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新中国外交风云录

新中国外交风云录

1、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世界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严峻对峙，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美国继续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妄图以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等手段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边倒”的战略、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把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放在首位。1949年12月和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此同时，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获得全面发展，从而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我国在实行一边倒战略的同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国内，不盲目照搬苏联的经验，努力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上，强调平等原则，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批评和抵制。

我国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同时，积极谋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我国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并派兵进人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威胁我国安全。应朝方要求，我国派志愿军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上同美进行面对面的较量，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台湾问题就成为中美焦点，我国严厉谴责美国侵占台湾的罪行，强烈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坚决反击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对大陆和沿海进行军事骚扰，并一举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在国际上已经站稳了脚跟，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各种国际力量分化、改组，苏联逐步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苏美力图保持两极格局，竭力加强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从而加剧了两个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苏关系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西欧国家独立倾向有所发展，帝国主义阵营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不结盟运动兴起，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根据上述战略，我国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积极发展同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

20世纪50年代末期，苏联领导人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企图将我国纳人其全球战略，苏提出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并要我在台湾等问题上放弃原则，遭到我国拒绝后，苏联进而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撤走专家，撕毁协议，制造摩擦，挑起边界冲突，甚至扬言耍摧毁中国的核基地，把中苏关系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我国不畏强暴，奋勇击退苏联的多次武装人侵。

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中美举行了大使级会谈，但美方毫无诚意，会谈几度陷入僵局和中断，与此同时，美国恣意策动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并派军舰为其护航，甚至威胁“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登陆”。为粉碎美蒋的战争叫嚣，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马祖，中国的坚决态度动摇了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心。毛主席还亲自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挫败了美国的阴谋。

这一时期，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

苏联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到处伸手，甚至抛出“有限主权论”，对盟国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而美国由于侵越战争拖累，力量相对削弱，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西欧、日本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日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亚非拉国家维护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成为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

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毛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4年，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主席还提出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的‘一条线’的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我国抓住美国不断发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调整了对美政策，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开展“乒乓外交”，接待基辛格秘密访问，直到实现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中美双方先后发表《联合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但美国并未始终如一地恪守承诺，我国不得不在台湾问题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同美国进行严肃的斗争。

中日关系也取得了突破，1972年7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从同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后经谈判，又于1978年8月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同一时期，中国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关系也得到全面发展。

这一时期，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我国力求通过谈判消除苏联的威胁，双方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进展。考虑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名存实亡，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不再延长该条约，中苏同盟关系正式结束。

1971年10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产。此后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很大发展。

4、八十年代

苏联由于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下降。美国从越南脱身后，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人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进一步崛起。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对国内、国际战略作出新的调整，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改变原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二）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改变“一条线”

战略。这是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工作重心转移而采取的重大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步调整对美、对苏关系，在继续谋求改善和发展同美、日、欧关系的同时，逐步改善了对苏关系。1989年5月。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5、九十年代

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以及世界各国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两大课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所抬头，这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面对新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新的局面。

（一）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尊严。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顶住外来压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所谓制裁。维护我国对台湾的主权是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

据此，我们同台湾当局推行的“务实外交”和分裂祖国的行径，特别是李登辉访美、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以及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的图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93年以来，我国连续7年挫败了有关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提案。

（二〕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我国一如既往地把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在维护各自国家的独立主权方面相互支持，在经济、文化方面加强交流。

（三）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我国强调这种国际新秩序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

（四）构筑大国关系框架，中国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我国积极致力于与俄、法、美、英等大国构筑新型的国家关系框架。

（五）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主持正义，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和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裁军领域的活动，为达成《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并为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进程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