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摘要：在传播学上，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同属批判学派，但是两者对媒介及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对受众分析态度存在很大差异，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 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差异
传播学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学派，即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和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他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是传统经验学派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和伦理判断是批判学派的思想基础。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作为批判学派，他们都强调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尖锐的批判立场，都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又有很多差异。
一、对媒介及文化理解上的分歧
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兴起于大众传播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传媒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大众传播研究是其社会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研究都是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开始的。他们都认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构建功能。但是具体到媒介研究时，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带来了对媒介和文化的不同理解，使得研究的范式和结论有很大差别。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两者的研究范式恰好标志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观念。[1]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收编”，用“文化产业”一词来置换“大众文化”。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及其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原因是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2]文化工业具有欺骗性和强制性。“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改变享乐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
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益惨淡的生活。同样，艺术作品也不能兑现性爱。但是由于艺术作品把不能兑现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它就似乎又贬低了欲望，从而对不能直接满足欲望要求的人，是一种安慰。……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3]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以工具理想论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为理论基础；以文化精英的口吻；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而伯明翰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论证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伯明翰将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文化的审美批评深入到了政治实践。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对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做过总结，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文化工业、以及经济状况的交合处，他们对于分析当前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有着很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二者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源。用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分析并改造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并发展一种带有实践意向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在流亡美国期间，法兰克福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流行文化也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并为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伯明翰的成员们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上。他们率先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及其他形式的流行文化对受众的影响。他们将注意点放在受众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理解和使用传媒文化上。”[4]
二、受众分析态度上的对立
受众研究一直是大众传播研究的重点。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受众上。受众的研究成果也最多。但是纵观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历程，不同学派站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使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其结果也各不相同。研究范式不同，受众的角色定位便有所不同，而且研究受众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传统的经验学派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
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5]结果将受众看作是无知的“傻瓜”、被动的“靶子”，媒介一击即到。这种刺激—反应的模式，简化了传播的复杂性，早已被研究者抛弃。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传播作为文化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受众是铁板一块的，被动的客体。法兰克福学派这样描述大众传播的受众:“资本主义的生产用灵和肉紧紧地控制住他们，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地享受为他们提供的东西”，[6]“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的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7]大众传播的“消费者可以随便地把他的冲动、欲望投射到摆在他面前的商品上面。观赏、聆听、阅读一个形象的主体将会忘乎所以、无所谓、幻灭于其中，直到全面被控制的地步’。[8]这样，受众便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深切体察和对现存制度的怀疑，他们被“极其强大的教育和娱乐机器把他同其他人结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使他们不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9]促进变革的“痛苦意识”己被虚假的“幸福意识”所取代，他们沉沦俗世、其乐陶陶。大众传播受众所遭受的，是身心两方面的全面被控，他们的生活行为风格、消费习惯甚至内在需求和内心愿望，全部受到大众传播的控制。对于大众传播而言，它的消费者不是上帝，而是奴隶，虽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10]作为麻木不仁、心满意足的奴隶，大众传播受众目光短浅、软弱无力，既不会发现、更不会反抗严重的人性异化和社会不公，对于现实的政治关怀己经转变为彻底的“明哲保身主义”。[11]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传播的受众基木上持一种批判的、悲观的态度，这种思想是和他们对“晚期资木主义”社会可能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的失望相一致的。在他们看来，“晚期资木主义”的“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现为同现存社会活生生的矛盾”。[12]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的现实主体已经丧失，在马尔库塞那里，解放的希望只能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审美乌托邦”。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他们从文本—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立，认为意义是传播者与受众通过文本协商而产生的；充分肯定受众在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地位。“他们不只是固执知识分子立场，抨击资本主义文化控制，而是同时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去发现民众参与对话时说具有的能动解
码实践”。[13]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的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霍尔在新的研究模式融入符号学的方法，认为媒介传递的信息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在由受众收到后来进行解码。媒介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阅读方式不止一个，受众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充分体现了受众的主体性。在霍尔提出三种解读方式以后，莫利开创性的把民族志的方法引入到传媒研究中去，具体考察两方面的情况，即受众如何解读文本，以及受众如何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接受文本。揭示了受众接受过程的复杂性，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受众研究。由此，它确立了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
三、研究方法的差异
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同属批判学派，都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其他学科里汲取营养，然后运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们都坚持认为文化研究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将文化放入其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在具体分析媒介文化现象时所运用的方法则是不同的。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文化研究运用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批判；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是：民族志+符号学方法。法兰克福学派起源于德国，继承了精于理论思维，长于逻辑分析以及抽象概括的欧洲传统，使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增加了浓重的思辨色彩。德国学者们常对美国社会科学家们普遍推崇的经验实证主义方法提出质疑，对维护既有意识形态的各种价值观念提出怀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批判性研究方法，成为批判学派的武器。他们从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入手，揭示出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工具性，并指出媒介意识形态具有操纵、欺骗和辩护的功能。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立场是一致的。伯明翰学派借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入研究媒
介文化现象。威廉斯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来研究亚文化群体，霍尔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媒介讯息的编码和解码。莫利把社会学、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方法引入到媒介文化研究中来。民族志是源于人类学的一种田野调查方法，它指研究者通过深入某一特定群体，长期观察研究之后，从这一群体的文化内部，来说明该文化的意义和行为。从某种角度上讲，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对象也是一种亚文化。作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最传统的形式，民族志是编译其他文化社会生活描述的重要工具。它需要对文化进行长期的观察，并且有可能的话，民族志学者需要亲身参与到所要研究的文化中去，并尽可能精确地记录下他们所目睹的东西。有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详细描述之后，就可以对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以便形成关于文化如何运作的假设。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集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天地。
总之，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视角和旨趣上、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两者研究的重心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围绕着对媒介权力“异化”的批判而展开的。
注释：
[1] 周宪.精英的或民粹的——两种文化研究范式及其启示[OL].
https://www.wendangku.net/doc/114572989.html,/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0,2006-4-2.
[2]Theodor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OL]
https://www.wendangku.net/doc/114572989.html,/articles/classical05.htm,2006-5-9.
[3][7]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洪佩郁译.启蒙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77—78. 133.
[4] Douglas Kellner.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The Missed
Articulation ．
https://www.wendangku.net/doc/114572989.html,/huma/illuminations,2006-3-15.
[5] 蔡祺,谢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J].新闻大学,2004,(夏).
[6][8] 唐正序,冯宪光主编.文艺学基本理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362.382.
[9][10] (德)马尔库塞.张峰等译.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73.30.
[11] 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35.
[13] 陈晓明.文化研究: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2000.26.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摘要：在传播学上，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同属批判学派，但是两者对媒介及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对受众分析态度存在很大差异，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 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差异 传播学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学派，即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和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他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是传统经验学派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和伦理判断是批判学派的思想基础。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作为批判学派，他们都强调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尖锐的批判立场，都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又有很多差异。 一、对媒介及文化理解上的分歧 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兴起于大众传播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传媒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大众传播研究是其社会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研究都是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开始的。他们都认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构建功能。但是具体到媒介研究时，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带来了对媒介和文化的不同理解，使得研究的范式和结论有很大差别。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两者的研究范式恰好标志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观念。[1]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收编”，用“文化产业”一词来置换“大众文化”。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及其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原因是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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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 ----------------------------------------------------------------------------------- 陈力丹(2006-01-10 11:56:28.0) 内容提要本文概述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认为该派是相对美国传播学经验主义主流学派而言的，其思想来源，主要在欧洲，但直接与传播学主流学派对立的学者群体，主要在美国。欧洲的许多学者由于研究方法、切入视角和研究结论与美国主流学派的差异，因而与其形成一种自然的划分。批判学派一般在中观和宏观的层次，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文化工业、主流意识形态等角度分析各种传播现象。现在这两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已经相互渗透，学派划分的标准本身是相对的。 传播学批判学派是相对于美国传播学的经验主义主流学派而言的。这两个学派都没有特别的衡量标准，只是依据研究方法、内容、指导思想的差异，大致的划分。将这两种学派对立起来的说法，一般被认为开始于1977年英国一位批判学派学者J.柯瑞(Curran)的著作《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1985年在夏威夷召开的国际传播年会，以“典范对话”为主题，首次形成两大学派共同探讨的局面。 一、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形成和特点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是前苏联的心理学派，也称维列每学派。代表人物有维果茨基、列昂节夫、鲁宾斯坦、艾里康宁等。该学派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创造了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心理学的游戏理论。这派成员从不同的角度证实社会文化历史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将此观点运用于儿童游戏的研究，确立了前苏联心理学界和教育界关于游戏的墓本观点和认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又被称为是“活动游戏理论”或“游戏的活动论”。 一、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理论甚础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是建立在他们关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进行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尝试，提出了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莫定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心理学理论基础。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是在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心理机能的转化过程。低级心理机能就是指感觉、知觉、机械记忆、不随愈注意、情绪、冲动性意志等心理过程。这些低级心理机能是最原始的，是在种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是生物进化的果。高级心理机能是人特有的心理机能，它具有以下特征: (1)它是随意的、主动的，是由主体按照预定的目的而自觉引起的(即心理活动的随意机能)，如随意注意等。 (2)它的反映水平是抽象的、概括的(即心理活动的概括—抽象机能)，如逻辑记忆、概念思维等。 (3)它实现的过程是间接的，是以符号或词为中介的。以识记为例:动物的识记是建立A-B的直接联想过程，而人的识记则是以符号或词等精神工具X为中介，从而建立A-X-B的间接 的联想过程。 (4)它起源于社会，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例如古代用结绳记事，只能记忆一些具体的事情。现代人有了发达的文字，可以把思维的触角伸向遥远的过去和未来。 (5)从个体发展来看，高级机能是在人际的交往过程中，通过掌握精神工具而产生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 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曾一度在苏联国内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他的同伴和学生列昂节夫和鲁里亚等为发展这一学派仍继续坚持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维果茨基的理论，把它提到了新的高度，最后形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参与这个学派的成员的一切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证实了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社会文化历史所制约的，活动是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二、活动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把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儿童游戏的研究中，就形成了与西方心理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关于游戏的活动理论。活动游戏理论反对西方的游戏生物学理论，否定游戏本能论。认为儿童的游戏与动物游戏有着极大的区别，JL童游戏的产生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 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 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 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1]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霍尔的三种解读媒介文本的方式就是一个鲜明的理论证明。其后的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总体而言，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差别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是围绕着媒介权力展开批判的。 2、作为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 文化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政治参与方式，他们都通过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或者解读某种文化现象的方法。他们都以一种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都有着强烈的直接干预公共政策的理论冲动。法兰克福学派把媒介文化和文化工业放在政治语境当中，“将其作为把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同时，他们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的。于是在其理论中，他们努力寻求政治改革的新策略（如阿多诺的回归批判性）、政治改革的新机构（如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阶段公共领域的回乡渴望）、政治改革的新模式（即他们所努力鼓吹一种新的文化革命的可能性等）。就媒介文化的视角来看，他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为著名的理论流派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是批判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通常它被简称为批判理论。这一派的理论主张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在过去50年间，它已经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传播占据了这一理论流派的中心位置，因此，它对大众传播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法兰克福学派是指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关的一群德国知识分子。该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它迁往纽约，附属于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又迁回德国。其主要成员包括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虽然这些人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但他们的理论最初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提出的。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学术性的，这些学者前后移民美国。他们的研究兴趣也逐渐转向大众传播，把媒体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压制性结构。 一“文化工业”理论 “文化工业”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这一名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辨证法》（1947年出版）中首次提出的，是用来取代“大众文化”的专门概念。其实，就“文化工业”的根本特征而言，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和异化理论，这一理论开了文化工业批判的先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政治、艺术和文学理解为“工业本身的一个特殊部门”，并明确指出，在异化范围内，“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这就第一次把人的“文化”同“工业”活动联系起来，第一次把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统一起来。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说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某些特征：非生产劳动是艺术家“天性的能动表现”，生产劳动则是被资本家雇佣，为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商品生产的逻辑日益渗透并控制了艺术生产，艺术家蜕变成为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雇佣生产者，艺术品也就变成了无个性标准化的商品。以上种种思想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得到了发展，成为其批判理论的重要范畴——“文化工业”概念的萌芽。
传播学批判学派
本专题主要论述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相关问题，主要问题包括。批判学派起源与发展的背景、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况、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现点、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的兴起、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代表性人物的现点。 ■要点梳理 一、批判学派起源与发展的背景 严格说来，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并不是一个学派，面是对欧美等国持不同于美国经验主义研究立场、坚持以批判的现点和方法进行的研究的总称，是不同现点、不同方法的集合体。所谓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实际上囊括了西方各种涉及到传播问题的具有批判倾向的理论研究，它涉及到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各个层面的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学的批判研究的代表性流派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的传播研究、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传播研究等。 (一)欧洲传统中的传播现念一般所谓的“传播学”是一个学科意义上的概念，它诞生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但传播作为一种现念则是起源于欧洲。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原意是指人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沟通，起初流行于口语。l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词语引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汉语一般翻译为“交往”。实际上，对传播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欧洲学本发展的整个历程的。在古希腊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语言学研究以及近代以来欧洲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中常常涉及到对传播问题的研究。人们一般把欧洲的现代传播理论总称为传播的批判理论，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研究取向。一是德家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研究，二是法家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三是英家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实际上，欧洲传播研究远远不同于这三个取向的研究。在欧洲传统的视野中，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传播学的学科，面只存在问题导向的宽泛意义上的传播或传媒研究。 (二)批判学派兴起的背景批判学派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面是有着一定的社会的和学本的背景。 首先，批判学派植根于欧洲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深受欧洲传统的人文批判思潮的影响。欧洲的批判传统自古希腊以来绵延数千年，铸就了欧洲大陆学本思想浓郁的批判品格，这与美国学本界鲜明的实用主义氛围完全不同。 其次，传播研究的批判学派是建立在欧洲独特的传播实践基础之上的。欧洲的历史传统十分强调公共利益，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传播体制中公共传媒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传统导致学本研究对商业传播体制怀有一种天然的警惕。美家则卡目反，商业性的私营传播体制占据了绝对主流的地位。 再次，批判学派的兴起还与西方文明整体发展出现的危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20世纪中后期，在实现了工业化并逐步还向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出现了现代性晚期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诸如环境危机、精神危机、和平危机、能源危机、人权危机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20世纪中后期，在实现了工业化并逐步还向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出现了现代性晚期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诸如环境危机、精神危机、和平危机、能源危机、人权危机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学的批判研究立足于欧洲的批判传统，把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商业化和垄断化的传播体制，对其中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对西方信息传播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分析与揭露。 二、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建立及其理论来源 1．法兰克福学派概述一般认为，传播研研究的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1923年成立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其后该学派的人部分成员于1934年左右移居美国，直到l950年在德国重建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洛文塔尔以及哈贝马斯。这些天才的理论家都不是单纯的某一领域的研究者，面是人多进行带有综合性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研究。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宏现的、广泛的批判性研究，其研究的主题涉及对法西斯崛起与革命运动衰落的解释，以及对西方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日趋明显的权威化与科层化趋势的焦虐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涉及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政治学等各个人文和社会理论领域，其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具理性主宰和文化工业现象的研究，对批判的传播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2．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源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理论来源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直接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德国理论家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所提出的“翼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了法兰克福学派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翼格尔的哲学的渊源关系。 第二，存在主义哲学。马尔库塞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继承了后者的存在主义历史现。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从存在主义的抽象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米批判资本主义及其科学技本的。 第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方法。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众文化表现为一种蜘俗的和谐与圆满，一种鸦片式的白我麻醉的愉悦，因此它不是真正肯定了肉体的欲望，而是用廉价的幻觉压制了真正的现实追求和反抗的欲卑。 第四，韦伯的现代化批判理论。韦伯把现代社会的产生称为“现代化”进程。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理性的功利计算的资本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宗教和权威衰退，科学和理性上升的“祛魅”的过程。相对于传统社会的宗教和权威统治，现代社会依据的统治原则是理性原则，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理性主宰的合理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主要观点，与文化产业，大众文化的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创建于1923年，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 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弗洛姆（Erich Fromm）、瓦尔特·本雅明、哈贝马斯等人。 主要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在媒介研究中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文化工业” 的概念，“单向度文化”的概念以及“机械复制”理论。 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用语。指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包括商业性的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流行音乐等各种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收入《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在这本著作中，他们首次揭露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具有大工业的特征。这种大工业化的文化生产，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体劳动者的精神劳动。那时，文化是少数“天才”的特权，他们所造就的文化即所谓的精英文化、贵族文化。现如今，由于科技的发展，文艺作品制作的手段日渐普及，文艺创作转变为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可以大规模成批进行生产和复制的活动。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而转变成了“工业”，因此就以“文化工业”指代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其含义是：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批判理论能够也应该被运用于符号产品的生产，应用于具有审美的、娱乐的、意识形态的使用价值产品的生产上。精神文化产品像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工业一样具有以下特征：使用异化劳动，追求利润，依靠技术、机器提供的优势，主要致力于生产“消费者”等等。这就是“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产品，是一种适合于大众口味的、方便面式的精神文化消费品。今天流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畅销小说、商业电影、通俗电视剧、流行歌曲、休闲报刊等，都是这种文化工业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对“文化工业”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文化工业被满足“大众”需要的商业力量所操纵，以娱乐消遣为目的，它所制造出来的精神文化消费品丧失了艺术作品作为艺术本质的否定与超越精神。同时，这种艺术创造的方式依赖于机械技术，作品内容和风格千篇一律，缺少艺术价值。文化产品“趋于一律”，相互只有细小差异，不追求艺术完美，只热衷投资效果；它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束缚人的意识，剥夺人的情感，阻碍人的自主性发展，它是操纵和欺骗的一种手段，是稳定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文化工业实际上是社会统治的帮凶。另一方面，凭借对媒体的垄断，文化工业控制了大众日常生活直至内心欲望，取消了个体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使之成为“单向度”的人。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文化工业对广大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巩固自身的统治。文化工业的特点包括： （1）先进的传播技术带来的先进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手段。他们认为电影、电视、广播、无线电是“特别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既不存在首先关心大众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辅导用书(文化研究：表征与霸权)【圣才出品】
第十章 文化研究：表征与霸权 10.1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归纳】 一、文化研究：流动语境中的接合知识 1．文化研究与“对文化的研究” （1）文化研究的内涵 要理解文化研究的内在精神，须结合它产生的语境。区分大写的文化研究和普通的“对 文化的研究”。 ①大写的文化研究 这是一个特殊概念，它特指由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发展起来的研究传统，尤 其关注文本和受众研究，有着特定的前提假设。 ②大写的文化研究 这是指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所进行的一般性研究，比如对某个民问文化的研究．对某个 文化研究与“对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流动语境中的接合知识 文化研究的特点 葛兰西转向 表征 表征与差异 能指与所指 编码与解码 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 通俗文化研究 大众社会 文化 研究：表征与霸 权
地区文化的研究、对官场文化的研究等。 （2）文化研究的产生背景 文化研究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招收研究生，这是文化研究正式得到教育体制认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人们也习惯将文化研究学派称为伯明翰学派。 2．文化研究的特点 霍格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文化研究奠基者的研究，塑造了早期文化研究的鲜明特色，霍尔称其为“文化主义”范式。早期的文化研究有以下特点： （1）文化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使研究强调“鲜活的文化”，中心早期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就显示了这种旨趣。 （2）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盛行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英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之间的差异，使其获得了新的身份。 ①美国社会学中追求中立、科学，提倡功能主义，回避意识形态问题让早期文化研究学者们大为不满，他们认为这一立场缺乏社会研究的“整体性”概念和“文化”的观念。 ②他们又反对英国传统文学研究中的精英意识和狭隘的研究范围，他们主张把文化看成一种实践，把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纳入到对文化的考察中。 （3）文化研究关注文化实践与其他实践（如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发展起文化的唯物主义定义。与此同时，早期的研究者又坚决反对决定论，认为各种实践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妥协．对话的状态。 （4）在研究方法上，早期的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分析，也没有采用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是采用了跨学科的方式进行研究，尤其提倡主观地理解，通过民族志式的考察，整体式地再现“鲜活的”文化全貌。这种重视经验，反科学主义、反学科体制式的
文化研究学派
第一节“文化研究”的概念、特点、历史与动因 一、什么是“文化研究” 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西方学术界有特定的含义，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它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以及文化理论、文化批评也不同，更不等同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限于文化。 这里所介绍的“文化研究”，是特指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生发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然后逐步影响到全世界的一种学术思潮或一个知识流派，所以又称文化研究学派。 在西方，有些文章为了区别这个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常常把前者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写作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是由1964年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发展而来的，其理论基础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几位奠基人的研究及其成果，如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等著作所奠定。 “文化研究”涉足的领域非常广，几乎横跨全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但与“文化研究”联系特别紧密的，一般认为有四大学科，它们是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 因为“文化研究”为研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及其它大众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它被公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重要流派。 二、“文化研究”的特点 美国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在他的著作《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里，从文化取向出发，认为“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1、跨学科。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代表人物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领域，他们打破传统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大众文化作为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来研究，形成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自此，跨学科成为“文化研究”所信奉的一贯信条。 2、主张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威廉斯给文化下了一个重要定义，即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个定义为“文化研究”抛弃英国主流文学界的文化精英主义，将传统文化研究不屑一顾的一些文化现象，如电视、大众文化等，纳入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而且“文化研究”在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时，充分肯定其文化价值，将这些文化实践予以合法化。 3、拒绝将文化分为高雅和低俗两类。将所有的文化都看成是“连续统一”（continuum）的文化表现，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文化的共同领域。 4、主张文化既是实践的又是经验的。“文化研究”不仅研究文化产品，如电影、小说、音乐，同时也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研究人们如何创造和体验文化，强调工人阶级对霸权文化的反抗。 巴基斯坦学者扎奥丁·萨德尔（Ziauddin Sardar）则从政治视角，在与人合著的《文化研究入门》一书中总结了“文化研究”的五大特点： 1、“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实践跟权力的关系。目的是揭露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文化实践。 2、“文化研究”不限于研究文化。它是从文化的复杂形式来理解文化，分析文化实践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3、“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批评的场所；“文化研究”既是理性的学科，又是实用的学科。 4、“文化研究”既暴露又调和知识的不同领域。寻求知者和被知者、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共同兴趣和认同。 5、“文化研究”持激进的批判立场。对当代社会进行道德批判，对社会结构进行政治批判，其目的是理解和改变一切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比较“文化研究”与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1、注重研究当代文化。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命名即反映了其研究旨趣之所在。“文化研究” 以当代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拒绝将文化神圣化，主张将文化的意义和实践“去中心化”和“去经典化”。 2、注重研究大众文化。尤其是注重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 3、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 4、关注现实问题，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问题都有可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但“文化研究”尤其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 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 “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一个文本，并透过符号，在文本背后发现意识形态和权力争霸。 三、“文化研究”发展史 1871年，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阐述道：“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但这不是当前学术界作为热门话题谈论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是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联系起来的。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宣告创立。第一任主任是霍加特，灵魂人物是威廉斯。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对社会中下层阶级的熟悉程度，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秉承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致力于沟通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把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作为其首要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生产与消费由此成为研究中心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其结果是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经济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而注重消费研
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概述_苑捷
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概述 苑捷 [摘要]本文从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行业划分、政策取向以及文化产业的区域研究和行业报告等多方面对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现状做了概述。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政策经济发展 国外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包括了对文化产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对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功能的分析,对文化产业的政策和战略的探讨,也有对文化产业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行业研究、比较研究和人文理论研究,等等。与我国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许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相继建立了完备的决策和研究机构,拥有一批专业的研究人员及其相关的网站,一些私人团体、基金会和公司也纷纷参与了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许多城市、大学及其下属的院系和科研院所还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文化产业研究机构。特别是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专家学者们纷纷以报刊、专著、网络、会议、决策机构和统计机构发表的年度报告等多种形式为载体,对文化产业这一新兴的产业展开热烈的讨论。下面我仅就手中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对国外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作一综述。 一、对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和 行业范畴的划分 在国际上,文化产业的概念至今还未得到十分严格和统一的界定,各国官方和学者也都认同这一概念具有多重含义,并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和不同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着这一概念。因此,文化产业有时也被称作或引申为/文化工业0(cultural industry)、/大众文化0、/通俗文化0、/创意产业0(creative industries)、/媒体文化0、/内容产业0(content industries)、/版权产业0(copyright industries),等等。这些或宽泛或狭义的称谓充分反映了文化产业概念本身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也提醒我们必须从发展的意义上理解文化产业的概念和范畴。 在历史上,/文化产业0概念的提出起源于对/大众文化0的争议。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 Ado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他们于1947年出版的5启蒙的辩证法6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0的概念,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由于他们是在单数的意义上使用/产业0 (industry)一词,因此中文也常译为/文化工业0,以区别于复数的/产业0(ind ustries)。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文化产品在工厂中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以标准化、规格化的方式被大量生产出来,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给消费者,最终使文化不再扮演激发否定意识的角色,反而成为统治者营造满足现状
法兰克福学派
一、兴起 二、第一阶段（早期） 三、第二阶段（中期，黄金时期） 四、第三阶段（衰落时期） [编辑本段]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团体，无论从代表人物的数量，还是从其成员理论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可以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众多，著述丰富，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又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与卢卡契、布洛赫等人是同龄人，而它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人至今依旧健在并十分活跃。[编辑本段]一、兴起 1923年，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卢卡契、科尔施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反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内部建立起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研究所。研究所创办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杂志，它的第一任所长由属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格律伯格（Carl Crunberg 1861－1940）担任。格律伯格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中持某种中立的态度，他对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等西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持同样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了西方和东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它所办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对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一视同仁，既发表新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稿，发表伯恩施坦等人的文章，也发表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的文章。可以说，格律伯格担任所长时期，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尚未形成我们今天所称谓的法兰克福学派。 1930年，霍克海默接替患病的格律伯格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编辑本段]二、第一阶段（早期） 1930年至1949年的幻年间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时期和早期，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活动地域来讲，这一时期主要是该学派的美国时期。霍克海默与格律伯格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不把社会研究所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仅仅当作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交汇或对话的场所，而是为社会研究所的成员确定了明确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建立社会批判理论或批判的社会理论。霍克海默在就任所长时所做的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而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由此，霍克海默一方面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他为这一研究引进和组织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等人（第一代理论家），这些人或是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或是成为研究所新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的撰稿人，由此而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强大阵营。然而，事隔不久，法西斯上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持激进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犹太人，因而无法继续在德国活动。社会研究所被迫于1933年迁往美国，先后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逐步发展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 其间，霍克海默于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明确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概括为批判理论。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发表了许多阐述批判理论的重要著作，如霍克海默的《独裁主义国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等。 [编辑本段]三、第二阶段（中期，黄金时期） 1949年至60年代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重新回到德国，在西德活动的时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鼎盛时期或黄金时代。1949年，应西德政府的邀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回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二人分别担任研究所的正、副所长。不久，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后又赴美讲学，实际上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主要由阿多尔诺主持。这一时期，不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无论是回到德国还是留在美国）继续建构与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且一批年轻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施密特、内格特等人开始崛起，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进一步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并制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战略。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的文化批判理论在6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学生和青年造反运动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主要代表人物已成为十分著名、十分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代表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和《爱欲与文明》、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等等。 [编辑本段]四、第三阶段（衰落时期） 从7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自己的发展晚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学派开始走向解体的时期。60年代
传播仪式观：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
传播仪式观：一种独特的传播研究方法 米莉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系 [摘要]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在吸收芝加哥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美国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兹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播仪式观，不仅对目前面临困境的主流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仪式观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传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传播仪式观；方法论；詹姆斯?W?凯瑞 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 ) (1934-2006)，著名的媒介批评家、文化历史学者，美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凯瑞就提出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传播问题，他将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一套与美国主流传播学完全不同的传播理论——传播仪式观。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神圣仪式” [1]。与主流的“传递观”不同的是，仪式观考察的不是信息在物理空间中的扩散，而是通过信息的共享来达到在时间上对一个共同体的维系；它强调的不是控制与权力，而是共享与交流。 陈力丹教授在《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一文中从方法论的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分为“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利” [2]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是美国传播学的主流，其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求证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技术控制论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而逐步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英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等；而结构主义符号——权利学派则包括了传统批判学派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等。如果按照这一分类标准，我们很难将仪式观划入到任何一个学派中。在仪式观里，既有对经验——功能学派的方法论产生直接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的影子，也可以看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关于文化与技术的分析，同时它还体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凯瑞教授提出仪式观重新定义了传播的概念，这是一个基础，这一基础上带来的是从研究视角到研究方法的全面改观。正如郭建斌教授所说，仪式观“既是一种理论视角，也是一种分析方法；既是一种显微镜，也是一种手术刀” [3]。因此，本文将仪式观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试图对其理论渊源进行解读。 一、以芝加哥学派为基础的传播起源 “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基本上，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尔曼。”[4]凯瑞毫不掩饰杜威等人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并在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传播”一词的理解：所谓“传播”，就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tion)、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 [5]凯瑞以“仪式”作为隐喻，指出“传播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间的传递，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6]因而，仪式观下的传播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互动”，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目的是建构一个使交流者能参与其中的和谐社会。对“互动、共享”的强调使凯瑞的仪式观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如出一辙。 杜威认为传播是人们彼此拥有共同事务以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帕克将传播定义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传播将一种移情带入一个人的传播伙伴，因而使得社会的社会性成为可能。[7]库利则更简洁的提出传播就是人类关系存在与发展的机制。 凯瑞从芝加哥学派那里汲取了关于传播的思想，但他对传播的研究并没有朝着芝加哥
法兰克福学派简介
法兰克福学派 概述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其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弗洛姆以及第二代的柏格、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人。 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1924年，但要到1930年由霍克海默成为机构主任之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方式，包括以马克思及黑格尔、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理论为基础，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及文化等等作进一步的探讨，并借助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们最大的特色，在于建立所谓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相较于传统社会科学要以科学的、量化的方式建立社会经济等等的法则规律，他们则更进一步要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哈贝马斯提出的哈贝马斯沟通理性等，都是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形成和发展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建于1923年，A.希特勒上台后曾先后迁往日内瓦、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迁往纽约。1950年，部分成员返回联邦德国重建研究所，部分成员仍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社会政治理论研究。霍克海默1930～1958年任研究所所长,并于1932年创办《社会研究杂志》(1932～1941)。参加研究所工作的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除上述几名代表人物外，较有影响的还有： E.弗罗姆、W.本杰明、F.波洛克、A.施密特、O.内格特等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发展与社会研究所的成长历程具有密切联系,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创立和形成“批判理论”阶段；战后至60年代末过渡到“否定的辩证法”阶段；19 69年以后，研究所逐渐解体，批判理论的主旨仍以不同的形式保持在新一代理论家的著述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 批判理论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A.叔本华、F.W.尼采和W.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借用K.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G.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批判理论超越一切哲学之上，并与每一种哲学对立；这种批判否定一切事物，同时又把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包含在自身之中。30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批判理论家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具有强大革命潜能的信念，转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作用。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成为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据此，他们判定无论“高级”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在执行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