《洛神赋》)。 5、破镜重圆 南朝陈代子舍人徐德言，其妻为陈后主的妹妹乐昌公主。因见天下大乱，国亡无日。恐一旦亡国，离乱之际，夫妻失散，遂破铜镜为二，夫妻各执一半，相约他年正月十五日卖镜都市以谋晤合。未几，陈果为隋所灭。公主被隋朝重臣越国公杨素所获，极受恩宠。德言流离至京城，遇一仆在街头叫卖破镜，正与自己藏的半边契合。就题诗道：“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公主见诗，悲泣不食。杨素知情后，大为感动，终于让他们夫妇团聚。后因以“破镜重圆”喻夫妻离散后重新团圆。 6、咏絮才高 东晋政治家谢安在雪天合家聚谈，与儿女讨论文义。正值户外雪
全国一卷文综历史试题及其答案
2017年全国一卷文综历史试题及其答案WORD版 24.周灭商之后，推行分封制，如封武王弟康叔于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都奄（今山东曲阜）；封召公爽于燕，都（今北京）。分封 A.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文化认同 B.强化了君主专制权力 C.实现了王室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D.确立了贵族世袭特权 25. 表1为西汉朝廷直接管辖的郡级政区变化表。据此可知 A.诸侯王国与朝廷矛盾渐趋激化 B.中央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 C.朝廷决绝边患的条件更加成熟 D.王国控制的区域日益扩大 26.表2 表2为不同史籍关于唐武德元年同一事件的历史叙述。据此能够被认定的历史事实是 A.皇帝李世民与薛举战于泾州 B.刘文静是战役中唐军的主帅 C.唐军与薛举在泾州作战失败 D.李世民患病导致了战役失败 27.明前中期，朝廷在饮食器具使用上有一套严格规定，例如官员不得使用玉制器皿等。到明后期，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玉制器皿。这一变化反映了 A.君主专制统治逐渐加强 B.经济发展冲击等级秩序 C.市民兴起瓦解传统伦理 D.低级官员易染奢靡风气 28.开平煤矿正式投产是，土煤在国内从一个通商口岸装船到另一个通商口岸卸货，须缴纳出口税和复进口税，每吨税金达1两以上，比洋煤进口税多20余倍。李鸿章奏准开平所产之煤出口税每吨减1钱。这一举措 A.增强了洋务派兴办矿业的信息 B.加强了对开平煤矿的管理 C.摆脱了列强对煤矿业的控制 D.保证了煤矿业稳健发展 29.1904年，湖南、四川、江苏、广东、福建等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9个省份留日学生共计188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78%，直隶亦有172人，山西、陕
明朝大移民的方法
明朝大移民的方法 元末战乱之后，历经20余年，统一了天下，但是，此时的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明朝统治者为了恢复生产，制定了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决计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至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五十年的迁民活动。 明朝大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等几种。 洪洞大槐树，采用招诱、征派的强迫的办法。再说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谁也不愿迁去，只好制定徙民条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徙。 并规定凡移民者都必须到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从这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甚至如民间传说的那样采用诱骗形式。官方预先张贴告示：除广济寺大槐树底下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迁，也有的传说限定某日凡愿迁者都到大槐树下报道，不愿迁者也必须到那里向官府央情。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齐聚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出其不意，调集大批官兵，一举将大槐树下团团包围，所到之人不论男奴老幼，一个不留全部迁移。凡不从者便绳捆索绑，一串一串连接起来，在官兵的喝遣下不得不依从。那些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闻讯后赶来。自然是“爷娘妻子奔走相送、牵衣顿足、拦路哭喊"的情景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从政史资料记载迁山西平阳之民却有数处。洪洞县是平阳人口最多的县份，洪洞县是迁民重点应是无疑问的。而且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北通幽燕、东接齐鲁、南达秦蜀、西临河陇，洪洞县北关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驿站，明朝政府在这里设局派员，集中移民队伍，发放川资凭照，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移民过程:明朝大移民主要是从和江浙一带往中原地区移民。从各种历史资料上证实，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十八个省，五百个县。八百八十一姓。
中国历史移民论文
移民与中国文化论文 姓名：申国营 班级：美术学五班 学号：101014165
根据主流移民特征的变化，中国移民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先秦黄河中下游多向移民期、秦统一到两宋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近代沿边多方向移民期。中国现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就是这四个时期依次展开的产物。主流移民特征的变化与地区开发重点的转移互为因果。 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历史分期，是中国移民史研究中的一个实践和理论意义都十分重要的课题。它极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移民史的运动规律的认识。 1、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多向移民 从一些零散文字简略而间接的记载中，我们对秦统一以前一千三百多年间的移民运动的了解，较商代以前要具体丰富得多了。商、周的迁都，西周分封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战所导致的疆域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认识那个时期移民运动的一些线索。因为这些政治、军事行动必然引发移民运动的出现。虽然这些只是当时实际存在的移民运动的一部分，要依此谈论主流移民的特征、迁移的规律，条件尚不充分。但是，它们毕竟反映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首先，黄河中下游是移民最频繁的地区。 其次，这些迁移大多具有一定规模。第三，移民由甲地到乙地的迁移时间比较短。如楚国都城由郢迁陈，就是在公元前278年这一年完成的。同时，迁都、分封的迁移距离又比较长。姜太公就是由黄河中游的关中“东就国”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半岛。楚国迁都也是由长河中游到淮河上游。 第四，在这一千多年间，上述移民不像后世移民那样存在一个持续、稳定的主要流向。 另外一些未被文献记载而又实际存在的移民的情况，虽然目前我们对之极不了解，但是从如下两个前提可以作点合理的推断。（1）到战国中期，人口约在二千万以上。（2）他们分布在北起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辽东半岛，东至于海，南到南岭山脉，西抵今陕西北部、甘肃洮河、四川盆地和湖南西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地旷人稀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当然，在此地域之外肯定还有人类活动存在，但人口密度只会更小。从商、周都城以及绝大部分诸侯国地理位置来看，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为又一突出特点。那么，在人口分布比黄河中下游稀疏得多的其他地区内所发生的移民运动，因人口规模小，空旷地更多而谋生容易，其迁移规模、迁移距离理应比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移民要小要短，而且更为繁杂无序。 2、秦统一到宋朝由北向南的移民 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书社制度为基础统一了全国的户籍管理制度，首次进行了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加强了对人口这种最基本的战略资源的管理。于是，有关人口运动的记载，秦及以后各朝日益丰富、详细，移民运动也随之生动而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到两宋的一千多年间，移民运动频繁而复杂。 在西汉，关中地区有关东迁入关中和关中向外迁移的移民，西北地区有汉民族的徙边屯戍和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内徙，东南、西南、东北也都有移民运动发生。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使中原民众纷纷外逃，大致有七个迁移方向：益州、荆州、江东、幽州、辽东、鲜卑、交州。而河陇一带的羌族则内徙关中等地，参与逐鹿中原。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魏、蜀、吴为了巩固其政权，相互掠夺交界地带的汉族和羌、氐等族民众，强制向冀州、江东、益州迁移。 西晋统一时期，中原因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北方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纷纷“慕化”降附，请迁内地，与部分从南方返迁的汉族民众一道，为中原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魏晋时期，东北的鲜卑族一批又一批迁到了西北地区，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推动了北方人大批涌向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南移潮一直持续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宋长琨 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地理分布 摘要：在徽州府志、徽州府各县的县志，以及《新安名族志》、《登科录》、《进士题名碑录》等历史文献中，共有464名明代徽州进士的记载，其中454人出处有据，履历翔实。有明一代，徽州进士的人数在全国各府中位居第十一位，在万人进士数上位居第五位。这454名徽州进士在徽州府六个县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同一县份的不同地域之间，这种不平衡性也有所体现。 SONG Chang-kun （Associate professor, be studying phD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Amount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zhou Jinshi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uizhou; Amount of Jinshi;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bstract:In Huizhou Fu-zhi, Xian-zhies of counties of Huizhou-fu,Xinan Ming-zu-zhi, Dengke-lu, Ti-ming-bei-lu of Jinshies and other historical literatures, include 464 records of Jinshes of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In these records, there are 454 people who have historical figures. In Ming Dynasty, the amount of Huizhou Jinshies ranks No. 11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in comparative amount it ranks No. 5. In all six counties of Huizhou,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454 Jinshies is unbalancing, and this unbalancing featur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amount of different counties, but also reflec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same county. 《嘉靖婺源县志》云：徽州“儒风独茂，科甲蝉联”；[1]《万历歙县志》云：徽州“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2]《乾隆绩溪县志》云：“徽为朱子阕里，彬彬多文学之士”；[3]《道光徽州府志》则说：徽州“人文辈出，鼎盛辐臻”；[4]元末学者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更称：“新安为东南邹鲁。”[5]徽州之所以“儒风独茂”，“人文辈出”，成为“东南邹鲁”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科甲蝉联”，即徽州以盛产进士而著称。徽州因其历史与人文的特殊性，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而进士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也同样成为研究的热点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进行考察，以期为相关研究积累一点素材。 一 关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各研究者得出的数字相去甚远。今列举几种说法：吴宣德《中国教育通史》明代卷中，利用了《题名碑录》等文献对明代各县的进士数据进行了统计，其数据是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的，对寄籍的进士按照寄籍地为准，得出的徽州进士数据为340人。[6]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中的数据是405名。[7]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中的数据是452人。[8]出现如此分歧的原因，是明代徽州人因为经商、做官等原因，“多客游于外，往往即寄其地之籍以登仕宦者”。[9]在这些数据统计中，李林琦先生的数字最接近于明代徽州进士的真实数字，不过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县志。县志的编纂规格较低，所依据的资料有限，有些记载未必可靠，必要的考证也有所欠缺，可谓翔实有余而准确性不够。的确，县志中所记载的进士数量是最多的，但并不是县志所记载的都是徽州进士。第二，如李先生自己所说的，只是“进行了粗略地统计”，其统计方法和统计结果均有可商榷之处。经笔者核实，县志所记载的并不是452人，而是446人，出现统计误差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统计中只根据各志的记载进行了笼统的加总，而没有注意到其中各 *作者简介：宋长琨，1964年生，黑龙江青冈县人，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专业在读博士。
历史典故：不可不知的典故出处
历史典故：不可不知的典故出处 导读：本文历史典故：不可不知的典故出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一、中国常见节日和历史典故 ◆春节的由来 农历正月初一是春节，又叫阴历(农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春节是汉族最重要的节日。然而，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满、蒙古，瑶、壮、白、高山、赫哲、哈尼、达斡尔、侗、黎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也有过春节的习俗。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有关年的传说也很多。古代的春节叫“元日”、“元旦”、“新年”。辛亥革命后，才将农历正月初一正式定名为春节。漫长的历史岁月使年俗活动内容变得异常丰富多彩。其中，那些敬天祭神的迷信内容，已逐渐被淘汰，而那些富有生活情趣的内容，像贴春联、贴年画、贴“福”字、剪窗花、蒸年糕、包饺子、燃爆竹、除夕守夜、拜年等习俗至今仍很盛行。我国最早的春联，是五代时期孟昶写在桃木板上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用红纸写春联始于明朝。年画源于唐朝的门神，它和燃爆竹一样，在古代都是用来驱鬼避邪的，现在却成了专为增加喜庆气氛的习俗了。贴“福”字在宋朝以前就有了，人们把写在红方纸上的“福”字，故意倒贴在门、窗、家俱上，取其“福到(倒)了”之意。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这在魏晋时期就有记载。除夕晚上，与家老小熬年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这是炎黄子孙至今仍很重视的年俗。待第一声鸡啼之后，新的一年开始了，男女老少均着节日盛装，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祝寿，然后走亲串友，相互道贺祝福。此
时的神州大地，处处闪光溢彩，从初一到十五，人们一至沉浸在欢乐、祥和、文明的节日气氛中。 ◆除夕的由来 俗称“年关”，腊刀三十(有的年份是二十九)，是农历一年最后一天。是日午后，家家户户打扫庭院，整理室内外环境，接着贴春联、门神、半帘子，挂黄钱，焚香祭祖，燃放鞭炮，表示除旧。晚上，家家吃青粉烩菜，叫“装仓”，表示全家团聚，人寿年丰。全家老幼饱食后，还要剩厂一些，意在“生活富裕，年年有余”。是夜，全家人彻底不眠，叫“熬年”或“守岁”。小辈给长辈磕头辞岁，长辈要给小辈发“福钱”，也叫“压岁钱”。 ◆元宵节的由来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灯会)。据乾隆十四牛张绍美编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武威县志》载：“元宵，四市竖坊，悬灯，杂扮花鼓.高跷.演百戏。”旧时，金塔寺等地有黄河灯会，情景亦十分壮观。建国后，历年元宵节的灯会胜似往昔。节日之前，企事业职工，纷纷结扎彩门，悬挂花灯。有花卉灯、动物灯、八仙过海灯、西游记故事灯，争奇斗艳，气象万千。有爱好者在灯内装置微型电动机，胜似走马灯。最引人注目的是腾云驾雾的金龙灯，足有lo多米长。是夜，城内和城郊居民，蜂拥而至，万头攒动，人流如潮。武威习俗，观灯时必从龙灯下钻过，祈求合家平安，万字如意。又说龙是吉祥物，钻了龙灯，就会人丁兴旺。农村灯会别有情趣，彩灯古朴典雅，乡土气息浓郁。有用玉米芯制做的火炬灯，也有用山药蛋、萝卜头制做的彩灯。墙头上、马棚下，处处有灯，灯光通明。据史籍记载：武威灯会之盛况，自唐已有，并闻名于长安。故有唐玄宗与道士叶法善夜游凉州灯会流连忘返的传说。武威元宵灯会，不论新俗、旧俗，都要举办3天，即正月十四、十五、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