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局研究综述
西北局研究综述
张鑫
摘要:中共中央西北局(简称西北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建立的中央局。它是在西北地方党组织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奠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西北局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对其研究也比较深入，本文就其研究成果做以综述。
关键词：西北局；综述
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延安城北张崖村），统管西北地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1954年12月撤销,历时13年。西北局党的组织系统是其整个组织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由机构、组织和党员三个子系统构成。西北局与其他中央局之间,在组织上是相互独立的“块块”关系,各成系统；工作中是协作关系,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它在组织运作过程中创造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族自治两大民主形式，对中国革命与民主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一、西北局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西北局的研究较少，有关其研究在知网中以西北局为主题的研究文献期刊显有45篇，硕博论文有5篇，以西北局为主题的
会议有2次，以西北局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期刊有4篇，硕博论文与会议均为0，在万方数据库中，以西北局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有18篇，以其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有8篇，研究西北局的学者有贺永泰、李东朗、李荣珍、李民效、汪普龙、汪国柱等。目前,对西北局的研究较多的是对其几次较重要的会议的研究,包括漳州会议、兰州会议、西北局高干会议等。
二、西北局发展历程相关研究
1.贺永泰教授在《中共党史上的四个西北局考析》一文中指出，在中共党史上，从1935年至1966年，曾有过四个西北局，分别始于1935年、1936年、1941年和1960年。（1）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初到陕北时，对外暂用“西北中央局”名称(1935年11月至1937年5月)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在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问题时，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对外先用西北中央局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名义可在打破“围剿”(指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后再定。会议最后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此后，中共的党、政、军中央机关名称前均冠以“西北”二字，如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2）红二、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组成“中央西北局”(1936年7月至12月)这个西北局本应为“西南局”，因电文错译而称“西北局”。它是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的协调下，在中共中央与
张国焘相互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成立的。1936年6月6日，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等，并准备成立中央西北局。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红二、四方面军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该西北局下设秘书长、组织部、宣传部、白区工作部、妇女部、西北局党校、共青团(即“少共”——引者注)西北局等机构。（3）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西北局(1941年5月至1954年12月)该西北局前身是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1年5月，撤销于1954年12月，历时13年有余。通常所讲的西北局，即是指这个西北局。该西北局成立时叫“西北中央局”。后来，由于中央局的数量越来越多，称谓既不统一，也无定规，因此，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发出《关于中央局名称的统一规定》，规定各中央局一律称为中共中央某某局。此后，“西北中央局”改称“中共中央西北局”。（4）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恢复重建的西北局(1960年11月至1966年10月)为实现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区能够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为进行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195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七个经济协作区(后调整为六个)，西北协作区是其中之一。随后，各大经济协作区成立了相应的党的机构——各(大)协作区委员会，负责领导和协调大区内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组织各种经济协作，在西北区则为西北协作区委员会。贺永泰教授还指出上述四个西北局，不管是暂用名
称的，还是专门成立的，其共同点在于：均为中共的一种组织措施，其立和废皆与中共的统一领导直接相关，均视情形之需要而设立，均非长期性的制度安排。[1]
2. 李东朗在《中共领导人年谱几则史实表述之辨思》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1936年9月以后，陕北的中共中央才用“中央书记处”和下令的方式，而在此之前的7月27日，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张国焘并不认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为争取张国焘而多有迁就，在此情况下，不可能有“批准”的手续。中央西北局的具体成立是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由张国焘等在一次会议上确定的，并且在7月27日以前就成立了。因此，使用“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和1936年7月27日成立的表述，与历史实际情况颇多不合，不甚准确。[2]
3.李民效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文中指出，为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在长征后期，中共中央成立了西北局。同时指出，西北局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第一阶段，从西北局的成立到岷州会议之前，这一时期，西北局坚持执行了中央路线，率领红军北上，工作很有成效；（2）第二阶段，从岷州会议到三军会师，这一阶段因西北局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在岷州会议上错误否定北上计划，而决定西进，但总的来说，西北局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3]
三、西北局的几次重要会议研究
1.西北局漳州会议研究
汪普龙、汪国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漳州会议始末》一文中从漳州会议召开的背景、召开的过程、及会议之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指出此次会议是在,围绕红四方面军西进还是北上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否定了张国焘西进的主张而决定北上，但张国焘后来又置会议决定不顾，仍然选择西进，彰县会议上同意了张国焘制定的行动方案方针，有关部队也遵照命令西进。但很快西进受阻....该文也指出漳州会议限于当时的形势，西北局委员未能全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军路线问题。最后的红军西进青海到达甘西、新疆分裂红军的行军路线，促使三方面军会合，为到陕北奠定基础。[4]
2.西北局高干会议研究
董清颖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史上的重大转折---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一文中指出，此次会议上确立从“军事第一”到“生产第一”的转折、从重视民主形式到重视民主实质的转折、从脱离实际的文化教育到确立“大众文化”观点的转折三方面，作者在第一方面以优先发展农业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劳动合作树立劳动模范、边区生产发展军民生活提高三小点进行论述；第二方面以实行民主集中制巩固“三三制”政权、实行简政放权保障人民利益、开展双拥活动促进军民和谐三小点论述；第三方面以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扩大教育范围丰富活动形式、注重群众的文化娱乐和卫生习惯三小点进行论述，在文章结尾作者提出此次会议适时实现转折的现实启示，并为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借鉴。[5]
3.西北局兰州会议研究
李荣珍在《具有重要意义的西北局兰州会议》一文中指出，1960年12月召开的兰州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作者从西北局兰州会议召开前甘肃社会状况、西北局兰州会议情况、及兰州会精神的全面贯彻三个方面着手，强调兰州会议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是思想路线上成功纠左，第二是采取果断措施以抢救人命为目的，有效制止甘肃形势继续恶化，第三是积极想办法开展生产自救，为恢复正常生产打下基层。此次会议是扭转甘肃的关键，是甘肃整个工作的转折点，故而有不朽的功绩。[6]
四、结语
中共西北局在其存在的十几年里，培养、锻炼和造就了大批干部，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创造了不少先进经验，其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为中国革命尤其是西北部革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但目前对西北局的深入研究较为薄弱，尤其是在这方面的专著与硕博论文非常贫乏几近为零，所以给我们广大史学爱好者的重要启示也是艰巨任务---继续探究西北局，对其进行全面考究，形成专著及硕博文章，以丰富学术成果和唤起人们对西北局给我们中国革命发展带来重要意义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贺永泰；《中共党史上的四个西北局考析》，《中共党史研究》
[J],2013年第4期，第79-83页。
[2] 李东朗；《中共领导人年谱几则史实表述之辨思》,《中共党史资
料》[J],2009年第3期
[3] 李民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甘肃理论学刊》
[J],1993年第1 期，第53-59页
[4] 汪普龙、汪国柱；《中共中央西北局漳州会议始末》 ,《甘肃理
论学刊》[J],1988年06期,第45-49页
[5] 董清颖；《陕甘宁边区建设史上的重大转折---1942年西北局高
干会议》，《青春岁月》[J],2013年04月下，第431-432页[6] 李荣珍；《具有重要意义的西北局兰州会议》，转自《建国以来甘
肃印象》，《发展》[J]，2013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