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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生意人的神杖:手机的现代性意义1

论文提交:2008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

论文作者:

吴玫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署理系主任

联系地址:澳门澳门大学传播系

电话:(853)3974243 (办公室);(853)66846449(手机)

电邮:meiwu@umac.mo

林海鋆澳门大学传播系硕士毕业生

电邮:perfectbuibui@https://www.wendangku.net/doc/142234392.html,

摘要

手机是移动的电话。在西方社会,手机的引入是在电话已经充分溶入社会几十年以后的发生的。手机与电话是一个序贯过程。而中国手机现象与发达国家极不一样——它与电话的发展是一个同步过程。手机的使用扩散进程几乎与固话同步;在许多地区,手机使用甚至早于固话网的铺设。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手机(而不是电话)是他们拥有的第一部通话工具。而在西方发达社会,电话的普及早于上个世纪70年代便实现了。

手机作为一个人与人相互交流的工具,它与现代化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这方面西方文献鲜有论述,因为对西方社会来说,现代化问题在手机出现以前的几十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西方面对的是手机与后现代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的影响与问题。然而对于应用手机来推行现代化的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何研究分析手机的现代性意义与影响至关重要。

手机发展一个显著特征是,生意人是手机最初的使用者。商人,尤其是中小企业家是手机的一个最重要的用户群。中国市场上有大量面向商务使用者的手机和服务计划。很明显,生意人的使用习惯已经对手机的设计发展带来了影响;另一方面,手机的使用也影响了生意人的商业运作。尽管如此,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学角度来探讨中国手机商务使用社会意义的研究至今仍是凤毛麟角。

本文作者认为,电话最本质的现代意义是赋予了从事传统生产的人们(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做生意的自由,是经商活动的加速器。它的使用,降低了从事商业活动的通讯、交通和交易成本,扩大了商业信息交流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从事经商活动的门坎,使他们得以从事商业贸易经营活动,甚至进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手机作为电话的第二代人际通讯工具,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深刻影响。手机首先是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钥匙,它赋权给

1本篇论文是澳门大学学术研究委员会赞助的“从电话到手机:中国百年电话史”大型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作者特此感谢澳门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宝贵支持。

广大人民更大自由从事经商活动,从而改变自身的贫困状态。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手机使用与企业家活动的研究的意义。

基于这种理论思路,本文探讨手机在中国社会中的现代化意义,即手机在中国大众经商活动中的社会意义和影响的问题,聚焦于手机使用与中小企业者商务活动的关系。研究的具体案例城市是福建省泉州市--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城市之一。研究的核心是福建泉州的私营企业家是如何使用手机的,以及这种手机使用如何影响了商业运作、客户联系、市场拓展、企业管理、个人生活安排等的关系,以及更深层的社会涵义等。

本研究综合运用三种理论—技术的社会塑造理论(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赋予理论(affordance theory)和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 theory),通过对中国福建企业者的日常手机使用的采访和质化分析,来探讨中国企业者的手机使用与生意运作的关系,特别是他们手机使用中所展现出来的手机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中,福建商人以自己一贯的勤奋和拼搏,成为了一个较为突出商业群体。本文着眼于考察福建企业家的商业运作特征是如何反映在手机使用上以及手机技术特性所带来的企业家对手机的创新使用。

研究成果表明手机大大增强了福建企业者进取性商业文化特征。手机使24小时不间断的商业运作成为可能;手机带给了企业者不受地域限制的“移动办公室”;手机成为了一个演绎商业技巧与策略的平台;手机演变成了福建企业者生活的中心轴,手机成了生意人手中的“神杖”。

关键词:手机、企业家、现代性、福建商务、中国

引言

在2007年末,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世界最大手机用户5.39亿人的国家(冯2007)。移动通信惊人的发展速度和普及程度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随着移动通信媒体与其他媒体技术—互联网、短信、宽带及无线连接、数字视频的日益融合而逐步升级。在中国,移动通信的蓬勃发展是伴随着国家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工业繁荣和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

手机发展一个显著特征是,生意人是手机最初的使用者。商人,尤其是中小企业家是手机的一个最重要的用户群。中国市场上有大量面向商务使用者的手机和服务计划。很明显,生意人的使用习惯已经对手机的设计发展带来了影响;另一方面,手机的使用也影响了生意人的商业运作。尽管如此,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学角度来探讨中国手机商务使用社会意义的研究至今仍是凤毛麟角。

研究手机在中国(包括所有第三世界)的社会作用时,有一个与西方极为不同的现象。中国手机的商业性发展进程几乎与固话同步;在许多地区,手机使用甚至早于固话网的铺设。然而在西方社会,电话的普及早于上个世纪70年代便实现了(郭和吴2008)。根据郭镇之和吴玫的手机在中国和第三世界等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综合性社会角色的观点(同上),本文探讨手机在中国社会中的现代化意义,即手机在中国大众经商活动中的社会意义和影响的问题,聚焦于手机使用与中小企业者商务活动的关系。研究的具体案例城市是福建省泉州市--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城市之一。研究的核心是福建泉州的私营企业家是如何使用手机的,以及这种手机使用如何影响了商业运作、客户联系、市场拓展、企业管理、个人生活安排等的关系,以及更深层的社会涵义等。

在福建省,电信发展极为迅速。2006年,全省固定电话普及率已达到全国第五,移动电话普及率亦达到全国第六。2007年10月,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48%,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65%(省市数据网)。在福建的经济发展中,私营企业扮演这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2007年,福建省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全省经济总额的76%,为全省70%的就业人口提供了职位(福建日报2007)。作为全省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泉州市的私营企业对全市的经济增长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根据第一次国家经济普查,约39.9%的福建私营商务企业以泉州市为基础,雇用全省46.8%的劳动力,并创造了39.4%的全省商业收益(福建省统计局2006)。作为中国私营商业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团队,泉州的企业家已经在中国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环境下发展壮大了30年,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典型的缩影。

手机的普及几乎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带来了手机文化、手机礼仪、年轻人的手机使用、手机的性别使用以及手机的政治使用等。在中国,对手机的社会作用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手机的“第五媒体”的大众媒介角色。探索它在经商活动中的作用研究却非常有限。

学者指出,无线通信技术最初是为商务人群而发明(Castells et al., 2004). Castells et al. (2004) 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商务用户是手机技术的主要市场;而商务用户群体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菲律宾尤为庞大。然而,绝大多数分析手机商业影响的研究侧重于探索手机技术对社会宏观经济的影响(Gary & Scott, 2000; Katia I. A., n.d.; Norton, 1992). 另一方面,一些手机使用的研究包含了对商人的分析,但它们重点放在了研究商人的使用和满足(例如 Ling, 2004; Wei & Leung, 2000). 这类研究主要强调商人使用手机的动机,可是,它们对商人如何运用手机和商人手机使用的社会含义却鲜有涉及。

在英文文献中,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是对发展中国家手机的商业使用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对非洲国家个体经营者手机使用的研究(如 Donner, 2004; Goodman, 2005; Samuel et. al., 2005), 虽然这些研究提供了商人手机使用的一些细节,但是它们都没有关注私营企业家的商业运作与手机使用的深层社会关系。因此,本文是对一个社会重要群体—福建私营企业者和经理--手机传播的社会意义的首次的尝试分析。文章首先探讨了福建商人是如何利用手机进行商业运作,公司运转,客户关系,商业

谈判,时间与空间同步等等操作。其后更深一步解释了这些特别的手机使用特征是如何反映在福建企业家特殊的商业特点上,更重要的是,研究阐明了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变迁的大背景下,手机传播技术的现代性意义。

手机与传播技术的社会构建理论

Raymond Williams (1990)在他对电视传媒及其影响的专著中挑战了技术决定论中的核心观点,即把新技术视为决定社会变革的一个外在的自主的力量。Williams主张新技术的出现,特别是新的传播系统,是技术,社会,文化,政治,法律,经济背景一系列不同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社会、政治和文化系统的多重因素将使某种技术产生,并得到使用和流行,而另外的技术却得到舍弃。他的观点意味着新媒体技术不再是从外界进入并影响社会的外来产物,而是一系列相互竞争因素和利益团体争斗和协商的产物,这些利益团体或是新的抑或是老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倾向变革的或偏向保守的。对于Williams,他关注的是这些机构的力量是如何塑造媒介技术(在他的研究中是电视),并最终把它构建成一个机构的。

Claude Fischer在对美国电话历史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与Williams相似的传播技术社会构建的观点。他不认为技术发明源自社会以外并且只依循技术逻辑而使用和发展。Fischer建议放弃使用“影响”(impact)一词,因为它导致机械化和理想化地理解技术“效果”(effects)。他说:

机械的性能不能主宰一种发明的发展和使用。反之,利益集团的斗争和谈判才能塑造历史。(Fischer, 1992, p. 16)

与Williams着眼于从大的社会层面,如利益集团、社会机构等来考察社会因素对媒介技术发明和使用的影响不同,Fischer特别关注技术的终端个人使用者,他们是如何发展自己的使用逻辑,构建技术(电话)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新媒体逐步使用是如何改变他们生活的。

手机作为一种媒介交流技术,与它的使用者有着高频率的互动关系;它已经密切地融入使用者的生活节奏中,正成为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一个成分。传播技术社会构建理论研究西方手机现象核心是描述和揭示手机的后现代特征与意义,强调手机是与维持社会生活并与文化表象相关的一系列议题例如自我认同,微型社区,权力,抵抗,流动等等—的竞技场。手机

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扮演这一系列复杂的角色。它是社会交往、等级制度和人际传播的推动器;它是一种能增强自我身份认同的拜物品(fetishised object);它是一种变革我们经商形式的技术;它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管理。它是发送短信的工具。。。最特别的可能是,手机正在成为“出席”的代名词。用固定电话,我们连接的是一个地点,用手机,我们连接的是一个人。(Glotz et al.,2005, p. 11)

手机意味着对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自主,也摆脱了社会、文化准则等的限制(Castells et al., 2004). 它把交流传播的权力交个人,把他们从受地域、时间局限的交往中解

放出来(Geser, 2001; Green, 2003; Geser 2004; Crabtree et al. 2003). 因为手机,人们不再受限于时间的约束,不再受限于预先制订的时间表(Geser, 2001; Green, 2003; Ling et al., 2001). 此外,手机重新构建了交流传播的环境,使公共空间、工作场所、社区以及家庭的界限变得模糊(Gant & Kiesler, 2001). 因此,手机可以影响社会行为和个人的思想意识。

手机传播扩大了小圈子社交的范围。手机交流维持了一种在亲密社会群体中的选择性的关系。它维持了自我控制社会群体间的关系,但是同时区隔了使用者和广阔外界环境的联系。伴随着手机技术的发展,用户可以识别来电者,并决定是否应答。比如说,运用手机铃声技术,用户可以把人们分成不同的小组,设置不痛的铃声,还可以决定操作的不同方式(Bell, 2005). 手机同样使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父母和子女的互动交流成为可能。它被用来维持一种家庭中的等级关系,并提供一种安全和感情的寄托(Bell, 2005)。

由于手机的高使用密度,使用者产生了一种对手机的情感寄托(Gant, 2001). 这种情感的关系实际上不是针对手机,而是针对手机的内容,针对它维持的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和它传递的信息(Vincent, 2005). 因此,手机变成了一种附有情感的工具,甚至成了一种拜物品(Fortunati, 2005). 手机的个性化意味着一种对自我认知不懈的实践,确认,展示和再审视。手机的特征,例如造型,颜色,铃声,装饰,商标造型等已变成个人的标志,它们不断地表达出该用户现今的社会圈子(Castells et al., 2004; Vincent 2005).

…这些物件变成了我们记忆和社会联系的仓库,把它们以电话号码,照片,信息之形式储存起来。手机变成了一种‘我、我的手机和我的自我认同”的标志,(Hulme & Truch, 2005, p.137), 它包含了我们的社会和感情生活,而不是仅仅有助与它们。(Glotz, et al., 2005, p. 15)

在观察手机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意义时,英文文献的研究多聚焦手机的政治含义。它首先是政治动员和反抗的推动器((Rheingold, 2002),如在菲律宾(Uy-Tioco, 2003)和尼日利亚(Mudhai, 2003)的政治运动中。手机还使下层阶级的有了更多的资讯自由,和更方便的社会联系,如印度的村民(Sawhney, 2005),孟加拉国的农妇(Aminuzzaman, 2005),中国南方的流动民工(Law, et al., 2004; Castells, et al.,); 新加波的海外劳工(Thompson, 2005), 卢旺达的个体户(Donner, 2005),还有菲律宾(Ellwood-Clayton, 2005)和尼日利亚的基层宗教团体(Agbu, 2004)。在另一方面,手机又被认为是紧张和冲突的符号,反映出传统与现代,农村价值与城市观念,本地认同与外来侵蚀,社区关系与外迁移民,家庭纽带与虚拟网络,个人主义与全球化的多重冲突(Alhassan, 2004; Law, et al., 2004; Pertierra, 2005; Snowden, 2000; Strom, 2002; Yang, 2007; Zhao, 2007). 上述诸多研究虽说涉及了手机在发展中社会的某些社会意义,但对手机的现代性意义,即手机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商业活动鲜有深刻和明确的阐述。

手机的现代性意义

手机是移动的电话。在西方社会,手机的引入是在电话已经充分溶入社会几十年以后的发生的。手机与电话是一个序贯过程。而中国手机现象与发达国家极不一样——它与电话的发展是一个同步过程。手机的使用扩散进程几乎与固话同步;在许多地区,手机使用甚至早于固话网的铺设。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手机(而不是电话)是他们拥有的第一部通话工具。而在西方发达社会,电话的普及早于上个世纪70年代便实现了。在美国,早在1909年,电话入户率便达25% ,到1942年达到40% ,1950年达到 62%,80 和90年代一直保持在93% (Fischer 1992)。而中国1978 年改革开放时,电话入户率仅0.4%。2即使经过20多年的大规模发展,到2003年底,中国电话入户率达到从1998年的7.0/百人到2003年的21.2/百人。3

但即便如此,也只达到美国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水平(郭和吴2008)。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手机使用状况也与中国类似。

郭和吴认为,在发达国家,作为19世纪末期通讯技术关键发明物的电话是与工业化、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移动电话则与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手机和其他科技发明在西方早已建立和成熟的通讯系统中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性的,更多的是与符号和身份认同有关的后现代性的。而在手机之前基本没有普及电话的发展中国家,手机技术引起的是雪崩一样的革命性反应。在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与固定电话几乎同步被引进和扩散,手机甚至领先于固话。这种同步性为一个新的社会技术环境的出现(既是工业化,又是信息化)做出了贡献,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于西方经验的社会含义。她们将手机在后发达国家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综合性社会角色的观点,并认为在现有的研究中,手机成就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作用则明显被忽略(郭和吴2008)。

手机在中国和第三世界的社会角色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报道,手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发达国家的两倍。4 Gary and Scott (2000)对手机技术对全世界宏观经济的影响做了总结:

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电信领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竞争性网络,对贸易与经济的增长影响深远 (Gary & Scott, 2000, p. 893)。

英国伦顿经济学院的Leonard Waverman在2007年研究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手机覆盖率增加一成的话,就会给人均GDP带来0.44%的增长。(”To Do with Price of

2中国国家统计局 “邮电通信水平” (https://www.wendangku.net/doc/142234392.html,/ndsj/information/zh1/n471a.). 中国的电话普及率一般是按百人而不是按户数来计算的。50年代至70年代的电话统计数字因统计方法不同,经常有不一致的情况。

3中国信息产业网站 “1998通信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www.wendangku.net/doc/142234392.html,/art/2005/12/16/art_169_1481_2.html)

4The Economist: The Real Digital Divide (The Economist, 10 March 2005) 30/12/2007 (https://www.wendangku.net/doc/142234392.html,/opinion/display story.cfm?story_id=3742817).

Fish,” Economist, 10 May 2007)。手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远远大于互联网的影响。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2008)在阐述亚洲现代化崛起时,专门提到手机作为一个现代的工具给亚洲国家(如印度)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手机的出现使过去穷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电话”成为大众手中的日常用品。它带来了一种工具的平等,一种获取信息的自由,一种新权力的赋予,一个象工业革命一般的“移动奇迹”(Mahbubani 2008,23)。

手机作为一个人与人相互交流的工具,它与现代化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这方面西方文献鲜有论述,因为对西方社会来说,现代化问题在手机出现以前的几十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西方面对的是手机与后现代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的影响与问题。然而对于应用手机来推行现代化的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何研究分析手机的现代性意义与影响至关重要。要探讨这个问题,就先要追溯手机的前代工具“电话”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可惜的是电话与现代化的关系影响在西方文献中同样是凤毛麟角。迄今为止英文文献中关于电话社会作用的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Ithiel de Sola Pool主编的《电话的社会影响》(1977)(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一书。该书汇集了关于电话在西社会变迁中的社会作用,其中包括对城市发展和区域规划的影响,对农村社区交流联络的影响等。书中21篇文章,只有一篇涉及了电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并没有给予什么有意义的结论。正如Pool 自己所说,电话作为一个与西方社会工业化和社会变迁时代的重要传播发明,并没有象其它传播发明(如电视、广播、电影甚至电报)那样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其中原因之一是当30年代技术发明社会学开始流行时,电话早已经成为日常工作中的必用品,已经没有了新科技发明的新奇性(Pool 1977, 2)。

在英文文献中关于电话与现代性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三点:1)电话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2)电话影响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建立;3)电话赋予个人更大的自由与权力

电话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

Andrew Hardy是最早探讨电话与现代化中经济发展关系的学者之一。在研究了1960-1973年间45个国家的人均GDP与人均电话占有率的关系,他认为这两种因素的关系是互为影响的,高电话占有率既有可能是高GDP的原因,也可能是结果(Hardy 1980)。Cronin等人1991年对美国1958-1988年GNP和电讯投资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结论是电讯投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有刺激了对电讯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 (Cronin et al 1991)。Northon (1992) 认为电话活动带有提高增长和投资的特点。还有观点认为电话是信息生产工具,并可以降低经济生产中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以及信息再传递成本 (Hudson 1984; Alleman et al)。电讯事业加速了信息交流、信息加工活动,提高了商品经济的效率 (Hudson 1984; Alleman et al).

根据国际电讯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提供的人均GDP与百人电话占有率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GDP与电话占有率的基本正向关系。电话占有率越高的国家其人均GDP的程度也较高。

电话影响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建立

电话是一种双向交流工具,它促进了社会交流、加强了社会关系网的联络,并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电话在美国的高度发展正是美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象内向社会(inner-directed)转变的时代(Riesman 1956)。Riesman的内向社会的特点包括:

职业的分工、更多的选择、大家庭的衰落、以及孤独感等(Riesman同上)。这种

特点使得个人更需要相互交流和依赖。因此电话成了这种日益内向化社会的一种交流工具 (Yang 1990)。杨伯溆认为电话是与工业化过程相联系的。5固定电话社会需求有两个关键条件:一个是市场经济:它需要有关市场、产品、服务和价格的大量信息;另一个是劳工群:它需要可维持公司任何时间都可进行生产和销售的劳动力数量。这两个社会条件都刺激了社会对电话传播的需求。前一个需求是用于企业信息交换的;后一个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一个支持个人情感的社会网络。于是,电话成为工业化过程“不可替代”的用具。6

电话赋予个人更大的自由与权力

这种技术的自由与赋权观点是媒介技术进步主义和媒介技术乌托邦主义的主流观点。电话使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来进行人际交流,并相互合作来组织社会行动(Cherry 1977, 124). Dordick认为电话是一个实现横向平等交流的工具 (Dordick 1983, 12). 正如Pool所说,电话“增加了人的自由”(Pool 1977, 4)。

然而上述几点都没有点明这种个人与个人间交流的通讯技术对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电话最本质的现代意义是赋予了从事传统生产的人们(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做生意的自由,是经商活动的加速器。它的使用,降低了从事商业活动的通讯、交通和交易成本,扩大了商业信息交流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从事经商活动的门坎,使他们得以从事商业贸易经营活动,甚至进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手机作为电话的第二代人际通讯工具,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深刻影响。手机首先是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钥匙,它赋权给广大人民更大自由从事经商活动,从而改变自身的贫困状态。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手机使用与企业家活动的研究的意义。

手机使用研究与企业家

移动电话技术最初是为了商务使用发明的(Castells et al., 2004). 根据Castells等人的综合研究(2004),在世界范围内,商业用户在手机服务中占据较高的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菲律宾拥有众多的商业用户。然而,在传播领域手机使用研究中,仅有少量的研究关注个体商业人士手机使用模式。这些与手机的商业使用相关的研究大体上侧重两种理论类,一种是生产力理论,另一种是使用与满足理论。

5见杨伯溆, Social networks and individualism: The role of the mobile phone in today'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China. 中国网络传播年会暨新新论坛论文,2007.10.13-14,华中科技大学

6同上,105页

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引进和运用,人们具备了更快,更多,或以更低的成本去完成某件事情能力(Donner, 2006 p. 5)

这些研究认为,信息传播技术降低信息搜索成本,谈判协商成本和监督执行成本。Norton (1992)发现打电话减少了交易成本并为外出的用户节省了时间,他认为,一种电信业的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并为宏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样,James(2002)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及Katia I. A.’s (n.d.)对巴西电信和经济的研究都得出了与Norton相似的结论。Leff (1984)也指出,电信同时降低了搜索信息的固定成本和参与不同市场的可变成本。

一些针对于商人手机使用的研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Samuel, Shah, 和 Hadingham (2005) 强调手机技术对南非,坦桑尼亚以及埃及的小型企业的重要性。它们的研究对手机技术增加商业收益的结论起到支持作用。Donner同样发现卢旺达的个体户使用手机来改善生产力和给自己带来便利(Donner, 2004). 此外,他指出商人对手机的使用有一个从商用到私用转变的趋势。同样,在Goodman’s (2005)对南非和坦桑尼亚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人们手机使用更多地是用于管理和维持已有的紧密关系,如家庭关系,而不是用来发展弱关系。

手机的使用与满足原理研究主要侧重于使用者的行为和产生这些行为的动机,特别关注于他们如何或为什么使用固定电话和手机(Wei & Lo, 2006). Keller (1977)和Noble (1987)的研究皆把电话使用归纳为两个方面,本性满足和工具性满足。本性满足包括社交电话,聊天,家庭内部联系与获取安全感。工具性满足包括做生意,预约和获取信息。他们的结论指出绝大多数使用者利用电话技术进行本性使用而不是工具性使用。综上所述,电话技术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帮助人们社交,尤其是维持社会关系网的的本性工具。

Wei & Leung (2000)与Wei & Lo (2006)两个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参考。Wei主张,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对手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因为该理论认为,用户个人的差异引起了每个用户寻找不同的媒体并分别地运用它们的行为。换句话说,使用与满足理论提出了一种以使用者为中心的观点,它强调个人在使用媒体技术来满足自己特殊需要的能力。不同的人群按照他们各自的利益与需求,对媒体技术的使用也有所不同。在其中一个研究中,Wei & Lo (2006)把手机使用的满足诉求归纳为六种:信息查询诉求,社交诉求,感情诉求,时尚与身份诉求,移动性诉求和易使用诉求。对于与商业有关的满足诉求,他总结商人的手机使用归因于满足工具性满足,即信息查询诉求,移动性诉求和易使用诉求。

另一个与手机的商务使用相关研究是Ling (2004)的研究。他发现商人运用手机技术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效率。他们在行车中打电话,他们在交通站点中使用手机,他们运用手机来扩大他们的社会网络。

与上述流行的两大理论框架不同,本研究是从媒介技术社会构建的理论探索手机的使用,重点放是商业用户是如何构建手机的社会角色这一主题的,因为手机已经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商务运作融为一体。生产力理论和使用满足理论或许都有它们的合理性,商人使用手机来自身需求和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和扩充市场等工具性需求。然而,由于商人每天对手机的高频率使用,新的社会行为会逐渐产生;一方面,作为传播工具的手机影响着商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商人的手机使用也表现出他们的一些社会特点。因此,构建一种新的,不同于以上生产力理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这两种观点的方法论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审视手机、使用者与社会情境三者之间互动的复杂关系。满足理论的缺陷之一就是没有对个人心理和社会需求的形成做出解释,而这是促动任何媒体使用的第一步(Zhu, 2004). 换句话来说,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理论忽略了技术在交流互动中的作用以及人机互动的社会环境。另外,使用与满足理论在解释人与媒介技术的互动关系上过于简单化,特别是不能充分地解释使用者与他们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媒介工具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手机的使用关系。需要和满足可能是接纳手机技术的最初动机,但是,在与使用者日常生活的融合当中,手机的新的社会角色和意义不断创造出来。因此,为了更清楚地阐述这种人机互动关系,可以引入两个新的正在形成的理论,赋予(affordance)理论和驯化(domestication)理论作为补充理论。

赋予理论最早出自Gibson’s (1977)的文章“赋予理论”,提到是个体在其所在环境中有可能表现的行为。Hutchby (2001)把这个概念带入传播学研究(例如电话研究),来强调传播技术拥有的为满足用户需要的特性。他认为不同的技术都拥有一系列内在的赋予性,这些赋予性限制了用户对它们的使用,但是“某个技术的全部赋予性是不可能马上就被充分认识到的” (Hutchby, 2001, p. 28)最合适的用途往往最晚被发现出来(Hutchby, 2001 p. 28). 在对电话的研究中,Hutchby探讨了电话的社会功能是如何在它发明后改变的,技术的赋予特性如何影响和改变了社会关系。他发现电话的技术赋予特性带来了人们对空间和身份认同的新定义。

驯化理论最早是由Silverstone & Hirsch (1992)提出用来研究家庭用户传播信息的使用。该观点强调技术用品在互动中的是怎么被改造的。认为技术用品必须经过一个被“驯化”与被“培养”的过程才适合家庭用户的日常生活(Silverstone & Hirsch 1992). Katz(2003)对训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更深一步的阐述。他认为,技术首先被发明,随后逐渐进入,并慢慢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然后,技术的功能与服务开始影响用户和技术品的使用环境。最后,用户对技术的全面适应为技术带来了反馈信息并影响技术的未来发展。该理论总体上反对技术控制人类的观点,强调用户可以把技术“驯化”和“培养”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能力(Katz & Sugiyama 2006).

上述两个理论为传播技术的社会建构这理论指导理论框架提供了补充性的视角。赋予理论侧重手机的技术特征如何为用户提供给一些新的使用,新的认知,以及开拓这些新使用,新认知的可能性;驯化理论则为研究用户“驯服”和“培养”技术品,并使之融入日常生活的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本研究中,手机和企业家处于一种高度互动关系中,正如Jean (2004)所说:当社会环境变化,有着新认知的新用户接触到技术,新赋予性,新的可能用途的发现,就将成为现实(Jean, 2004). 这种观点在Katz's (2003)的文章也得到体现,技术快速失去其外在真实性,并简单地变成用户想当然的世界。它们成了人民的隐形工具。人们不受产品技术特征的限制而创造性地运用产品,技术产品成为实现个人目标的无形的手段。(Katz, 2003, p. 18)

在对福建商人手机使用的研究中, Fisher的社会构建理论是一个指导框架,并辅以赋予理论和驯化理论。研究的主旨是在人机高度互动的环境中,手机的社会意义是如何被购建的。有两个方面聚焦的:其一,福建生意人的社会特征是如何反映他们的手机使用中的;其二,手机的技术特性和功能是如何赋予福建使用者创造手机的新的使用和开发新的意义。

福建商人作为一个企业家群体,有若干特征:拼搏性,务实性,商业谋略性,外向性,家族商业性。本研究假设他们手机使用是与他们这些经商特征相呼应的。这些特征反映在他们手机的实用功能上:如寻找商机、收集信息、商业谈判、客户关系、企业管理以及自我管理等方面。. 本研究同时根据赋予理论的观点,考察手机的技术特征是如何影响了福建商人开发新的手机使用的功能。e同时依据训化理论来探讨福建商人的日常的人机互动关系如何反映出一种“驯化”手机的过程。他们并不是被动地使用手机,而是如何主动地根据自己的自身和企业需要来创造性地使用手机,不段开发手机的新的社会功能。

研究问题:

中心问题是:福建商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运用中构建出手机的社会角色是什么?中心问题由两个方面加以论证:一方面考察用户的社会属性与手机使用的关系,另一方面考察手机的技术属性与手机使用的关系。两个分支问题为:1)福建商人的商业特点是如何体现在他们手机的日常使用的?

2)由手机的技术属性是如何影响了福建商人开发新的手机使用用途?

方法论本论文采用深入访谈采访12位福建商人,分别为10位男性,2位女性,年龄在29岁至51岁之间,受访者通过滚雪球抽样法,由朋友,熟人或受访者本身介绍受访。受访者为福建省泉州市私营企业家,皆为企业管理层人员,其中不乏企业主。他们积极经商,经常参加国内和国际贸易展销会,大部分拥有国内和国际商业网。受访者以面谈的方式进行采访,采访时期为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采访地点位受访者家中或办公室。平均采访时间为40分钟。所有采访内容被录制并逐字解译为数字文档,由研究软件Nvivo进行分析。

量化数字分析提炼出一些重要分项。在分项下面,许多次级节点也被提炼出来。

结论

福建商人的特征与手机使用

结论展示出福建商人的特征如何反映在他们的手机使用。这些特征分为拼搏性,务实性,商业谋略性,外向性,家族商业性。

结论指出福建商人的所有特征都清晰地反映在他们的手机使用模式上。

1. 24小时不间断联系

福建商人为了不错失任何一次商机,力争保持对商业24小时不间断的联系。他们从不关机,节假日和出差也不例外。

黄安迪7解释道:

嗯是的 24小时开机因为我们白天国内客人随时会找我们,那晚上一些国外客人有急事或有些客人不懂得我们的时间差,会随时打电话,有时候我们半夜他也会随时找你,那手机你如果关掉了就贻误商机了。(黄安迪, 34)

另外,他们都选择两种来电提醒模式(振动和高分贝响铃)用来抓住任何一次转瞬即逝的商机。刘凯文解释道

比如说在跟客人应酬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铃声嘛所以要振动铃声和振动咯如果是振动的话洗澡的时候就感觉不到振动咯那就也有铃声来提示。(刘凯文46)

他们很少忘记携带手机,如果忘记,他们会尽快取回。例如林艾米所说:象我们这种工作性质不是说你肯定每分钟都呆在办公室的,那离开那固定电话,你就找不到信息来源或不清楚说情况的发生(林艾米 32)

为了确保不错失任意一个来电,他们利用多种手机功能或服务,例如未接来电显示,来电转借,手机信箱和三方会谈。用迈克林的话来总结:

任何时候都不能间断对外的联络,通信,就是让他这个移动通信发挥最大的功能。一直保持着联络畅通。(林迈克 53)

2. 大师级手机使用

福建商人以他们的务实精神而闻名。该特性在他们对手机使用的多样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巧妙地把手机运用在他们日常商业运作的各个方面,例如搜索商业信息,把握商机,谈判合作,维护客户关系,管理企业甚至对自身的管理。

福建商人在熟练运用手机的各项功能上特别在行。除了日常手机谈话,他们还熟练地运用手机许多其他的功能进行高效地商业操作,这些功能包括手机互联网,办公软件,照相,视频,铃声等。务实精神也体现在他们对手机以及手机付费套餐的选择上。所有受访者认为选择手机最先考虑的是信号,其次为通话质量,功能,话机质量,容量等等。正如迈克林说的:

应该说第一是移动公司,信号。第二是功能。然后才考虑外观…移动公司好7为了保护受访者的私隐性,文章中的名字为假名。

的,他会给你范围更大。在任何地方都能接收,与外界沟通。(林迈克 53)

他们频繁地运用手机查找商业信息。他们高效地运用信息服务台118114或 10000号来查询公司,产品,天气,酒店与旅游中介的信息。同样,他们利用手机互联网来查找信息。有些商人订购了经济信息短信服务,让自己了解最新的外币汇率,经济信息,消费物价指数,银行利率,新政策等等。

3.节约花费成本

福建商人务实精神的另外一面表现在他们从商的节减。他们特别注意减少自己的电话开支。受访者承认他们的手机话费只占企业总成本中极为微小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还运用两部手机来有效地节省成本。一部是节省本地电话费的小灵通手机,另一部是节省国内和国际电话的全球通手机。话费是他们选择手机服务套餐最先考虑的要素。比如,来自NN公司的杰森定制了一个月缴280人民币的套餐用来大幅度减少长途电话的开支。乔安娜补充道:

(优惠)这个都有,本身你制定这个套餐就是有优惠的。288元差不多可以打到五百多这样子。(魏乔安娜 53)。

4. 小心处理来电

福建商人的务实精神还表现在他们对客户的周到考虑。他们中有的甚至为不同的客户设置不同的铃声。刘凯文说:

我每一个客户我都会设置一个铃声所以在铃声来之前我就知道是哪一个客户阿。(刘凯文 46)

他们在使用电话中也非常注意国际时差。罗杰说道:

因为跟我们在做的这些客人有的跟我们的时差挺大的…作为经理当然要要让员工找得到我们,客人找得到我们…所以我们还是24小时开机的.(林罗杰 48)

同样,假期差异也是他们在电话使用中注意的重要因素。萧恩曾在中国的端午节做成一笔生意,他说道:“中国的公共假期并不是外国也有这个假期的哦所以公共假期我也是开着。”(李肖恩 29)

福建商人的务实精神还表现在他们接电话的小心谨慎。受访者皆承认他们不会立刻接起来电。他们会比较来电和他们正面谈客户两方面的重要性来决定是否接电话。李奥说:

如果有突然来电的话 我会看来点的重要性,客户的重要性我会去安排。(郑李奥 27)

5. 发展长期的客户关系

福建商人力争把他们的事业拓展到全国与全球市场。他们外向的特征表现在他们特别努力地发展来自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客户友谊。他们认为客户关系是生意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与客人做生意,而且与客户发展不断深入的友谊。大多

数福建商人拥有国际客户,有些人经常参加国际会展与商务考察。在发展客户关系的过程中,他们经常使用手机与客户闲聊。例如,王彼得说道:

比较熟悉的客户比如说可以用本地话跟他讲好像跟他吵骂起来,这样很亲切。如果比较生疏的,都会比较亲切的跟他谈。(王彼得 42)

每逢节假日,他们就会发祝贺短信给客户。林迈克说道:

有的客户是经常见面,有的不经常,有的甚至没见过面。各类情况不同。但是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短信的联络,互相了解…我发短信给他们问候,给他们庆祝节日。人情方面有所交流,这样也可以促成生意的,比较顺畅。(林迈克 53)

研究发现,女性企业家在发展客户关系中比男性企业家更频繁使用手机与客户闲聊以及发节日祝贺短信。在拥有国际业务的男企业家中,只有一半的人会使用手机来与客户聊天发祝贺短线来发展关系。

6. 商业谈判中手机的技巧性使用

福建商人队把他们对手机的技巧性使用与他们的商业操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这种商业的计谋性与经商的反传统性在他们创新的手机使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多数商人都会运用手机通话来商讨合约,特别是他们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但是,他们再商务谈判的时候也会运用手机短信功能,因为他们认为文字的形式可以当作可靠的证据。艾米说道:

他跟你说我根本没有答应你,你就可以说我发短信跟你确认过,可以从短信中调出文字记录阿,所以说这个也是在保护自己拉。(林艾米 32)

利用手机传播的空间差异,他们创造出许多新奇的手机用法。这些用法会在下一个研究手机技术属性如何扩展出一些新的使用和认知的章节中专门讨论。

7.家族性商业网络的交流方式

半数受访者的企业与自己的家族或泛家族企业密切相关。关于他们家族性商业的交流模式,企业家们会运用手机通讯来辅助对非重要事务和长途不便情况的处理,如果遇到重要事务,他们更喜欢面谈的传播模式。商人同时运用面谈与手机两种传播模式与亲戚联系。比如,刘凯文说道:

要是不在一起的话,用手机最方便,要是在一起的话,面谈讲会更清楚…当我在外地阿,有的时候什么协议要补充阿,也要通过手机。(刘凯文 46)

手机与它的创新使用

手机大大超过了传播工具的定义。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功能和服务,它使商人探索新的使用和认知称为可能。手机的一些与众不同的技术属性使之成为了一种特殊传播平台:

1)它使传播可以在不同地方发生,参与传播的人们不需要对对方的真实情况

了解透彻,他们也不需要知道对方的行踪;

2)它是一种一对一的交谈,交谈的内容不会被在交谈场景出现的第三方听

到;

3)与面谈传播模式比较,手机交谈的开始与结束更为简单

4)短信交流是一种无声的,不被第三方察觉的传播手段;

这些特征把传播者从面谈模式中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为使用者的商业运作提供新方式。本研究发现了三种创新使用-商务谈判的谋略性使用,企业监督使用与自我管理使用。

1. 商务谈判的谋略性使用

福建商人队把他们对手机的技巧性使用与他们的商业操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手机传播的空间差异,他们为他们商业谈判创造了许多新奇的手机运用。第一,他们制造了许多虚构的场景。一方面,他们制造自己存在或不存在的假象。正如林艾米说的:

(当客户找我我又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在当地,只不过我现在不在办公室…我在厂里看看情况怎样阿。(林艾米 32)

迈克也认为:

手机不受区域的限制。你可以告诉他你在外地,甚至外国。(林迈克 53)

另一方面,他们制造出他人存在或不存在的假象。例如,罗杰描述道:谈话的同时,你可以接个电话,制造一些别人也想和你做这单生意的样子。

(林罗杰 48)

第二,他们巧妙利用手机发出误导的信息。他们利用手机谈话中客户只能看到在电话旁边的谈话人,却不能看到在另一方的谈话人来进行策略性使用。比如李肖恩描述了一个与客户讨价还价时发生的场景:

我就随便拨出一个电话打到我业务员那边去,问你们公司这个产品做到多少钱啊?我就故意说你们那边做到24阿,我这边才作20阿,这样客人可能就不会那样,就相信我这边比较低。(李肖恩 29)

第三,他们利用时间差来摆脱麻烦客户。有时他们故意拖延接电话的时间来摆脱麻烦客户。就如林艾米的述说:

有的客人就是一直催你要样品,实际上你又不想给他样品,有的时候,比如说他给你达电话,你可以等它响了很久在接阿。(林艾米 32)

他们也会拖延手机谈判时间来考虑他们的生意。正如王彼得所说:苛刻的一般不跟他谈的话都会说我现在有事,等下在回你电话,然后挂电话。

但是也是要回电话,我就是停掉然后思考要怎么处理,留一个空间,经过一段思考(怎么去说服对方)。(王彼得 42)

最后,他们在商务谈判中用短信来与同事共享一些机密信息。苏史蒂文描述道:在和客人谈判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新的品种…价格有一个很大的变动。我就给我的下属打一个短信,查询一下这个价格是否变动。(苏史蒂文 46)

2. 处理商业管理的任务

福建商人已创造出新的手机使用来有效地监督员工的工作。当他们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他们打员工办公室的电话来监督员工的出勤。李肖恩提供了一个成熟老练的例子:

比如说我安排他去采购,我就会打电话给那个店的老板,问今天他有没有到那边去阿作了些什么啊。(李肖恩 29)

他们也使用手机来配合,监督员工完成商业任务。正如林迈克总结道:可以检查员工上岗情况,检查员工完成你交代的某一种事项的进度。还有就是也可以检查员工做的某一件事是不是完成了。业务人员的工作进度、结果,效率,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检查来了解。(林迈克 53)

此外,他们利用手机来查看业绩以及维护客户关系。就像凯文解释道:比如说平时我不在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各部门经理问一下今天情况怎样…然后平时有来往的客户,这个月没有的话,要让他们各部门的经理去打电话跟他们沟通一下,什么情况。(刘凯文 46)

他们还利用手机与互联网连接的技术将厂里的监视器放到网上,当他们在外地的时候,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来查看厂里的情况。

3. 自我管理

福建商人利用手机议程提醒严格地管理自己的生活时间表。林迈克甚至养成了使用议程提醒来规律自己生活的习惯。他说道:

你把需要办的事情写在里面,就要自己有这个意识以后,一个星期打开看一次…就象买股票的人,天天都要去看股市一样。那我们这种秘书本子里面不需要每天看,一周看一次就可以。(林迈克 53)

他们也用叫早提醒来管理他们的生活。有些人设置规律的闹铃开始一天的工作,有些人仅在商务旅行中设置提醒手机闹铃。比如,林艾米解释道:

每天上班的话就比较少(叫早闹铃),在家生物钟都固定,但是出差就很难讲了,生物钟变动,晚上有的时候很晚到那个地方,早上怕起不来就要弄闹铃。

(林艾米 32)

结束语

本研究关注中国南方商界人士构建出的手机角色,在中国南方,地方移动电话已经

融入了私营企业家的日常生活。手机,作为一个高度互动的产物,为那些在热切希

望在商界成功的福建企业家提供了一系列的技术支持,让他们在这个商业舞台更好

的展现自己。

首先,手机使24小时不间断的商业运作成为可能。因为手机,商业运作不再受8

小时工作时间的限制。对于福建商人,每一分钟,都可能是工作时间。每一个电话,都被看作是潜在的商业机会。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再是上班时间,下班时

间和放松时间这些不同的时间段,却是一个专注于不间断商务谈判的,有延续性的

工作生活。即使是假日或者是闲暇旅游中,都交织着客户的联系,公司的管理,商

务谈判等商业运作。

其次,手机为商人提供了一个“移动办公室”。普遍认为“办公室”是一种特定地

理位置的概念已经过时。对于福建商人,手机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他们携带手机,

就携带着自己的办公室。他们把手机运用于各种商业用途,例如信息查询,客户联系,合约谈判,职工监督等。另外,移动办公不限于某个特定场合,是以跨越地区

的市场扩张为导向的。由于更多的商业谋略在长途手机传播的特性中得以展现,从

某种意义来说,手机促使国内外客户和商业网络超越了本地网络。

第三,手机已经成为上演商业谈判谋略的平台。利用手机传播不再面谈,以及客户

对本地情况缺乏了解,福建商人把他们商业谋略的特性充分展现在他们对手机的一

系列创新使用中,用以签订合约,摆脱麻烦客户以及最大限度地增加业绩。

最后,手机已经成为福建商人生活运转的中心轴。它为规范商人的日常生活而设置

晨闹,议程闹铃,24小时联系及短信服务;它把商务办公室带入商人家中,它混淆

了商人的个人生活与商务运作,它因客户闲聊干扰了商人的家庭晚宴,它侵占了商

人的假日旅游(包括无数的假日问候)。本质上来说,手机已成为一种超群的“神

仙的法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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