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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城商行发展评述
作者：大连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课题组 / 时间： 2013年 1月号在我国经济调结构、促转型的发展过程中，新的市场空间、利润空间不断重组、衍生，而船小好调头的城商行经过几年的内功修炼，在如今中国经济版图中的表现蔚为抢眼，在完善我国银行业服务体系、促进我国金融稳定和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即将过去的2012年，我国城商行的发展势头可谓强劲，本文从如下八个方面进行评述。
资产增速，日趋稳定
截至2012第三季度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28.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67%，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为59.0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46%，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45.95%；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为22.0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89%，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17.13%；城商行总资产为11.4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77%，占银行金融机构比例为8.90%，其资产增速和规模占比与2011年相比基本持平，这表明了我国城商行在经济增速下滑的环境中能够保持稳定地增长，其抗风险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日渐成熟。
2012年，千亿元以上城商行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且诸多城商行资产规模成功跨入2000亿元大关，其中北京银行成功步入万亿元资产规模的阵营，表明城商行资产增长势头强劲。其中南京银行、徽商银行的资产规模超过宁波银行成功突破3000亿元；大连银行、吉林银行的资产规模也成功突破2000亿元。随着2012年年报的逐一披露，资产规模挺进2000亿元和3000亿元的城商行会更多，例如汉口银行仅半年时间其资产规模就增加了793亿元，在城商行群体中的增速十分抢眼。在过去几年间，城商行群体30%以上的高速成长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但诸多城商行通过扎根一隅、修炼内功使其问题逐渐消化，因此才有了2012年的圆满答卷。可以预见，在未来“有质量的成长”是城商行发展的重要特征。
资本补充，各显神通
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3.03%，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58%，这一数字背后凝结了2009年到2010年城商行大举异地扩张后的无奈。大举扩张的代价是资本的快速消耗，在2011年和2012年两年上市无望的情况下，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成为诸多城商行补充资本的首选。此外，节约资本、减少大型分支机构的开设也成为城商行变相资本补充的一种手段。在经历2011年高成本发债之后，城商行在2012年掀起一股低价增资扩股大潮，继续满足规模扩张的成本之需。
通过以上增发和配股之后，城商行的资本得到进一步地补充，为新一轮的扩张奠定了基础。但经过前几年的高速扩张，以及现如今扩张政策和IPO难见开闸，城商行的扩张路径和扩张方式日渐理性，未来资本仍是掣肘城商行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此外，我国银行业资本补充渠道单一、银行资本补充工具单一和创新滞后也是制约我国中小银行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与以往股权转让受捧的境况相比，城商行在2012年的股权转让集体遇冷，自2012年初至今已经
有至少15家城商行的股权进行挂牌转让（见表2），但由于溢价过高导致流拍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城商行IPO开闸仍旧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导致城商行股东持股的机会成本较高，而城商行第一轮的高速成长期已过，个别战略投资者不愿承担城商行转型和经营变革的风险，故城商行股份在一级市场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于是流拍现象在所难免。
其次，战略投资者对国内上市银行基本面并不看好，由于2012年国内诸多上市银行的股价跌破净值，即使城商行上市开闸，其获取的股权溢价也难以高于预期，于是上市银行的低估值已提前透支了战略投资者的信心。
第三，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未来经营状况的担忧，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城商行不良贷款攀升，引致城商行股权转让扎堆进行。
由表2中可以看出，徽商银行在2012年股权挂牌转让数量最大，转让金额最高，自2010年以来，徽商银行股东先后8次转让其股权，接近其总股本的10%，其转让价值一直处于高位，同时大连银行、长沙银行、兰州银行的转让价格都在3元以上，而吉林银行和南昌银行的转让价格维持在2元左右。由此可见，城商行股权转让价格的分化十分明显。
服务“三农”，抢占先机
中国不少农村金融市场一度处于空白状态，很多农村地区仅剩下信用社、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使得诸多银行开始逐鹿农村金融市场，而城商行群体则走在开辟农村金融市场的前列，其中哈尔滨银行和包商银行的表现十分突出。
城商行开辟农村金融市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开设机构网点，即在城乡结合部、农村集聚区域开设微型网点，以此来实现农村市场渗透，辐射农村优质客户。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开设村镇银行是城商行不能开设异地大型分支机构的一种折中选择，诸多城商行通过开设村镇银行来满足跨区域发展的需求，提高城商行在异地市场的影响力。但村镇银行的资产规模普遍偏低，十几家村镇银行的资产规模之和才与城商行一家异地分行规模相当。当然，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逐渐成熟，资产规模过百亿元的村镇银行会逐年增多。二是通过特色的、优惠的农村金融产品来撬动农村金融市场，例如哈尔滨银行“乾道嘉”农村金融产品有三大系列，涵盖了种植、养殖、农产品流通、农机具、农村房屋改造、个人消费贷款等农民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口碑良好，培育了大量的农村客户。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巨大、成长潜力不可忽视，但在高额开发成本、管理成本的压力下，诸多商业银行仅把农村金融市场当作是战略市场，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开发动作。而我国的个别城商行则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开疆破土，开发和培育了大量的农村高净值客户，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同时，有些城商行还研发了新型的农村业务模式，其在农村市场渗透和开发、客户经理培训、授信审批和风险管控方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可以预见，未来城商行必定会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角之一，在开辟农村金融蓝海的道路上必定有一批城商行得以跨越式发展。
私人银行，集体发力
在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纷纷争夺高净值客户之时，城商行在过去的2012年也开始集体向私人银行发力。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是中国城商行的“私人银行年”，多家城商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在2012年集中开设，表明城商行在零售金融领域逐鹿高端的决心和信心。而与大行动辄上千万的资产门槛相比，城商行私人银行的资产门槛多数在1000万元以下且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在与大行争夺高端客户的过程中城商行仍处于劣势，必须另辟蹊径，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私人银行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多数城商行私人银行的运营模式十分雷同，“1+N”或“1+1+N”经常会出现在城商行私人银行的宣传材料当中，即多位专业的银行客户经理为一个客户提供多维的金融服务。然而，由于城商行零售产品种类较少、产品创新相对滞后，随着私人银行竞争同质化的加剧，最后城商行私人银行竞争的落脚点可能归结到理财产品的收益上，特别是在城商行理财产品集体让利的情况下，而未来城商行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管控则显得尤为重要。
区域扩张，驶向纵深
从2007年大规模的跑马圈地、到2012年扩张半径的全面收窄，城商行区域扩张呈现了“走出去”到“沉下来”的特殊形态。在制度约束和经营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城商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战略定位戛然而止，这着实令人唏嘘。而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国诸多城商行开始苦练内功，在既定的经营区域内深耕细作，扩张区域向纵深发展，其集中体现就是支行网点的大规模增设。
从表5中可见，宁波银行在2012年共增设网点24家，在千亿元规模以上城商行中位居前列。支行网点的密集铺设能够有效提高城商行产品和服务的辐射面积，提高城商行在既定区域的市场占有率。个别有条件和实力的城商行实施经营区域网点全覆盖，甚至达到县域区域网点全覆盖，这样的网点布局使得城商行牢牢占据了大本营市场，当然大规模地密集布点对城商行的资本实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城商行的专业支行和特色支行在2012年的增设也十分迅猛，科技支行、文化支行、新型的零售支行成为城商行诸多网点中的亮点，并给予客户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体验，提高了城商行小微和零售业务的竞争砝码。
产品让利，喜忧参半
2012年央行的不对称降息、扩大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势必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展开更加深层的竞争。在此番降息过程中，诸多城商行把各项存款利率“一浮到顶”，其中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江苏银行等与大型股份制银行一致，而杭州银行、天津银行等各期限的存款利率全部上浮到顶，南京银行则按照存款规模实施差别利率。在该让利策略下，城商行的存款增速显著提升，其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
此外，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也成为城商行产品让利的又一重要体现。在2012年，“高收益”是城商行理财产品的代名词，在A股低迷、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下多数城商行的理财产品销售异常火爆，其收益率要比市场平均高出
0.4%～0.6%，个别地区城商行理财产品销量甚至超过了当地的股份制银行。于是，借理财产品之东风，城商行的零售银行业务突飞猛进，向零售转型取得了实质性效果。综合来看，“一浮到顶”和高收益理财的背后是城商行对存款规模增长的隐忧和过度依赖。相对大行来讲，城商行存款波动的边际效用太大，
在质量指标和监管指标的双重压力下，存款的稳步增长是其重要的生存防线。
但面对同样的制度环境，城商行在2012年的产品让利策略则提前透支了政策红利和市场份额，一旦利率市场化推进幅度再度扩大，大行集体发力，城商行的
客户流失在所难免。因此“价格战”不是长久之计，而“竞争软实力”的提升
才是王道。
风险管控，仍须强化
面对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城商行的风险管控仍须强化。在经济下行周期，我国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
的增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于是作为中小企业的主要金融服务商——城商行，其未来的风险防控形势更加严峻。在2012年第三季度末，个别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有所提高，例如南充商行小微企业业务占比近70%，而不良率达
到0.64％，其他城商行的小微企业贷款的平均不良率也达到0.5%以上，而在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高度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在此密集布点的城商行的
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都有所攀升。受外部环境影响，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质量
下滑严重制约了规模增速，多家城商行在2012年第三季度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显著下滑。而不仅仅是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当中的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的小微
企业贷款增速在2012年也都显著放缓。民生银行在2012年上半年小微企业贷
款增速为7.8%，是近三年来首次低于同期贷款总额增速（8.1%），小微企业贷
款占比也降至19.2%。由此可见，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城商行控制小微
企业贷款节奏和规模是强化风险管控的必然选择。
此外，经济增速下滑期间的案件防控也十分重要，例如继2011年山东齐鲁银行特大金融票证案后，山东的另一家城商行——烟台银行在2012年也曝出承兑汇票案；杭州银行法人客户离奇出走，直接导致该银行近6000万元的汇票无法承兑，于是该行不得不对总计5953万元的汇票自行垫款。以上案件的频发使得外界对城商行的风控治理也产生了诸多质疑。因此，在城商行发展的新历史
时期，风险管控仍是重中之重，风险管控也应是其转型的重要内容。
信息科技，再上新高
在2012年8月5日，银监会设立了信息科技监管部，该部负责制定银行信息科技监管政策，指导银行业信息发展规划，开展信息科技非现场监管和现场
排查，处置信息科技突发事件，开展银行标准化相关工作以及银监会信息科技
风险防范工作归口管理。信息科技安全与风险管理成为银行业高度重视的工作。在过去的2012年，城商行的信息科技建设也在快速推进。例如在2012年11月，吉林银行新一代核心系统成功上线，标志该行的信息科技建设取得了新突破，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处于国内商业银行的前列，该系统的成功上线为吉林银
行的经营转型、服务水平的提升、运营模式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该
系统由国际知名软件公司甲骨文公司研制，技术领先且成熟稳定，其广泛应用
于全球400家银行。同时，大连银行信息科技“两地三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2012年初步完成，先后扩建了数据中心、同城灾备中心、异地灾备中心，同时更高地符合Tier IV标准的两万平方米的数据中心开始建设，为大连银行未
来10～15年发展奠定了基础。
城商行信息科技水平的提高对其经营转型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信息科技
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城商行的产品创新、业务创新、风险治理等方面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此外，城商行在客户关系管理、市场数据挖掘等方面借助信息科技的提升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未来随着城商行信息科技投入的增加，其技术水平与股份制银行的差距将会逐年缩短，核心竞争优势必将显著增强。
综上所述，2012年是中国城商行的转型年。作为我国金融版图中最为活跃的个体，城商行在市场开拓、业务创新、机构建设、风险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虽“如履薄冰”，但“精彩纷呈”。城商行群体在经济增速趋缓、利率市场化推进的大环境中励精图治，在服务中小、服务“三农”、改善民生的过程中践行自身的社会责任。
（课题组组长：王劲平；课题组成员：王贺峰执笔徐明圣马慧马颖吴钟海吕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