裆裤与掩裙(BY：孟晖)
裆裤与掩裙（BY：孟晖）
选自《中原女子服饰史稿》一书。
大城市与大量中小城镇的出现，城市文化的产生与繁荣，市民阶级的形成，中小地主阶级在数量上的扩大和经济实力上的增强，是宋代一个重要经济文化现象，这一点已成史学界的公论。发生在女子服饰中的相应反映，是一种“中产阶级”女服的出现。
如前已述及，白沙宋墓墓主乃一户无功名官职的庶民地主，墓室壁画中表现的女服明显地呈现出这一阶级背景所产生的影响。壁画上，仅主妇一人身着较长背子，下着细褶裙，值得注意之处，是主妇所着背子也没有广袖。其余女子的服饰则表现为在宽缓、闲适与紧窄、便捷之间的折衷。白沙宋墓中表现的背子实在很有特色，均不甚长，然而膨大宽松，其袖式尤有风致，用汉唐人的词汇可称其为“大掖衣”，用今人的语言便是“蝙蝠袖”。其袖腋部分颇为肥阔，然而愈近腕部便愈收缩，至腕部以一道紧裹手腕的袖圈结束，宛如今日西式男衬衫衫袖袖口的形式。这样处理袖口，显然是为了防止袖管滑落有碍劳作，大约是比较富裕、不怕耗费一些衣料，但又尚未脱离家务劳动甚至职业劳动的女性们的创造。这种采用“大腋袖”的宽松背子显得形式简洁而富有韵味，它短而松阔，不加系束的两襟下摆飘飘荡荡，若合若离，从开合的两襟内显露女性颈胸与抹胸衣，具有一种奇异的“现代感”，仿佛应该出现在北京的现代艺术画廊中逛荡的艺术青年们身上。
白沙宋墓中，唯“开芳宴”一景中的主妇下着细褶裙，乐伎、侍婢们则着宋代特有的裆裤、掩裙衣式。西汉文物中，即已出现穿短袍、裤装的劳动女子形象。实际上，大概自中原住民的羞耻观念强烈到一定要以裆裤围裹下体的时代起，劳动阶层的男女便开始采用短衣、裤装的衣式了，这是因为裤装更便于劳动，也是由于经济上承受不起裤、裙“套装”所耗费的衣料。不过，出于习俗和羞耻观念的影响，劳动女子只要有经济能力，便会做一条短裙围在裤装外，把裤装遮掩起来，至少要遮掩起裤裆部分。在宋代以前，作为贫民服饰，短衣裤装的衣式仅是对于时世女服形式的简化，自身受到社会的轻视。至宋代，市民与中小地主阶级的壮大，这一阶级社会地位的上升，为以裤装为下体外衣的这一平民衣式的“时装化”提供了条件。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述宋时名妓乘马游街的装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背子者，三等冠子衫子裆袴者。”可见衫子裆裤作为女服中的较次等者，构成了流行衣式的一种。宋代艺术中多有表现着裤装衣式的妇子形象，与前代不同之处，这些女子服饰
样式雅洁，搭配精心，非复一贯荆钗布裙的朴素面貌。
宋代着裤装衣式的女子，上衣亦为抹胸、背子，下着裆裤，另外，一般均在裆裤之外围一至二条装饰性短裙。如河南偃师酒流沟北宋画像砖上表现的一位正在束系冠子的女子形象，在背子内着有喇叭形裆裤，裆裤外，自后向前围系一条掩裙，掩裙的裙裾裁成半月形，在身前形成两片弧形裙襴彼此交掩的形式。掩裙外，在腰间复围一短腹围（即围裙）。这一切均掩映在背子长长的两襟内，颇为雅洁。山西稷山白辛庄宋墓出土的一件持镜女俑，则是在裆裤外围一条遮掩裆部的短裙，在短裙外，复自后向前围一及地长褶裥裙，裙襴的两“襟”对交于身前，人一走动，百褶裙的两襟必然开合不止，造成裙内裆裤时隐时现的效果。我们不妨把这种自后向前合围的裙式称为合欢裙。相传为宋代画家李嵩作品的《货郎图》中，两位农妇恰恰也采用这种在裆裤外围系一至二条长短围裙，围裙外再围一条合欢式褶裥裙的方式。相传为宋代画家楼（王寿）作品的《耕织图》中，一位调丝女子同样采用了裆裤、半长围裙、合欢式褶裥掩裙的方式。白沙宋墓壁画中的多位女子，也正是采用了这一裤装与掩裙结合的衣式。这一切线索说明，宋代女服中的这一裙、裤结合的独特衣式，乃是中下阶级女子的常用方式，是她们所发明的一种时世女装。显然，市民、农民女子勤于劳作，自然喜着便于行动的裆裤。但是，她们又不肯放弃在心理习惯上被认为是“女性美”象征的长裙（男性宗法社会观念大概也不鼓励女性放弃“裙”这一女性角色的象征），然而，如果有长长的裙衣挡在身前，又实在有绊脚的危险，碍人劳作，出于对于这众多因素的考虑，宋代劳动女子遂发明了这一独特的衣式。大约只有既非如贵族阶级那样“斜倚熏笼坐到明”终日无所事事，又非如劳苦阶级终日劳碌只求温饱的“中产阶级”，方能创造出这种便于劳作而又式样精雅、需要耗费一些衣料的衣式。在宋、金艺术中，表现侍女形象中，往往赋与侍女以这一衣式，犹如清代文学、戏曲中的丫鬟形象总作长背心装束一样，成为一种表现定式。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一定的现实情况，更标明了这种衣式所内含的阶级色彩。
但是，在宋代女服中，裆裤、掩裙的装束并不限于在劳动阶层的流行。它的精雅样式以及便于行动的优势也吸引了有闲阶级。湖南省博物馆藏一件宋代铜镜的背面浮雕，表现有一个正与两个男子作蹴鞠游戏的女子，旁边有小童侍立伺候，可知这位女子生活甚为优裕。女子正是在半长背子下着裆裤及短合欢掩裙。这一方式在此处充
分显示了它的优势，合欢裙两襴随着女子足部的起落动作而飞扬开来，完全无碍女子扬足蹴鞠，并且为女子增添了风致。在黄升墓出土的陪葬衣物中，有一件印圆点小团花的褶裥罗裙，长87厘米，腰宽69厘米，大约正合于女子的腰围的尺寸而无余裕，所以，一旦绕裹在人身上，它的裙腰两端不能如一般裙子那样在相交以后互相叠压一段，这样，裙襴在人的走动中必然开合不止，流露出裙下的其它衣装。显然，这只能是一条如宋代艺术中描绘的合欢掩裙。另外，黄升墓出土女裤中合裆裤与开裆裤的数量均为数不少，特别是其中尚有一批“时装化”合裆裤，可以推测，这些合裆裤并非像一般习俗仅作为贴身内裤，衬穿在开裆裤内。其中一部分合裆裤，特别是“时装化”裆裤，是作为外衣，套穿在作为内裤的合裆裤上，显露在外在的。由此可知，在像黄升这样的南宋贵妇中间也流行着穿裆裤、掩裙的衣式。
黄升墓中出土的这条印圆点的合欢式掩裙，采用极其轻柔、近乎透明的薄罗裁制而成。裙腰处满作细密的活褶，裙下摆却十分开阔，裙腰仅宽69厘米，裙裾则宽达158厘米，比黄升墓其它女裙下摆均宽出20厘米左右，散开之后成扇状。这样一条掩裙围系在女子腰身上，轻盈裙裾垂露在背子衣裾下。围笼在裤装周围，大约是颇富飘飘风致的。实际上，宋代艺术中表现的裤装、掩裙衣式虽然在基本形式上相一致，但是，在具体细节形式上往往有诸多变化，说明作为一种流行时装，它拥有各式各样的变体风格，随着各个阶级的趣味、实际需要和财力状况，各个时期的时尚变化而呈现种种不同风貌。更加引人注意之处在于，由于裤装形式在宋代各个社会阶层受到青睐，裆裤本身的形式也发生了“时装化”，出现了新颖、奇特的裤式，而不再是简单的遮蔽下体之衣。例如，在黄升墓中出土的五件分别为绢、罗、花绮质地的“两外侧开中缝合裆裤”，其形制，是用两片长方式衣料对合，形成裤管的基本形制，两条裤管各削剪去一角，将两条裤管依照剪去一角以后形成的剪裁边相对缝合，形成一条“人”字形合裆裤。由于裤管上部被削剪去一部分，便自然地成为上狭下阔的“喇叭裤”形式。不惟如此，自合裆之下直至裤脚处的裤管下半部分，还要加缝一段衣料使其更加肥阔，具体方法，是另用一块长方形布料，先作纵向折合，然后将折合成狭长形双层的这片衣料从当中反折，以之对接在裤管前后衣片在裤内侧的衣缘上，加以缝合。这样，合裆裤形成垂大的裤裆，接近于裙裤、灯笼裤，而且，合裆以下的裤管部分更其膨大，“喇叭裤”的形式更加夸张。在
两条裤管外侧，前后衣片均在边缘上向内折叠出两层窄浅的褶裥，然后，将裤管前后衣片的上半部缝合，裤管的下半部分，却任由前后衣片分离，形成开衩。这样，便形成了一条上狭下阔、有垂大合裆、裤管外侧有开衩的特殊裤式。在宋人小品画作《瑶台步月图》中，几位身处豪门庭苑、似是侍婢身份的女子，身着背子、裤装衣式，裤的形式正是有腿外侧当中开有衩缝。偃师酒流沟宋墓画像砖中表现的系冠女子，所着喇叭裤的外形上亦刻绘有几道竖纹，似乎也是“外侧开衩裤”。黄升尸殓的情况，自内向外，依次为绢合裆裤，外套四套开裆裤（包括一条丝棉裤），然后再套穿一件花绮外侧开衩裤，最外面围系两条裙，显然是将各种可能穿用的衣式集于一身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难推测出，黄升墓所出这种外侧开衩裤的用途，是作为外装套在其它相当于内裤的裤子之上，是要显露给他人看的“时装”。显然，宋代女子将这种开衩裤套在它裤之外，其意图一如使用掩裙一样，追求内外裤离合掩映的韵致，而且，如黄升墓所出开衩裤所示，在裤两侧的开衩缝内，倘有前后衣片各自折叠做出的活褶，使得裤侧衩缝的离合变化效果更其丰富，设计的匠心实在颇为巧妙。黄升墓出土的二十四条包括各种用途的裤装中，有五件均作这一外侧开衩的喇叭裤式，说明它在南宋女子中间，包括贵妇阶层在内，十分风靡。
如果将背子或衫子、掩裙、裆裤的衣式与曲裾深衣、袿衣、高髻纤裳诸服饰相对比，我们可以明确地察觉到前者与后者在精神上的不同。前者所追求的伶俐便捷、奢俭适度、含蓄精巧，都是后者所拒绝考虑的。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显然是两个阶级在服饰观念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