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 从_黄宗羲定律_到帝国的逻辑_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_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周雪光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Zhou Xuegu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Sociology Division ，E-Institut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本文在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蔡禾、冯仕政、刘世定、史普原、田毅、应星、赵树凯、周飞舟、“城市化过程中的基层政府”讨论小组学友以及匿名审稿人的批评指正，特此感谢。依学术惯例，文责自负。

［内容提要］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关键词］国家治理帝国逻辑非正式制度黄宗羲定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国家建设经过了从全能国家、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放权搞活等多种形态的沧桑之变，其变化之大、速度之快，常常使得身居其中的人们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然而，其间的反复曲折，从收权与放权间的上下浮动到经济领先与政治教化间的左右摇摆，去而复来，似曾相识。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来俯瞰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21世纪的当代中国正在其深长的历史轮辙中识别着路径方向。这一观察也启示着我们，细心解读中华帝国的历史遗产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国家转型过程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本文试图从中华帝国的历史脉络上重新审视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在展开下面的

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澄清本文使用的“帝国”这一概念的蕴意。在当代思潮中，“帝国”一

词常常与强权侵略、殖民统治相联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色彩。但本文的

用法与此不同。史学家伯班克和库柏（Burbank&Cooper，2010）曾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讨

论了“帝国”的概念。他们指出，帝国架构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其中囊括不同的种族、文

化、区域，因此有利于发展包容性治理模式。在世界史上，帝国一度是古代文明的主要

组织形式，如中华、罗马、蒙古、奥斯曼等帝国形态曾经极大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近

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促就了帝国的崩溃瓦解。与庞大的帝国疆土相比，民族国家以族群、

文化、宗教信仰单一或高度同质性为特点。（Anderson，1983）在这里，帝国不仅体现在艾

森斯塔得（Eisenstadt，1963）所说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类型”，而且因其规模特征而面临着

特定的组织困难和挑战，诱发了相应的治理模式，体现在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行为定

式之上，即帝国的治理逻辑。

中华帝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红楼梦》中王熙凤一句“大有大的难处”的

感叹道出了帝国治理的难处所在，即规模之累。帝国的架构包容了多元文化和地域间

不平衡发展，更加重了规模之累效应和治理困难。我将这一困难表述为“权威体制与有

效治理”间的矛盾，即“号令自中央出”的中央集权体制与辽阔国土上地方性差异间的矛

盾，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聚敛，而后者要求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以实现有效

治理（周雪光，2011）。中华帝国千年载世，数十朝代历经内忧外患、政纲兴衰，正是在治

理挑战的应对过程中，摸索发展出了其特定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术。本文在这个意义

上使用“帝国”这一概念，并探究中华帝国治理背后的制度逻辑。

帝国结构错综庞大、千头万绪，本文以近年来引起广泛注意的“黄宗羲定律”历史现

象为切入点，借用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从社会科学角度加以解读，进而寻找理解中国

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本文的基本命题可概括如下：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税收持续高

攀趋势并无史实根据，但这一描述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循环波动

在历史上重复出现，是帝国大背景下“放权—收权—放权”周期性波动在税收领域中的

具体表现，其中隐藏着解读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密码。在黄宗羲定律现象的大背景下，

本文提出相互关联的三对关系来提炼概括帝国的治理逻辑：第一，“委托与代理”关系集

中体现了帝国治理的组织困难：帝国治理依赖庞大的官僚体制，面临着漫长行政链条中

委托与代理关系所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加剧了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基本矛盾。

第二，“正式与非正式”共生并存、互为依赖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缓和、调节着帝国

治理的基本矛盾。皇权在集权的正式制度中得到了稳定性和可信性，而非正式制度的

盛行运作则为地方灵活性提供了空间。第三，“名与实”关系反映了中央政府在象征性

权力与实质性权力间的微妙平衡和转变，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以调

节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的边界。黄宗羲定律现象正是帝国逻辑蕴含的上述关系在税收

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2014/04开放时代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首先着眼于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历史现象，提出新的研究问题；然后，借用史学界研究工作来解读历史上几次并税式改革的例子，从中提炼这一周

期性现象背后的帝国治理困境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治理机制。接下来，我转向阐述“委

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这三对基本关系所体现的帝国治理逻辑，以及相

应的分析概念、研究问题和理论意义。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我将进一步讨论帝国治理逻

辑在当代社会的困境和危机。

一、质疑黄宗羲定律：新的研究问题

20世纪90年代苛捐杂税攀升以及随后的税费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国家财政税收制度的关注，关于“黄宗羲定律”的讨论一度成为学术热点。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

田制三》中列举了从唐初租庸调之法到晚唐杨炎的两税法，以及明朝一条鞭法前后的并

税式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提出了并税式改革导致税上加税，愈演愈烈的著名命题，

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又

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①王家范、谢天佑（1983）首先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公式性

规则；秦晖继而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黄宗羲定律”。秦晖的解释几乎完全借用了黄宗羲

原文的说法，即纵观历史上自上而下的并税式改革，

一般来说，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

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

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

“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秦晖，2002：6）

随后，“黄宗羲定律”这一称谓不胫而走，成为政策研究和公共媒介上的热门话题。

在学术界，虽然有个别研究援引史料提出农民赋税的历史走向呈上升趋势（王家范、谢

天佑，1983），但更为系统、细致的研究工作并未发现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赋税攀升愈演

愈烈的历史趋势。例如，黄仁宇（2001）关于明朝赋税制度以及实际运行过程的系统研

究得出的结论是，明朝的征税水平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以至于不足以维持基本公共产

品的提供。王业键研究了晚清时期的翔实资料后慎重地提出：“在清朝最后的二十五

年，在大多数地区和省份，田赋占土地产值的2%—4%，只有在苏州、上海地区占8%—

10%……因此，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说，清末的田赋负担实际上并不沉重。”（王业键，

2008：165）他注意到，清朝早期有着自上而下的压力，要求地方官员增加田亩（与税收），

但这一压力在税收水平达到“原额”后就消失了。（王业键，2008：36-37）陈支平（1998：6）

着眼于中国赋税的大历史时段指出：“直至明清时期，政府对于田赋的征收，基本上控制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在‘十一而税’的范围内，从秦汉到明清，田赋的加税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因战争灾害

等原因而进行临时性的加税，也要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

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

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

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像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

个重要的原因。”杜恂诚（2009：176）针对中国历史上赋税负担状况大趋势的讨论也指

出：“从长时段看，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税负应呈周期性变动的态势，而不可能单边上

扬。”简言之，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积累莫返之害”现象并无令人信服的史实根据。

然而，地方官吏巧立名目掠取苛捐杂税的描述充斥史书，皇帝振兴政纲、整治官吏

之弊的举措也时有发生，并税式改革正是在财政领域中的整治手段之一。也就是说，虽

然所谓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税赋不断攀升趋势之说不足为信，但这些讨论所注意到的

“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波动却是不容置疑的，具体表现为地方

官在税收过程中趋于加派税赋，地方自由裁决权滋生蔓延；而皇权自上而下的抑制治

理，虽奏效一时，但无力根除而不得不半途而止。在这个意义上，秦晖所描述的“历史上

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的观察不无道理。针对这一现象，赋

税史研究中各种解释众说纷纭，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类：一是从道德角度将这一现象归咎

于地方官吏追逐私利的行为，大多数研究工作都或多或少提及这一渊源。二是从阶级

角度批评皇权整治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或者从统治体制角度注意到，官吏的催逼盘剥

大多都是因自上而下压力而为的。如陈锋（1997a：102）所言：“我们注意到，为了军国需

要，清廷对财政的考虑更甚于对吏治的关心，不惜制定严厉的考成则例，督催地方官血

比穷追，以保证赋税钱粮的足额或溢额。”而且，奖惩激励力度十分大。②在这个意义上，

并税式改革成为调节“保税”与“保农”关系的一种制衡性措施。（李炜光，2003）

以上我对黄宗羲定律的质疑，旨在提出新的研究问题：虽然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赋

税单调上扬趋势并不存在，但“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这一周期性现象却是

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中且延绵至今。如李炜光（2003）所说：“并税式改革实质上是中国历

史特有的一种‘财政专制体制’作为，它的历史决不仅仅导致了某一个具体王朝的兴衰，

相反，它们更大得多的意义，在于展示了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发展演变和最后衰亡过程中

的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制度综合征’。”黄宗羲定律的周期性现象反映了中华帝国的深

层矛盾，提供了探究帝国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以下讨论旨在进一步阐述这一主题。

二、解读“黄宗羲定律”：税收与财政背后的帝国制度安排

在这一节，我们重新审视黄宗羲定律现象所反映出的“制度综合症”，通过讨论中华

帝国税收与财政制度安排和几个历史事件来探究并税式改革背后的帝国治理逻辑。我

们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并税式改革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增加

赋税的做法？并税式改革的治理意义是什么？

（一）财政领域中的帝国治理：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

表面看来，并税式改革的起因是地方官员“巧立名目”贪取赋税的行为，由此产生了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的不堪局面，迫使中央政府采取并税式改革举措。这一局面似乎与

中华帝国权力体制特别是财政集权制度设置相悖尤甚：这一集权制度的核心在于中央

政府一统财政收支予夺大权，各级政府没有自己的地方财政。但若仔细追究不难发现，

正是这一集权体制导致了其无法解决的困难处境，即中央政府的财政安排不能满足其

自身和地方财政所需，不得不迫使或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巧立名目方式来解决其官僚体

制运行的基本所需（如行政费用、俸禄）。在讨论清朝赋税政策和制度时，何平（1998：

109）称之为“不完全财政”：

这种经制所限定的财政支出范围和额度，并未完全为中央和地方各项事务的经常

性用度提供充足的财力保证。事实上，中央和地方许多行政事务的经常性开支都被排

除在经制所规定的支出范围之外。这些未列入财政支出的部分在实际开支中，只能谋

求财政外的其他途径来解决。这种不能因事设费在制度上即存在支出缺口的财政，我

们称之为不完全财政。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不完全财政的状况是学术界的共识。（王业键，2008；瞿

同祖，2003：40-57；黄仁宇，2001）不完全财政制度的意义在于，它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

外财政及其追求预算外资源的努力合理化、正当化。既然中央政府不能提供下属政府

的正常行政费用，那么就不得不允许或默许地方政府、下属官员另辟蹊径寻找财源以谋

生计和维持日常行政运转，以便弥补不完全财政的空缺。因此，各地官吏苛派杂税在很

大程度上源于不完全财政的制度设置，即俸禄低微诱使官员在施政过程中贪污行贿，额

外苛索；地方公费与军费供给不足的状况迫使地方官员向下攫取资源，特别是在税收过

程中通过巧立名目以满足私利之欲、公费需要以及各种应变之措。皇帝作为最高权力

执掌者对此心知肚明，对于这些非正式的资源动员手段（如火耗）或公开应允或默许不

究。来自苛捐杂税和陋规陈习的银两并不是仅为基层官员所贪得，而是通过各种渠道

在官僚体制各个阶层间流动和再分配。（杨国强，1997）

为什么中华帝国采用了“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关于这一现象已有不同解释。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皇权推行轻徭薄赋的国策，旨在约束地方官吏的规模和权力。（Skin?

ner ，1977）这一解释失之单薄。如上述研究所观察的，这一政策并没有真正约束官吏权

力，反而强化了其向下攫取的冲动，并使之合理化。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朝实行的财

政“原额主义”祖训束缚了帝国的应变能力，不得不默许地方官吏的陋规摊派等做法。

（岩井茂树，2004）然而，“不完全财政”做法由来已久，在明朝已是普遍实行的制度安

排。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说不完全财政所导致的问题如此之大，而且上下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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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废旧立新，以新的财政制度安排取而代之呢？

在我看来，不完全财政集中反映了帝国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和相应对策，解读这一制

度安排为我们提供了追寻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首先，在帝国的大一统架构

中，疆土辽阔，文化多元，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些特点对国家治理带来了几乎不可逾越的

困境。以吏治制度安排为例：各地“冲繁疲难”情况每每不同，征收赋税难易不一，所需

行政费用亦大相径庭；加之交通、通讯困难，技术手段有限，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编制完

全财政预算的交易成本高昂，实无可能。第二，官僚体制上下之间、机构之间的利益之

争也使得“预算不易编定”。例如，下级官吏或通过隐瞒实情以获殊利，或不切实际地大

幅度降低编额以邀功请赏，如此情形屡见不鲜（梁方仲，2008：165）；另一方面，“在存留

的裁与不裁的执行上，中央主管部门从自身的职守出发多置地方的利益于不顾，诚如在

钱粮蠲免上所持的态度那样”（何平，1998：115）。第三，正式财政的特点是预算正式编

额，分门别类，各有名目，专款专用。然而，地方官员面临的任务环境千变万化，殊难在

预算上逐项对应。最后，上级部门特别是朝廷时常任意下达和改变指令，地方官员因为

资源不足而难以适从，不得不通过突破正式预算、变动赋税以应对之。可以肯定地说，

即使在信息、通讯、交通技术大大发展的今天，欲在诺大规模的国家实现完全财政的设

想也是不现实的，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有限尝试及其失败即是明证。

在这个意义上，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赋予地方政府据情附加赋税的合理性，提供

了各地因地制宜、地方性适应的调节机制，缓和了帝国一统体制的僵硬性，为国家治理

过程注入了多样性、地方性和灵活性。实际上，地方政府征收额外赋税的做法并非毫无

节制。王业键（2008：43）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封建社

会里，当然不乏地方州县官擅自做主决定实征税率的例子。但就清朝来说，决定实征税

率的主要形式有二：第一是当一个知县感到有必要提高实征税率，在做决定时他要与地

方乡绅和某些地方长者商议。此外，更谨慎些的知县会将商定的税率呈报省级衙门，希

望得到上级批准。第二是提高或降低税率由省级衙门决定，并须经朝廷批准。第一种

形式的做法起码在清朝初年便已存在；而到19世纪后半期，第二种形式的做法则变得十

分普遍了。”书吏与衙役在承担“包收”过程中趁机敲诈农民，中饱私囊的情况多有存在，

但这种盘剥也受到了各种制约。（王业键，2008：54-62）因此，“清末的田赋管理远比一般

认为的要有条理和稳定得多……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清王朝直到最后的日子里，一直是

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住地方行政管理的财政秩序，并证实了我们在制度方面的分析：田赋

管理的不成文制度运行的合理有效”。（王业键，2008：138）陈支平（1988：130-160）据清

代福建赋役的实例指出，地方官吏征收赋税的行为为当地民情和地方宗法制度所束缚；

黄仁宇（2001）在讨论明朝税收财政制度时也有同样的观察。即使在并税式改革过程

中，税额简化确定亦非易事，多有变通。例如，“在清初赋役混乱的情况下，推行‘摊丁入

地’，实际上还存在很多困难。所以很多官员宁愿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即仍然保留丁

银，但又不增加额丁负担，只将一部分无着的丁银摊派到田粮内进行征收。这样既能保

证丁银的足额，又不致引起逃丁，对稳定封建秩序也是有利的”。（郭松义，1982：7）

由此可见，地方派生杂税的做法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灵活性，是帝国制度安

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当杂税派生超过了某个临界点，才对皇权产生威胁，成为

打压对象。与此相对的是，并税式改革的实质性意义在于削弱和压缩地方政府的自主

性和灵活性。中央政府通过并税式改革来自上而下地重新统规资源分配流动的渠道和

方向，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上的相互关系。并税使得本来隐蔽的、非正式

的资源调剂机制明朗化、简单化，以利于自上而下的规整和重新调配。因此，并税式改

革导致两个同时发生的趋势：其一，资源向上聚敛的趋向大大增加；其二，各级政府针对

不时急需来灵活调动资源的能力大大减弱，正如陈锋（1997b ：104）所言：“裁减存留为起

运，亦即变地方财政为中央财政，构成清廷应急军需，度过中央财政困厄关口的重要手

段，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存留钱粮作为地方财政的标志，事实上维持着地方的

行政、社会功能，难以或缺，裁减存留之后，势必生成弊端。”虽然并税式改革短时期内可

以抑制地方政府官员的苛捐杂税，缓和民生，但这些措施导致资源的向上流动、明朗化、

条框化，极大限制了各级政府相机调动资源的空间，从根本上削弱了各级政府因地制宜

的地方性应变能力。久而久之，各地矛盾累积，险象环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巧立名

目，开启新税费，以应对不时急需，于是苛捐杂税复而重生。

简言之，所谓黄宗羲定律的周期性现象反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在财政资源

划分上讨价还价的过程，折现出中华帝国针对“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基本矛盾的

治理逻辑。下面，我们从历史上几个大的并税式改革事件来进一步阐述上述命题。

（二）明朝的一条鞭法改革

明朝没有地方财政，所有税收归中央政府征取和调度。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集中

反映在起运与存留部分。地方完成税收之后，一部分起运至京或指定地点，而另一部分

则存留在当地，按照中央指定的项目、对象和意图加以使用。“地方正项存留钱粮中，几

乎不包含地方政府的行政事业费”，因此地方政府费用只能取自于各种名目的徭役和派

办（何朝晖，2006），杂税派生因此蔓延。一条鞭法的并税式改革旨在将各种赋税编制在

一起，简化名目种类，以利赋税征收之便。依梁方仲先生（2008）的《明代一条鞭法年表

（初稿）》，一条鞭法自嘉靖十年（1531年）起始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左右大致完成，历

时三代皇帝大半个世纪，由南及北，一地一县，逐点成片。

史学界对一条鞭法改革多有研究，对其利弊评价众说纷纭。一个基本事实是，一条

鞭法通过并税、白银兑换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攫取能力，加重了向上集权的趋向，同

时限制了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例如，“万历中行条鞭法，三征（田、丁、差）遂并为一，且

额外多名色尽编正赋，一时便之，派之至今。然条鞭既属正供，一遇度外事故，不得不额

外羡取，条鞭未行不过取之额外而已，只是则额外之后又额外焉”。（见康熙《堂邑县志》，

转引自陈支平，1988：111）这一状况直至清朝仍余波未尽。顺治年间，户部尚书车克指

出：“起运以供军旅之需，即有不给，尚可拨济于他藩，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万

2014/04开放时代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难乞贷于别省。且细查存留各款，不及枚举，其万万不容已者，如经制之有俸薪以养廉

也，俸无所出，何以惩官之贪。”（转引自陈锋，1997b：104）一条鞭法尚未在全国落实到

位，其问题已经暴露在外。“地方官吏在征收四差银后，任意处理，以致干没，往往征后复

征。遇到水旱灾情和兵饷等不时征发，便不断更加役银，‘条鞭法下，仅十余年所，里甲

费业如嘉靖中年时’。四差银愈编愈多，倍增，或数倍于前，民户反受重累。这是一种结

果。还有一种结果是，官吏名为节省，请减条鞭银，结果不敷应用，‘则私役里甲以济之

者，昔止一里甲之累，而今两累之，大家为掩耳盗铃之计，其害更甚于加赋’。”（袁良义，

1995：10）可见，并税式改革之意不在改变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也不能真正解决帝国

治理的困境。

但并税式改革（暂时地）重新规范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资源分配关

系，强化了中央集权。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一条鞭法导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转

变，陈支平（1988：98-99）对这个变化的意义解释得最为透彻：“大体上讲来，这差役转化

成白银之前，力差比较适应于地方政府的各种兴作支应。对于中央政府，其经济利益不

是太大。到了明代中叶，……力差逐渐为银差所代替，而嘉、万时期一条鞭法的施行，加

速了这一转化的过程……因为一条鞭法的原则是‘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相

当一部分差役实际已经变成了田赋，即所谓‘均徭、里甲与两税合一’，这种田赋化和白

银化了的差役，自然随着田赋的存留起运制度而被运往中央财政所有。因此，自明代后

期的裁扣工食银发展到清初实行大幅度地裁扣地方存留银，实际上就是封建中央政府

力图把白银化了的差役控制到中央所有……”这种并税式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在清朝状

况亦复如是，“通过清代所显示的增税规律，我们还看到朝廷、地方官府和下层百姓主要

是农民三方的关系。一方面朝廷需不时地通过规范税制来抑制地方官府的无度苛派，

可一旦收权，便很难再把业经归入府库的税银返还于下，这就造成地方官府兴办公务的

难度，何况官员们也愿意借再摊派上下其手，使额外摊派总无止息”。（郭松义，2008）

（三）清朝的“火耗归公”改革

不完全财政制度和并税式改革的特点与弊病在清朝雍正王朝前后的“火耗归公”改

革过程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史学界已多有研究讨论。火耗或耗羡作为正税外的附加税

以供地方官吏之用，在唐朝即已出现。及至明清，火耗收入成为地方官吏维系生存的基

本来源，是不完全财政的必然结果。曾小萍（2005［1984］）的研究表明，早在雍正年间之

前，火耗即是地方政府的行政费用和地方官员俸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火耗并

不仅为基层官员所贪得，而是在整个官僚体制中流动和再分配，成为不完全财政空缺的

重要补充来源。有趣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对待“火耗”的不同态度、做法恰到

好处地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不同侧面及其相应后果。

1.“视而不见”——康熙朝代的“非正式”运作

火耗作为不完全财政空缺的补充机制由来已久，清沿明制，持续未变。火耗作为附

加税从未得到皇权的正式认可，也没有纳入正税，而是一直以非正式的方式存在，由地

方政府自行做主决定，其收入亦为地方化，为地方官吏行政提供补充。康熙六十一年

（1722年），陕西督抚因亏空无法填补，奏请以旧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许，专为填亏空之

用。康熙皇帝谕旨：“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

事……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

加派之名，朕岂受乎？”（孟森，2010：202）不难看出，康熙皇帝的表态一方面是因为不愿

承担加税恶名，但也体现了其以“默许”的态度对待火耗收入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做法“原是私事”，只能以非正式方式隐蔽行事。在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下，这一非

正式机制使得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向下攫取资源以维持基本职能，即通过调节不同火耗

征收来因地制宜地动员资源。因此，火耗作为附加税／地方税，成为不完全财政的重要

机制，提供了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

2.明晰正式化——雍正朝代的“火耗归公”改革

火耗作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政来源通过基层官吏以非正式方式征收。这一做法使得

火耗资源地方化、灵活化，但也为地方财政平添诸多不确定性。雍正皇帝锐意改革，试

图将火耗收入合理化、正式化，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正式部分，用以养廉银、公务费用

等，从而增强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雍正坚持将这部分税收保留在地方政府，以

不影响其灵活性；为此特意将耗羡与钱粮正项相区别，强调将火耗所得资金作为地方政

府的额外资金来灵活使用。③由此可见，雍正清楚地意识到，一旦火耗与正项合二为一，

就为向上聚敛提供了便利。雍正也不主张制定统一明确的火耗分数：“尔等请将火耗酌

定分数。朕思州县有大小，钱粮有轻重，地广粮多之州县，少加火耗，以足养廉，若行之

地小粮少之州县，则不能矣。惟不定分数，遇差多事烦，酌量可以济用，或是年差少事

简，即可量减。又或遇不肖有司，一时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减除。若竟为成额，必

致有增无减。”（孟森，2010：204）

雍正年间的火耗归公改革，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在随后年间政府

不良行为大幅度减少。诸位大臣如此评价：“耗羡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

多取，计已定之数与策定之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实减征也。且火耗归公，

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征之累，法良意美，可

以垂诸久远。”（孟森，2010：207）曾小萍（2005［1984］）称雍正的火耗归公改革为中华帝

国官僚体制走向理性化的重要努力。

3.向上聚敛——乾隆朝代的改革夭折

然而，火耗资金的正式化、明晰化为自上而下攫取和控制提供了便利。在乾隆朝

代，随着皇帝改弦易辙，对火耗资金的自上而下控制越来越细密。乾隆五年（1740年）按

照谕旨，户部直接干预耗羡收支，在管理上把耗羡视为正项。乾隆十年孙嘉淦论及：“夫

督抚之办地方公事，原有后不可以为例而一时不能不然、报部不准开销而情事必不容已

者，赖有此项银两（指火耗归公——引者注）通融接济，则官不赔而其累不及于民。近随

同地丁钱粮报销，则与正供不复能有差别，而凡地方公事之不容已而又不准销者，必须

2014/04开放时代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赔垫，上司赔则取偿于属员，而馈送之路开；属员赔则取偿于百姓，而重戥征收因公科敛

之端起。然则耗成正项，耗外加耗之弊，虽峻防之，其流有所不能止也。”（转引自何平，

1998：134）“这样一来，官员们将养廉银作为个人收入全数装入私囊，地方公费又至虚

悬。雍正让各省督抚‘自行度量’的耗羡征用，这时在中央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地方失

去了任何灵活性，又把目光转向加派，形成耗外之耗。”（何平，1998：134）也就是说，起初

的做法是征收各种税费以应对各类情况，但税种合并取消了针对这些情况的具体应对

举措。一旦各类情况出现，由于官僚体制分割而治，无相应税种加以应付，那么只得另

取新税。经过了乾隆朝代的繁琐上报审批制度和最终的收缴政策，火耗归公改革也随

之夭折。

从地方性资源的非正式运作（康熙朝代），到资源明朗化、正式化但地方化（雍正朝

代），再到经正式渠道向上聚敛（乾隆朝代）这一逐段连接的过程，火耗归公改革使得地

方性资源逐渐明朗化、正式化、集中化，为自上而下的资源聚敛提供了便利条件，重蹈了

并税式改革夭折的覆辙。尽管火耗归公改革的起因和目标与历史上并税式改革不尽相

同，但其发展过程和结果与后者有着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

（四）人民共和国90年代的税费改革

不完全财政与并税式改革及其所反映的帝国治理逻辑延续至当代中国。我们从20

世纪90年代的税费改革中可见一斑。关于这一时期的税费改革前后的情况已有许多研

究。在这里，我借用田毅、赵旭（2008）《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

秘”财政史》（以下简称“《他乡之税》”）的个案研究进行讨论。一个北方小镇1976年～

2006年间的财政史显露了国家治理逻辑的地方性实践及其历史相似性。

《他乡之税》描绘了基层政府行为与国家政策互动的微观过程，从中折射出宏观层

次上的国家治理逻辑。基层政府（镇政府）在税收领域甚至在所有领域中的工作部署、

人员安排和种种行为都与自上而下的任务压力特别是税收任务密切相关。例如，1990

年前后大办乡镇企业的政策推动镇政府层层分解指标，推动引资建厂，并与干部的奖励

机制挂钩。随着政府各个项目和费用的增加，向农民征收税费在1990年后快速增长。

1992年的全镇农业税是1986年的两倍。（田毅、赵旭，2008：83）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

行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压力增大。县政府要求各乡镇工业税比1993年增长30%，一

些镇党委书记因未能完成任务而被免职，个别乡镇开始出现贷款赋税的做法。镇干部

工资根据年终考核（主要为财政收入考核）后浮动发放。1995年，县政府要求进一步提

高乡镇财政自给率；1996年，县政府要求全部乡镇实现财政自给，对乡镇实施“核定收

支、定额上解或定额补助，超收全留、短收或超支不补、一年一定”的体制，导致了乡镇农

业等税的大幅度提高，乡镇财政收入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994的35%一跃上升

为1996年的79%。以后几年中，“乡干（部）变税干（部）”渐成常态，买税行为普遍，乡村

财务关系日益复杂。

2000年税费改革开始，集体债务攀升。“辽宁营口市地税局的一位分局长说：‘分税

2014/04开放时代

制前，地方政府往往只重视本地的产值、利润指标，很少过问税收计划。分税制后，财政

体制实行‘分灶吃饭’，税收的多少直接影响当地财政的支付能力和上级税收返还比例，

各级政府，尤其是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县、乡镇政府，对税收的态度由漠不关心变为直接

参与或干预’。”（田毅、赵旭，2008：123）在这种压力下，各级政府、干部拉税、买税、垫税

的行为普遍存在，如“河北一乡48村中就有36个都曾利用‘借贷’方式垫交税款，少则几

万，多则几十万元，村民反映强烈。安徽一县18个乡镇中有14个存在垫税情况，一乡

1999年垫税261万元，占其预算收入的一半，主要集中在垫农业税……有估算说，四川乡

村级干部借款垫支缴税费和政府支出大约占到乡村负债的30%—50%”（田毅、赵旭，

2008：166-167）。

2000年的税费改革在这个乡镇是如何体现的呢？“费改税的核心在于针对费多且许多地方费大于税的情况，并费入税，减轻农民负担”（田毅、赵旭，2008：217），一系列的措

施也的确明显降低了农民负担。但是，乡镇收支情况仍然困难重重。“现在，乡镇政府必

须支出的‘死钱’越来越多，机动职能和资金减少。”“税费改革中，中央文件中对教育的

说法是取消的乡统筹、义务教育集资、计划生育等经费那部分支出应‘由各级政府通过

财政预算安排’，不过很多县都选择了把这个责任‘巧妙’地放在乡级预算。”（田毅、赵

旭，2008：220）简言之，90年代末并税式改革的核心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重新划分资源流

动调配权限。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承受了最为沉重的负担：一方面是征收税费的任

务压力，另一方面是基本生活和办公经费不足的窘迫情景，而他们的应对措施则是强化

向下攫取的力度。（周雪光，2005）这些情形与历史上并税式改革遭遇不无相似之处。

《他乡之税》一书所描述的情况在官方的调研报告中也得到了印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报告（陈锡文，2003）指出，农村税费大幅度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

自上而下的资源攫取，特别体现在分税制后税收向上集中，迫使基层政府特别是县乡两

级政府通过向下攫取来完成税收任务和维持日常工作运行的经费和收入。以湖北省襄

阳县为例，从1994年到2000年，该县的“净上解”金额从1524.1万元增加到4936.2万元，

为7年前的324%。（陈锡文，2003：211）为了完成自上而下的税收任务，基层政府不得不

采用各种手段来编制虚假预算平衡，而且通过加大向农民攫取资源的手段来缓和税收

任务的压力。不难看出，自上而下的税收任务塑造了乡镇政府的行为；税费改革并没有

解决不完全财政的问题，基层政府面临着新的财政压力，因此诱发了相应的行为和

问题。

（五）重新认识并税式改革

毋庸置疑，并税式改革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内容和演变。以上讨论特意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共性以及其隐含的治理逻辑。首先，并税式改革将不同地区的不同做法视为

一体，将名目繁多的税种归并简化。这一改革举措的出发点良好，旨在简化税种和过

程，降低苛捐杂税、约束地方官吏行为，于官于民均有裨益，也的确在短时间内简化了税

收过程和赋税压力。第二，并税式改革意味着，不同类别的税种经合并后明确正式化，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分门别类，标明用途。官僚体制通过条块行政边界将一个领域切割成各个条框式结构，

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勒索百姓的机会受到限制。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应对特殊

情况的灵活性也大大被束缚。来自四面八方的任务压力及其应对策略要求地方官员有

着动员资源、使用资源的机动能力，而这一能力随着并税式改革大大削弱了。第三，并

税式改革通过简化合并税种如白银化，使得原来隐蔽的、非正式的资源变得明朗化、正

式化，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攫取和调动。从这一角度来看，并税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调

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机制，特别是自上而下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

并税式改革的核心是，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关系间的调节来解决缓和帝国治理的困

难。并税式改革趋于正式制度化，强化自上而下的权力；但这一做法压缩了地方政府通

过非正式行为获取资源的空间，弱化了其有效治理能力，诱使其通过巧立名目重新复活

各类杂税，于是“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现象周而复始地出现。我们从

火耗归公的经历可以一目了然：火耗归公的初衷是加强地方政府的灵活性，但其实际意

义却是在经过了正式化、明晰化后使得自上而下的攫取能力大大增强，最终剥夺地方灵

活性。由此可见，并税式改革的历史过程透露着帝国治理逻辑。

三、超越“黄宗羲定律”：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三个关系

黄宗羲定律现象折射出中华帝国所面临的治理困难、挑战以及由此发展出的一系

列制度安排和应对举措，昭示着其背后稳定存在的帝国治理逻辑。在这一节，我们重新

审视、解读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简而言之，我用以下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

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提炼、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这些关系和概

念在文献中均已出现，笔者在研究工作中也多有讨论。本文新的贡献是，进一步发掘、

厘清这些关系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将其放进中国大历史背

景之中加以认识。

（一）委托与代理：帝国治理的困难与挑战

“委托与代理”这一对概念及其关系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及

其面临的困难。在广义上，委托—代理描述了市场双方或合约双方间即委托方与代理

方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体现为双方在所有权基础上建立的权威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委

托方有着所有权或最终决策权，但在一定条件下将某些控制权下放或转让给代理方行

使。因此，委托—代理关系可以有着不同的形式，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狭义上，在

社会科学特别是组织学文献中，委托—代理是一对重要分析概念（Jensen&Meckling，

1976），强调了组织中上下级之间或一般意义上合同双边关系中的特有属性。在委托—

代理模型中，双方间的权威关系受到信息不对称性、不同利益目标等一系列问题困扰，

需要相应的组织制度安排加以协调应对。例如，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

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通常是代理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来追逐私有目标；因此另一方

（委托方）不得不采用相应的激励设置和制度安排来加以防范。（Milgrom &Roberts ，

1992；Miller ，2005）再如，委托—代理关系中特殊性投资（asset-specific investment ）特点

可能导致代理方激励不足，从而影响了不同的所有权（或剩余控制权）安排。（Hart ，

1995；Tirole ，1994）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凸显了官僚体制在国家治理中的组织基础，

另一方面又隐含着相应的一系列治理挑战，其中的信息、权威问题成为理解认识正式组

织制度安排的核心所在。

官僚体制是中华帝国统治的组织基础，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特征集中反映了国

家治理的基本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

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

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周雪光，2011：67）。在中华帝国的大历史背景

下，这一矛盾尤为突出：帝国的辽阔疆域、多元民族构成、不同区域在经济、文化、社会组

织上的千差万别，使得官僚组织内的委托—代理关系面临超乎寻常的挑战：第一，帝国

的规模导致了漫长的行政链条，使得委托—代理的困难——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

急剧上升。信息不对称性加剧了上下级间特别是皇权对官僚体制的深深猜疑和戒备，

由此衍生出权力集中和重重节制等各种机制，以防后者偏离、失控。这些制度安排加剧

了信息与权力分离，决策与执行分离，上下级间控制与反控制诸方面的组织行为特点，

导致了昂贵的治理成本。第二，各个区域的多元化、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差异难免与官

僚制的标准化管理方式产生紧张，使得帝国身处一统性与灵活性的张力中，不得不在集

权和放权的两难间不断摇摆。

这一基本矛盾及其治理困境在赋税和财政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完全财政正

是针对委托—代理关系面临的困难所衍生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即帝国无法实现有效的

中央集权控制，不得不通过不完全财政制度来允许地方政府有灵活运作的空间。陈支

平（1988：114-115）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税收政策，是以个体生产者（个体家庭）

为直接征收对象的，而不似西欧封建社会那样由诸侯庄园主附庸进贡的方式来支持皇

室。然而，中国的中央集权者们，并不能从个体生产者那里取得赋税，于是，一个庞大的

官僚阶层，便成了沟通封建国家中央政府和个体生产者之间赋税转移所必不可少的中

间环节。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徭役系统，实际是由三个层次所构成，即中央政府

皇帝——官僚阶层——个体生产者（个体家庭或平民百姓），个体生产者把赋税徭役上

纳给官僚阶层，而由官僚阶层转达于国家中央政府和皇帝。”如此，赋税制度将国家、官

僚、民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行政链条上，国家意志与各官僚层级间

因信息、利益不同而引起交易成本昂贵，以致正式官僚体制不堪重负，只能引入其他治

理机制来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税收财政领域，一方面是中央的高度集权，没有地方

财政的正式空间；另一方面，不完全财政意味着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灵活调节税收

行为，从而给予地方政府相当大的动员资源的能力和空间。这一制度安排与帝国在其

2014/04开放时代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他领域中多层次、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吴稼祥，2013）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委托—代理这一对概念及其隐含关系凸显了帝国基本组织架构，这正是我们认识

帝国治理逻辑的起点。不难看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建立在一个微妙脆弱的平衡点之上：

不完全财政虽然有利于地方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官僚体制的治理成本，但倘若

这一灵活口子过大，地方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就会产生离心效应，对中央集权产生威

胁；其巧立名目、滥收税费的冲动也会引起民众抵制、反抗，削弱帝国统治基础。反之，

当中央政府强化正式制度，压缩地方灵活性空间，其有效统治的能力也随之大打折扣，

导致矛盾积累。如何调节、维系中央集权与地方有效治理间的微妙平衡成为帝国治理

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治理举措和制度安排，特别是在正式制度

之外寻找其他的治理机制。

（二）正式与非正式：帝国治理的核心所在

我以为，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核心所在是“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调整平衡，以应对

上述帝国治理中“委托—代理”关系上的严重挑战。在这里，“正式与非正式”是指皇权

与地方官吏之间关系中的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别。我使用“非正式制度”

这一概念来概括政府研究文献中所说的“非正式权力”、“非正式关系”、“非正式行为”等

描述，其特征体现在这些权力和行为稳定存在，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游离于正式组织制度

之外。正式等级制度是众多官僚体制的共性，屡见于其他帝国或国家组织形态，而非正

式制度的普遍弥漫和顽强坚韧则是中华帝国治理过程的突出特点。换言之，中华帝国

的治理核心不仅仅是庞大的官僚结构中的正式权威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官僚胥吏

在各个层级上的非正式行为及其相应的非正式（却稳定的）制度安排。中央与地方间

（委托—代理）关系在学术界已有大量讨论，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也早已为公共舆

论界和学术界所关注④。两者均非本文所首创，但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并置于国家治理逻

辑的核心地位，这是本文的中心命题。

在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是解读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核心所

在。长期以来，学术界讨论大多集中在正式制度安排之上。在帝国的辽阔疆域中，统一

与分离充满张力，稍有不慎则可能分崩离析，王位倾塌，大权尽失。中华帝国的正式制

度以皇权为中心，体现在一整套威仪天下的象征性符号和“号令自中央出”的权威结构

上。正式制度有着稳定性、可预测性，对于帝国生存延续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大一统

制度对帝国治理亦有着极大威胁，因为一统体制的意志和指令在信息传递和政策实施

上有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也无法适应各地各领域和不同时间点的具体情况；若一意孤

行，则可能引起各地大面积的反弹和抵制，从而瓦解帝国统治的合法性。

因此，在中国国家演变过程中发展起了一系列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

其中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周黎安（2008）提出的“行政逐级发包制”。行政发包制是中国

官僚体制上下分治的一个稳定形式。在这一制度安排中，官僚体制逐级将区域性治理

的各项任务（如税收、就业、治安、教化）以“发包制”形式逐级发放给下一层次的官僚机

2014/04开放时代

构。这种发包制形式给予属地政府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灵活空间来完成规定目标，同时

减少了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考核的信息要求。如此做法大大降低一统官僚体制中“委

托—代理”关系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周黎安、王娟（2012）以清代海关制度为例，分析

比较了行政发包制与韦伯式官僚组织的雇佣制之间的区别，指出了前者在中华帝国治

理中的重要位置。曹正汉（2011）提出的上下分治体制也有着类似思路。

然而，对于帝国来说，行政发包制的制度安排也有着潜在危险。任何正式制度都是一种“可信性承诺”，其稳定性是以牺牲灵活性为代价的。（Dixit，1996）上下分治的制度

如果正式化，就会束缚皇权的任意专断权，削弱一统体制，长此以往则“国将不国”了。

就帝国的行政发包制着眼，我们可以看到两大特点：第一，地方的实际控制权并不是正

式意义上的“确权”，而是通过自上而下“授权”的形式实现的，即中央政府“放权”（即委

托）于地方政府。这种所谓“上下分治”的实质仍然是一统体制，并没有导致中央与地方

关系的实质性变化。第二，这种上下分治的结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一直处于不断波动

和调整的状态，体现在“集权—放权”的周期性循环。集权意味着在正式制度上决策权

和资源的向上集中（并税式改革），而放权则意味着某些控制权发放到地方政府（征收附

加税所导致的杂税丛生）。正是基于以上观察，周雪光、练宏（2012）指出，在一统体制的

基本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随着各种控制权的分配组合不同而发生变化，表现出不同

的治理模式，“行政发包制”的“上下分治”模式只是其中的重要形式之一。简言之，行政

发包制的制度安排在帝国治理中有着其重要地位，但仅此尚不足以概括中华帝国治理

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帝国治理中“上收—下放”的周期性波动演变。

本文的基本立论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并存和转化关系是中华帝国治理的核心所在。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深刻矛盾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得不处在“上收—下

放”的不断调整之中。（周雪光，2011）如果这一调整表现在正式制度或政策的时常变更，

就会对帝国体制产生极大震荡。在历史上，这一周期性循环更多地通过正式制度与非

正式制度间微妙而隐蔽的转换调节来实现的，即在正式制度上中央集权的一统体制稳

定不变；但在实际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多地通过前者限制或默许后者的非正式制

度运行的范围和程度而不断调整、演变。上下分治的正式制度安排假如得以实施，意味

着中央与地方间的明确“所有权”划分，对皇权的最高权威加以限制，这一状况在历史上

自郡县制以来踪影难寻。但中央与地方关系通过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调节而不断发

生。正是这种非正式运作给帝国治理带来了灵活性和生命力。也就是说，调节中央与

地方以及各层次间权威关系的一个重要机制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或非正式行为）

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而不是上下分治权力的稳定正式化。简言之，正式与非正式制度

的共存并行和交替使用从几个方面缓和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首先，正式制

度体现了国家的权威，稳定持续，以不变应万变；其次，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不挑战正式制

度的前提下允许各地各领域的灵活性，以万变应不变；第三，皇权可以通过或默许、鼓励

或制约、压缩非正式制度空间的策略来调整中央与地方、一统与灵活之间的关系，以实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变维系名不变。

前面讨论的明清朝代不完全财政制度正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各地财政状况、预算

状况大相径庭，其实际税收和财政安排需要地方性知识，但皇权从未在正式制度上给予

地方政府税收预算的自主权。我们看到，非正式制度和行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盛行于

世，而皇权放任默认。王业键（2008：63）下面的一段话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

历史注解：“清政府财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双重结构。一方面，在清朝初期，政府

制定了严格的制度来管理所有能够想到的财政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法定制度不完

备，又缺乏弹性，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清朝财政的需要，于是必然逐渐产生一种非正规

管理体制——以各种名目收费的做法：有些是朝廷许可的，有些是省级衙门赞成的，有

些是遵循先例或习惯。然而所有这些都为官僚阶层和普通老百姓所容忍。这一体制可

以叫做非法定制度或非正规制度。清朝财政结构中非正规制度的存在使公共经济管理

变得零散和混乱，但另一方面，它的非正规和灵活性，又维持了公共行政的运作。”这一

状况亦见于中国历史的其他时期。王亚南（1981：99）指出，在历史上的税收过程中，帝

国把极有弹性的租税体制作为一个调节的杠杆，在原则上不让步，有土斯有税，有人斯

有役；而在实施上不坚持，择其可税者而税之，就其可役者而役之。我以为，“原则上不

让步，实施上不坚持”的这一描述道出了“正式与非正式”间的微妙关系。一方面是稳定

不变的税收制度和相应的逐级发包制（原则上不让步），另一方面体现在“杂税丛生”的

非正式行为随着自上而下管制的松紧收放而呈现不同的程度或态势（实施上不坚持），

反映了“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交融、紧张和转化。不完全财政制度运作正体现了帝国

逻辑的核心所在，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重过程交替治之，实现了大一统与灵活性

的兼容。因此，不完全财政及其诱发的各种基层行为可以解释为帝国治理逻辑在财税

领域中的一个具体体现。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运作、非正式行为、非正式制度在各

个领域广泛存在，一如历史上中国官场的种种“潜规则”（吴思，2001），潜而不隐，世人皆

知。如缪全吉（1969：169-170）所言：“往昔中国官场，最重形式主义，一切号令，必执典

章制度而不敢丝毫逾越；但又特重人情世故，凡百措施，又依情事而通融制宜。因之一

事有一事之例，一地有一地之例，一任官有一任官之例，一衙门有一衙门之例。此之所

谓例，即英美法系之所谓习惯法。常人谓中国系成文法之单一制度，实则常为习惯法所

个别支配。”

不难看到，上述的正式与非正式间转化的帝国逻辑延续至今。在人民共和国时期，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行共存的情况在各个领域、环节普遍存在。近年来，学者们分

析讨论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变通”行为，即基层官员采用非正式关系或行为来实

施政策要求（孙立平、郭于华，2000；王汉生等，1997），以及上下级间的共谋行为（周雪

光，2008）。有关当代政府行为的研究工作中，这些非正式制度和行为比比皆是。（吴毅，

2007；周飞舟，2007；应星，2001；欧阳静，2011；田先红，2012；荀丽丽、包智明，2007；赵树

凯，2010）例如，在计生、环保和村庄选举领域，正式政策与各地在执行过程中的做法大

2014/04开放时代

相径庭然而又可以默契共处、相安无事。（周雪光、练宏，2011；艾云，2011）在村庄选举过

程中，国家政策与各地的实际落实过程或者在不同时间点上每每不同。（周雪光、艾云，

2010）正是这些正式与非正式行为间的相互调整为各地执行的灵活性提供了空间。

本文强调“非正式制度”的思路有别于以往有关潜规则、非正式运作的讨论。许多研究工作都指出了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行为在政策执行进而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但这些研究背后或明或隐的思路是将非正式运作看作是正式制度失败的衍生物或

象征，即正式组织制度的失败和不力导致了这些非正式制度或行为的盛行，或者认为非

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或补充机制。本文提出的中心命题是：非正式制度不

是正式制度的补充机制，也不是后者失灵时的补救机制，更不是后者失败的负面效应。

恰恰相反，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核心在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是两种互为依存、并

行运作的机制，同时发挥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和不同时点上转化。正如税收领域所

示，在某一时点上强化正式制度的举措（如并税式改革）导致权力向上集中；与此同时，

我们不难预期在随后时点上非正式制度的复活盛行，以便缓和正式制度与地方灵活性

之间的紧张。

然而，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在帝国治理中有着内在的紧张。非正式制度运行可能会超越帝国预期的边界：非正式制度繁衍可能助长地方性势力，导致“地方化”倾向，威

胁帝国一统性；而非正式制度的呆滞不力则导致“有效治理”弱化，产生自下而上的政治

压力，威胁到帝国的稳定性。因此，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表现出周期性调节的演变趋

势。并税式改革正是反映了这一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的收缩阶段，是强化中央集权的

举措。而各种杂税一旦“正式化”，纳入正税，则难免僵硬呆板，压缩地方灵活性空间，迫

使这一体制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灵活性缝隙。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正式制度与非正

式制度间的调节、转化机制是什么？我们下面转向这一问题。

（三）名与实：治理机制间的转化

上述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隐含着国家治理中象征性权力（名）与实际权力（实）之间的共生、分离和相互转化。“名”在这里指皇权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中前者至高无

上权威的象征性意义，不容怀疑，不容挑战；而“实”则是指在官僚体制实际运行过程中

的实际权力所在。名与实即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与转化是理解帝国治理

逻辑的另外一对重要的概念。⑤

在中国历史上，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或名与实之间在许多情形下若即若离或松散关联（loose coupling），这是帝国治理逻辑的一大特点。我们可以从不完全合同和剩余

控制权角度（Aghion&Tirole，1997；Dixit，1996；周雪光、练宏，2012）对非正式制度的产

生和延续给出一个解释：因为委托—代理关系特别是信息不对称性引起的交易成本，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无力制定严密完全的合约；即使完全合约可以制定，但事后监管的

成本昂贵，无法有效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很大，即剩余控制

权更多地放在地方政府手中。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有着不完全合同特点，无法将所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有情况及其对策明确写入“合同”并有效实施。在上述情况下，有关信息、监督、考核的

交易成本急剧上升，实际控制权不得不更多地转向有信息的一方，即地方政府。这意味

着，帝国体制中同时存在两种权力，即正式（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实际控制权）。

帝国体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这种实际控制权从来不是通过上下分治的正式制度

（如联邦制）来实现的，地方政府的剩余控制权只能以非正式形式实施，因为这一权力在

名义上（正式制度上）属于中央政府。正因为此，上述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关系实是

中华帝国大一统体制的逻辑结果：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实际过程中的非正式权力建立在

自上而下授权的合法性基础上，依赖于委托—代理的组织制度（周雪光，2013b）；另一方

面，皇权象征性权威的稳定性得益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自上而下指令方略的灵

活空间。我们不难想象，一统的各类指令方略难以适合于辽阔、多元国土，它们之所以

得以执行而不受到挑战，正是因为在各地得以灵活执行从而没有引起不合时宜的质

疑。皇权的实际行使受到帝国逻辑的制约，不得不依赖于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

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这种实质性权力呈现出非正式的但同时又是稳定的状态，体

现在一整套稳定的、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中，如普遍存在的变通和共谋行为。非正式制

度盛行意味着国家正式制度倾向于“名”的象征性意义，而地方政府灵活性有着“实”的

意义。这是一个“以名代实”的阶段。

然而，名与实的平衡点是不稳定的。在没有稳定制度保障的条件下，名与实的若即

若离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笼罩了深深猜疑的阴云，即地方政府的非正式权威可能会无节

制地蔓延，与帝国中心渐行渐远，从而形成对帝国统治的威胁。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

间边界及其背后的控制权关系需要通过其他机制来不断地重新确认、规范和强化。正

因为此，名与实之间关系还有第二层意义，即皇权可以不时地从象征性权力转化为实质

性权力，有能力（暂时地）令行禁止、抑制非正式运作的蔓延，重塑中央权威之名。这是

一个皇权“以实正名”的阶段。中央政府权威在“以名代实”与“以实正名”之间的转化，

形式上的一统性与实际上的灵活性在官僚体制上下级间关系放收松紧之间不断变更调

整。唯有“名”之神圣方能允许“实”之下放，给予非正式制度更大空间。一旦“名”之不

正，非正式制度成为一统体制威胁，则诱发强化集权的努力。这正是“名与实”这对概念

关系的精髓所在，也是上述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关系的重要前提。

中央权威在名与实间的转换是帝国治理的重要机制，舍此则帝国架构难以为继。

所以，帝国在历史过程中发展起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机制对地方政府权力加以层层节

制。（吴宗国，2004；周振鹤，2005）在当今国家治理的实际过程中，我们不难观察到名与

实间转换的各种机制。其一，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在宏观层面提出大政

方略，但把具体的细化责任、权力交给了中间政府（省市县），把贯彻实施的灵活性放在

了基层政府手中，如林权改革过程（贺东航、孔繁斌，2011）、村庄选举（周雪光、艾云，

2010）、项目制实施（折晓叶、陈婴婴，2011）。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权威经历了“以名代

实”，而地方性权威由名到实（即从代理人到实际权力拥有者）的演变过程。其二，上下

级权威间可以通过组织注意力的安排和调节来转化正式与非正式间的边界。例如，在

一些情形下，官僚体制通过正式文件传达、检查部署、考核指标、人事安排等机制来调动

下级部门的注意力，凸显正式规则、任务环境的重要性；但在另外情形下，自上而下的工

作部署表现出落实环节缺位、检查验收权下放等做法，为非正式行为敞开大门。这些做

法的交替运作微妙地调节着上下级关系在名与实间的边界。其三，制度间矛盾紧张特

别是组织冲突和危机可能导致新的动员机制的介入，例如运动型治理机制，即皇权通过

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打断或叫停官僚体制的常规过程，（暂时地）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

僚体制转变为一个紧密相连的体制，从而重新规范正式与非正式间的边界。（冯仕政，

2011；周雪光，2012）不难看出，中央权威在名与实间转换有时是通过微妙缓和的过程得

以实现，但有时则伴有剧烈动荡的代价。以上讨论对官僚体制中的权威关系以及基层

政府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杂税丛生与并税式改革之间的转换可以看作是名与实互动过程在财政领域中的体

现。杂税丛生意味着地方政府有着通过“附加税”形式动员资源、提高其应变能力的空

间，其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相应弱化。在这一阶段，中央政府执正式权力之名，地方政

府行实质性权力之实，随着非正式制度或行为愈演愈烈，超越了中央政府的意图或预

期，对正式制度产生了威胁。中央政府重新通过运动式治理如并税式改革或其他机制

来强化正式权威关系，从而强化或实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并税式改革意味着国家

权力从“名”转变为“实”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强化自上而下的正式权威，重新

规定各种（税收）行为边界，通过简约化、明晰化、正式化的举措压缩非正式运作的空

间。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权力从象征性权力转向了实质性权力，而地方政府行为则在很

大程度上回归正式制度的轨道。如此，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以名代实”到“以实正

名”的过程。以上讨论有助于我们预测随后的演变：正式制度的强势导致了谨小慎微、

万马齐喑的状况，削弱了帝国有效治理的能力，久而久之，各地或矛盾积累或活力不足，

迫使中央政府转向“以名代实”，放权搞活。在以上的讨论中，名与实间转化的条件已经

隐约可见。

四、讨论与结语：帝国逻辑与当代国家治理

本文以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解读分析了其背后的帝国治理逻辑。我提出，黄

宗羲定律所谓赋税愈并愈多、愈简愈繁的历史趋势之说不足为信，但是“并税—繁税—

再并税”这一周期性现象的确存在。其实际意义在于，国家一方面以“非正式”方式允许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财政需要，但另一方面不时地通过“整治”（即并税式改

革）来“纠偏”，强化向上集中的权力；而集权又引起新的“有效治理”困难，迫使中央政府

不得不默许地方政府的“繁税”举措。在这个意义上，“杂税—并税—杂税”这一怪圈正

是“非正式—正式—非正式”（或“放权—集权—放权”）过程在税收领域的具体反映。这

2014/04开放时代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一周期性现象背后反映了帝国体制内“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

诱发的中华帝国治理逻辑。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本文旨在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国家治

理逻辑。所谓帝国的逻辑，缘于特有的国家规模（物理空间、多元文化、发展不平衡）和

特定的治理方式（一统体制）相结合而衍生的制度安排和运作过程，因此具有明显的历

史依赖性。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以黄宗羲定律现象为线索，提出了三对（概念）关系及其

内在的逻辑关联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这三对关系是相互关联，依次递进的；委

托与代理关系凸显了帝国治理面临的组织困难；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则是帝国针对这一

组织困难而衍生的制度安排；而名与实关系隐含着帝国在正式与非正式过程间的转化

机制。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强调了中国大历史脉络中国家逻辑的延续性和共性，认为当

代中国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困难与帝国时期并无实质性改变，因此历史上的帝

国逻辑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间多有关联。在结束部分，我着重讨论帝国逻辑在当今

社会的表现、新的变化以及所面临的困境。

首先，“委托—代理”这一关系反映的帝国治理规模之累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依

然存在，甚至更为突出。这一观点基于以下观察：与帝国时期相比，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面临的治理挑战——治理规模、多元文化、委托—代理困难——并无根本性变化。其基

本治理结构，特别是中央（皇权）的任意专制权与官僚权力及其治理机制，亦无根本变

化。（周雪光，2011，2012，2013b）其不同之处在于，人民共和国中官僚权威结构更为严

密，动员能力更为强化，管制范围和深度极大延伸。这些变化一方面强化了国家向基层

社会的渗透控制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承担了更为沉重复杂的治理负荷。（周雪光，

2013a）因此，官僚体制层级间委托—代理的困难急剧增加，“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

基本矛盾更为深化，反映在新中国成立后频繁的放权—收权周期和政治运动，以图应

对、缓和这一困难。中国国家面临的治理规模和多元性使得“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

息问题、激励问题和相关的交易成本成为无法回避的治理挑战。任何关于中国国家治

理的讨论和对策都必须首先正视这个问题并做出明确的回答。

第二，我们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特别是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安排上，看到了帝国

应对这一挑战的治理机制，其核心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同行并用，在强化严密官僚层

级权威的同时，默许甚至鼓励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借以缓和或调节“委托—代理”所产生

的一系列信息、权威困难。关于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非正式因素已有大量的研究和广泛

的注意。本文的贡献是对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关系给予新的定位和解读。本文提出，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者不是互为补充、此起彼落的，而是有机地融合并存、互为依赖的

两个机制，只是其明暗凸凹程度在实际过程中因时因地因事而异。正式制度的可信性

承诺因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治理而不受到挑战；而非正式制度又因正式制度的授权而得

以行之。两者的互动在某些时点又是紧张的：强化正式制度的努力压缩了非正式制度

灵活性的空间，降低了其有效治理能力；而非正式制度的过度扩张又可能削弱正式制度

《中国历史地理》

中国历史地理考核题 一、名词解释 1、中国历史地理学 答：中国历史地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地理现象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研究的是历史上的中国地理，也就是过去几千年间中国范围内的地理状况。 2、徐霞客游记 答：《徐霞客游记》是一则以日记体为主的地理著作，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了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做出卓有价值的贡献。 3、禹贡学会 答：1934年2月顾颉刚和谭其骧在北平创办的学术团体。以《尚书》中的一篇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命名，主要成员是燕京、北大、清华、辅仁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以研究地理沿革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强调要重视当前地理的研究，并创办《禹贡》半月刊发表研究成果，1937年抗战军兴，学校内迁，学会无形解散。禹贡学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当时学术界兴起了研究历史地理学的高潮，为今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三位奠基人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均出自禹贡学会。 4、羁縻州 答：羁縻州是指古代朝廷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所置之州。以情况特殊﹐因其俗以为治﹐有别于一般州县。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羁縻地并非都是少民，果敢杨姓土司和大勐稳段姓土司全都是汉人。 二、问答题 1、秦汉至明清行政区划演变的情况。 答：任何行政组织都是有管理层次的，每一个层次都有一定的管理幅度，层次和幅度之间存在着反比例关系，层次级数多，每个层级的管理幅度就小。反之，层次级数少，管理幅度就大。一个国家的管理幅度要分成若干层次，而且层次级数是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本的要素。一般来说层级越多，上下的阻隔越远，政令不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周芦林)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中国古代史专题复习 五通桥金山中学周芦林 一、教学目的 １、知识与能力 通过复习古代史，学生能掌握中国古代朝代更替主线，知道朝代更替时序，哪些朝代在前，哪些朝代在后。 ２、过程与方法 通过两个部分复习古代史，学生通过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史实与阶段特征。 ３、情感态度价值观 学生通过这堂复习课能增强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 二、教学重点 朝代的更替与朝代的整合，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征。 三、教学难点 中国古代史的阶段特征 四、学情分析 九年级学生已具备一定分析能力与知识整合能力，能通过合作探究这一形式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五、难点突破 合作探究

六、课时 一课时 七、教学过程 引入：看图片“四大发明”“唐装汉服”“长城故宫”等是我国古代辉煌史篇的见证。梁启超说过“在世界各国史学中唯中国史最为发达、博大。”今天我们就来重走中华文明的历程。 我们分两部分复习：一部分：追寻历史足迹 ——中国古代史基本线索 二部分：回望历史风采 ——中国古代史阶段特征 复习前，老师先问问同学们，你们在复习中国古代史时有没有一些方法呢？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一下。老师也归纳了三种复习古代史的方法。 １、掌握一条朝代更替主线自主学习 复习古代史方法２、宏观把握历史概况 ３、把握历史阶段特征合作探究 一部分追寻历史足迹 ——中国古代史基本线索 出示中国古代朝代更替图 方法一：掌握一条朝代更替主线（自主学习） 要求：熟悉朝代更替知道哪个朝代前，哪个朝代后，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历史脉络。对于起止时间我们就不再做要求了。

为方便同学们记忆，我拟了一个朝代更替顺序歌。 方法二：宏观把握历史概况（自主学习） 观察“中国古代朝代更替图” 我有发现： 发现一：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 （１）春秋战国时期 （２）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３）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并立时期 发现二：中国历史上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几个朝代： （１）秦（２）西晋（３）隋（４）元 通过这两个发现，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分分合合，对这些分合如何认识呢？ 认识：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分裂是支流，即使在国家分裂时期也孕育着统一的因素，因此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２、历史的发展螺旋式上升运动，期间尽管有低潮曲折甚至是暂时的倒退，但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 发现三：我国历史上朝代的第一 （１）夏(前2070-前1600 )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 （２）秦( 公元前221~207年)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我们已经有三个发现了，但仅仅只有发现还不够，发现只是浅层次的，学

数理逻辑测试题

玛 氏 食 品 ( 中国 ) 有 限 公 司 姓名：武英杰 性别：男 1-25 题均为选择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答案写在( ) 内 1-6 题根据下列数字规律，选择( )内应填数字： ( B ) 1、 2，9，16，23，30，（ ） A.35 B.37 C.39 D.41 ( C ) 2、 5，11，20，32，（ ） A ．43 B ．45 C ．47 D ．49 ( C )3、 1，2，3，5，（ ），13 A 9 B 11 C 8 D7 ( A )4、 5，7，（ ），19，31，50 A 12 B 13 C 10 D11 ( C )5、 8，4，2，2，（ ） A 、2 B 、3 C 、4 D 、5 ( C)6、 14，20，29，41，( ) A.45 B.49 C.56 D.72 ( A ) 7、. 15.025.053÷?的值是： A ．1 B ．1.5 C ．1.6 D ．2.0 ( C ) 8、 1994年第二季度全国共卖出汽车297600辆，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4%。上年同期卖出多少辆汽车?

A．714224 B．226176 C．240000 D．369024 ( D ) 9、甲、乙两地相距42公里，A、B两人分别同时从甲乙两地步行出发， A的步行速度为3公里/小时，B的步行速度为4公里/小时，问A、B步行几小时后相遇？ A. 3 B. 4 C. 5 D. 6 ( A)10、一根绳子长40米，将它对折剪断；再对剪断；第三次对折剪断，此时每根绳子长多少米？ A、5 B、10 C、15 D、20 ( B ) 11、如果一米远栽一棵树，则285米远可栽多少棵树？ A、285 B、286 C、287 D、284 (B ) 12、在一本300页的书中，数字“1”在书中出现了多少次？ A、140 B、160 C、180 D、120 ( D ) 13、自然数A、B、 C、 D的和为90，已知A加上2，B减去2，C乘以 2，D除以2之后所得结果相同，则B等于（） A、26 B、24 C、28 D、22 ( B ) 14、某人工作一年的报酬是18000元和一台全自动洗衣机,他干了7个月, 得到9500和一台全自动洗衣机,问这台洗衣机值多少元? A.8500元 B.2400元 C.2000元 D.1700元 ( B ) 15、橱窗：商品；相当于 A 电影：明星 B 书架：书籍 C 宇宙：星球 D 餐馆：厨师

中国古代地理知识

没地理就没历史：中国古代军事地理纵览 2015-04-27历史百家争鸣 历史百家争鸣微信号：ihxory 历史百家争鸣-说一说过去那些事！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解秘，等待您的参与，点击标题 ，共同呐喊！ 下方“历史百家争鸣”关注，欢迎加入QQ群：426649104 喜欢历史但地理太差，以至读过的历史都白读，只能记住雏形。怎么办？来读长河飞舟的这篇关于中国古代军事地理的雄文就够了。

说起古代的中华大地，经常会提及它的一个别称，九州。关于“九州”是哪九个州，历代划分有所不同。见于古籍的，《周礼》、《禹贡》、《吕氏春秋》、《尔雅》等就有多个版本。 这里我们不去细究九州的划分，但我们借用这个概念，将中国约略画成一个九宫格，就有了中国历史上的九大军事战略要地。 我先把这个九宫格画出来，然后再一一加以解说。 关中山西河北 汉中中原山东 巴蜀荆楚江东 现在，建议大家手边准备一幅中国地形图，下面我们会具体来说说这九个地区的地形结构。其间会多次提到山脉、河流、城市，如果对照地图，看起来会更加有趣一些。 评价一个地方是不是战略要地，主要就是两大要素：其一，山；其二，水。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山川之险。

山的作用毋庸置疑，在飞机发明之前，高山几乎就等于不可逾越。那么在山脉之间的一些谷道，就成了连接两大区域间的唯一通道。历史上又经常在这些谷道上修筑一些易守难攻的关隘，就成了兵家必争的咽喉要道。 河流同样具有防御作用，但不如山脉那样明显。然而河流却同时具有另外两大功效：一，交通运输；二，农田灌溉。一个光险要而没有经济实力的地域是缺乏战略价值的，因而山、水两要素，必不可少。 就这两条而论，中华大地上最为得天独厚的地方，莫过于秦国的故土——关中。 01：关中 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中都是绝对的天下第一重地。这重地的中心，就是中国第一古都，长安。 长安周围，是渭河、泾河、洛河以及它们的支流所冲出来的一些平原，统称关中平原。周族人的老家，秦国的老家，都在这附近。因此这里也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沃野千里，人烟稠密。 这些河的许多支流，都从长安旁边流过，古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泾、渭、灞、浐、丰、镐、潦、潏），简直就是天然的护城河。秦与西汉年间，又不断在此地修建水渠，使得长安周边无论是交通还是防御，都极其发达。 这说的是关中的腹心之地。下面再向外延伸，说说关中的四面边界。 关中最扎实的边界，当属南边的秦岭。秦岭是相当险峻的一条山脉，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就有好几座，以奇绝壮美著称的华山也是秦岭的一支（不过海拔只有 1000米左右）。诸峰之中最重要的，是秦岭东段的崤山。我们还记得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歼灭战，先轸导演的崤山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到战国初期，秦国就在崤山北麓上修建起了一座天下名关——函谷关。

中国古代逻辑为何未能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代逻辑为何未能进一步发展 冯颜利周芬 [摘要]：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几乎同时产生了逻辑，但前者逻辑却并未像后者逻辑一样得到长足的发展，原因是什么呢？古希腊传统逻辑中产生和使用了符号促进了其逻辑的发展，西方近代逻辑的进一步符号化产生了数理逻辑，带来了逻辑史上的重大革命，现在数理逻辑是世界逻辑发展的主流；中国方块文字的整体结构特点和语言表述上的特点，以及中国汉字的自我完善性，致使中国古代逻辑不易引入符号，缺乏符号障碍了逻辑的发展，这可能是中国古代逻辑未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中国，古代逻辑，未能发展，原因，符号 Why Didn't Logic Further Developed in Ancient China Feng Yanli, ZhouFen （Feng Yanli ：Academy of Logic and Intelligence in Xinan University /Academy of Marxism 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ouF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 X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Logic was produced in ancient China and ancient Greece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but later the Chinese logic stopped developing by leaps and bounds as the Greece logic.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The symbols invented and adopted in Greek traditional logic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in ancient Greece. Mathematical logic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symbols has brought an important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logic. It is now the mainstream of the world logic. However,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namely the overall ideographic structure and the self-perfection of the language system, impeded the introduction of symbols in ancient Chinese logic. The lack of symbols is probably the main reason why Chinese ancient logic ceased advancing. Keyword：China; Ancient logic; Reason; Symbol （作者：冯颜利，男，1963.8出生，湖南临湘人，教授，博士，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政管学院，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要研究逻辑哲学、发展问题与公正理论；周芬，女，1982.11出生，山东临清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逻辑哲学与发展理论。） 引言 逻辑是推理的学问，是对思维的思维，是思维的科学。逻辑既体现着思维方式，又影响着思维方式。逻辑的表达方式既有自然语言也有人工语言，而人工语言即是指逻辑符号，它排除了自然语言中修辞之类的内容，专注于概念本身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因此它就排除了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比自然语言更严格地遵守规则，用这套符号系统来重新表述逻辑的基本概念和推理规则，使推理不再依赖于直觉，也没有跳跃和脱节。遵循这些规则，任何人都可以检验每一推理的前提和步骤，无歧义地达到同样的结论。逻辑只有建立在这样一套高度概括、抽象、严格化和精确化的符号系统中，才能得到飞跃发展。而中国古代逻辑虽然产生早而且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由于中国汉字的象形与会意特点，其语言表达不易符号

中国历史地理

地球气候变迁遗留的痕迹很早就被人们所注意。中国北宋时期的沈括通过对延州（今陕西省北部）化石的观察，提出在当时气候条件不宜竹类生长的延州，可能在“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的观点。1686年，英国R·胡克根据波特兰角的海龟化石和巨大的菊石，认为该地过去气候曾经是比较温暖的。1840年，瑞典J·L·R·阿加西根据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堆积，第一次提出地球气候史上曾出现过冰期气候。20世纪初，德国A·彭克和E·布吕克纳著《冰川时期的阿尔卑斯山》，将阿尔卑斯山第四纪大冰期划分为4个冰期(后又划分成5个冰期)。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对古气候进行了研究。中国气象学家竺可桢曾对历史气候作了大量研究，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年)一文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普遍注意。 编辑本段研究方法 气候记录 地球上仪器观测的气候记录，最长不过二、三百年。有两类资料可以把气候记录延长到没有仪器观测的年代：一类是历史资料，如考古发掘文物、历史文献等；另一类是各种天然气候记录，包括树木年轮、地层中的生物化石、植物孢粉、各类沉积物的特征，以及各种自然地理因子变迁的痕迹等。这些天然气候记录有连续的，也有间断的，其适用的地理范围、研究的时期及在气候上的意义也都不相同。时期愈早，古气候记录愈少。 起源气候史地球起源以来的约46亿年中，气候曾发生过多次巨大变化。现在人们还无法了解地球早期的气候状况，只能通过某些直接和间接的方法，推测约20亿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前寒武纪以来，至少出现过多次全球性的大冰期。 一般认为，对地质时期温度的估计从中生代（距今2.3～0.67亿年）起才比较可靠。据H·弗洛恩估计，中生代时的年平均温度在两极附近为8～10℃，低纬度热带地区为25～30℃。新生代新生代（距今约6700万年以来）气候的主要特征是中纬度温度缓慢地下降，而热带地区却无明显变化。它导致南极洲冬季降雪，山岳冰川逐渐增加，大洋底水温下降。大约在距今500万年以前,南极地区已出现冰盖。到250万年前,北半球冰岛等地区也开始出现山岳冰川，以后格陵兰等地的现代冰川又相继形成。于是，地球气候逐渐进入到一个新的大冰期，即第四纪大冰期。 第四纪第四纪大冰期开始时间有很大争论，但多数人认为始于距今 200万年以前。第四纪气候是以大陆冰盖和中、高纬度山岳冰川为主要特征，统称为第四纪大冰期。在第四纪内，依据冰川覆盖面积的变化，可划分出几次冰期和间冰期。由于气候变化随地区的差异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各地划分的冰期有所不同。 第四纪中以里斯冰期的冰川作用最为强烈，当时地球有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的大陆面积为冰川覆盖（现在约为十分之一）。在亚洲，冰盖到达贝加尔湖附近。 冰期气温平均比现代低 8～10℃。间冰期气温比现代高，北极地区气温较现在高10℃以上，低纬度地区也较现在高5～6℃。冰期和间冰期温度的巨大变化，导致其他气候要素和自然地理因子的变化：①雨带分布的变化。冰期时，极地冰原面积扩大，极地反气旋增强，极地高压带向中、低纬度地区扩展，迫使行星极锋带移至中、低纬度地区，导致中、低纬度地区低气压活动频繁，雨量充沛，湖水面积扩大。例如，亚洲中部、非洲北部和中部、北美洲西部等,在冰期时均为湿润地区,但在间冰期时，上述地区的气候常很干燥。②雪线的升降。冰期时,全球山岳雪线普遍下降,大多数山岳雪线下降1000～1400米，热带地区雪线下降700～900米。③海平面的升降。冰期时，地球表面的水相当大的一部分形成巨大冰盖而留在陆地上，海平面因此降低。例如，玉木冰期时的海平面比现代低约 100米。在间冰期最暖时期的海平面，可能比现代高出15～30米，甚至更高。④生物群落的迁移。在冰期时，冰川扩张，气候带向低纬度地区移动。在间冰期时，冰川退缩，极地地区气温升高，气候带向高纬地区移动。与气候带相应，生物群落也随之南北迁移。例如：克里米亚（里斯冰期）的地层

高考文综新课标全国Ⅰ卷历史试题含答案

绝密★启用前 2０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历史试题 (新课标全国Ⅰ卷） （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福建 1０省使用) 一、选择题：本题共1２小题，每小题4分,共4８分。在每小题给出第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 。《墨子》中有关于“圆”“直线“正方形”“倍"的定义，对杠杆原理、声音传播、小孔成像等也有论述,还有机械制造方面的记载。这反映出，《墨子》 ( ） A.汇集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 B。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C．包含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Ｄ.体现了贵族阶层的旨趣25 ．据学者研究,唐朝“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的藩镇基本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2 “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唐朝藩镇基本情况表 藩镇类型数量（个) 官员任免赋税供纳兵额与功能 河朔型7 藩镇自擅不上供拥重兵以自立 中原型8 朝廷任命少上供驻重兵防骄藩 边疆型1７朝廷任命少上供驻重兵守边疆 东南型９朝廷任命上供驻兵少防盗贼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藩镇( ) A.控制了朝廷财政收入Ｂ.彼此之间攻伐不已 C.注重维护中央的权威Ｄ延续了唐朝的统治 26。北宋前中期，在今四川井研县一带山谷中,密布着成百上千个采用新制盐技术的竹筒井，井主所雇工匠大多来自“他州别县",以“佣身赁力"为生,受雇期间，若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辄另谋高就，这反映出当时( ) A。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B.手工业者社会地位高 C。雇佣劳动已经普及Ｄ.盐业专卖制度 解体 27．图6中的动物是郑和下西洋时外国使臣随船向明政府贡献的奇珍异曾, 明朝君臣认为，这就是中国传说中的“麒麟”，明成祖遂厚赐外国使臣. 这表明当时( ) A.对外交流促使中国传统绘画出现新的类型 B。朝廷用中国文化对朝贡贸易贡品加以解读 C。海禁政策的解除促进了对外文化交流 D．外来物品的传入推动了传统观念更新 28。甲午战争时期，日木制定舆论宣传策略,把中国和日本分别“包装” 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并运用公关手段让许多欧美舆论倒向日方。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宣称，清政府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昧、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对此，清政府却无所作为。这反映了（） A。欧美舆论宣传左右了战争进程Ｂ.日本力图变更中国的君主政体 C。清朝政府昏庸不谙熟近代外交 D．西方媒体鼓动中国的民主革命 ２9．五四运动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争论，有人反对走俄国式的道路，

数理逻辑心得

数理逻辑的心得 数理逻辑：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应熟练掌握将现实生活中的条件化成逻辑公式，并能做适当的推理，这对程序设计等课程是极有用处的。是大四接触到的，现简单介绍一下数理逻辑的发展史，算是一点感悟吧 1数理逻辑的发展前期 ·前史时期——古典形式逻辑时期：亚里斯多德的直言三段论理论 ·初创时期——逻辑代数时期（17世纪末） ·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数学在认识自然、发展技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人们希望使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思维，把思维过程转换为数学的计算。 ·莱布尼兹(Leibniz, 1646~1716)完善三段论，提出了建立数理逻辑或者说理性演算的思想： ·提出将推理的正确性化归于计算，这种演算能使人们的推理不依赖于对推理过程中的命题的含义内容的思考，将推理的规则变为演算的规则。 ·使用一种符号语言来代替自然语言对演算进行描述，将符号的形式和其含义分开。使得演算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与符号的组合规律，而与其含义无关。 ·布尔(G. Boole, 1815~1864)代数：将有关数学运算的研究的代数系统推广到逻辑领域，布尔代数既是一种代数系统，也是一种逻辑演算。 数理逻辑的奠基时期 ·弗雷格(G. Frege, 1848~1925)：《概念语言——一种按算术的公式语言构成的纯思维公式语言》(1879)的出版标志着数理逻辑的基础部分——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正式建立。 ·皮亚诺(Giuseppe Peano, 1858~1932)：《用一种新的方法陈述的算术原理》(1889)提出了自然数算术的一个公理系统。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数学原理》(与怀特黑合著，1910, 1912, 1913)从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开始，然后通过一元和二元命题函项定义了类和关系的概念，建立了抽象的类演算和关系演算。由此出发，在类型论的基础上用连续定义和证明的方式引出了数学（主要是算术）中的主要概念和定理。 ·逻辑演算的发展：甘岑(G. Gentzen)的自然推理系统(Natural Deduction System)，逻辑演算的元理论：公理的独立性、一致性、完全性等。 ·各种各样的非经典逻辑的发展：路易斯(Lewis, 1883~1964)的模态逻辑，实质蕴涵怪论和严格蕴涵、相干逻辑等，卢卡西维茨的多值逻辑等。 集合论的悖论使得人们觉得数学产生了第三次危机，提出了数学的基础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罗素等的逻辑主义：数学的基础是逻辑，倡导一切数学可从逻辑符号推出，《数学原理》一书是他们这一思想的体现。为解决悖论产生了逻辑类型论。 ·布劳维尔(Brouwer, 1881~1966)的直觉主义：数学是心灵的构造，只承认可构造的数学，强调构造的能行性，与计算机科学有重要的联系。坚持潜无穷，强调排中律不能用于无穷集合。海丁(Heyting)的直觉主义逻辑。 ·希尔伯特(D. Hilbert)的形式主义：公理化方法与形式化方法，元数学和证明论，提倡将逻辑演算和数学证明本身形式化，把用普通的语言传达的内容上的数学科学变为用数学符号和逻辑符号按一定法则排列的一堆公式。为了消除悖论，要数学建立在公理化基础上，将

中国历史地理(北大)资料整理

开宗明义 2011年2月21日 18:37 教材： 没有一本特别好的教材 重点推荐的参考书：《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邹逸麟 并不通俗 课件： Ftp ftp://urban:urban@162.105.149.18/教学专用/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 只有一次期末考试 38%优秀率一个名额都不会浪费，都是90分以上。 助教说，复习时不仅要看课件的文字部分，也要注意图！ 历史时期的地理。 古人在这样的问题中渗透了多少谋略和智慧。 历史自然地理：重点研究江河湖泊和气候的变化——探讨自然变化的规律 历史人文地理：人口军事城市农业文化聚落等等 中国历史地理的历史： 这个学科历史悠久 例：左冯翊，《汉书》：故秦内史。《禹贡》

近代，中国历史地理的创始人：张相文 八卦：光华新楼中间的四合院：顾颉刚30年代的故宅顾颉刚：每月拿出600大洋赞助禹贡学会，《禹贡》半 月刊 组织青年学者到西北（包括河套）考察。 华北沦陷后组织就解体。《禹贡》成为今天这门学科的 基础。 今天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人几乎都源自这个组织。 《中国历史地图集》。毛泽东个人倡议（不是国家意 志），谭其骧主编，历时二三十年，囊括当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 侯仁之：历史地理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停止在静态的时空变化中，要与人类活动的足迹联系在一起。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人际关系应该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个论点又将历史地理推向现代发展阶段。 目前，全国属于这个领域的正式从业者，不到五十人。 为什么要学这门课呢？ 古人的事情在今天能有什么样的启迪呢？ 例一战国策中战国时东周和西周 东周公对苏秦说：我想种水稻，但西周公不放水。可 见，两国依同一条河，即伊洛河。 苏秦说西周公放水。 例二，九鼎 例三，金庸中胡编辣椒 例四，电视剧各种胡掰，神马汉武帝沏茶啦

中国世界历史年代对照表

中国/世界历史年代对照表 中学学历史的时候，是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分开来学的，尤其是学中国历史，总是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纵向对比，很少做横向的对比。早就想排一张《中国/世界历史年代对照表》，很想弄清楚中国人在世界历史上究竟牛到什么程度，中国发生那些伟大事件的时候，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在干些什么。 一说到中国历史，总是说秦汉唐宋元明等等朝代，不习惯明确标出年代，这种说法，一般人很难直观地在世界历史坐标上做出对比，弄不清同一时间段里人家在干什么，同一时代咱到底是个什么水平，骄傲起来总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经过全面的对比，该骄傲的就骄傲到明处，很一般的甚至落后的也别妄自尊大。 这张表还很粗略，发在这里有些行怎么也对不上。以后有时间，再好好分分类，从人、事、物、技、艺五个方面都做一下横向对比。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比如，昨天我才发现，中国明朝的风流才子唐伯虎以及和他并称吴中四大才子的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坛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生活在同一时代，唐伯虎比米开朗基罗大两岁，而拉斐尔死后4年，唐伯虎也去世了。 元代写“古道西风瘦马”的杂剧家马致远，和写《神曲》的意大利诗人但丁死于同一年——1321年。曹雪琴写《红楼梦》的同时，伏尔泰正在写《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天真汉》。 再比如，中国三国演义打的正欢的时候，欧洲也正在打仗，当时罗马爆发了奴隶大起义，史称三世纪危机，经济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人口锐减，农业停滞，商业凋敝，各路军阀混战，帝国权力名存实亡，这不是和同一时期的东汉的情况很相似吗？ 再比如，中国大唐贞观之治的同时，日本正在搞大化改新，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日本从此了进入封建社会。 做这样的对比，就是想看看，咱中国人在世界历史上到底是个什么水平，中国人的人种素质到底怎么样。 这两天把自己关在房里，整整排了两晚上，累死我了。仅这样一张表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更难以得出结论，先做个参考吧。 大约三百万年前 地球上出现人类 约5000-7000年前河姆渡 半坡母系氏族公社 约4000-5000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父系氏族公社 公元前3113年玛雅在中美定居（玛雅的最后一个纪元开始于公元前3113年） 公元前3100年左右 埃及形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 公元前2700-2500年埃及兴建金字塔 公元前3000年左右 两河流域出现奴隶 制城市国家 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 印度河流域哈拉 帕文化 约4000多年前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 公元前2600年 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朝时期门 考拉夫妇立像

集合论和中国的发展

论文标题:集合论思想的演变及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论文作者姜玉声/朱焕志 论文关键词,论文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论文单位京,点击次数148,论文页数031-037页1995年1995月论文网https://www.wendangku.net/doc/0415764766.html,/paper_143662921/ 集合论自上世纪７０年代由德国数学家G.Cantor创立以来，不断促进着许多数学分科的发展，并成为全部现代数学的基础。然而，近３０年来又相继出现了Fuzzy集合论与可拓集合论。为说明这两种集合论的产生在数学史中的意义，理清集合论思想演变的脉络，弘扬我国学者在这一发展中的创造精神，本文拟在简要回顾集合论思想从Cantor到Fuzzy的演变的基础上，就可拓集合论的产生与发展加以分析、研讨集合论思想发展的规律，谈谈我们的浅见。 １集合论思想从Cantor到Fuzzy的演变 长期以来，人们利用数学处理问题的主导思想通常是“枝是枝，蔓是蔓”，不允许半点儿“含混”，语言的“准确”，推理的“严格”，结论的“确定”从来天经地义。［（１）ａ］数学中的这种传统观念，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确定性”的小天地里。所谓“确定性”，它要求概念有明确的外延，逻辑上严格地遵从形式逻辑的四条基本规律，结论只能是唯一确定的。与这种观念相适应，数学中便产生了Cantor集合论。 众所周知，集合是数学中的一个不定义概念。所谓集合，是指具有某种特定属性的对象的全体，集合中的每一个体（对象）叫做集合的元素。按Cantor的集合论，一个元素ｘ与一个集合Ａ的关系只能有属于（记作∈）和不属于（记作 ）两种，二者必居其一且仅居其一，即 ｘ∈Ａ或ｘ Ａ。如表为特征函数的形式，记集合Ａ的特征函数为Ｃ［，Ａ］（ｘ），则有在长时间里，这种集合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可以说整个传统数学［（２）ａ］就建立在这种集合论的基础上。实践表明，Cantor的集合论在研究确定性事物的范围内显现着巨大作用，其光辉是永不磨灭的。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知识视野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大，需要探讨的问题加速度地增加着。于是，不确定性现象，特别是其中的模糊性现象，逐渐被人们意识。具体地说，近几十年来，学者们不断发觉，某些现象呈现出不确定性，是由于概念本身就没有明确的外延，逻辑上并不严格遵从传统的排中律，表现为客观事物在差异的中介过渡中所呈现的“亦此亦彼”性。例如，人的年轻与年老、环境的清洁与脏污及天气的晴与阴等许多对立概念之间，都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严格地说，这些概念都没有明确的外延。若按这些概念去确定“集合”，则相应的“集合”都没有清晰的边界，一个元素是否属于某个“集合”不是很分明的。当然，如果数学家同意把这样的“集合”仍称为集合的话，则这种集合已经不是Cantor意义下的经典集合了。一个对象对于一个这样的集合，除可以属于和不属于外，还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属于或不属于，而且后者才是更一般的情形。譬如，若用年轻人这个概念构造这种集合，要问一个人是否属于这个集合，即是否年轻，则除了年轻和不年轻这两个极端情形外，还要遇到比较年轻、基本年轻等不少中间过渡的档次，且每一档次内还可细分更小的档次。这就是事物的模糊性。为了研究和处理模糊性事物，美国控制论专家L.A.Zadeh教授于１９６５年提出了Fuzzy集合论。 Fuzzy集合论的基本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下面的开创性概念中：所谓给定了论域Ｕ上的一个模糊子集Α，是指对于任意的ｕ∈Ｕ，都指定了一个数μ （ｕ）∈〔０，１〕，用它来表示ｕ对Ａ的隶属程度，叫ｕ对 的隶属度。映射叫做 的隶属函数。［（１）］有了这个概

中国古代地理常识

【中国】在古代文献中它是一个多义性的词组。从春秋战国至宋元明清，多用来泛指中原地区或中央朝廷。如《中庸》中有“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庄子》中有“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这里的“中国”指中原地区。 【中华】上古时华夏族居四方中的黄河流域一带，故称“中华”，后常泛指中原地区。 【九州】传说中的我国上古时期划分的九个行政区域，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州名说法不一，《书?禹贡》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后成为中国的别称。 【四海】指天下、全国。如贾谊《过秦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原为泛指之词，九州之外即为“四海”，又因古代人以为我国疆土四周环海，故称中国为“海内”，外国为“海外”，“四海”则指天下。另外“四海”也指四邻各族（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的居住区域。《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六合】指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泛指天下。如《过秦论》中有“履至尊而制六合”。《海内南经》中有“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 【八荒】四面八方遥远的地方，犹称“天下”。《诗品》中有“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杜甫《寄韩谏议注》“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 【中原】又称中土、中州，以区别于边疆地区。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省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 【江河】古代许多文章中专指长江、黄河。 【西河】又称河西，黄河以西的地区。 【江东】因长江在安徽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而以此段江为标准确定东西和左右。所指区域有大小之分，可指南京一带，也可指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即今苏南、浙江及皖南部分地区称作江东。 【江左】即江东。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 【江表】在中原人看来，长江以南地区为长江之外，故称江表。《赤壁之战》中有“江表英豪，咸归附之”。 【江南】长江以南的总称，所指区域因时而异。 【淮左】淮水东面。 【山东】顾名思义，在山的东面。但需注意的是，因“山东”之“山”，可指崤山、华山、太行山、泰山等数种不同的山，而所指地域不尽相同。 【关东】古代指函谷关（古函谷关在今天河南灵宝市东北，新函谷关在今天河南新安东）或

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 (2)

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 一、1840年—1919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主要矛盾： 此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为此，农民阶级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进行了洋务运动，而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了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辛亥革命，这些斗争虽然从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客观上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主观上各革命阶级的局限性的影响，这些斗争最终都走向失败。 注意：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地主阶级——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导致的两面性（革命性与妥协性）。 重要时间节点及周年纪念 1841年 三元里人民抗英，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 1842年 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同时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这样一批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任务也发生了变化，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阶级与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 1851年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1853年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的革命纲领，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1859年 《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1865年 洋务运动创办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1885年 冯子材指挥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但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告结束。说明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达到高潮。 1895年 1、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2、《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标志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转变。 3、瓜分中国狂潮由此开始，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4、甲午战争一役，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中国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之二

中国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之二 1923年，个园思想界展开了“科玄之战”，论战的一方以柏格森主义者张君劝为主将，另一方以马赫主义者丁文江为主将。论战中，丁文江写了三篇沦文，即《玄学与科学》、《玄学与科学——答张解劝》和《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这三篇文章是马赫主义在命国传格的重要文字。通过他的论辩、阐述，马赫主义在中国成为其影响仅次于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哲学流派。论战之后，马赫主义者的主要著作陆续翻译成中文。RL药理译法国的马赫主义者彭家勒的《科学和假设》(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元模译《科学的价值》(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郑太朴译《科学和方法》(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谭辅之、沈因明译英国马游主义者毕尔生的《科学入门》(1934—1936年上海辛垦书局出版)，陈望道、施存统译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的《关于社会意识的科学》(1929年上海大江书店出版)。另外，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园马赫主义者王星拱的著作《科学概论》。 因此，“五四”期间，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等各种实证主义流派广辽传播，彤响最大者数实用主义。胡适对实用主义员为信服，宣传也最为得力。当然，胡适对实用主义也非照搬照如，而是有所取合。其取舍的标被则依据实证主义的原则。例如，他强调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论，是皮尔士所说的“科学实验塞的态皮”。詹的斯的实用主义宗教气味过重，道到胡适的批评，他说“詹姆斯是富于宗教

心的人。他虽是实验主义的宣传者，他的性情报本上和实验主义有点合不拢来。”①而这所谓“合不拢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宏姆斯‘反对赫胥黎一班人的存疑主义”。伦理哲学在杖成的实用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胡适仅强调杜咸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方面。他说‘“杜成效终只认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论”。其实，西方实用主义到了杜威，已经发展为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宗教观的庞大思想体系，而胡适则突出它的方法论的方面。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哲学只是一种方法论，因此，尽管詹姆斯的“淑世主义”很合胡适的口味，并成为他的社会改良思想的理论来源，他却将这种“淑世主义”从实用主义中分割出来，与西方其他个人主义思想相结合，提出一种“易L生主义”’作为反封建和要求个性解放的口号。 小国近现代对西方哲学的态度经历从维新运动时期有选择的介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规模引进，最后发展到对西方哲学的融会吸收，进而建造自己的体系。巾围人从自己的研究出发，自打哲学学理、自创哲学理论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到了四十年代，不仅两方的各种哲学理论，如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生机主义、尼采主义、唯物辩证法都已经输入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并且由于重视用西方的观点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学术中的哲学思想又得到了发扬。在这近代各哲学学派争鸣时期，实证论思潮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又形成和分化成不同的派别。这个时期受实证主义思潮影响的少园哲学，表现出二种不同的倾向；第一、从传统逻辑的研究转向数理逻辑的研究。自严复介绍穆勒名学，提倡归纳逻辑以

中国历史地理学课后大题(完整版)

中国历史地理学复习资料 导言 1、谈谈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归属 学科性质历史地理学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为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学科归属：一直以来，关于它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较大，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 一是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此说古来有之，现今的国务院学位申请学科分类中，一级学科历史学名下的8个二级学科，其中就有历史地理学。 二是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辅助学科。这主要是基于其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相同，均为历史地理环境。谭其骧、侯仁之、华林甫等持此观点。 三是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根据是其研究对象是地理学，而研究时间、方法和资料又多是历史学的.我国学者黄盛璋、纽钟勋和《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第二版第324页）等持此观点。 四是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有人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公开认为历史地理学应将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提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综合的学科。我们所用教材的作者、西南师大的蓝勇教授即持此观点。 2、联系研究实践分析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方法和手段：文献逻辑推证法（历史地理传世文献、近代考古发掘材料、野外实地踏勘材料）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区域研究方法、现代科学技术。（见课本7、8页）史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一）历史文献研究法（二）野外考察法（三）地图与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 3、试分析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地理环境，或者说，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自然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条件。它包括在历史上形成的与人类社会生活相互起作用的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矿藏、植物、动物，等等。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环境就是人类环静，起着类似舞台、布景乃至道具的作用。人类社会，包括的内容有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是怎样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呢 4、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⑴在历史民族地理方面：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中专门设立了《历史民族地理》一章，对历史民族地区的研究有开创之功。⑵在历史经济地理方面：史念海《中国历史经济地理》、郑学檬《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与唐宋江南经济研究》⑶在城镇与古都城的研究方面：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中国古都和文化》、李吉平《中国古代都城概况》、陈桥驿主编的《中国七大古都》。⑷在历史交通地里方面：史念海的《中国的运河》王子今《秦汉交通史》辛德勇《古代交通与文献研究》。 ⑸在历史人口和移民历史地理研究方面：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等的《简明中国移民史》、多卷本《中国移民史》、多卷本《中国人口史》等。⑹在历史文化地理方面：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和《方言与中国文化》。⑺在历史军事地理方面：史念海《河山集》第4集和胡阿祥主编的《兵家必争之地》。⑻在历史地理理论方面：张步天《历史地理学概论》、辛德勇《历史地理学导论》. ⑼在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方面：杨正泰《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述》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1～4集、勒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更是一个“文明古国”.讲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明意识越来越强烈了.今天,我就遇到了一件倍感万分的事. 今天的天气,还是像往常一样,热得要命.走在外面还有一种要烤成人干的感觉,但是我为了去绍兴探望生病的姐姐,还是牺牲了一下我的皮肤.回去时,人感觉晕忽忽的.心情格外烦躁,好像有一把火在燃烧似的.我和奶奶一同乘公交车回去.刚走到车站便吓了一跳:“怎么这么多人?”等啊等,等啊等,皇天不负苦心人,嘿嘿,终于让我等到你了吧!车还没停下,人流就一股脑往上涌,我被挤在里面,好容易走了进去,又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儿啊?刚才车不是挺空的吗?现在怎么一个座位也没了呀???旁边还站了几个人.不会吧?从绍兴站到柯桥……我和奶奶可着急了.忽然,身旁的一个叔叔“噌”地站了起来,对我们说:“你们坐吧!”我眼睛瞪地大大的,我能想像的到我那个惊愕的表情,我第一次看到别人给我让座,竟不知做啥好了.还是奶奶说的谢谢,我才跟着说的. 我们两个人挤在一个座位上.虽然挤了点儿,但是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欣慰——不知是对那为叔叔的感激,还是看到了中国文明的希望.以前,我总是觉得:我们中国虽说是文明古国,哪儿文明了呀?那么多白色垃圾,堆在那里,每个人都置之不理;更多的是看到有人随地吐痰;砍伐树木……但最近我也发现了,我们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听说,钱洒了一地,却没有人归于己用,反而帮他们捡起来.现在又有人给我让座.我们更应该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让文明之花盛开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文明在我身边 “有时候文明是多一些耐心的等待，有时候文明是多一点点分享，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几十厘米的距离，有时候文明只不过是一张纸的厚度…… ” 2008北京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它令我们期盼的同时也唤醒了许多人的文明意识，只要你仔细留意，就会发现文明就在我们身边。 如果你已记不清文明的含义，那么请让我告诉你，文明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是洗净心灵的肥皂，是多一份的关爱。 记得今年寒假里，我和姐姐一起去青少年活动中心看电影。我的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叔叔，他边看电影边吃着瓜子，可他周围的地面却毫无杂物，为什么？原来他在自己坐椅的扶手上挂了一个塑料袋，他把磕完的瓜子壳都扔进了塑料袋里，这看上去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不仅干净了自己，又为别人创造了一个赏心悦目的环境，真是一举两得啊！ 这样的文明现象还有许多许多，公园里，大街上，包括家里、学校里，其实到处都是文明，只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些看似微小的事物。文明就在我们身边，只是它在考验你的细心和耐心。一片碎纸，你捡起来了吗？一个残疾人，你尊重他了吗？一张笑脸，你回敬了吗？一声对不起，你说出口了吗？ 一个人的文明是这个家庭的骄傲，一个家庭的骄傲是这个城市的骄傲，一个城市的骄傲是社会的骄傲。我们每个人都多争取一份文明，中国就会多出十三多亿份文明，就会使社会进一大步。我想：文明其实很简单，而它就在我们身边，多一份文明，我们就会多一份快乐，社会上就会读一份幸福，虽然小小的，但很充实。 讲文明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不需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只要将每一件小事做好就是文明的表现。看见地上有垃圾主动捡起来扔进垃圾桶；走在大街上想吐痰，把痰吐在卫生纸上然后抱起来再扔掉；看到有人跌倒了，主动把他扶起来；在公交车上见到老人主动给他让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