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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演进与发展

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演进与发展(二)

二、新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演进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及其SCP范式的衰落,新产业组织理论(NIO)迅速崛起。新产业组织理论学派在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中逐渐淡化对熊比特假说的争论,开始注重需求条件、技术机会、可专用性条件等产业特性和市场力量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Cohen and Levin,1989)。正是由于不再拘泥于熊比特假说的实证检验,产业组织理论在技术创新理论方面的研究视野豁然开朗,技术创新思想得到较快发展。

1、产业特性与技术创新

(1)产品市场需求。关于什么是创新活动的主要牵引力问题,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能力和科学知识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推动力,称为“技术推动(technology-push)假说”;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需求是决定创新活动速率和方向的主要因素,称为“需求拉动(demand-pull)假说”(Sch mookler,1966)。市场经济中产业间需求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创新活动的激励强度,特别是在新经济条件下,表现更加明显,技术创新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需求导向的。产业间市场需求的差异由市场规模大小和需求的价格弹性两个方面构成。因此,研究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有两个主要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市场的大小,既可以用规模参数静态衡量,也可以用增长率变量动态考察;二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它会影响研发投入的边际回报率。需求弹性越大,从减少生产成本中所获的收益就越大;反之反是。

(2)技术机会。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技术机会(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是指,由研究开发资源的投入而产生的可利用潜在生产边界的集合。通俗地说就是,每一个企业或产业对其所面临技术的潜在可利用程度。对于技术机会的实证研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对于企业而言,特定的技术机会可能因时代、国家或者产业等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二是技术机会的度量问题。一些学者试图运用代理变量来解释创新活动中的技术机会,如科技人员、研发经费、专利、利润等。这些变量便于衡量,用于实证分析能够使复杂问题简单化,当然同时也将带来解释力和准确性的问题。Michael Fung(2002)在度量技术机会时,采用知识的溢出效应(knowledge spillovers)、企业间研究活动的交迭(inter-firm research overlap)和研究范围(scope of research)等三类综合性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并通过对计算机、化学和电力等三个产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研究活动中没有规模经济现象,技术机会对提高研究效率具有正向作用。

(3)可专用性条件。可专用性条件(appropriability conditions)指的是持续排除模仿并能够排他性地利用技术知识的程度。它是研发诱因的决定因素之一,与技术的普及和模仿速度负相关。技术创新过程中,若事后模仿较为容易,就存在研究开发诱因由此变得很不充分的可能性。因而,从法律上保证事后寡占(事后市场力量)就是专利制度的目的。但是,专利制度是否能够提高技术的可专用性和促进技术创新,至今尚未得到明确的结论。从理论的角度证明,若可专用性程度提高,则会增加对研发的投资,但是若在与此同时的漏出(spear over)效果持续降低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研发的绩效恶化。在实践中,企业除了申请专利保护外,所使用的专用化手段还包括杰出的销售努力、学习效果产生的成本降低、营业秘密的维持等。

虽然在历史文献和案例研究中,市场需求,技术机会和可专用性条件这三类变量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公认和举证,但是经济学家们在详细说明和量化它们的影响方面,仍然没有取得进展。主要原因有:一是相对忽视了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的效应,二是对本应概念化和可操作定义的技术机会和可专用性条件这两类变量缺乏准确的理解,三是即使是这些变量有了明确定义,它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了明确假定,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通常难以获得,即使获得,数据的可靠性也难以得到保证。

2、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

产业集中度是衡量市场力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不少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力量与研发投入之间是正相关关系(Cohen and Levin, 1989),而与创新产出是非正向关系(Brouwer and Kleinknecht, 1996)。这是因为,集中度较高的市场具有较高的价格-成本边际(price-c ost margins),吸引在位企业和潜在进入者更多地进行研发投入,但是高集中度往往导致研发投入中的效率损失。也就是说,集中度越高的产业,研发投入越多,但是创新产出只是相当于甚至少于集中度低的产业。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当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花费要高于最有效率的水平;另一方面,相对于大企业而言,小企业为了生存,成本意识更强,研发效率更高(Vossen, 1999)。

技术创新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技术创新设计生产出新产品,称为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称为生产创新(process innovation)。通常用价格-成本边际的提高来表示创新动机和收益。也就是说,价格-成本边际越高,企业的创新动机就越强烈,创新的收益就越大。(1)在生产创新中,企业价格-成本边际的提高来自于生产成本的下降。只要创新不被竞争对手模仿,企业将不断从较高的价格-成本边际中获益。(2)在产品创新中,价格-成本边际上升,是由于购买者愿意为新的产品特性付出更多而导致价格上升。这种受益过程一直持续到新产

品特性被竞争对手模仿。实证研究显示,企业规模对产品创新和生产创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生产创新与规模的相关性要高于产品创新与规模的相关性(Fritsch and Meschede, 2001),即生产创新和产品创新具有不同的规模弹性(size elasticity)。在研发投入的分配中,企业的规模越大,用于生产创新的投入的比例越高,用于产品创新的比例越低。这就意味着,小企业将花费更高比例的研发投入用于产品创新。也就是说,在两类创新中,产品创新更适合于用作小企业进入市场的工具。

3、技术创新效应:替代效应与产品惯性效应

由于垄断者进行技术创新是一种“自我替代”,同一企业创新前与创新后的产品之间具有竞争性,是一种自我竞争;而竞争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有望成为垄断者。因此,撇开任何策略考虑不讲,垄断者来自创新的所得要少于竞争性企业。一个垄断者总是容易“吃老本”,这一特性被称为“替代效应(replacement effect)”。“替代效应”是Arrow(1962)在说明竞争性市场结构更有利于技术创新时首先提出来的,T irole(1988)在解释这一范畴时给出了一个严格的数理推导。“产品惯性效应(product inertia effec t)”是指,在竞争性企业进入后,原垄断企业竞争性地供给原有产品(old-product),由于原有产品与新产品之间具有替代性,原有产品的大量供给减少了新产品供给者的利润,这样就使得竞争性市场中的创新相对减少吸引力,降低了潜在竞争者的创新动机。“产品惯性效应”是原有产品垄断者在采用新产品时,将外部性内部化的一种策略。在垄断市场中,垄断者要么被保护,要么被威胁。前者称为被保护垄断,只有垄断者能够参与技术创新;后者被称为被威胁垄断,所有企业都可以参与技术创新。在一个纵向差异化市场(vertically-differentiated market)中,被保护垄断的替代效应和产品惯性效应正好抵消。这意味着,竞争和被保护垄断提供相同的创新动机;而被威胁垄断所提供的创新动机要大于竞争性市场,这与Arrow(1962)关于市场结构与生产创新关系的结论截然相反。

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德文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

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演进与发展(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有着良好微观经济学理论素养和数学基础的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专利竞赛(patentcompetition)、新技术的策略性采用(thestrategicadoptionofnewtechnology)、创新的时序选择(thetimingofinnovation)、技术变迁与网络效应(technologychangeanditsnetworkeffect)、技术创新与产业动态(technologyinnovationandindustriesdynamics)等问题进行研究,丰富了技术创新思想的理论内容,同时也开辟了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视角(Tirole,1988)。

1、技术创新的时间选择

技术创新既依赖于新技术的发明,也依赖于新技术的采用。每一项技术创新在时间选择方面,都面临着发明、采用、发展和扩散的问题。垄断企业发明的最优时机是当发明产生的节约等于初始投资产生的其他不同收入的现值的时候(Reinganum,1989)。也就是说,应在(由专利使用费产生的)边际收入增大至足以支付先行利息的边际成本时进行发明。无论是竞争性企业还是垄断企业,当它们面临专利竞赛时,它们的发明速度要快于没有专利竞赛时的速度。这是因为:如果垄断企业首先做出发明,它就维持了它的垄断力量;如果潜在竞争对手首先做出发明,它就能够与在位企业进行竞争,有可能产生双头垄断。因此,专利竞赛的报酬是非对称的:垄断企业若不能首先发明的话,其损失比其竞争对手的损失要大。竞争对手仅损失它的研发支出,而垄断企业的损失不仅包括研发支出,而且包括一部分垄断利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垄断企业不仅在意自己是否创造或完成新的发明,更加在意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否创造或完成新的发明。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垄断企业首先做出发明,它可能让发明成为“沉睡专利(sleepingpatens)”。就是说,垄断企业可能为了防止其他任何人申请专利而先申请相关产品的专利,却不急于采用这一专利,在它认为是适当的时机采用,以维持它的市场力量。这样,垄断企业就利用它的充分领先的地位,阻止了专利竞赛。专利不被垄断企业立刻采用有两个原因:一是垄断企业可能期望需求的增长,不愿意在形成足够的需求之前沉淀采用成本;二是企业可能期望采用成本下降,或者新技术的不确定性下降(Tirole,1988)。

2、先占专利与垄断市场结构的可维持性

先占专利(preemptivepatenting)就是在位垄断企业在潜在进入者之前通过专利竞赛获得替代产品的新技术专利。GilberandNewbery(1982)通过一个简单的先占专利模型证明,在确定性条件下,拥有垄断力量的在位企业具有获得先占专利以保持垄断力量的动机。在位企业获取先占专利的动机来自于专利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与允许竞争者进入时获得利润之间的差额的大小。差额越大,垄断者取得先占专利的动机就越强。如果潜在竞争者理性预期到专利竞赛将导致产业利润的消失,那么潜在竞争者将不进入该产业,垄断者能够维持其垄断地位,市场结构不发生变化。如果潜在竞争者预期通过技术创新和专利竞赛能够获得产业利润,那么潜在竞争者将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进入该产业,垄断者难以维持其垄断地位,市场结构将发生变化。

垄断市场结构的可维持性与在位企业获取先占专利的可信度有关(GilberandNewbery,1982)。如果潜在竞争者知道垄断者在专利竞赛中的策略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垄断者通过在竞争性进入发生之前申请专利能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通过专利竞赛的进入就不会发生。这时,先占专利是可置信威胁。由此可见,可置信威胁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垄断者能够根据潜在竞争者的研发投入情况加快自身的研发行为而不招致明显的附加成本。在先占专利的可置信威胁存在的情况下,潜在竞争者的行为将不会改变垄断者的行为,垄断者将按照进入被阻止的情况投入研发活动,没有必要加快研发进度,取得先占专利;潜在竞争者不投入研发活动和专利竞赛,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任何竞争者参与专利竞赛,垄断者加快研发是理性行为。相反,如果垄断者为应对竞争者的技术创新,加速研发活动而招致大量附加成本,那么潜在竞争者可能通过技术创新进入。这时,垄断者被迫使用先占威胁,通过获取先占专利阻止潜在竞争者通过技术创新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先占威胁能否维持垄断地位取决于加速研发增加的成本(即获取先占权的成本)与潜在竞争者进入后带来的利润损失之间的比较。如果竞争者进入后带来的利润损失超过了获取先占权的成本,垄断者使用先占威胁就是理性行为,这种先占威胁就能够维持垄断地位。如果加速研发的成本足够高,使得获取先占权是不理性的行为,那么潜在竞争者将继续创新活动,垄断者难以通过获取先占威胁保持垄断地位,市场结构将发生变化(Vossen,1999)。

3、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技术创新与垄断市场结构的可维持性

技术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包括发明过程、发明性质和市场的不确定性,竞争者的竞争策略和在位者反应方式的不确定性等(GilbertandNewbery,1982)。发明过程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发明时间并不是研发费用的确定性函数,研发费用的投入并不一定能够导致预期的结果,创新过程是随机的。发明性质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由于竞争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发明所取得的新技术的价值是不确定的。市场的不确定性是指技术创新的市场前景是不明朗的,市场的变化可能改变技术创新的未来收益。Reinganum(1982)构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博弈模型来分析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技术创新与垄断市场结构的可维持性。Reinganum发现,在不确定性技术创新的纳什均衡中,在位企业的投入比竞争者少,而且不确定性越强,在位企业的投入越少。这是因为在位企业的技术创新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替代”的过程,不确定性越强,在位企业实现“自我替代”的成本就越高,动机就越小。因此,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技术创新中,垄断市场结构往往难以维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技术创新活动总是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说,技术创新具有打破垄断的天然特性,是促进产业组织优化的内在动力(FritschandMeschende,2001)。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竞争者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技术创新,一是自己的创新活动,二是刺激在位者增加创新投入。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重要的创新活动中,竞争者能够做出与其实力不相符的贡献(Scherer,1980)。如果只有一个竞争者通过技术创新成功进入市场,那么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将转变为双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市场将趋于双寡头的古诺均衡;如果有多个竞争者成功进入,市场结构将转变为寡占竞争型市场结构,市场将趋于多企业的古诺均衡。

四、简要结论

正如经济学其他研究领域一样,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也是在分歧和争论中演进与发展的。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学者在市场结构、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上,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仍然难以得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统一结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产业组织理论突破了熊比特假说的局限,将产业特性、市场力量等其他产业组织因素纳入技术创新研究,同时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组织结构演进的作用机制,在技术创新与专利竞赛、技术创新与产业组织动态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正是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技术创新思想已经成为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极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研究领域。不仅如此,技术创新思想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并使得技术创新理论日臻完善、自成体系。

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指“研究与开发”、“研究与发展”或“研究与试验性发展”。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知识的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国际上通常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一国的R&D水平体现着一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一个企业的R&D水平,体现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国际上的著名企业都把R &D视为企业的生命,无不投巨资于R&D.据资料显示,1996年,通用汽车(GM)的R&D经费为64.13亿美元,占销售额的5.6%;朗讯(Lucent)的R&D经费为41.19亿美元,占销售额的1 1.6%.在日本,不少企业对R&D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再如青岛海尔就是靠R&D 形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的R&D现状不容乐观,一是投入强度过低,二是结构不太合理。企业在R&D活动中的投入比重不够高:1990年我国全国R&D投入为125亿元,R&D投入占GDP比例为0.68%;1 998年,我国R&D经费支出总额为551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为0.69%;同期美国R&D 经费达2279.3亿美元,占GDP的2.79%;德国1997年R&D经费达875.4亿德国马克,占GD P的比重为2.33%;日本的R&D经费占GDP的2.92%,韩国为2.89%.折合美元进行比较,我国的R&D经费支出额不及美国的1/30、德国的1/7、日本的1/18、韩国的1/2.近年来,我国R&D 经费虽有所增长,2000年,我国国内R&D总支出为896亿元,占当年GDP的1.0%;企业R&

D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44.8%(1997年美国为74%,日本为72.7%),达到2000年的60.3%.但差距显然甚很大。鉴于R&D在一国经济中的地位、可观的收益率以及我国的现状,会计界应把目光在这里驻足,在理论研究方面急起直追。

R&D的定量研究表明,投资R&D的收益率相当可观。经济学家们将投资R&D的收益率分为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前者指直接从事某个研究项目的组织所获得的投资收益率,后者是指全社会从某个研究项目中得到的收益率。而且,R&D的社会收益要比私人收益高,这是因为企业创新成功之后,模仿者们不必再去投资原始性的研究工作。研究表明,无论是私人收益率还是社会收益率,都相当可观,大体在20%-4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