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本十六国春秋史源研究
屠本《十六国春秋》史源研究
李永明
北魏崔鸿（公元478——525年）撰《十六国春秋》，用长达百卷的篇幅描绘了十六国时期（公元304——439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然此书北宋初即始散佚，论者推断亡于南宋①。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嘉兴屠乔孙、项琳之等人刊行了一部百卷本《十六国春秋》，题为崔鸿撰，此即屠本《十六国春秋》（简称屠本）。
从清初到当代三百多年间，屠本的真伪问题聚讼纷纭。朱彝尊、姚际恒、全祖望、钱大昕、洪亮吉、王鸣盛等学术名家及近人李宗侗、朱杰勤、仓修良等，认为屠本是采录《晋书》、《北史》和唐宋类书有关史料编纂而成的伪书②；纪昀认为屠本史料“皆摭诸书所引鸿书，联贯排比而成，与他伪书究不同也”③；清人莫友芝和近人夏定域、赵俪生等独持一说，认为屠本就是崔鸿原书，屠、项诸人只是整理付印罢了④。平心而论，屠本史料远较《晋书》、《资治通鉴》有关内容和现存诸种《十六国春秋》的残本、辑本为详，但因其史源不清，真伪不明，以致研究者知其史料丰富却不敢援引使用。本文在逐条考证屠本史料基础上，究明来源，辨析真伪，或许有助于治十六国史者重新认识屠本的史料价值。
屠本史源之一——明朝稀见的崔书残本
屠本的史料，有相当部分已经无从查证来源。现从考证屠本史源的笔记里，选出两条例证。
1、同事只见于《资治通鉴》而屠本更详。屠本《后燕录》载：
慕容凤字道翔
．．．．．，．．．，宜都王桓之子也。桓好修宫室
．．．．．，时凤年八岁
左右抱之
．．．．．．：“此．
．．．．？”凤笑谓其父曰
．．．．：“此第好否
．．．．．．。桓谓之曰
．．．．，随桓周行殿观
本石家诸王故第
．．．．．．．
．．．．：“今王之味兼列百
．．．．！”凤因言曰
．．．．，何足为好
．．．．．．．，今王修之
品．，而外有糟糠之民
．．．．．．．，非是小儿所可同大王之味也
．．．．．。桓
．．．．．．．．．．．．。”桓弥加赏叹
时镇辽东，燕之亡，为秦将朱所杀嶷所杀。凤年十一,但泣而不言
．．．．．。
尝告其
．．．．，岂可一．．．母曰
．．．．．。先王之事
．．．．．．．．．．．．，复君之仇也
．．：“昔张良养士以击秦王
日忘之
．．．！”遂阴有复仇之志。
此段记述的慕容桓、凤父子事，只零星散见于《资治通鉴》，屠本却多出许多重要史料（加点部分文字，下同）
2、无从查证史源的整段史料。屠本《前赵录》载：
（刘）粲表于（刘）聪曰：“子业若死，民无所望，则不为李矩、赵固之用，不攻而自破矣。”戊戌，杀愍帝于平阳。帝之蒙尘也，侍中许肃冒难侍左右，帝临崩，言欲见许侍中。肃驰诣相见，帝已不能语。肃曰：“未审陛下尚识臣否？”帝犹执肃手流涕。肃嘘唏登床，帝遂投于其怀抱之中，肃昼夜号泣。聪外欲明己不害，乃伪责诸臣，欲尽诛之，群臣逃窜，惟肃独曰：“备位故臣，愿乞得殡殓就戮！”聪许之。事讫，诣聪曰：“国乱不能匡，君亡弗能死，举目莫非愧耻。所以忍辱，正为山陵未毕耳！微情已叙，甘就刑戮！”聪义而免之。
本段的刘粲请杀晋愍帝表，严可均《全晋文》录入，严注表明仅见屠本⑤。许肃侍晋愍帝死事，查遍诸书皆不见记载。
类似以上二例的史料，屠本保存的数量还相当可观，按其内容绝非明人所能伪造。浦起龙认为，屠本“不著采录书名，难据以为证，
要其语绝非无本”⑥。浦氏此说，其实代表了很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屠本无从查证出处的史料，其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十六国诸国史书的残留；二是崔鸿原书流传到明代的残本。
十六国旧史原有二十多种，到明朝已经全部失传。唯唐宋诸类书、地志中保存了部分佚文，但却不见屠本未详出处的那些史料。显然，这些未详出处的史料，当另有所本。
崔鸿《十六国春秋》，唐代原书尚存。北宋初期，《崇文总目》只著录其节本。北宋中叶，司马光修《通鉴》曾引用之，但“温公所考《十六国春秋》，非崔鸿原书”。⑦其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均无著录。然而，明朝中叶以后，却陆续出现了多种崔书的本子。
1、红雨楼藏本。四十三卷，徐氏《红雨楼书目》著录。书目编成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
2、《汉魏丛书》本。十六卷，《四库全书》录入。校以《太平御览》所引崔书佚文，两者大同小异。
3、在兹阁抄本。此书本名《十六国春秋略》，不分卷，二册，记十六国主要人物，甚略。有清人冯舒校并跋，冯氏谓其与《御览》所引崔书佚文不完全相同，非出自《御览》。
4、汲古阁抄本。此本名《别本十六国春秋》，不分卷，一册。王谟《增订汉魏丛书》录入。清人吴翊寅云此本“非何镗本之旧。”⑧
5、述古堂本。十卷，一本钞，记述杂史，钱曾《述古堂书目》著录。
这五种本子，以红雨楼藏本卷数最多。南宋王应麟《玉海》引《国史志》云：“鸿书世有二十余卷，旧志乃五十卷，盖献书者妄分篇第。”⑨可见，崔鸿原书北宋始佚，南宋尚存残本，埋没数百年但一直流传到明朝中叶，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这个流传到明朝中叶的崔书残本，曾被屠乔孙、项琳之等人采录编入《十六国春秋》，也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屠本编成后再次付刻时，特邀当地名流甘士介、朱国祚等人作序，序文充分反映出屠本成书与崔书残本的直接关系。甘士价称屠乔孙“因择诸先世之藏，补逸订讹，”⑩则屠乔孙参考了先世的有关藏书。朱国祚云：“《十六国春秋》者，魏崔鸿所记五胡乱华事也。自《晋书》有《载记》，而此书不传久矣。屠侍御之孙乔孙搜逸得之，与项生琳之诸友校雠其阙，于是此书遂完”。?这段记述殊可重视，所谓“搜逸得之”，得到的是“不传久矣”的崔鸿原书残本；“此书遂完”，谓屠乔孙得到崔书残本后，经过“校雠其阙”而成完书。
屠乔孙得到了明朝稀见的崔书残本，以此作为基础，校补缺漏，订正讹误，才最终形成了屠本《十六国春秋》。屠本无从查证来源的部分史料，正是崔书残本的内容。
屠本史源之二——诸书所引崔书原文与十六国旧史佚文
崔鸿《十六国春秋》，曾被唐宋诸类书、地志引用，这是现在能够直接见到的崔书原文。十六国时期，各国都修有国史，这是崔鸿修撰《十六国春秋》的文献基础。十六国旧史到明朝虽已全部失传，但曾被《世说新语》、《水经注》和唐宋诸类书、地志大量摘引。屠本史
料，相当部分与诸书所引崔鸿原书及十六国旧史的佚文完全相同，而别的文献不载。现举二例说明之。
1、前燕王慕容暐的祈雨诏书。屠本《前燕录》建熙七年载：
夏五月，暐下书曰：“朕以寡德，莅政多违，亢阳三时，光阴错绪，农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彻乐，太官以菜食常供祭奠。”既而澍雨。
这道诏书，与《御览》卷11引录的崔书原文完全相同，而他书不载。
2、陇上人思念陈安的《壮士之歌》。陈安乃西晋末名将，曾在陇右组织武装，抵抗刘曜的进攻，曜亲督大军围之，安战败被杀。陇上人思之，为作《壮士之歌》。屠本《前赵录》载其歌词如下：
陇上健儿曰
．．．陈安，驱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騄骢骏
马铁瑕鞍，七尺宝刀配齐环
．．．，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百．
骑俱出如云浮
．．．．．．．．．．．．．．．．战始三交失蛇矛，十骑俱荡九骑留。．．．．．．，追者千万骑悠悠。
弃我騄骢窜岩幽，大雨降后追者休
．．．．．．．。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河之水东河
流，阿呵呜呼奈子何
．．．．
．．．．奈子何。
．．．．．．．，呜呼阿呵
此《壮士之歌》，见于《晋书·载记》、《通鉴》晋明帝太宁元年胡注，两处完全相同。而屠本所录的歌词，内容较两书更为详备。经查证，屠本详于两书的字句，全同并仅见于《太平御览》卷353、465所引和苞《汉赵记》佚文，显系抄之。
屠本的许多文章、传记、事件、语句、情节等史料，只见于诸书所引崔书原文及十六国旧史的佚文，内容亦完全相同。联系到屠本
辑纂时“多方采拾，编次遗忘”?的情况，则屠本以诸书所引崔书
原文、十六国旧史佚文作为重要史源，应该是很自然的。
屠本史源之三——魏晋南北朝及其相关史籍
魏晋南北朝史籍，是指《晋书》、《魏书》、《北史》、《宋书》、《南史》、《华阳国志》、《世说新语》、《水经注》等。所谓相关史籍，是指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的《资治通鉴》、《后汉书》、《刀剑录》、《隋书》、《古诗纪》等书籍。这些史籍中涉及十六国的史料，屠本都大量辑录入书。限于篇幅，本文不便对以上史籍一一举例，现举三例说明之。
1、刘曜遣将攻贾疋。屠本《前赵录》嘉平元年十一月载：
曜遣刘雅、赵染攻疋，雅等先攻竺恢，不克，疋要
．．
．．．．．．．．．．击，
．．大．败．之。曜又尽长安锐卒，与疋等战于黄丘，曜众大败，身中流矢，退走。疋．
追之
．．梁州刺史彭
．．．．
．．．．．荡．仲．，杀．之．。后．荡．仲子天护
．．．桥袭
．．，至于甘泉
．．．．。旋自渭
率．群．胡攻疋
．．．杀．。
．．中．，为．天护所
．．．，疋遂
．．败．走．，夜．堕涧
本段记述见于《晋书·载记》、《通鉴》晋怀帝永嘉五年，多出二书部分，只见于《晋书·贾疋传》，文字完全相同。一般认为，屠本采录了《晋书》的《载记》、《张轨传》、《李暠传》等，属实。事实上，屠来还采录了《晋书》的《帝纪》、《天文志》、《地理志》、《五行志》和《列传》中的众多史料。
2、前燕鞠彭、鞠殷父子的事迹。屠本《前燕录·鞠殷传》载：
鞠殷，乐浪太守彭之子也。彭初守乐浪，赵石虎来伐，境内多叛应之。彭选壮士数百固守棘城，城得不没。赵兵既退，大加赏赐。殷仕（慕容）俊为尚书左丞，太原王（慕容）恪克广固，迁殷为东
莱太守。彭时为大长秋，以书戒殷曰：“王弥、曹嶷，必有子孙，汝善招抚，勿寻旧怨，以长乱源！”殷推求弥从子立、嶷孙岩于中山，请与相见，深结意分。彭复遣使遗以车马衣服，军民大安。
本段传记史料，崔书佚文、《燕书》佚文、《晋书》、《魏书》、《北史》等均无。而《通鉴》晋成帝咸康四年五月、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冬十一月有殷氏父子的零星记述，若将两处合而观之，则正好与屠本内容相同，足见本段文字由《通鉴》两处零星记载拼合而成。屠本抄录《通鉴》史料，往往整段、整条采录，如遇诸书史料的歧异，则多以《通鉴》为准。
3、杜弢自湘中与监军柳纯书。公元301年，李特率流民起义，进攻成都。屠本《蜀录》载杜弢从湘中致监军柳纯书曰：前诸人不能宽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稚为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渐为恨者。流民初西，当承诏书，闭关不入。其次易代赵，选宜内遣，平西绵竹之会，听王敦之计，少可以宁，毫厘之差，正彼之谓也。
这封书信，诸正史不载。唯《华阳国志》有载而多有讹误、异字，当是刻写、传抄所致。屠本许多史料，全同并仅见于《华阳国志》，书中小注亦明确提及《华阳国志》，说明屠本确实采录了《华阳国志》有关史料。
屠本史源之四——佛教史籍与志怪小说
屠本记述了许多佛教和怪异史事，分别抄录于《高僧传》、《弘明集》、《广弘明集》、《佛祖历代通载》、《比丘尼传》等佛教史籍和
《集异记》、《异苑》、《幽明录》、《述异记》等志怪小说。现举天竺高僧觉贤传记史料一例说明之。
觉贤，原名佛陀跋陀罗，与佛祖释迦牟尼同宗，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著名高僧。后秦时从西域来到长安，因与高僧鸠摩罗什不合，遂带领弟子四十余人渡江南下，所译《华严经》对中国佛学发展影响甚大。屠本《后秦录》和《高僧传》均载觉贤小传，但两者有如下差别：
1、“（觉贤）弘始八年至长安，（鸠摩）罗什倒屣迎之，恨相见之迟。”《高僧传》无。
2、“吾以年运已往，为学者妄相粉饰，公雷同以为髙，可乎？”《高僧传》作“吾年老故尔，何必能称美谈？”
3、“昨见天竺五舶俱发，今应至矣”。《高僧传》作“我昨见本乡有五舶俱发。”
经过多方查证，屠本多于、异于《高僧传》的这些细节，只见于元朝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7的有关记载，屠本抄之。
综合屠本史源的构成情况看，如果记述一事算成一条史料，则全书史料约2750条，其史料来源大致如下：崔书残本和佚文共492条，占18.3%；十六国旧史佚文90条，占3.1%；《晋书》865条，占31.5%；《资治通鉴》918条，占33.4%；魏晋南北朝史籍310条，占11.2%；佛教史籍和志怪小说68条，占2.25%；其它书籍8条，占0.25%。屠本的一条史料，有时由诸书合编而成，本文在确定史源时，以主要采录书籍为史源依据。
关于屠本的几个基本情况
本文在逐条考证屠本史源的过程中，发现了屠本辑纂的几个基本情况。
（一）屠本的辑纂人员
一般认为屠本的辑纂者为屠乔孙、项琳之二人，实则参与者至少有三十人。屠本现存最早刻本是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兰晖堂本。据此可知，屠乔孙、项琳之是屠本的主要辑纂者，屠乔孙更是发起人和组织者。兰晖堂本在屠、项之后，列出同校者十人：陈继儒、姚士粦、赵昌期、沈士龙、屠中孚、卜万祺、曹仲麟、项鼎铉、沈汝霖、屠懋和。兰晖堂本每卷末有校订者署名，从中发现另外十八位校订者：赵琦美、项奕显、包鹤龄、陈泰来、李贞开、项德弘、沈德先、沈士皋、郁之骥、崔逢泰、蒋时夔、高公声、郁嘉庆、殷仲春、项德明、李衷纯、项德棻、崔吉胤。原书有四卷校订者署名被抹去，原因不明。
（二）屠本的辑纂起因
屠本的辑纂，直接原因当是崔鸿原书稀见残本的再现，这从兰晖堂本的序言中可以反映出来。同时，屠本的辑纂行世，与明朝后期的学术风气和屠乔孙的学术修养有很大关系。明朝万历前后，复古风气渐盛，许多藏书家竞相搜求珍藏古籍，一批古籍丛书编辑问世，辨伪之学获得重大发展，私家刻书业勃然而兴。这种时代风气，对屠乔孙影响很大。屠乔孙生长于书香官宦世家，少承庭训，故“甫脱芄兰，雅好读史”?，且“笃嗜古文辞”。?贺灿然评价：“屠迁之氏累叶簪
缨之胄，充栋缥缃之业，破邺侯之万卷，函惠子之五车，沉洽六籍，泛滥百家”。?由此可见屠家藏书之富，乔孙学问之博。
（三）屠本的辑纂方法
屠本辑纂的方法，主要有四。1、依照崔书，编年记事。屠本体例与崔书相同，以人物为中心，按照国别、年月记事，具有纪传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特点。2、广搜博采，精选史料。在众多十六国史料中，同一史实往往有不同记述，屠本在广泛搜集相关史料基础上，特别注重精选材料，务求翔实。3、移补史实，重加编排。同一史事，各书有详略繁简之异，屠本往往合并相同部分，保留不同部分，依照自己的体例重新编排，力求史料完备。4、参照群书，考证异同。屠本辑纂过程中，对史实、文字的歧异，均有详细考证，并非简单的组合编纂。
（四）屠本的辑纂疏误
屠本录自群书，成于众手，疏误之处，在所难免。1、误抄误编。误将一人事记入他人传中，或者误解语意而误抄误衍，此两种情况偶有发生。2、疏于取舍。各书记同事有歧异，屠本取舍偶有不当。
3、生拼硬凑。屠本抄录他书史料重新辑纂，有时编排不妥，显得生硬。
4、同事重出。同事字句详细稍异，屠本不慎误为二事，以致重出；有时同一人物传记重出，同一时间重复出现，皆于史例不合。
5、搜罗不全。崔书佚文记述赫连昌为其父赫连勃勃凿陵建庙，《秦书》佚文记述前秦尚书令苻雅好施舍等史实，以及《开元占经》所引崔书、十六国旧史佚文等，屠本均未采录。
结论：屠本《十六国春秋》，是屠乔孙等人以崔鸿原书残本为基础，辑录诸种类书、地志、史注所引崔鸿原书、十六国旧史、有关志怪小说之佚文，采录并参校各种正史、编年史、杂史、佛教史籍的十六国史料，补逸订讹，汇纂而成的一部十六国通史。该书史料均有可靠来源，无编造虚构成分，几乎网络了明朝后期留存的全部十六国史料，堪称集十六国史料之大成。屠本虽非崔鸿原书，然与崔书主体内容相同。
贺灿然曾经赞誉屠本为“史乘之碎金，艺林之片玉，”并高度评价屠乔孙“当蠹蚀之后，博葺残篇。崔氏有功晋史，屠亦大裨崔书矣。”?《四库全书总目》称：“考十六国之事者，固宜以是编为总汇焉”。?这些都是切中肯綮之论。屠本的辑纂行世，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重大贡献。当今研究十六国史，理应把屠本《十六国春秋》作为主要史籍依据。
注释：
①朱大有《崔鸿评传》，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227——278页。
②朱彝尊《经义考》卷276；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史类》；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3；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序》；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52；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62页；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07页；仓修良等编
《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版，165页。
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史部·载记类·十六国春秋》。
④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史部·载记类·十六国春秋》；夏定域《四库全书提要补正》，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5集，161页码；赵俪生《〈十六国春秋〉〈晋书·载记〉对读记》，见北师大历史所编《史学研究》1986年3期。
⑤严可均《全晋文》卷147，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⑥浦起龙《史通通释·古今正史篇》。
⑦⑨《玉海》卷41《艺文》转引《国史志》。
⑧吴翊寅《十六国春秋纂录校勘记跋》，《广雅书局丛书》本。
⑩?甘士价《重刻十六国春秋序》，见万历三十七年兰晖堂本《十六国春秋》。
?朱国祚《重刻十六国春秋叙》，见万历三十七年兰晖堂本《十六国春秋》。
?项琳之《十六国春秋序》，见万历三十七年兰晖堂本《十六国春秋》。
?屠乔孙《刻十六国春秋序》，见万历三十七年兰晖堂本《十六国春秋》。
??贺灿然《重刻十六国春秋序》，见万历三十七年兰晖堂本《十六国春秋》。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类·十六国春秋》。
2013年3月11日星期一
声律启蒙十一真(详细注解及典故来历)
目录 声律启蒙.十一真之一 (2) 声律启蒙.十一真之二 (6) 声律启蒙.十一真之三 (11)
声律启蒙·十一真之一 xiéduìzhènɡ，jiǎduìzhēn 邪对正，假对真 xièzhìduìqílín 獬豸对麒麟 hán lúduìsūyàn 韩卢对苏雁 lùjúduìzhuānɡchūn 陆橘对庄椿 hán wǔɡuǐ，lǐsān rén 韩五鬼，李三人 běi wèi duìxīqín 北魏对西秦 chán mínɡāi mùxià 蝉鸣哀暮夏 yīnɡzhuàn yuàn cán chūn 莺啭怨残春 yěshāo yàn ténɡhónɡshu òshuò 野烧焰腾红烁烁 xīliúbōzhòu bìlín lín 溪流波皱碧粼粼 xínɡwúzōnɡ，jūwúlú 行无踪，居无庐 sònɡchénɡjiǔdé 颂成《酒德》 dònɡyǒu shí，cánɡyǒu jié 动有时，藏有节 lùn zhùqián shén 论著《钱神》 【解析】 邪对正，假对真，獬豸对麒麟 獬豸（xiè zhì）传说中的独角神兽。体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独角，能分辨曲直，见人打斗時，会用角触理亏的人，是正义的化身。 ［汉］扬孚《异物志》载：“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
麒麟传说中的独角仁兽。雄曰麒，雌曰麟。形象是龙头，马身，龙鳞。尾毛似龙尾状舒展。人们把麒麟的出现视为祥瑞。相传孔子出生之前和去世之前都出现了麒麟，所以亦被视为儒家的象征。 延伸阅读：古文法字源于獬豸 祖先在创构“法”字上，颇具智慧和神话色彩。“法”字古金文为“灋”。《字源》用溯源法解释了古人构造“灋”字的良苦用心和丰富想象力。“灋字从廌去，以代表判断曲直的法律；又从水，是比喻其平如水”。《说文解字》释为“灋，解廌（zhì）兽（即獬豸）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 在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看来，“灋”字的造字构意，源出一个历史传说：春秋战国时期，齐庄公有个叫壬里国的臣子，与另一位叫中里缴的臣子打了三年官司。因为案情难以判断，齐庄公就让“廌”，即神兽獬豸，来听他二人自读诉状。结果壬里国的诉状读完，獬豸没有什么表示，而中里缴的诉状还没有读到一半，獬豸就用角顶翻了他。于是，齐庄公判决壬里国胜诉。这种以角触断罪的方法，被古人用“会意”的方法放进了“灋”字的构形之中。可见，这个“灋fǎ”字造得很有深意，一是公平裁判、明断曲直，乃是我国古代先哲赋予“灋”字的基本涵义；二是“灋”或许代表了人民心底的向往：“灋”应该对任何人都公平如水。 韩卢对苏雁 韩卢韩卢是战国时韩国的名犬。色黑，故名卢。《战国策·秦策三》：“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韩卢也在今后成为狗的别称。 有成语 [ 韩卢逐块 ]，意思是狗只知道追逐人投掷的土块。比喻被事物表面现象迷惑，不能弄清事物本质；或做事只在细枝末节上下功夫，抓不住根本；引申为白费精力。 苏雁传说西汉使者苏武被匈奴单于放逐北海牧羊期间，利用南飞鸿雁向汉帝捎信，告知自己在北海牧羊。后人因以“苏雁”或“雁足”比喻书信（详见本系列第23讲“延伸阅读：鱼鸿尺素本无凭”）。 陆橘对庄椿
屠本十六国春秋史源研究
屠本《十六国春秋》史源研究 李永明 北魏崔鸿（公元478——525年）撰《十六国春秋》，用长达百卷的篇幅描绘了十六国时期（公元304——439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然此书北宋初即始散佚，论者推断亡于南宋①。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嘉兴屠乔孙、项琳之等人刊行了一部百卷本《十六国春秋》，题为崔鸿撰，此即屠本《十六国春秋》（简称屠本）。 从清初到当代三百多年间，屠本的真伪问题聚讼纷纭。朱彝尊、姚际恒、全祖望、钱大昕、洪亮吉、王鸣盛等学术名家及近人李宗侗、朱杰勤、仓修良等，认为屠本是采录《晋书》、《北史》和唐宋类书有关史料编纂而成的伪书②；纪昀认为屠本史料“皆摭诸书所引鸿书，联贯排比而成，与他伪书究不同也”③；清人莫友芝和近人夏定域、赵俪生等独持一说，认为屠本就是崔鸿原书，屠、项诸人只是整理付印罢了④。平心而论，屠本史料远较《晋书》、《资治通鉴》有关内容和现存诸种《十六国春秋》的残本、辑本为详，但因其史源不清，真伪不明，以致研究者知其史料丰富却不敢援引使用。本文在逐条考证屠本史料基础上，究明来源，辨析真伪，或许有助于治十六国史者重新认识屠本的史料价值。 屠本史源之一——明朝稀见的崔书残本 屠本的史料，有相当部分已经无从查证来源。现从考证屠本史源的笔记里，选出两条例证。 1、同事只见于《资治通鉴》而屠本更详。屠本《后燕录》载：
慕容凤字道翔 ．．．．．，．．．，宜都王桓之子也。桓好修宫室 ．．．．．，时凤年八岁 左右抱之 ．．．．．．：“此． ．．．．？”凤笑谓其父曰 ．．．．：“此第好否 ．．．．．．。桓谓之曰 ．．．．，随桓周行殿观 本石家诸王故第 ．．．．．．． ．．．．：“今王之味兼列百 ．．．．！”凤因言曰 ．．．．，何足为好 ．．．．．．．，今王修之 品．，而外有糟糠之民 ．．．．．．．，非是小儿所可同大王之味也 ．．．．．。桓 ．．．．．．．．．．．．。”桓弥加赏叹 时镇辽东，燕之亡，为秦将朱所杀嶷所杀。凤年十一,但泣而不言 ．．．．．。 尝告其 ．．．．，岂可一．．．母曰 ．．．．．。先王之事 ．．．．．．．．．．．．，复君之仇也 ．．：“昔张良养士以击秦王 日忘之 ．．．！”遂阴有复仇之志。 此段记述的慕容桓、凤父子事，只零星散见于《资治通鉴》，屠本却多出许多重要史料（加点部分文字，下同） 2、无从查证史源的整段史料。屠本《前赵录》载： （刘）粲表于（刘）聪曰：“子业若死，民无所望，则不为李矩、赵固之用，不攻而自破矣。”戊戌，杀愍帝于平阳。帝之蒙尘也，侍中许肃冒难侍左右，帝临崩，言欲见许侍中。肃驰诣相见，帝已不能语。肃曰：“未审陛下尚识臣否？”帝犹执肃手流涕。肃嘘唏登床，帝遂投于其怀抱之中，肃昼夜号泣。聪外欲明己不害，乃伪责诸臣，欲尽诛之，群臣逃窜，惟肃独曰：“备位故臣，愿乞得殡殓就戮！”聪许之。事讫，诣聪曰：“国乱不能匡，君亡弗能死，举目莫非愧耻。所以忍辱，正为山陵未毕耳！微情已叙，甘就刑戮！”聪义而免之。 本段的刘粲请杀晋愍帝表，严可均《全晋文》录入，严注表明仅见屠本⑤。许肃侍晋愍帝死事，查遍诸书皆不见记载。 类似以上二例的史料，屠本保存的数量还相当可观，按其内容绝非明人所能伪造。浦起龙认为，屠本“不著采录书名，难据以为证，
历史文献史源学
历史文献史源学/解题 史源学是以考察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始出处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分支。通过考察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始出处，可判定某记载的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从而正确地徵引史料。 文献史源学/功用 1有助于鉴别史料的真伪及其可靠程度 《史记·屈原列传》 2有助于纠正前人著述中的谬误 秦蜀守冰 《汉纪》 3有助于正确地剪裁取舍史料 原始史料 撰述史料 4有助于确切地理解史料 战少利 5有助于树立严谨的治史学风 冯胜 冯国用 历史文献史源学/分析讨论 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的类书《锦绣万花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嘉靖刻本）、成书于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的王象之《舆地纪胜》、成书于宋末元初的阴时夫《韵府群玉》（四库全书本）等都明确记载：《陋室铭》，刘禹锡作。 刘禹锡《上杜司徒书》（《刘宾客集》卷十） 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 刘禹锡于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一直住在洛阳。分司官，除御史外皆为闲官，这与《陋室铭》"无案牍之劳形"正相吻合；刘禹锡分司东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谈笑有鸿儒"正相吻合；据《全唐诗》和《刘宾客集》，刘禹锡还喜音乐，通佛学，这与"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正相吻合。 欧阳修、李德裕、刘禹锡都曾作《秋声赋》 古今文集，后人发现佚诗佚文者，并不罕见。 厉鄂《樊榭山房全集》 大前提：《参同契》的本质内容是假借《周易》爻象以 论作丹。 小前提：葛洪《抱朴子》所论作丹的真正含义是外丹。 结论：《参同契》是外丹著作。 《抱朴子》中经常将“金丹”与“大药”连称。“金丹”与“大药”乃同义语。《抱朴子·释滞》：“欲求神仙，唯当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炁，服一大药便足，亦不用多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葛洪所论金丹大药除了指外丹外，亦可指“宝精行炁”的内丹 大前提：葛洪之前养性之书，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 小前提：《参同契》在葛洪前。 结论：《参同契》以"还丹金液"为大要。 抱朴子内篇·金丹》："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 葛洪曾经披阅了已见于世的差不多所有的炼丹著作和养性之书，其基本内容莫不皆是还丹金液。 葛洪披阅群书，发现养生长寿的方法虽然很多，但却以"还丹金液"为最重要。 《灵宝毕法》："所谓金液者，肾气合心气而不上升，熏蒸于肺，肺为华盖，下罩二气，即日而取肺液。在下田自尾闾穴升上，乃曰飞金晶人肺中，以补泥丸之官。自上复下降而入下田，乃曰金液还丹。"据此，"还丹金液"除指外丹外，亦可指内丹。 养性神仙之术包括：以恬静寡欲为主的养神之道；行呼吸行气之术，以求长生益寿；爱养精气，使无漏泄，以求髓满骨坚；除情去欲，炼养神明等项。
中国古代各种代称
腰的代称 沈腰沈约是南朝著名诗人、《宋书》的作者。《梁书·沈约传》中引了沈约的《与徐勉书》，其中描述自己的病况时说：“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用现在话说就是：过几个月，裤腰带就得往里挪个孔；不到一个月，握一下胳膊，就缩了半分。后世文人常以“沈腰”、“沈郎腰瘦”、“沈约瘦”为典，代指腰围缩减，身体日渐消瘦。如宋范成大有《次韵虞子建见咍赎带作醮》：“莫嫌憔悴沈腰瘦，且喜间关秦璧归。” 黄庭坚《水龙吟》：“定是沈郎作诗瘦，不应春能生许愁。”沈腰，常与“潘鬓”连用。如李煜《破阵子》：“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潘鬓”指人头白年老。 楚腰《墨子·兼爱》中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饭为节，胁息然后带 ，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这是说，从前，楚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朝中的一班大臣们唯恐腰肥体胖，失去宠信。因而不敢多吃饭，把一日三餐减为只吃一餐。每天起床后，先要呼气后屏住呼吸，再把腰带束紧；时间长了，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扶住墙壁才能站立起来。一年之后，满朝文武都成了面黄肌瘦的废物了。《韩非子·二柄》载：“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战国策·楚策》载：“昔者先君灵王好小要（腰），楚士约食，凭而能立，式而能起。”类似的叙述还见于《墨子》和《管子》。请注意，这几处记载，有的明确指出“细腰”的主人为“士”或“臣”，有的只说“人”，应该肯定其为男性。 到了《后汉书·马援传》，其中引用了俗语：“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国中”已经演变为“宫中”， “细腰”的主人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倾向。李商隐更是明确地说：“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梦泽》）既是“满城娇”，“细腰”的主人必是女性无疑了。杨炎《赠薛瑶英》诗：“玉山翘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杜牧《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可见，在唐诗中，称女子的细腰为“楚腰”已经相当常见了。 “楚腰”的指代对象由男性到女性的变化，正反映了人们对两性外貌审美观念的演变及定型。小蛮腰唐孟棨《本事诗·事感》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里的“白尚书”是指白居易。他所蓄养的两个歌妓樊素和小蛮，一个善歌，一个善舞。樊素的嘴小巧鲜艳，如同樱桃；小蛮的腰柔弱纤细，如同杨柳。后来人们常用“樱桃口”来形容女子的口美，用“小蛮腰”、“杨柳腰”、“柳腰”来指代年轻女子的美腰。如宋陈允平《蝶恋花》：“舞彻东风，不减蛮腰秀。”无名氏《玉楼春》：“绿杨学舞小蛮腰，红药惜开菩萨面。”欧阳修《少年游》：“小蛮垂柳，都占洛城腰。”石孝友《点绛唇》：“杨柳腰枝，春来尚怯铢衣重。”华岳《瑞鹧鸪》：“梅花体态香凝雪，杨柳腰肢瘦怯风。”陆游《忆王孙》：“春风楼上柳腰肢。”欧阳修《阮郎归》：“玉肌花脸柳腰肢。” 怀孕生子的代称梦熊 古人以梦中见熊罴为生男的征兆。后以“梦熊”作生男的颂语。语本《诗·小雅·斯干》：“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莞是植物名，是一种用来编席子的草。罴是熊的一种，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爬树，会游泳。虺即蜥蜴。大人指占梦之官，即太卜。这几句诗是说，这个人铺好席子睡觉，在睡梦里看到了熊、罴、虺、蛇等动物，醒来之后便让太仆给解释一下。太仆说梦到熊、罴要生男孩，梦到虺、蛇就生女孩。此词即本此而来。刘禹锡《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云：“幸免如新分非浅，祝君长咏梦熊诗。”说自己和白居易交情非浅，希望他能够早生贵子。李群玉《哭小女痴儿》云：“平生未省梦熊罴，稚女如花坠晓枝。”是说自己还没有儿子，女儿却如花一样过早地凋谢了。
史源学
史源学简介 一、定义 什么是史源学？简而言之，史源学就是一门寻考史料来源的学问。陈垣认为，研究史著，应该认真寻考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以考察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是否正确。他常说：“史源不清，浊流靡己。”并强调“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必须“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达到“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可以说，史源学是他在长期治史和教学中总结出来的一门学科，是中国20世纪历史学研究的一大创新。 二、方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垣为了传授史源学之精神，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了“史源学实习”课。 这门课的讲授方法是： 其一，选定教材。他认为最好是选用近代史学名著，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全祖望的《鲒埼亭集》等。其理由一是名作可使学生从中得到更大教益；二是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寻考其史源，如能发现名家大师在引证史料中的讹误，会大大激发起他们研究的兴趣，增强他们研究的自信心，并体会到即使是名家大师之作，也不可盲目迷信。 其二，寻考史源。陈垣每次上课，都要从所选定的名著中抽出一二篇，交学生“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他要求学生从四个方面寻考史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正确：计算、比例、推理。” 一是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这一条是强调通过史源学考察史料的可信程度。例如，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陈垣以史源学的方法，从版本异同上发现《提要》所据版本之谬；而《广弘明集》原本并不误，以高丽本为证，其书唐高宗者皆作“今上”。穷史料之根源，不仅为了判断史料正误，还可以厘定各史料间的“父子”、“兄弟”关系，以明史料之优劣。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考贯云石事迹，就从《元史》本传追寻史源，发现本传乃采自欧阳玄《贯公神道碑》，且神道碑记载更详；确定两种史料的“父子”关系后，陈垣舍《元史》本传而用神道碑，证明了贯云石学佛之事。 二是看其引证是否充分。考证前史所下结论往往需要追踪史源，看其对史料的引证是否充分。清代史家曾争论一历史公案，即楚汉战争中项羽拘刘邦家属为人质，究竟所拘为何人？顾炎武《日知录》据《汉书·高帝纪》所载“太公吕后”，认为只有刘邦之父及妻。赵翼《廿二史札记》据《史记·高祖纪》所记“父母妻子”，认为除太公、吕后外，还有刘邦母及刘邦子。陈垣遍查《史记》、《汉书》，发现顾、赵二人引证皆不充分，因为两种提法史、汉二书皆曾多处用过，可证此两语乃家属通称，不必拘泥于具体人物的考辨。 三是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前人采集史料或有疏忽，故造成结论之谬。 四是看其判断是否准确：计算、比例、推理。追根史源，还应注意核对前人的判断是否准确。比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在考证《后汉书·光武帝纪》时，认为光武帝年岁应为64岁。陈垣以年代学进行核算，指出凡“一年有两纪元之例，中间须少算一年”。光武帝在建武三十二年改元建武中元元年，赵翼未注意一年之中有两纪元之例，将光武帝即位时年岁，累加建武三十二年、中元二年而未减一年，计算上失误。光武帝去世时实为63岁。 陈垣认为“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也无由知其致误之原。”如在一次《史源学实习》课中，陈垣通过“读《廿二史札记》所得教训”，让学生从六个方面举例说明之：“一、读书不
论《唐代官修史学》
论《唐代官修史学》 摘要： 设官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官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官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官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官建置、史官运行机制、设官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官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官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官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官为纽结，以史官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官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史官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中国古代独立的史官形成于唐代。对史官的评论，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官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分析，尤其严厉批评了唐代史官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凡此种种，触及了史官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1]。 《唐代官修史学》（崔瑞德）著，崔瑞德美国普林斯頓大学执教的中国学教授，该书于1992年作为“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自张国刚教授《剑桥大学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了解到该书的出版，以及《通报》的评论称其“在考证作者和讨论史料的起源问题时，使人感到像在读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不忍释卷[1]”。 一、本论： 据作者自序（3页），该书的著述缘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开始从事唐史研究之时。以后，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一课题的论文。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毓铨教授访问普林斯頓期间，作者系统地谈了关于唐代史学研究的基本构想，得到王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可见本书是作者研治唐史40余年的结晶，其构思创稿也经历了10年之久。读这本新著，感到作者在从事中国断代史研究时，紧紧把握住这一时代史学发展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成就，作出系统考察，并将其作为自己从事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很值得我们深思。进行历史研究，须得以同时代的史学成就为基础，发现其提供史料的种种局限；而对同时代史学成就及得失的考察，又将成为这一断代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这是该书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自序中，作者明确指出东西方史学的差异是由于各自的文化及其所处时代造成的，应当相互了解彼此不同的历史理论、观点、方法以及不同的选题、取材方式等等。作者特别强调：要向中国过去的成文记载进行历史调查，就必须理解中国史家、史著的观点、方法及其局限等。写作时力求详尽、客观、明了，以使读者对唐代的史学有一个全面、完整、准确的了解。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是网罗齐全。 第一部分“官方机构”一节，尽其所知网罗了唐朝与修史有关的“官僚政权机构”，简要地介绍了它们的概况，包括起居注官、著作局、史馆、秘书内省、东宫起居官、相关的其它机构（如乾元院、丽正修书院、集贤院等）。最后是各行政部门报送史馆的文书，即《唐会要》卷六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的内容。与此前国内外同类的研究相比较，书中吸收、综合了诸多前人成果，使其对唐代修史机构的考察更加齐备。 第二部分考察史料的纂集，以八节的篇幅分别考述了起居注、内起居注、时政记、日历、
史源学-孔子世家中的左传出处1
《孔子世家》中所引用的左传材料 1【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左传-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2【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干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于郈氏，且让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从弟会，为谗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执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臧孙曰：“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献弓于公为，且与之出射于外，而谋去季氏。公为告公果、公贲。公果、公贲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寝，将以戈击之，乃走。公曰：“执之。”亦无命也。惧而不出，数月不见，公不怒。又使言，公执戈惧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谗人以君侥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为也。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难图也。”公退之。辞曰：“臣与闻命矣，言若泄，臣不获死。”乃馆于公。 3【孔子世家】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干侯，定公立。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遍赐大夫，大夫不受。赐子家子双琥，一环，一璧，轻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赐。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赐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赐。书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4【孔子世家】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 【左传-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 5【孔子世家】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 【左传-定公五年】阳虎将以与璠敛，仲梁怀弗与，曰：“改步改玉。”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东野，及费。子泄为费宰，逆劳于郊，桓子敬之。劳仲梁怀，仲梁怀弗敬。子泄怒，谓阳虎：“子行之乎？”……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怀。冬十月丁亥，杀公何藐。 6【孔子世家】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
五胡十六国概述
五胡十六国概述 【摘要】：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南下西迁,中原尤其是关中 世族、百姓避地河西,使历史上落后的河西地区人口陡增,而作为周秦汉代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关中一带,则是人口凋残,百不存一。这一局面直到隋朝统一南北后才出现了转机。 【关键词】：五胡十六国五胡华乱 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和华夏的河西张氏除了建立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胡夏、成汉等十六国之外，此外还有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仇池、代国、高句丽、冉魏、西燕、吐谷浑、谯蜀和翟魏等，实际远不止十六国。（其中谯蜀、前凉、西凉、北燕、冉魏等国均系华夏人所建） 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繁乱，这里仅述其大势。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这百来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既人们常说的“胡亡氐乱”。永嘉（307-313）之乱后“五胡”所建立的多个政权一度为氐族前秦政权所统一，但淝水一战失败后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更是祸乱不息，前秦灭亡后北方重又分裂，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乱，民族之间的斗争又出现一个高潮，社会动荡比以前更厉害。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五胡乱华”。 历史 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有时包括蜀地）在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华北期间的时期，当时南方则为东晋时期。「五胡」为匈奴、鲜卑、羯（匈奴别支）、羌和氐(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巴氐、仇池氐)，代表建立北方诸国的主要民族。但实际上建立者还有汉族（前凉、西凉等等）、高句丽族（北燕）、丁零族（翟魏）、北马兰羌、巴、卢水胡、杂胡、铁弗、乌桓、九大石胡、姜、扶余、坚昆等族。 「十六国」则是源自北魏末年的史官崔鸿私下撰写的《十六国春秋》而得名。他自北方所有大大小小的七十八个政权中选出国祚较长、影响力大、较具代表性的十六国。这十六国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和四川地区，共有成汉、前赵、后赵、前凉、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南燕、北燕及胡夏等国。 疆域范围 西晋末年，全国共有21州。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诸国的范围大约是华北地区及四川地区。疆域的变更可分成五期，分别是：前赵、后赵、成汉及东晋时期；前燕、前秦及
2021年5篇甘肃西汉酒泉胜迹的导游词
2021年5篇甘肃西汉酒泉胜迹的导游词 xx年5篇甘肃西汉酒泉胜迹的导游词(一) 各位游客们: 酒泉西汉胜迹，又称泉湖公园，公园位于鼓楼东1.9公里处，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是河西走廊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座汉式园林，迄今已有xx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是一座集古典园林，天然湖，文化游憩，趣味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这里已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AAAA级旅游景点。矗立在面前的仿汉阙式门楼建筑，是酒泉公园的南门，也是公园的正门。主体由子、母阙构成，风格古朴自然，气势恢宏雄壮。中堂上悬挂的两块牌匾，揭示了酒泉公园的独特风光和深厚的历史内涵。其中，“瀚海明珠”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张道兴所题，“泉湖胜景”是曹无所题。匾额的上方镶嵌着一幅牛头浮雕，是采用祁连山深处特有的花岗岩石精雕而成的。为什么会雕刻牛的图案呢?相传明末清初时，酒泉城中经常洪水泛滥，据说有妖魔鬼怪在作祟，人们就在钟鼓楼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各建了一座寺庙来镇邪。因为两座寺庙与钟鼓楼形成一个牛头的形状，所以人们又把酒泉城叫做“卧牛城” 。
进入这汉风十足的大门，高大耸立的神明楼分列两侧，神明桥连接东西二楼。这两座高台式建筑虽然是清代遗存，但积土为坛，坛庙合一的建筑手法却是秦汉时期早期园囿思想向往神灵的特有风貌。神明桥也是焚香祈福沟通神明之桥。 通过神明桥就来到以古酒泉为主线的“西汉酒泉胜迹”景区，古酒泉称之为酒泉胜迹，关于古酒泉的传说很多，酒泉也叫金泉也叫八卦泉。相传汉武帝元狩二年，也就是公元1xx 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西政匈奴，大获全胜，汉武帝赐御酒奖赏他，霍去病觉得功在全军，但是人多酒少，所以将酒倒在泉中于将士共饮，所以有了“酒泉”之名。大家看，这泉水清澈见底，泉眼冬季不冻，夏季清凉爽口，可以饮用。泉水日出水量约3万平方米以上，泉水向北渗入小湖。 前方有一个花岗岩雕成的大酒樽。酒樽正面镌刻着李白的《月下独酌》诗句：“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在肃州民间还流传着李白来酒泉的传说。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也把酒泉比喻成饮中八仙所向往的地方。 绕过嵌诗酒樽，便来到左宗棠修造的月洞门前，门上有左氏题写的楹联和匾额，其联为：“甘或如醴，澹或如水;有则学佛，无则学仙。”其匾额是“饮之令人寿”。月洞门内侧有
读《陈垣史源学杂文》有感
读《陈垣史源学杂文》有感 “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实诳汝”。古代史家引用他人成果往往不注明详细出处，而一旦有讹误、传抄错误之处，便难以发现，这就导致做学问的不严谨、不负责。面对这样的问题，陈垣先生创立史源学，要求学生查处古籍引文的来源，这个工作看上去似乎枯燥无味，实际上却能尽快熟悉相关文献、锻炼治史的本领、培养踏实严谨的求学态度。 “空言不能举例”，作为史源学的开创者，根寻史源是陈垣先生史学考证的一贯作风。基于中国古代优秀史家的优良传统，陈老特别注重对史源的考究，他常说“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明确提出了在运用资料时必须考查其来源，对于史书中的记载，“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源。”《陈垣史源学杂文》一书的前言中，讲到陈先生史源学课程的一句导言：“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即史源实习主要有三步：首先要选定材料；其次抄录、点句；最后考释，“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在《陈垣史源学杂文》一书中，主要收录陈老对《廿二史札记》、《日知录》、《鲒埼亭集》三部史籍的考释研究，这是陈老史源学的精髓体现。 依据史料的性质与来源，可划分为原始史料和撰述史料。原始史料往往是未经加工，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面貌，比如政府文件档案、碑铭、谱牒、契约等。而撰述史料则是依照原始史料综合整理而成，而正是因为其改造了作为“源”的原始史料，故而为“流”。并且鉴于作者编撰的时代背景、原始史料本身损毁等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个人情感影响等，所撰述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是存在一定疑问的，这就特别需要我们考寻史料之源，对其作出真伪评判。此外，陈垣先生还指出搜集史料问题上提出的，要“竭泽而渔”，当史料不全的时候，我们做出的结论就难免偏颇之局限。 史源学的价值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可谓不言而喻。历史研究需要准确可信的史料，这就需要对征引文献进行鉴别，不考史源，就难免以讹传讹。而史源学的功用便在于鉴定史料真伪、纠正前人著述中的谬误之处，同时，也利于我们正确地剪裁取舍史料，拒绝断章取义。 阅读此书，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首先，扎实的历史知识是基础，以及要善于运用检索工具书。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怎样能够曲径通幽，发现独到的问题，而非受制于大多数人所习惯的问题模式？丰厚的知识储备、广泛的阅读量是为学之本源，也
中国史学史考试重点
中国史学史考试（部分） 一、名词解释 1·《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时期各国辩士的活动及他们的策谋权变以及军国大事和社会情况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战国时成书，后经西汉刘向整理编次，定名为《战国策》，今传33卷，以记言为主，善写铺陈形势、阐述利害的辞令，同时还善于描写人物及反应人物精神思想的变化。 2,·《三国志注》：是南朝宋人裴松之于公元429年作成的一部中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对陈寿《三国志》做的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以补其阙”，二是“以备异闻”，三是“以惩其妄”，四是“有所辩论”，本书目的在于“鸠集传记，增广异闻” 3·《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304年～439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是北魏的崔鸿。是对西晋灭亡后中原十六国史书的综合汇编，成一百卷，此外还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突破既往传统，将各国国书改名为“录”，各国帝纪改名曰“传”，“不附正朔，自相君长”，记录各国史事时，系以各自之年号。 4·《五代史志》：是一部综述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史书，到高宗显庆元年完成。“五代史志”共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反映了社会风貌和时代特点，在撰述思想上兼容南北、上承两汉，高度自觉，此书是“正史”书志发展的新阶段，促进了独立的典章体史书的问世。 5·《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等人编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全书共有225卷，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文采编纂上清新质朴，是对《旧唐书》的补充完善。 6·《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 7·《通志》：是宋代郑樵修撰的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巨著,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体例仿《史记》，记录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十通”之一。8·《尚书》：《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作为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载了虞、夏商、周的许多重要史实，《尚书》用散文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9·《文献通考》：简称《通考》，是元朝马端临所著的一部典制体的通史，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和《通典》、《通志》合称“三通”。全书分为24门，348卷。 10·《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本书记录上起黄虞时代，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典章制度之沿革。 11·《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二、列举 1·《五代史志》写的是哪几个朝代：梁、陈、齐、周、隋。
明史纪事本末(有误)
《明史紀事本末˙南宮復辟》校讀： 兼論其史源、編纂水平及作者問題 徐 泓 東吳大學歷史系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勤大樓四樓歷史系會議室 參與人：于志嘉 王德毅 王鴻泰 朱 鴻 文仲瑄 何淑宜 呂士朋 宋惠中 吳大昕 巫仁恕 林麗月 邱仲麟 尤淑君 徐 泓 張 璉 翁建鍾 張哲郎 陳怡行 陳啟鍾 鄭樑生 賴惠敏 吳正龍 張皓政 陳怡行 張繼瑩 謝崇熙 唐立宗 吳惠雯 林修合 一、前言 在有關明代史的典籍中，《明史紀事本末》是一部得到學者高度評價的經典之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讚它：「排比纂次，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為淹貫。」[1] 在中國史學史上，是紀事本末體臻於完善之作。[2] 在明代史研究上，是一部經常被當作原始資料運用之作。因為在此之前的紀事本末，都是根據現有的史書編輯而成的，如《通鑑紀事本末》是依《通鑑》改編成的，史料價值不高；而《明史紀事本末》成書於順治十五年(1658)，在乾隆四年(1739)官修《明史》之前七十三年，其於史料之取捨及評論史事之觀點，有不少與《明史》有出入的地方，史料價值頗高。因此被近代史家認為是一部「可以與《明史》互為補充」，[3]「是最有用和最可靠的有關明史的早期著作之一」。[4] 自出版以來，三百
多年間，一直被史學界認為是「研究明代史事的基本史籍之一」。[5] 《明史紀事本末》的優點，是它能在明代近三百年千頭萬緒的史事中，提綱挈領，疏而不漏地，選取八十個專題，記載明代重大史事，包括了政治、軍事及典章制度的基本內容，涉及漕運、河工、礦監、稅使等與國計民生攸關的問題。[6] 所選專題中，〈南宮復辟〉即為學者撰述英宗復辟、奪門之變相關史事時經常引用的。近年來因參加「明代典籍研讀會」，重讀《明史紀事本末》，首先仔細校讀〈開國規模〉，寫成〈《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校讀：兼論其史源運用與選材標準〉及〈《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校讀：兼論其史源運用及其選材標準〉，引起同仁們的興趣，已完成〈太子監國〉〈江陵柄政〉〈沿海倭亂〉〈平定東南〉〈東林黨議〉〈安南叛服〉〈王振用事〉〈礦稅之弊〉〈崇禎治亂〉〈魏忠賢亂政〉〈河漕轉運〉〈平浙閩盜〉〈平南贛盜〉〈平鄖陽盜〉〈更定祀典〉〈平徐鴻儒〉。[7] 過去讀《明史紀事本末》用的是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基本叢書》本，字小而模糊，讀起來甚為費力。[8] 後得王戎笙教授慨贈北京中華書局於一九七七年出版 的新點校本，字大清晰，版面清爽，又有新式標點，讀起來倍感愉快。[9] 新點 校本的點校工作，是由河北師範學院歷史系擔任的，對於點校的過程，他們在〈出版說明〉中作了清楚的說明： 這次點校，《明史紀事本末》以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築益堂本為底本，.......谷書八十卷，曾與《四庫全書》文津閣本、江西書局本、廣雅書局本、崇德堂本、思賢書局本互校，擇善而從。此外還參考《明實錄》、《鴻猷錄》、《續藏書》、《國榷》、《石匱書後集》、《明史》、《明通鑑》、《明紀》等書，作了一些訂正，改動原文之處，用方圓括號表示增刪，并加了校注。為了便于檢查，紀年下附注了干支、公元。[10] 河北師範學院歷史系點校工作是以谷應泰的築益堂原刻本為底本，參考了 其他四種版本，且以《明實錄》等明代基礎典籍相校，堪稱《明史紀事本末》流通的各種版本中的最善本；因此應以新點校本為校讀的底本。 這次校讀〈南宮復辟〉篇，仍與以前一樣，除以中華書局新點校《明史紀事本末》為底本，參考《國學基本叢書簡編》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廣雅書局校刻本外，[11]並從《明英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校勘本，1962）、談遷《國榷》（台北：鼎文書局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高岱《鴻猷錄》（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影印萬曆沈節甫輯陳于廷刊《紀錄彙編》本）、張岱《石匱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稿本）薛應旂《憲章錄》（成都：巴蜀書社《中國野史集成》本）、趙善政《賓退錄》（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影印道光趙紹祖、趙繩祖校刊《涇川叢書》本）、楊瑄《復
史源学注意事项
全祖望《晋开运用兵论》考 一、简繁体字、格式统一。 二、规范版本、注释格式。 1、文献版本使用的一般原则： （1）保证用普本（足本、校本、整理本；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 （2）争取用善本（宋元刻本、影印刻本） 《辽史》，商务印书馆百衲本。 （3）摒弃用劣本（排印本、删节删改本、全译本、节录本） 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建炎元年正月辛卯条，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2年，第325册，第15页。 3、《资治通鉴》卷283，齐王开运元年正月辛丑条，中华书局，1976年，第？？页。 4、《新五代史》卷9《晋本纪第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页。或《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页。 5、《新五代史》卷51《杨光远传》/《新五代史》卷51本传。 6、耶律德光：见《辽史》卷3《太宗一》， 卷4《太宗二》；或《辽史》卷3、卷4本纪 7、（宋）张方平：《张方平集》卷17《南北正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8、(宋)欧阳修：《居士集》卷一六《正统论下》，载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69-270页。 三、考释规则与格式 1、目的：追溯第一史源。 （1）《中国历史大辞典》、今人著作等不可视为史料；地名、朝代等解释可用专用辞典。其它考释必须用史料，且标清来源，凡引用原文必标“”。 （2）尽量用更早、更可靠的史源。 ①《全唐文》《陔余丛考》（二手史料）与《新五代史》； 《读通鉴论》（史论性书籍，不可用作史料，可作为学术史或学术观点加以引用）与《资治通鉴》。 ②《扬州画舫录》（清人笔记）与《清史稿》； ③《资治通鉴》（编年体，详于记事）、新旧《五代史》（纪传体，详于记人）、《宋史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 （3）标示清楚史源 如，（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4，宣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条后，引马扩《茆斋自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30页。 又，《旧五代史》卷64，史臣曰：“晏球之伐中山也，著戡定之功。” 2、引用原文的目的是什么？ ①不要没头没脑，应用简短的一句话说明你引用史料的目的。 ②引用的长度要恰到好处，能说明问题即可。 ③时间概念必须清晰。 ④分清楚人名、地名、事件的考释。 秀容:今山西省忻县西北。按，《资治通鉴》卷283，齐王开运元年正月辛丑条云“辛丑，太原奏破契丹伟王于秀容。”胡三省注曰：“容秀，汉汾阳县地，隋自秀容故城移于此，因更县名；唐带忻州。”忻州，今山西省忻县西北。
《大司徒》、《职方氏》封国之制考异
《大司徒》、《职方氏》封国之制考异 作者：宋怡心 来源：《丝绸之路》 2016年第16期 宋怡心 （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郑康成言《周礼》为周公居摄而作。其中国典朝章灿然齐备，堪称经邦之规则。 然考《周礼》所载封国之制、班爵禄之典、乃至畿服之制，均与其他先秦文献存在较大歧异， 成为历代学人聚讼纷如的焦点。考诸文献，可见《孟子·万章下》、《汉书·地理志》、乃至“孔传本”《尚书·武成》当中，同样存在封国之制的记述。考辨史源，足见《周礼》与上述 诸家并非同出二源，先儒对此亦有种种弥合之说。先秦礼典有应然实然之分，封国、畿服之制 之歧异即为一例。 ［关键词］封国之制；先秦礼制；治国之道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6-0021-03 一、《周礼》所载封国之制 郑康成采《尚书大传》、《礼记·明堂位》之说，言《周礼》为周公所作六典之礼，以之 居洛邑治天下。《汉纪》载王莽篡汉援经复古，“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为五”，其封 国之制亦仿照《周礼》而制定。“周公所作”之说虽屡遭反驳，难称定论，但亦足以反映出 《周礼》作为经邦之规则的重要地位。欧阳修《问进士策》赞曰：“（《周礼》）制礼作乐， 建国居民，养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为治之法，皆有条理，三代之政美矣。”可见《周礼》 所载封国之制在古代经学与治国之道之中的显要地位。 考其书，则封国之制主要见于《地官》：“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另有《夏官》——虽叙称“政官”，然其载实为复杂，亦有职方氏、量人、土方氏等职官，管理邦国封建、疆域划分等事务。 《大司徒》对封国之制的记载如下：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 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职方氏》说五等诸侯国之里数同，又载畿服之制：“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 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大司徒》中称畿，未称服）。 二、其他先秦文献对封国之制的记载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周礼注疏》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