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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史料五讲_后记

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5期●序与跋

《史料五讲》后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齐世荣

拙作《史料五讲》,共收文章7篇:正文5篇和附录2篇。正文5篇都是专讲史料的,第一篇综论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这两大类文字史料,以下4篇分论日记、书信、回忆录和小说的史料价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给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开了一门课《史学方法入门》,其中一章专讲史料,用功的学生还很重视。我原想把这一章扩充成一本小书,后因年纪已老,精力不济,便抽出其中一部分,加以修改、补充,写了5篇讲文字史料价值的文章。现在把它们收入《史料五讲》,作为正文。附录两篇是单写的文章。其中一篇讲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人写前代史,各有短长,都有必要。当代人写当代史,可给后人留下有用的史料。另一篇《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

—兼论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涉及史料问题。

我一向认为,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治史者搜集了丰富、充足的史料,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得当的方法,才能提出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史料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的。后现代主义把一切历史认识对象归结为“文本”(text),说什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德里达语),并认为“文本”本身并无确定的含义,可以因人而异地做出各种解释,一切解释都是有效的(或无效的)。这种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是根本错误的。①陈寅恪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8页)伊格尔斯说:“尽管史学研究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在处理证据以及提出论点上却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最低标准。虽然想象力在学

者构造对事件的说明时起了一些作用,但这些说明并非纯粹的想象,或主要是想象。它们是以艰苦的研究为前提条件的。而且其研究方法和结论也要受学者们的检验。学术研究在就具体问题达致共识方面的能力诚然有限,但它却能在破除历史迷信方面做出贡献。而这正是理性能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乔治·伊格尔斯:《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

—对海登·怀特历史编纂方法的反思》,载《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斯坦福还曾做过一个比喻:“就像人之所以为人一样,我们认为五秒钟前或五百年前所发生的事至少在原则上仍可以被人察知是一种常识。我们不会认为刚在上周末度过假的休闲旅馆就只因为我们回家了就不再存在,或是我们无法知道它的存在。我们绝不应把‘实存的真相(reality)’只限制在‘意识得到的内容’之中。”(转引自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上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道理的。对于某一事件、某一人物,尽管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价,但对其中所包含的基本事实却是不能任意否认和解释的。例如,德、日、意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了,对于它们战败的原因,史学家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对于它们战败这一事实却是无法否认的。它们的签降书这样的文本,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成没有战败,甚至并无其事。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出生证这样的文本解释为一种虚构,从而证明他们并未来过人间。列宁深刻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

①这里不是全面评价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论,只是指出其根本性的谬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强调,揭示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对其研究所起的制约作用,都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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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5期

①赵世瑜:

《“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上接第65页)名将、思想家)、政治事件、政治斗争方面,缺失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很难说对当时复杂的政治机制给予了充分探讨。

当然,我们应乐观地看到一种情况,即各个领域的历史研究正呈现出融合的迹象,族群理论也逐渐被纳入到政治史的视野之中,从而对以往传统官僚体制研究形成有力的补充,这些都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晚明史研究再出发的动力和指向。

3.区域社会史

区域社会史尝试从具体的领域或空间出发来重新理解传统中国,其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一种更为多元的观察视角,有助于打破传统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的隔阂。同时,区域社会研究要想避免成为地方史或地区史,就必须放置于大的制度、大的历史转变中。近年来在对明清时期江南、华南、徽州、西南等地的研究中,学界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在明清易代的研究中,通过区域社会史的解释模式,便可以看到一个同样“以中国为中心”的向内和向外的走向。向内的走向是指站在经历明清易代的所有个人与群体的立场上,来观察这一既复杂又变幻莫测的历史关节点;向外的走向,是指在摆脱先设的版图空间局限的基础上,来追寻影响到明清易代或明清易代影响到的所有地域空间内发生的一切细节及其关联。①

总之,学界对晚明历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面临着诸多因素的制约。对晚明史的

理解,不应局限在专制与民主或者国家与社会这种

二元对立的视角,而是要在综合运用各种史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采取多种观察角度和方法,从而避免形成对晚明史相对脸谱化的认识,如此方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参考书目:

[1]张显清:

《近三十年来国外关于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状况》,载氏著:《张显清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2]潘星辉:《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试论明史观的形成与嬗变》,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六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3]商传:《走进晚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4]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卜正民著,张华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7]龚鹏程:《晚明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8]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9]王天有、高寿仙:《明史: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版。

[10]张显清、林金树等著:《明代政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

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这个原理也完全适用于历史认识。

总之,我认为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史学工作者必须打好史料的基本功。言必有据,不放空炮。

一些老朋友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看了我谈史料的几篇拙作以后,觉得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建议我把它们结集出版,这就是《史料五讲》这本小书的由来。一得之愚,敬希读者指正。

(齐世荣著:《史料五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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