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幼教》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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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幼教》观后感

作者：陈肖琪贺超怡

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1期

纵观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百年发展，可以深刻认识到时代背景、社会需求、经济基础等因素对幼儿教育发展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近代工业大生产、抗日战争等特殊时期，这一特点尤为突出。

翻看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可谓满目的动荡与不安。随着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特殊事件对旧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产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社会性幼儿教育机构的办学性质、办学宗旨等方方面面不断地发展、变革以适应社会需求。

《百年中国幼教》系列纪录片中，最触动人的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陕甘宁边区分会等为数众多的儿童保育院的叙述。这一特殊时期，举国动荡，全民族上下日思夜想的首要问题就是保家卫国、解决基本生活所需。纪录片里的片段一闪而过，却激起我内心的巨大震撼！谁曾想，在这般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兴办社会性幼儿教育机构！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认识，1938年以救济、教育难童为总宗旨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应运而生。在宋美龄、邓颖超等一众进步人士带领下，战时儿童保育会有效发挥了救济并教育难童、免去前线革命者后顾之忧的社会作用。在我看来，正是这班有识之士认识到保护、培养儿童对国家前途命运、兴旺发达的休戚与共的影响，才会自发地集结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

在战争年代物资匮乏、温饱都成问题的社会背景下，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爱幼思想，社会各界人士为保育院的孩子们热心筹措物资，尽心尽力以最高标准满足孩子的保教所需。反观现今对儿童的社会性保教方面做出的努力，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权利公约》、《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文件、法规的出台，我国儿童的社会性保教有了政策这一坚实靠山，可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对留守儿童、孤儿等的社会性保教扶持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毕竟，我们只有真正认识到“善待、善教幼儿”对于个人乃至民族的深远影响，并付诸实践真正做出成效，给每一个普通人的“中国梦”以实现的素质基础，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生活不安、时局动荡的抗日战争时期，格外要求保育会的孩子们有较强的独立性、自理能力。出于对社会特点的考虑，陕甘宁边区分会等战时儿童保育会相应地改革课程、树立新颖的战时儿童保教理念、吸收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等，秉持特殊的战时儿童保教理论展开保教活动。这让人联想到，历史上对“社会本位论”、“儿童本位论”二者孰是孰非的争论与辩驳。在我看来，这两种理论好比是一根扁担挑着的前后两筐重物，在我们“挑扁担”——实际应用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局面。毕竟一筐满满当当、另一筐空空如也时，作为“挑夫”的我们难以走得稳、走得远。我们应当综合考量社会需求、幼儿个人取向间的权重，做出更为恰当的抉择，切勿“一刀切”式地完全被一方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