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_历史沿革与创新_陈凌建

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历史沿革与创新

陈凌建

【摘要】从时间、空间入手，分析了国内各个历史阶段的扶贫模式，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及国外成功经验的基

础上，按照内外部力量有机结合、

效率和公平相结合、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相结合、勇于坚持和勇于创新相结合、统筹的原则，分析预测了我国农村扶贫模式创新趋势，提出了股权式、法制化、＂发达地区补贫困地区、城市带动农村、以工补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一系列先进的反贫困模式。【关键词】扶贫模式扶贫工作贫困人口【中图分类号】Ｃ９１【文献标识码】Ａ

【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ＢＫ０８７４）

【作者简介】陈凌建，女，广东广州人，湖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处，硕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财务管理；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一、我国扶贫模式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救济式扶贫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８６年）

该阶段实施的救济政策，是政府一元化主体的公益性救济式的扶贫模式［１］。扶贫的主体是政府，扶贫的手段是在政府帮助和支持下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其性质是公益性的。遵循简单的直线思路———“缺啥给啥”，政府通过粮食、衣物等物质补贴来帮助贫困农户，是一种道义性的、慈善性的经济行为，是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来实现的，这是一种输血式的扶贫。

这种建立在普渡众生传统道德观念基础上的，缺乏科学研究的传统扶贫模式在初始阶段十分奏效。扶贫救济有效的满足了贫困人口的现实需要，缓解了生存危机，尤其是对特困户和赤贫人口。救济式扶贫不仅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也存在固有的缺陷和不足：（１）全国没有严格的扶贫组织体系，扶贫政策也很不完善。（２）没有把救助与增强贫困者自立能力联系起来，没有培养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的组织体系，贫困人口生活热情和主观能动性没有充分激发和调动，形成一种惰性心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３）没有将国家扶持的资金重点用于因地制宜地发展生

产，扶贫资金没有用来培育和发展生产力，而是相当一部分被单纯用于救济，分散使用，甚至被挪用，只能解决临时性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增强群众的再生产能力。（４）救济式扶贫不能充分利用贫困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造成了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５）救济式扶贫的力度和规模有限。我国贫困人口多，贫困面较广，扶贫所需的资金量大，而财政收入中能用于救济式扶贫的资金十分有限，供需之间的缺口较大，使得扶贫开发力度和规模有限。（６）救

济式扶贫不能集中力量解决重点、

难点问题。撒胡椒面式的救济扶贫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不能从

根本上改变社会经济内向型、低水平自我循环的状态。

（二）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年）为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中国政府自１９８６年起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这个阶段的扶贫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由原来的“输血式”扶贫转变为“造血式”扶贫［２］。该阶段属于区域扶贫开发阶段，在全国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是典型的发展援助，其特征表现在（１）在扶贫方式上，把扶贫与开发结合起来，即把解决

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与对农村贫困地区进行全面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致力于在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生产条件，帮助贫困地区形成新的生产能力。（２）在扶贫主体上，强调调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扶贫地区政府为了增强扶贫济困的能力，积极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发展计划和加强政府的财政力量，国家还实行了东西部地区对口帮扶。（３）在扶贫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上，改变了以往分散、平均使用国家用于贫困地区的资金和物资的倾向，提出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要突出重点，要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４）在扶贫资源的管理体制上，改变了以往单纯由财政拨款、资金无偿使用的方式，转向财政拨款和银行信贷相结合，有偿使用与无偿使用相结合的方式。（５）在扶贫途径上，把扶贫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改变单纯的经济扶贫，进行科技、教育、物质生产等综合性投入。

但是，我国扶贫组织制度的改善并没有使我国扶贫工作效率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缺点：（１）扶贫项目要经过各级政府层层论证，批准，环节多，效率低［３］；（２）政府的微观决策不顾农户意愿，缺乏农户的参与；（３）扶贫项目多用于发展工业，农业没得到关注，瞄准机制发生错位［４］；（４）少数地区政府为了提高政绩急功近利，使经营主体市场风险加大，部分地方政府由于缺乏监督将扶贫资金挪作他用，使资金发生渗漏；（５）扶贫项目覆盖面还不全面。

（三）扶贫攻坚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特征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贫困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缘性特征。以１９９４年３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到２０００年底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在这一阶段，采取了一些扶贫攻坚的新政策和新措施：（１）扶持对象从单纯的绝对贫困人口调整为绝对贫困人口加低收入人口，任务从解决温饱与巩固温饱并重。我国政府重新划定了贫困县的标准和范围，确定了５９２个国家级贫困县，调整了国家扶贫

资金投放的地区结构，把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省的扶贫信贷资金调整出来，集中用于中西部贫困状况严重的省区。（２）重点发展投资少、见效快、覆盖广、效益高、有助于直接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种养业，积极发展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劳务输出，实行开发式移民，提出农业产业化扶贫模式。（３）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积极发展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努力争取国际上的援助。（４）提出要实行党政一把手扶贫工作责任制，强调扶贫攻坚要落实到村、落实到户。（５）提出了以扶贫到户为主的扶贫方案，立足于将扶贫资源及其产生的效益尽可能都流向扶贫的目标人群。这种扶贫方式克服了以往难以保证每户贫困农户都能收益的缺陷和不足，体现了“真扶贫，扶真贫”的原则，保证了扶贫的微观效益和公平性。扶贫到户衍生出了新的扶贫模式，如：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异地开发扶贫等一系列扶贫模式。

虽然这个阶段注重了造血机制的构造，但扶贫工作仍是政府唱主角，没有与市场真正有效的结合，并且长期形成了“以救济救助”为主的扶贫思维和行为模式。仍然有其缺陷：（１）政府仍然难以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摆脱出来，许多扶贫工作管的过多过死，贫困人口参与程度低，行动少，自我发展能力还需要提高；（２）扶贫工作和市场机制没有实行更好的融合，中介组织为追逐利润，没有发挥扶贫真正的作用；（３）扶贫资金适用不当，缺乏效益，扶贫项目与当地实情严重脱离；（４）贫困人口的技术，技能培训不能满足当地需要；（５）直接扶贫到户与贫困环境改善没能更好的互补。

（四）扶贫模式统筹发展阶段（２０００年至今）

在新时期，中央政府明确提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农村扶贫开发的具体奋斗目标是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７］。由于贫困问题的地区性，成因的综合性，要达到大幅度减贫的目标就必须采取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观念，因此，这个阶段需要统筹思想来指导扶贫工作和模式创新。统筹发展包括：（１）中央政府根据集中连片的原则，把贫困人口相对

集中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确定为扶贫开发的重点。（２）要把扶贫开发工作与保护生态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提高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３）强调要做好扶贫开发统计、监测工作，及时了解和全面掌握扶贫开发的发展动态，做好有关信息的采集、整理、反馈和发布。（４）继续坚持走开发式扶贫道路辅之以救济或保障式等方式扶贫［８］。（５）统筹农村扶贫和城镇扶贫，建立城乡一体的扶贫体系。

（五）扶贫模式转变的脉络分析

回顾我国政府２０多年的扶贫开发历程，扶贫模式在不断的完善。其主要特征是由传统的分散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它构成了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扶贫模式主要有以下转变：（１）指导思想由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的转变，开发式扶贫先后经历了区域扶贫开发阶段，直接扶贫到户阶段；（２）扶贫战略由“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变；（３）由区域扶贫到扶贫到户的转变；（４）投资机制由“政策性”向“效益性”转变；（５）扶贫主体由“政府唱主角”到多方参与共同促进的转变；（６）扶贫层次由单纯的物质扶贫到全面扶贫的转变。

二、我国扶贫模式创新：理由分析

（一）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的要求

在缓解贫困的斗争中，仅有政府，仅有市场，仅有ＮＧＯ，都是不够的。一个健全的扶贫体系需要同时包含三种机制或三种力量。因此，如何在市场、政府、ＮＧＯ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如何充分发挥ＮＧＯ在扶贫领域中的作用？有待我们共同去探讨研究，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过去对贫困地区实行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已失去发生作用的基础，由此而日益弱化甚至不复存在。扶贫政策被市场经济弱化或瓦解，需要结合农村公共财政管理改革来探讨扶贫模式创新。

（二）新时期扶贫任务还很艰巨

对于新时期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都要有清醒的认识［４］。（１）部分重点地区贫困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虽然全国只有２．３％，但在一些地方的重点地市、重点县，绝对贫困人口的比重还都在１０％左右，加上低收入人口，都在２０％以上，有的甚至更高。（２）这些重点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难度非常大，特别是那些需要转移安置的地方，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需要更多地投入。由过去的面上贫困变成了点上贫困，由过去的区域贫困变成了插花贫困。（３）脱贫成果的脆弱性大。一般地区在正常年景脱贫人口的返贫率在５％左右，一遇大灾返贫率就会超过１０－１５％，还有些地方，对退耕还林政策的依赖性很强，农民的现金收入一半以上靠退耕还林，如果政策不能延续，吃粮马上就会出问题。（４）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而是在贫困地区内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现阶段的贫困不是“匮乏中的贫困”而是“富裕中的贫困”，这种情况往往更容易掩盖发展的不平衡和问题的严重性，有些乡村里的社会分层之清晰，并不亚于城乡分化。

（三）扶贫模式创新是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之下，政府扶贫工作面临新的格局和问题，一方面要建设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另一方面要解决部分乡村还挣扎在贫困线边缘的问题。这二者之间目标是统一的，但操作起来又是冲突的，究竟该如何利用国家有限资金去带动农村发展，让农民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发展，如何使扶贫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相衔接进行，如何使扶贫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好基础，规划指导一步到位，避免重复建设，避免浪费国家财政资金，需要对现有的扶贫模式进行创新。

（四）扶贫模式创新的国际意义

当今世界扶贫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印度式的救助扶贫，一种是中国式的开发扶贫。中国的扶贫是世界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减贫事业重要的实践者，也是国际减贫事业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中国扶贫模式的创新，能够为世界扶贫事业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中国式的开发扶贫，已成为中国在新世纪创建的全新扶贫模式，它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形成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发展优势和产业经济链，提高了贫困人员的文化素质，增加了经济收入，极为有效地降低了贫困人口数目，使贫困人口从贫困中走向富裕之路，这成功经验也为世界解决贫困问题开启了一片全新的领域。

（五）当前我国扶贫模式存在的问题

问题主要有：（１）在反贫困战略上，效率导向原则与公平导向发生矛盾，反贫困对象与反贫困任务矛盾。（２）反贫困政策上，扶贫政策被市场经济弱化或瓦解，影响其扶贫效率。（３）在反贫困对象瞄准上，扶贫对象范围的划定缺乏动态管理，使贫困效果大打折扣。（４）在具体反贫困模式上，存在粗放性与教条性，一部分扶贫模式没有考虑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还有实施模式的教条性，往往影响扶贫模式的扶贫效应。（５）扶贫方针政策缺乏系统性，整体上不能达到联动效应，扶贫工作只限于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孤立地开发和扶持上，没有把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个区域经济乃至整个民族经济的发展中。（６）反贫困制度上，扶贫开发评价机制尚待健全，缺少生态补偿机制，制度短缺造成资源、资本的闲置浪费及技术的停滞。

四、新时期中国扶贫模式的创新研究

传统扶贫模式陷入困境后，与当前市场经济不相匹配时，我们有必要对当前一些不合理的扶贫模式加以改革，借鉴国外扶贫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一）中国农村扶贫模式创新原则

１、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的有机结合原则。一方面，需要贫困村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发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广泛动员和组织各方面力量对贫困村、贫困户实施帮扶。把内部和外部的积极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把内部和外部的资源科学整合起来，把内部和外部的智慧有效凝聚起来，贯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全面发展”基本方略，始终坚持扶贫帮扶工作让贫困群众参与、管理、监督和受益。

２、效率和公平相结合原则。一是目标瞄准。各帮扶单位和人员要把握轻重缓急，优先帮扶最贫困的村和最贫困的群众。帮扶资金和项目要最大限度地直接用于解决贫困群众温饱、增加收入和改变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保证贫困农户能够直接受益。二是综合治理原则。帮扶工作要把发展生产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结合起来，既注重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又注重生活水平的提高，积极促进贫困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３、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相结合原则。一方面，要结合帮扶单位、人员自身实际，充分发挥所在部门、系统的优势，努力为贫困村办实事，实事求是地确定具体帮扶措施、内容、方式和步骤。另一方面，要结合贫困村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帮助当地确定发展方向、内容和建设标准，结合新农村建设，建立与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方向一致的扶贫机制和路径。

４、勇于坚持和勇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勇于坚持，又要探索创新。一是要坚持高举扶贫开发的旗帜；二是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三是要坚持稳定扶贫开发的任务；四是要坚持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工作措施。

５、统筹原则。统筹绝对贫困和低收入贫困，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贫困标准。统筹重点县和非重点县，建立与贫困人口分布特征相适应的扶贫资源配置体系。统筹进村入户和区域发展，建立与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方向一致的扶贫机制和路径。统筹开发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扶贫体系。要统筹好政府扶贫和民间扶贫，统筹农村扶贫和城镇扶贫，建立城乡一体的扶贫体系。

（二）扶贫模式创新的趋势

１、转变瞄准模式。建议把原先以县为单位划分享受国家贫困扶持的标准改为以建制村为单位的划分标准，这样有助于更加有效、准确的把有限的扶贫资金投放到急需资金的贫困人口，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要坚定不移地抓好整村推进、培训转移和产业化扶贫三项重点工作。扶贫资源要进一步向重点地区倾斜，一定要进一步把资金和各种力量更加向贫困边区、贫困山区、贫困库区倾斜，要紧紧瞄准这些贫困地区。要把分散的资金捆绑得更紧，发挥它的乘数效应、叠加效应，要紧紧瞄准我们的对象，要紧紧瞄准贫困群体。我们一定要瞄准贫困群体，实行区别对待，工作要过细，操作要公开透明。

２、改变以往政府一元化救济式扶贫模式。创建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的主体多元化的乡村扶贫模式。把协调发展作为扶贫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公平与效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通过经济手段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变政府一元化扶贫主体为社会多元化扶贫主体，形成扶贫主体群体。一方面，对于扶贫项目、资金等可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比如有些扶贫项目可采用给予优惠政策、招投标等方式进行；另一方面，应积极扶持ＮＧＯ组织扶贫，扶贫工作应以民为主，官助民办为主要方式。

这样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政府扶贫部门在扶贫过程中的“寻租”等腐败行为，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来改善扶贫对象的瞄准率和提高扶贫开发的效率。

３、经济增长型扶贫模式向公共服务型扶贫模式转变。要由以经济开发为主转向以社会公共服务投入为主，由支持工业发展转向重点支持农村种养殖业发展。克服扶贫开发过程中的单纯利益驱动和短视行为，矫正贫困地区的“资源近视症”，处理好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进贫困地区的生态综合化建设。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生态农业”兴建“农村生态区域”，加强农民的技能培养，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只有真正发挥贫困人口自身的能动性，才能真正脱贫。因此，今后要将劳动力培训和转移做为一个切入点，提高贫困地区人群的综合素质。

４、从单一目标向综合目标转化。扶贫工作要与贫困地区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坚持把推进城镇化进程作为一项重要的扶贫项目来建设，在建立主导产业、加大劳动力技术培训的基础上大力促进贫困人口向城镇转移。

５、借鉴印度、巴西等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模式在我国许多地方被借鉴并推广应用。借鉴印度的干旱地区辅助计划（ＤＰＡＰ）和“白色革命”（ｗｈｉｔ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又称“牛奶流淌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ｏｄ）。借鉴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ＮＥＰ）、巴西的资金调拨政策和移民垦殖政策。借鉴美国西部开发和美国的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１２］的经验也很值得借鉴。

（三）新时期中国的扶贫新模式

不同贫困地区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或关键因素是不同的，而反贫困资源筹集方式和资源多少受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因而很难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扶贫模式。

１、股权式扶贫模式。针对贫困人口，建立多元化投资，基金式管理，专款专用的扶贫资金投资体系，加大政府扶贫投资力度的同时，制定优惠政策，调动社会力量，通过股权参与等多种方式，建立多元化扶贫资金投资渠道，吸收社会资金投入扶贫建设。通过股权参与等多种方式，把高校、科研院所和民营企业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同时调动贫困地区经营出色的民营企业、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和专业户力量，通过它们的示范作用引导带动周围群众尽快富裕起来，使他们之间形成互利互惠的关系，形成互相制约，互有需求的多元投资体系，使扶贫效应达到最大化。

２、法制化扶贫模式。我国现阶段相当一部分地区完全依靠扶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的主观愿望来实行，个人的主观行为往往决定着整个地区的扶贫效应。因此，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扶贫组织法加以对各种程序加以规范，完全摒弃以往的官僚主义作风，使扶贫工作有法可依，扶贫法的完善，有利于整个扶贫工作有条不紊的实行，具体行为程序的客观化，扶贫工作步步推进。

３、“发达地区补贫困地区、城市带动农村、以工补农”的扶贫模式。从经济发达省市征收贫困地区发展税，中央统筹协调，用于贫困地区环保，基础设施、教育科技以及公共福利设施建设等。美国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经验也值得借鉴，建议在西部中心城市设立我国第三证券交易中心，为贫困地区吸引资金，同时国家给与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一些资源等暴利性行业增收较高的税率，从而反补农民，同时给企业家规划扶贫地区的任务，有关机构实行监督并加以引导，开发当地具有优势的产业，从而实现脱贫。例如，山西对煤炭等高利润资源产业征收较高税率的同时，给相关企业扶贫资金加以配额制的形式，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发展当地较有优势的传统产业，以此来带动贫困农民的收入，从而引导贫困农民脱贫。

４、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扶贫和企业扶贫模式。要探索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扶贫开发。贫困地区的面貌最终要靠这个地区的农民自己来改变。近几年来，我们基层干部的配备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文化素质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支部书记、村主任包括妇女主任，一是有文化，二是许多都成了村里致富的带头人。支部书记、村干部先富起来很好，但不能仅仅自己富起来，更要带动村里的人富起来，建立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好模式。关键是建立健全扶贫企业辐射带村机制，贫困地区要积极引导和鼓励扶贫龙头企业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合同收购、利润返还、制订保护价、提供相关服务、吸纳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式，推动扶贫龙头企业在贫困村建立生产基地，促进扶贫龙头企业与贫困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多渠道帮助贫困农户增加收入。

５、综合式扶贫模式。我国不同的贫困地区有其

On Anti-poverty Models in Chinese Rural: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Cheng Lingjian

Sci-tech Department,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410128

【Abstract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ａｔｅａｃ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ｌｅｓｓｏｎｓａｂｒｏａｄ，ｉ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ｎｄｓｏｎｒｕｒ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ｒｅａ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ｒｅａｓ，ｕｒｂ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ｒ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ｕｒ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ｏｎ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ｑｕｉｔｙ，ｄｏ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ｈ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ｐｌａｃｅ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ｏ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ｈ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ｂｏｎ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ｅｔｃ．

【Key words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Ｈｅｌｐ－ｔｈｅ－ｐｏｏｒＷｏｒｋ；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Ｐｅｏｐｌｅ

不同的特点，而同一个地区的贫困农户也不尽相同，往往一种单一的扶贫模式不能使扶贫效应最大化，

因此我们可以融合几种不同的扶贫模式加以扶贫，以取得扶贫效应最大化。例如：异地扶贫开发＋产业扶贫与劳务扶贫＋以工代赈扶贫、“公司＋农户”＋科技扶贫、人本式扶贫＋教育扶贫等，从而实现扶贫模式的优化组合，弥补各自的不足缺漏之处，不拘泥于形式，从而实现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扶贫效应的最大化，从而实现扶贫范围的延伸。要重视贫困地区的观念改变和文化道德扶贫的问题。如何搞好小额信贷要研究可行的办法，要从宏观层面研究中国的扶贫问题，要重视社会扶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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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地理研究．２０００（２）：３９～７８

浅谈农村贫困问题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 一、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现状 众所周知，随着“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将完成，中国贫困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基本脱贫，达到温饱生活的水平线，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功绩。同时，我们还应对目前贫困人口问题的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国贫困人口问题，为消除贫困扫除人口障碍。从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和社会基础方面分析，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具有如下现状： （1）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一遇天灾人祸，已经解决温饱的贫困户又会返贫。虽然国家目前没有统一完整的返贫数字和返贫率的统计，但根据曾毅在《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一书中指出广西一些贫困县的返贫率的计算估计。目前全国按最保守的10%左右的平均返贫率来算，应有1000万左右的返贫人口。还有农村非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即未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仍然存在着一个贫困阶层，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若按照3.5%的保守比率计算，亦至少有2000多万。 (2)、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太低。人口增长速度快，表现为农村贫困户新增人口的程度快和城镇贫困人口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而增加。根据“四普”资料，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多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非贫困地区的贫困户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还表现为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老年贫困人的出现。 我国贫困人口的素质低下，不是某一方面的低下，而是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三个方面的全面低下。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有些地方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不足小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营养不良和近亲结婚，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表现为传染病和遗传病的发生率较高。所以，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素质差，特别是贫困地区文盲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现状。 （3）贫困人口结构不合理，分布急集中又零星。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集中性。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由国家和省、自治区政府分别确定的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中。二是零星，位于贫困县之外的农村贫困人口零星地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另外在我国大部分城镇都存在着由各种原因造成的贫困人口，这些人口的分布也表现出零星性的特点。我国贫困人口零星分布还表现为牧区人口、库区人口、高山高寒人口、边界人口、雷区人口、船民人口等等。（4）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例如，在农村以“传宗接代”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落后生育观念，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这些都是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无法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无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5)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和基础投入严重不足。 --农业生产条件较差。1993年国定贫困县人均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仅为全国平均

中国三大模式的创新与未来

中国“三大模式”的创新与未来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时间：2012年04月01日作者：阅读：340 自从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来以来，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著称的“苏南模式”，以个私经济蓬勃兴起而闻名的“温州模式”，以及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珠江模式”。30多年来，这三大模式不断变化，在工业化、国际化与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各有创新与发展，同时又相互融合、趋同现象显著。这三大模式发源地，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成为中国经济最强的增长极。这三大模式，是“北京共识”和“中国经验”的最好注释，是“中国模式”内部多样性的生动表现。 一、苏南模式 上世纪70-80年代初期，无锡、苏州、常州地区，是苏南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考察，听说由于发展农村工业，改革开放五年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他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①这是从实践上高度肯定发展农村工业对于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作用。1984年，费孝通教授用“苏南模式”概括苏南地区发展经济的路子，开始从理论上研究发展农村工业的普遍意义。 江苏无锡县、江阴县、武进县、常熟县等，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苏南模式”是围绕这一核心发展起来的。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成为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由于苏南乡镇工业快速发展，1884-1988年江苏工业产值年增长分别达到44.76％、66.88％、28.98％、38.45％、42.43％。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② “苏南模式”兴起的动因是什么？首先，发展乡镇工业的动力来自农村内部。“苏南模式”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农村要办乡镇工业的深层次原因，是当时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家庭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显然，就地办工业，是农民自己找到的一条“活路”。③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④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费孝通教授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旗帜鲜明地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⑤ 苏南地区发展乡镇工业的实践，开创了我国特有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

中国的反贫困战争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和性别问题1 张林秀 （1999年10月29日，成都） 引言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内和国际上的统计资料，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有2亿多农村住户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1999）。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也很快。 一方面多数人认为贫困人口减少了许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不甚了解。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理解决定缓贫取得顺利的因素和贫困农村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本身。因为迄今中国仍有5千万到1.02亿人生活在国定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否更多地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或者说，应该归功于国家的扶贫项目？在评价扶贫投资状况时，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国家的扶贫投资在瞄准上是否有效？投下去的资金能否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指导制订就中国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做出有助于今后改进缓贫工作的决策提供信息依据。首先，简要描述中国的贫困地区的政策，以四川省的县级资料来分析对贫困县的瞄准是否准确。其次，重点分析扶贫项目对增长的作用。评估一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有多少是由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所至。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透国非农就业具体地考察一下农村妇女问题。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通过收入指标来考察贫困。虽然在收入和其他福利指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Wang和Zhang （1999）以及世界银行（1999）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地区和文盲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表现较差的地区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考察瞄准和决定增长的因素时，我们用的是西部贫困省的数据，即四川省。 贫困地区的政策 虽然1986年中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全国规模的扶贫方面的政策，这并不等于说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没有受到过特殊关注。考虑到贫困地区对整个经济的边际贡献小，即便改革不成功损失也不会很大，改革者们允许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公社比其他地区早些解散（早在70年代末期）。当时中央政府已在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了，有的是通过直接的预算转移支付（Park 等，1996），有的通过粮食销售补贴或其他方式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帮助（Park, Rozelle和Cai，1994）。然而，由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开，预算资源越来越稀缺，这些支持一直在减少2。市场改革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产量和收入普遍提高（Weersink 和Rozelle,1997）。这些变化帮助一些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在中部和沿海深受“以粮为纲”政策影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适合生产粮食（Lardy，1983）。 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改善边远闭塞地区资源匮乏农户的贫困状况，这些地区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将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国务院，1989a至1989e;1991）。为此国务院专门组建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即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或LGEDPA）负责新的一轮反贫困战争。领导小组的工作重心是官方划定的“贫困”县。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负责从预算中划出一部分，同时让银行从扶贫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下贫困县的选取过程，考察一下几个主要的扶贫项目。 1该文主要摘自于以下两篇文章：（1）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黄季火昆合写的“中国的反贫困战争”；（2）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Andy Mason 合写的“新的机遇和阻碍：中国农村的非农工作、工资和性别”。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的识别_汪三贵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的识别* 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100872) 王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100081) 王萍萍(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北京100826)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OLS和Logistic 模型)来识别与农户贫困和家庭福利状况高度相关的预测指标。我们发现,无论是OLS模型还是Log istic模型,都可以准确预测50%以上的贫困家庭。Log istic模型在准确预测贫困家庭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在选择合适的概率切割点后,预测的准确率可以达到70%以上。 我们还发现,要准确预测极端贫困人口是十分困难的。在实践中,较高的贫困线有利于提高预测和瞄准的准确性。 关键词农村贫困贫困瞄准贫困识别 一、导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数目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根据官方贫困线和住户收入数据估计,2004年末农村贫困人口数约为2600万人。根据更高的贫困线(接近1天1美元的标准),贫困人口数估计为760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4)。尽管通过近20年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以及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扶贫投资,农村减贫效果显著,但为实施更为有效的贫困干预计划,主要挑战在于如何更准确地识别穷人。由于难以获得住户层面可靠的收入和支出信息,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依赖区域瞄准(县和村)实施贫困投资项目,导致严重的覆盖不完全和漏出问题(W ang,2005)。因而,中国亟需更为简单有效的贫困瞄准方法来识别贫困户。 为瞄准贫困家庭和个体,可以利用住户调查资料和现代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来建立贫困识别模型(W ard et a.l,2002)。本文讨论了该方法并试图建立中国贫困识别的模拟模型。该模拟的主要目的是在住户层面估计贫困的关联因素。为了提高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在模型中使用的预测变量都是那些容易收集的非收入和支出指标。 二、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8.14)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 2017年08月14日 01 版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八十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现状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现状 众所周知，随着“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将完成，中国贫困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基本脱贫，达到温饱生活的水平线，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功绩。同时，我们还应对目前贫困人口问题的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国贫困人口问题，为消除贫困扫除人口障碍。从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和社会基础方面分析，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具有如下现状： （1）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一遇天灾人祸，已经解决温饱的贫困户又会返贫。虽然国家目前没有统一完整的返贫数字和返贫率的统计，但根据曾毅在《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一书中指出广西一些贫困县的返贫率的计算估计。目前全国按最保守的10%左右的平均返贫率来算，应有1000万左右的返贫人口。还有农村非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即未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仍然存在着一个贫困阶层，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若按照3.5%的保守比率计算，亦至少有2000多万。 (2)、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太低。人口增长速度快，表现为农村贫困户新增人口的程度快和城镇贫困人口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而增加。根据“四普”资料，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多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非贫困地区的贫困户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还表现为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老年贫困人的出现。 我国贫困人口的素质低下，不是某一方面的低下，而是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三个方面的全面低下。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有些地方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不足小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营养不良和近亲结婚，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表现为传染病和遗传病的发生率较高。所以，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素质差，特别是贫困地区文盲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现状。 （3）贫困人口结构不合理，分布急集中又零星。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集中性。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由国家和省、自治区政府分别确定的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中。二是零星，位于贫困县之外的农村贫困人口零星地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另外在我国大部分城镇都存在着由各种原因造

中国共享物流十大创新模式

中国共享物流十大创新模式 物流是共享经济的重要领域，共享物流是指：通过共享物流资源实现物流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物流系统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推动物流系统变革的物流模式。物流资源主要是：物流信息资源、技术与产品资源、搬运设备资源、仓储设施资源、货物运输资源、终端配送资源、物流人力资源以及跨界的相关资源等。 从资源属性上看，既包括个人物流资源，也包括企业物流资源和机构物流资源。其中企业物流资源包括物流企业、制造企业、商贸流通企业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等物流资源。 物流业天然具有共享因子，物流资源共享现象也早已存在。目前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变革激活了共享物流创新，是共享物流发展的重点。安得智联认为目前共享物流主要有以下10种经典创新模式： 1、云仓资源共享模式 云仓资源共享模式指通过建立云仓系统实现仓库设施网络的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面向用户开放云仓资源，实现仓储资源共享的模式。 云仓系统是基于实体的仓库设施网络系统打造的在线互联网平台，通过互联网联通全国各地仓库的管理系统，实现仓库数据与云仓平台互联互通，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整合、运筹和管理实体仓库系统，实现优化仓库资源配置和实时进行全国仓库系统的网络化运营与共享的管理。 2、单元器具(托盘、周转箱等)循环共用 从产品出厂开始，使用标准单元器具(托盘、周转箱等)包装产品，在物流公司、批发商、商贸流通企业之间的物流作业中，保持货物与单元器具不分离，上下游企业循环共用单元器具，实现了单元器具的共享，减少了装卸、倒货、搬运，避免了物流作业中货物的磕碰、挤压，大幅度减少了货损，提升了物流作业效率。单元化器具循环共用系统按照系统架构可以分为开放式循环共用和封闭式循环共用，下面安得智联以托盘循环共用为例进行分析。 封闭式系统：封闭式的托盘循环共用系统指的是由托盘租赁企业在全国设立租赁运营网点，购买托盘建立托盘池。用户从托盘租赁企业租赁托盘，装载货物后不更换托盘，托盘在不同用户循环共用，分别支付相应的分时租赁费用，一直送达最终客户后，由当地托盘租赁企业的运营网点回收托盘，再出租给其他企业。具体如下图所示： 封闭式的托盘循环共用系统的托盘所有权全部归属于托盘租赁企业，用户中的制造企业、物流公司、流通企业和收货企业都不需要拥有托盘，托盘的质量控制、维护修理都由托盘租赁服务公司负责，免去了使用企业管理和维修的麻烦。但是，组建托盘租赁公司，建立庞大的租赁网络需要较大的投资，需要有大量的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中国贫困现状

中国现在的绝对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点(14.8万个贫困村)、片(特殊贫困片区，含城市)、线(沿边境贫困带)并存的特征，贫困群体呈现大进大出的态势。按照联合国人均消费1.2美元的贫困标准，我国还有1.5亿贫困人口，大体分布为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人口。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由散步逐步向某些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地域集中。同地理环境有极强的正相关性，进入21世纪，贫困人口大多数集中在我国山西、山西、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区和云南、广西、贵州喀斯特地貌地区。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率低，生存条件恶劣，一直是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贫困人口57％的所有收入仍然来自农业，贫困人口对农业有着严重的依赖性。此外，地理和自然条件的恶劣，对贫困的影响仍然很大。2005年，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分布在西部地区，52％的人口分布在山区。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扶贫政策的不断实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人力资本缺乏作为导致贫困的一个原因，它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低教育的人口和健康状况不良的人口，贫困发生率要显著高于普通人口。 中国扶贫政策可分为三类，即开发式扶贫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惠农政策。中国扶贫政策的突出特点，就是城乡扶贫长期采用双轨制的扶贫方式。开发式扶贫政策主要针对农村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侧重于生产性开发；社会保障政策至今主要以城镇贫困人口为主要对象。此外，惠农政策包括医疗、教育，税改等很多政策，主要不是针对贫困人口。而是采取了选择贫困县、贫困村的区域瞄准办法。贫困人口没有能从扶贫开发中同等受益，扶贫开发带来的好处更多地被贫困地区内部的中等甚至高收入家庭享用。部分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如信贷扶贫到户贷款的回收率很低。

国内外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鉴赏

国内外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鉴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内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把技术创新作为求生存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技术创新战略、技术创新能力不仅是企业摆脱困境和培植持续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下面我们选取了国内外几家典型企业，展示他们的技术创新模式，以飨读者。 格力集团——多方位信息化发展模式 珠海格力集团是一家以工业为主导、综合发展的集团公司。形成了工业、商贸、房地产三大产业支柱，是珠海特区目前规模最大的企业之—。 格力集团充分认识到处于信息时代必须抓住机遇，适时变革，及时把信息转化为企业资源，以促进企业的经营活动。早在90年代初，当大多数企业还是手工记账时，格力集团就先行要求各企业采用计算机进行财务管理，从而大大提高了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方便了企业对财务数据的及时查询和分析。这些年来，集团公司成立了专门的IT部门，负责企业信息化的规划、协调和建设。同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企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管理 应用系统的开发和实施以及员工相关素质的培训。集团的信息化建设已具一定的规模，许多企业建立了自己的企业资源管理系统。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邀请着名的安达信咨询公司做顾问，对企业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项目进行策划，并投入巨资，购买了世界一流的应用软件厂商BAAN公司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在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格力电器引入CAD、CAM、CAPP等系统，提高公司的设计和加工水平，使公司能够每年不断地推出上百种的优质新产品。格力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的产品销售遍布全国，通过公司的计算机远

程通讯系统；可以与全国各地的分部进行远程数据传输，使总部可以方便、及时地掌握各分公司每天详细的销售情况，以利于销售策略的调整及生产的合理安排。企业信息化建设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质量，促进销售，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格力积极推进互联网在企业中的应用，近年来格力的各大企业纷纷上网获取各种相关信息、发送电子邮件，加强与客户的联系。例如格力磁电有限公司通过耳联网开拓海外市场，与外商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此外，格力早在1996年就注册了自己的域名，建立了格力网站。 未名集团——月光、影子? 和代工战略模式 北大未名集团是—家拥有33个医药品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类新药9个，下属7个参股、控股子公司的中国最大的生物工程产业集团。2002年，北大未名集团通过收购北人高科，成功借壳上市。 未名集团在生物工程、金融工程、创新理论三大战略指导下，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利用一个产品启动一个市场，利用—个市场发展一个企业，利用一个企业创建一个基地，利用一个基地推动一个产业”这一发展我国生物工程产业的总体思路，并积极创建北京北大生物城、深圳北大生物谷、厦门北大生物园三大生物工程产业化基地。未名集团根据中国生物工程产业的现状提出了从研发到生产、市场过程的独特的三大战略：月光战略、影子战略和代工战略，对具有后发优势的产业创新很有启发意义。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现状与发展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现状与发展 韩嘉玲非常高兴，我以为这样冷门的一个题目不会有同学来听，结果那么多同学来关心农村教育，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现在就将我长期从事农村教育的一些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偏重讲贫困地区，我先介绍一下，我大概在90年和91年在贵州省黔东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作扶贫工作，所以你们等会看到的一些照片就是当年在那边工作时的一些情况，有一些也比较早，但也可以反映一些农村教育的情况。还有一些照片是2000年在甘肃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做的一些有关教育的调查研究。 那么农村教育应该包括那一些呢？我想农村教育应该是指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各种教育。农村教育应该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农村的正规教育，正规教育基本上指的是学校里面的正规教育，或者是学校里面的义务教育，当然教育里面又分为义务教育以前的和以后的，我想我今天会比较集中在贫困地区农村的义务教育这一块，不过我还是要指出农村教育不是只包括农村的基础教育或义务教育。还有一个就是非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不像学校教育，它没有固定的形式，比如说学期的开始和结束，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固定形式和场所的，非正规教育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学历教育，基本上是和农村的发展相关联的一种教育，比如中国现在在贫困地区做了许多这种小儿信贷的服务，借钱给农民，让他们去养鸡养鸭，在此过程中教他们一些农村的实用技术，这种实用技术的教育就是属于非正规教育。在我国，可以把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包括扫盲教育都可以归入农村非正规教育。事实上我国过去在农村的非正规教育方面做得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建国初期的时候有关扫盲的时候做了很多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农村教育，创造出很多丰富的农村教育的形式，这样的一些形式至今还被许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和借鉴。我们出去看到就问，你们这是从那里来的，他们就说这是从你们中国传来的，可是我们过去创造出来的形式丰富的农村教育我们已经不太熟悉了。比如说在过去在扫盲的过程中，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回家教他们的祖父母的那种包学小组，或者是在树荫下，工厂里及在农村各种场合所进行的各种教育，比如说在冬天农民不能种地的时候开办的冬学班，比如说在街头放了一些识字牌，强迫你去认一些字，如果你不能认字就不能过去，虽然有一些强迫的性质，但这也是一种推广的模式。当时在牧区的时候，因为牧区非常分散，很多孩子上学很困难，所以就建立了所谓的马上学校，老师骑着马到牧区的每一个点去给孩子上学，或者在湖泊区的那种船上学校。当时有各种各样形式农村教育，可是今天完成了扫盲的工作以后，那些形式的教育已经很少了。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的informal education，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它就属于一种没有组织、没有事先计划的一种教育模式，比如是阅读看报纸、广播、电视、民间文化传统等形式，这个在以前农村也是非常丰富的，有一些放映对到农村去传播知识，这些都属于informal education，这些我们今天都不会讲，今天我们就针对农村学校里这种义务教育的情况。 基本上，我们国家到2000年时候基本上已经普及了义务教育，什么叫基本普及呢？事实上，大概是85％的地区的人口普及了义务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还有15％的地区没有普及义务教育，甚至还没有普及所谓的六年义务教育。所以我们以为好像是大部分普及了，其实还有很大的一块，而在这种所谓完成教育验收，或者是这些统计数目事实上和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去的甘肃的4个贫困县，有两个县已经完成了普初验收，实际上这两个县是被别人要求在2000年或者2001年必须完成普初验收的，事实上这两个县在各个方面的能力都没有办法达到要求，可是因为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它到了2000年的时候为了完成达标，它就必须造一些数字，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这个现象呢？因为我们在甘肃的调查项目中我们做了一套经费的分布调查，中英合作项目中的1500万资金要分配给他们，怎样决定分配呢，那就不能用传统的指令式的我觉得差我就给你多，我觉得差就给你少，它是用一些指标来做，就是你的教育条件越差，没有完成普初的学生越多，我们给你越多的钱，

心理扶贫：社会工作服务精准识别对象的反贫困实践探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1b3175706.html, 心理扶贫：社会工作服务精准识别对象的反贫困实践探究 作者：李修丽 来源：《智富时代》2019年第04期 【摘要】当前我国的扶贫政策大多停留在客观物质层面，忽视了贫困群体的主观心理因素。贫穷是社会工作的核心概念，社会工作秉承“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在助力精准心理扶贫方面，具有专业优势。本文旨在通过社会工作服务介入心理扶贫的实践总结经验，探索社会工作服务介入心理扶贫的可行性。 【关键词】社会工作；心理贫困；助人自助；内生动力 今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百年目标的关键一年，我国扶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虽然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但贫困群体的心理问题也日益凸显。他们普遍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就是要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而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恰好与之有契合之处，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介入精准心理扶贫具有较大潜力。 一、心理貧困的表现 欲通过社会工作服务做到精准的心理扶贫，则必须了解心理贫困的具体表现，从而进行针对性的帮扶。为此，我们组成专题实践团队，采取实地察看、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方式对扬州市若干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力图做好精准识别对象工作。此次调查共发放50份问卷，回收50份，其中有效问卷47份，有效份比率达94%。 有关贫困户的心理状态情况数据如下： 第一，被调查对象中，“对于参与外界活动态度”这一项，选择“畏惧消极”的占42%，选择“自卑沉默”的占39%；选择“从不参加外界活动”的占19%； 第二，在对未来的期待这一方面，想要保持现状的占33%，想要努力改变现状的占29%，不清楚、不确定的占38%； 第三，当问及如何看待政府及社区救助时，59%的对象表示“希望政府、社区能多多照顾”；当问及最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时，63%的对象表示“政府、社区的物质帮助”，仅25%的对 象表示“工作等机遇”； 第四，在被调查的贫困户中，关于“您对自己的能力评价”，51%的人认为“凭借自身能力 只能稍微改善生活”。

中国企业医院创新合作模式)

中国企业医院创新合作模式 ——让合作者层层受益、让企业家跳过龙门 各类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资金和资源的输入或输出。会挣钱的企业被资金和资源追着跑，不会挣钱的企业被资金和资源躲着跑。“投一出多、快进快出”的项目才是资金和资源逐鹿的对象。 五花八门的“资本对接”、“资源整合”，有如帮助不会恋爱的人写情书，好不容易感动对方见面后，谈不了多久就被“淘汰”——情书上的“才华”无法瞒过见面后“准备托付一生”的审查。 帮助企业构建“投一出多、快进快出”系统的中国企业医院应运而生。 一、面对企业家走不出来的“怪圈” 微型老板——擅用观念忽悠员工潜能 小型老板——配备工具助推员工潜能 中型企业家——用商业模式挖掘员工潜能 大型企业家——靠高效系统放大员工潜能 投融资机构评价的基点： 企业经营管理与持续竞争能力——运用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的能力层级 靠经验形成的观念盈利 靠专业的作业工具盈利 靠商业模式盈利 靠高效系统盈利 1、配备观念不如配备工具 算盘打得再快，也快不过计算器，自行车骑得再快，也跑不过宝马。 无论怎样借鉴帝王治理之术、诸子百家之法、宗教智慧之道，来约束人们的思维和调动人的积极心理，都无法替代在经济发展周期和运行规律中形成的科学工具。因为，不是员工不想干，而是不会干。再会干,也干不过科学工具。靠思想来统治别人行为的年代过去了，信仰短缺时代谁还信思想？搬来古代的管理冷兵器，在已经被国际化的中国市场比划，雕虫小技！ 2、配备工具不如构建体系。 中小民营企业经过了10年“观念泛滥期”，听了多家课，就是不会做，取来八方经，仍然行不通。又一头扎进“工具泛滥期”和“资本泛滥期”。中小民营企业到处购买泛滥工具。还是大型民营企业聪明，他们知道凭市场机会和胆量打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本土经验编成的管理工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柳传志组团去欧洲学习构建体系。 二、成功系统移植——中国企业医院服务功能 企业在不同阶段，都存在不同内容的创业过程。小微企业着重创业成功，中型企业着重创业成长，大型企业着重创业扩展。关键内容决定经营管理的战略导向。 小微企业的创业成功：就是先活下来——创业者很多，不可能都活。微利积累遇到“寒冬”就死，只有找到“多重盈利”工具，才能走出“风险期”。中国企业医院的“多重盈利六步法”商业工具，能使企业走出“一个项目，一次盈利”的低效盈利误区，实现“一个项目，六次盈利”。中国企业医院把企业经营外部市场的部分称为“外科”； 中型企业的创业成长：就是超过竞争者的发展速度，从低利润区进入高利润区，否则，慢进则退——因为竞争者的多数超越，你被动降级。中型企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为了赢得竞争常常顾经营而失管理。只有谋求到运行中对接的“成功系统移植”的外力，才能有效解决这一矛盾。中国企业医院的“获取投融资的公式密码——成功系统移植”模式，被行业誉为“复利式经营，傻瓜版管理”系统。能改变企业“一个人的活，两人干。两天的工作，三天完”的现状，变成“两个人的活，一人干。三天的工作，两天完。独立的部门，被并连”的

谈谈我对中国创新模式的粗浅看法

谈谈我对中国创新模式的粗浅看法 陈玉荣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自主创新成为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方向。因为创新是经济概念而不是技术概念，创新的精神会给一个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带动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创新的种类有很多中，中国创新模式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材料创新、组织创新等等，这一系列的创新虽然都是以技术为基础，但经济效益和市场才是检验创新的最终标准。所以创新应追求市场的适应性而不是技术的先进性。对于中国的多数企业来说，其创新动力来源于创新收益的预期。不同行业的企业，创新的特点也不同，例如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不仅仅是新产品和先进的技术，同时降低成本也是创新。而一些高技术服务业或者技术变化慢的市场，经营管理方式，组织模式、结构和商业模式等的创新都可能会带来经济效益。所以在探索创新模式，应该具有针对性。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面临着知识经济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挑战，我国已迅速的转变了发展方式，以提高创新能力为战略重点。我国是技术总量大国，但是关键核心技术对外要求高，对外依存度大，所以我国在科学技术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为的就是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同时加以创新，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之一。但是，目前中国的创新却存在下列三个方面的动力不足： 首先，创新理念滞后。尽管如今全国掀起了一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宣传的热潮。其实，关于创新的话题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大约在1998年5月，当时已经头一次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那时，大多数中国人对“创新”一词比较陌生，这个口号给人们以新鲜的感觉。于是，全国各地有关创新的宣传铺天盖地，各条战线迅速召开了各种创新的会议，纷纷提出经济创新、教育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企业创新、服务创新，等等。而且，在那一拨的宣传中，还提出了许多新鲜的口号，如自主创新、源头创新、创新极、创新板、创新树、创新团队等，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可是，自从那一拨宣传创新至今快20年了，我国又有多少堪称为原创性的成果呢？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肯定是寥若晨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的贫困问题与国家反贫困政策

目录 【摘要】 (1) 【关键字】：贫困；扶贫；政策演变；经验借鉴；问题对策 (3) 前言 (4) 一、贫困的概念标准与中国当前的贫困现状 (6) (一) 贫困的概念及其原因 (6) 1. 贫困的概念 (6) 2. 我国产生贫困的原因 (7) (二) 中国的贫困评判标准 (9) 1. 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 (10) 2. 我国现行的城市贫困标准 (10) (三) 当前中国的总体贫困状况 (11) 1. 农村贫困状况 (12) 2. 城市贫困状况 (14) 二、中国反贫困政策历史背景 (15) (一) 建国初期我国的反贫困政策的发展 (15) (二) 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变历程 (19) (三) 中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变历程 (24) 三、中国反贫困政策历史演变及其具体政策 (25) (一) 我国初始阶段的反贫困政策和扶贫资金投入 (25) 1. 反贫困政策投入 (25) 2. 资金投入 (26) (二) 转型期的反贫困政策 (28) (三) 我国现行的反贫困政策的目标 (32) (四) 配套政策 (34) 1. 财税支持 (34) 2. 投资倾斜 (34) 3. 金融服务 (34) 4. 产业扶持 (35) 5. 土地使用 (35) 6. 生态建设 (35) 7. 人才保障 (35) 8. 重点群体 (36) 四、中国反贫困政策评价 (36) (一) 总体评价 (36) (二) 现行反贫困政策的不足 (36) 1. 相对贫困问题突出 (36) 2. 我国反贫困依然以物质性措施为主，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 (38) 3. 扶贫对象规模大，返贫现象时有发生 (38) 4. 政策执行问题 (39) 5. 现行的贫困监测体系不合理 (39)

农村贫困现状

三、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现状 众所周知，随着“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将完成，中国贫困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基本脱贫，达到温饱生活的水平线，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功绩。同时，我们还应对目前贫困人口问题的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国贫困人口问题，为消除贫困扫除人口障碍。从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和社会基础方面分析，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具有如下现状： 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贫困恶性循环。如放羊娃。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例如，在农村以“传宗接代”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落后生育观念，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这些都是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无法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无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太低。人口增长速度快，表现为农村贫困户新增人口的程度快和城镇贫困人口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而增加。根据“四普”资料，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多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非贫困地区的贫困户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还表现为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老年贫困人的出现。 （2）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返贫率高。一遇天灾人祸，已经解决温饱的贫困户又会返贫。虽然国家目前没有统一完整的返贫数字和返贫率的统计，但根据曾毅在《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一书中指出广西一些贫困县的返贫率的计

算估计。目前全国按最保守的10%左右的平均返贫率来算，应有1000万左右的返贫人口。还有农村非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即未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仍然存在着一个贫困阶层，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若按照3.5%的保守比率计算，亦至少有2000多万。 （3）我国贫困人口的素质低下。不是某一方面的低下，而是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三个方面的全面低下。贫困地区人口普遍营养不良。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有些地方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不足小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营养不良和近亲结婚，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表现为传染病和遗传病的发生率较高。所以，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素质差，特别是贫困地区文盲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现状。 (4)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和基础投入严重不足。 --农业生产条件较差。1993年国定贫困县人均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在耕地中机耕面积仅占36%，有效灌溉面积31%，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个和20个百分点；旱涝保收耕地面积则更少，1993年人均仅0.36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4.5%。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还使用竹竿、木犁和简陋的铁制农具进行劳动、耕作，广种薄收，有些地方甚至仍然沿袭"刀耕火种"的古老生产方式。 --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严重不足。1997年全国贫困县人均财政收入105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0%；国定贫困县累计财政补贴101亿元，县均1706万元。由于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贫困县无力增加投入以改善贫困社区的公共设施、基础社会服务的低水平状态，形成恶性循环。 （5）特困的顽固性。 有很多贫困农民居住在耕地匮乏、水源困难的石山地区以及地处边陲、交通不便的深山区、大山区和荒漠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且其中多为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地区，要使他们脱贫致富，工作相当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