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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讯逼供罪

【摘要】在传统文化思想、落后的侦查技术及不健全的制度体系的影响下，我国的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它严重地破坏了司法权威和司法机关形象，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因此，通过对其的构成特征、成因及其危害的剖析，探讨刑讯逼供的防治措施，探索出一条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并且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来，从而实现综合治理，保障人权，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体系。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防治

刑讯逼供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危害最为严重的酷刑。它不仅有碍司法公正，极易导致错案，而且严重侵犯人权，危机到公民的合法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及早地遏制刑讯逼供，不仅仅是我国司法制度体系的一种完善，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种保障。

一、刑讯逼供罪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在实践中，由于受传统职业心理和习惯的影响，在观念上一些侦查人员仍将犯罪嫌疑人视同罪犯，一旦发现某人有作案嫌疑，心理上即刻就产生了一种对立情绪。在以后的侦查活动中，他们就很难再将其视为一个无罪公民，给予其充分的权利保障，而容易实施一些非法行为使“客观”符合其主观认识，刑讯逼供就往往成为其达到此目的的“有效”方法。

（一）犯罪主体问题

本罪的主体位特殊主体，只有司法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即必须是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具体是指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的侦察人员、海关缉私警察人员、检察机关的检察人员、审判机关的审判人员和监狱的监管人员。根据“两高”等有关部门所作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果劳教工作干警对被讯问的劳教人员刑讯逼供的，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犯罪主观方面问题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也有人强调本罪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但一般均认为是否实际逼出口供，供述是否符合事实，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才应以犯罪论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其实背离了本罪的立法初衷。设立本罪要保护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有公民的人身权利，又有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即使犯罪动机是“为公”，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正是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同样应认定为刑讯逼供罪。

（三）犯罪客体问题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正常的司法活动。可是对于这一双重客体，何为主要客体，何为次要客体，理论界曾有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本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1]另一种意见认为本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

[2]

（四）犯罪客观方面问题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司法工作人员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

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从司法实践看，刑讯逼供的行为，通常是由司法工作人员亲自实施，也可以由司法工作人员指使他人实施。刑讯逼供的手段很多，包括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捆绑、吊打、非法使用刑具；或者日晒、火烤、长时间地冻饿、体罚、“车轮战”等，以达到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堪忍受肉体痛苦时供述。所谓逼供，是指审讯人用刑讯的方法逼迫审讯对象做出有罪的供述。根据法律规定，口供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罪的供述；二是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三是检举他人犯罪的陈述。从刑讯逼供的客观方面看，可以说“刑讯”是手段，“逼供”是目的。因此，对于仅有一般的“逼供”行为而未使用“刑讯”手段的，不能以刑讯逼供罪论处。

二、在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 刑讯逼供现象仍然很难杜绝的原

因

（一）权利本位思想的影响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里, 我们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作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 签定和加入了许多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和条约,并制定了许多对人们权利进行保护的国内立法,以宪法及其他法律的形式赋予了人们大量的权利。但我们国家毕竟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 权利本位的思想仍然有其存在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当权力的运行和权利的行使相冲突时, 人们内心天平上的砝码自然会倾向权力一边。因而许多司法工作人员内心至今仍然存在着重口供、片面相信口供的情结, 只追求案件的侦破和国家刑罚权的实现, 而忽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二）轻程序公正而重实体公正的法律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

程序公正观主张司法的公正主要是司法过程的公正。英美法系国家对此情有独钟, 这是与其怀疑主义的认识论传统相联系的, 经验主义哲学是英美国家的主导哲学思想。当然, 英美法系国家素有的“程序先于权利”的民族伦理传统也导致了其对程序公正的重视。实体公正观则体现着对案件实体结局处理而非过程的公正的追求。大陆法系国家对实体公正较为偏爱和注重。这是因为其在认识论上主要是受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观点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对实体公正的倚重还源于其职权主义的法律传统及由此形成的法律伦理观念。作为大陆法系衣钵的承受者, 中国目前司法界“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公正、轻程序过程”的法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成为主流。由此, 为了追求对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追究, 实现实体公正, 一些司法工作人员甚至以侵犯程序公正为代价从而导致了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

（三）侦查手段和侦查技术的相对落后

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和大量高科技手段被运用于刑事侦查,警察机构的装备日益改善, 取证能力大大增强, 但警察装备的改善和取证能力的增强却赶不上犯罪手段的花样翻新。犯罪分子在与警察的周旋中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反侦查能力逐渐增强。司法实践表明,许多案件涉案当事人的供述在案件侦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侦查人员发现和搜集证据的重要线索, 如果没有涉案当事人的供述, 则案件事实便不可能查清；还有一些案件, 涉案当事人的供述能够使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顺藤摸瓜, 侦破另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案件和悬而未决的疑难案件。因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至今仍在一些司法工作人员的心目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查清犯罪事实,他们一味追求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甚至不惜使用刑讯。

（四）立法上的规定缺乏司法上的配套制度体系的保障

我国刑事立法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较为完整地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 应当说从正面直接立法条文来看是相当完善的。但是, 尽管立法采取了“严禁”的态度, 刑讯逼供的现象却未能杜绝。这正是由于目前除了“严禁”的正面规定外, 缺乏与之配套的制约措施。如《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没有被有效排除。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 但对于非法取证这种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的程序性后果却缺乏规定。“其结果必然是程序的权威性、经过程序作出的决定的既定力会受到影响, 同时又为恣意行为开了方便之门。”[3]用刑讯逼供的方法获得的证据只要其内容真实就会被采用, 这便会导致侦查人员为了追求破案率而动辄刑讯逼供。

三、透视刑讯逼供的危害

（一）有碍实体公正，极易导致冤假错案

刑讯逼供的目的是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为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中得到所谓的事实真相，侦讯人员不惜采用暴力、变相暴力或精神折磨的手段，使犯罪嫌疑人的身心遭受种种痛苦煎熬，最后不得不承认一些莫须有的罪行，以换取片刻的自我保全。案件的事实出现了差误，实体公正便无从谈起，错案便由此产生。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刑讯逼供严重影响了证据的效力。因取证违法导致证据资格丧失，刑讯取得的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往往会影响到实体公正的实现，可谓“欲速则不达”。

（二）有损程序公正，负面影响严重

在现代法治社会，即使刑讯逼供查明了案情也必遭否定和唾弃，其根本原因在于刑讯逼供践踏了程序正义、毁损了程序价值。刑讯逼供将程序价值损害殆尽，首先，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其次，刑讯逼供破坏了刑事程序的公正性与民主性，将司法的理性无情践踏。刑讯是赤裸裸的暴力，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恣意压迫，无论犯罪嫌疑人有罪还是无罪，都是不能忍受的。

（三）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危及公民的法律信仰

司法工作人员执法犯法，滥用国家权力，直接有损司法机关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气危害是潜在的、严重的。“如果国家机关违法，必将诱发全社会违法行为泛滥，出现‘政府无法制’、‘社会无政府’的混乱局面”。[4]刑讯逼供者名为执法，实为违法犯罪，国家机关的威信因此荡然无存，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也遭到破坏，而它们恰恰是法治的根基，这就必然导致公民法律信仰的动摇。

四、遏制刑讯逼供的相关措施

（一）在司法领域确立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重的诉讼法律思想和理念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构成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两者是彼此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具体讲, 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 而实体公正又是程序公正的检验器。当然, 程序公正的价值不仅仅限于保障实体公正、为实现实体公正服务, 其同时还具有独立的价值, 即程序公正本身就体现了社会的民主、文明、人权和法治的精神。[5]片面强调实体公正而忽视程序公正或者片面强调程序公正而忽视实体公正的观念和做法, 最终必然会损害司法的整体公正。所以, 我们应当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和做法。

（二）强化对司法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

1.加强检察机关检察职能对侦查权的制约

要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从各方面条件讲,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比其他措施的实施更容易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 坚持力度也要比其他措施更为有效。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真正行使检察职能, 以切实避免刑讯逼供现象。

2.加强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人民检察院身兼两职的特殊身份不利于其客观而全面地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法院中立的诉讼地位和裁判职能决定了由它监督、制约检察机关甚至是公安机关侦查权的依法行使是合理而有效的。就我国现状而言, 迫切需要人民法院运用司法权介入审判前程序, 实行司法审查、令状主义, 并参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 逐步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护制度, 以减少甚至避免刑讯逼供的发生。

3.实行羁押、讯问分管, 加强羁押机关对侦查权的制约

司法实务中, 侦查机关在讯问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时, 一般在羁押场所进行。为了有效地遏制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现象, 必须建立羁押机关和侦查机关分管制度, 实行羁押机关对于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的外部监督。[6]羁押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进行讯问的过程以“看得见、听不着”的方式进行监督。如果羁押机关认为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的行为, 有权直接向检察机关提出书面司法建议并对进行刑讯逼供的人员提出控告。

（三）增建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

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 能及时地监督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是否合法, 并能有效地减少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现象发生。司法实务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翻供否定侦查阶段供述的现象日益增多,其翻供的理由几乎都是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获取供述。律师在场制度可促使侦查人员合法讯问, 减少任意翻供的现象, 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四）建立犯罪嫌疑人申请人身检查制度

侦查中刑讯逼供这一“顽症”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犯罪嫌疑人无法将身体受到伤害的证据及时固定, 缺乏证据保全措施, 事后伤势已愈失去控告证据, 从而难以对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进行认定。建立犯罪嫌疑人申请人身检查制度, 设立专门机关进行检查, 可以为犯罪嫌疑人固定证据, 起到证据保全措施的作用。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以此证据行使控告权, 可以使施行刑讯逼供的司法人员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从而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使犯罪嫌疑人人权得到切实的司法保障。

（五）完善有关刑讯逼供的立法

1.应增加包括沉默权在内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得被强迫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作证。刑事诉讼是被追诉的个人同作为控诉方的国家之间的抗争。由于国家机关拥有强大的权力, 当事人显然处于弱势, 因而必须约束政府的权力而保障个人的权利。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有助于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抗辩能力, 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同时会减低司法机关对口供的依赖, 改正侦查机关依靠口供破案的习惯,从而有效防范刑讯逼供的发生。

2.应增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等证据加以排除的统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可以有效地制止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行为, 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任意侵犯, 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司法水平的提高, 防止或减少冤假错

案的发生。

3.删除《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义务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该规定的含义相当模糊,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一般以主观标准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如实回答”。由于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职责是揭露和证实犯罪, 侦查人员的这种主观的强烈的倾向性和选择性致使他们更加关注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7]有时犯罪嫌疑人的回答即使是如实的, 但因其在任何回答中都兼有一定辩护意义的内容, 侦查人员就会认为其没有“如实回答”, 于是便会无止境地反复讯问甚至使用刑讯。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侦查人员刑讯行为产生的“合法性”诱导, 并且“如实回答”义务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相违背。为与国际公约保持一致, 应将“如实回答”的规定予以废除。

五、结语

在我国法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刑讯逼供的案例仍然时有发生，不仅使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究，而且给法制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极大降低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和执法机关的威信，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及早地遏制刑讯逼供，不仅保障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还维护了我国的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有关刑讯逼供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从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视角，探讨了刑讯逼供的原因，并提出了对策．但实践中刑讯逼供仍屡有发生。严禁刑讯逼供这一项保障提了十几年，现实生活中分不容易做到，比如在大案、要案必破的观念影响下，公安机关如果片面追求破案率，刑讯逼供就很难避免，要减少刑讯逼供，不仅需要靠追究刑讯逼供者的刑事责任来保障，还需要有一些智慧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 赵秉志.刑法修改研究综述[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519-520

[2] 周柏森.中国刑法学教程[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477

[3] 张正德.刑事诉讼法价值评析[J ]. 中国法学.1997.4

[4]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1993.294

[5]叶利芳.刑事司法学[C].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332-336

[6]王传道.侦查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遭遇刑讯逼供应该怎么办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https://www.wendangku.net/doc/1117206944.html, 遭遇刑讯逼供应该怎么办侦查人员在讯问的过程中，需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是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严重的还会构成刑讯逼供罪。那么，遭遇刑讯逼供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赢了网小编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答疑解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刑讯逼供作为刑事抗辩理由之一，用得好或许就能免除牢狱之灾。如何保留被刑讯的证据或者线索? 1、尽可能不要承认自己没干过的事情;

2、尽可能保留自己被刑讯的证据; 3、抓住一切投诉的机会; 4、找个好律师。如何更有效地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1、提出申请的时机：在签收《起诉书》或开庭审理时 2、提出申请的内容：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内容 3、找个好律师。刑讯逼供一直是冤案的重要原因，它的危害并不仅仅是遭受暴力时身体所承受的痛苦，更大的危害在于被取证之后可能要承受的罪名和牢狱之灾。以往，对刑讯逼供的处罚，只能以“刑讯逼供罪”追究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而认定犯罪事实的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在地位不对等、司法人员有所偏袒的情况下，遭受刑讯的嫌疑人很难证实“自己被刑讯”这个事实。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增加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内容，这一程序最大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嫌疑人证明“被刑讯”这个事实，只需要证明“可能存在刑讯”。这就大大减弱了遭受刑讯的人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他们不需要提出确切的依据来证明一个事实，只需要提出可供调查的线索来证明一种可能。那在遭受刑讯时，如何尽可能地保留证据或者线索，如何更有效地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以避免刑讯之后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 重要前提 1、侦查行为不文明不属于刑讯逼供。侦查行为不文明的情况，比如态度粗暴、说脏话、拍桌子甚至侮辱嫌疑人等，都不属于刑讯逼供。此外，有些时候，警察使用暴力往往只是因为嫌疑人不老实、耍滑头，打他们一顿是为了发泄，而不是为了取证，也与本题无关。 2、不争论有没有刑讯逼供、是多是少这个问题。如有些警察叔叔回答的：现在调查取证越来越规范，很多地方都是全

浅谈法律中的刑讯逼供

[目录] 1、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 2、当今为何耍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 3、刑讯有功还是有过的制度分析 4、刑讯逼供行为在实践中难以认定，使这一行为有了存在成长的空间 5、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对策 [摘要]刑讯逼供作为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环节出现的一种侵犯人权的不文明现象，在立法上早己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禁止，但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行为本身却并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有了禁止的规定而销声匿迹。 [关键词]刑讯逼供、减少刑讯逼供、提讯。一、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偏爱口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不得轻信口供，还规定判案不要求必须有被告人口供，但是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判案等情况确实屡见不鲜。大家都知道口供不可靠，办案时过分依赖口供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又都千方百计去获取口供，似乎手中没有口供，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刑讯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在野蛮的古老法制中，烈火和沸水的考验以及其他琢磨不定的械斗的“神明裁判”就是刑讯的雏形。古老野蛮法的刑讯产生的根源是将人致于烈火中交给神来裁判。而几行年后的今天的刑讯己经有了自己新的意义，其产生的根源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当代刑讯到底根源是什么？笔者想以刑讯本身为基上噗的榆方法向大家揭开其真正的面纱。前面提到了刑讯的概念，既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口供在刑事诉讼中被称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属于证据的一种。而且是直接的，原始的证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案件已经发生不能重现，所以其他证据的获得具有很大的困难，激发人的惰性而使用刑讯来获得证明力强的口供。司法机关要口供就是要证据，这里我们推出了第二层的概念——证据。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是证明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刑事案件是已经发生而且不可能重现的客观事实，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件，证实犯罪的唯一途径，就是充分，全面地惧与案情有关的证据，并运用证据，经过正确的推理，判断，查明案件的情况，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离开了证据，要想查明案情，证实犯罪，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所以公安机关要费劲力气来获得证据。不仅如此，证据还是进行刑事诉讼的依据，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谎，就是运用证据的过程。在立案，逮捕，定罪的各个过程中，没有了证据就无法进行下去这里我们有从证据引出了第三层的概念——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要领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从定义中我们就能看出，实际上刑事诉讼是将犯罪与理事责任相连接的纽带，只有通过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才能是国家实现刑罚权，能使一个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刑罚处罚，使无罪的公民的权利得到保护。这里提到了犯罪与刑罚便是我们耍的第四层概念，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一般情况下，犯罪是刑罚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犯罪是侵犯法益的行为，而刑罚是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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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忍，身体可被随意翻转。6.打表手铐、脚镣连一起，身体向下弯成90度，站数天甚至数星期。被讯者易脑部充血，意识模糊休克。7.浇冷水用冷水刺激，不让睡觉休息，开冷空调吹。被讯者被迫保持清醒，易感冒、发烧。8.喷芥末油用注射器往嫌疑人鼻腔喷射芥末油。辛辣味直冲脑门，让人眼泪鼻涕齐下。二、刑讯逼供在“江湖上”造的恶1.无法计数的冤假错案长期以来，刑讯逼供作为主要破案手段沿用，重口供，轻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这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根源之一。刑讯逼供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中国每年发生的刑讯逼供案件有多少？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一位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除非主动招供，否则少有不打的。2.打折扣的司法公信力刑讯逼供一直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最受诟病的领域。由于刑讯逼供嫌疑永远不能避免，司法系统的基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同时，冤案的概率也不断上升。三、刑讯逼供何时才能“退出江湖”？（一）推动因素1.立法上的禁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对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非法的证据收集方法作了禁止性规定；《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罪名，并规定对这类案件要从重处罚。2006年7月，修订后的《最高人民

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编辑：张智勇律师（赵红霞辩护律师）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一、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本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证人不能成为本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二、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入、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三、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

从“胡电杰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的防治

从“胡电杰冤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防治【摘要】刑讯逼供就是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追溯其历史，可以到西周时期，中国古代是以刑为主，刑讯逼供成为了主要办案手段，而在历史书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但其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遗毒，还荼毒着如今这个法治社会，并且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本文就是以一个冤案来分析我国刑讯逼供如何防治，文中将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当今缺乏的相关制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关键字】刑讯逼供非法证据律师在场权国家赔偿【正文】案例：2002年3月4日，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一个小山村中发生了一起血案，死者是村民胡电胜的妻子郭瑞英及一双儿女，死者郭瑞英被凶手用刀捅死，一双儿女被凶手掐死，凶手还残忍的将三名死者的眼睛用尖刀刺瞎。3月20日，胡电胜的堂兄胡电杰被叫到了南乐县公安局，被锁定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据胡电杰的回忆，案发当天晚上，他正在邻居家打麻将，而且他的母亲也在场，麻将打到深夜便散伙回家睡觉。但在警方的眼里，胡电杰却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理由只有一个，死者家的院墙外有一枚脚印，经过警方的比对，恰好与胡电杰相同。自此，胡电杰遭遇了严酷的刑讯逼供，在连续六天六夜的酷刑下，胡电杰迫不得已在办案人员的诱导下承认了自己的“杀人行为”，并编造了杀人细节。2003年10月15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胡电杰死刑，不立即执行，同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胡电杰倍感冤枉，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04年5月，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下达一审判决，称“鉴于本案确无固定不变的直接证据”，维持原判。2004年12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警方提交补充侦查笔录，根据胡电杰所供称“作案后先把刀子放在院门南侧的水道眼里”，经勘查发现，水道眼内的一块砖上有放过东西的痕迹。据此，2006年10月24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判决，胡电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人经济损失19万余元。胡电杰仍坚持提出上诉。2007年10月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终审裁定，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故撤销判决，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于2008年9月不公开审理了本案，判决结果依然相同，胡电杰再此被判死缓。2009年8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四次作出裁定，结论与上次无异。第五次审理时，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2011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准许撤诉。此时，距离胡电杰被抓已近9年。但撤诉不等于无罪，胡电杰离开看守所，是因此案“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经南乐县公安局决定，对胡电杰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案例中，胡电杰收到的四份死刑判决书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惊，更多的

为什么要禁止刑讯逼供

为什么要禁止刑讯逼供在人类历史中，酷刑经历了从审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手段到在各国国内法中受到冷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被全面禁止的演变。进入20世纪以来，反对酷刑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随着人的价值和权利在全世界的逐渐被肯定，遏制和反对酷刑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相关的努力也不曾间断过。许多国家开始在实践中陆续废除了酷刑，酷刑的“法定化”外衣逐渐消失。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特别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获刑罚。”这是最早明确规定禁止酷刑的国际性文件，为全世界范围内禁止酷刑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而后联合国制定了许多禁止酷刑的公约或法律性文件，如1984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该公约于1987年生效。同年，联合国将每年的6月26日设置为世界反酷刑日。欧洲理事会为了加强《欧洲人权公约》关于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规定，专门制定了《欧洲防止酷刑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绝对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实施机制，即欧洲人权法院。这些法律性文件围绕着确定具体的标准，将人权宣言有关禁止酷刑的文件，使禁止酷刑的规定逐步规范化、具体化和系统化。中国政府一贯反对酷刑，先后签署了一系列保护人权，反对酷刑的国际公约，其中包括1998年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中国，酷刑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刑讯逼供。中国不仅在程序法上禁止刑讯逼供，而且在实体法上规定了刑讯逼供罪。酷刑在国际法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中都是被严格禁止的。然而酷刑的使用在全世界依然存在，国际社会反酷刑的努力也始终没有停止。刑讯逼供是酷刑的主要表现形式。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刑讯逼供等酷刑现象具有现实危害性。 1>刑讯逼供对程序公正具有危害。长期以来实体正义是人们追求的重心：即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以正确实现国家的刑法权，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但正义的实现一般来说还有赖于正当和科学的程序。刑事诉讼不仅应当追求实体结果的公正，而且应注重诉讼过程的公正。程序正义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程序必须最大限度的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二是程序必须人道。一项刑事诉讼程序即使有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但其在运作过程中有违理性或有辱人的尊严，那这样的程序仍然不是正当法律程序。刑讯逼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有损于诉讼程序的人道性、公正性和民主性，是诉讼程序完全成为“强权”作用的结果。刑讯逼供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了某种义务，以损害其个人利益的代价去换取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显然是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严重损害了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

论刑讯逼供罪

论刑讯逼供罪【摘要】在传统文化思想、落后的侦查技术及不健全的制度体系的影响下，我国的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它严重地破坏了司法权威和司法机关形象，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因此，通过对其的构成特征、成因及其危害的剖析，探讨刑讯逼供的防治措施，探索出一条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并且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来，从而实现综合治理，保障人权，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体系。【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防治刑讯逼供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危害最为严重的酷刑。它不仅有碍司法公正，极易导致错案，而且严重侵犯人权，危机到公民的合法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及早地遏制刑讯逼供，不仅仅是我国司法制度体系的一种完善，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种保障。一、刑讯逼供罪的概念与基本特征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在实践中，由于受传统职业心理和习惯的影响，在观念上一些侦查人员仍将犯罪嫌疑人视同罪犯，一旦发现某人有作案嫌疑，心理上即刻就产生了一种对立情绪。在以后的侦查活动中，他们就很难再将其视为一个无罪公民，给予其充分的权利保障，而容易实施一些非法行为使“客观”符合其主观认识，刑讯逼供就往往成为其达到此目的的“有效”方法。（一）犯罪主体问题本罪的主体位特殊主体，只有司法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即必须是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具体是指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的侦察人员、海关缉私警察人员、检察机关的检察人员、审判机关的审判人员和监狱的监管人员。根据“两高”等有关部门所作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果劳教工作干警对被讯问的劳教人员刑讯逼供的，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二）犯罪主观方面问题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也有人强调本罪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但一般均认为是否实际逼出口供，供述是否符合事实，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才应以犯罪论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其实背离了本罪的立法初衷。设立本罪要保护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有公民的人身权利，又有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即使犯罪动机是“为公”，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正是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同样应认定为刑讯逼供罪。（三）犯罪客体问题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正常的司法活动。可是对于这一双重客体，何为主要客体，何为次要客体，理论界曾有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本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1]另一种意见认为本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 [2] （四）犯罪客观方面问题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司法工作人员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

论刑讯逼供的存在及限制

与逃逸致死这两种相关行为连结起来分析,肇事是引起抢救被害人义务的先前行为(在法律将这种抢救规定为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这种抢救义务就是法定义务与先前行为义务的竞合),故意不履行这种义务导致被害人死亡时,无论肇事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犯罪,行为人的责任大小,均可以成立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罪,若只将其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在交通肇事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认定上的困难。就这种情况的立法规定方式,可以有两种可能,一是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处理;二是规定为特殊的遗弃罪。比较两者,规定为特殊遗弃罪较为合适。一是该种情况主观上为间接故意,且为不作为,其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故意杀人罪相对要小,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有可能会处罚过重;二是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只有在造成死亡结果的时候才可以成罪,未造成死亡结果就无法处罚,这就可能轻纵犯罪。若规定为特殊遗弃罪,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我国,遗弃罪只是对具有抚养义务的人规定的犯罪,其保护客体是公民的受抚养的权利。而在一些国家或地区,遗弃罪具有更一般的意义,在有义务者的遗弃罪中,不管这种义务的来源如何,只要义务者不履行义务,而使被害人处于危险状态,其行为就构成遗弃罪,若引起死亡结果的发生,则构成结果加重犯。[6]这种立法方式有其合理性,对我国有借鉴价值。最后看第一种情况。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之后,为了逃避罪责或出于其他动机,发生犯意的转化,并在转化后的犯意的支配下,实施了作为或不作为的杀人行为,直接杀死被害人或将被害人移转至不易发现之处,其行为已经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可以构成转化犯,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比较合适。通过以上分析再看我国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可以指出以下不足:行为上不分肇事与杀人,罪过上不分故意与过失,刑罚上的罪刑对应关系也难说科学,有必要予以修改。但在立法未作修改之前,仍应按刑法的规定处理,这就有必要尽快由司法机关作出司法解释,将第三罪刑阶段的主观罪过形式解释为兼含间接故意是比较合适的。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李国明论刑讯逼供的存在及限制林朝晖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多发生在公安、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的过程中。刑讯逼供素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诉法也列有专条,然而,现实生活中,刑讯逼供现象又时有发生,屡禁不止。一、刑讯逼供的历史及与法的关系 (一)刑讯逼供的成因与历史要分析刑讯逼供的成因,首先必须承认,刑讯逼供在客观上对侦查犯罪具有一定的价值。我们知道,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过去时态, 许多犯罪者又十分周密地对真相加以掩盖,使得侦查成为极其艰难的任务,又因为犯罪者是第一手的、直接的行为人,其口供具有其它证据无法替代的侦查价值和证据价值。因此,古今中外,口供无一例外地成为犯罪侦查和审判中最受重视的证据。但是,犯罪人只要不是在犯罪时被当场抓获,便抱着侥幸心理,能不招则不招,侦查人员则一筹莫展,怎么办?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弱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 必有口供。刑讯成为最简单有效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刑讯的确可以使某些真正的犯罪人说出犯罪真相,或者提供有利于找出犯罪真相的线索,可以大大减少侦查所耗费的时间、物力、财力。有时候,没有口供甚至完全无法侦破案件,这就是 [6]参见(台湾)林山田: 刑法特论 (下),三民书局1958年版,第96~100页;(日本)前田雅英: 刑法各论讲义 ,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88页。

论严禁刑讯逼供(一)

论严禁刑讯逼供(一) 论文摘要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对策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行为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被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因此必须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一定措施禁止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1）封建社会流毒的影响。（2）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搞刑讯逼供的影响。（3）对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者处罚不力。（4）办案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低，对口供认识偏面。（5）侦查人员数量少，任务重。由于刑事案件多和破案任务重，而政府拨给公安机关的在编人员少，因而侦查人员数量也相应少。（6）目前的侦察水平不够。（7）法律监督不力。（8）侦察人员对口供过分依赖。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1、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人；2、刑讯逼供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使本来有可能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或虚假供述。3、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4、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5、刑讯逼供还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6、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7、刑讯逼供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8、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9、刑讯逼供直接违反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严禁刑讯的对策：1.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学习，提高严格执法的思想认识。2.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在预防和禁止刑讯逼供方面的监督。3.不断改革公安人事制度。4.尽快添置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5.提高侦察人员业务素质。6.建立、完善预防刑讯逼供的有关制度。7.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严肃查处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责任人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屡禁不绝，防止刑讯逼供已成了刑事司法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难题。刑讯逼供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出发点是打击犯罪，然而在办案过程中却不断发生异化，最终以制造新的犯罪为终结，给社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那么到底什么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原因何在？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哪些措施？一、刑讯逼供概念的界定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中也列有专条规定。其中，司法工作人员是指：侦查中承办案件的人员，“肉刑”，是指对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进行摧残或伤害，如殴打、夹指、捆绑、吊起、用警棍电击等。“变相肉刑”，是指罚站、罚跑、罚冻、罚晒、罚饿等；“精神折磨”，是指用药剂催眠、不让睡眠、搞车轮战等；“逼取”，是指逼迫和获取。“供认”，是指供述和承认。“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口供是"刑事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向公、检、法机关所作的口头陈述。口供在古代有证据之王的说法，受封建社会纠问制及其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一些办案人认为只要有刑事被告人的有罪陈述就能断案，所以为了获得口供会采用各种手段去

论刑讯逼供成因及对策

论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摘要：刑讯逼供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作为一种“顽症”，对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应加强领导，加大对公安民警的教育培训力度，严格依法办事，严肃查处各类刑讯逼供案件，建立和完善制约、防范机制，将刑讯逼供事件的发生控制到最低限度。关键词：刑讯逼供、成因、对策公安机关担负着大量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问题之一就是刑讯逼供，它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严重而恶劣的。刑讯逼供，一方面侵犯了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给其精神上和肉体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另一方面，妨害了司法公正，而且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也损害了公安机关的社会形象，导致公众对公安机关及整个政府产生不信任，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关于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与历史上的刑讯传统流毒甚广、办案人员仍有主观主义思想以及教育处理不严有直接关系。”有的认为是“办案人员能力差、办法少、取证手段不高明、水平低。”还有的认为是打击不力。这些都从某一方面分析了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客观分析并结合实习经验后，归纳出如下几个原因：第一，由刑讯逼供本身的特性决定。刑讯逼供具有三个特性。一是对象的特定性。从公安机关看，对象大部分是犯罪嫌疑人，由于他们惧怕法律的惩处，在审讯过程中确实存在狡辩、抵赖现象，这是刑讯逼供得以发生的诱因。二是行为的“效果”性。在实际工作中常听民警反映：“某某案件嫌疑人现场抓获，证据确凿，却拒不交待，给点颜色看就交代了，”“某某嫌疑人犯罪嫌疑很大，审了几天几夜，就是不交代，要是动手的话、不用半个小时就开口”等。这种隐藏着极大危险性的“效果”是刑讯逼供行为禁而不止的重要原因。三是目的的“正当”性。刑讯逼供尽管是违法的，但在有的民警看来，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事实口供，是为了惩治犯罪，有了这一“正当理由”，使少数领导对本单位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制止不力，甚至美言之“出于公心”而姑息迁就，从而导致个别民警法制观念淡薄，工作中以审代侦，不依法办事。第二，个性心理弱点作用。调查发现，违法违纪主体的心理特点与案件的发生有极大关系。这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禁而不止的内在原因。许多一线民警出于荣辱心理，看到别人办的案子很快就结案，而自己经办的案子久攻不下，觉得脸上无光，产生急躁情绪，抓到犯罪嫌疑人就开始动手动脚了。加之，不少犯罪嫌疑人十分顽固，认为“只要我死不承认，对方是无法的”，这从某方面又激怒了民警，使其在讯问中发生过激行为。实际工作中，有相当多的民警抱有很大的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自己运气好，动动手脚，只要不把对方打死是算不了什么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之风的蔓延。第三，传统侦查破案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公安人员对刑事案件采用原始的“摸底排队”的破案方法，待缩小“包围困”后，就将主要的力量用在讯问嫌疑人获取口供上面。于是，口供成了寻找证据的源泉，竭力获取口供也成为侦查破案的“捷径”。这就导致公安人员不去主动寻找其他证据，不去主动提高自己的侦查水平，也不注意增强侦查的智慧投入，不

制刑讯逼供的原理与机制

制刑讯逼供的原理与机制研究发布日期：2010-10-27 文章来源：互联网一、论文的研究背景酷刑是反人类的罪孽，刑讯逼供是酷刑在现代社会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这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恶俗”与文明的理念和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不断遭到抨击和诟病，反酷刑已然成为全世界共同发出的声音。遏制刑讯逼供问题是连接程序法、实体法与人权法的重要命题，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的健康运转，关系到公正审判的实现和司法信仰的确立。为遏制刑讯逼供寻找良方不是一个新命题，但国际和国内的背景使得遏制刑讯逼供的研究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从国际看，911之后，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巨大压力下，在讯问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时被频频曝光的明目张胆的暴力和血腥令全世界愤慨，也使得刑讯逼供这一国际范围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而面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公害”，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携手战斗的行列，纷纷制定或修改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反恐法制与人权保障问题亦在此改变中产生诸多争议，国家安全似乎成为刑讯逼供最为“安全”的一个借口。从国内看，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治理刑讯逼供刻不容缓。（1）司法现实和法治实现的需要。受历史文化、国民性格、法律制度、侦查力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刑讯逼供在中国尤为根深蒂固，成为阻碍中国刑事司法文明化的顽疾。近年来，随着杜培武、佘祥林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刑讯逼供更是被置于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在总结导致错杀和可能错杀的案件时发现其中多数存在刑讯逼供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明确将刑讯逼供列为侦查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2009年以来，云南的李荞明、陕西的徐梗荣、江西的李文彦等一系列看守所、审讯室内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接连发生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公安部于2009年4月1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建设会议，决心以解决执法过程中当事人非正常死亡和监管场所安全隐患等执法突出问题作为当年的工作重点，推进公安系统的反腐倡廉建设。刑讯逼供的治理显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2）遵守公约和履行缔约国义务的需要。1984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我国政府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1988年9月5日正式批准了该公约，同年11月3日，该公约对我国生效。由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是国际法的灵魂和基础，公约在效力上具有当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我国理所当然应该履行缔约国的义务，恪守公约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不时曝光的由刑讯逼供引发的冤假错案却不断地提醒我们反刑讯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3）保障人权和刑事诉讼法修正的需要。2004年我国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近年来，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得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响应，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事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而被称作“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修正运行了十余年之后出现了诸多问题，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修改日程，建立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机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探究遏制刑讯逼供问题是一个刑诉法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纵观已有的研究资料，国内学者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专门研究仍然有限。如中文著作方面，陈云生教授的《反酷刑——当代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保护》和《走向人权与法治——反酷刑纵横谈》两本著作是普及性的读物，对反刑讯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赵秉志教授的《酷刑遏制论》侧重于对实体酷刑的研究和探讨，而对程序酷刑（刑讯逼供）的遏制和预防机制涉猎较少；夏勇教授主编的《如何根除酷刑》和陈光中教授主编的《沉默权研究》都是论文集，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靳学仁副教授的《刑讯逼供研究》对刑讯逼供的概念、历史、

刑讯逼供犯罪的法文化考察

刑讯逼供犯罪的法文化考察刑讯逼供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已受到司法界的高度重视。法学界展开了对刑讯逼供问题的激烈讨论，分析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以寻求救治之方。一些论者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缺失是产生刑讯逼供的一个重要原因，主张通过立法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一些论者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主张取消这一刑事政策；一些论者认为刑事侦查人员的法律素质和技术手段不高是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主张提高刑事侦查人员队伍素质。这些分析都很有可取之处。我们的刑法已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犯罪者受到严厉的惩治，但长期以来，刑讯逼供现象却有较高的发生率，这不能不说是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显然，仅仅用“以权谋私”、“素质不高”或“不尊重人权”等来概括说明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是不够的，刑讯逼供应该有更为复杂的产生原因，也应该寻求多方面的对策。本文不拟对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作全面的考察评述，只打算从一个特殊一点的角度-法文化的视角-对刑讯逼供犯罪问题作一些探讨。一、刑讯是历史的法文化“遗产” 在古代中国社会，刑讯是合法的诉讼方式。《汉书。张汤传》：“讯鞠论报”。颜师古注：“讯，考问也。”《汉书。王子侯表。安檀侯福》：“讯未竟”。颜师古注：“讯为考问之。”“考”，后世作“拷”，与“掠”、

“榜”等皆为刑讯的方式。可见，在古代中国，讯问就是拷问，就是刑讯。当时，刑讯作为合法的讯问方式，是普遍使用。只有针对特殊的被告人，法律才规定不许运用刑讯。《唐律》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疏议》对此加以解释：“‘应议’，谓在《名例》‘八议’人；‘请’，谓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者；‘减’，谓七品以上之官及五品以上官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者；‘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令‘一支废，腰脊折，痴痖，侏儒’等：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称‘众’者，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谓不合拷讯而故拷讯，致罪有出入者，即依下条故出入人及失出入人罪法；其罪虽无出入而枉拷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即以斗杀伤为故、失。若证不满三人，告者不反坐，被告之人也不合入罪。”除这些法律规定不允许施以刑讯的人之外，对于其他所有的被告人，在审案过程中，都是可以实施刑讯的。当然，法律也规定了施行刑讯应有一定的限度。《唐律》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断。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仍令长官等勘验，违者杖六十。”这些规定都是对审案者运用刑讯手段的限制，但这样一些限制，应该说是相当宽松的。所以，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及防范(一)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及防范(一) 内容摘要：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的方法以逼取口供的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段。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一颗顽固毒瘤。本文试图对刑讯逼供的存在根源及其危害性进行分析，并参考借鉴国外相关成熟的做法，以期提出一套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希望本文对遏制刑讯逼供有所裨益。关键词：遏制刑讯逼供有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刑讯逼供的根源一思想根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人的意识有能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它指导着人们的行动，所以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会有特定的思想根源作为基础，没有特定思想作为基础，这种社会现象就如没有地基的大厦，随时可能崩塌。刑讯逼供之所以能够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环境中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必然有作为其生存土壤的特定思想。那么刑讯逼供赖以生存的思想土壤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先入为主，假定有罪思想的存在。有罪推定是封建司法的遗毒，基本含义是：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①。在有罪推定思想下被指控犯罪的人即被认为是犯罪或者象对待犯罪那样处以刑罚，对其可以长期甚至是无限期羁押，为获取口供，可以对其采用刑讯逼供等不人道的方式。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竟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后绝大多数都被判有罪，无罪的只是极个别的②。 2、追根溯源，封建特权思想长期的荼毒。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皇帝至上，国家至上天经地义。“重官轻民”，“先国家后个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传统文化中的权力本位主义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于是有部分司法人员认为自己手中拥有权力，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从而出现刑讯逼供或变相的刑讯逼供。 3、现在的司法人员办案急功近利，总想着偷工减料。有了问题不喜欢去调查，不喜欢去实践，不去发案现场去寻找证据，不向群众请教，而沉溺于讯问犯罪嫌疑人，正如有位民警说的“明明是他干的，却死活不承认，给他几下他就会把问题给交代清的，根本不用东奔西跑”。想想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难道会不出现刑讯逼供！二制度根源 1、《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痛恨犯罪人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不打不招是犯罪嫌疑人的普遍做法，只要有一线希望，绝大数的犯罪分子都不会主动放弃逃避法律制裁的希望。这样，当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回答的内容不符合侦查人员心目中的标准时，就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抵赖，于是为获取口供侦查人员难免会动手或者动用具械，刑讯逼供就这样发生了。理论上，第93条“如实回答”是旨在否定刑讯逼供，然而在事实上却起到了变相鼓励侦察人员重口供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2、我国到现在才基本上确定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原则，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没有被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对此，贝卡利亚进行过精辟论述：“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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