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的非理性压制
——《疯颠与文明》读有感米歇尔·福柯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他的成名作《疯颠与文明》论述了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疯癫的发展历程。从愚人船到大禁闭,再从禁闭到大恐惧,最后是精神病院的建立,乍看像是关于疯癫的历史记录,但副标题中的“理性时代”已经表明不是单纯病理学上的讲述历史而已。
实际上这是随时代发展的理性对非理性的非理性镇压史。正如他在前言中提到:我们却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处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我们的邻人紧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我们有必要确定这种共谋的开端。
本书脉络清晰,主要评述了历史上的以下三次疯癫意识结构的变化。
一、从愚人船到大禁闭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图景上出现了一种新东西——愚人船。这种船载着那些精神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少数的他们被占绝大多数的理性人所驱逐,并被期待受到水的净化。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也纷纷或描写或描绘来对此进行再创造。
愚人船给了愚人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到了古典时代,“强制”取代了它。理性人用禁闭使疯癫走向沉默。17世纪的大型禁闭所中,“几个月内在巴黎城中每一百人中至少有一人被禁闭在那里。”禁闭在教养院和总医院的愚人、失业者、懒汉和流民,被统一安排简单的机械化工作,即廉价劳动力。同时,疯癫被有组织地展览,人们像观看野兽一样对他们评头论足。彼时的被铁链紧栓的人,不只是精神错乱的人,而是被某种狂暴本性控制的野兽。“疯癫的自由兽性只能被驯服,即不是把兽性提高到人性,而是使人回到自己身上的纯粹兽性。
二、从禁闭到大恐惧
“然而,恐惧和焦虑并没有被摆脱掉。它们在对禁闭的反应中再次出现,而且变本加厉。”在18世纪中期,有传言称各禁闭所传出一种神秘的疾病,这引发了大恐惧。非理性变成了一种看得见的麻疯病,这使得人们以往试图用禁闭来排除的邪恶重新出现了。
在18世纪,人们围绕着对疯癫及其传播的危险的意识,慢慢形成一套概念体系。疯癫不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始堕落,而是属于一种新秩序。
三、从恐惧到精神病院的建立
到19世纪,社会上强烈要求将疯人和犯人隔离,从监狱里分离出来,形成新的划分。这促使了精神病院的建立。看到这,读者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经历了放逐和禁闭,精神病患者终于可以进入一个相对适宜的住所。福柯也表示“当疯癫终于被按照我们长期以来视而不见的真理来认识和对待时,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代。”
但事实并非如此,书中列举了图克和皮内尔这两种疯人院模式。图克要求疯人对自己的疯癫行为负责,使病人承认有罪;皮内尔的疯人院则不断审判疯人,要求他们有所悔悟,否则永不释放。
《疯癫与文明》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我们所知道的文明史不过是一场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史。我们想当然地生活在其中,被理性的话语和历史的表象所蒙蔽。却很少思考现实生活中的真理是怎样形成的,以及真理和权力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们被习惯所支配,崇尚理性,压制非理性,从而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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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卢曼与哈贝马斯之争,考察其各自的人生履历和师承关系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卢曼是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的学生,而帕森斯则是第一个将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译介到美国的学者。与卢曼不同,哈贝马斯则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当代传人,而“批判理论”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卢曼早年曾经担任政府公务员,而哈贝马斯则做过短时间的记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自政治系统、弃官从学的卢曼夹带着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和对现代性的悲观立场,与来自公共领域、立意接续现代性香火的哈贝马斯碰撞到了一起。这种碰撞所引燃的思想烈火注定要照亮法学理论的琐碎争论所带来的昏暗。 比起当代后现代潮流中纷繁复杂的社会学主分支的碎片化解释中,卢曼思考的出发点显得更为坚实。卢曼看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当代社会是一个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无比繁复的时代,社会已经不仅是能够用“分割”或“分层”来解释的,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功能分化”的时代,其背后的根据就在于社会复杂性的持续增长和级数级增长。 卢曼吸取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教训,将“结构——功能”的逻辑关系倒转了过来:社会的形成并非因结构分配了功能,而是在功能的需求上逐渐凝聚出结构。在他的系统论功能主义看来,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根源于一种日益明晰的功能分化形式。 卢曼之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因素在于沟通。 在卢曼看来,网络的自我再制是那些被界定为统一体的系统,界定为构成要素的生产网络(network)的系统,这些构成要素透过它们的互动往复地生成与实现(generate and realize)这种网络,这种网络产生了这些构成要素,而且这种网络在这些构成要素存在的空间中,构成网络的界限,此界限作为网络的构成要素,参与在网络的实现过程中。 沟通的过程不仅是在它是所是者的意义下的自动指涉(auto-referential)的过程,它被自己的结构所驱迫去分离及再结合异己指涉性和自我指涉性,并再将两者重新结合起来。当其指涉到自己时,这个过程就必须区分讯息和告知,而且必须要指出这个区分的那一个面向,被用来作为进一步的沟通的基础。自我指涉性可以被视为单一价值的事物,而且只可以被具有二致的逻辑所描述,亦即真和假。 卢曼用系统与环境这一对“区划”来描述功能分化的社会图景,这一区划是卢曼自己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时所采用的“二值代码”。卢曼洞彻了这样一条真理,任何信息在实质上都是由某种类型二值代码构成的。
疯癫与文明读书笔记 本书是米歇尔·福柯的博士论文,最初出版时书名为《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全书673页。1964年,该书出版了缩写本,300多页。后来的英译本基本依据的是缩写本,主要是根据全本中的一章《欲望的超越》所写的《激情与谵妄》。目前国内存在全本(《古典时代疯癫史》,三联书店,林志明译)和缩写本供读者选择。笔者选择的是缩写版,由三联书店出版,刘北成、杨远婴翻译。 福柯反复提到“体验”一词,人们对于疯癫的体验造成一种对疯癫采取某种行动的“必要性”或者依据。关于疯癫,我的全部体验是:疯癫是大街上衣衫褴褛的自言自语者;疯癫中可能爆发出不朽的艺术作品,如梵高的星空、向日葵、自画像;疯癫可以成为地方政府阻止上访者发出声音的工具;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疯人与所谓理智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脆弱的…… 这些碎片、模糊的意识在本书中得到连贯、深入、清晰的探讨。福柯用史学研究的形式,书写了一种关于沉默的考古学,分析历史上关于疯癫的体验的形成、转变,打破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关于疯癫的“神话”,展示了“疯癫”是如何成为“疯癫”的,后者是被建构成的客体,无法自己表达自己,只能被理性表述,而这并不是因为理性比疯癫掌握更多的真理。在前言中,福柯写道:“建构性因素应该是那种将疯癫区分出来的行动,而不是已经完成区分并恢复了平静后精心阐释的科学。”可见,本书对建构性因素的挖掘是彻底的,福柯考察精
神病学形成之前,人们对“疯癫”的体验和区分行动的历史。抛开“疯癫”这一主题,他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人类主体是如何把自身当做知识的对象?借助了哪些具体的方式和历史条件?以及付出了什么代价? 本书的主体内容分为9章: 第一章“愚人船” 福柯从麻风病人开始论述。中世纪对待麻风病人的通常做法是:把病人交给水手,让他们远航。福柯认为这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通过地理变迁发展出了病人的边缘地位。尽管这一做法后来被摒弃,却留下了“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类忧虑的转向内在,故事、寓言、戏剧、绘画、学术作品等载体上承载的主题从死亡转变成了疯癫。伊拉斯谟、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中塑造了各种疯癫形象。这是人们对于疯癫的认识是模糊的,“疯癫是对某种杂乱无用的科学的惩罚”。此时,疯癫并未被区分出来。 大禁闭 17世纪开始,由于麻风病消失了,大量的麻风病院闲置出来。在这种背景下,法国开始成立“总医院”,把穷人、失业者、囚犯、疯人禁闭起来。尽管禁闭最初的目的是应付17世纪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但其实际价值是试验了一种劳动伦理意识,即劳动是消除贫困的万灵药,这种效力与其是说生产能力,不如说某种道德魅力。至此,社会上又形成了一种实行隔离的道德权力或依据。
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演进:从福柯、哈贝马斯到霍耐特的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强调“实践的意图”、人对于自然的绝对支配地位,忽视了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中人的交往行动方式和自由的限制,从而囿于意识哲学框架而不能自拔。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均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渊源,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致力于对早期社会批判理论二难困境的系统解决。其中,福柯主张权力的策略模式,在永不间断的策略斗争行动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哈贝马斯则主张主体间无支配的自由交往,把主体间相互理解置于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位置。但是,福柯偏离了规范共识和策略性互动,哈贝马斯也陷入了系统与生活世界二元结构的困境。这两种理论范式均不能成为新时期社会分析与时代诊断的规范性基础。霍耐特着力在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野中继续为社会批判理论重构规范性基础。他的承认理论揭示了社会行动的“斗争和理解”的双重维度,为新时期社会斗争的兴起和主体间自由交往提供了规范性解释框架,从而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承认范式转向”。 一、福柯的权力理论与“非理性”的斗争 福柯的知识符号学分析一直阻碍着他对“个体起源”、“个体如何行动”等问题的清晰认识,致使他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如何得到合理解释的问题上,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假设之中。只有在福柯试图运用“权力的策略斗争模式”系统分析社会事件和社会行动、并为时代作出诊断的意义上,他的权力理论才可称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福柯借用尼采的“权力关系多样性”理论,认为权力无处不在,是一种支配性、生产性的力量,如一张巨网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一切社会关系均可从权力角度得到解释说明。但福柯反对将权力视为先于其实际表现和效应、具有恒常齐一性质的某物,反对以某一普适性权力概念作为出发点一劳永逸地解答所有现实问题的企图。他主张权力“去中心化”,从权力结构内部多元异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考察权力,从而将权力微观化、复数化。正是在权力“去中心化”的意义上,他强调用斗争模式解释权力关系的动态性和多样性,认为一切个体(而非集体)均为权力所生产,为权力而斗争;言下之意是,权力主体并不是某一个或一类人,每个人都是权力的主体。 通常认为,权力一般可以作为契约规定或强力获取的拥有物(honneth, )。其中,前者源自人民权力的让渡,后者源于力量的对比,强者为王。福柯则反对这两种观点。他主张权力的策略模式,认为权力不应该作为一个固定的所有物和一个社会群体中某一个体的永久性特征,而应作为主体间策略冲突“敞开的”的产物。因此,社会权力的获取与维持发生在社会行动者之间不断的斗争当中,而不是发生在法律权力或强迫的单面行使中。 那么,在社会主体之间策略冲突的持续过程中,权力斗争的实现机制如何展现?福柯的“微观权力学”用“力量关系”来思考权力,把社会机体层次化、结构化、权力化,在微观层面考察渗透着权力效应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在宏观上把握社会中各种权力关系(结构)涌现和演变的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的压抑。(薛伟江,第17页)他视社会主体之间的策略行动为社会权力形成和实践体现的不间断过程。权力根植于长期不断的战斗、斗争,权力关系就是斗争关系,斗争是事物(人)的存在状态。一切都在权力斗争当中生长、灭亡、再生长、再灭亡,和平只是斗争的派生物。因此,权力总是许多具体个体间一种暂时的和不断重复的冲突形式。(honneth,)每个社会都处在持续不断的斗争状态之中,均是独立的个体与集体行动者之间策略关系的连结体。 可见,福柯利用权力概念是要揭示社会发展的“自组织”动力学,把社会首先理解为是一个策略斗争行动的永不间断过程。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等)跳过社会行动的现象,在一般意义上将社会结构静态地理解为自然控制活动的凝固形式。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则在动态上超越了早期社会批判理论,“是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用历史哲学分析
第24卷第11期 河北法学Vol .24,No .112006年11月Hebei Law S cience Nov .,2006 微观权力分析 ———读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韩 平 收稿日期:2006-06-20 作者简介:韩 平(1978-),女,山西原平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2005级博士研究生。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摘 要:通过对微观权力分析,指出福柯与传统自由主义“司法—论述性的分析”模式不同之处,他并没有采用合法与非法 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将自由主义分析框架之中对权力分析所需要的价值基础从它的分析中剥离出去,因而将 其自由主义社会本身中隐藏的微观权力用系谱学的方法揭示出来,指出的微观权力的隐匿性与生产性的特征。 微观权力就隐藏在社会运作体制之中,隐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生产出了我们所认可的真理与知识,并 且形成了规训社会。面对这样的规训社会,我们主体的本真性如何表达出来。因此随后分析了微观权力与反抗 的关系,指出了福柯与司法—论述性的权力模式的代表哈贝马斯的不同,以及福柯给出的与韦伯对于现代性中个 体的出路不同的分析。在对福柯的审美个体的反抗的进一步分析中指出,他的反抗模式在理论上可能存在暗含 有基础性的可能性以及审美个体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在理论上存在危险。同时在实践中,也对福柯提倡的大 众生活的日常反抗的实践效果的可行性与个人的审美体验进行了质疑。 关键词:福柯;微观权力;规训;系谱学;反抗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06)11-0002-07 Analyzing the Bio -power Theory ———Reading Foucault 's Punishment and Discipline HAN Ping (The Center for the Ju risprudence Research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China ) Abs tract :Analyzing the bio -pow er theory ,I point out that Foucault 's pow er theory model is different from the juridical -discur - sive model of the traditional liberalism theory ,w hich is dismissed by him and he doesn 't adopt an opposing duality w ay .Foucault rem oves of the value foundation which is needed in making an estimation ,at the same time w ho opens out the bio -pow er with genealogy methodology and considers that the pow er is purely dorman t and productive ,hence the bio -pow er secrets in the s ocial operating mechanis m and our l iving society .Therefore ,all this things result in pro - ducing the truth and the k now ledge that come into being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 .Facing this society ,how can w e break aw ay from this suppress ing society and express ours elves actuall y ?In the third part ,I constru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ower and the resistance ,lately making a distinction betw een Habermas taking a duality of legality and illegality and al - so differing from W eber about the outlet of individual subject .Subsequentl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analyzing and rea - soning the aesthetic decis ion ,I as sume that Foucault may be in the danger of the pos sibility of underl ying the foundation and the confliction of the individual aesthetic decision in the decis ion theory .In practice ,I am al so doubt the practical feasibility of the daily resistance of the masses and the des irabil ity of the individual aesthetic resistance . K ey words :Foucault ;bio -power ;dis cipl ine ;genealogy ;res istance 米歇尔·福柯(M ichel Foucault 1926—1984)①是20世纪西方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核心人物之一,福柯与—2—DOI :10.16494/j .cn ki .1002-3933.2006.11.001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福柯说了这样一段话,“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与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这段关于权力的论述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也是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权力(pouvoir)一语在福柯的著作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福柯在权力领域所作的探究,被认为堪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建树相匹,甚至福柯本人,也因而被称为“权力思想家”。但即便是这样,这段话却更像是福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声音,或许在他看来,其实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大概永远不会弄清楚“权力”是什么。 但是,福柯仍然尽量对权力作了最大程度上的体认,这里的“权力”我觉得更倾向于现代意义上的。他指出,权力的隐蔽性的一处重要表现就是: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我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方面权力的行使无不具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另一方面这又不意味权力产生于某一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任何个人或国家机器,都不可能指挥在一个社会中产生作用的整个权力网。这也是福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所谈到的,他说,“实际上人们很不了解:谁在行使权力?在哪儿行使权力?人们几乎已了解到:谁在剥削?利益去哪儿了?然而,权力……很清楚,并不是统治者拥有权力。”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并不仅仅是统治者拥有权力。因为福柯多次批评过传统的权力观念,即视权力为确保奴役一个国家国民的一组机构和机制,或者说,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实施统治的总体系统。他一再强调权力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是这些势力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抗争,改变、增强或颠覆它们的过程。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写道,“权力不是一种机制,不是一种机构,它不是赋予某人的一种力量;它是外借得来的一个名称,用于一个特定社会中某种策略情景。”我觉得,这段话和《知识分子与权力》中的一段话对照来看似乎更明白些,“毫无疑问,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的传统分析无法穷尽权力运行和实施的领域。……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权力不是一样“东西”,所以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权力不是固定的存在,也不是流动的存在,而是无形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是一
理性人的非理性压制 ——《疯颠与文明》读有感米歇尔·福柯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他的成名作《疯颠与文明》论述了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疯癫的发展历程。从愚人船到大禁闭,再从禁闭到大恐惧,最后是精神病院的建立,乍看像是关于疯癫的历史记录,但副标题中的“理性时代”已经表明不是单纯病理学上的讲述历史而已。 实际上这是随时代发展的理性对非理性的非理性镇压史。正如他在前言中提到:我们却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处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我们的邻人紧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我们有必要确定这种共谋的开端。 本书脉络清晰,主要评述了历史上的以下三次疯癫意识结构的变化。 一、从愚人船到大禁闭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图景上出现了一种新东西——愚人船。这种船载着那些精神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少数的他们被占绝大多数的理性人所驱逐,并被期待受到水的净化。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也纷纷或描写或描绘来对此进行再创造。 愚人船给了愚人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到了古典时代,“强制”取代了它。理性人用禁闭使疯癫走向沉默。17世纪的大型禁闭所中,“几个月内在巴黎城中每一百人中至少有一人被禁闭在那里。”禁闭在教养院和总医院的愚人、失业者、懒汉和流民,被统一安排简单的机械化工作,即廉价劳动力。同时,疯癫被有组织地展览,人们像观看野兽一样对他们评头论足。彼时的被铁链紧栓的人,不只是精神错乱的人,而是被某种狂暴本性控制的野兽。“疯癫的自由兽性只能被驯服,即不是把兽性提高到人性,而是使人回到自己身上的纯粹兽性。 二、从禁闭到大恐惧 “然而,恐惧和焦虑并没有被摆脱掉。它们在对禁闭的反应中再次出现,而且变本加厉。”在18世纪中期,有传言称各禁闭所传出一种神秘的疾病,这引发了大恐惧。非理性变成了一种看得见的麻疯病,这使得人们以往试图用禁闭来排除的邪恶重新出现了。 在18世纪,人们围绕着对疯癫及其传播的危险的意识,慢慢形成一套概念体系。疯癫不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始堕落,而是属于一种新秩序。 三、从恐惧到精神病院的建立 到19世纪,社会上强烈要求将疯人和犯人隔离,从监狱里分离出来,形成新的划分。这促使了精神病院的建立。看到这,读者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经历了放逐和禁闭,精神病患者终于可以进入一个相对适宜的住所。福柯也表示“当疯癫终于被按照我们长期以来视而不见的真理来认识和对待时,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代。” 但事实并非如此,书中列举了图克和皮内尔这两种疯人院模式。图克要求疯人对自己的疯癫行为负责,使病人承认有罪;皮内尔的疯人院则不断审判疯人,要求他们有所悔悟,否则永不释放。 《疯癫与文明》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我们所知道的文明史不过是一场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史。我们想当然地生活在其中,被理性的话语和历史的表象所蒙蔽。却很少思考现实生活中的真理是怎样形成的,以及真理和权力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们被习惯所支配,崇尚理性,压制非理性,从而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史”的发展。 浙江传媒学院 ZJJ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内容提要】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对于权力的定义域理解,古来便是见仁见智。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的概念,明确表示否定传统的阶级分析和阶级理论。权力不仅来自上面的结构对个人的排它性活动,而且也和知识与话语密切相关。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权力可以产生知识:权力不仅在话语内创造知识对象,而且创造作为现实客体的知识对象。人文科学的主体,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幻想,而是某种权力关系现实存在的结果。新的人文科学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总是同时出现的。 【关键词】知识、权力、国家 福柯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后现代理论主要代表之一。其思想以反中心、反权威、反常规而著称,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福柯的权力理论强调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把权力当成具有心理意志力的普遍欲望。认为权力是档案负面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一种永远存在、无法摆脱的社会罪恶。知识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每一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思考和写作。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权力是人们对于事物所实施的暴力。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权力的话语。在艺术领域,一如政治、历史中,通过掌握话语而获得权力。福柯认为,权力不是获得的,也不是分享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知识、情感、性等各个领域。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是权力促生了反抗力量,但它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游戏网之中。 自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人们就对权力进行着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权力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从古希腊的先哲们到现当代的思想家们都在孜孜求索。然而,权力却是一个在本质上具有争议的概念,又具有多张面孔,学者们见仁见智,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权力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又是一个法学的基本问题,虽然权力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关于权力的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而且在这些权力问题的论述中最为关注的是统治权问题,即统治权的合法性问题,谁掌握统治权的问题,统治权问题一直是西方权力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研究就是关于权力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政治学也就是关于权力的学问。 福柯对于权力的定义独树一帜,福柯认为权力是档案社会的政治侧面,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法摆脱的社会事物。1972年他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说:那东西如此神秘,可见有不可见,在场又不在场,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这东西就叫做权力。对福柯而言,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才能转变成“权力。 福柯悬置了权力的本体论以及权力的合法与非法这一问题,可以得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法治的着点被悬置了。在传统自由主义看来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力获得的合法性问题,以及限制权力的滥用的,这些法律的合法性同样也来自更深刻的合法性,在福柯这里传统自由主义的主张变地没有说服力了,甚至是变地不现实了。福柯批判了理性的霸权地位,同样否认法律的全能性与完备性,那种在权力面前无可置疑的法律在福柯看来是不存在的。与启蒙时期的法学家不同,福柯不认同那种对法律进行的客观分析,试图探讨法律的真实处境,运用历史-政治话语来分析法律的起源问题,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标准问题,以及法律的中立性问题。
马 克 思 文 论 作 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文学院 专业班级:B11汉语言文学四班 姓名:X X 学号:XXXXXXXXXXXXX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尽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同阿多诺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83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在学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确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老一代法兰克福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甚至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上一个世纪的这一学术事件,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哈贝马斯的确修正、深化和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没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应当彻底画上一个句号。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也是一位对当代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1]
福柯于1961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疯癫和文明》是他的第一部著作,由此开始他关于理性与系谱学的探索 福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青年时期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曾担任多所大学的教职。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教授,直至逝世。福柯振奋多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从而激烈地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同时,福柯的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讲究修辞,饱含激情,这也是他在欧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福柯的学术兴趣在一些生僻的领域,诸如精神病学、疾病、监狱、性错乱问题等福柯的相关经历为早年研究过精神病理学,并在精神病医院实习过。他有机会在那里既不作为病人,也不作为医生,而是以一种没有成见、比较中立,不受传统约束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这为日后创作《癫狂与文明》打下了基础。 在本书中,福柯想要追溯的是疯癫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是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疯癫的认识和处置方式。追溯的起点是人们尚未将疯癫与理性区分之时,终止于二者的截然分离。。。。由于福柯是按照历史顺序来书写的,文章的脉络非常清晰 中世纪末: 福柯是从论述“麻风病”开始的。中世纪结束时,麻风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但是用来隔离麻风病人的巨数麻风病院却留了下来,并很快被绝症患者和精神病人所充斥。然而“麻风病引退了,但是它不仅留下这些下贱的场所,而且留下了一些习俗。这些习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在麻风病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意比麻风病存留的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为后来的大禁闭做了铺垫 文艺复兴时期 中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中世纪末,疯癫和疯人作为巨大不安的象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疯癫形象被广泛应用于造型艺术、文学、哲学、道德等领域。此时,人类对疯癫的认识是模糊的,疯癫体验被多重意义所笼罩: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可以说,这一时期,“疯癫”尚不存在,只存在着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那种东西。疯癫也尚未被与理性相区分,它只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福柯运用了一个鲜明的意象来说明中世纪疯人的边缘地位,那就是“愚人船”。在文学作品中,它富有浪漫色彩;但在实际生活中,它曾是城镇处理精神错乱者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放逐他们,让他们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福柯认为,疯人远航实际上具有过渡和社会区分的象征意义。 中世纪的人对疯癫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人们在疯人的怪异形象中发现了关于人本性的“一个秘密,一种禀性”,即认为“人类具有某种动物发狂的可怕形象”。人们对它们感到恐惧,因此用“愚人船”把他们流放远方。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大量地谈论疯人,这反映在各式各样的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究其原因,是因为疯癫具有魅力,“疯人的智慧指示着什么呢?毫无疑问它是被禁止的智慧,所以它既预示着撒旦的统治,又预示着世界末日,既预示着终极的狂喜,又预示着最高的惩罚,既预示着它在人世间的无限威力,又预示着万劫不复的堕落。”总之,中世纪的人们对疯癫是又恐惧又好奇。
傅柯的“话语理论”简述 1、话语权概述 “话语权”成为当代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国内被人们频繁使用,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运用傅柯的“话语权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上至学者,下至普通百姓,大家似乎都对“话语”和“话语权”的含义甚是了然。不同的学者在他们不同的学术领域中都多次提到对相关“话语”和“话语权”的理解,有人论述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亚裔文学在国外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中国农民的“话语权”,有人论述民间文学的“话语权”,也有人研究建筑设计中的“话语权”,还有很多学者运用“话语权”这一较为复杂的概念来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比如利用话语权来阐述某些特殊翻译现象等等。 话语作为人认识世界的工具,作为人与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作为与思想直接对应的关系,其存在初期仿佛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随后对话语的认识与研究却越来越丰富和深入,事物各式各样的存在激起人们的思考,而思考又需要一个中介来“想”和“表述”,思考的结果也需要一个承载体来表达和外化。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话语是极其重要的中介,人类所知所晓的一切,人类所建构起来的所有文明,都是通过话语这个中介作为传递手段并最终完成的。独特的话语由个体的出生、家庭背景、文化环境、时代风貌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正是有了独特的话语,才由话语建构起了独特的个体。 国内外学界对于话语是有一番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语言学界对话语做的界定是:“‘话语’通常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与篇章相对,指口头说出来的一句句话;广义的理解指言语交际行为体现出来的由词句构成的言语表达形式,它既可以是口语体,也可以是书面体。”这种广义的理解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概念较为接近。 2、傅柯的话语权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傅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学术研究广泛且深刻,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其影响渗入到社会学、政治学、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但修辞学只研究其著作中以话语为中心的观点。话语以及话语权是傅柯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傅柯的“权力理论”一直受到学界关注。 由于独特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傅柯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性错乱等问题感兴趣,他
一、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有原创性、体系性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有学者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尤其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普遍被认定为代表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及其途径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二、主要内容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这部著作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 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 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
内容提要: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管理机构是社会对个体(主体实行规训的机制,这在现代社会文明化、科学化运作的精神病院中体现尤为隐秘。通过福柯名作《疯癫与文明》与电影《飞越疯人院》的对比阅读,我们发现福柯所关注的“疯人”与理性间的恒常冲突以具体形式展现了出来,理性对非理性的压制已然触及人类文明底线,而主体微弱的抗争不过再次证明了两者间对话的无望。 关键词:《飞越疯人院》《疯癫与文明》福柯权力 熟悉福柯的人不难发现,电影《飞越疯人院》与福柯华丽的开篇之作《疯癫与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互文性,这种水乳交融般的相似感会让人在观影的同时产生重读名作的冲动,也会令读者在精读原著的过程中不时联想起电影中震撼人心的一幕幕。这种震撼历久弥新。 《飞越疯人院》原是美国作家肯·克西发表于1962年的小说,1974年被“捷克新浪潮”的中坚分子, “布拉格之春”后流亡美国的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拍摄成同名电影,一举摘取1975年五项奥斯卡金像奖。应该看到,这部透露出强烈叛逆情绪的影片,恰迎合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以身体和自发的欲望来反体制反社会规约的文化思潮,上映后在美的反响不亚于《疯癫与文明》为欧美知识界带来的冲击和热潮,而福柯也正是藉此书而跃入一般公众的“学术视野”。此书是他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的英文缩节本,出于对受众层次的考虑,虽然保留了原书的书写线索和结论,但与法文原著相比,砍掉了大量章节,使其“素以晦涩迂回为能事”的文风减色不少,反而显得通俗易懂。因而选择这个普及本的学术作品而非《古典时代的疯狂史》来对比阅读一部好莱坞电影应该还算是恰当之举。 除了叙事视角的变动,电影《飞越疯人院》的情节与小说并没有太大区别,它以与社会诸秩序格格不入的叛逆者麦克莫非在精神病院中的遭遇为主线,用好莱坞式的传奇手法,记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精神病院对精神病人们惨无人道的治疗状况。然而,与福柯那些看似满纸荒唐言却又发人深省的著作相反,透过影片令人窒息
福柯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 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界前沿的一次伟大争论。在西方,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福柯和哈贝马斯代表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立场。福柯是现代性最著名的批判者,而哈贝马斯却是现代性最著名的辩护者。对于这次论争,前人也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从不同的侧而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进行了分析。总体上说来,主要是从福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进行的比较研究,最终见出二者在理论上的差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仅仅是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理论比较,而没有发现二者论争的实质,更没有解决二者为什么会争论的原因。 福柯和哈贝马斯是在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进行争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尽管今人无法给现代性一个确定的界限和定义。对于现代性,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它的内部包含着丰富的而又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从不同的方而分析就会有不同的结论。要真正分析清楚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还必须回到现代性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现代性的根源 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相对于前现代而言的。在前现代时期,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二者在所指上具有一致性。前现代时期,没有统一的计时工具和可见的机械钟,对大部分的人而言,时间和地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参照地点空间才会分清楚与自身相关的时间。事情总是和某个地点相联系对大部分人而言,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随着现代机械钟的出现,时间逐渐变得精确,人们在辨别事物的时候不再是以地点作为基点,空间逐渐变成一个不确定的对象。空间变成一个不确定对象,时间也逐渐变得虚化。每个人都确信有着自己的空间,但无法从流动、变化、转瞬即逝中的事物中找到依靠。现代性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代同传统的决裂,传统的稳固性在时间里支离破碎,时间由零碎逐渐变成统一,空间迅速地膨胀,这是现代性出现的重要标志。 时钟让无法掌握的、流动的时间变得有掌握的可能,让盲目的人变得自觉起来,确定具体的上下班时间。这种统一时间的情况最初只是出现在某一处,渐渐地扩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虚化的时间让掌控空间变得可能。 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时间已经虚化,由完全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变成了可以掌控的形式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时钟让人可以感觉到时间在流动,让一切变得转瞬即逝,传统不断被颠覆,不断地膨胀着空间。 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时间变得可以掌控,空间无限地膨胀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加模撇现代的机器大生产、大工业通过技术、空间生产,使现代从传统中断裂,现代性的时间得以呈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使传统的、固定的、稳定的空间进一步打破,全球化的影响得以出现。现代性正是来源于此。 二、现代性的呈现
2010年第8期 山东社会科学 N o.8 总第180期 S HANDO NG SOCI AL SC I ENCES GeneralNo.180 哈贝马斯哲学思想研究(学术主持人:傅永军) 对话与交往 !!!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争的一个角度 鲁 路 (中央编译局,北京 100032) [摘要] 伽达默尔的对话与哈贝马斯的交往是不同的哲学理论。从对话与交往的词义及其在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争中的具体应用来说,它们的分歧在于,对话在某种程度上侧 重于对话双方的交互性,交往在一定意义上关注交往双方的共同性。由于交互性与共同性是 主体间性的一体之两面,所以对话与交往具有互补的可能性,解释学与交往理论可维系在一 种张力关系中。 [关键词] 对话;交往;交互性;共同性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0]08!0005!05 一、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分歧 解释学与批判理论是德国学术界的两门显学,这两门显学彼此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它们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关系主要体现为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提出了批评,而伽达默尔则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作出了反批评。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依赖于语境,但理解要由传统所支持的前理解出发,因而传统比语境更重要。人只能在从属于传统总体的情况下对个别传统作出批判,所以说传统先在于批判。传统意味着共识,共识未必是真理,但共识作为前理解性悬设,是理解与解释所必需的。理解与解释是从当下语境出发与传统的对话,而任何对话都以我们假定它可达成新的共识为条件。所以,传统与共识是伽达默尔主张的对话的前提。 哈贝马斯批评伽达默尔说,过分在意前理解结构,忽略反思的批判性作用,会导致对权威的认可,尽管这种权威已经从蒙昧时期的人格性权威转变为开化时期的传统性权威。权威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是因为解释学反思是在传统的界限内作出的。要形成新的共识,前提是对传统性共识持认可态度,但对传统性共识的认可未必与对真实之物的认识相一致,因而所谓传统,有可能只是一种假定。传统既有可能带来真理和共识,也有可能带来虚妄和强制。这就是说,人们有可能是虚假地认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偏见的。所以,交往有可能为强制性所扭曲,貌似合理的共识有可能是伪交往的结果。因此,批判理论的反思要对解释学号称具有的普遍有效性作出限定,在一个超越传统的参照系下对传统作出批判。?针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哈贝马斯提出以解放为旨趣的深层解释学。深层解释学以心理诊疗式反思为基础,以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为例,致力于澄清个人动机与社会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人从社会强制中解放出来,从扭曲性交往中解救出 收稿日期:2010-01-23 作者简介:鲁 路,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 参见J rgen H aber m as:Der Un i versalit tsanspruch der H er m eneu ti k,i n:H er m eneu ti k und Ideo l og i ek ri ti k,Suhrka m p V erlag,Frankfurt a m M ai n,1971,S.150-154. ?参见J rgen H aber mas:Zu Gada m ers#W ahrheit und M et hod e?,i n:H er m eneu ti k und Ideologiekritik,Suhrka m p Verl ag,Frank f u rt a m M ai n, 1971,S.48-50.
读《疯癫与文明》
读《疯癫与文明》有感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是20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写于1960年。该书一经问世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正如他的导师、著名科学史家、曾任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的乔治?冈奎莱姆(Georges Conguilhem)所说:“人们 会看到这项研究的价值所在,鉴于福柯先生一直关注自文艺复兴时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反映出来的向现代人提供的多种用途;鉴于他时而理顺、时而又搞乱纷杂的阿莉阿德尼线团,他的论文融分析和综合于一炉,它的严谨,虽然读起来不那么轻松,但却不失睿智之作……”福柯的作品读起 来并不容易,但却并不能影响作品给人带来的震撼,能够真正的引人深思。 与其将《疯癫与文明》当做一本正统的哲学书籍,不如将其称为一本“疯癫的形成历史”更为合适。书中大篇幅地引用历史介绍不同时期的疯癫情况,例如十六七世纪遍布法国的禁闭所和影响深远的巴黎总医院;并且介绍了不同时期医学对疯癫的不同流派的解释;但这个疯癫史却又不是疯癫本身的历史,而是人们怎样看待疯癫的历史,也就是他者意识的历史。从中世纪末对于麻风病病人的宗教解释、隔离和放逐到中世纪时对疯癫者的收容、禁闭和展览,及至近代精神科学生理科学对疯癫的分析、治疗和研究,正是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才有了现在我们所谓的疯癫。福柯在向我们展示疯癫历史的同时,也在用疯癫的历史证明我们文明的历史,证明理性与非理性的的历史。虽然作者并没有在书中大量阐述自己观点或者理论,但是从其对历史进程的描述过程中,深刻的渗透了作者的看法,更能发人深省。正如作者所言:“我的目的不是撰写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而是论述那种沉默的考古学。” 一、关于疯癫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