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的书院教育思想及其传承_从城南书院到湖南一师_刘哲明
前言：张与城南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前身城南书院，为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浚、张父子所建。张主持城南书院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或议论时政，对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乾道三年（1167）秋八月，朱熹和张城南和岳麓两书院会讲开创了中国学术交流的崭新形式。城南书院因张栻而盛极一时，学子多时达三千人。劳崇光在《城南书院赋》中有这样的描绘：“物态凝眸而盎盎，千古灵区；弦歌入听仅雍雍，一方雅化。”盛赞城南书院为求学藏修胜地。城南书院成了湖湘文脉渊源、文化之渊薮,湖南昔贤过化之地。张在城南书院的八年教育实践，积淀了城南书院的教育圭臬，被湖南一师早期师范教育（1903-1927年）继承和发扬，为早期师范教育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城南书院人才积散的场聚效应，为后来湖南第一师范的师范教育人才辈出做好铺垫。
一、张性善论的教育思想及其传承
性善论是张教育思想的哲学依据。张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善的，由于后天环境不同,由于禀气偏正、清浊的气化过程不同,故人之性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善恶之别。气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后天人为的过程,善与恶关键就在于人如何为,人为可使之为善,亦可使之为恶。由此可见,或善或恶不是先天的,不是性之本然,是后天人为形成的,这就为教育倡行提供了可能和前提[1]。据《孟子说》、《郴州迁建学记》等文阐述，他从其性即太极的本体论和性善、情恶的人性论出发，提出“循性本然”、“化欲反初”的教育作用观，教育的意义是使每一个人能够完全恢复人的“纯粹至善”之本性。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气质之性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善，教育就应当变化气质情欲，排除蔽善为恶的各种影响，使其复归本初的善性。他从外在的客观原因和内在的主观原因解释了人为什么要受教育和育人德为先的理念。
湖南一师坚持“三育并重，心身并完”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学校重视德育操行的日常考评，把德育放在了突出位子。学校对操行考查规程特别详细，颇具特点。操行考查注重学生日常表现和平时言行，考查分甲、乙、
张的书院教育思想及其传承
收稿日期：2008-09-08
作者简介：刘哲明（1968-），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矫正教育系讲师，教育学学士。
朱与墨（1972-），男，湖南永兴人，湖南第一师范讲师，法学硕士，研究知识产权法、媒介法、法社会学和
青年毛泽东。
（1.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矫正教育系，湖南长沙410131；2.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青年毛泽东纪念馆，湖南长沙410002）
摘要：张在城南书院的八年教育实践，积淀了城南书院教育圭臬，历经千年，被湖南一师早期师范教育传承发扬。其成果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别历史时期以井喷式出现，成为中国师范教育史上的奇观。
关键词：张
；教育思想；城南书院；湖南一师；传承发扬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3-0056-04
刘哲明1，朱与墨2
———从城南书院到湖南一师
2009年第3期（复总第73期）船山学刊Chuanshan Journal No．3，2009（rest．tot No．73）
丙、丁四等，丙等为及格，获甲等由校长亲自给予奖励。而且操行的考核结果与学业成绩结合，决定学生的升、留级和是否准予毕业。值得一提的是对智力的考核学校细分了10项，而没有只看学业考试成绩来评定学生的智力优劣。
二、张传道济民的人才培养目标及其传承
张继承儒家的传统观念，认为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对前来就学的弟子们说：“侯（指刘珙）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2]可见，张认为书院所要培养的学生，决不是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禄蠹，也不是沉溺于言词之工的书呆子，而是能够担负起“传道而济斯民”使命的经世人才。张的人才标准一是“传道”,一是“济民”。南宋偏安于江南，社稷将倾。张重视传道、强调济民的人才目标是重在培养治国安邦、济世用民的“实用”人才。
湖南一师知名的校长谭延闿、孔昭绶等和杨昌济、徐特立等知名湖湘教育家很好地继承了张栻人才的培养目标的思想。孔昭绶在湖南一师推行军国民教育就是很好地体现。还如杨昌济任湖南第一师范修身与教育学教员时，立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欲苦觅人才，得而教之。他发现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一批有志人才，他辅导他们成了读书会、哲学兴趣小组，指导他们成立“新民学会”，杨昌济传授为人之学、为国之学，为世界之学：“一人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最终培养了治国安邦、传道济民的毛泽东等一批英才。
三、张丰富的教学和治学方法及其传承
尚志贵恒张在书院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志向的培养。他继承我国古代学者对这一思想的论述，对其进行发挥与提高，形成了他独特的学习志向层级观，“若志不先立，即为自弃，尚何所进哉？”[4]“故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訹，不为文采眩，不为利禄汩，而后庶几可以言读书。圣贤之书，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5]“九思思之，谓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使常自觉，其所在往往遇事则为气所使，颠倒失次，而不能制，与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于内，昭然不乱，必不至遇事而失措矣。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则必须自知，以心验之，未见其为私。”[6]并通过“掘井九轫”的故事说明立志和恒心的重要。
湖南一师教师杨昌济在立志抱负、为崇高理想奋斗、读书治学方法、身体锻炼和经世实践方面对学生言传身教。教学生行事要有坚忍精神，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以久制胜。毛泽东求学湖南一师时深受影响，决心“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一日未得真理即一日无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7]这些精神后来影响着毛泽东和中国的革命，如毛泽东后来的《论持久战》的思想。
致知力行张认为知行双方是互相联结、互相促进的。他指出：“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盖致知以达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功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气质可得而化也。”[8]致知是为了付诸实行，力行是为了深化认识，在二者的不断循环往复中使认识不断得以深化。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粗到精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张正是从这个人类认识的过程规律来论证知行互发的。张强调知行双方在认识的过程中互相依赖，缺一不可。不能偏重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颇。张继承《中庸》传统的学习五阶段论思想，即把学习分为学、问、思、辨、行五个阶段，五个方面是一脉相承、相互启发、相互支持的，日积月累，所见越发精深、践履越发牢固。一方面重视践履，提出“学贵力行”；另一方面也重视致知，否定“只务践履”的做法。要想获得对事物一个完整的认识，就必须知行并重，既要重视知又要躬行实践。黄宗羲称其“见处高、践履实”[9]。
湖南一师早期推行巡回讲演制度，注重社会调查，即学校派专人（教师和学生）到招生辖区范围的小学进行教育调研、社会调查，把社会调查结果作为完善、改良学校教育教学的依据。学校的修学旅行、假期修学、巡回讲演等重视社会调查能力培养的制度，引导和培养了毛泽东等学生向社会实践学习的良好习惯。他注重除了会读“有字之书”外还要会读“无字之书”。1917年暑假,他邀萧子升进行修学旅行；1917年寒假，又与陈绍休走访了浏阳市铁炉冲一带；1918年夏初，还同蔡和森游历了洞庭湖滨的岳阳、湘阴、沅江等地。这些都是毛泽东致知力行、主张读无字之书的具体实践。游学、社会调查既锻炼了毛泽东的
社会调查能力，更增加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后来对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的准确定位都离不开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锻炼和养成的社会调查能力和习惯。
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张还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及接受能力，把教育内容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层次，并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地安排教育内容。他在《邵州复旧学记》中指出，“小学”主要学具体直观的“事”，即“形而下者”，“大学”主要穷究事物抽象的“理”，即“形而上者”。“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以具体的生活技能和行为规范训练为主；“大学”阶段的教育内容主要是“知”，即小学所学的事之“理”。张栻认为学习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认识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学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循序渐进就必须反对好高骛远、贪多求全。
张还继承和发挥了孔子学思相结合的思想，从而提出学思并进的观点，又进一步提出“学源于思”的观点，对于学与思的关系（下文中“下学”就是学，“上达”就是思），“舍实理而驾虚说，忽下学骤言上达。扫去形而下者而自以为在形气之表，此病恐不细。正所谓欲辟释氏，而不知正堕其中者也。”“圣人教人以下学之事，下学工夫浸密，则所为上达者愈深，非下学之处又别为上达之功也。”[10]早期湖南一师知名教师徐特立向来主张读书要彻底消化注重效果。当时一师学生有课外自习的风气，但在自由阅读上存在一种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毛病，因而读得多，忘得快，效果不好，为保证效果而贵少贵精，提出“读书首贵择要”；为此他倡导“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知名国文教师袁吉六教诲学生“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的“四多”读书法。毛泽东很好地领会和实践，并领悟到“学问”二字，秘诀在于“勤学”“好问”。
知名教师杨树达在教学上的最大特点是循循善诱和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性的思考和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反对墨守前人的陈说,极力主张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新的见解和理论。他经常告诫学生:读书治学,不要有门户之见,不要党同伐异,凡是人家说得对的,都应当兼收并蓄,广泛吸取其中的营养，不要死记硬背,因循守旧,而要归纳分析,找出规律；不要躺在已有的陈说上,而要推陈出新,有所前进。对于学生取得的创见性成绩,或者印成讲义,或者给写序文,加以推广,以至对学生的一字之识、一得之见,都十分珍视,予以赞赏。他反复向学生强调: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11]。
博约相须对于治学范畴，张提出了博约相须，先博而后约的观点。他指出：“博与约实相须，非博无以致其约，而非约无以居其博。”[12]张栻认为博约双方缺一不可，但博是手段，约是目的，没有博便不能达到约，没有约则博而无归，张栻在以求约为目的的前提下，主张广泛学习，“稽之前古，考之当今”，“朝夕从事而学焉”，掌握广博的知识，从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然后由博返约，在积累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使所学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从中得到精深的学问，并掌握道与理。
早期湖南一师知名教师黎锦熙任湖南一师历史教员，他指导学生读《群学肄言》讲授西方的学科分类，指导学生读书要有计划、有秩序进，如先近后远，克服偏科，先博后约。认为“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要注重各门科学与社会实际的联系。知名教师周谷城给学生记忆最深的,还有关于读书方法的教诲。他说,读书讲究博大精深。博大指阅读范围宽,古今中外,要无所不读。读得越宽,理解就越深。博大看起来会分散精力,影响精深,其实恰恰相反,只有博大了,眼界宽了,才能真正深入书的精髓。反过来,精深也有利于博大。在一个领域精深了,再涉猎别的领域,很快便能入港。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地拓宽,知识便博大了。这段教诲,随着岁月的增长,学生们越来越体会到它的精辟[13]。
教学相长张栻继承并发展了《礼记·学记》中“教学相长”的思想，提倡师生之间应该互相讨论、共同切磋、相互启发。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树立了自由讨论、互相辩难的学风。张栻在书院的教学过程中，和学生一起讨论一些学术上重要的、有疑难的问题，从而活跃了课堂的教学气氛，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在《南轩集》中就有很多答复学生、相互切磋的记载，如与高足彭龟年、游九言的讨论等。教师不能以一种“欲人师己”的好为人师态度进行教学，若此就会形成骄傲自满的不良习气。要以自己修明的学问来诱导学生，并向学生学习。在教与学的答问、论辩中，可以使师生双方互相启发，从中受益。
湖南一师继承着教学相长的优良传统，学校推行优秀成绩展览制度，设有成绩展览室，既展出学生的优秀学业成果又展出教师授业成果，以期教学相长。学校还形成了讲演制度，邀请校内外学术名流来讲演，并接受学生的
问难答辩，杨昌济和黎锦熙很受学生欢迎，还吸引了一大批入室弟子到来家里请教辩论。学校成立的学友会就是师生教学相长的共同组织。知名教师舒新城在1921年在教学实践中，他反对学年制并极力倡行选科制和学科制,他还主张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和师生关系，舒新城认为：在教学过程中要做到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的分野必得打破,教与学的界限也必得消灭。这就是说,教师同时是学生,学生同时也可以是教师。教和学是有着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辩证关系的。教与学是同时进行的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活动的过程。在这个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师生要互相切磋,互相讨论。学生固然可以从老师那里获取知识,教师也可以从学生的质疑中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教学技能。1950年，毛泽东为湖南一师题写了“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校训。
教研结合张和朱熹在相互的学术交往中，开创了自由讲学和互相辩难的新学风，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刺激、互相启发，两人在扬弃、批评和吸取对方观点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学术思想。张栻在书院的教学过程中，首开书院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他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编写的讲义与授课记录已成为其学术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学术思想通过讲课的形式传授，以发扬光大。他的代表著作《孟子说》和《论语解》都是作为书院教学的讲义而撰写的，他在《孟子说序》中说：“岁在戌子（乾道四年），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私塾（城南书院），窃不自揆，缀所见为《孟子说》。”据胡宗懋《张宣公年谱》记载，张栻的学术著作多是在乾淳年间主教城南和岳麓时完成的。其中《孟子说》、《论语解》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其宇宙本体论、知行观、义利观以及教育思想等内容。[14]
湖南一师推行优秀成绩展览制度，展出学生和教师的优秀学业成果和授业成果，学生成绩的展出包括八个方面，除考试卷面成绩优良外，还包括作文、绘图手工、平时各科课堂笔记、教育研究、心得撰写、实习农场作业、调查报告、各种奖励。成绩展览，鼓励学生看书养成课堂笔记的习惯，激励学生撰写研究文章。校长孔昭绶还不断积极进行师范教育的探索与研究，他在杭州参加会议给教育部写的《意见书》就是一篇极有见地的师范教育发展的论文，《意见书》共分学制、教授、校址、班次、实习、计分六部分。他在当时师范推行全科型的背景下，提倡因材施教和分科，尊敬学生个人兴趣、志愿与特长。关于专任教师，他主张以主任科任制代替级任制，他认为级任制教员因更换频繁教育者无责任，被教育者亦遂无信仰心，不利于教师的言传身教。教研能手还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一大批老师。教师科研为学生树立了良好榜样，如毛泽东生平第一篇论文《体育之研究》就是在求学时撰写发表的。学生黄受松在校时进行学术研究，撰写了著作《几何学题解》受到了学校的奖励。
结语：湖南一师早期师范教育的丰收
张的书院教育思想经过近千年的传承发扬，其成果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别历史时期以井喷式出现。湖南一师创办初期（1903-1912年），即辛亥革命前共培养毕业生440人，其中输送40余人留学日本，93人升于全省优级师范学堂继续深造。其中杰出人物有陈天华、方维夏、周鲠生、陶峙岳等30余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一师共培养学生14个班，583人，里面人才辈出，里面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革命家，也有陈奎生、肖三、张国基等教育家、诗人。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9年间，湖南一师共培养出学生16个班，计764人，涌现了郭亮、夏曦、段德昌、肖述凡等革命志士和刘子载、吕骥等教育界、文艺界知名人士。湖南一师早期师范教育（1903-1927年）共培养1787学生，其中知名杰出人物近150人，还有一大批默默工作在教育一线的特级、高级基础教育教师。
参考文献：
[1]王丽梅：《论张的教育思想》，《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4][6][8][10][12]张：《南轩集》，第693、818、685、993～994、772、909、729页。
[3]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1页。
[7]孙海林：《毛泽东早年治学之路及其启示》，《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7年第2期。
[9]《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1635。
[11]孙海林,孙琦：杨树达生平及著作述略》，《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年第4期。
[13]朱江：《历史学家周谷城》,《贵阳文史》,2008年第1期。
[14]吕红安：《张书院教育思想研究》,河南大学2005级
硕士毕业论文，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