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笔记之五：基督教的兴起
历史哲学笔记之五：基督教的兴起
（4）奥古斯丁之前的基督神学
如果说，东方是在亚历山大的远征中被希腊人认识的话，那么，西方是在凯撒和庞培的征服中被罗马人认识。庞培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凯撒则（公元前100～前44）征服了现今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北部、德国西部并越过海峡攻入不列颠岛。罗马帝国极盛时的疆域，欧洲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亚洲到幼发拉底河，北非到大沙漠。罗马人的长期统治，使单一政府之下的单一文明的观念漫漫为人们所习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尽管外面还有印度和中国，但这在罗马人心中，也只不过是早晚可以征服的蛮族而已。
此时，汉武帝（前 156 ─ 前 87 ）独尊儒术，儒教成为王朝的基本教义。（儒是否是一种宗教？韦伯在《道教和儒教》中将其当成一种宗教处理）。霍去病（前140—前117）开拓边疆，西征匈奴。为了连同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大量的中国丝绸由此运输到罗马帝国，使罗马帝国作为通货的白银大量流失，最终影响经济的情况。（见孙毓棠《孙毓棠学术论文集》.）而丝绸之路的通行则使印度佛学得以在东汉时传入中国，儒道释三教互相激荡，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历史。
匈奴人被汉王朝击败的结果，则是被迫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同时，迫使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378年，西哥特人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军，并杀死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于410年再次洗劫了罗马城。最终导致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丝绸之路的开通、白银流失、匈奴被逐与蛮族入侵这诸事件之间的时间及地理跨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中若隐若现的联系，非当时人可以认识，而要等到后人基于历史地理的大视野中才得以理解。当意识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几个对近代有深远影响的事件，所发生的国家均是从罗马帝国分裂出来，而公元392年，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之后，教会便与帝国命运相始终时，便可以理解考察基督神学对于梳理后世思潮源流之重要性。
基督教的标志人物是耶酥，关于耶酥的事迹，除了《福音书》的描述外，已无旁证可考。塔西驼《编年史》第15卷中有关于耶酥的内容，但按照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说明，这可能是后来的教徒篡改而成。如果遵循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的疑古精神，关于耶酥生平的记载确实很可疑，而他的使徒的事迹，同样也颇可怀疑，新语丝网站方舟子给中文读者提供了一系列的文字，
对这种怀疑作了说明。但考虑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要到3世纪才开始，而当时的记录只是目击者对英雄或者重大事件的记录。卑贱的耶酥的生平没有被记录下来，而要等到后世被神化时，由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追随者凭着记忆和想象而加以重塑的话，那么，出现矛盾不一的记录是很自然的。
关于耶酥，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所能猜测的是，他可能医治了某些麻风病者并获得了一些民众的支持，然后在公元28—30年以渎神罪被吊死。这一事件，可能仅是罗马帝国一个小地方所发生的一件极轻微的扰乱社会治安事件而已。但历史上有如此之多的充满偶在性的“失落的时刻”， 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假如中国1919年以前流行暂住证制度，而某个寄居于北大图书馆的湖南愤青，因为无证拘留并被打死，或者，再假如几十年后，他的儿子没有在北韩战争中中流弹身亡的话，历史将走向何处？但今日的北韩，或许提供了一个可以弥补这个失落时刻的可能例证。
耶酥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走上神坛，并为后人神圣化。耶酥本身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也很难说，他的弟子门的文字真实的记录了他的思想和教诲。与其说耶酥是个思想者，不如说耶酥是个慈善家。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贱、无所归依的人。这一点，使他的教义本身体现出一种不分民族的互助会的私人团体性质。而最早的教会，则是由１５名受过割礼的犹太人在基督死去仅仅４０天后建立起来的。同样，坚持了这种互助会性质。或许因为他本身是犹太人，凑巧也有几个犹太弟子，因而犹太教义便自然的成为新教义的传统。可以说，基督教一开始，实质上是作为犹太教的异端存在。
但犹太教是一个民族的宗教，注重阶级，恪守摩西律法。而基督的追随者却没有民族限制，不分种族，而是否信守摩西律法，比如割礼，信耶稣者要不要行割礼，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很大的争议点，这种分歧的严重性，在公元90年至100年间，犹太教所举行的「雅木尼亚」（Jamnia）会议便表现出来。这个会议接受39卷希伯来文圣经为正典，同时，将基督徒驱逐出会堂。
同样，基督教徒在民众及统治者的心目中现象是颇可怀疑，基督教徒秘密聚会的仪式，源于古希腊伊流欣努神秘派，故弄玄虚，试图让异教徒更加敬畏，却因此颇让人怀疑，各种流言和事件，都常以基督教徒为替罪羊。比如尼禄将罗马大火嫁祸给基督教徒并进行残酷的迫害这一说法就颇为流行。但基于现在的记载来看，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2世纪中，基督教的发展和罗马统治者对于基督教徒的态度，历史记载混乱而且相当不一致
。此一时期，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或者各个省的统治者变换频繁，因而，流传下来的不同基督教徒对所遭遇的“命运”的感受并不完全一致。而后人所读到的历史，则可能夹杂着历代教徒的篡改，更使这段历史显得更加模糊和混乱。可以确认的是，尽管迫害未必是非常大规模的，但针对教徒的审判却是真的存在过，迫害可能来源于统治者对异见分子私人组织危险性的担心。
在正统犹太教看来，作为异端的基督教义可能是幼稚而且可笑的，但对于统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这种教义是否逻辑严密，而是其鼓惑力。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把诸如恐惧、怜悯、高兴等列入了《修辞学》而非《伦理学》。罗马则发展了演说术。尽管此种演说术多少带有几分“启蒙”的色彩，但更多的是曲解和误导。个体的民众或许可以通过对话以理解思维及认识的局限，乌合之众的民众则更多的是需要被感染以获得群体认同感和安全感，而不需要澄明清晰的玄思及逻辑严密的论证。（《乌合之众》分析了这种群体心理学）
可以推测的是，基督的使徒弟子们，以及这些弟子的学生教父们，或许深谙罗马的演说术，并发展起小规模的组织活动。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如同唐吉柯德对付风车一样，统治者的反应是将此种迷信迅速升级为敌人，并大规模的禁止传播并迫害其中的会员，这无疑是使一种愚蠢的低级宗教迅速壮大为有规模组织的最有效办法。于是，需要更好的结构组织，来应对这种迫害，这是教会迅速成长的开始。而当基督教从零散的地下组织的秘密宗教转化为有形可见的结构之后，采用一种类似于官僚行政系统的“教会教权化”形式来管理这许多的地方组织更为必要。（从这种角度说，教会的管理，为日后西方世界的官僚行政体系，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参照）
同时，在这个过程，也需要更清晰明确的权威教义和教条来统系组织。特别是在国教合一之后，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实质上，有赖于民众的共识（宗教）来维系。这更需要一个明确而系统的神学。当公元90年左右，耶酥最年轻的门徒约翰去世时，《新约》的概念尚未萌芽。约翰的去世，意味着基督神学的开始，因为当使徒还活着时，作为耶觫的见证人，他们可以充当解释耶觫教义的职责，并无神学之必要。正如JB默茨所指出的，任何一种基督神学，其目的及使命都是“为一个希望辩护”。那么这种辩护本身，就迫使教义不得不去尽量在逻辑上严密化，以响应各种可能的佶难。这促使教义迅速的哲学化。而斐洛的努力，便为这一时期的教父们，提供了可利用的资源。
从公元2世纪到奥古斯丁 (
Aurelius Augustine of Hippo公元354-430年)之前，是基督神学史所谓的“护教时期”，是继承耶稣及使徒思想和教训的忠信者对教义的进一步阐发和理论化的历史。而基督神学，便在各种对耶觫及使徒不同（“异端”）见解的辩论和其它学说（比如摩尼教）的竞争中，不断重新阐释传统，在传统中重塑自我。在第四世纪的基督教会史的诸多事件中，最令人吃惊的事件可能是罗马皇帝的“归信”基督教，从这以后，基督神学和世俗政治变得如胶似漆，纠缠一千多年之久。这一事实的惊人和重要，将在后面逐步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