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和行动与人权保护——以国际刑法为视角的思考

人道主义干涉就处在一个难以取舍的两难境地中。笔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有存在必要的。事实上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讨论，已不再是一个合法与否的问题，而应该在肯定它的前提下试图建立某种制度去尽量克服它的弊端。有学者曾提出，正当的人道主义干涉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伦理道德上的可接受性、实践上的必要性或非排斥性以及效果上的无害性或最小危害性。笔者对这种观点持赞同态度，并建议安理会能以上述三个特征为基础，建立起一整套行为准则，并以安理会规约或者各国承认的公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供各国在实施人道主义干涉时遵守。在人道主义干涉准则中，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人道主义干涉要以国际法为基本准则。人道主义干涉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保护人权，所以要坚持以公认的具有国际法意义的保护人权的宣言、公约、条约等作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基本准则，以保证干涉正当、有序的进行。其次，要对干涉从发动、进行到结束规定一系列具体的规则。规则中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干涉前提原则。主要包括（1）人道主义干涉必须以震惊世界的大规模、持续的侵犯人权现象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发生因而确有干涉的必要，并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情势为前提；（2）安理会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区域组织须提醒目标国注意国内的局势，并要求其立刻遏制反人道行为的继续蔓延。但目标国不予理会，或虽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情况并未得到好转；（3）人道主义干涉的实施必须以先前的其他救济手段均告无效为前提，即应遵循“救济耗尽原则”；第二，干涉主体原则。主要包括：（1）人道主义的干涉必须由联合国安理会组织、发动或者授权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实施，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一切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干涉行动将被视为非法；（2）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实施的人道主义干涉应事先向安理会申请，若安理会授权其进行干涉，则干涉行动应处在安理会的控制之下。第三，干涉行动原则。主要包括：（1）人道主义干涉的动机与目的只能是维护人权，而不应基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考虑；（2）一旦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或授权其它国家或区域组织采取干预行动，则必须事先警告目标国将对其采取干涉行动（其中包括军事行动）；（3）当干涉行动中使用武力时，其唯一目的是为了阻止大规模反人权事件的继续蔓延。干涉应采取使目标国的损失尽可能小的方式，并避免不必要的、危及目标国的主权及国内政治秩序的后果；（4）人道主义干涉不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或可能引起比它意欲防止和消除的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第四，干涉结束与补救原则。主要包括：（1）一旦干涉行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干涉力量应迅速从目标国撤出；（2）参与干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本身）必须接受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必须就

（国际刑事法干涉行动中发生的由于干涉行动直接引发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及其后果承担责任。

院成立后，由它行使上述职权，对有关责任者进行刑事追诉。）（三）充分发挥国际刑事法院的作用目前维和行动中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当维和行动中出现了人权侵害现象，尤其有些人权侵害现象构成了国际犯罪的时候，由于制度的不完备以及相关的政治因素，联合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对这种国际罪行无能为力，至多只能施以道义上的谴责。即使适用国际刑法来惩治这种国际罪行，也因现有执行模式权威性差、差异性大及稳定性小等弱点而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必须有一个国际机构对这种国际罪行予以惩治，国际刑事法院应该是联合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最佳选择。虽然国际刑事法院还没有建立，但是自1998年在罗马外交会议上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即将诞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利用国际刑事法院来起诉、审理这一类国际罪行并非是遥不可及的。国际刑事法院有其成立并在惩治维和行动中的人权侵害现象上发挥作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首先，维和行动中出现的反人权的国际罪行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国际犯罪。它是一个主权国家或区域组织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犯下的罪行。这种罪行很难利用国内的刑事司法系统加以惩治，而依靠另一个主权国家利用他国刑事司法系统对其予以惩治又无疑是对主权原则的侵犯，因而是不现实的。当这种国际罪行必须动用刑罚予以处罚而现有的控制犯罪模式又无能为力时，国际社会为了保全更大的利益，设立与利用刑事法院，应该是更有力的选择。其次，与其他法律相比，国际刑法更有利于对集体人权的保护。因此，从保护人权的

目的出发，利用国际刑事法院来对维和行动中的人权加以保护更加具有实用性。再次，在国际刑事法院对哪些犯罪具有管辖权的问题上，各个国家虽然存在不同主张，但是每一种主张都同意把战争犯罪纳入到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中来。而在维和行动中的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国际罪行，大多属于战争方面的犯罪。因此，将这一类罪行交由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审判，各国应该不会有异议。最后，利用国际刑事法院惩治这一类国际罪行也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从国际上看，国家试图把其间的争端交给超国家的组织解决并不鲜见。二战后对轴心国首要战争罪犯进行起诉与审判的纽伦堡军事法庭与远东军事法庭就为超国家组织审理国际刑事案件开了先例。此外，一些国际刑事法庭，如解决波黑战争遗留问题的前南军事法庭、审判前卢旺达总理在1994年实施的部族屠杀行为的联合国特别法庭等，都成为超国家组织审理国际刑事案件的成功事例。这些为国际刑事法庭审理维和行动中的战争罪行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因此，利用国际刑事法院对维和行动中的战争罪行进行惩治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求各主权国家的支持。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求大同存小异，必要时从保护国际共同利益的大局出发，让渡一部分对于国际犯罪的刑事司法权于国际刑事法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制度上对这类国际罪行的指控、起诉、审判、执行等提供法律依据。为达此目的，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联合国应该在宪章或是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约中明确国际刑事法院的地位。即明确国际刑事法院是惩治国际罪行的超国家的机构，对战争犯罪等严重的国际罪行的追诉负有首要责任，它所进行的起诉与做出的审判应该得到所有主权国家的尊重与承认。同时联合国还应在今后的实践中确立以司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尽量减少动用武力干涉的可能。其次，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上发挥积极作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规定：如果安理会根据宪章第7章通过决议，向法院提出要求，在此后的几个月内，法院不得根据法院规约开始和进行调查起诉；安理会可以根据同样的条件延长安理会的请求，即安理会有权推迟调查或起诉。笔者认为，安理会在适用这一规定时必须慎之又慎，甚至可以删去这一规定。因为安理会对法院调查、起诉和审理工作的控制和影响将会严重影响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容易使个别常任理事国左右审判结果，不利于树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此外，安理会对于法院管辖范围内的国际刑事案件，尤其是对其授权或参与的维和行动中出现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应该积极及时提交特定事项和情势，以帮助法院完成惩罚国际罪行的特定使命。再次，赋予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自动调查权。即检察官可以根据自己从各种渠道得到和掌握的情报和资料，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指控或安理会的提交，自行开始或进行调查。这是当今国际上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意见，目的在于强化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以国际刑事法院来部分取代国内法院刑事司法职能。这种权力对调查、起诉维和行动中侵犯人权的罪行尤为有效。因为可能实施侵犯人权犯罪的往往是联合国组织的维和部队或是超级大国控制的区域组织的维和部队，安理会很可能因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无法提交特定事项或情势，而国家也可能会因为政治因素而拒绝向法院提交。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自动启动调查、起诉程序的权力就会弥补上述缺陷。而且这种权力的授予也可得到相关国际条约的支持。例如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中都有关于检察官可依据其职权自行进行调查或根据任何来源取得情报进行调查，并在确定案件证据确凿时进行起诉的规定。最后，应坚决摒弃除安理会以外的一切组织和机构参与法院的启动机制。因为这将使法院置于来自各方面的各种压力与影响之下，也会损害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且，其他组织或机构参与法院启动机制，也会削弱或限制国家主权尤其是国家司法主权。同时，还会造成法院面临案件过多、过杂的压力，无法集中审理最严重的国际罪行，从而有悖于国际刑事法院设立的初衷。除此以外，联合国还应考虑完善表决制度。联合国对维和行动的决策是通过安理会的一系列决议实现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制度中，否决权一直是各国争议较多的问题。否决权是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反对票以阻止通过一项获得规定多数票的草案。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国际社会就

对它褒贬不一。赞成否决权的国家认为否决权是常任理事国承担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表现，使大国能够阻止安理会通过违反《宪章》、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反对否决权的国家认为否决权是对联合国应当遵守的民主原则的否定，在事实上承认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赋予了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以超出其他国家的特殊权利。由此可见，否决权本身即是一个有瑕疵的制度。如果说否决权的产生是人类利益与大国利益的勉强结合，那么否决权的使用则是这两种利益的不断碰撞。这种制度的缺陷在之后的否决权实践中渐渐体现出来。否决权的使用不再是为了排斥非正义性的提案，而是成为常任理事国中的某些成员国基于某种考虑阻挠议案通过的工具。这种现象在联合国有关维和行动的决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否决权实际上给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一种豁免权，取消了针对他们因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所采取集体的法律强制措施的任何可能性。而且，由于否决权的存在，不仅使常任理事国侵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免遭国际社会的制裁，而且也保护了它的盟国得以逃避国际社会的惩罚。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联合国安理会曾就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行动做出了谴责性提案，但在表决时，因美国行使了否决权而使该提案未获通过。因此，近几年来，关于改革联合国表决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提出要对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的使用进行限制，甚至提出取消否决权制度。对这一问题笔者以为应该慎重对待。首先，从否决权制度本身来看，它的设立最初反映了二战结束前国际力量的对比。战争结束后，又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主要大国互相抵制的工具。从历史上来看，否决权虽然经常被非正常使用，但是它确实能够使主要大国之间互相牵制，避免在联合国中出现一国独霸的局面。从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否决权依然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其次，取消否决权在实际操作上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要取消否决权就必须彻底修改联合国宪章中的某些条款。而在修宪问题上，大国可以行使否决权。因此，取消否决权的提案很可能会因为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而无法通过。笔者比较倾向于对否决权进行限制的主张，尽快建立对常任理事国表决权的制约机制：第一，扩大“程序性投票”的领域。因为在程序性投票中，《宪章》排除否决权的适用。笔者建议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事项就应当通过程序性投票来表决。尤其当维和行动中出现了严重的人权侵害现象，需要加以制止时，程序性投票可以更广泛的代表会员国的意志；第二，减少常任理事国必要的同意票。即否决权不能单个常任理事国行使，而是至少由两个常任理事国一起行使。这样，要阻挠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至少需要两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单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只手遮天”的局面；第三，扩大联合国大会的职权，给予大会以执行的权力。由于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因此联合国安理会无法顺利解决由常任理事国参与的国际争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赋予联合国大会更大的职权。当常任理事国因其参与国际争端，而对联合国的决议行使否决权，安理会无法做出决议时，可以将这一事项提交联合国大会，由大会决定该国的否决票是否有效，并做出有强制效力的决议，从而限制某些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引进上述制约机制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缺陷会从程序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冲突地区的人权也会得到进一步的保护。

论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关系

[论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关系] 壹、问题的提出近代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人权理念的兴起与变迁为中心，人权与近代民主政治及立宪主义相因而生、相辅而成，论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关系。自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ofRights）以降，人权理念与制度即与宪法法典相互结合，成为宪法的主要构成要素，迄今已历二、三个世纪。在此二、三百年之间，人权的内容与体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推移与增益。大体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权理念的内涵主要是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与平等权为中心，亦即个人对国家享有不受侵犯及不受歧视的消极权利。迨至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在工业革命下所发展的资本主义，使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人（特别是资本家）的手中，因而引起贫富差距、阶级对立，并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在此情形下，古典的（消极）人权理念乃随之改弦易辙，由消极防范国家侵犯，转而积极要求国家必须调和社会经济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从而以保障人民生存权为中心的人权理念，遂成为二十世纪初期各国立宪的主要特色，1919年德国所颁布的威玛宪法堪为表彰此种新人权观的最佳典范。不过，由于威玛宪法受到纳粹政权的践踏蹂躏，加上当时学者对人权的诠释仍多停留在「纲领条款」的阶段，故人权理念并未实现（至少在欧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权的内涵与理论呈现重大变化。首先是基本人权不再仅具有「宣示」的作用，而是具有直接拘束国家权力（包括立法者）的规范效力。其次，威玛宪法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等人权理念，在宪法规范中则改以社会国原则或基本国策的方式表现。再者，学者对基本人权内涵的诠释，从传统主观的权利面向，推移至客观的规范层面，诸如基本权利的对第三人效力、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及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等说法，均与此种诠释方法有关。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人类挟其运用核能及电子科技的能力，将人类社会推进到科技时代。这波科技革命虽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文明，但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也百十倍于过去的工业革命，特别是公害的频生、自然环境的破坏、物种灭绝的危机，不仅伴随而生，而且日趋严重，法学论文《论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关系》。◆分享好文◆因此，自一九七○年代以降，环境保护问题逐渐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各国政府莫不将环境保护列为施政重点之一，颁布环境政策纲领，大量增修环境法规[1][1]，并设立环境保护专责机关，采取诸多环保具体措施，甚至为了环境保护而投入大 （environmentalrights）、量资金。而在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也有大幅的变化，诸如「环境权」 「信息权」、「和平权」等新兴人权的相继出现，已使人权体系处于必须重新调整与架构的阶段。在此趋势之下，值得吾人关注的问题是，人权体系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之间究竟立于何

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国际保护 一、人权的概念 邵津：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作为人而享有或应该享有得基本权利，或者说是指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平等、自由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基本权利。 饶戈平：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二、人权的国际保护 邵津：人权的国际保护主要是指国家按照国际法，通过国际条约或者基于国际习惯，承担国际义务保护基本人权，并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与保证及相互监督，禁止非法侵犯这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并促使它们得以实现。 饶戈平：人权的国际保护即国际人权法，是指国家之间通过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而承担国际义务，对实现人权的某些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与保护，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防止和惩治，也涉及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 非PPT:人权的国际保护历程：人权的国际法保护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人权的保护起初只有国内法保护，但历史上也在特定领域中存在着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包括：保护宗教上的少数者、人种少数者、语言少数者；禁止奴隶贸易和奴役制度；国际劳工保护；保护战争受难者。 人权国际保护受到正式和普遍重视是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日、意法西斯的军国主义独裁和野蛮侵略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遭到严重侵犯。因此，通过建立新的国际保护机制以保证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思想在二战以后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随着《联合国家宣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承认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宣言、条约相继通过，人权的国际保护体系逐渐形成，国际人权法作为国际法的独立分支也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 三、人权的国际保护方式 （一）国家通过参加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保障人权和改进国内的人权状况，这是国家承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进行的。 (二)国家未参加有关的国际人权条约，但根据该国所确认的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习惯法规则，通过国内立法和司法活动保护人权。 四、人权的国际保护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关系 部分国际法学家的观点：人权的国际法保护可以限制或改变国内管辖权或不干涉内政原则。假设人权与主权对立，也不能以取消联合国与其宗旨为核心部分相关的职能为代价。 部分国际法学家的观点：人权具有特殊性和相对性，个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不但受其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制约，也受国内道德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人权保护目前主要是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由国内法来调整。

人权问题的国际法思考试论人权的性质

人权问题的国际法思考试论人权的性质来源：作者：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权是指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本国公民个人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权问题基本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也表现在人权的概念上，传统的资产阶级人权概念，比较强调个人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均在第一条规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联合国于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上述规定,包括个人人权、集体人权，不仅指政治权利，而且包括国家和民族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大大发展了人权的概念。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所利用，成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这是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的。笔者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国际法属性。内国的人权保护是由国家制定法律，通过各机关的执行来实现的。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一、人权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一）人权概念的产生。人权概念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首先，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提出了“人权”的概念。他认为，自然法的基础是自然理性，人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是不能废除的。他主张人的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并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人的普遍权利”和“人权”的概念。其后，荷兰的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ieu，1689-1775)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都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卢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1、人权规范的出现。人权规范最早产生于国内法，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权利法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载有人权规定的法律文件，也是西方国家人权立法的初步形态，它确立了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定了“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被马克思誉为“第一个人权宣言”。法国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通过后，成为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权原则，该宣言又被称为“第一部人权法典。” 2、国际法上人权规范的出现。一般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由于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形，人权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和规定。如1926年国际联盟主持制定的《禁奴公约》和1930年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等等，都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但是，当时的人权概念并没有形成公认的国际法

论国际法上的外交保护

Vol.8No.4 2011年4月 第8卷第4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Apr.20111．外交保护需满足的条件 外交保护制度是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律制度。国家对于不在本国境内的国民的合法权益行使保护权，是国家属人管辖权的主要内容之一，该权利的行使是否合乎国际法规定的有关条件和程序，是直接关涉行使保护权国家的国家行为，行使不当，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国际纠纷，引起国际法律责任的承担。因此，国家在适用外交保护制度、行使外交保护权，对受损害的国民所在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或要求赔偿时，原则上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1损害事实的存在 本国国民的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确实因所在国的国家不法行为而受到了实际损害。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是国家行使外交保护权的基本前提，这种损害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同时，造成损害事实的侵权行为必须是可归因于国家的国家不法行为，换言之，该侵权行为是国家或者是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因故意或过失造成损害的不法行为，或者虽然是普通的私人侵权行为，但其本国的有关机关对此疏于防范、制止或惩治，甚至加以鼓励或明示认可，则国家就应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受侵权的侨民所属国即可据此索赔。 1.2符合“国籍持续原则” 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是一个人同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联系，也是国家实行外交保护权的法律依据。因此，受害人的本国有权代表其本人与侵权国交涉甚至提起诉讼的依据便是国籍。1955年国际法院在“诺特包姆案”中否定了列支敦士登对诺特包姆的外交保护权，原因就是诺特包姆不具有列支敦士登的有效国籍。因此，依照国际法，一国无权为他国国民提供外交保护，同理，也无权对无国籍人提供外交保护。 1.3必须“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用尽当地救济”是公认的国际法规则，是指当外国人在他国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必须采用当地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救济方法和程序以获得补救，在用尽所在国国内一切可以利用的救济办法而仍未获得补偿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抗议或求偿。这是由国家主权原则、属地管辖原则和公共利益原则决定的。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在本国行使其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对于其领域内的一切人、物、事享有管辖权（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除外），外国人在他国境内负有遵守他国法律、法令和规章的义务，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外国人一旦遭到侵害，其国籍国必须给加害国政府按其正常方式对受害人提供司法机会，以便补救，这样也可以避免各种不必要的国际纠纷。只有当外国人寻求司法补救而无任何结果，产生了拒绝司法，外交保护权的行使方为正当。 2．外交保护制度对我国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华人华侨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华人在外国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尽管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华人在其他国家所受到的歧视待遇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外交保护制度对于中国来说有着十分特别的的意义。中国游客、海外公民和华人华侨的尊严如何保护？中国的外交保护制度、外交政策正面对着全新的“挑战”。当前我国外交保护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公民对外交保护制度认识的误区都使中国公民都无庇护权。由此，认真探究我国的外交保护，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2.1外交保护制度的不健全 我国的外交保护制度并不是十分健全，具体表现在：从事外交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相对匮乏、对外交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不足、缺乏专项基金等保护手段、法律保障不够完善。除此之外，中国公民对“外交领事保护”的认识存三大误区，首先表现为中国公民把中国驻外使领馆当成“中国公民理所当然的庇护所”，其次认为“外交保护是万能的”，再者就是认为使领馆提供的外交保护未达到其预期效果，可以起诉有关领事官员。 2.2近年来我国在外交保护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 各项保护机制 在认清了我国外交保护制度存在的相关问题后，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外交保护制度进一步进行完善，具体说来，完善我国的外交保护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应当建立应急机制和协调机制。外交保护应急机制在发 论国际法上的外交保护 黄维彬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 摘 要：根据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属人管辖原则，任何一个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均有权通过本国的外交机关 对在国外的本国侨民提供各种保护，特别是本国侨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在外国受到非法侵犯时，国籍国有权对该侵权国提起国际诉讼或进行其他外交交涉，并对有关损害要求赔偿,这就是外交保护权。外交保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也是国家在国际法律关系中应享有的权利。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外交保护制度对于中国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正确认识、掌握和适用这一制度，对于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外交保护；发展趋势；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中国公民 72··

国际法中关于人权的问题

国际法中关于人权的问题 田缜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平等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权是指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本国公民个人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权问题基本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也是表现在人权的概念上，传统的资产阶级人权概念，比较强调个人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均在第一条规定：“所有名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联合国与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发展权时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上述规定，包括个人人权，集体人权，不仅指政治权利，而且包括国家和民族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大大发展了人权的概念。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利用，成为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这是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的。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去昂的国内法属性和国际法属性。国内的人权保护是由国家制定的法律，通过各机关的执行来实现。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画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人权概念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首先，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提出的，他认为，自然法的基础是自然理性，人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是不能废除的。他主张人的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并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人的普遍权利”和“人权”的概念。后来荷兰的斯宾诺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都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卢梭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认为每个人都生而平等。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1926年国际联盟主持制定的《禁奴公约》和1930年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等等，都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但是当时的人权概念并没有性成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而且从总体上讲，人权的国际保护还仅限于人权的个别领域，并带有非经常的性质。人权一般可以分为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两部分。集体人权应包括名族自决权和发展权；个人权利包括生存权、平等权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自由。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确认“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尊崇之各名族享有平等权利及自觉权之原则，各名族一律有权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之干涉。”每一个国家都有权依照宪章的规定，通过行动来促进各名族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权的实现。它是现实和享有其他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和前提。

法律全球化下的国际人权保护开题报告

人文学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法律全球化下的人权国际保护 学生姓名：杜碧月学号：090904113 专业：法学 指导教师：郑淑霞 2012年月12月 25日

3. 毕业论文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参考文献简述 1、研究方法： （1）历史研究的方法 为了从总体上能够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作出全面的评价，首先就必须运用历史的方法，追溯到人权的国际保护产生、发展的历程。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获得对国际人权保护全面了解，认识国际人权保护的实质，得出对其正确的评价。 （2）比较的方法 通过对国内外人权国际保护研究的比较，分析了法律全球化下人权国际保护的发展背景、现状、趋势，在不同层面的人权国际保护制度中寻求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一步结合我国的保护现状研究我国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该做出何种建议和完善。 （3）实证分析的方法 本文试就法律全球化与人权国际保护的概念、内容和特性作一定的分析,从其发展历史、发展背景、原因等各个方面研究，阐述了当下世界法律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权保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主要参考文献简述 [1] 贺鉴《霸权、人权与主权：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0年出版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利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法学、外交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将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有机结合，重视个案分析。本书通过考察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的历史演变以及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系统研究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剖析后冷战时代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规范国际人权保护和完善国际干预机制的对策。 [2] 黄文艺《全球化的法律分析》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本书汇集了国内众多法理学、国际法学知名学者关于法律全球化方面的论述，意在向读者展示中国学者从法学的视角对全球化的解读。本书包括17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制、法律场域中的全球化、全球化与法律区域化等涉及全球化方面的法律问题。全球化问题引入法学场域，不仅意味着法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知识总量的增长，更带来的法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和观念结构的更新，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展示了法学界在全球化研究上的学术进步和进展。

关于人权与国际法若干问题的初步思考(1)论文

关于人权与国际法若干问题的初步思考(1)论文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人权问题上的历史可以说，近代国际法理论从一开始就和近代人权思想有过缘分。世人皆知，被称为近代国际法之父的荷兰人格劳秀斯（HugoGrotius），同时也是近代人权理论基础-自然法理论的奠基人。正是格劳秀斯将政治哲学从与神学相结合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而为近代自然法理论奠定了人文主义的基础。但是，19世纪以后，一方面由于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由于在国际法学中实在法学派、二元论的兴盛，国际法不仅未能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与国内法相互促进，反而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憾了整个人类的良心，在哲学界和法学理论界又唤起了自然法的复兴，从而使得在人权问题上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了十分紧密的相互和作用〔1〕。今天，尽管人们并不一定以“自然状态”这种假设来作为人权的超经验根据，但是绝大多数法学家哲学家以及伦理学家都认为，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或道德上都应该具有一些基本权利。二、近代人权的变态：以“人权”名称表现出来的新特权世纪末是近代人权思想开花结果的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认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89年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权利法案）是人类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人权宣言。然而，尽管“人人生来平等”是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共同的和最响亮的口号，但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即人权宣言所宣布的人权，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少数人的特权和多数人无权的历史。男性特权无论是美国独立宣言，还是法国人权宣言在文字上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无视妇女的权利，结果所提倡的“人权”实际上仅限于男人的权利，也就是男性特权。例如，美国独立宣言所使用的语言中，所谓人权的“人”表现为“男人”（man）或“男人们”（men）。同样，在法国人权宣言中，“人”也是指“男人”（homme），而公民权中的“公民”也仅限于“男性公民（citoyen）。1791年法国宪法，又进一步从法律上将公民概念男性化。正是由于对法国人权宣言无视妇女权利的不满反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女权活动家奥兰普。德。古日（01ympedeGouges）女士，在1791年9月发表了《妇女和女公民权宣言》。富人特权所谓富人的特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参政

试论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试论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班级：姓名：学号： 摘要：在现今社会人权问题越来越上升为热门问题，各国都在积极关注人权保护问题，中国列入世界轨道，在这一方面也有所行动，归根结底，人权问题是国家问题，人权保护是国家的基本义务，只有人权得到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才能得以实现，本文将从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和国家人权保护机构的设置两方面讨论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关键词：国家人权保护义务立法人权机构 一、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义务 人权从自由权中心主义逐步转化为自由权与社会权并重的价值体系后，国家保护人权义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扩大了保护的范围，而且保护形式与程序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国家保护人权义务是人权观念与人权分类变化的必然产物。在传统的人权分类理论下，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是比较单一的，片面地追求“作为人权保障堡垒的司法部门的应有规范性命题，没有充分关注经验性的价值”。随着宪政文化的多样化，人权保障理念开始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仅仅“通过司法权来实现人权保障”的传统观念，逐步确立新的人权内容与分类。 首先，人权的实践性得到了强化。在传统理论体系下，人权虽表现为高度价值化的体系与标准，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缺乏实践功能。随着人权实践的发展，“实践中的人权”、“规范的人权”、“运动中的人权”理念逐步变为社会的人权价值，人权的实践性表现为程序化、国际化与生活化的特点。在主权与人权关系的价值互动过程中，人权的价值日益走近实际生活，这对国家人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作为人权保护义务主体的“国家”概念发生了变化，即从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到实体生活中的国家的转变.国家实际上是指具体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的活动，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以及与公权力活动有关或实际上行使公权力的机关活动。国家机关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主体，首先要保护一切基本权法益，并以此作为进行活动的道德和法律基础。人权保护义务首先指国家机关对基本权法益的“国家保护义务”，其义务包括：作为人权而得到的保护利益；第三者的利益；紧急状态中对社会主体权利的保护；采取预防手段减少人权主体利益受到不当的危害。国家必须保护人权的道德基础来自于国家存在的目的与宪法的正当性要求。有学者指出，“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个人是国家的基石，如何保障个人权利的最大实现就构成了国家制定一切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一切为了人民的权利应当是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志”[. 再次，国家保护人权义务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保护的内涵从消极性的保护转变为积极的保护，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道德与法律要求。爱德和凡一胡佛等人认为，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尊重的义务；第二，保护的义务；第三，满足或确保的义务；第四，促进的义务。对这种分类日本学者大沼教授做了如下解释。他认为，人权尊重的义务是指国家避免和自我控制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保护的义务是指国家防止和阻止他人对个人权利侵害的义务；满足的义务是指国家满足个人通过努力也不能实现的个人所需、希求和愿望的义务；促进的义务是指国家为在整体上促进上述人权而应采取一定措施的义务。可以看出，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义务是相互联系和互动的整体性义务，尊重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国家应该履行的保护、满足与促进的义务，尊重只是国家义务的前提与基本的道德基础而已。在宪法

国际法思考题题目(1-8)

国际法思考题题目（第一章——第八章） 第一章绪论 1、什么是国际法？简述它的基本特征。 2、简述国际条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主要特点或特征。 3、何为一般法律原则，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4、简述国际组织决议作为国际法渊源的特点与作用。 5、简述国际法的历史与发展现状。 第二章国际法基本原则 1、简述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与特征。 2、什么是国际强制法，它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如何？ 3、联合国宪章宗旨集中体现了现代国际法原则，请你谈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现代国际法原则中的地位？ 4、什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请你谈谈其作为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第三章国际法主体 1、何为国际法主体，它应具备哪些条件？ 2、简述国家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要素。 3、试论个人在国际法地位中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4、什么是国家承认，其法律效果如何？ 5、简述国家承认和政府承认的联系与区别。 6、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第四章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1、简述国家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2、何为国家管辖权，它有哪些主要种类？ 3、简述国家主权豁免的概念、有关理论及其发展。 第五章国家责任 1、什么是国家法律责任？它有哪些特征？ 2、什么是国际不法行为，其构成要件有哪些？ 3、何为国际罪行，它与国际不法行为有何区别？ 4、简述国家法律责任的免除。 5、简述国家法律责任的形式。 6、试述国家责任制度新问题的国际法意义。 第六章国际法上的居民 1、何为国籍，简述国际取得和丧失的主要方式。 2、简述我国国籍立法的基本原则。 3、简述外国人法律地位的几种主要待遇。 4、什么是庇护？国家应如何行使庇护权？ 5、什么是引渡?你是如何看待政治犯不引渡和死刑犯不引渡这两个原则的？ 第七章人权的国际保护

浅析国际法上的保护责任

浅析国际法上的保护责任 一、保护责任的历史沿革 保护责任的产生源自于对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的革新与修正，人道主义干涉理论起源很早，早在19世纪的欧洲，欧洲列强就以保护基督教徒免遭人道主义迫害为由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进行武力干涉。但是自联合国成立以后，联合国宪章下规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等，对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带来了冲击与挑战。联合国宪章下仅允许联合国安理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集体强制和国家在遭受侵略时的自卫行为。宪章中没有人道主义干涉可以自发使用武力干涉他国的正当性合法性根据。人道主义干涉既不是国际习惯法，也不是国际实在法的一部分。为了应对和解决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响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所要求达成人权保护新共识，20XX年9月加拿大政府会同部分基金会成立了干预和国家主权问题国际委员会。 干预和国家主权问题委员会20XX年向联合国提交了《保护的责任》的报告，首次提出了保护责任的概念。保护责任是指主权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公民免遭大规模屠杀、强奸、饥饿等灾难，当这些主权国家不愿或者无力这样做的时候，国际社会必须承担这一保护人权的责任。保护责任的提出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人权保护新模式的广泛思辨与讨论。20XX年12月，在第59届联大会议上，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提交了《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的报告。该报告重申了主权国家在保护国民人权问题上的责任与义务，明确了主权国家无力或不愿承担人权保护责任时，国际社会为此应积极开展工作保障人权。20XX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大第59届会议上做了《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与人权》的报告，报告再次肯定了主权国家的责任，呼吁各国接受保护的责任。20XX年9月联大《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要求各国应增强人权保护的能力建设，协助国际社会履行人权保护职责，保障人权。20XX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履行保护的责任》的报告中，提出了贯彻落实保护责任的三项支柱，使得保护责任的内涵与具体标准更加具体与明确。至此，经过近十多年来的实践与发展，保护责任凝聚了国际共识，传播了人权保护理念，与此同时保护责任的理论框架得到了建构与发展。 二、保护责任的理论内涵 保护责任由预防责任、反应责任、重建责任三部分组成。预防责任是保护

试论人权的性质(一)

试论人权的性质(一)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利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这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我们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一人权概念从第一次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都属于国内政治和国内法律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人权最大规模的践踏和破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成为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基本起因。联合国的成立，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问题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但是，人权问题，特别是基本人权问题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各国的国内法加以规定，由国内有关机关进行保护，这部分人权并没有进入国际法领域。一般说来，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只有通过国家的立法才能授予，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国际法不直接授予权利给个人。 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权的内容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应有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二《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就规定：“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联合国的成立与发展，使人权问题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主要表现为：世界上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具有普遍约束力，构成造法性条约，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或者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结果，从而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则应由有关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一般说来，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奴隶制及类似的制度与习俗等，就属于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内容，它们已超出了国内法的规定而成为国际法的问题，无论是否符合一国国内法规定，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的制裁。如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以武力方式吞并科威特，造成科威特人民的人权遭受大规

试谈对国际人权保护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关系的理解

什么是内政？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说这个问题应当从主权说起。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博丹首先提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继博丹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国家主权观念延展至国际社会，着重从国际法学角度突出了主权的对外性质。 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点是国家主权的根本属性。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我认为，所谓对内的最高权，即内政的权力，凡属于国内管辖之事项国家，均有权自行决定。 什什么又是人权？人权又属不属于内政？所谓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它包括生命权和生存权、政治权和公民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民族权与和平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等等，这些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来源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思想。 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一次提出人权概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人权都具有国内性，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鉴于几千万人死于战争，基本人权和人类尊严被法西斯残酷践踏，各国对人权问题开始予以深刻地关注，人们深刻认识到人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内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世界和平、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紧密相关的重大国际法问题，至此人权问题开始真正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第一次被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文件《联合国宪章》中，宪章明确指出“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拘束”，并在第一条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联合国对人权保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至于被认为“除了追求和平联合国再也没有比实现人权更重大的目标了。”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形成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昔日无所不包的至上权威性。随着整个世界的互动性与相互依赖性的强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连结日益紧密化，人权问题已越出国家界限成为全球问题。人权保护没有国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 然而，我国领导人1992年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发言却指出：“人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问题。因此，观察一国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不能脱离该的国情。要求世界各国照搬一国或少数几国的人权标准和模式，既不适当，也行不通。中国重视人权，并主张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同国际社会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的讨论和合作，而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国际人权养护的四项措施.doc

国际人权保护的四项措施-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人权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法律价值，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中，更重要的是，人权实现需要一个切实可靠的制度内和制度外的保障机制。在国际上，人权实现主要通过以下制度和机制加以保障： 一是通过立法来建立各项人权保障制度是各国实现人权的最重要的国内法措施。人权实现首先是依靠各国立法手段实现的，也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是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手段，把需要加以保障的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的人权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将人权要求上升到人权规范，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人权的实现。 通过宪法和法律等国内法措施来保障人权的实现也是两个国际人权公约要求缔约国履行的公约义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尽最大能力承担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便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是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二款也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因此，通过立法手段来保障人权的实现是人权保障机制中最重要的步骤。

二是通过司法审判程序来实现人权的有效法律救济是大多数国家在人权保障中采取的最有效的手段。在人权实现的保障机制中，基于诉权产生的司法审判程序是保障人权实现的最有效的机制。许多国家都将司法审判程序作为本国国内法上保障人权的最终和最有效的环节，特别是一些国家还建立了专门以审判人权案件为任务的宪法法院和宪法审判程序。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3号一般性意见第5项具体意见中也明确指出：除了立法之外，可被认为是适当的措施还包括，为根据国家法律制度属于司法范围的权利提供司法补救办法。例如，委员会注意到，不受歧视地享有公认的人权往往可以通过司法或其他有效补救办法得到适当的促进。 三是依靠各种从事人权保障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来提高政府在实现人权保障中的能力。早在美国旧金山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时候，就有几个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作为对非政府组织在保障和促进人权中的作用的肯定，《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一条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确保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本理事会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在1968年5月23日以1296号决议的方式通过了关于非政府组织具有三种咨询地位的决议。目前，非政府组织广泛地活跃在区域性和联合国的人权机构中，帮助有关的国际人权机构来审查缔约国提交的履行公约的报告。有些非政府组织还代表受害人向国际人权机构提交人权受到侵犯的指控。如美洲人

关于人权与国际法若干问题的初步思考

可以说，近代国际法理论从一开始 就和近代人权思想有过缘分。世人皆知，被称为近代国际法之父的荷兰人格劳秀斯（HugoGrotius），同时也是近代人权理论基础-自然法理论的奠基人。正是格劳秀斯将政治哲 但是，19世纪以后，一方面由于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由于在国际法学中实在法学派、二元论的兴盛，国际法不仅未能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与国内法相互促进，反而处于 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憾了整个人类的良心，在哲学界和法学理论界又唤起了自然法的复兴，从而使得在人权问题上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了十分紧密的相互联系和作用1今天，尽管人们并不一定以“自然状态”这种假设来作为人权的超经验根据，但是绝大多数法学家哲学家以及伦理学家都认为，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或道德上都应 18 世纪末是近代人权思想开花结果的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认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89年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权利法案） 然而，尽管“人人生来平等”是美国《独立宣 言》和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共同的和最响亮的口号，但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即人权宣言所宣布的人权，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地适用 1. 无论是美国独立宣言，还是法国人权宣言在文字上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无视妇女的权利，结果所提倡的“人权”实际上仅限于男人的权利，也就是男性特权。例如，美国独立宣言所使用的语言中，所谓人权的“人”表现为“男人”（man）或“男人们”（men）。同样，在法国人权宣言中，“人”也是指“男人”（homme），而公民权中的“公民”也仅限于“男性公民（citoyen）。1791年法国宪法，又进一步从法律上将公民概念男性化。正是由于对法国人权宣言无视妇女权利的不满反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女权活动家奥兰普。德。古日（01ympedeGouges）女士，在1791年9月发表了《妇女和女 2.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参政权方面的财产资格限制。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财产资格、间接选举等方式限制公民权（参政权），以便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另外，表现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宪法保护的重点是财产权、契约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从而使没 3.少数白人的特 虽然没有公开使用“奴隶”一词，但仍确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第1条9款、第4条2款）。185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斯考特案”（DredScottV.Sandford）（60u.s（19How）393.）的判 [!--empirenews.page--] 早在1835年，法国人托克维尔就说过，在美国，排斥黑人的偏见仿佛随着黑人不再是奴隶而加强，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原则也随着法律废除不平等反而加强。这个答案很容易找到。这是因为废除蓄奴 2 维尔言中了。内战以后虽然通过宪法第13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但是，美国黑人却面临着长期被歧视和被隔离的历史。189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普莱塞诉弗格森案”（PlesseyV.Ferguson）（163U.S.53）中认为，只要提供的公共设施是同等的，实行种族隔离并不违反保护原则，从而确立了“隔离但同等”的原则。这样，种族隔离制度得到了宪法上印第安人的地位从1784年到1894年这110年中，美国联邦政府同印第安人 缔结过720项土地转让条约，迫使印第安人让出了几千万英亩的土地，并被赶到荒芜的密西西比河以西去了。历史上，美国政府实际上同时对印第安人采用同化和灭绝的两手策略。〔3〕 排华法案问题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TheChineseExclusionAct），规

论国际法上的灭绝种族罪(一)

论国际法上的灭绝种族罪(一) 一、灭绝种族罪的历史渊源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下简称“灭种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缔约国确认灭绝种族行为，不论发生于平时或战时，均系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承允防止并惩治之。”毫无疑问，灭绝种族是国际法上的一项罪行。国际法院在对《灭种公约》作出保留的咨询意见中指出：“本概念所引起的第一个后果是公约所强调的原则，即使没有条约的义务，也被文明国家认为对各国具有约束力。”有的国际法学者甚至主张，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已成为国际法中强行法（juscogens）的规则。灭绝种族的历史相当久远，大概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氏族和部落，氏族或部落之间发生了仇杀与战争时，灭绝种族的行为就业已存在了。然而，将灭绝种族作为国际法上一项可惩罚的罪行，却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1944年，波兰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现代国际刑法的先驱-拉菲尔莱姆金教授在其名为《轴心国占领欧洲后的统治：占领的法律、政府的分析与补偿的建议》一书中首先使用了“灭绝种族”这个词。“genos”在古希腊文中是“人种、民族或部落”的意思，“caedere”在拉丁文中是“屠杀、消灭”的意思，将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灭绝种族”这个单一的名词。惩治并防止灭绝种族的罪行是国际法上，特别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重要内容。早在1648年，在为现代国际法奠定了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上所签订的和平条约中，就明确规定了对宗教少数派的保护问题.可以说，现代国际法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保护民族、人种、种族和宗教的群体的问题。以后，在双边的国际条约中，此类条款时有出现，例如，1829年，在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和约中就有保护天主教少数群体的条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1915年5月24日，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认为这是一起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并要求对此项暴行的肇事者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与会各国代表强烈遣责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罪行，迫于国际压力，土耳其法院依据其国内法缺席审判了该事件的肇事者，包括前内阁的部长和政党领袖，并将肇事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签订了许多保护少数民族的双边条约，常设国际法院认为，这些有关少数民族的条约旨在“确保一国国内法中的某些群体的权利，其人口构成在人种、语言和宗教方面与该国主体人口不同，确保这些群体与主体人口和平相处与友好合作；与此同时，保留其与人口大多数有所区别的特性并满足其特殊的需要。”这些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纳粹德国在某些地区的灭绝种族法律的实施，成为了现代国际人权法律系统的先驱。然而，这些条约并没有能最终阻止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受到残酷的迫害而致死。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对德国战犯的起诉书中首次使用了“灭绝种族”这个词，起诉书中指控被告“在某些被占领区针对平民故意地和有系统地实施灭绝种族，即消灭种族的或民族的群体，毁灭特殊的种族和人民的某一阶层、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特别是犹太人、波兰人和吉卜赛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1946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发表的最后判决中虽然没有使用“灭绝种族”这个词，但是，判决书中所列举的大量犯罪事实实际上就是灭绝种族的行为。拉姆金教授指出：“在纽伦堡审判中所出示的证据充分印证了灭绝种族罪的概念。”50多年以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指出：“纽伦堡法庭所起诉的罪行，主要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最后解决’，就是灭绝种族罪的构成，但在当时还不能使用这个词，因为在此之后，灭绝种族罪才有了明确的定义。”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出最后判决之际正值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召开之时，古巴、印度和巴拿马三国要求将种族灭绝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并向大会提交了决议草案。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惩治灭绝种族罪的96（I）号决议。该决议指出：“正如谋杀拒绝人类个人的生存权利一样，灭绝种族拒绝了整个人类群体的生存权利。这种对生存权利的拒绝震撼了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对这些人类群体所代表的文化及其他贡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违反了道德的法律和联合国的精神与宗旨。”“对灭绝种族罪的惩罚是国际社会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