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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改良

论中国近代史改革与改良

——041030430

胡文豪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与改良,首先要在定义上区分改革和改良。改革是在体制上尤其是政治体制上的大的改变,它的主要特征是社会关系模式的改变。改良只是在体制操作上的小动作的变动,它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之上还有革命的概念,那是从政治到其他各方面的体制上完全颠覆,它的主要特征是政权更替。从近代史看,最典型的改革是邓小平开创主持的改革开放,最典型的改良是洋务运动,而最典型的革命是辛亥革命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如何正确评价改革和改良,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和重视的问题。以辛亥革命而言,它是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把它简单归之于某些人物“情绪化”的“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不符合历史实际,是唯心史观。革命要有破坏,但不是“破坏一切”。改革的目的是建设,破坏与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辩证的关系。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现代化代替革命,或者将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而对于革命、改良的得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完全抹煞革命,一味颂扬改良,无疑也是错误的。

首先,我认为,不管是改革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就是说,改革与改良,不是某一部分人主观地造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造成的。近代开启以来,中国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身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遭到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国内的腐朽势力愈益抬头,并与侵略势力结成联盟,阻碍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只有改变现状,奋发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那么改革与改良就成了改变现状的两条不同的道路。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冲击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苦难,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并压制中国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又促成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正是在四面受敌、即将遭肢解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才意识到必须改变现状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虚心地吸取西方的先进文明。

改良应该是首选之法。因为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逐步的、有序的制度变革,使一个国家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强国。改良可以使传统与现代不完全脱节,也可以使变革更持久有效。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带来民众的苦难,还可能造成国家民族的分裂。革命后,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改革,但是改革的效果却往往因为传统的阻碍势力、因为革命的不彻底而变得微不足道。当然,改良也有它的不利之处,但从长期来看,改良是比较可取的。革命的即时效果就是推翻了一个政权,但只有在新政权有力推行改革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是有效的。

但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使它偏向了革命的道路。首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太紧太深,它们不希望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所以它们也不会真正希望中国通过改良而改变现状;其次,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不甘心

在改革过程中丧失其原有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地阻挠或延缓改革的步伐;再次,改良者本身的弱点及改革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产。因此,革命形势不是天然的,也不是革命者人为造成的,而是由中国近代各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

改良与革命有着紧密的关系。革命者的革命活动,促使当权者必须以改良来压制革命。比如慈禧太后就明确表示过立宪的目的就是要杜绝革命。反过来,改良的很多措施也客观上为革命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改良就是革命的先声。比如,戊戌变法运动促成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使西方民主进步思想大量涌入,客观上为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实行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编练新军等措施,本意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但实际上却为自己培养了一批掘墓人。改良如果能顺利及时地进行,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则其改良的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但当改良受到延迟阻碍,则其已经实行的措施必然造就推动继续改良的势力,如果不能对这些势力进行有效疏导的话(其实最有效的方法还是继续进行改革,实现其最初的承诺),那么这股势力必然要寻求体制外的道路。此道路便是革命。辛亥革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所以,改革与改良是由近代中国的客观历史引发的,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