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对父权中心体制的批判_潘建

当代外国文学

伍尔夫对父权中心体制的批判

潘建

内容提要　伍尔夫认为,父权中心体制下的公共/私人领域的划分是社会性别歧视的体现,因为前者成为男性领地,成为一切权力的中心,它将女性限制在私人领域这个狭小的空间,使其明显边缘化。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伍尔夫试图解构公共/私人领域二元对立关系的努力:伍尔夫对这个传统二元对立关系的揭露和批判、她试图模糊与打破二者之间的界线、努力使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探讨及其构建“女性共和国”的尝试等。

关键词　弗吉尼亚?伍尔夫公共/私人领域中心/边缘父权制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①出生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的晚期,她不仅亲眼目睹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巨变,即帝国扩张、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妇女解放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等,也非常了解该时期所衍生出的一套严格的伦理道德规范,其中包括公共/私人领域(public/p rivate world)的明显区分。男性在公共领域“开疆拓土”,“养家报国”,拥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一切话语权;而女性则被限制在私人空间,每天操持家务和“相夫教子”,但得不到任何报酬和承认,无法自强自立因而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伍尔夫意识到,父权中心体制是导致妇女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根源所在,公共/私人领域的严格分开是这个体制的主要体现之一,只有模糊或打破公共/私人领域间的界线,解构父权中心体制,让妇女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自由与权力,她们才有可能获得同等的地位。因此,伍尔夫不断在文学创作中再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矛盾与冲突、女性受到的压迫与伤害及其逐渐的觉醒等。她频繁使用这两个术语,并在不同场合和语境中扩展其意义和内涵:公共/私人空间(s paces)、公共/私人领域(s pheres)、公共/私人语言(languages)、公共/私人发声(voices)、公共/私人问题(issues)、公共/私人言说(discourses)等等。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伍尔夫批判并试图解构公共/私人领域二元对立关系的努力:伍尔夫对这个传统二元对立关系的揭

?

5

9

?

露和批判、她试图模糊与打破二者之间的界线、努力使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探讨及其构建“女性共和国”的尝试等。

一、公共/私人领域二元

对立关系及批判

历史地看,西方公共/私人领域的划分早已有之,其词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public ”一词来自希腊语的“polis ”。从古希腊到18世纪,公共领域指的都是“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公共领域,该领域是属于一切人的,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有权进入并自

由地发表言论,批评或讨论政府和社会。”②

古希腊所谓的私人空间(oikia ),是指维持生计和繁衍的地方,即每个人的家庭。家庭支持那个更高层次的公共领域,而支撑家庭的则是女人和奴隶,家庭中的行事原则是男人对女人和奴隶的权力和暴力。尽管后来哈贝马斯认为,随着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崛起以及沙龙和咖啡屋的兴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特征应该是“人人可以参与”(universal access )。但是很显然,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伍尔夫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公共/私人领域的区分日益严重,几乎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而且,两个领域的隔离使妇女的处境极为不利。从她的政论文《三枚金币》(Th ree Guineas ,1938)中的描述可窥知一二:“我们的生活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男人的,一个是女人的,男人承担着养家报国的任务。女人的世界就是她的家、丈夫、子女和房子。”“在一个世界中,受过教育人士的儿子们从事公务员、法官、士兵等工作,并因此享受薪水;在另一个世界里,受过教育人士的女儿们做妻子、母亲和女儿———但她们有薪水吗?难道妻子、母亲和女儿的工作对一个国家一文不值?这一事实,如果是事实的话,太令人震惊了。”③

在伍尔夫看来,家庭暴政是多种多样的,《三枚金币》即以中产阶级妇女的生存状况为例,揭露了她们在受教育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从孩提时代开始,父母就已经将子女的世界划分好,儿子们进学校受

教育,女儿们留在家里做家务。玛丽和索菲亚的例子具有代表性。玛丽的兄弟每年有两千镑的教育费用,而留给她的全部教育就是学了点德语;索菲亚想做家教挣零花钱,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的拒绝既不是出于关心爱护女儿/也不是要追加零用钱,而是基于女儿出门挣钱会给他丢面子这一理由:“亲爱的,直到这会我才了解你做家教是为了挣钱,这太跌份儿了,亲爱的,我绝

不同意。”④

在伍尔夫生活的时代,女性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权是普遍现象,伍尔夫本人就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无法像两位兄弟那样成为骄傲的剑桥人,只能呆在家里利用父亲的藏书自学(幸运的是她父亲是学者,有丰富的藏书),她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到了19世纪前半叶,妇女依然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默默无闻地生活、结

婚、生儿育女。”⑤

她们“几乎不识字,几

乎不会拼写,而且是丈夫的财产。”⑥

她们的最大功能就是充当了一面可以把男性“以

其自然大小两倍的方式”⑦放大的魔镜。

伍尔夫在很多作品中都描述了女性被限制在私人空间、既不能享受同等权利也无法施展才华的事实,以及这一限制给她们带来的不利处境。部分散文和政论文将许多历史女性的真实故事呈现给我们,如《海斯特?斯提诺普小姐》(L ady Hester S tanhope,1910)、《斯特拉齐夫人》(L ady S trachey,

1928)、《两位女性》(Tw o W o m en,1947)、

《一间自己的房间》(A R oo m of O ne πs Ow n ,1929)、《三枚金币》等等。海斯特?斯提诺普小姐才华横溢,就像文章中所说,“假如你是个男人,海斯特,我会给你一张空白

?

69?外国文学评论　No .3,2008

地图,让你带上六万人进军大陆。我相信你不会让我的计划落空,我相信你绝不会让我的士兵闲着。”⑧但是她是女性,她无法一展己长,只能让力量在自己的体内“咆哮汹涌”,终致“憎恨自己的性别”;斯特拉齐夫人的情况与海斯特类似:如果她“是个男人,她会统治一省或在政府管理部门中任要职。她天生有处理大事的能力以及从大处着眼对政治的把握,这些都是造就19世纪杰出的政府官员的关键因素。”⑨但她只能将才华浪费在“按照丈夫的口授写公文急函”、养育10个孩子、“管理着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大家庭”等事务上面。

同时,女性被限制在私人空间的现实窘迫也充分反映在伍尔夫的小说创作中。其中《岁月》(The Years,1937)最具代表性。它描述的是以帕吉特上校的几个女儿为代表的一群中产阶级女性。因是女性,她们无法接受正规教育,不能出去工作,在没有人陪伴

。该小说中最具深意的场景是“窗户”,女性要了解外面的世界,主要通过窗户。下面这段话充分反映了当时这一情况:

一个女人将头探出窗外,向街道东张西望,上下打量,仿佛要把所有的旮

旮旯旯翻遍,找点什么充饥的东西。她

那双眼睛贪馋像得饿鹰的眼睛一般,又

显出一副愤愤不平、昏昏欲睡的神态,

仿佛没找到充饥的东西似的。什么事也

没有———绝对没有。她仍然上上下下仔

细端详,露出懒散不满的目光。这时一

辆双轮轻便马车从拐角处拐过来,她目

不转睛地瞅着。……一个戴花呢便帽的

小个子男人从车上下来去敲门。……窗

口上又探出一个女人来,脸色苍白,有

好几层下巴,下嘴唇突出来像个台子。

于是两个女人探到窗外肩并肩瞅着那个

男的。……她们瞅着他,他下一步要怎

么办?⑩

窗户充当了连接公共/私人领域的秘密桥梁。但由于窗户是固定不动的,窗外的景物自然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即使她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媒介,她们能看到的东西也非常有限:“对面的房子都有千篇一律的小小的前花园,千篇一律的台阶,千篇一律的柱子,千篇一律的凸肚窗。”(14)除了街道中间的两座房屋,其余的都一模一样:黄灰色的盒子和石板盖顶,唯一有些变化的只是经过街道的行人车马。伍尔夫家将“窗户”变成了一个中心场景,一个无法被读者忽略的隐喻。该词被重复近200次之多,几乎所有的女性人物都曾有站在窗户边向外张望或探视的经历:帕吉特上校家的女性———病危的帕吉特太太及其女儿艾莉诺、米丽和黛丽娅,帕吉特上校弟弟家的女性———尤金妮及其女儿玛吉和萨拉,以及帕吉特夫人的表妹马隆家的女性———马隆夫人和女儿吉蒂等都是如此。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男性角色也常常会站到窗前,不过他们的心情和目的却大不一样。帕吉特上校常常站在窗户边往外看,因为他不愿面对垂死的妻子,希望尽快逃离这里,到情妇的身边去寻求安慰。他的儿子爱德华在牛津大学的宿舍里,也常常倚窗而立,但那也是另外一番心境。因为他的窗外就是花园,漂亮而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

由于社会对性别差异的规定性,公共/私人领域的媒介点“窗户”衍生的意义是如此不同,对于在公共/私人双领域都游刃有余的男性来说,“窗户”意象呈现的是主体性的占有和享受,镜头是广角的,变焦的主动性在欣赏者的手中;而对于女性,窗户是期待,对外部世界的期待。窗户是格子是画框,框给她们一个景象,她们没有主动权

?

7

9

?

伍尔夫对父权中心体制的批判

去调试这个框的大小、景色甚至光亮。由此可见,公共领域成为权力的中心,而女性被排除在外,无法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其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边缘化。令人遗憾的是,不知伍尔夫是有意避开还是不了解她那个阶层以外的女性,《三枚金币》、《岁月》等作品都只针对一个特殊的阶层———中/上层阶级女性,几乎从不涉及到广大的劳动妇女。不过,中/上阶层女性的地位尚且如此,劳动妇女的地位更是可想而知。

二、从边缘走向中心

生活在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期间并深受

其影响的伍尔夫,不仅意识到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看到了许多女性从边缘挪向中心的种种艰难行动。伍尔夫“体弱多病”,她很难像那些激进的参政议政权论者那样走上街头,使用“武力”手

段为女性争取政治权利,

λ?但是身为作家,她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观点反映在了文学创作中。她围绕公共/私人领域之二元对立关系,不仅以小说,更以政论文或随笔的形式,揭示女性突破二者界线的艰难性。

伍尔夫指出,虽然活动在私人领域的只是女性,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一领域就能免于父权中心体制的压迫,因为它不是世外桃源,不能外在于政治。因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密不可分的,其中一个领域中的暴政和奴役就意味着另一领域里的暴政和奴

役。” λω因此,伍尔夫竭力揭露女性被限制在私人空间,并忍受着来自公共领域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的困境。另一方面,她又有意呈现

女性“侵入”

λξ公共空间或走入“女性莫入”禁地的尝试和努力。早在1906年,她在短篇小说《菲丽丝和罗萨蒙德》(Phyllis and R osam ond )中就描写过女主人公菲丽丝和罗萨蒙德姐妹俩离家逃到属于公共领域的布鲁姆斯伯里(B l oom sbury )参加聚会的情景,正如伍尔夫在另一短篇《飞蛾之死》(The D eath of the M oth ,1941)中所说的那样:“出逃是最大的快乐”。在《达罗卫夫人》(M rs D allo w ay ,1925)和《岁月》等长篇小说中,女性也常常活动于象征男性领地的伦敦。例如,具有强烈女性意识和反叛精神的达罗卫小姐(伊丽莎白)就曾孤身一人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了象征公共领域的斯特兰大街。对于出身上流社会的达罗卫小姐来说,这是大胆而冒险的行动;《岁月》叙述了女性试图进入公共领域发表演说的情景:不仅参政议政权论者(suffragist )罗丝在“补缺选举”中发表了演说,一个“老太太”也勇敢地站到了公园里著名的“演讲角”演讲。伍尔夫为劳动妇女文集所作的序《回忆劳动妇女协会》(M e m ories of a W orking W o m en πs Gu ild ,1930)还描述了劳动妇女走上讲坛的动人情景:她们秩序井然地依次走上讲坛,每人发言五分钟,每个人都说出自己心中一吐为快的话,然后让位给后来的人。女性逐一登上讲坛,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她们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迈出的一大步,意义十分深远。伍尔夫的散文、政论文和小说都反映了女性跻身公共领域的强烈愿望和努力。

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行动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她们遭遇过许多尴尬甚至屈辱,伍尔夫对此不只进行了揭露,更是感同身受。例如,《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叙事者讲述了“我”试图进入“牛桥”(Oxbridge )大学的草地和图书馆而遭到呵斥和拒绝;《岁月》中的罗丝在“补缺选举”中发表演说时,“一块石头向她扔过来,她只能用手捂着下巴。”(206)“演讲角”的“老太太”的声音尖细微弱,宛若游丝,必须“扯起嗓门”才能让“自己的声音压过嘘声和口哨声”。伍尔夫让这个声音象征性地被

?

89?外国文学评论　No .3,2008

周围巨大的男声声浪所淹没,显示女性试图进入公共领域的艰难程度。小说《雅各之室》(Jacobπs R oo m,1922)中的一个场面最令人难忘:一边是耸立着的大英博物馆,“宛如一座坚实巨大的山丘”,在那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脸贴脸,莎士比亚与马洛肩并肩。这种伟大的思想储存在一起。”(105)而另一边则是一个住在鸡毛店里的醉妇“砰砰”地砸着门,撕心裂肺地彻夜喊叫着:“让我进去!让我进去!”(106)大英博物馆与醉妇凄厉的喊叫声并置,其意义不言而喻,暗示女性要求进入公共领域的呐喊声。这一呐喊直到1940年都没有停止,伍尔夫在这年出版的散文《斜塔》中强调,文学是公共领域,它不分国界,女性应该自由自在、勇敢无畏地进入这块领地,并从中找到她们自己的道路。

伍尔夫不仅在文学创作中直抒胸臆,在实际生活中更是身体力行。一方面,她开始参与到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来。虽然她不能上街参与游行和集会活动,但她用其他方式积极加入到公共事务中来:她为“成年人选举权组织”填写信封和地址(1910)、到莫利(Morley)女子学院为劳动妇女讲课(1905-1907)、为各种妇女组织演讲妇女问题、定期邀请“妇女合作公会”成员到寓所喝茶以了解妇女生存状况(1916-1920)、为劳动妇女文集作序、为声援妇女解放运动而出版妇女政论文单行本系列(1930年代)等等,这些都是伍尔夫进入公共领域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她以女性写作的方式越过障碍,进入公共领域,用实际行动来模糊和打破公共/私人领域这个传统的二元对立,从而达到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目的。她自1915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The V oyage O ut)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作品不断面世。她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随笔与散文、自传、传记、通信集和日记集等,加起来有二十几卷之多。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男性作家和批评家,都无法忽略她的巨大成就。伍尔夫从事写作并出版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运动,写作的成功也代表她进入公共领域的成功。

三、解构父权中心制度

伍尔夫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一直努力模糊或打破公共/私人领域的界线,为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呐喊。不过我们发现,仅仅是模糊或打破公共/私人领域之间的界线并非伍尔夫的最终目的,解构父权中心体制,最终达到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才是她的最高理想。

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雅各之室》是“关于新小说的新表现手法。” λψ仅从题目看,该小说的聚焦点理应是雅各的房间或者是房间的主人雅各,然而,无论是雅各在剑桥的寝室,还是在伦敦的宿舍,恰恰都是伍尔夫有意忽略的地方。即使偶尔聚焦这两个地方,也只有寥寥数语,带给读者一种强烈的虚幻之感。而且她使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这两个地方:“空荡荡的房间里,空气也懒洋洋的,刚刚能把窗帘鼓起,广口瓶里的花儿常换常新。藤椅上的一根筋在嘎吱作响,尽管上面没有坐人。”(32-33)雅各空洞的房间既是他生命的投射和象征,也是他心灵的隐喻。房间的主人雅各,并未成为小说的中心,关于雅各的一切信息都来自他身边的亲人、同学、朋友、恋人以及叙事者。这些人像照相机或摄像机一样,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方式将雅各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呈现在读者面前。而雅各自己却很少开口说话,很少表露自己的思想,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在海滩上观景的人”, λζ像“落到埃瓦里娜时装店的橱窗上的一个影子”,(118)我们根本无从了解他的所思所想。人物、客

?

9

9

?

伍尔夫对父权中心体制的批判

体、暗示等堆积在雅各这个中心人物周围,但是中心本身却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伍尔夫通过不同人物的回想、联想或“瞥见”来表示雅各的缺席。换句话说,雅各在文本意识中是裂缝,是空白,是缺席的中心。中心是虚,而周围才是实,虚实对比非常强烈。伍尔夫非常巧妙地虚化或者说解构了以雅各为代表的父权中心。和他父亲一样,雅各死后留下来的只有名字、物件、信件、满地纸屑和一双破靴子。

小说《海浪》(The W aves,1931)虽然比《雅各之室》晚了九年,且题目的含义也不似后者那么一目了然,但是其写作策略与后者非常相似。虽然该小说描写的是六个人物,故事也是围绕他们而展开,但是将这六人连在一起的却是那神秘的第七个人物:波西弗。六人都是波西弗的朋友,“为某种

巨大的内在强制力所驱使而围坐在一起。”

λ{一方面,波西弗被看成是“标准和规则的维护者”,天生的“领导者”,他既是六个人的中心,也是社会的中心,是父权制与帝国主义的代表。另一方面,波西弗在很多方面都和雅各一样,疏离、淡漠、飘忽不定,同样带给人模糊不清的印象。而且,这位“标准和规则的维护者”在小说中自始至终不曾说出过只言片语,甚至“不会念课文”。他在小说中没有展现任何思想和意识活动,这位中心人物留给我们的完全是模糊不清的印象,“成群的小鱼所蜂拥围绕”的是一个看不见的中心。像雅各一样,波西弗已被分解成碎片,他的存在只能依赖其他六个人物的存在。小说通过六个人物的内心独白不断重复着波西弗的缺席或不在场,以达到作者本人解构父权中心体制的目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年仅26岁的雅各战死沙场,去印度不久的波西弗也在殖民地落马而亡。虽然出自《圣经?旧约》的名

字“雅各”象征着人类的文明,

λ|象征着父权历史的传承,但是,雅各的姓氏弗兰德斯

(Flanders )却隐喻着战争和死亡。 λ}小说在

叙述雅各剑桥大学寝室的陈设时,就曾提到他的希腊语词典中夹着罂粟花,让读者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与有意忽略雅各战死的战争场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西弗在印度毫无意义的意外死亡回响在六个朋友的脑海中,小说不仅多次重复波西弗已死这一信息,以强调其效果,而且强烈隐喻波西弗所代表的父权中心体制会随着他的死亡而解体:“现在当波西弗已经死去时,瞧瞧这条街吧,房子都造得根基不实,一口气就能吹倒。”(122)“波西弗死了,赠给了我这样的遗物,使我能看清事物了。那儿有个正方形,那儿有个长方形。……这是我们的胜利,这是我们的安慰。”(125)这样的描述充分反映出伍尔夫的政治立场及其解构父权中心体制的愿望。虽然雅各和波西弗两人都代表了父权制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又是该体制下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的早亡并没有什么意义,波西弗的名字还让读者联想到圣杯传奇中寻找圣杯的波西弗,波西弗不仅没有找到圣杯,还制造了“荒原”。让父权中心的建构者自行拆除自己建构的中心,伍尔夫解构父权中心体制的政治目的已表露无疑。她让《海浪》中的伯纳德作了总结:“我一定要能做到把他置于一种无聊可笑的境地,这样才使他不至于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自己也觉得有点滑稽。我一定要能这样对他说:‘波西弗,真是个可笑的名字。’”(118)

代表历史与文明传承者的雅各和殖民统治者的波西弗的早亡,隐喻了父权中心体制的解体以及构建新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可能性:“憎恨你自己的时代,建立一个更好

的。” λ～伯纳德的话“我生了儿子,波西弗却死了。”(117,207)强烈预示新时代的到来。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战争威胁的迫近,伍

?

001?外国文学评论　No .3,2008

尔夫对父权中心制社会越来越失望,批评也越来越尖锐,其解构父权中心体制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决,以致在政论文《三枚金币》中,她在指出了女性拥有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以后,公开呼吁女性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今天,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机会建立一个崭新的、更美好的世界。” μυ这个新世界是一个没有男性参加的“女性共和国”(womenπs republic),即她所构想的“局外人社团”(Outsiders’Society)。这个“社团”与父权机制下的一切机构都不一样,首先是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因为它“不会有名誉司库,因为它不需要基金;它不会有办公室,不会有委员会,不会有秘书;它不召开什么会议,也不举行正式大会。如果它必须有个名字的话,我们可以叫它‘局外人社团’。” μ?伍尔夫认为,靠模仿不足以推翻父权中心制度,如果新的社会结构仍然按照父权中心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模式建构,,最后蜕变并同化于父权中心体制之中,变成另一个压制女性的社会机构。于是女性就会把自己的特性消融在男性模式之中,就会因循、重复那古老陈旧的常规惯例,并把它的沟槽刻得更深。正如 B. A.卡罗尔(Be2 renice A.Carr oll)所分析的那样,伍尔夫“将女性生活中所受的压迫与压抑视为整个腐败凶暴的社会制度的镜子,也视为其基础。但她也看到那种制度是不可能以模仿它的方式来加以推翻的。与斗争主张相反,伍尔夫并不相信‘当女性参加国家事务时,政治的邪恶就会减少’,而相信假如女性没有严格条件限制而加入到现存体制中去,她们最后会变成布莱德肖爵士和拉姆齐先生的女性对等物。” μω

其次是实现“自由、平等与和平”的手段上的不同。“局外人社团”“要通过在我们范围之内的方式———不同的性别、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教育以及由这些不同而引起的不同的价值观———来达到这些目标。” μξ事实上,女性也无法像男性那样利用他们的职业和职位所带来的公共手段,包括团体、会议、运动、自己的威望以及财富和政治影响等,来实现“自由、平等与和平”的目标,而只能在私下里用私人方式来实现它们。她们的方式之一是抛弃虚饰,抛弃那些规定的、统一的和官方的虚饰,抛弃用来限制、固定和破坏的个人荣誉,如奖章、绶带、学位服等。联想到生活中的伍尔夫曾放弃过的许多个人荣誉,如1932年剑桥大学著名的克拉克讲座、1933年曼彻斯特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和1939年利物浦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她这样说也就不足为奇了。“局外人”实现“自由、平等与和平”的方式之二是要限制自己不参加爱国游行,不参加军事展览、军备竞赛、军队游行、军队授奖等活动。“局外人”实现“自由、平等与和平”的方式之三是她们不仅自己不参加战争,还不“煽动她们的兄弟作战”。至此,我们看到,伍尔夫已经走到了非常激进甚至极端的地步了。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论述中看到伍尔夫反对甚至痛恨战争的立场。其实,没有任何组织形式的“社会”是不现实的,纯女性社会就像当时的纯男性领域或机构一样也是不完整的,而且在现实社会中,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虽然《三枚金币》写于战争爆发前夕的1938年,但是伍尔夫“再造新世界”的理想早已有之,它不仅体现在伍尔夫的实际生活中,也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自1916年,她就开始不定期邀请妇女合作协会里士满分会的老年成员来家里喝茶,以便了解其工作与生活情况。这种松散、随意、平等的关系即是短篇小说《一个协会》(A Society,1921)中所描述的情景。该小说讲述了一群年轻女性组成的松散团体,她们对

?

1

1

?

伍尔夫对父权中心体制的批判

男性掌管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研究和讨论:女性对男性神话的质疑和批判。她们的组织形式与“局外人社团”颇为相似:没有领导人和办公室,只是偶尔聚到一起喝喝茶,然后将每个人所调查的结果相互通报。伍尔夫在其他文章中也表示过建立“新型社会”的理想,随笔《为什么》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创建一个以贫穷、平等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为什么不能让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以及形形色色有名无名的人聚到一起,让他们畅所欲言,而用不着

登上讲台、宣读讲稿、享受锦衣玉食?”

μψ这一连串的问题都说明,伍尔夫心目中的“局外人社团”并非那个不问世事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新型机构。在这样一个机构中,女性能够“既进入公共领域,又保有私密的重要性,既参与和加

入,又改革和转换。”

μζ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妇女兴起的“提高觉悟”

小组活动的热潮,

μ{与伍尔夫的《一个协会》和“局外人社团”中所描述的情景以及她与妇女合作协会成员的“茶会”非常相似,很像伍尔夫理想中的“女性共和国”,虽然她这个“女性共和国”是典型的乌托邦。

伍尔夫试图模糊和打破公共/私人领域的界线、解构父权中心体制、建立“女性共和国”的努力都与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她抵制和超越整个父权中心社会体制的立场,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与男性霸权斗争到底的决心。多里斯(《达罗卫夫人》

)斗争过,痛苦过;塞普蒂默斯(《达罗卫夫人》)斗争过,死了;但是丽莉(《到灯塔去》

)斗争了,而且胜利了。异化者多里斯、疯子塞普蒂默斯和老处女丽莉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起来,与父权

中心体制进行斗争。他们既反对身为各个领

域主人和统治者的父权家长们,也反对与其合作的一切共谋者,就像《到灯塔去》中的詹姆斯和凯姆跟着父亲去灯塔时心里所想的那样:“他们俩要齐心协力,来实现那个

伟大的誓约———抵抗暴君,宁死不屈。”

μ|从某种意义上说,伍尔夫的文学创作通过对公共/私人领域关系的批判与解构,通过建立更好世界的愿望,为以后的妇女解放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①“V irginia Woolf ”有几种汉译: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芙、弗吉尼亚?吴尔夫、维吉尼亚?吴尔夫、弗吉尼亚?胡尔弗等,本文从第一种译法。但如果引文采用的是其他译法,为了尊重被引用者,则沿用其译法。

② μζAnna Snaith,V irginia W oolf:Public and P rivate N ego 2

tiations ,London:Mac m illan Press L td,2000,p 16,

p 112.

③④⑤⑥⑦⑧⑨ μυ μ? μξ μψ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

随笔全集》III,王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077-8、1088、772、528、520,

2039、2052、1098、1137-8、1146、1363页。

⑩弗吉尼亚?吴尔夫《岁月》,蒲隆译,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2003,第80-81页。

λ?1903年,曼彻斯特的艾梅兰?潘克赫斯特(Emme 2

line Pankhurst )组织了一个名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

盟”(Women π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 on )的新团体。潘克赫斯特夫人及其追随者都是妇女运动的激进派,她们认为有必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为妇女解放而战斗。“战斗的妇女”虽然不能推翻政府,但是可以通过妨碍演讲会、不服从法律、不纳税、捣乱会场、焚烧车站、示威游行等激烈手段来引起政府和公众的注意,骚扰那些不允许女性权利法案在议会通过的权力机构,以引起其足够重视。她们相信,越多的女性参加“武力行动”,就会招来越多的警察,就会吸引越多的公众眼光。

λωV irginia Woolf,Three Guineas ,London:Hogarth Press,

1938,p 1291.

λξ沃尔特?贝森特(W alter Besant )的著作《女王的统

治》(The Q ueen πs Reign ,1897)用“侵入”(invade )一词来描述当时妇女进入公共领域的现象,可见男性当时对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所持的批评态度。 λψ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戴红珍、宋炳

?

201?外国文学评论　No .3,2008

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λζ λ～弗吉尼亚?吴尔夫《雅各的房间》,蒲隆译,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107,103页。 λ{弗吉尼亚?吴尔夫《海浪》,吴均燮译,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3,第26页。

λ|根据《圣经》,雅各是犹太人的祖先之一:希伯来人

始祖亚伯拉罕之孙、以撒之子。在希伯来文里,“雅各”的意识是“抓住”,因为他出生时抓着孪生兄弟以扫的脚后跟,父亲以撒便给他取了这名字。 λ}弗兰德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场,数十万像雅

各一样的年轻英国军人牺牲于此。当时的诗人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 )发表了一首题为《在弗兰德斯原野上》(In Flanders Fields ,1915)的诗歌以纪念在该次战役中阵亡的将士。诗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意象是红色罂粟花,从此罂粟花成为死亡的象征。 μωBerenice A.Carr oll,“To Crush H i m in Our Country: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V irginia Woolf ”,in Fe m inist S tudies ,Vol 14,No 11,1978,p 1118.

μ{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妇女兴起了“提高

觉悟”小组的活动热潮,5至15个女性组成的小组

每周聚会一次,聚谈两个小时,持续几星期至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运动的一个主要活动形式是大家聚在一起谈话,唤醒意识、提高觉悟、关注健康、分享个人经验和情感等。她们谈论一切,用个人的经历来检验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观念。“提高觉悟”活动在1970年至1974年间达到高峰,这种活动方式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知识的生产形式,一种女性主义的新型实践,详见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33页。.

μ|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瞿世镜译,上海译

文出版社,2000,第173页。

[作者简介]　潘建,1962年出生,博士,

湖南商学院外语系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

学,论文曾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等刊物。

责任编辑:刘雪岚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

第二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会讯

叙事学研究凭着自身的理论活力和学科渗透力,进入新世纪以来,呈现出更加旺盛的发展势头。为促进叙事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东西方叙事学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第二届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定于2009年10月21-24日在重庆“山隐秋鸣”酒店召开(10月21日报到)。本次会议由四川外语学院承办。会议的主要议题:1.叙事学前沿理论;2.叙事理论与实践———东方与西方;3.跨媒介叙事研究;4.用叙事学的方法重新阐释叙事作品等。届时,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挪威等国家的著名叙事学家将到会作大会发言。会议的工作语言主要为中文,除特邀国外嘉宾外,请一律用中文提供论文。

与会人员交纳会务费700元,往返路费及住宿费用由原单位报销。有意与会者,请登录《英语研究》网站www 1engstudy 1org 1cn,下载报名表,填好回执后连同400字的摘要(中英文两个版本)于2009年4月15日前寄回或通过电子邮件发回。我们将在2009年6月30日以前发出正式邀请。

联系方式:1.联系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编辑部;2.联系人:路小明,郭建辉;3.电话:023-********;023-********;4.E 2mail:enstudy2007@1631com 。

四川外语学院

?

301?伍尔夫对父权中心体制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