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说

关于缘情说的思考

摘要：陆机在《文赋》中概括各类文图特征及艺术风格时，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缘情”说的提出，开辟了与“诗言志”相对照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的另一道路，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

主题词：缘情说绮靡

一、引言

在《文赋》之前，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体，并分别概括了它们的风格特征。陆机在此基础上，对文体风格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中国审美观念发生转折的关键，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读书人在根本上能够对文学的特质有所了解，有著明确的认识。文学的特征，在早期大多是以形象性为主，比较属于表象性的，到了魏晋，渐渐地往艺术性的法方向发展，也就是纯粹的美感的产生。

陆机在《文赋》中列举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文体，并对每一种文体的风格特征作了具体的概括。这里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他对诗和赋的特征的论述，因为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纯文学的体裁。他特别强调感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提出“诗缘情而绮靡”。

二、缘情说

（一）诗缘情

“诗缘情”意为诗歌因情感的触发而作，也就是说，在诗歌中要包含创作者的感情，文辞间应将这种感情流露出来。《文选》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故有人说：缘情，犹言抒情。诗歌以感情为纽带，感情是诗歌的艺术生命，感情凝滞，则意味着诗思的枯竭。

（二）缘何情

既然诗歌要求抒情，抒什么情，情从何而来？不同阶段的诗人和理论家必要作出不同的回答。在《文赋》第一段里，作者首先提出“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以思纷”。观察宇宙万物的幽深，引起感兴；学习古代典籍，陶冶情志；面对四时万物的变化而触景生情；通过客观事物激发思想情感。这里所说的景是，是自然景物而不是社会斗争；是把前人书本而不是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所要抒的情，是感伤大自然和四时的变化。

（三）与“诗言志”的比较

从先秦以来，谈诗都是讲“言志”的，诗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左传》、《庄子》、《荀子》等著作中都有过“诗言志”的说法：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

《荀子?儒效》：“诗，言是起志也。”

《礼记?仲尼闲居》：“诗，言其志也。”

《尚书?尧典》概括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志”，《说文》云“诗，志也。从言，寺声”，又云“志者，心之所志也”。先秦对“志”的理解，主要是思想、志向、抱负，但也饱含感情的因素。因此，

这一时期，“志”与“情”总是并提的。魏晋时期，对于文学作品和其他学术论著的区别越来越明显。曹丕的“诗赋欲丽”就是从形式上所作的区分，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更加强调了感情色彩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抓住了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审美心理特征和诗歌的本质属性，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故更符合文学的特点。

“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昭示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的另一道路，将背离儒家传统观念而朝着追求审美特征的方向发展。在后人看来，“诗缘情”的出发点是创作主体，强调诗歌与诗人的密切关系，是诗人个体的情绪或情感导致了诗歌的创作，与政治教化、道德宣讲和统治集团的意志没有直接的干系，且情感的抒发，是诗歌艺术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强调它，是天经地义的。

（四）与“吟咏情性”的比较

《诗大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诗是“吟咏情性”的，然而又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说，诗歌的“言志”是包含了“情”的，但这个“情”不能超越儒家“礼义”的界限，强调诗歌所抒之“情”必须是经过儒家伦理道德的净化的。这里诗歌的抒情，大体上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要美刺，是要为政治服务。

“诗缘情”的主张与《诗大序》中提出的“吟咏情性”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但陆机在《文赋》中只讲缘情而不谈礼义，使诗歌的抒情不再受儒家政教目的的束缚，而回归情感本身，只强调其审美性质，以追求诗的美好动人本身为目标，是文学独立性的表现。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摆脱令人儒家传统道德的束缚。

三、绮靡

“绮靡”即美好之意。绮、靡均为美丽的意思，陆机将它们合成一个词语。同时其义与汉以来常用的“猗靡”一此相关，“猗靡”或用以形容女子容饰，或言男女情爱，或形容音乐、花草、旌旗，总之都是美好动人之意。“绮靡”应与之同意。陆机所指的“绮靡”，既包含诗歌形式的美好，也包含诗歌内容的美好，总的说来，就是诗歌的总体风貌给人以美好之感。放在“是缘情而猗靡”一句中，侧重的便是诗歌形式的美好。

“绮靡”一说，虽指诗歌形式方面的问题，其含义与曹丕的“诗赋欲丽”并无不同。但从儒家传统的角度看，亦是一种背叛。儒家历来只讲文辞形式要为政治服务，正所谓“文以足言”、“情欲信，欲辞巧”，都是指形式如何更好的体现内容，从来没有专门指文辞优美华丽的说法。一般说，儒家传统是提倡质朴而反对华丽的。而陆机在曹丕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绮靡”的主张，故也曾多遭到迂腐儒生的斥责。其实，“绮靡”的含义，并非像明清人所说的是“淫秽”“侈丽”之意，而是像李善说的是指“精妙之言”，是没有贬义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讲“《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以及西晋文学“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等，所提到的“绮靡”，都没有贬斥之意。

四、总结

芮挺章说：“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

“诗缘情而绮靡”，是陆机对诗歌特点的新的理论概括。“缘情”就是抒情，指内容而言；“绮靡”就是美丽生动，指形式而言。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把抒情的内容和美丽生动的表现形式结合起来，比曹丕提出的更具体、全面，在理论上更进了一步。在《文赋》的第十三段，陆机把“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

归”，作为文章的重大弊病，主张诗歌必须有其真情实感，爱憎鲜明。在第十五段，他把“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未弦之清汜”，也作为文章的弊病，指出过分简陋质朴，缺乏文采，就清淡乏味，不能感人。“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总结了魏晋以后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的创作经验，突出了诗的感情因素，又紧紧抓住诗在艺术上的美感要求，推动了诗歌创作的进步，所以说陆机的观点，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

参考资料：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张少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陈建中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王运熙、顾易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今译夏传才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邹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蔡镇楚著中华书局出版

文学欣赏》试题

1. 从现记载来看，“文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一一“文学子游子 夏”。近代路琦——“诗缘情而绮靡”。元代萧统《文学选序》:“事出于沉 思，义归于翰藻”。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 2. 文学作品的四分法分别是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文学”这个词最早 的含义是文章与博学。 3. 神话传说孕育了小说的创作；寓言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灵感与启发；史传—学为小说提供了原型；志怪志人初具小说规模；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做小说； 宋元的“说话”促进了小说的继续发展 4. 鲁迅的三部小说集分别是《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其故事新编 内的人物——宴之敖。 5. 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四大奇书在清朝初年形成的一种说法。《续金瓶梅》的作者为三大奇书平反，称应该为四大奇书，该人叫李渔。《三言》分别是《醒世恒言》、《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六才子书：《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__ 厢记》、《水浒传》。 6. 明代清初的四大评论家：毛宗缸一一评《三国》、金圣叹一一评《水浒》、张竹坡一一评《金瓶梅》、脂砚斋一一评《红楼梦》。 7. 《三国演义》最早流行于唐朝，出现于李商隐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

吃”。《三国演义》仪式化最突出的两个地方“桃园结义”和“三顾茅庐”。

《水浒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其人物的非凡性格，这其中有两个代表人物林冲丄宋江。也揭露了三国的主题是官逼民反。 8.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戒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 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金瓶梅名字的由来就是潘金莲、李瓶儿和 庞春梅三个女人的名字组成的。因为这三人情欲最盛，死亡最惨，最能体现小说的主题情欲与死亡。 9. 三国的五虎上将是指关羽、赵云、张飞、黄忠、马超。《西游记》是心学—其中人性的爆发事件是《大闹天宫》。孙悟空的佛号是斗战圣佛；宋江在江湖上的绰号是“及时雨”。。 10..三国演义的卷首诗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二、简答题 1. 什么是文学欣赏？答：文学鉴赏作为文艺学的理论组成部分，顾名思义，它是以文学欣赏活动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它是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的一种审美认识活动。读者通过语言的媒介，获得对文学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体验，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反应，得到审美享受，从而领会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内容。 2. 文学的三大属性是什么？答：语言性，形象性，体验性。

“诗言志”与“诗言情”的异同

“诗言志”与“诗言情”的异同 “诗言志”与“诗言情”的异同文字〖大中小〗）《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这是我国古代文论最早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基本特点的句子。“诗言志”的意思，是指诗用来表达人的情志。“志”本义指志向，泛指人的主观方面。也包括人的思想感情在内。也就是说，人的思想观点主要通过诗来表达。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又曰：“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文而造文也。”“志思蓄愤”指内心之思想、情感及怨愤之情；“为情而造文”的意思是，因为内心积聚感情，因而写诗来抒发。也就是说，“情”在“诗”之前，诗不过是为用来抒发感情的形式而已，此为“诗缘情”是也。由此可见，“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说法既有同又有异。 相同之处：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中，“志”与“情”皆为相同的含义，都是指人的主观方面的思想感情，既有人的各种思想、观点，又有内心喜怒哀乐的各种情怀。这各“志”与“情”通过吟咏，就“发言为诗”。不论“言志”与“缘情”，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感情而写出诗篇。 不同之处：第一，从“志”到“言”，这中间存在一个“情”的问题，而“情”的产生，又要靠外物的作用。“外物”即客观事物。

也就是说，“情”要先有客观事物的触发、感应才会产生，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即“情动于中而形成于言”；而“诗言志”的“志”主要指主观的思想。前者要依靠客观事物才能生情成诗，后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相对来说，两者虽有联系，但前者强调客观事物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后者强调主观思想的表达。 第二，“诗言志”中的“志”本包括思想、情感两方面，但在其流传后世的过程中，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历代文人为了“尊儒”而逐渐抛弃“志”中包含的情感部分，歪曲地将“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把情作为正教对立的“私情”，这就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言情”的对立。照此理解，“诗言志”就只能说成“诗用来表达合乎儒家礼教的思想”了。 而“诗缘情”既可以说成“诗因情感而发”，亦可理解为“诗用来抒发情感”，只不过，这里的“情”不再是“思想感情”，而只被认为是“私情”。《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明明是缘情而发，却偏要“止乎礼义”，不符合“礼义”，即使真情实感也是“私情”；能够“止乎礼义”，“情”也变成了“志”，受到赞赏，这就过分夸大了礼义的作用，使诗这种文学作品沦为儒家“礼治”的统治工具，从而削弱了诗抒情的特点。这样，原本在意思上相同一致的“诗言志”与“诗缘情”，由于后代文人理解的偏颇而被分隔，被人为地对立起来，“诗言志”专指以诗

论五言诗的起源_从_诗言志_诗缘情_的差异说起

论五言诗的起源 ———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戴伟华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 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 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 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关键词　诗言志　诗缘情　歌诗　杂诗　五言诗 作者戴伟华,1958年生,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　510631)。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命题,二者的内涵及其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内涵演变关系颇为学术界重视,有关“诗言志”之“志”和“诗缘情”之“情”的讨论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个重要问题被悬置而未为人们充分注意并予以探讨,这就是“诗言志”、“诗缘情”两个概念中的“诗”。其实,“诗言志”之“诗”与“诗缘情”之“诗”因提出的背景不同,其内涵是不同的。明确二“诗”所面临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阐释对象,有助于深化传统诗学的研究。先秦诗论中,“诗言志”基本上是指导阅读诗歌的理论,包含阅读功能和阅读形式两大主要方面,并形成了赋“诗”以言“志”的传统;而在魏晋诗论中,“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是指导诗歌创作的理论。因此,我们在讨论言志与言情之间“志”与“情”的分合和转换时,也应该将学术界对于二者关系的内容差异分析转换为对于二者体和用的分合和转换的阐释。 从文化发生学角度来思考诗学理论和诗歌形式时,一些问题是不好轻易绕开的:先秦两汉的诗学理论是围绕什么样的诗歌内涵展开的?先秦两汉的“诗言志”和魏晋的“诗缘情”如何由不同的价值指向和内涵规定而巧妙地合二为一,为新诗的发展铺平道路?缘此,我们又会发问:中国成熟的诗歌诞生早在西周初年,为何文人五言诗的成熟要到东汉末年?本文试图论述相关的两大问题:“诗言志”之“诗”非“诗缘情”之“诗”,五言诗形成迟缓的原因以及五言诗的产生过程。 一、“诗言志”与《诗》 《尚书?尧典》中的一段话历来被视为诗歌批评的经典之言,其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 ? 4 1 5

缘情说

关于缘情说的思考 摘要：陆机在《文赋》中概括各类文图特征及艺术风格时，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缘情”说的提出，开辟了与“诗言志”相对照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的另一道路，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 主题词：缘情说绮靡 一、引言 在《文赋》之前，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体，并分别概括了它们的风格特征。陆机在此基础上，对文体风格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中国审美观念发生转折的关键，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读书人在根本上能够对文学的特质有所了解，有著明确的认识。文学的特征，在早期大多是以形象性为主，比较属于表象性的，到了魏晋，渐渐地往艺术性的法方向发展，也就是纯粹的美感的产生。 陆机在《文赋》中列举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文体，并对每一种文体的风格特征作了具体的概括。这里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他对诗和赋的特征的论述，因为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纯文学的体裁。他特别强调感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提出“诗缘情而绮靡”。 二、缘情说 （一）诗缘情 “诗缘情”意为诗歌因情感的触发而作，也就是说，在诗歌中要包含创作者的感情，文辞间应将这种感情流露出来。《文选》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故有人说：缘情，犹言抒情。诗歌以感情为纽带，感情是诗歌的艺术生命，感情凝滞，则意味着诗思的枯竭。 （二）缘何情 既然诗歌要求抒情，抒什么情，情从何而来？不同阶段的诗人和理论家必要作出不同的回答。在《文赋》第一段里，作者首先提出“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以思纷”。观察宇宙万物的幽深，引起感兴；学习古代典籍，陶冶情志；面对四时万物的变化而触景生情；通过客观事物激发思想情感。这里所说的景是，是自然景物而不是社会斗争；是把前人书本而不是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所要抒的情，是感伤大自然和四时的变化。 （三）与“诗言志”的比较 从先秦以来，谈诗都是讲“言志”的，诗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左传》、《庄子》、《荀子》等著作中都有过“诗言志”的说法：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 《荀子?儒效》：“诗，言是起志也。” 《礼记?仲尼闲居》：“诗，言其志也。” 《尚书?尧典》概括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志”，《说文》云“诗，志也。从言，寺声”，又云“志者，心之所志也”。先秦对“志”的理解，主要是思想、志向、抱负，但也饱含感情的因素。因此，

大鹅诗词——第一讲：浅谈“诗言志”与“诗缘情”

第一讲：浅谈“诗言志”与“诗缘情” 文/放歌的鹅 定场诗：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诗班。轻敲欲引相思调，不是知音不与弹！ 啪！ 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星光诗校相逢！ 我是诗校里的一个小学生，我叫大鹅。 如果诗词天地是一条大河，我便是河里的一只白鹅，我游啊游，我多快乐！ 在我们五班里，有很多都是我的前辈，有的甚至是亲自教过我的老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教诲，受之于师，授之于众，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尽自己的努力帮助新同学进步，请老师和大家多指导，多批评！谢谢！ 有人问我，什么是诗呢？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称为诗。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打不到，打到小松鼠。”就不是诗？ 为什么呢？ 曾有师者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吾曾听而无动，动而不思，人云亦云，何哉？盖因学而不求甚解也。 故今天我们来专门谈一谈“诗言志”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此语出自《毛诗序》，这一经典文献为“诗言志”一说的系统的阐发和总结。 《毛诗序》原文：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译文】《关雎》这首诗，咏叹的是后妃之德，为《国风》的开篇，是有关劝告天下之民而端正男女之事的诗篇，所以用之于人民，用之于国家，（供劝告教化之用）。风，就是“讽”，就是“教”。“讽”是委婉劝告以打动人，“教”是光明正大以化育人。诗，是人情感的所在，在心里是“志”，发出来成为优美的言语就是“诗”。情感鼓荡在人心中，就会通过言语表达出来；如果言语不足以表达感情，就会通过嗟叹来表达；如果嗟叹不足以表达感情，就会通过歌唱来表达；如果歌唱不足以表达感情，就会情不自禁地通过手舞足蹈来表达。《关雎》原文不再赘述。 从以上可以看出，诗，即人的情感的言语表达。即：“诗言志” “诗言志”始出《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一书中指出：历代诗家以“诗言志”为“开山纲领”。 意也，从心之声。志者，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可见“诗言志”广义上为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 也就是说诗歌的本源是在于抒情。而在历史上，所有的韵文都被称为诗。其实不仅仅是诗，从广义上来看，一切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都是反映生活和人的情感的。 但《尚书·尧典》亦提出“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谓教育子弟，使其成长，正直而温和、宽弘而庄严、刚毅而不苛刻、简易而不傲慢、已显教育之初象。

从《诗品序》看钟嵘对诗歌性情说的论述

从《诗品序》看钟嵘对诗歌性情说的论述 【摘要】：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诗品序》为《诗品》一书的理论总纲。“性情”二字是《诗品序》的全篇的眼目，也是钟嵘对诗歌本质的概括，从序文开篇的“摇荡性情”到文中的“吟咏性情”，乃至全文都围绕着这个诗歌的根本精髓而展开论述的。《诗品序》中所反映的诗歌发生论、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美感论等都足以垂远后世,沾溉后人,并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诗品序钟嵘性情 【正文】： 钟嵘（约468——518 ），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生活于南朝的齐梁时代。据《南史? 钟嵘传》记载，钟嵘是东晋名臣仲雅的七世孙，出身是门阀世族，但钟嵘的父亲仲蹈，仅做齐国的中军参军，家世衰落。 《诗品》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诗学研究的开始。此前关于诗的研究多为经学之附庸，并仅囿于《诗经》。而《诗品》则首次将研究对象锁定在一般的五言诗歌上，而且完全从审美角度来探求诗歌的艺术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代将《诗品》称为“百代诗话之祖”，并与《文心雕龙》相提并论。清代的章学诚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2] 一、性情说的由来 人们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开展而逐渐加深的。而对诗歌本质属性的确定,又是《诗品》创作论、鉴赏论的出发点和钟嵘诗学理想的基石。 先秦时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荀子也说:“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 。这些都把诗看成是人的思想表达方式。到了汉代,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有了提高《,诗大序》在肯定“诗言志”的同时又强调“情动于中”,并明确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是说,诗不仅言志,还要抒情;诗起着感化、鼓舞和教育人的社会作用。显然,这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无疑是大大前进一步了。 魏晋时期,文学蓬勃发展并已经成为“一个自觉时代”,诗歌也出现了一个“俊才云蒸”的黄金时代。陆机《文赋》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不仅突出了诗歌内容的“缘情”,而且强调形式上的“绮靡”,即强调诗歌要有丰富的感情和华美的艺术形式。刘勰《文心雕龙》亦高度重视审美过程和审美结晶中所体现和凝结

古代文论名词解释

古代文论名词解释 “诗言志”说： 出自《尚书》中的《尧典》，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情感等。“诗言志”说是现存古籍对文学观念的最早资料，价值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说明古人对诗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其二，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诗的感染、教育作用。 “兴观群怨”说： 是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说法。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乃至知识学习方面的作用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以意逆志”说： 出自孟子的《孟子·万章上》，“意”指读者之意，既不断章取义，也不牵强附会。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以意逆志”说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这种方法解说《诗》，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实在客观的批评原则。 “文气”说： 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气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所谓“文气”既是描写作家的气质、个性，又是指作家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创作主体即作家的气质、个性不同，决定了文学作品风格各异。“文气”说强调创作主体心理结构的先天性、稳定性和个性差异，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家论”的美学涵义，开启了以“气”论作家作品的理论传统。 “风骨”说： 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文章道蔽，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陈子昂的“风骨”说理论为后人继承，成为他们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 妙悟”说： 出自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唯妙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主要强调学诗主要不是靠“学力”，而是靠“妙悟”，把“悟”作为学诗作诗的基本思维方法。。“妙悟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艺术思维与知识积累、理性思维的差别说得非常透彻。从文学思维的角度看，“妙悟”其实就是一种艺术直觉或一种直觉的心理机制。 “穷而后工”说：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明确提出的，指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鸣则平”一脉相承，不同的是，欧阳修更加强调外界坏境对诗人的感发作用，注重内心情感抒发的浓郁、浑融，反对诗人因为处境困窘过分宣泄怨愤之气。 境界说: 出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境界”乃是指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这主要是侧重于作者的感受、作品的表现的角度上来强调表达“真感情、真景物”的。境界说有以下理论意义：第一，它使众说纷纭的“意境”探讨植根于“本”的求索上而不是着重于“末”的玩味上；第二，它对“意境”之“本”──“情”和“景”作了新的明确界定；

诗言志与诗缘情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摘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与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并成为“清末三大词话”。《白雨斋词话》作者自称撰述的宗旨是“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白雨斋词话》自序），是有意识的针对词坛风尚提出和阐述自成体系的论词主张。《白雨斋词话》不仅因为其面世较早，篇幅丰富，涉及范围最广还因为在词话中形成了系统的词学观——“沉郁顿挫”说，并且以此为评价准则，对历代词人词作加以评析和界定，其观点鲜明，体系完整，这些都是它对后世长存影响的重要原因，可以成为是一部导夫先路之作。 关键词：白雨斋词话；辛词；陈廷焯 i陈廷焯的词学批评论，主要体现在三大块内容中：一是词作政教之论，二是词作雅俗之论，三是词作正变之论。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出陈廷焯词学批评论的内涵与特色，从不同侧面呈现出其对古典词学批评发展的贡献。 清代对辛词的研究与接受大概是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一个时代，清人的批评之盛，仿佛全部体现在了辛词上，几乎每位批评家都有涉及。ii在清代前期的云间派、西陵词家、阳羡派等对辛词都有许多评论，尤其是阳羡派在创作上还直接取法辛词，为清

词的中兴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在清代中期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还由于词学观之不同，明显表现出对辛词的不同接受趋向和审美评价。而到了晚清，由于陈廷焯的出现，以其独特理论建树，深刻的词学观念，精到的鉴赏品位，把辛疾词的接受和批评一下子带到了前人所未达到的新的高度，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浙西词派 iii浙西词派是指以朱彝尊为代表，包括汪森、李良年、李符等在内的词人群体，这时期创作的主题由故国之思与兴亡之感转向表现个人愤懑不平的感慨。 浙西词派未形成的前身，以李清照的《词论》和张炎的《词源》为代表，主张“词要清空，不要实质”，认为辛弃疾、刘过词过于豪放率易。前期受浙西词派“清空醇雅”论影响的陈廷焯对于辛词的批判有失偏驳，早年他习朱彝尊，推崇姜夔，不满辛弃疾，在提到苏东坡时，iv《白雨斋词话》如是写到：“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他认为辛弃疾虽然豪放之气势高于苏东坡，稼轩词却没有苏词的寓意深远，有非常明显的抑扬之意。在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中，辛弃疾始终未能获得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不满辛词中的豪放、明白、迅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 作者：付珊珊 学校：年级：学号： 指导教师：职称： 定稿日期：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 付珊珊 2013年8月 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歌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志意，情感于诗，犹根与本，考据渊源，探寻元典，辨析其语用异同，可以看出诗与情感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情感志情合一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古代的两大诗歌美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下面我们追溯这两种说法的源头，并探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言志说”和“缘情说”的渊源 总所周知，“诗言志”这个命题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和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在现今可看到的典籍中，最早把“言”与“志”联系起来并放在一起的，应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曰:‘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文子: 诗以言志。不言，”谁知其志?”《左传》载，郑国宴请晋大臣赵孟，席间郑国许多大臣赋诗赞颂晋人，惟伯有赋《庸风·鹑之奔奔》，以“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借机表达对郑围国君的怨恨。郑臣赵文子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诗”与“言志”的关系。 “诗缘情”一语出自陆机的《文赋》，即“诗缘情而绮靡”。“诗缘情”说的提出，实最早源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详尽的叙述论证则见于朱自清先生的《诗

《文赋》缘情说

《文赋》缘情说 陆机的《文赋》，是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文赋》中的重要论点，缘情说。我们不仅要从《文赋》本身去分析研究，也要从陆机的其它作品中去参互印证。据今所知，他一共有三次用了“缘情”这个词意。 第一次是在《叹逝赋》中，写到：顾旧要（平声）于遗存，得十一于千百：乐颓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颓，落也，就是“离去”义。第二次是在《思归赋》，写到：彼离思之在人，恒戚戚而无欢；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第三次，就是主题《文赋》了，原文是：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仅仅这样一列举，则陆机本意之与“言志”、与“闲情”、“艳情”、“色情”并无关系。 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可见这“情”也并非是象有些人所理解的，只限于消极哀伤一个方向。再仔细分析，陆机的“情”似是泛指感情的“性能”或“状态”，即古人所谓“性”或“心”。第一例里，“心”和“情”对文互义：说欢乐好象已经离开了“心”而不再出现；只有哀伤缘附于“情”而居留不去。“心”，是指所谓的“感情的性能”。而“情”则可与“心”同义；也可以是指“心情”、“心境”，即我所谓的“感情的状态”。 在第二例里，“悲缘情以自诱”一句，如承上文而看，也象是指业已形成的某种“心境”，说：“对于本已戚戚无欢的人来说，悲端自然就缘诱相生了。”如此，“自”似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但如对下句而看，“悲”“忧”一方面是由“情”而单方导发，一方面又是触“物”而兼相诱生，

“情”，内心之义；“物”，外物之义。如此，“自”又似乎是“自身”的意思；而“情”对“物”言，也就更富有“性”的意味，即我所谓的“感情的性能”了。 情和物的屡次对举，表明了陆机之深知并重视二者的关系。即，缘情与体物，缘情与触物。所以，陆机之所谓“情”，绝对不是“风情”、“闲情”、“色情”的情。要想较全面地明了陆机的“缘情”的本意，有必要考虑到上举的这些例证，都作出更好的分析，才有可能理解到陆机真正意图所在。

西晋诗歌

评价西晋诗歌及其在中古诗史上的地位 西晋诗歌不同于三曹七子的"建安风骨"，也不同于嵇康、阮籍的"正始之音"，它产生了一种新的质素，形成了诗歌史上特有的"太康体"--严羽《沧浪诗话》总结如是说。 对于西晋诗歌的评价，可从太康诗风的内涵，结合沈约、刘勰、锺嵘、严羽等人的说法入手，大概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诗歌深受诗学观念变化的影响，具有纯粹化和精致化的特点 首先是社会的变化，社会由建安的激烈动荡转向太康的和平安逸，使太康人的生活和诗歌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安时期的诗歌是一匹作战用的战马，至西晋太康和平的环境里被"豢养"起来。诗歌观念的变化，推动了诗歌内涵的发展，这使西晋初年和太康时期的诗歌，从主题、形式和意义的层面上都朝新的方向转型。譬如，以前曹操开始的用汉乐府古题写新事，有时属于偶一为之；至西晋，则更加普遍，成为一种习惯，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其中言志的成分减弱，抒情的成分更重。又如，汉乐府从叙事讲唱的形式，至西晋，讲唱的形式逐渐弱化，转变为真正的抒情诗；原来授之口耳的声歌，以及在建安军旅中唱的"歌"，到了西晋，转型为视觉的"诗"，落到了文人的案头，这些都是质的飞跃。诗歌观念发生变化，引起诗歌题目的变化、内容的变化、写法的变化、意象的变化，使诗歌逐渐与原来伴随它的歌唱形式彻底剥离，就五言诗的层面看，也与乐府诗越走越远；西晋初年至太康的二、三十年间，西晋太康诗人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汉魏浑厚的铠甲从诗的表面卸下来，换成了西晋流行的丝织品便服；诗歌脱去业余的粗糙，变成专业的纯粹；一种比建安诗歌更"文人化"、更"纯粹化"、更"精致化"的诗歌产生了。这就是西晋"太康体"的总倾向--在失去了汉魏的古朴之后，收获了晋人的情采和绮丽。 (二)诗歌具有情采绮靡、举体华美、务为妍冶的表现形式 太康诗歌有异于前代诗歌的鲜明特征。 这就是说，太康时期，一是文章不同于班固、贾谊；二是诗歌体貌也异于曹植、王粲。诗歌词采绮靡于正始，风骨比不上建安。 (《诗品·晋平原相陆机》条)评张华"巧用文字，务为

陆机文赋欣赏(包括原文、译文、欣赏、书法、讲解)

晋《陆机文赋陆柬之书》赏析 （陆机《文赋》原文和译文评论陆柬书法真迹） 文赋（晋陆机） 【原文】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尔。 【译文】 我每当看到文士的作品，私下领会了他们艺术构思的意图。他们运用语言表意修辞，变化确实够多的了；文章的美丑好坏，还是可以用语言来评述的。我每当自己作文，更加体会到作文的甘苦。常常害怕思想与所表现的客观事物不相吻合，文辞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不是“知”的困

难，而是写作实践上的困难。所以我作这篇《文赋》，借以介绍古代作家的美文，论述作文成败的缘由，将来或者可以穷尽文章写作的奥妙。借鉴古代作家的写作经验，就象拿着斧子砍伐木头做斧柄一样，固然榜样就在眼前，至于笔下的千变万化，的确很难用言辞表达出来。我所要说的，完全在这篇文章里面了。 【原文】 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詠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译文】 (在创作前的准备阶段，)长久地佇立在天地间深刻观察，在古代典籍中任性情潜化。随着季节的变迁，他慨叹时光的流逝;看到万物纷呈又思

绪纷发。深秋季节，因树叶零落而感到悲凉;阳春三月看到枝条柔嫩又乐开了花。有时，心存敬畏， 如冰霜在胸;有时，志趣高远，上及行云。詠唱先贤的丰功伟绩，歌颂古人德行的芳馨。在文艺的林海中遨游，赞美那优美诗篇的文质彬彬。有了感受，于是执笔进行写作，把感受在文章中加以敷。 【原文】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遊万仞。其致也，情瞳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译文】 (进人写作过程以后)开始的时候，不看不听，沉思默想，多方探讯；让思想向八方驰骋，想象

诗言志

“诗言志”与“诗缘情”考辩 宋祖建(南阳理工学院，河南南阳473004) 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向有是非之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曰“诗言志”，二曰“诗缘情”。“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诗歌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志意，情感于诗，犹根与本，考据渊源，探寻元典，辨析其语用异同，可以看出诗与情感的紧密联系。“诗言志”与“诗缘情”向有是非之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过大量的讨论，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曰“诗言志”，二曰“诗缘情”。下面我们追溯这两种说法的源头，并探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言志说”和“缘情说”的渊源 “诗言志”这个命题最早见于《尚书·尧典》: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和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诗缘情”一语出自陆机的《文赋》，即“诗缘情而绮靡”。“诗缘情”说的提出，实最早源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详尽的叙述论证则见于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辩》。在此以前《文赋》涉及“诗缘情而绮靡”一语者，多论“绮靡”二字。 二、“诗言志”与“诗缘情”关系考辩 关于“诗言志”与“诗缘情”两者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着质的不同。如朱自清先生在其《诗言志辩》中把“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了比较，认为“诗缘情”一语指明了诗歌吟咏个人感情之特征，而“诗言志”则将诗与政治教化或人生义理相联系，故两者“到底两样，不能混为一谈”。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张少康、刘大杰等先生。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缘情”与“言志”并无本质的不同。持这一观点的有徐公特、毕万沈等先生。徐先生说: “就陆机言，他并不排斥言‘志’。在陆机笔下‘情’与‘志’多见混

诗歌定义(精)

诗歌定义我见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了一直以来写作教材和文学理论教材中文学体裁定义的片面性和模糊性问题，概括分析了言志说、缘情说、想像说、感觉说，法度说、押韵说、语言结构说、综合说等诗歌传统定义的误解，认为诗歌的定义应属于表现说，即诗歌是一种直接表现创作主体心理活动并表达为相应的语言形式的文学体裁。论文运用文学意象的理论，着重比较分析了教学中最大的难题也就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诗歌定义反映说的偏颇和失误。论文还进一步从文学创作活动的内在心理活动中，探讨了诗歌在表现上的主体性原则及本质属性。 作为多年从事高校写作教学及研究的教师，近些年来遇到了一个难题：由于研究的深入，发现写作教材和文学理论教材中十分重要的文学体裁的定义大都存在着片面性和模糊性，只好用自己的讲义来授课，以致于造成学生对比课本教材和教师讲授的疑惑。进一步说，这种情况影响着人们对文学整体的正确认识，对创作的指导以及教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诗歌的定义，多种多样，陈旧落后，没有公认统一的说法。这样以来，有必要进行一番研究，提出自己的关于诗歌的定义，以供参考批评。 诗歌的定义多种多样，大略有言志说、缘情说、想像说、感觉说，法度说、押韵说、语言结构说、综合说等。这些定义可以说都是片面的，仅仅触及到了诗歌这一事物某一方面的性质或者表象。 言志说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延续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并尊重。《尚书·尧典》中提出了“诗言志”。自此以后，人们广泛认为它是诗歌的真正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应该说，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别的心理活动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 缘情说，在我国最早出现在陆机的《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这种认识得到了更多的赞同。特别是在写作教材和文学理论教材中，人们广泛认为这是诗歌最明显的功能。应当这样认为，抒情确是诗歌的一种最重要的功能。但是，诗歌不仅仅有这一种功能，它还有其它的功能如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等。不能把这种功能以偏概全地当作诗歌整体的定义。只能说有许多诗歌是从感情生发的，但也有一些诗歌不是从感情而仅仅是从一种轻微的还未上升到感情的感觉及感受而生发出来的。例如西方现代派的一些诗歌。现将其中一首《太阳下山》写在下面： 刺痛写对光线的视觉引起的触觉 金色的蜂群写眼睛闭起时的幻觉

现代诗的特点

现代诗的特点 “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现代诗的含义： 1.形式是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现代诗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这是其他体裁不能比的一个优势现代诗的基本特点 现代诗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而成的语句群体。 所以，现代诗是写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感受，并且是用现代的语言（即是现代汉语，而不是文言）来写的——这是现代诗最基本的特点。 现代诗还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1、内容上：美丽的想象，平凡中看到不平凡； 2、思想上：要写出动人的情意。就是说，要加入个人的情感和体会； 3、格式上：要分行，可以依句分行，也可以依内容分行。 诗的格式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除了要按内容分行来写或按句分行来写之外，特别是在语言的组织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辞的运用；一是打破常规组合。灵活地运用各种修辞能增强诗的生命力，大胆打破常规组合（即不按语法要求搭配）更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不可太过滥。 修辞是诗歌的一种重要技巧。包括拟人、比喻、排比、设问、反复、顶针、对偶、夸张、象征等。可以说每一种表现手法都有其独到之处。比的运用可以更生动，形象地表现诗歌内容。兴的运用可以让读者自开篇就能体会诗歌的意境，使诗歌更富于深情和韵味；而夸张,象征，通感等手法的运用可以给诗歌注入更新鲜的血液，使诗歌更富于想象力和亲和力，而不会让人感觉意思朦胧暧昧，晦涩难懂，使读者真正读懂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而象征手法，则是用具体事物来表现某种特殊意义，这是诗歌中最常用的手法。比如冰心的《纸船》象征了对母亲的思念，冯至的《我是一条小河》中“小河”象征了对爱情的追求。平常我们也爱用象征，如用“梅花”来象征坚贞不屈，用“蜡烛”来象征默默奉献。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中用“海”和“山”来象征“理想”与“追求理想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下面这几种物体的常用象征意义你知道吗？太阳、蜜蜂、苍蝇、蚊子、雪花？（光明、无私奉献、肮脏、剥削、纯洁）。 关于现代诗：诗歌是文学女神桂冠上的璀璨的明珠。现代诗就是自由诗，指“五四”

诗缘情

“诗缘情”综述 先秦、两汉时期，“诗言志”理论占主导地位。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提出了“诗缘情”理论，“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在他的《文赋》中提出的。明代学者胡应麟曾评：“《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陆机这一诗说的影响力和开创性于此可略见一斑。其理论打破了“诗言志”这一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高度概括、总结了建安、西晋以后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具有深厚的美学意义和崭新的审美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分别从此理论内容的阐述与评论，此理论的研究概括以及其研究趋势三个方面来对诗缘情理论进行总结和综述。 一、陆机“诗缘情”理论的内容的阐述与评论。 “诗缘情”一语出自陆机的《文赋》，即“诗缘情而绮靡”。“诗缘情”说的提出，实最早源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详尽的叙述论证则见于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辩》。在此以前《文赋》涉及“诗缘情而绮靡”一语者，多论“绮靡”二字。 魏晋之际，封建思想支柱的儒家思想丧失了其统治地位，人们动摇了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信仰，崇信以老庄思想为标志的玄学思想。伴随着思想的大解放，文学也走向了自由，即从儒家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不是再“发乎情，止乎礼义”，开始大胆地率性而为，任其自然，文学创作主题由宣扬政治教化变

为抒写个人喜怒哀乐之情，文学观念也产生了深刻变化，即从“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化，要求自由抒发创作主体的感情。 自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缘情说”一直备受人们关注。又因为“缘情说”与诗论开山之祖“言志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遂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不仅古人对这一问题存有争议，现代学者也论之颇多，观点亦有分歧，简言之，大致有二。 一是：“缘情”与“言志”不同。“缘情说”意味着中国诗歌由“言志”走向“缘情”，具有划时代意义。如朱自清语：“即如诗是言志的，陆机却说‘诗缘情而绮靡’，‘言志’其实就是载道，与‘缘情’大不相同。陆机实在是用了新的尺度。”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张少康先生、刘大杰先生等。二是：缘情”与“言志”并无本质的区别。持这一观点的有徐公持先生、毕万沈先生等。 其实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与“诗言志”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继承发展的关系。“诗缘情”虽没有和“止乎礼义”相提并论，但陆机主要是从诗歌的文体特点而言，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纠正了汉儒过分强调诗歌教化作用的偏向，它并不具有反对“礼义”的内涵，这与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庸儒术，非礼不动”是一致的。因此，“缘情”说是“言志”说的延伸和发展，它们既相异又相通。 二、近代学者对“诗缘情”理论的研究过程的概括总结 “诗缘情”这一传统诗学理论范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端和奠定基础之时，并没有获得不同凡响的

诗缘情而绮靡

论“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本质观 “诗缘情而绮靡”，是魏晋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观点。陆机把当时最重要的文体——诗歌的审美特征概括为“诗缘情而绮靡”，成为千古名言。 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陆机在《文赋》中高度概括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而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说。 先秦时，《诗经》就提出了作诗的三大目的：一是为了讽刺，二是为了抒怨，三是为了颂赞、赠答。《诗经》中这一关于诗的“美刺说”影响了春秋战国时各诸子百家对作诗的看法。“诗言志”说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儒家主张“诗言志”，把诗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孔子《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荀子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学思想，《荀子·效儒篇》云：“诗言是其志也。”都强调了诗必须言志。先秦时，儒家的“诗言志”说中的“志”其实指的是“思想、志向、政治态度”等含意。而在屈原的《楚辞》中，情、志两个字是相通的，志包含了情，情包括了志；《楚辞》作为南方文学，特别强调情，情志合一在《楚辞》中很普遍。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毛诗序》融合了先秦以来的“情志说”，提出：“诗者，志之所及也，在心问志，发言为诗。”及至魏晋南北朝，陆机在他的《文赋》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可以说，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对前朝各代诗歌创作的总结的基

础上，而提出的一个与前人不同的文学创作观。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之所以产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一改以往的发展形势，迎来了文学的自觉发展时代。其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学作品研究与总结的著作增多，再加上陆机本人过高的文学修养能力，《文赋》应运而生，“诗缘情”说随之提出。其三，这一时期，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始深入探讨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重辞采的审美思想，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追求“缘情”、“绮靡”的风气。故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就是在对这一时期文学运动规律和趋势把握和总结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诗歌审美思想。 陆机的《文赋》及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认为“诗缘情而绮靡”意思就是说诗歌因情而生。这是中国文论史上首次明确的提出，诗是主情，主情为诗的特点。总所周知，“诗”乃是形式，是表达诗人情感的媒介，而“志”则是内容，是源泉是灵魂。陆机探讨的正是诗歌之所以产生的灵根秀源：究竟诗歌的灵魂是什么？思想的源泉是什么？是“志”还是“情”？最终陆机思而得之的答案便是“诗缘情而绮靡”。志固然不可或缺，但若非因情而感、有感而发，又何来志的觉悟？何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襟怀？陆机的观点，摆脱了之前雅正大统的圣人形象，不再将喷薄而出的感情束缚于大义之中，而将其解去羁绊释放出来。 陆机冲破了儒家正统文学观念——“诗言志”的严重束缚，这在

《中国古代文论》作业参考答案

《中国古代文论》作业参考答案 一. 注明下列文献的作者及年代 1. 《典论·论文》（魏·曹丕） 2. 《文选序》（梁·萧统） 3. 《戏为六绝句》（唐·杜甫） 5. 《与元九书》（唐·白居易） 6. 《送孟东野序》（唐·韩愈） 7. 《诗品序》（梁·钟嵘） 8. 《文心雕龙》（梁·刘勰） 9. 《沧浪诗话》（宋·严羽） 10. 《闲情偶记》（清·李渔） 11.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唐·陈子昂） 12. 《汉书·艺文志》（汉·班固） 13. 《书汤海秋诗集后》（清·龚自珍） 14.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近代·梁启超） 15. 《文选序》（梁·萧统） 16. 《典论·论文》（魏·曹丕） 17. 《人间词话》（近代·王国维） 18. 《楚辞章句序》（汉·王逸） 19. 《文赋》（晋·陆机） 20. 《诗品序》（梁·钟嵘） 21. 《文选序》（梁·萧统） 22.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唐·陈子昂） 23. 《答李翊书》（唐·韩愈） 24. 《论诗三十首》（元·元好问） 二. 名词解释 1. 诗言志：“诗言志”理论出自《尚书·尧典》，《尧典》中描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艺术理论原则。从音乐说起，涉及到了诗歌、艺术、以及相关的各方面内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诗言志”理论。这段的主要说明，诗歌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抱负、志向的，歌声是延长了的诗的语言，突出了诗要表达的意义，声音的高低与曲律相配合，各种乐器的声音达到和谐统一，不能相互干扰，要形成整饬的秩序，不能相互扰乱。这样就可以使得天神和世人达到交流和统一，用这样的音乐来教育贵族子弟，使之收到教育和引导。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从诗的发展过程来分析，认为“志”有三方面的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志就是“心之所之也”。也就是藏在心中的思想。从总体的方面来观察，先秦人对“诗言志”中的“志”的理解，主要是思想、志向、抱负，同时也含有情感因素。在先秦诸子中，这是比较广泛的共识。诗言志是先秦诗歌批评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当时诸子百家共同的诗学观念。 2. 非乐：墨子的非乐，并非完全不考虑和否认音乐的功能和美感，而是在人民的直接需求面前反对大力提倡音乐，反对统治者对于音乐的奢侈享受。他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主张“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强调“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在这一点上，与孔子的“文质彬彬”观相对立。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文学言辞在实际功能方面的次要性，一方面这是墨子思想与儒家思想较量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也是在春秋时代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实际性的思想。 3. 缘情说：《文选》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表达固然根植于传统的理论表达，但他用“情”代替“志”，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表达。“诗言志”作为早期诗学的经典定义，其中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意义非常明显，经过汉代经学的阐释，“诗言志”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理论表达。在陆机那里，通过以“情”代“志”，扩展了“诗”的源初意义，以便更精确的说明诗歌的真正范围。“绮”本来意义指丝织品上的花纹，在陆机那里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是纤细、“轻浮”的美，描述色彩鲜亮，复杂而诱人的特点。陆机在曹丕“辞赋欲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绮靡”的主张，这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入到了一种整体改造的时代，对于早期的儒家礼教教条进行了自主的理论改造。同时，陆机和曹丕一样，将每一文体与某一特征联系在一起。各种文体之间彼此区别的原因是方式或者样态。而在这里又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论结果：把作家的特征和文学效果的特征杂糅在一起，体现出了今后在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理论倾向，文学就是要把作家的内心状态充分传达给读者。 4. 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在黄庭坚《答黄驹夫书》中提到了这条作为江西诗派重要理论宗旨的表达。所谓“点铁成金”是指把古人现有的名言警句加以点化，使之变成新鲜的词语，主要是从语言的角度对诗歌语言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