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_安娜与繁漪之比较_范丽娟
【文学·修辞与评论】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①
———安娜与繁漪之比较
范 丽 娟
(天津武警指挥学院,天津津南300350)
【摘 要】 对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著名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安娜和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剧作《雷雨》中的人物繁漪这两个文学形象进行了比较分析,她们各自爱情悲剧的成因,探讨在社会转型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问题。
【关键词】 女性;婚姻家庭;新的文化;自我意识;觉醒
女性作为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中比较弱的一个群体,古往今来,一直受着各种宗法礼教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为争取个性解放和婚姻家庭幸福,她们不断同不合理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传统的观念习俗抗争。但由于社会习俗根深蒂固,她们自身所固有的缺点,以及男性中心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使这种抗争往往充满了悲剧色彩。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会有生动的反映。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不少这样的女性文学形象,她们身处社会的转型期,在新的文化思潮深入人心、旧制度的影响还未彻底根除时,接受了新的文化和观念,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要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由平等。反映在感情生活上,她们强烈要求获得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自由选择的婚姻,反对包办买卖。为了实现这一爱情理想,她们宁可舍弃名誉、地位,甚至牺牲生命。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公安娜和曹禺的剧作《雷雨》中的人物繁漪,就是这样两个悲剧的女性形象。
安娜生活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此时,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封建农奴经济迅速瓦解。用作品中另一位男主人公列文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在重新安排”。“重新安排”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时期,社会经历了陵谷变迁,像在小说中看到的那样:“新生活的主人”、商人李亚宾宁鲸吞着贵族的地产;皇室后裔、公爵奥布浪斯基趋走于犹太人的门庭。社会一切旧有联系的松弛引起一切因袭观念的动摇,从而也自然地提出了婚姻自由的问题。书中谈到“近来世风日变”,大家认为应该抛弃“旧习惯”,让青年人选择自己的婚姻。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安娜出场了。她不仅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而且表里和谐,还以其精神的美而具有极大魅力。她真挚、单纯、自然、善良,同时又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炽烈的情感和一个“复杂而诗意”的内心世界。在八年前,安娜由姑妈作主,嫁给了当时是省长、比她大二十岁的卡列宁。这个婚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出于家长之命,是遵从法制社会的传统。八年无爱的婚姻生活后,她邂逅了贵族青年渥伦斯基,她身上活生生的女人突然苏醒了。她发出了强烈的心声:“时候到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虽然结过婚,有了孩子,但她不顾一切地爱了。她对渥伦斯基的爱是炽烈的,也是不加掩饰的。在赛马时,当她看到情人受伤时,更是不顾一切世俗,向丈夫坦言了她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并提出离婚。卡列宁为了自己的体面不同意离婚,同时也为了自己的名誉,坚持同安娜住在一起,条件是只要安娜不在家里会见情人。安娜不能忍受这种屈辱的条件,更不能容忍给正当的爱情披上不正当的外衣。于是她舍弃了名誉、地位和儿子,毅然和渥伦斯基生活在一起。安娜反叛了宗法制度,上流社会也向她关上了大门。贵族家庭拒绝接待她,贵族妇人拒绝同她来往。但是她认为只要有渥伦斯基的爱,她什么都可以坦然面对。“她爱他,是因为他本身和他对她的爱。完全占有他,对于她是一种不断的快乐。”而且她感到“再也没有比失去他的爱情更害怕的了”,她完全把自己依附于他的身上了。渥伦斯基喜欢养马,她就从国外订购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当他有问题向她请教的时候,她总能在书上找到答案并指给他看。安娜尽心地维持着他们的爱情。渥伦斯基也是爱安娜的,为了她他甚至放弃了关系自己前途的职位。但在男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男性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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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 武警工程学院学报 Oct.2001第17卷第5期 JOURNAL OF ENGG COLLEGE OF ARM ED POLICE FORCE Vol.17No.5
①收稿日期:2001—03—26
作者简介:范丽娟(1973—)河北景县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任武警指挥学院文化教研室助教。
能把爱情、婚姻和家庭看作生命的全部。因此,同安娜在一起,他固然感到幸福,但这种幸福只不过是“幸福的山上的一颗小的砂粒罢了”。他需要社交生活,而安娜却时时想让他陪在她身边。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也越来越不能容忍安娜对他社交生活的忌妒和限制,他们的爱情开始出现危机。用安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的爱情愈来愈热烈,愈来愈自私,而他的却愈来愈减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对渥伦斯基爱的怀疑直接导致了安娜的自杀。
繁漪是“`五四'以后`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她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女人”,在她17岁的时候,周朴园用了骗取侍萍的“同样手段”,把她骗到周家。十八年来,在周朴园的牢笼里,这个活泼的金丝鸟,被活活地困住了。残酷的精神折磨,把她“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她看透了周朴园伪君子的道德面孔,她深知“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她只好“安安静静地等死”。在作家看来,繁漪是一个“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有着美丽的心灵”的女性。其实她的要求并不高,她所要求的自由,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女性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自由要求。当“五四”风暴席卷全国,“反对旧礼教”“个性解放”的呼声像春风吹进高墙深院的周公馆时,她从“石头人”的冬眠中苏醒了,她从冷漠的“等死”,转而为对“真真活着”的追求。但在中国的封建家庭,特别是在周朴园统治的周公馆,妇女是没有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的自由的。就这一点,繁漪比安娜更为不幸。虽然安娜参加社交活动的自由也是有限的,但她总还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自己的情人。而繁漪却是终年禁锢在高墙深院里。因为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更使她断绝了和墙外的一切联系。她举目抬头看到的男人只有“凶横”的周朴园和鲁贵一类的奴才。这儿不但没有一个可点燃她心中爱情之火的对象,就连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也没有。就在她“本性”被唤醒,内心压抑着的情感要求奔泻的时候,从家乡来的周萍出现在她的面前。周萍的到来,在周公馆投下的是石子,而在繁漪心中激起的,却是生命和爱情的浪花。周萍当时的朝气,他涉世未深的“诚恳”,他在“五四”时期摄取的思想和主张,对繁漪来说是新鲜而充满诱惑的,特别是周萍对她十几年来的处境命运的同情,进一步拉近了二人的感情。周萍说他爱她,“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在所不惜,使繁漪深为感动,因此认为周萍是“值得为他牺牲”的人,于是她不顾一切地把“性命,名誉”都交到周萍的手里。就这样,繁漪的正当的感情要求,不正常地发展了下去。在石缝中伸长出来的一棵树,以它的存在显示了生命力的顽强,但是它的发展不能不带有重压窒息下的病态,它与沃土中自由生长的大树是不能相比的。作者赞美的是繁漪那种渴望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追求,而不是肯定她与周萍的乱伦关系。以乱伦的方式来表现繁漪对爱情的追求,一方面表明了繁漪这种追求的强烈,同时也加强了她命运的悲剧性。繁漪和周萍有过一段相爱的日子,这畸形的爱情本身就包含了屈辱和痛苦。他们只能偷偷地以“闹鬼”的方式幽会,情侣的会晤本身是甜蜜的,而从他们俩那儿传出来的却是女的哭声和男的叹息。面对这种“谁听了都厌恶”的乱伦关系,周萍在冲动过后,退缩了,“我错了第一步,不愿再错第二步”。他还不是周朴园,还没有学到封建道德的真谛———透骨的伪善,还不会驾驭封建礼教为自己的罪恶护法。他是“一棵弱不禁风的草”,生性的懦弱使他不敢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要逃。繁漪试图挽回周萍的爱,也使周公馆隐瞒了三十年多年的罪恶一朝得以揭开,这一罪恶的结果直接摧毁了一代年轻人,也注定了繁漪这段畸形恋情的灭亡。
安娜和繁漪的悲剧是其所处时代的必然性的悲剧。作为两个有知识的美丽女性,受到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都有摆脱不合理、不幸福婚姻的良好愿望。她们同所处的旧的社会机制和传统的道德观念进行了勇敢而顽强的抗争,同样受到所处社会以及传统势力的排斥与打击,只是在两位女性身上的表现程度的不同而已。安娜在背弃了丈夫和儿子后,贵族社会也拒绝接纳她,她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女人,连正常的社交活动都不能参加,更不要说得到丈夫离婚的许可,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了。而繁漪不仅被剥夺了爱的权利,连选择情人也逃不脱乱伦的模式,恋爱也只能以“闹鬼”的方式进行。畸形社会产生畸形的感情加强了繁漪爱情的悲剧效果。新的思潮给了她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动力,强大的旧道德、旧制度又封杀了她们的正当的要求。
另外,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其对悲剧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女子的进步性要求往往被嗤之以鼻。社会要求女性顺从,最好无知无识,受其统治。即使能够受教育,也通常是为搏其一笑。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社会,男性总是给自己委以重大的责任,为了事业甚至可以致家庭于不顾。在这样的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下,安娜即使与渥伦斯基获得合法的婚姻,也必然是悲剧。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时代的进步,这对于旧的束缚女性思想的道德观念和宗法制度是一种挑战。女性不断地为自己的正当的要求与权利进行斗争,也是一个相当长的奋斗过程,它不仅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支持,也需要男性的理解,更需要女性克服自身的不足,不断取得性格上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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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工程学院学报 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