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

第五章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

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

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

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

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

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ＡＢ团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

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ＡＢ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ＡＢ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ＡＢ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

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

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

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

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

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中国历史所有战争时间列表 (2)

近代时期战争年表(简)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5月三元里人民抗英之战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 太平天国运动1852年(清咸丰二年)12月至1853年1月武汉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至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 1856年(清咸丰六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4年7月天京之战 1883(清光绪九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 1884年(清光绪十年)8月马尾海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平壤之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黄海海战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 武昌起义 1915年(民国四年)12月至1916军6月护国战争 1917年(民国六年)9月至1918年11月护法战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争年表(简) 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至1927年7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6年(民国十五年)7月至1928年12月北伐战争 1926年(民国十五年)8月汀泗桥之战 1926年(民国十五年)8月30日贺胜桥之战 1926年(民国十五年)9月至10月武昌战役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争年表(简) 1927年(民国十六年)8月至1937年7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民国十六年)8月南昌起义 1927年(民国十六年)9月秋收起义 1927年(民国十六年)12月广州起义 1929年(民国十八年)12月百色起义 1930年(民国十九年)3月至11月中原大战 1931年(民国二十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1931年(民国二十年)9月至1933年春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月至3月淞沪抗战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月至1945年8月东北抗联游击战争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秋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月至5月四渡赤水战役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2月遵义战役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5月泸定桥之战

中国国民革命军(国军)抗战大型战役列表：

中国国民革命军（国军）抗战大型战役列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之前： 战役名称时间 江桥抗战 1931年10月-1931年11月 淞沪抗战1932年1月-1932年3月 长城抗战1933年1月-1933年5月 热河抗战 1933年2月-1933年2月 绥远抗战1936年11月-1936年12月 中国国民革命军（国军）抗战大型战役列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之后： 战役名称时间 平津作战1937年7月 太原会战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南口战役1937年9月 平型关战役1937年9月 (注：由刘茂恩将军第十五军为主力，国军此役歼灭日军主力两万两千余人，历史上有“平型关战役”，而没有共党欺世盗名的“平型关大捷”) 忻口战役 1937年10月[ 娘子关战役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太原保卫战1937年11月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937年11月 南京战役1937年12月 徐州会战1938年2月-1938年5月台儿庄战役

1938年3月-1938年4月 兰封会战1938年5月-1938年6月 武汉会战1938年8月-1938年10月 广州战役 1938年10月[ 南昌会战1939年3月-1939年4月 随枣会战1939年5月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39年10月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2月 昆仑关战役1939年12月-1940年1月 枣宜会战1940年5月-1940年6月 豫南会战1941年1月-1941年2月 上高会战1941年3月-1941年4月 晋南战役1941年5月-1941年6月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941年10月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香港保卫战1941年12月 滇湎路战役1942年3月-1942年9月 浙赣战役1942年5月-1942年8月 鄂西会战1943年5月-1943年6月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1943年12月 豫湘桂会战1944年4月-1944年12月 豫中会战1944年4月-1944年6月[ 长衡会战1944年5月-1944年8月 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1944年6月衡阳保卫战1944年6月-1944年8月 桂柳会战1944年8月-1944年12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 第五章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

中国近代革命的几个时期

中国近代革命的几个时期： 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24年（国民党一大）——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国民大革命时期 国共第一次合作1927年——1937年：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土地革命时期 1937年——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 1945、1946年——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补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领导阶级不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 指导思想不同——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 革命的前途不同——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共和国 3、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前） 4、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曲折1978年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 1、日本： 明治维新使日本“脱亚入欧”成为东方工业强国，但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于1936年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形成战争策源地。 2、中国： 20世纪30年代，中国依然是徘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国家；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十年对峙、内战，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坚持“壤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给日本侵华可乘之机。 3、世界： 经济危机导致世界政局动荡，德、意、日法西斯结盟，气焰嚣张； 20世纪30年代，英、法等国实行绥靖政策，纵容法西斯侵略，国际联盟不能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二、日本侵华行径： 1、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①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1894——1898年；《马关条约》 ②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小段 铁路，诬称东北军所为，袭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次日沈阳陷落；1932年，东北陷落，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2、抗日战争爆发：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1937年；北平西南宛平县；日军借口一名士 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被拒绝，随即进攻中国守军第29路军还击；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3、抗战爆发后： ①八一三事变：1937年；上海；日军越过两军对峙线，中国守军还击；淞沪会战开始。 ②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始，淞沪会战后；凶残的法西斯暴行引起了中国和全世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安徽

解放军挺进安徽 1947年从7月到9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在此前后，其他战场的解放军也相继转入进攻。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1947年6月10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流纵队组成南征野战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3万人，在临濮集至张秋镇300语里宽地段强渡黄河，然后在冀鲁豫和豫皖苏军区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作战28天，歼敌6万余人。8月7日，刘邓大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1947年11月初，刘伯承、小平在指挥高山铺战斗全歼敌第四十五军和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后，把指挥部东移到太湖县刘家畈。 挺进大别山时的刘伯承、邓小平 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 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 1947年8月31日，陈毅、粟裕率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主力到达阳谷、寿张地区，与第十纵队会合。9月9日，陈粟指挥华北野战军在沙土集将敌整编第五十七师9000余人全部歼灭。9月26日开始陈粟大军南下各纵队先后于兰封、民权间和砀山以西越过陇海线，分别向尉氏、鄢陵、太和、蒙城挺进。经过1个月的战斗先后攻克24座县城，其中有安徽的涡、蒙、亳、太、阜、颖、灵等8县。12月，陈粟外线兵团参加了平汉线战役，破击平汉路郑州至漯河段，陇海线郑州至开封段。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右）、副司令员粟裕 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 淮海战役在安徽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继辽沈战役之后，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对国民党徐州集团进行的一次战略性的大规模歼灭战。 淮海战役经过 淮海战役历时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战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自临城（线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人民解放军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和1个军，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以及江淮、鲁中南、苏北、豫皖苏、豫西、陕西、冀鲁豫军区部队共60万人。国民党军投入了7个兵团、2个绥靖区、34个军的兵力，约80万人。人民解放军相继歼灭了黄百韬第七兵团、黄维第十二兵团和杜聿明集团。

政治中必须记住的几个“三”

政治中必须记住的几个“三” ?近代中国三次大论战 （1）维新派和守旧派的论战 1898年前后，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 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首先，要不要变法。其次，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最后，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2）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 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双方论战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等。 （3）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论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论者曾经进行过三次大的论争，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同实用主义的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争论）”；“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旧三民主义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即民族革命，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 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另一方面，强调了对满族封建势力的清除而放松了汉族封建势力，结果就保留了大量封建势力，导致了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的反扑。 民权主义即政治革命，内容是“创立民国”。不过，民权主义归根到底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很难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指的是“平均地权”。但是，“平均地权”并非将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新三民主义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 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备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 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中国近代史两大阶段

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以下两大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第一小阶段：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式农民战争时期。此间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了领土主权、关税自主权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领海主权和内河航行权，中国被动地卷入资本主义市场，封建自然经济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小阶段，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地主阶级改革派推行洋务运动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时期。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直居主导地位。 第三小阶段：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到辛亥革命（1901-1912），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化和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时期，也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中西文化碰撞与新旧文化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的清朝统治阶级的矛盾。 第四小阶段：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辛亥革命后，为了维护共和与民主，革命派又先后发动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反对张勋复辟，进一步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由于其阶级时代的局限，这一系列运动多是失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到了尽头，中国社会陷入黑暗的谷底。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 也有人把近代史概括为：“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个高潮”（第一次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高潮时期是1894-1900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高潮时期是由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第二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第一小阶段：从五四运动到国民大革命的失败（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和国民大革命时期。

中国革命烈士列表罗列在中国不同时期被授予

中国革命烈士列表罗列在中国不同时期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的人。其中，既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华民国国 军将士，也有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解放军官兵，还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牺牲的人。此处罗列的都是由不同时期 中国政府正式授予“革命烈士”称号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牺牲都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式肯定。 宋教仁（1882年－1913年3月22日，31岁），在上海遇刺 后不治身亡，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1950年被中华人民共 和国追认为革命烈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遁初， 号渔父，汉族，湖南桃源人。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 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中华民 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享年三十二岁。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牺牲： 佟麟阁（1891年－1937年7月28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 佟麟阁，七七事变时，指挥29军浴血抗战，喋血南苑，壮烈殉国，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捐躯疆场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国民党追赠陆军2级上将。佟麟阁早年参加护国讨袁战争。曾任冯玉祥部陆军第11师第21混成旅旅长。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随部参加北伐。1928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35军军长、暂编第11师师长、第29军副军长。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同年5月，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跟随冯玉祥驰骋察省，打击日军，收复失地，为察省光复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 赵登禹（1898年－1937年7月28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二十九军第一三三师中将师长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汉族，陆军上将，民族英雄，山东菏泽赵楼人（今菏泽牡丹区牡丹办事处）。少年时因家 境贫寒，未入私塾读书，在家务农并师从武术名家朱凤军练 习武术。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后在抗日战争（七七事变，卢沟桥保卫战）中壮烈殉国，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简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讲演。始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印行单行本，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地阐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第三章，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第四章，“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第五章，战略防御。按原计划，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等章节，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未能写完。这部著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该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 1、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而且经历了1924～1927年的革命； 2、敌人强大； 3、人民军队弱小； 4、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其中，第一、第四特点决定了人民军队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第三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艰苦性。 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

第一部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一般划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三部分。 一、中国古代史：（170万年前—1840年）中国古代史开始于我国境内人类产生，结束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史不作为河北省考试范围，应用较少，所以在这里不细分。） 二、中国近代史：（1840—1949）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也被称为民主革命时期。 （民主革命是指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并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通常由资产阶级领导，故又称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时期按照领导阶级的不同及完成的任务不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注：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旧民主主义革命一般指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政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目的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中一般指1840-1919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但领导阶级不仅有资产阶级，还有农民阶级的加入。（这一概念了解即可，不必深究。）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性质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这一时期是指1919-1949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1921—1949）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中共创建时期（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标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也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也称国民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基础，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至1927年4月21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告终。 （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也称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也称土地革命 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是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７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１９２４年１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随后，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１９２６年２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１９２６年５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７月１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的８个军约１０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７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７月１１日胜利进入长沙；８月２２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９月６日、７日第八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１０月１０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介石的嫡系一军一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于１１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１２月中旬进占福州。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革命势力的猛烈发展，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１９２７年３月，帝国主义命令它们在下关的军舰对南京市内的北伐军和市民开炮轰击，制造了中国军民死伤２０００余人的南京惨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

中共成立以来出现几次历史性转折的时间

中共成立以来出现几次历史性转折的时间、地点、主要涉及的人物、历史背景和对中共以后的影响和意义 八七会议（1927年）：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遵义会议（1935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抵达贵州遵义时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在行军途中，中央先后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放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及时地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解决了我党从1957年以来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经济建设上要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要保障几亿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要健全党规党法和民主集中制。会议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大革命”，但不等同于“大革命”。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称这段时期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简称“大革命时期”。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型式教学论文 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日期：2011年春季学期

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它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它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党，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因此，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机关。它在存在的时间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初 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同共产国际有关。甚至，还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试图组织中国的共产党了。莫斯科早在1920年就开始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共产党。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在北京找到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建党的具体准备工作，1921年6 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柯洛夫来到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 二、国内革命战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本章基本历史线索 基本历史线索——（1927.8——1937.7）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时期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所以也称10年内战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主要历史特点是：①这10年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经历的最艰难、最曲折的历史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千难万险；②党开始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并逐步把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③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由破裂到重新组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又逐步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④在同阶级敌人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在同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党逐步提高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水平，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在多方面展开。党逐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 第八章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第一，新建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政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仍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变化，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也更加严重了。由此，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没有变，依然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实行“清党”、“分共”政策后，国民党立即陷入互争雄长的派系角逐中。1928年底，国民党各派系在一致反共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暂时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 当时，国民党各派势力主要的有三个：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南京派(简称宁派)；以汪清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武汉派(简称汉派)；以谢持、张继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简称沪派)。宁汉两派各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各有一个国民政府，西山会议派则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三派之外还有一些各自为政的地方实力派，如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以冯玉祥为代表的西北军和以阎锡山为代表

最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间介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大革命”，是1924年(甲子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以五卅运动为核心的反帝国运动日益高涨;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而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休，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日，冯玉祥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7月15日，汪精卫召开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也破裂了。 是在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但最终合作实现的标志是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10月1日起再次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伤残人员、城镇“三属”、“三红”人员生活补助提高15%，农村“三属”提高30%。这是近年来优抚对象提标幅度较大的一次。 通知指出，从10月1日起，伤残人员(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城镇“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三红”(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15%，农村“三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30%;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2400元，烈士老年子女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1200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360元提高至410元、参战参试人员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360元提高至460元，农村籍老义务兵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月增加补助5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承担。 调整后，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为每人每年60210元、58310元、56400元，分别比2014年提高了7850元、7610元、7360元。 居住在城镇的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9120元;居住在农村的烈属提高到每人每年14510元。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及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

中国历史上三次土地改革

中国历史上三次土地改革 1.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意义：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 2.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意义：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3.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 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意义：1.1952年底，全国土改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2.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 ,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4.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5.摧毁了美蒋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新中国政权； 三次土改的区别 三次之间的区别：第一次是民族主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全国一致反抗日本侵略。第二次是阶级斗争时期，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实行有阶级区分的土地政策，联合贫下中农对抗资产阶级。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措施，所以保留了富农经济，减少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阻力，为经济恢复建设提供稳定的保障。 第三次与前两次的区别：1.范围更广（以往是在根据地或解放区进行，这次是在全国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推行）；2.目的有了新变化（以往是为了赢得革命的胜利，这次是为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3.对富农实行了新的政策（以往是打击或限制，这次采取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4.影响更深远（这次土改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意义 一）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也被消灭； （二）农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 （三）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五）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土地革命： ①国共十年对峙时期（1927-1937），中共在根据地开展以“依靠贫下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路线的土地革命； ②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即“双减双交”政策。 意义：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 ③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注：还有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④建国初期，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保护富农阶级的土改运动，到1952年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但不在你问的问题范畴之内，因为题目是近代史。新中国成立是现代史的事情。 【土地革命】1931～ 内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

安徽省高三上学期第一次质量检测历史试卷

安徽省高三上学期第一次质量检测历史试卷 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 一、单选题 (共24题；共48分) 1. （2分）(2019·慈溪模拟) 下列历史事实与下图中数字所示区域对应正确（） A . ①“秦代设南海郡” B . ②“元朝时期，隶属宣政院管辖” C . ③“唐后期，出现釉下彩绘” D . ④“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考古发现半个割裂的蚕壳” 2. （2分） (2020高三上·河北月考) 下表呈现了有关唐宋时期手工业的部分记载。对此解读最合理的是，唐宋时期（） A . 新的经济因素已在孕育 B . 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异变 C . 私营手工业占主导地位 D . 文献记载严重脱离实际 3. （2分） (2016高一上·河北月考) “分封制—郡县制—郡国并行制—行省制”，这种演变说明了：（） A . 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地方建制逐渐完善 B . 中国古代一直在着力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C . 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逐渐瓦解

D . 古代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逐渐完善 4. （2分） (2017高一上·唐山月考) 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是指（） A . 梭伦时期 B . 克利斯提尼时期 C . 伯利克里时期 D . 贵族垄断政治时期 5. （2分） (2016高一上·银川期中) “万民法”取代“公民法”是为了适应（） ①版图的扩展 ②国际交往扩大 ③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④封建主统治的需要 A . ①②③ B . ①②④ C . ①③④ D . ②③④ 6. （2分） (2019高一下·牡丹江期中) 导致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直接原因是：（） A . 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廉价的原料产地的拓展 B . 分工的发展使劳动工具进一步专门化 C . 工场手工业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 D . 英国工人和技师的努力探索 7. （2分） (2017·大连模拟) 1904年，晚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会试，考试理目：笫一场为薄镇、平戎、举贤等史论5道，第二场为各国政治、艺学策5道，第三场为《四书》《五经》经义3道，这表明（） A . 晚淸教育几无改变 B . 选人标准新旧混杂 C . 淸廷旨在笼络人心 D . 科举制度走向末路 8. （2分） 2012年某纪念馆举办特展，展示了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重要文件。该展览为 A . 中共“二大”——九十周年纪念展 B . 八七会议——八十五周年纪念展 C . 遵义会议——七十七周年纪念展 D . 中共“七大”——六十七周年纪念展 9. （2分）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以杨立青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再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