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近几十年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在近几十年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快。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我们在很多技术方面仍然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要发展，要进步，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各种技术，我们不可能单靠自己搞研究，必须学习别人先进的技术。而学习的必要前提便是要掌握世界通用技术交流语言，我们的工具－英语。就计算机程序开发为例：虽然目前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已经有中文版，但要进行应用程序开发，程序还是用英语编写的。高新技术资料大部分都是以英语编写。印度虽然在很多方面的发展比不上中国，但印度的软件开发业却比中国发达很多。造成这种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程序员普遍英语应用水平比中国程序员高。

近几年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是怎样的

1、近几年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是怎样的？如何评价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1）货币政策走向： 2005年—2016年间我国基本上采取了比较稳定的货币政策，2005年—2016间，我国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以下措施： 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以上是国家常用的基本货币政策操作措施，同时也通过对经济运行情况及趋势变化适时作出调整。 2005—2006年，我国采取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7年，货币政策从“稳健”转为“从紧”； 2008年—2010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形势严峻，为适应形势变化，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1年—2014年，我国经济稳步增长，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5年—2016年，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2）实施效果评价： A、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率仍有待提高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存款准备金工具失效，2007年-2008年央行下调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效果并不明显。2010年10月、12月上调基金率，但抑制不了物价的上涨。但我国不断坚持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与运用，在现今全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所以应提高其利用率。 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 利率机制是最主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于我国利率市场起步晚，市场化程度不高，不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货币资金的供求状况，从而也影响了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C、货币政策灵活性不够 当前，全球经济很大程度受到美国经济变化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应保持货币政策松紧的灵活性，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考虑美元这个强势货币的政策取向，而不是由于美联储加息或降息而使得自身陷入被动。 因此，应对各种政策工具进行互补创新，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在稳定国内物价水平的同时稳定人民币汇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以使其更加适应经济的多变性。

中国房地产政策演变10年

中国房地产政策演变10年 引言：中国房地产业自诞生开始，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直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对象。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法律、行政等硬性强制手段，另一类则是税收、信贷等软性引导手段。 由于房地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规模大、资金周转周期长。其发展对信贷资金的依赖度非常高。因此，国家在信贷政策方面的引导，往往是极为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当然，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复杂性，国家在对房地产市场采取或扶持或限制的宏观政策时，往往采取“组合拳”的形式，即同时采取行政、法律、信贷、税收等多项调控政策以期达到调控目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根据其对房地产业或鼓励或限制的不同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86年住房改革开始，到1998年之前，是房地产市场的萌芽和起步阶段，国家尚未开始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 第二阶段：1998年到2002年，吸取了第一轮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教训，国家开始谨慎展开宏观调控，政策导向还是以规范市场为主，兼有部分鼓励政策。 第三阶段：2003年到2005年，随着各大城市房价开始进入上涨通道，国家对房地产业的态度由支持转为警惕，宏观调控政策开始第一次转向，以稳定房价为目标。 第四阶段：2006年到2008年6月，全国各地房价飞涨，开始影响民生，国家开始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政策目的为防止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 第五阶段：2008年9月至今，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为确保经济发展，抵御金融危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再次转向为扶持，目前宏观调控仍处在这一时期。 本文以梳理2005年后的房地产市场、为主线，同时兼顾其他重要的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期理清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脉络。 05年年初，针对房价上涨过快的现象，国务院正式做出了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的决策。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业内将其称之为“国八条”。其将稳定房价提高到了政治高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不力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2005年4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着重分析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研究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问题。并提出了“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的八点措施”，即“新八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变化和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变化和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 摘要：本文分析和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起点实际上是阶级阶层政策的调整，即通过调整利益格局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局面。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社会发展”的理念，并把社会发展的内容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在90年代形成以增进效率为取向的社会政策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社会福利、劳动就业、人口生育、教育医疗、社会流动、城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拉开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一系列新挑战，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逐步形成以社会和谐为取向的促进公平和效率均衡的社会政策新体系。 社会政策通常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配置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资源、解决各种民生问题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社会政策并非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为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只有经济统计而很少社会统计，也几乎没有社会政策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时没有社会政策，而是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所有的社会政策都被看作政治问题。实际上，直到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社会政策”这个概念，才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尽管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广泛使用这个概念。 与社会政策的概念相近的一个概念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进行干预的政策，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社会政策可以说是与公共政策的相互交叉的概念，但也有的时候，人们把这两个概念视为大同小异，相互替代使用。 社会政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社会政策，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而广义的社会政策是指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领域的政策。本文所阐述的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政策变化，是从广义上使用社会政策的概念，主要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反贫困、环保等方面的政策。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像收入分配这样的问题，很难说仅仅是社会问题，也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要影响。 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政策的两个重大调整 改革开放伊始，首先要实现的是工作重点的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要实现这一重大转变，就要调整利益格局，以便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因而在阶级阶层政策和分配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１．阶级阶层政策的调整带来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 人们一般是把中国的改革定义为市场化改革，把改革的起点设定为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开始实行。通常的说法是，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一事件成为农村改革发端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包干到户”在一些地方的试行是在1980年代初的事情。1979年9月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还只是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拥有经营自主权，以便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对我国近十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演变情况及其原因做了简单的回顾

对我国近十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演变情况及其原因做了简单的回顾，并对相应搭配产生的效果做了一定的分析。 据有关统计表明，近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7%。在看似一路平稳递增的经济增长背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 时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1994~1997 适度从紧适度从紧 1998~2003 积极稳健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4~1997） 1、宏观经济背景： 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 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国家相关部门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2、相关措施： 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中出现的贷款、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被确定为2007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按照今年６月１３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坚持稳健的前提下，货币政策要“稳中适度从紧”，已释放出了适当控制货币投放的信号。 2007年12月0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明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已实施了十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功成身退”，取而代之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在２００７年的“一个防止”的基础上增加为“两个防止”：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2008年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经历了迅速而大幅度的调整：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７月２５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即“一保一控”），再转向“保增长、扩内需”。

200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金融危机中的经济现状分析，扩大内需、保增长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 2009年最突出的政策主线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成为2009年影响金融市场最为显著的经济变量。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发展中小城镇和转变发展方式等调整措施，被各界广泛认同。在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之际，明年经济增长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2010年延续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1年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连续六个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2011年世界经济的总体特点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异化程度降低，经济形势波动起伏，机遇和挑战并存。美国经济进入复苏轨

近几年中国货币政策

学号：20110241029 姓名：李欣班级：2011级金融10班2008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 2008年,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我国货币政策取向根据形势需要适时调整,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进一步提高。年初,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年初,按经济发展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安排了全年新增贷款规划3.87万亿元。冰雪灾害发生后,为满足抗灾救灾资金需求,2月份根据金融机构类型和各地受灾情况,引导金融机构加快了第一季度信贷投放进度。5月份汶川地震发生后,立即放开了灾区法人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约束,并引导全国性银行加强系统内信贷资源调剂,加大对灾区信贷投入。年中,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加深,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国人民银行及时调整了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按照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调减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工具,采取一系列灵活、有力的措施,及时释放确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信心的信号,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明确取消对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的硬约束,积极配合国家扩大内需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有关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认真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确保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平稳增长,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资金投向。同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2008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结合国际和内经济背景，央行的货币政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上半年CPI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而且在6月分才达到最高值，所以央行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巨大，加上但是国际形势还没有特别恶化，次贷危机还没有波及实体经济，中国经济运行还较平稳，所以央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对银行信贷规模的控制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通过发行央行票据的公开操作手段来回笼资金，抑制流动性过剩问题。二、下本年随着金融危机演变一场罕见的经济危机开始对我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由于世界经济出现衰退以及

近三年我国宏观政策的变化及个人分析

近三年中国宏观 政策的变化及个人分析

目录 近三年中国宏观 (1) 政策的变化及个人分析 (1) 一、政策提出背景 (2) 1、2015年度经济政策背景 (2) 2、2014年度经济政策背景 (2) 3、2013年度经济政策背景 (3) 二、近三年预期目标的制定 (3) 1、2015年度目标制定 (3) 2、2014年度目标制定 (3) 3、2013年度目标制定 (4) 三、近三年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及政策分析 (4) 1、对下行因素的分析 (5) 2、对企稳或上行因素的分析 (5) 3、对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分析 (5) 四、近三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预测 (6) 1、2015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预测 (6) 五．经济预测与政策应对 (6) 1、2015年经济预测与政策应对 (6) 2、中长期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7) 3、改革、发展和治理应取的方向 (7) 4.走向好的治理的三要素：法治、执行力和问责 (8) 六、个人分析 (8) 一、政策提出背景 1、2015年度经济政策背景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决策部门再次打开稳增长的政策工具箱。自3月份以来，国务院及各部委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和措施，为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发表主题讲话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好，政策工具多。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表示，将围绕“7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6大领域消费工程”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充实项目库，形成“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滚动机制。 2、2014年度经济政策背景 面对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政府坚持去年以来的探索，继续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在加强区间管理的基础上，推出定向调控措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特别是在经济增速稳中缓降的同时，结构优化效应增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继续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和就业仍在下限之上。下行与上行因素并存，结构优化效应增强。最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特点是，上有压力、下有支撑，向新常态转换。

中国近几年的政策变化

中国货币政策这些年（1997-2011）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1998年－2002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货币政策趋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 2003年－2007年为控制经济增长过快，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2007年6月1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货币政策开始“稳中适度从紧”。 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定为“两个防止”：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会议要求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2008年7月至2008年底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国内通胀压力减缓等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调整金融宏观调控措施，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2010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 2010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所谓“积极稳健、审慎灵活”,就是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政府从2004年逐步调整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和力度，适当调整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和优化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向社会传递出政府合理控制投资的政策信号，并在2005年宣布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之相配合，从2003年起，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适当回收流动性，最终确定“稳中适度从紧”的政策思路。之后5年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高利率，这些都是紧缩银根的措施，旨在控制货币供应量。 早在去年11月初，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就曾明确表示，货币政策是短期的政策工具，经常会因使命的不同，侧重目标的不同有所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时候是扩张的，有时候是紧缩的，有时候是真正稳健的。要对应不同时期的经济背景，有不同的做法。而这正是对货币政策针对性、灵活性的解读。 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撰文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是指货币政策介于宽松和从紧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它意味着货币政策既要改变宽松的基调，又不能急刹车。”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成为经济领域关注的焦点，2010年12月24日央行首度详细披露了明年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具体任务：控制货币总量、保持贷款总量合理适度增长、优化信贷结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在落实中

中国的土地政策变化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课 题目： 中国的土地政策变化 学年、学期：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指导教师：鲁春晓 院系：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班级：16级通信2班 姓名：刘贤良洪子金解志权 小组长联系电话：

中国的土地政策变化 目录 中国的土地政策变化 (2) 古代史 (3) 商周时期 (3) 春秋战国时期 (3) 秦 (3) 曹魏 (3) 唐朝 (4) 宋 (4) 明 (4) 清 (5) 近代史 (5) 太平天国时期 (5) 民国时期 (6) 十年国共对峙时期 (6) 抗日战争时期 (7) 解放战争时期 (7) 建国后 (8) 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8) 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9)

探索时期—十年建设时期 (9) 改革开放时期 (9) PS：中共四大土地政策的演变的史实及认识 (10) 古代史 商周时期 井田制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实质是一种以国有为名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由于关于井田制的相关考古资料的缺乏，有学者认为井田制只是理论上存在，但是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井田制并没有完全实施。 春秋战国时期 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齐国有“相地而衰（cui)征”，鲁国“初 税亩” 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政策因国家而异不宜整理，而且由于生产能力的扩大，新开垦的土地较多，难以统计。 秦 土地私有制 秦朝的土地政府承认私有，但是实际上属于国家，因为国家规定要交土地税，土地税上交政府。但是由于承认土地私有，加剧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地主侵占农民的土地是常见的现象。 曹魏 屯田制

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

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过热，投资急剧膨胀，价格迅猛上涨。从一九九三年七月起中国政府实行经济的“治理整顿”，也即紧缩政策。在实行这种政策的过程中，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渐减慢，价格逐渐走低。至一九九七年，紧缩的目标已经实现，但同时也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市场清淡，商品积压，企业开工不足，从该年的的四季度起，价格出现负增长。从一九九八年起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作了大的调整，转而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文对各项政策措施作了分析，对其效果作了评价。在实行这种政策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与实行扩张政策相配合，在一些方面进行了改革，本文对一些改革作了简要的叙述和分析。 一本文将谈一谈一九九八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 从一九九八年起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了巨大的调整，要了解这种调整，要从一九九三年七月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谈起。 一九八八年，中国发生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与上一年相比，这一年零售商品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十八点五，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十八点八。这是中国改革以来，除一九九四年外，价格上升最快的一年，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中国政府从一九八八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治理整顿”的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一九九○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百分之二点一，居民消费价格上升百分之三点一。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一九八九和一九九○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只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一和百分之三点八。这是改革以来最慢的增长率。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一九九一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一九九二年经济又逐渐走向过热。到一九九三年上半年，由於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又发生了比一九八八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九九三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八，商品零售价格上升百分之十三点二，居民消费价格上升百分之十四点七）。从一九九三年七月起政府又一次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称为“加强宏观调控”，严格控制投资，基建项目要经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提高利率，实行保值储蓄；不仅控制资金的供给总量，而且控制资金的流动，严禁资金流向房地产，实行由中央直接将资金贷给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甚至连银行间的正常拆借也一度停止。经过四年多的紧缩，从一九九五年起价格逐年回落，与一九九六年相比，一九九七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百分之零点八，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百分之二点八，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逐年下降，一九九七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十三点五降到百分之八点八。总的看来，经济的状况仍然良好，但已经潜伏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些现象已经渐渐显露出来。一九九七年七月泰国发生金融风暴并扩大到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加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 通货紧缩是较长时间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从一九九七年十月起，零售商品价格出现了负增长（在那之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等已经出现

2020中国宏观经济政策7大变化

2020中国宏观经济政策7大变化 2017中国宏观经济政策7大变化如下 财政篇 更有力，更务实 赤字水平会不会提高? 积极财政政策仍有空间，将主要根据经济运行变化情况调整力度和节奏 “2017年经济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作为重要的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总基调不会变，但会更有力度、更有效，财政收支运行也将保持平稳态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说。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意义重大，现在经济企稳回升基础尚不牢固，明年需要更加给力的财政政策支持。”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认为，经济增长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积极财政政策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共同发力稳增长：在供给侧，通过营改增、资源税改革、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发新的发展活力;在需求侧，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增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把沉淀的财政资金挖出来，让财政资金产生更大效用，这也是财政政策积极有效的表现。”白景明说，通过推进预算制度改革，财政部门更严格地执行预算安排，以前那种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减少了，财政资金得到更及时合理的使用。 2016年，我国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的水平，增加5600亿元，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有力支持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经济平稳增长。那么，明年赤字水平还会再提高吗?

“积极财政政策仍有空间，将主要根据经济运行变化情况调整力度和节奏。”胡怡建预测，明年财政政策总体会保持今年的赤字率 水平，如果经济面临更严峻的形势，则可能进一步提高赤字水平。 近期，国际石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上涨，给经济带来回暖信号，同时也意味着物价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上涨。白景明 认为，物价上涨会相应带来财政支出压力，需要维持一定的财政赤 字水平，保证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安排。 减税还有空间吗? 营改增后，增值税存在四档并存局面，制造业税负有望进一步减轻 明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结构性减税政策受到企业广泛期待。在今年营改增已带来5000亿元减税的情况下，明年还有 哪些减税政策能给企业降成本? 胡怡建介绍，营改增后，我国增值税存在四档并存的局面，包括17%的基准税率，13%、11%和6%的税率，存在逐步简并的改革要求，这其中，作为实体经济主力的制造业长期执行的17%税率，有望得 到下调，进一步减轻制造业的税收负担。 同时，对于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车辆购置税优惠等还将延续。“从近年来的减税政策看，国家采取的是寓减税于改革的方法，不 单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的短期目标，而是通过减税实现节能减排、 扩大内需、创新创业等长远目标。”白景明分析，以1.6L以下乘用 车购置税优惠政策为例，虽然是刺激汽车产业发展的“礼包”，但 并不对所有车辆普遍减税，而是集中于小排量、节能型汽车，从而 促进节能减排。12月13日，就在市场担心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策 即将到期退出之时，财税部门发布通知称，明年继续执行购置税优 惠政策。 伴随减税力度不断加大，近年财政增速也在不断下滑，很多人质疑：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减税是否还有足够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政策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政策变迁 陈潭 （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处于大变革、大转型时代的3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成长的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众所周知，这种社会主义变革和转型主要体现为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宏大转轨，展示了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的治理逻辑，凸显了体制转轨与政策变迁中的中国模式和独特经验。 一、中国改革３０年来公共政策变迁的基本阶段 考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制度演变历程，中国改革30年来的公共政策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共政策动员化阶段（1978－1992）。这一阶段开始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宏观政策，一直到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阶段是一个政策动员、政策试错和政策学习的阶段，是传统的公共政策体制遭遇困境和走向突破的阶段，也是中国公共政策宏观环境下的内在要求与外在刺激形成的模仿和借鉴过程，更是公共政策获取经验和新知的演变历程。中国改革是从农村率先突破的，中国公共政策变迁毫无疑问离不开农村政策的突破和创造。1978年，凤阳小岗村农民首创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由此引发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目标的体制改革和创新。1982年元旦，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91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86年12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实际上，动员化阶段伴随着“真理标准”和“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公共政策基本上是在“磕磕碰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中产生出来的。 第二阶段，公共政策调适化阶段（1992－2002）。这个阶段开始于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直到中国加入WTO和中共“十六大”的召开。这个阶段是一个政策变通、政策调适和政策更替的阶段，是中国公共政策不断扬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突破“双轨制”瓶颈的阶段，也是一个涉及范围最广、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制度创新阶段。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促使中国公共政策建设逐渐进入市场化设计的轨道：199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以及《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从1995年开始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改革，逐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1996年中国开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标志着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1998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废除了住房实物分配的制度，确立了商品房的市场主体地位；等等。可以说，调适化阶段是中国公共政策不断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而开展政策创新和政策更替的演变历程，是落实“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策战略的具体政策实施。 第三阶段，公共政策的制度化阶段（2002—— —）。这一阶段开始于中国加入WTO以及中共“十六大”的召开。这个阶段是一个政策接轨、政策定型和政策治理的阶段，是运用“完全状态”下的政策工具进行政策管理的阶段，也是政策演进进入政策均衡状态的常规阶段。它标志着中国公共政策进入了一个完全“创新替代”时段和逐步制度化阶段。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行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入世”更加促使中国公共政策在全球化、市场化的框架下不断地与国际 10

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变迁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变迁 公共事业管理2013104094 陈旭 中国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属于限制人口增殖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有特殊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胎；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这一生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既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要求，又提出了提高人口出生素质的要求；既提出了国家提倡什么，又提出了国家抑制什么；贯彻了从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不一刀切的精神；少数民族也要计划生育，但生育数量可以适当放宽。 这一生育政策是当今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需要，它既照顾了宏观及其长远利益，也照顾了微观及其当前利益，缩小了国家和家庭在生育需要方面的差距，得到了绝大部分育龄群众的支持，因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最近几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都在替代水平以下的低位水平就是证明。但是，这一生育政策现状的铸就也是来之不易的。 下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的变迁案例 1.鼓励生育阶段(1949年～1953年) 这一阶段，政府对生育及人口增长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并出台了限制避孕和人口流产的政策，鼓励人们生育。 1950年4月20日，国家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卫生部制定了一个面向全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将适用于机关部队妇女干部的规定在全国推广。1953年，卫生部又以“与国家政策不符”为理由，通告海关禁止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这些政策都强化了人们多生多育的观念和行为。 2.政策转变及反复阶段(1954年～1959年) 鼓励生育的政策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远远高于预期的人口数，与当时我国有限的资源与落后的综合国力形成对比，震动了政府领导人。从中央领导到学术界都提出一些节制生育的观点。 1955年3月中央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上指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初，中央公布了《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纲要中明确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但是“大跃进”及随后的大饥荒，改变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方向。大跃进的浮夸做法使得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对人口形势产生了乐观情绪，“人多力量大”、“人多可以办大事”的想法在一些主要领导人心目中再次占据主要地位。随着主张限制人口增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全国被批判，节制生育的政策主张被扼杀在摇篮里。 3.提出计划生育号召，在部分市、县的试行阶段(1960年～1969年) 大跃进失败的反思和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现实人口增长的压力，使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的思想得以复苏。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这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党和政府并没有放弃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方针，仍在实行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但社会环境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计划生育机构名存实亡，有的甚至被“革

中国近十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中国近十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面对风云变幻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来应对。在这里我就简单的对近十年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分析。 2003年6月13号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一、加强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引导规范贷款投向；二、严格控制土地储备贷款的发放；三、规范建筑施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用途；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管理，重点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的需要等。 有资料显示,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投入资金中约20%至30%是银行贷款；建筑公司往往要对项目垫付约占总投入30%至40%的资金,这部分资金也多是向银行贷款；此,至少一半以上的购房者申请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这几项累加,房地产项目中61%的资金是来自于银行。而且目前在国内，市场化的房地产金融产品几乎为零，房地产商的资金来源除了自有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银行贷款。 《通知》主要从限制高档房和抑制投机两处下手来控制房地产需求。《通知》提到“对大户型、大面积、高档商品房、别墅等项目应适当限制”，“购买高档商品房、别墅、商业用房的不能享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只能按银行一般商业贷款利率进行贷款”，“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的抵借比不得超过60%，贷款期限不得10超过年，且必须是竣工验收的房屋同时将商住两用房归入商业用房范畴”这样便限制了高档房的购买量。其次，鼓励购买中低档自用商品房，对投资、投机性购房进行限制。此次新政通过对购买第二套以上的住房适当提高首付

款和须按一般商业贷款利率贷款的规定，表示出央行对投资性住宅的购买持不支持的态度。同时，规定住宅必须结构封顶才能发放住房贷款、房地产贷款严禁跨地区使用，以便有效地防止投机客倒手买卖房产。 由于土地出让金一般金额较大，常常需要1亿甚至几亿的资金，房地产商一般难以完全以自有资金支付，通常要进行贷款。而30%-40%的房地产项目投资资金来自于建筑企业的垫款。因此新政实施后，一方面房地产开发企业无钱购买土地而使后续开发项目匮乏，另一方面如果银行严格控制对建筑企业的贷款，会有一部分在建项目和待建项目因无钱兴建而停建缓建。从而会在一定时期后使可供销售的房地产项目减少。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取资金难度增加，又要承担归还挪用的流动资金贷款以及承建商无法提供垫款的压力，因此房地产投资可能在短期内就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停滞。2003年1至4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980亿元，同比增长33.5％；其中住宅投资1359亿元，同比增长30.08％。这种比较快的房地产投资增长势头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下降，在金融市场强制下压的情况下，2003年全年的投资增长有可能降到10%左右，比上年下降一半左右。 所以房价走势依旧是扑朔迷离。现在看来房价并没有像《通知》所期望那样往下走。 2004年3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下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的通知》。再贷款浮息制度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授权的范围内,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在再贷款(再贴现)基准利率基

近代以来我国外交政策演变

近代以来我国外交政策演变 吕光凤05 王芳07 （水土学院2013级农水班20134031） 摘要：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演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的规律与认识 关键词：清朝；中美；中日； 一、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演变： （一）清政府外交（1840-1912）——屈辱外交 清政府实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无论是军事上失败，还是取得了胜利，都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结束。1861年初，清政府为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设立了总理衙门，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但客观上也使清政府放弃了闭关政策，开始面向世界，并基本完成了从传统理藩向近代外交的转变，适应了近代国际关系发展需要。清政府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中国使臣，出访欧美去办理外交，这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怪胎。为了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清朝统治者还两次向侵略者“借师助剿”。１９０１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中国官员和人民的反帝活动，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1、清朝对外政策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 （1）第一个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闭关锁国” 鸦片战争以前：当时清朝认为中国是优越和强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属邻国以至海外列国是落后野蛮的，应该向中国朝拜进贡。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统治者视来华的西人为非我族类的野蛮人，认为应严格加以防范。在这种意识支配下，19世纪初的清朝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并不拒绝与各国交往，只是强调对方必须承认中国为天朝上国，追求名义上的藩属朝贡关系，重视名分礼仪等细节。 （2）第二个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缺乏主权观念开眼看世界” 19世纪40至50年代：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中国最初的反应主要是从族类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损害国家的主权和

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变迁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变迁 公共事业管理 2013104094 陈旭 中国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属于限制人口增殖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有特殊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胎；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这一生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既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要求，又提出了提高人口出生素质的要求；既提出了国家提倡什么，又提出了国家抑制什么；贯彻了从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不一刀切的精神；少数民族也要计划生育，但生育数量可以适当放宽。 这一生育政策是当今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需要，它既照顾了宏观及其长远利益，也照顾了微观及其当前利益，缩小了国家和家庭在生育需要方面的差距，得到了绝大部分育龄群众的支持，因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最近几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都在替代水平以下的低位水平就是证明。但是，这一生育政策现状的铸就也是来之不易的。

下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的变迁案例 1.鼓励生育阶段(1949年～1953年) 这一阶段，政府对生育及人口增长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并出台了限制避孕和人口流产的政策，鼓励人们生育。 1950年4月20日，国家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卫生部制定了一个面向全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将适用于机关部队妇女干部的规定在全国推广。1953年，卫生部又以“与国家政策不符”为理由，通告海关禁止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这些政策都强化了人们多生多育的观念和行为。 2.政策转变及反复阶段(1954年～1959年) 鼓励生育的政策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远远高于预期的人口数，与当时我国有限的资源与落后的综合国力形成对比，震动了政府领导人。从中央领导到学术界都提出一些节制生育的观点。 1955年3月中央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上指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初，中央公布了《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纲要中明确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