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_看_被看_二元对立的情节_结构模式_汪军秀

第5期(总第76期)

2009年10月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nan Vocational College Oct .2009

No .5(Serial No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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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论鲁迅小说“看/被看”二元对立

的情节、结构模式

汪军秀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鹤壁 458030）

摘 要：“看/被看”是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情节、结构模式，从而构成了“看/被看”的二元对立。鲁迅通过

“看/被看”的二元对立，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白描、勾勒“看客”形象，从中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和悲剧意蕴。

关键词：鲁迅；看客；民族；劣根性；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I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270（2009）05-0115-04

收稿日期：2009-08-27

作者简介：汪军秀（1968—），女，河南安阳人，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看/被看”是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情节、结构模式，不管是看还是被看，都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中有一种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了“看/被看”的二元对

立。[1]

在作品中，鲁迅不着意刻画人物或描写，而主

要写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的氛围、情节，这反而使它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内含着多方面的生长点，我们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里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看/被看”的生发与展开，从而构成一个系列。如《狂人日记》、《孔乙已》、《明天》、《头发的故事》、《药》、《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等。在这一系列的作品中，其最重要的主题是国民性批判。鲁迅先生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他的小说都由之引发，直斥当时社会上看客的麻木，被看者的的不幸，在“看/被看”的二元对立中，白描看客形象，勾勒看客灵魂，从而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和悲剧意蕴。

第一，群众与群众间的看/被看

《彷徨》里有一篇颇为独特的小说：《示众》。小说没有一般小说都会有的情节（故事）、人物刻

画和景物描写，也没有主观抒情与议论，只有一个场面：看犯人。小说中所有的人物—无论是叫卖馒头的“十一、二岁的胖孩子”，“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挟洋伞的长子”，还是有着发亮的秃头的“老头子”，梳着喜鹊尾巴似的“苏州俏”的“老妈子”，“一个猫脸的人”，“这一伙围观的‘示众’的看客，就是这样你‘推’我‘挤’，你‘占’我‘钻’地争斗着”：这也算是“一次集体的示众”。看客看“犯人”“犯人”看看客，但读者却看到了“强壮的体格”和“麻木的神情”。而且还看到 了“无聊 的生活”和“自私的心灵”，他们在看“示众”时，自己也被“示众”。“民众观”，即国民的麻木和麻木的国民。钱理群在一次演讲中说：鲁迅有一篇小说《示众》就是专门写“看客”的：小说开头写北京的夏天。天气极热，大家都觉得无聊，没什么可干。这时在马路对面，突然有一个巡警牵着一个犯人出现 了，这可是一件有刺激性的事，于是。大家就从四面八方拥过来看犯人。开始是大家看犯人，后来是犯人看大家，再后来是大家互相看每个人既看别人又被别人看，就形成了“看”与“被看”的模式。这是鲁迅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人与人间关

系的一个高度概括。[2]

即：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不

分是非，不计好恶，纯粹为了看热闹，正是民俗中的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看客”把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当戏来看待，以致于思维方式都是戏剧化的，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它归根于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阶层之间隔着一堵高墙，就是同等级的阶层也是“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隔膜，可以说它是一种民族的病灶。因此，鲁迅描写看客群落的悲剧并非仅停留于人性毁灭的悲哀的揭示上，而是从更深更广的历史的角度，表现了一个民族历史的悲哀。

民族的从众心里以及精神上的空虚、信仰的缺失也导致了一些人精神上的无意识、麻木，行为上的扭曲。《孔乙己》在咸亨酒店里里外外、形形色色的看客中，有一个16岁的小伙计。小伙计对孔乙己态度极其冷漠，就因为孔乙己是“讨饭一样的人”[3]，当孔乙己试图教小伙计认字时，小伙计开始心里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接着的态度是“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后来就是“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连咸亨酒店柜台里的小伙计，都如此不屑于和孔乙己打交道，可见即使在儿童世界里，孔乙己的生存空间也是何等狭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看客，更能表现“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和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呢？孔乙己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句似乎不成逻辑的话：“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此前，关于孔乙己被举人家里打折了腿后的命运，人们的议论是：“‘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帐。”在小伙计的视角里，盘着两腿、垫着蒲包、颓唐地要酒喝的孔乙己，脸色“黑而且瘦”，满手是泥，他终于无法再穿长衫了，穿一件破夹袄，在人们的嘲弄、奚落中喝完了一碗酒，“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这就是孔乙己的最后出场，也是他悲惨人生的最终落幕。这不正是封建等级观念在他的心灵深处已经打上烙印的鲜明体现么！封建统治阶级自古以来就把封建社会的秩序宣扬成天经地义，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使民众麻木不仁，剥削阶级损人利己的本质使国民都变得自私冷漠，作者通过这些愚弱的看客形象再现了一个民族历史的悲哀。

《祝福》里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当祥林嫂直着眼睛、不厌其烦地和大家哭诉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时，“男人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走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许多人都发生了新的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男人的没趣，女人陪出的眼泪，老女人的好奇都归结到一点上：满足。然而这些赚来的眼泪只能是奴性肉体的暂时释放，满足之后又发生了新的趣味：揭别人的“伤疤”。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正是在“鉴赏”他人（祥林嫂）的痛苦的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致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以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种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里有许多不知名的短衣帮：他们“靠柜外站着”，“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他们并不阔绰，可就是这样一群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心甘情愿受着封建压迫，同时又热衷于压迫比他们还窘迫的人—孔乙己，一个善良而迂腐，有点本事却又好吃懒做的穷书生。每次孔乙己来到酒店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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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受尽短衣帮的挖苦。“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孔乙己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可谓井水不犯河水，不过是来买碗酒喝而已，却也招惹了短衣帮。“你的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这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吗？同样是平民百姓，为何这群短衣帮要咄咄逼人，把别人当笑柄呢？“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短衣帮经常以认不认识字这样的问题嘲讽他没考上秀才。孔乙己没考上秀才已是不幸，他们本应该同情他，并给他鼓励和支持，却反而做出揭别人伤疤此等没道德的事情，不禁让人发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慨。短衣帮在每次侮辱完孔乙己之后便“由衷”地发出阵阵轰笑。这阵阵轰笑把他们的无知、冷漠、欺软怕硬充分地暴露了出来，而这笑又反衬出酒客（看客）的可怜与可悲，使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小说《阿Q正传》中更不乏令鲁迅先生无不哀怜又无不痛怒的看客。作者写阿Q临刑前游众，周围是“张着嘴的看客车”、“蚂蚁似的人”，而那些喝彩的人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被看’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死本来是一出悲剧，而人们却要喝彩，在别人走向坟墓时寻乐无望并加以埋怨，这真是有悖于伦理、良知。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4]可见，鲁迅小说中的看客不过是一群任人驱使，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奴隶，甚至是连奴隶也不如的牲口，他们的命运是极其可悲的。然而他们对生活却是非常麻木、愚昧和无知的。

第二，先驱者与群众的被看/看

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还发生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也就是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在中国的现实中，变成了“被看”与“看”的对象。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就会像《药》里描写的那样，成为茶客们闲聊的谈资，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如夏瑜怀着“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的信念所做的牺牲）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在《药》里，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人们争先恐后的赶去“看”杀夏瑜。小说《药》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人们争先恐后赶去“看”杀夏瑜，“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了种攫取的光”。这里所出现的“吃人”的意象是惊心动魄的：“被看/看”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整篇“药”的故事—夏瑜的血浸透馒头，被华小栓“吃”进肚里，“却全忘了什么味”，也就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华家”的愚昧的民众，不但自身“被吃”，同时也在“吃人”，而“被吃者正是‘夏家’的启蒙者，也就是说，启蒙的对象活活地吃掉了”[5]。《药》里的这群看客观看了夏喻这位革命青年被砍头的全过程，并表现出了惊人的“执着”与“投入”：跑时如潮，看时如鸭，而且声行并茂。夏喻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人们并没有感激他，反而站在反动政府的立场上认为他有罪当诛，脸上还充满了观看罪犯伏法的荣耀。此时的看客是愚昧的，他们辨不清正邪善恶；又是不负责的，他们在分不清善恶的情况下，在势力交锋中见风使舵，选择强者，明哲保身。看客们的一种麻木，一种漠视，一种残忍，示众者的几许悲伤，几许无奈，几许绝望，就在这看与被看的游戏中，中国人的一大劣根性被展示着。看客是善于赏鉴他人的痛苦，而不知道自己同样也是也是被统治、被看、被侮辱、被剥削和被鉴赏的可怜处境。现实生活中的看客就是这等模样。《(呐喊)自序》云：“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正因为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势力，没能看出革命的真正力量，革命只能是一个“无根的花环”[6]，革命以后“招牌虽换，货色依旧”[7]，因而悲剧也就势所必然，看客的麻木、无知正是这一时代悲剧内容的鲜明表现。

《药》里许多茶客，诸如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爷、二十多岁的人，围观革命者夏瑜被杀头的人群等等，他们是那么得愚昧 、麻木 、无知，对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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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又是那么得冷漠。他们之中有的麻木得近于残忍，甚至以别人心灵深处的痛苦为笑料，有的愚昧得把革命者的鲜血当成治病的良药，还有那么多“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8]视杀人为看戏，进行围观，“酒醉似的喝采”[9]。他们“只愿暴政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10]。虽然这些人苟活于尘世，但不过是一群没有灵魂的躯壳，是一群行尸走肉而已。作者从心灵的角度切入看客的内心世界和灵魂深处，鲜明地表现了灵魂之死、人性已经毁灭的悲哀。

在鲁迅众多的看客群中《狂人日记》里也有着一群会吃人的看客。看客（路人）“向‘狂人’射出吃人的目光”，“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这是《狂人日记》里的看客，其实不会吃人，只是狂人自己得了“迫害狂”，以为周围的人都要吃他。但这样以为没有理由吗？那自然是有的。这些看客饱受屈辱，又做稳了奴隶，习惯了封建的专制和礼教。他们在自觉接受这种反人类制度的同时，又竭力地维护，使后来许多不愿臣服的人臣服或者死去，使这种恶性循环不断地进行着。他们仇视新的思想和制度，并且给他们的孩子也这样教授。他们的“看”是超出一般的，他们有“维持这种看”的野心，使“看”亘古不变。他们如此这般的“看”，几乎失去了人性。正如《灯下漫笔》中说的“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样的看客怎么不令人害怕呢？“救救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狂人这样大声疾呼。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砍头本是一件忌讳的事，因为它粘满血腥，会冲了喜气，带来霉运。在鲁迅小说中看到的却是一大群人的趋之若鹜。鲁迅先生在求医时看过一部电影：日俄战争时期，俄军将一个充当日本特务的中国人斩首，围观的中国人牛高马大，却麻木呆滞地看着自己的同胞死去。这深深地刺激了鲁迅敏感而不屈的灵魂。鲁迅化伤害为力量，他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的看客。他的小说《祝福》、《示众》、《药》，《野草》中的《复仇》等文章都是由之引发的。

看/被看的关系，作为小说叙事的一种模式，被提出来之后，学界对鲁迅小说在启蒙主义思想的揭示上拓展了新的空间。因为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浸润的鲁迅，确实是在启蒙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写作《示众》以及其他篇目的小说或杂文的。鲁迅对中国民众的麻木与冷漠，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也说过，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这种揭示有刮骨的痛苦，却又极为坦率真实。你若在大街上吐一口痰，蹲作观察状，马上就会围上一圈又一圈的人，都在“看”，又在“被看”。看/被看，就是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的情节、结构模式，在看与被看中国民呈现出种种的劣根性，对于国民中这种缺少生命的尊重、少同情、多隔膜，鲁迅是何等深恶痛绝！在他看来，麻木的人们隔岸观火，玩味、欣赏别人的苦难，是如同看戏。而只会看戏、做戏的民族是可悲的。这也是鲁迅批判国民性反复关注的问题。鲁迅在揭示落后的国民性的同时，总是那样深沉地思考我们民族的处境和命运。鲁迅认为我们民族的衰败首先是精神上的衰败，是因为早在几百代祖先那里种下了昏乱的劣根，因此挖劣根，促成人的精神解放，是民族解放复兴的要义。正如鲁迅自己曾说的自己即是启蒙者中的一员，因此，在鲁迅的作品中，人物（描写对象）与作者的距离大大缩小，作品中渗透着较多的鲁迅的生命体验。我们在这些作品里所感到（读出）的悲哀、悲悯（《药》）、孤寂（《孤独者》），以致恐怖（《狂人日记》）、愤激（《头发的故事》）与复仇（《孤独者》），也在一程度上属于鲁迅自身的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11]

总而言之，鲁迅先生在众多的小说中，通过看/被看二元对立的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在刻画主人公同时兼绘众多的“看客”形象，其意图是为“写出现代的我们的国人的灵魂来”。他要通过“看客”这一载体，来展现国民的劣根性和病态社会，暴露我们民族肌体的严重的蛆痈，用他那锋利的笔刺破中国特定社会与独特人生的动脉，使之喷出腥臭之血，以唤起民从毁坏“铁屋子”，（下转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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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隅拾零以记之。

早在唐代初期，作曲家吕才就闻名于世，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受唐太宗李世民之命，创作了著名的歌舞大曲《秦王破阵图》，后又经文臣学士魏征、诸亮、虞世南、李百药填写歌词、绘制舞图，使之成为一部有三变（即三大段），五十二曲，需120名乐手编配演出的大型歌舞。

在明万历年间，金郝庄一带的古筝就颇为盛行，以刚柔相济、清浊协调、声纯韵正、古朴典雅风格闻名于世，称之为“金派”。另外，临清羯鼓班社很多，演奏中鼓点变化丰富、音响浑然和谐、气势雄伟磅礴，因而羯鼓会又有“威武会”之称。逢年过节，庙会、香会时各羯鼓群起而出，游街串巷，声震南北。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曾在《鳌头矶》一诗中写道：“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同器乐一样，临清民歌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劳动人民在劳动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音乐旋律。如：卫、运河上船工们唱的《拉帆号》、《摇橹号》；纤夫唱的《上水号》、《行号》、《下航号》；修浚运河唱的《打冲号》；装卸船时唱的《爬跷板号》等劳动号子，节奏铿锵有力，气势粗犷豪放，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临清民歌数量多、题材广，以表现劳动、爱情、民间习俗为主要内容，曲调清新活泼，色彩鲜明，表现手法细腻，

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许。如：根据农村妇女在谷场拉滚子压蒲草唱的《轧蒲诌》改编的《大实话》至今广为流传。

临清曲艺渊源久远，流传广、影响大，群众基础深厚，尤其农闲季节，几乎村村鼓板声声、弦歌阵阵，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临清不仅是山东快书的诞生地，而且曲艺繁盛，有：山东琴书、犁铧大鼓、快板书相声等；本土的音乐曲种：临清琴曲、临清时调等，还包括一些外来曲种如：西河大鼓、河南坠子等等。同时临清还是全国著名的京剧之乡。

临清时调作为临清极具地方特色的音乐曲种，据记载就是由小曲、小调、民间歌谣，并吸收、融汇河南坠子、山东琴书、天津时调、八角鼓音调等音乐曲种发展起来的。

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浓郁芬芳的音乐氛围，给予了临清时调以丰厚而珍贵的音乐资源。临清时调作为鲁西北音乐的一枝奇葩正是在这种浓厚的音乐土壤中萌芽并茁壮成长着，成为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为人民群众所钟爱。

注释

[1] 据《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8，卷二十五：647页.[2] 见《陶庵梦忆》卷4“泰安州客店”，上海书店，1982；36页.[3] 见《齐音?金线泉》，济南出版社，1993年；108页.[4] 见刘晓静：《三百年遗响》，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23页.

（上接第118页）从浑浑噩噩、愚昧麻木中彻底走出。关于这一些，鲁迅在他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作了归结，他说，要“利用他（文学）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为人生而且改良人生……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些都鲜明地表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改造民族灵魂，促使祖国新生的伟大抱负。鲁迅先生相信“在将来，围在高墙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开口罢（《俄文译本“阿Q正传”

序》）”，这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观。

注释

[1][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柳传堆.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新解[J].三明学院学报， 2008，（９）．

[3][5][6][7][8][9][10] 鲁迅.鲁迅全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 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汝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