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孙志刚案看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

相关规定。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第79号文件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根据法治原则，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只能由立法机关依法予以限制和剥夺，地方行政机关不得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诉请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救济的权利是公民宪法上的诉讼权，地方行政机关不可以擅自剥夺和限制。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只是一个地方行政部门，其所颁发的79号文件在性质上属于地方规章，它无权剥夺公民宪法上的诉讼权。其次，根据法治行政原则，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须有立法机关制定法的根据或者授权。如果法律规定或者授权劳动局和社保局可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诉讼权的权力，则它们可以制定这样的规章，而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在制定这样的规章时，既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法律授权，这不符合法治行政原则。最后，该文件的制定过程违反了权力分工原则。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是地方行政机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互有分工，二者之间不可以以协商方式，在缺乏宪法和法律根据的前提下，以规范性文件方式剥夺公民诉讼权这一宪法基本权利。结语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及其限制的实务，需要有坚实的宪法理论作为分析与判断问题的理论指南。同时，尽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写进宪法，但是，这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而是需要进一步认识“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或者“法治行政”之中的“法”的属性。这无疑是在启示我们，我国的宪法与法治教育尚处于启蒙阶段。行固难，知岂易乎？参考文献：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368页。关于“个案性法律”与“措施性法律”，可参见《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364—366页。参见[英]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38页。参见[日]三浦隆著：《实践宪法学》，中国人民

《收容：修正“办法”，还是彻底废除？》，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参见马克：

载《南方周末》，2003年6月19日。我国省级人民政府（包括省、直辖市的人民政府）、自治区与省会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及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都有制定地方规章的权力。另外，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也有权制定地方规章，自治地方规章的效力低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参见曾民、陈海著：《79号文件和它的两个反对者》，载《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法治版。另参见达林著：《追问“79号文”》，载《南方周末》2003年1月23日法治版。申请交上去的5个多月，市政府没有回音。2002年10月30日，周立太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市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中院未对此控告进行实体审理，2002年11月4日，下达行政裁定书，对周立太的起诉不予受理。理由是：79号文件是行政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系抽象行政行为，对该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且周立太不是上述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周立太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认为，他并非要求法院直接撤消市劳动局发布的79号文件的抽象行政决定，而是针对重庆市人民政府不履行答复的法定义务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2002年12月17日，重庆市高院做出裁定，以与中院同样的理由，驳回了周立太的上诉，维持了原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