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教师的_平庸之恶_高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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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Education China

打破教师的“平庸之恶”

文 _ 高晓文（东北师范大学）

出于研究需要，笔者近期在一所小学田野调查三个月。然而，在与一线教师交流访

谈的过程中，总能听到如下一些声音：“学校体制就是这样，中国的应试教育改变不了，教师也无可奈何”“一年级的小学生就有考试压力，这不是我们逼得，是家长要看成绩，我们有什么办法！”“放学要留学生罚写作业，同年段的老师都这么干，我不留学生能行吗？”“上级来检查，学校的公开课就是一场表演，大家都心知肚明，但体制就是这样子的，谁也改变不了”。

教师的上述言论貌似有理，但却触碰到了现代伦理学中的一个经典难题：在一个不完善的组织制度下，个体究竟应当如何行动？20世纪六十年代，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中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她发现，恶行并不一定就是出于人们平常所理解的“卑劣的”或“凶残的”动机，它完全可以以一种平庸的形式出现。所谓平庸的形式，就是恶行是因为作恶者不思考，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

这一道德逻辑的后果，就是“平庸之恶”亦广泛充斥在当下的教育实践中。思考教育场域中的种种不完善现象，平庸之恶有着令人渴望回避却又不得不正视的沉重。在当前的学校制度情境下，教师们或迫于行政压力，或习惯于将自己看成是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上级部门分配的各项任务，最终成为不完善制度的千千万万的“参与者”与“执行者”。

以“服从”为特征的“平庸之恶”还弱化了教师的道德操守和责任意识。由于教师善于把问题归结为是体制的漏洞或缺陷，从而就规避了自己在体制下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这一状态被阿伦特形容为“道德意识的休眠状态”，即个体逃避与道德自我的对话，在行动中缺乏反思，没有痛感，甘愿成为一名冷冰冰的“理性”的执行者。这种道德上的自我矮化不仅不会解除教师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相反却增加了体制的外部控制力量。

教师如何反抗“平庸之恶”？改正问题的第一步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因而“唤醒”人们对于“平庸之恶”的关注就显得尤其重要。由此来看，“平庸之恶”概念的出现，应成为人们透视教师伦理责任的一枚镜子，由于它折射出了“责任的分散和解除”是造成教育困境出现的主观因素，因此增强教师在制度面前的道德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平庸之恶”还源自于社会制度的某方面缺陷，仅仅依靠教师个体的道德力量来消除“平庸之恶”，是偏颇且无法触及制度之恶的源头。问题的解决还应该寻求外部变革，如重视规章、制度及准则的透明化与伦理性，逐步完善制度的漏洞与缺口。责任编辑／高艺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