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爱玲小说的男女形象对比看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第１６卷第５期Ｖ０１．１６Ｎｏ．５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０Ｃｔ．２００８
从张爱玲小说的男女形象对比看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王海兰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２６００）
摘要：张爱玲是一个典型的用女性意识、女性话语写作的女作家。她巧妙地利用写作这一方式，用含蓄而隐喻的写作策略，展示与演绎了在封建父权社会体制下女性被侵压、被凌辱的历史真相；同时通过对男性批判与放逐的书写方式对男权社会的荒淫腐败进行嘲弄和贬抑。从张爱玲小说中的男女形象对比，体现出张爱玲警示女性和消解男性权威、解构男权社会的女性主义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男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６２６（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４８—０４
ＺｈａｎｇＡｉｌｉｎｇ’Ｓ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ｍａｇ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Ｍａｌｅ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ｉｎＨｅｒＮｏ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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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６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ＺｈａｎｇＡｉｌｉｎｇｉｓ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ｅｓ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ｏｒｄｓ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ａｙｉｎｇ．Ｓｈｅｈａｎｄｉｌｙｕｓ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ｂｒｉｎｇｓｆｏｒ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ｒｕｔｈｏｆｗｏｍｅｎｉｎ—ｖａｄｅｄ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ｔｅｄｂｙ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ｐ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ｄｅｒｉｄｅｓ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ｎｔｏｎｏｆｐ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ｉｌｉｎｇｍ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ＺｈａｎｇＡｉｌｉｎｇ’Ｓｃａ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ｕｐｏｆｍａｌ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ｐ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ｈａｎｇＡｉｌｉｎｇ；ｆｅｍ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ｍａｌｅｉｍａｇｅ
中国的女性，在经历了母系氏族短期的辉煌之后，由此之后的几千年间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前，基本上都沦为了男性的附属物。周秦以来，父权制逐步以礼法的形式得以进一步确立。“三纲”、“三从”、“四德”的行为规则确立后，中国女性就被封锁在封建的家门内，中国的男女形象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男人应该阳刚坚强，大气豪爽，敢闯敢干；女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４—２６人则应温良贤淑，细腻体贴，小鸟依人。但一旦进入了封建制度即将倾丧的近现代社会，在风雨飘摇的封建大家族内，在张爱玲的笔下，男女形象却发生了改变。本文将从张爱玲典型文本中的男女形象对比深入探索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意识。
《创世纪》中的匡紫薇，系出名门，几十年的天下大事她都经历了：相府的繁华，清朝的灭亡，军阀起了倒了，她当家，经手卖田卖房子，买卖股票外汇，一直到最后，三代同堂大小十来口子，全靠她当年丰厚的嫁妆来维持，一直赔贴到只剩下不时兴的旧皮货了。加上身处乱世，米贵煤贵菜贵灯贵油贵蜡烛贵，空前的艰难，然而总还算活着。“好不容易苦度光阴得保身家性命，单是活着就是桩大事，几乎是个壮举，可是紫薇这里就只一些疙里疙瘩的小噜唆。＂［１］３”世纪末的紫薇稀里糊涂地担起了创世纪的重任。然而小她整整六岁的丈夫，却是天生脑后有反骨的纨绔子弟，到老也还是老顽童！公公去世后，他学着嫖赌，紫薇忙到京里给他弄了个小官，他却更加放肆。于是逼着他辞了官搬到上海。紫薇与丈夫的关系“仿佛是白夏布帐子里点着蜡烛拍蚊子，烦恼得恍恍惚惚，如果有哭泣，也是呵欠一个接一个迸出来的眼泪。”［１］３８８她对丈夫彻底失望了，丈夫还要时不时地插嘴品评一番，以最怯弱的幸灾乐祸来掩饰他无力承担现状的事实。丈夫匡霆谷既把自己置身于现实世界之外，整日梦游空谈，挑剔饭菜，又限于门第之见不肯让孙女出去当店员，而事实上一大家子人全靠当卖紫薇的陪嫁支撑着，过那种“有背景、有根底”的穷日子。对于那被自己弄得万般无奈，硬着头皮面对一片烂帐的坚强的妻子，却又死爱面子地要去嘲笑一番、侮辱一下，仿佛若不如此就显不出自己的清高尊贵似的。他的这种既自卑又自大的遗老心理，在卖皮货的一段描写中被刻划得活灵活现，令人叹为观止：
紫薇翻了些皮子出来，那商人看了道：“灰鼠不时兴了，卖不出价。老太太要有灰背的拿出来那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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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期王海兰：从张爱玲小说的男女形象对比看张爱玲的女性意识４９
可以卖几个钱了！”又道：“银鼠人家不大要。”霆谷在旁边伸手捏了捏，插上来便道：“这件有点发黄了，皮板子又脆。”看到一件貂皮袍子，商人又嫌：“旧了，没有枪毛。”霆谷便附合道：“而且大毛貂现在也不时髦。”商人道：“就是呀。还有这件貂不能够反穿——开缝的，只能穿在里头，能反穿就值钱了。”他只肯出一万五，紫薇又嫌太少，他道：“这价钱出得不错了，拿家去还要刷油，还要好好地收拾一下呢。不赚老太太多少钱。”霆谷道：“那是！他们拿回去还要隔些日子才能够卖掉呢！现在这个钱，嗨嗨，搁些日子是推板不起的。”紫薇赌气把貂皮收过了，拿出一件猞猁女袄。商人道：“这件皮子倒是好，可惜尺寸太小卖不上价。”霆谷道：“那他这话倒也是不错！这样小的衣裳你叫他拿去卖给谁？”商人把它颠来倒去细看，道：“皮子真是很好的，就是什么都不够做，配又不好配。”霆谷便埋怨起来：“从前时兴小的，拼命要做得小，全给裁缝赚去了！我记得这件的皮统子本来是很大的！”紫薇恨道：“你这不是岂有此理！我卖我的东西，要你说上这许多！人家压我的价钱，你还要帮腔！”霆谷道：“咦？咦？没看见你这么小气——也值得这么急扯白咧的！也不怕人见笑！真是的，我什么东西没见过！要好的也不会留到现在了！”紫薇越生气……还是那个商人两面说好话，再三劝住了，讲定了价钱成交，霆谷送了那商人下去，还一路说着：“就图你这份爽气！本来我们这儿也不是那些生意人家，只认得钱的。——真是，谁卖过东西！我不过是见得多了，有一句说一句……”商人连声答应道：“老太爷说的是。”
小小的一个场景，仅仅三个人的对话，却将彼此间的明争暗斗以及各个人物的潜在性格刻划得惟妙惟肖，表现了作者观察人性的透彻和文字表达上的惊人才华。
紫薇众多的儿女，留在上海的只有最小的儿子全少爷，一样地不负责任，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全少爷和父亲一辈子是冤家对头，只因恨父亲用了他母亲的钱，而他自己却千方百计地哄母亲拿钱给他花。相比之下，全少爷的第一个孩子匡潆珠，却终于从“有背景有根底”的厚重的阴影笼罩下走出，外面的世界虽然寒冷，但她却尝到了自食其力、自由恋爱的酸甜苦辣。夫妻之间，父女之间，高贵与卑劣，坚强与委琐，一比而知。
《多少恨》中的虞家茵是张爱玲小说中难得坚毅的女子，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思想。为了母亲和自己的生存，她以单薄而刚强的生命，毅然走进冷酷的社会里。她虽穷却从不向人借钱，虽低微但不自卑。家茵的父亲是个穷遗老，年轻时凭着自己有几个钱，浪荡浮夸。因为看上其他女人，而将家茵母女抛弃了。家茵自立后，他居然想投靠她，而且愈趋卑鄙、贪婪。他利用任何一种时机东偷西刮，甚至牺牲自己女儿的幸福，以换取生存机会。家茵的爱被自己的父亲吞噬，真是人生最悲凉的事。
张爱玲在许多情感事件的处理上，都让女人比男人勇敢而愿意承担责任。
《色?戒》中的王佳芝，原来只是参加舞台表演的女学生，后来真的演起政治戏来，勾引了一名汉奸，想杀掉他。事到临头，突然觉得自己坠入情网，结果诱敌不成，反而把自己的性命也丢掉了。女人的多情就这样牺牲在男人的无情之下。
《封锁》中的吕宗桢先吴翠远而退怯逃避，《心经》中小寒的父亲先小寒而分离。“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２］６８甚至连不合男权社会规范的风流女子王娇蕊，“她的一技之长是玩弄男人”，但一旦动起真情来，即勇敢地承担起这份情感。原先带着游戏玩弄的情，此刻升华成一种负责任而勇敢的爱。和佟振保相比，她在情感世界里也变得圣洁而高贵。娇蕊被振保抛弃后离婚再嫁，还生了孩子，可见她已有了其他的生存目标，肯定除了男人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原始而激情的光热，终于化为平静坦然的温暖。振保后来再见她时，她已成了像样的母亲。她说：“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１］３１２而且她说：“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Ｄ］ｓｌｓ振保竞无言对答。他概括不了自己“完满幸福”的生活，自怜自恋，痛惜自己的泪水滔滔地流下来。本来在这场爱情战争中，必须有人哭泣，应该是她，可他却无法控制自己。他竟是个失败者？还是娇蕊心中地母的根芽发芽了？她只是一味地向前看，向前走的人，并从“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愁的是男人”［２］８５的狭小无奈的怪圈中走了出来，至少她的泪水不再为男人轻洒。小说从表面上看，是振保抛弃了娇蕊，但实质上，是娇蕊抛弃了振保。这是精神上的抛弃，比形式上的抛弃要厉害得多。
《殷宝滟送花楼会》是又一出“红玫瑰与白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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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北京印刷学院学报２００８矩
瑰”的故事。大学里的罗潜之教授是像佟振保一样有事业心的好男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中学生然而却是校花的殷宝滟，于是义务替殷宝滟补音乐史课。一补三年，他疯狂地爱上了殷宝滟，只是不把其称为“红玫瑰”，而称其为“我坟墓上的紫罗兰”！又过了三年，罗潜之终于吻到了“坟墓上的紫罗兰”，他不停地折磨妻子与孩子，但同时，又不妨碍多产的妻子肚子里又有了三个月的胎儿。他也想到离婚的问题，但是这次却被宝滟拒绝了。这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看破了他卑下的真面目，宝滟及时抽身而退。张爱玲在这篇小说的副标题中标明“列女传之一”，大概计划中有形形色色的现代都市“列女”罢，可惜她没能继续写下去。
《连环套》中的霓喜，是生存力最强的女人，永不言败的地母。尽管所有男人都不拿她当人看，而又垂涎她的美丽与性感，但她的容载力却比谁都大，许多人都可以在她怀中取得暂时的安慰与满足。“她站着，像大地的偶像，眼睛凝视着莽莽乾坤。，，［２］６９事实上，她正象征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量。张爱玲曾经在散文《谈女人》一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而“地母是一个妓女，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她的动作迟慢，踏实，懒洋洋地像一头兽。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她嚼着口香糖，像一条神圣的牛，忘却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在张爱玲眼中，霓喜是不是中国的地母呢？虽然不断遭到自私自利的男人的抛弃，可她的生命力却愈加旺盛。虽然以生存为目标，但她的言行动作之间自有魅惑力，她是永恒的女人。
《桂花蒸?阿小悲秋》，写的是一个没有婚姻保障的苏州娘姨阿小的没有故事的故事。阿小的主人是外国人哥儿达先生，脸上的肉像没烧熟，红拉拉带着血丝子。非常吝啬，比得上十个女人的小奸小坏，还热衷于寻花问柳，常常换着女人往家里带。款待起来，一块汤牛肉，烧了汤捞起来再煎一煎算另外一样。第一次来的女人还有一样甜菜，以后就没有了。在这样的外国人家帮佣的丁阿小，早去晚归，吃也是吃自己的。吝啬的哥儿达常疑心她会揩油，又生怕她歇着，总把一大堆衣被泡在盆里。自尊心很强的阿小虽看不起主人，但还是尽职尽责。衣单破了，“我替他连连，也看不出来了。，，［１］１３４没有面粉，她“一Ｕ一软，给他添上点户口面粉，她自己的。”主人头发掉得厉害。她也“看了使人心痒痒的难过。”一副母亲娇纵孩子的模样。她是许多人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百般呵护，对于来探访的所有朋友如秀琴、同乡老妈妈，阿小也都热心招待，听她们诉苦，给她们推荐工作，连主人的姘头她也顾念到不使其太难堪，对主人更是“坚决而厉害的呵护。”她的性情中还有高贵的因子，丈夫不养她，她一样光明正大地养活自己和儿子：“谁叫她生了劳碌命，他挣的钱只够自己用，有时候还问她要钱去入会。，，［１］１３３她就这样开朗快乐地面对生活，不但积极地投入自己的命运，还尽力安慰别人。她是健康而温暖的地母。
１９７２年，水晶访问张爱玲时，谈及这部作品，说“那苏州娘姨看来像一个‘大地之母’，因为自始至终，她都在那里替主人洗衣服，整理房间，仿佛有‘洁癖’似的。”当水晶赞赏说特别是结尾部分很精彩时，张爱玲爽朗地笑了。“从笑声里，我觉察到她是非常偏爱‘阿小悲秋’的。”［３１３０４水晶认为，张爱玲数次使用了“脏”这一意象，拓展了阿小由于职业原因对“脏”的敏感意义。“阿小是处在一个道德败坏、淫乱污秽的世界里。”这便是“脏”这一符号的象征意义。他阐述说：张爱玲“通过对于阿小适度的夸张描写，来反衬出哥儿达在道德天平上的渺小，和她不成比例。，，［４１２５按水晶先生的说法来解释，如果说“洁癖”是阿小的代表符号，那么“脏”就代表哥儿达。干净与脏的优劣关系，和社会上通常认为的“小”女佣和“大”主人的身份刚好相反。“干净”等同“小”，“脏”等同“大”的符号关系，颠倒了阿小与哥儿达的关系，从而将主人和女佣的贵贱、大小、上下的关系瓦解，重建了一对新的关系，也象征着社会中“男”与“女”的因袭关系。在传统的男权社会的正统理念中，认为内人等于女人是不洁的，小的，脏的，《阿小悲秋》恰恰用男性的语言，解构了男性的“常识”。如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用“白”象征“贞”，用“红”象征“淫”。在感性上却被红等于热烈吸引，在理性上却将此看作“淫”等于恶，加以否定；理性上虽然肯定“白”等于“贞”，在感性上却只感到乏味。振保的“基准”是双重的：要求“自己的女人”“贞”，自己却追求“别人的女人”。结果两个女性分别从“红”转“白”，由“白”转“红”，红玫瑰没有成就她的热烈，白玫瑰也没有实现她的圣洁，振保更没有创造出一个对的世界，这种色彩的转换过程，一针见血地直指传统男性观念上的裂痕。因为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说，被男性一手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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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期王海兰：从张爱玲小说的男女形象对比看张爱玲的女性意识５１
“纯洁”白”女人，即妻子，对男人来说是乏味的。一旦她仿效男性，从纯白变为“鲜红“，又会给予男性致命的打击。男性霸权文化的矛盾最终反弹回男性自身，使他们的自我认同分裂了。张爱玲就是这样，在男性霸权文化的裂痕中，使传统的男性自我认同解体，含蓄又强烈地表达着她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
走进了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领略张爱玲独特的女性主义书写，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如何忠实于自身的性别特质，忠实于作家的女性体验［５］。在她的小说里，无论是美丽的青春少女，苍白的中年妇人，还是衰弱的老太太，都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的悲凉的故事。作者充分地展示了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受压抑、被凌辱，焦虑、匮乏、悲哀、分裂，甚至疯狂的心理世界。她们不断地被女儿、妻妾、母亲等从属身份所覆裹，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活，无法支配自己的欲望，随时上演着一幕幕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悲剧。悲剧的因素不仅存在于外界“惘惘的威胁”，也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在于女性的原罪意识，悲剧因此而无休无止，不断袭来，一步一步将人引入毁灭的境地。葛薇龙在湾仔看到的是“天边的荒凉，天边的恐怖”，“她的未来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１］２３４张爱玲是深刻的。一方面，她在新旧文化并存，可依旧是庞大复杂的宗法教条、规范和禁忌众多的传统宗法父权体制中，思索着女性的从属命运，勾勒出潜于其中的女性体验，其对于女性悲凉无奈命运的展示与演绎，表现了她对于女性角色遭受贬压的一种无奈悲凉和对男权文化无言的控诉反抗印］。同时，张爱玲又采用含蓄、隐喻的形式，表现了因为男性形象的虚伪自私，赢弱无用而造成的家庭生活的混乱无序，或者采用“放逐”、“空白”、“空缺”的方式，使父亲的形象发生变异，通过父亲形象的“摧毁”，漫画化，父权的“空缺”，揭示了父权代表的不可尊重性，对父权进行着缺席审判。她以解构父权家庭来否定它对于女性的意义，从而从家庭内部解构了男权家庭存在的合理性，打破了父权家庭的神话，对父权家庭及男性社会进行着颠覆。
另一方面，在张爱玲清醒而冷静的思想背景里，对小人物的命运又有着深深的同情和无奈的悲怆。无论是对女性世世代代甘愿为奴的“原罪意识”，还是对男性的虚伪怯懦，抑或是对苟活在现代社会下过着醉生梦死的芸芸众生，她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张爱玲深切地明白，他们以这样的生存状态想要攀援住从辉煌激烈的时代里折射进来的光束，显得那么无力、无助。她也从社会病态、人类弱点以及历史传奇中见到了真正的人性的悲凉。生命的底色是苍凉的，没有光的所在，因此她的作品中总透着一股冰寒彻骨的悲凉口］。无奈的，苍凉的，悲怆的……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
然而，当仔细翻阅《传奇》，笔者又惊奇地发现，从开卷文本《金锁记》到压卷之作《桂花蒸?阿小悲秋》，竞连接起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女性的历史，从甘当家庭妇女的传统女性到独立坚强的现代妇女的，女性的历史［８］。张爱玲如此安排，显然是深有喻意的。作者既以《传奇》暴露了男性霸权文化，将男性主体解构，建构了新的女性主体，同时，她又给陷于困境的女性指明了一条生路。张爱玲说：“将来的荒原上，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２１１８６家茵、阿小们救出了自己，获得了作为主体话语的女性身份，虽然艰辛，却会毅然地活下去。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张爱玲的写作是真正典型意义上的女性话语写作。尽管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女性文学”、“女性私人写作”、“女性文本”等名词，但张爱玲的女性主义主体意识却自然流露于文本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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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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