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tionA

美国人认为没有人能停止不前。
如果你不求进取，你就会落伍。
这种态度造就了一个投身于研究、实验和探索的民族。
时间是美国人注意节约的两个要素之一，另一要素是劳力。

人们一直说：“只有时间才能支配我们。”
人们似乎把时间当作一个差不多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对待。
我们安排时间、节约时间、浪费时间、挤抢时间、消磨时间、缩减时间、对时间的利用作出解释；我们还要因付出时间而收取费用。
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许多人都深感人生的短暂。
时光一去不复返。
我们应当让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

外国人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很可能是：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常常处于压力之下。
城里人看上去总是在匆匆地赶往他们要去的地方，在商店里他们焦躁不安地指望店员能马上来为他们服务，或者为了赶快买完东西，用肘来推搡他人。
白天吃饭时人们也都匆匆忙忙，这部分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生活节奏。人们认为工作时间是宝贵的。
在公共用餐场所，人们都等着别人尽快吃完，以便他们也能及时用餐，
你还会发现司机开车很鲁莽，人们推搡着在你身边过去。
你会怀念微笑、简短的交谈以及与陌生人的随意闲聊。
不要觉得这是针对你个人的，
这是因为人们都非常珍惜时间，而且也不喜欢他人“浪费”时间到不恰当的地步。

许多刚到美国的人会怀念诸如商务拜访等场合开始时的寒暄。
他们也会怀念那种一边喝茶或喝咖啡一边进行的礼节性交流，这也许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一种习俗。
他们也许还会怀念在饭店或咖啡馆里谈生意时的那种轻松悠闲的交谈。
一般说来，美国人是不会在如此轻松的环境里通过长时间的闲聊来评价他们的客人的，更不用说会在增进相互间信任的过程中带他们出去吃饭，或带他们去打高尔夫球。
既然我们通常是通过工作而不是社交来评估和了解他人，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谈正事。
因此，时间老是在我们心中滴滴答答地响着。

因此，我们千方百计地节约时间。
我们发明了一系列节省劳力的装置；
我们通过发传真、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与他人迅速地进行交流，而不是通过直接接触。虽然面对面接触令人愉快，但却要花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马路上交通拥挤的时候。
因此，我们把大多数个人拜访安排在下班以后的时间里或周末的社交聚会上。

就我们而言，电子交流的缺乏人情味与我们手头上事情的重要性之间很少有或完全没有关系。
在有些国家，如果没有目光接触，就做不成大生意，这需要面对面的交谈。
在美国，最后协议通常也需要本人签字。
然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多

地在电视屏幕上见面，开远程会议不仅能解决本国的问题，而且还能通过卫星解决国际问题。

美国无疑是一个电话王国。
几乎每个人都在用电话做生意、与朋友聊天、安排或取消社交约会、表达谢意、购物和获得各种信息。
电话不但能免去走路之劳，而且还能节约大量时间。
其部分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电话服务是一流的，而邮政服务的效率则差一些。

有些初来美国的人来自文化背景不同的其他国家，在他们的国家，人们认为工作太快是一种失礼。
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花一定时间来处理某件事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好像是无足轻重的，不值得给予适当的重视。
因此，人们觉得用的时间长会增加所做事情的重要性。
但在美国，能迅速而又成功地解决问题或完成工作则被视为是有水平、有能力的标志。
通常情况下，工作越重要，投入的资金、精力和注意力就越多，其目的是“使工作开展起来”。








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一点都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吓人。
不，他不可能是我父亲特地送我来见的那位前苏联教练。

可他的确是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本人。
他请我进门，在沙发上坐下，又拍了拍身边的垫子，让我坐在他旁边。
在他面前，我真的很紧张。

“你还年轻，”他的英语带着俄语口音：
“如果你愿意试着向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军，我想你能行。
长野奥运会来不及参加了，但你可以准备参加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

“完全可以，不是吗？”看到我脸上惊愕的表情，他又说道。
我那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业余滑雪运动员，但在国内决不是顶尖选手。
“当然，你需要进行很多艰苦的训练，你会哭鼻子，但你一定会进步的。”

的确，后来我经历了无数痛苦的训练，还为此流了不少眼泪。但在后来的五年里，我总能从尼克莱讲的有趣故事和他的幽默感中得到鼓励。

他开始总是说：“我的朋友们常去看电影，去跳舞，去和女孩子约会，”然后他会压低嗓门接着说：“我就在运动场上训练、训练、再训练。
第二年，我的15公里滑雪比赛成绩缩短了1.5分钟。”

“朋友们问我：‘尼克莱，你怎么做到的呢？’我回答：‘你们去看电影、跳舞、和女孩子约会，而我一直在训练、训练、再训练。’”

故事通常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有一次──后来我们知道那天是他结婚25周年纪念日──他穿着一件旧的毛衣，很自豪地站着，微笑着轻声说道：“告诉你们，我可是在26岁那年才第一次亲吻女孩子。她后来就和我结了婚。”

不管他是不是懂得浪漫，尼克莱知道什么是爱。
他以一贯的幽默、默

默的感恩、敏锐的感觉和真诚的态度为爱设立了奥林匹克般的标准。即使在我结束了滑雪生涯之后，我仍一直努力去达到那个标准。

但他又从不娇惯我。
二月里的一天，我头很疼，感到十分疲倦。
我在一片空地上遇见了他，在寒风中的雪地里滑了大概十五分钟后，我赶上了他，有点小题大做地说：“嘿，尼克莱，我感觉我要死了。”

“如果活到一百岁，人人都会死的，”他对我的痛苦无动于衷，态度坚决地接着说：“但你现在必须滑、滑、再滑。”

在滑雪板上，我照他说的去做。
但在其他事情上我会反抗他。
在一次经费并不宽裕的滑雪露营活动中，他让我们十个人挤在一个单身汉住的芬兰式屋子里。
第一天我们醒来时发现尼克莱正在做早餐。然后我们坐在临时拼凑起来的椅子上，围着张小小的牌桌，用勺子很快地吃完早饭。
吃完后，尼克莱把摞起来的油腻腻的碗向我和我唯一的另一个女队友前一推，武断地说：“女孩子们，现在去洗碗吧！”

我把餐巾往地上一扔，向他骂道：“让该死的男孩子们去洗吧！这不公平！”他没再让我去洗碗，也没对我的大发脾气显得太在意。
他只在滑雪时才显露出强烈的情感。

训练的时候，他会岁着我们迈步的节奏大声发出指令：“对，就这样，一二三，一二三。”
我祖父的一个好朋友──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看了尼克莱带我训练的录像带后问道：“他也教舞蹈吗？”

在训练时，我一刻不停地纠正着尼克莱指出的错误。每完成一个动作，我都会问他自己是否有了进步。

“是的，还行。但如果膝盖能屈得更快些就更好了。”

“可我滑得够快了吗？”我坚持问他。

最后他会皱起眉头说：“你得无数次地重复，动作才能达到完美。”他提醒我“必须有耐心”，言语之间流露出“我已经告诉过你无数次了”的意思。

尼克莱的耐心和我的勤奋使我赢得了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并开始为奥运会季前赛做准备。但后来我没能被选拔去参加2002年奥运会。

去年夏天，我回去拜访尼克莱。
他给我沏了茶......还自己洗了碗！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
怀念起前一年的奥林匹克队，我一时沉默，回想起自己曾经获得的一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和这个穿着颇具热带风情衬衫、个子不高的男人之间形成了并不张扬但又牢不可摧的纽带。

尼克莱教会我即使需要无数次的努力，也要凭借勇气、热情和严格的纪律来坚持下去。
他还教会我为了能在这世界上生活一辈子而预先心存感激，并每天提醒自己：即便面临许多挑战，“现在心里有的必须是爱、爱、爱。”








我和

盖尔计划举行一个不事张扬的婚礼。
在两年的相处中，我们的关系经历了起伏，这是一对情侣在学着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时常常出现的。
但在这整整两年间，我们坦诚地面对彼此性格中的弱点和优点。

我们之间的种族及文化差异不但增强了我们的关系，还教会了我们要彼此宽容、谅解和开诚布公。
盖尔有时不明白为何我和其他黑人如此关注种族问题，而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好像忘记了美国社会中种族仇恨种种微妙的表现形式。

对于成为居住在美国、异族通婚的夫妻，我和盖尔对未来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相互信任和尊重才是我们俩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许多夫妻因为错误的理由结了婚，结果在10年、20年或30年后才发觉他们原来是合不来的。他们在婚前几乎没有花时间去互相了解，他们忽视了严重的性格差异，指望婚姻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各种问题。我们希望避免重蹈覆辙。
事实更说明了这一点：已经结婚35年的盖尔的父母正经历着一场充满怨恨、令人痛苦的婚变，这件事给盖尔带来了很大打击，并一度给我们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当盖尔把我们计划举办婚礼的消息告诉家人时，她遇到了一些阻力。
她的母亲德博拉过去一直赞成我们的关系，甚至还开过玩笑，问我们打算何时结婚，这样她就可以抱外孙了。
但这次听到我们要结婚的消息时，她没有向我们表示祝贺，反而劝盖尔想清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这么说我跟他约会没错，但是如果我跟他结婚，就错了。
妈妈，是不是因为他的肤色？”盖尔后来告诉我她曾这样问她母亲。

“首先我必须承认，刚开始时我对异族通婚是有保留意见的，也许你甚至可以把这称为偏见。
但是当我见到马克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既讨人喜欢又聪明的年轻人。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女婿而感到脸上有光的。
所以，这事跟肤色没有关系。
是的，我的朋友们会说闲话。
有些朋友甚至对你所做的事表示震惊。
但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不同。
因此你要明白，马克的肤色不是问题。
我最大的担心是你也许跟我当初嫁给你爸爸一样，为了错误的原因而嫁给马克。
当年我和你爸爸相遇时，在我眼中，他可爱、 聪明、富有魅力又善解人意。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兴奋。而且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是理想婚姻，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的婚姻会天长地久。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在我们结婚时，我并不十分理解我所爱的人——你的爸爸。”

“但是我和马克呆在一起已有两年多了，”盖尔抱怨道。
“我们俩一起经历了

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们彼此多次看到对方最糟糕的一面。
我可以肯定时间只能证明我们是彼此深情相爱的。”

“你也许是对的。但我还是认为再等一等没坏处。你才25岁。”

盖尔的父亲戴维——我还未见过他的面——以知事莫若父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决定。
他问的问题基本上和盖尔母亲的问题相同：“干吗这么匆忙？这个马克是什么人？他是什么公民身份？”
当他得知我办公民身份遇到了问题时，就怀疑我是因为想留在美国而娶他女儿的。

“不过爸爸，你这话讲得太难听了，”盖尔说。

“那么干吗要这样着急？”他重复地问。

“马克是有公民身份方面的问题，但他总是在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盖尔辩解道。
“事实上，当我们在讨论结婚的时候，他清楚地表明了一点：如果我对任何事情有怀疑，我完全可以取消我们的计划。”

她父亲开始引用统计数据说明异族通婚的离婚率比同族结婚的要高，而且还列举了接受过他咨询的、在婚姻上有麻烦的异族通婚夫妇的例子。

他问道：“你考虑过你将来的孩子可能会遭受的苦难吗？”

“爸爸，你是种族主义者吗？”

“不，当然不是。
但你必须得现实一点。”

“也许我们的孩子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谁的孩子不会呢？
可是有一样东西他们将会永远拥有，那就是我们的爱。”

“那是理想主义的想法。
人们对异族通婚生下的孩子是会很残酷的。”

“爸爸，到时候我们自己会操心的。
但是假如我们在做什么事之前，就必须把所有的疑难问题全部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几乎什么都干不成了。”

“记住，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都不晚。”








大中央车站问询处桌子上方的数字钟显示：差六分六点。
约翰·布兰福德，一个年轻的高个子军官，眼睛盯着大钟，看确切的时间。
六分钟后，他将见到一位在过去13个月里在他生命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女人，一位他素未谋面、却通过书信始终给予他力量的女人。

在他自愿参军后不久，他收到了一本这位女子寄来的书。
随书而来的还有一封信，祝他勇敢和平安。
他发现自己很多参军的朋友也收到了这位名叫霍利斯·梅内尔的女子寄来的同样的书。
他们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勇气，也感激她对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支持，但只有他给梅内尔女士回了信。
在他启程前往海外战场战斗的那天，他收到了她的回信。
站在即将带他进入敌人领地的货船甲板上，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的来信。

13个月来，她忠实地给他写信。
即使没有他的回信，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写信给他，从未减少过。
在那段艰苦战斗的日子里，她

的信鼓励着他，给予他力量。
收到她的信，他就仿佛感到自己能存活下去。
一段时间后，他相信他们彼此相爱，就像是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但当他向她索要照片时，她却婉然拒绝。
她解释道：“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和真诚的，那么我长什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我很漂亮，我会因为觉得你爱的只是我的美貌而时时困扰，那样的爱会让我厌恶。
假如我相貌平平，那我又会常常害怕你只是出于寂寞和别无他选才给我写信的。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会阻止自己去爱你。
当你来纽约见我时，你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
记住，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停止或继续下去──如果那是我们的选择……”

差一分六点……布兰福德的心怦怦乱跳。

一名年轻女子向他走来，他立刻感到自己与她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她身材修长而苗条，漂亮的金色长发卷曲在小巧的耳后。
她的眼睛如蓝色的花朵，双唇间有着一种温柔的坚毅。
她身穿别致的绿色套装，犹如春天般生气盎然。

他向她迎去，完全忘记了她并没有佩戴玫瑰。看他走来，她的嘴角露出一丝热情的微笑。

“当兵的，跟我同路？”她问道。

他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了一步。然后，他看见了霍利斯·梅内尔。

她就站在那少女的身后，一位四十好几的女人，头发斑斑灰白。在年轻的他的眼里，梅内尔简直就是一块活脱脱的化石。
她不是一般的胖，粗笨的双腿移动时摇摇晃晃。
但她棕色的外衣上戴着一朵红色的玫瑰。

绿衣少女快速地走过，很快消失在了雾中。
布兰福德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压缩成一个小水泥球，他多想跟着那女孩，但又深深地向往那位以心灵真诚地陪伴他、带给他温暖的女人；而她正站在那里。
现在他可以看见，她苍白而肥胖的脸上透着和善与智慧。
她灰色的眼中闪烁着温暖和善良。

布兰福德克制住跟随年轻女子而去的冲动，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
他的手抓着那本在他去战场前她寄给他的书，为的是让霍利斯·梅内尔认出他。
这不会成为爱情，但将成为一样珍贵的东西，一样可能比爱情更不寻常的东西──一份他一直感激、也将继续感激的友情。

他向那个女人举起书。

“我是约翰·布兰福德，你──你就是霍利斯·梅内尔吧。
我非常高兴你能来见我。
我能请你吃晚餐么？”
那女人微笑着。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她答道：“那位穿绿色套装的年轻女士──刚走过去的那位──请求我把这朵玫瑰别在衣服上。
她说如果你邀请我和你一起出去，我就告诉你她在公路附近的那家大餐厅等你。
她说这是一

种考验。”





大中央车站问询处桌子上方的数字钟显示：差六分六点。
约翰·布兰福德，一个年轻的高个子军官，眼睛盯着大钟，看确切的时间。
六分钟后，他将见到一位在过去13个月里在他生命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女人，一位他素未谋面、却通过书信始终给予他力量的女人。

在他自愿参军后不久，他收到了一本这位女子寄来的书。
随书而来的还有一封信，祝他勇敢和平安。
他发现自己很多参军的朋友也收到了这位名叫霍利斯·梅内尔的女子寄来的同样的书。
他们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勇气，也感激她对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支持，但只有他给梅内尔女士回了信。
在他启程前往海外战场战斗的那天，他收到了她的回信。
站在即将带他进入敌人领地的货船甲板上，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的来信。

13个月来，她忠实地给他写信。
即使没有他的回信，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写信给他，从未减少过。
在那段艰苦战斗的日子里，她的信鼓励着他，给予他力量。
收到她的信，他就仿佛感到自己能存活下去。
一段时间后，他相信他们彼此相爱，就像是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但当他向她索要照片时，她却婉然拒绝。
她解释道：“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和真诚的，那么我长什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我很漂亮，我会因为觉得你爱的只是我的美貌而时时困扰，那样的爱会让我厌恶。
假如我相貌平平，那我又会常常害怕你只是出于寂寞和别无他选才给我写信的。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会阻止自己去爱你。
当你来纽约见我时，你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
记住，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停止或继续下去──如果那是我们的选择……”

差一分六点……布兰福德的心怦怦乱跳。

一名年轻女子向他走来，他立刻感到自己与她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她身材修长而苗条，漂亮的金色长发卷曲在小巧的耳后。
她的眼睛如蓝色的花朵，双唇间有着一种温柔的坚毅。
她身穿别致的绿色套装，犹如春天般生气盎然。

他向她迎去，完全忘记了她并没有佩戴玫瑰。看他走来，她的嘴角露出一丝热情的微笑。

“当兵的，跟我同路？”她问道。

他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了一步。然后，他看见了霍利斯·梅内尔。

她就站在那少女的身后，一位四十好几的女人，头发斑斑灰白。在年轻的他的眼里，梅内尔简直就是一块活脱脱的化石。
她不是一般的胖，粗笨的双腿移动时摇摇晃晃。
但她棕色的外衣上戴着一朵红色的玫瑰。

绿衣少女快速地走过，很快消失在了雾中。
布兰福德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压缩成一个小水泥球，他多想

跟着那女孩，但又深深地向往那位以心灵真诚地陪伴他、带给他温暖的女人；而她正站在那里。
现在他可以看见，她苍白而肥胖的脸上透着和善与智慧。
她灰色的眼中闪烁着温暖和善良。

布兰福德克制住跟随年轻女子而去的冲动，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
他的手抓着那本在他去战场前她寄给他的书，为的是让霍利斯·梅内尔认出他。
这不会成为爱情，但将成为一样珍贵的东西，一样可能比爱情更不寻常的东西──一份他一直感激、也将继续感激的友情。

他向那个女人举起书。

“我是约翰·布兰福德，你──你就是霍利斯·梅内尔吧。
我非常高兴你能来见我。
我能请你吃晚餐么？”
那女人微笑着。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她答道：“那位穿绿色套装的年轻女士──刚走过去的那位──请求我把这朵玫瑰别在衣服上。
她说如果你邀请我和你一起出去，我就告诉你她在公路附近的那家大餐厅等你。
她说这是一种考验。”







在她人生最初的24年里，人们一直叫她戴比──一个和她的漂亮容貌和优雅举止不相配的名字。
“我的名字总是使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厨子，”她抱怨道，
“我真的不想要戴比这个名字。”

一天，在填写一份出版工作职位的申请表时，这位小姐一时冲动，用她的中名林恩替换了她的名字戴比。
“这是我一生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现在她对人这样说，
“一旦我不再称自己为戴比，我就感到好多了…… 而且其他人也开始更认真地对待我了。”
顺利地通过那次工作面试两年后，这位昔日的女服务员现在成了一位成功的杂志编辑。
朋友和同事们都叫她林恩。

当然，戴比（或林恩）的职业成就并不是改名带来的，但是这肯定给她带来了好处，虽说改名仅使她对自己的才能增加了一点点自信。
社会科学家认为你叫什么名字会影响你的生活。
从古至今，名字不仅被用来识别人，而且也被用来描述人。
《圣经》上说：人如其名。此外，《韦伯斯特大词典》也对名字作了如下的定义：表达某种特点的一个或几个字，这种特点被认为反映了某人或某事的本质，或描述了某人某事，常表示嘉许或不赞成的意思。
请好好注意这几个词：“嘉许或不赞成”。
不管是好是坏，诸如友好或拘谨、相貌平平或漂亮妩媚等特征已经在你的名字中有所暗示，甚至他人在见到你本人之前就已经知道你的这些特征了。

名字是与特定形象相关联的，任何一个被称为“相貌平常的简”或“普普通通的乔”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
后面的那个名字特别使我烦恼，因为我也叫乔。有些人认为这个名

字使我更适合于做一名棒球运动员而不是别的什么职业，比如说艺术评论家。
然而，尽管有此局限，我确实曾一度设法成为了一名艺术评论家。
即便如此，一家著名杂志一直拒绝把“乔”作为我的文章署名，而是用我名字的首字母 J. S. 来代替。
我怀疑，假如我的名字是比较文雅的阿瑟或艾德里安的话，我的名字早已完整地出现在杂志上了。

当然，有积极含义的名字对你是有好处的，甚至能促进你结交新朋友。
最新调查表明：美国男士认为苏珊是最有吸引力的女性名字，而女士则认为理查德和戴维是最有吸引力的男性名字。
我认识一位女士，她就拒绝了一次与一位叫哈里的男人见面，因为“这人的名字听上去没劲”。
可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间聚会上，她走到我身边，催我把她介绍给一位气度不凡的男人；他们俩人整个晚上都在互送秋波。
“哦，”我说：“你指的是哈里呀。”
她听了后感到很尴尬。

虽然我们中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偏见，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多多少少对名字产生过成见。
说实话，你碰到一个名叫奈杰尔的木匠会不会感到惊讶呢？或是一个叫伯莎的物理学家？抑或是一个叫梅尔的教皇？正如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在照看托儿所里四岁的儿童时所发现的那样，我们常常把由名字引起的固有想法加到他人身上。
“在托儿所里，有一次我想让一个很活跃的名叫朱利安的小男孩静静地坐下来看书，而把一个喜欢沉思、名叫罗里的孩子推出去打球。
因为他们的名字，我把他们的性格给搞混了！”

很明显，这样的偏见也会影响课堂成绩。
在一项由圣迭戈州立大学的赫伯特·哈拉里及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约翰·麦克戴维主持的研究中发现，教师总是给署名为埃尔默和休伯特的作文打较低的分数，但当把这两篇作文的署名改为迈克尔和戴维时，老师给的分数就要高些。但是教师的偏见不是造成课堂成绩差别的唯一原因。
坦普尔大学的托马斯·V·布塞博士和路易莎·瑟拉里达里安发现：那些名叫琳达、黛安、芭芭拉、卡罗尔及辛迪之类的女孩们在评分较客观的智力测验和学业成绩测验中的表现比那些名字不太有吸引力的女孩要好。
（一个与之相关的研究表明：女孩受同伴欢迎的程度也与她们的名字受欢迎的程度有关系，虽然对男孩来说这种关系不太明显。）

虽然你父母很可能想让你的名字伴随你一辈子，但记住，他们选这个名字的时候几乎还没有见到你呢。而且，他们在选名字时所看重的希望和梦想也许并不符合你的希望和梦想。
如果你的名字看上去已不再适合你，不要苦恼；你不必一辈子用这个名

字。
影星们就经常改名，下点决心，你也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常常生气、身心疲乏，好像你生活中的压力正在快速地积聚，将要失去控制，那么你可能是在损害你的心脏了。

假如你不想损害自己的心脏，你就需要努力学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且承认有许多东西你是无法控制的。

这是罗伯特·S. 埃利奥特博士的观点。他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的临床医学教授，新书《从压力到力量：怎样减轻你的负担，拯救你的生命》的作者。

埃利奥特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他称之为“热核反应堆式的人”（即易怒的人）。
对这些人来说，紧张会导致他们血压大幅度迅速上升。

埃利奥特说，研究人员已经发现，有压力的人除了其他症状外，胆固醇的含量也较高。
“我们已经做了多年研究，证明过分忧虑或紧张所产生的化学物质的确会损伤心肌纤维。
这种情况发生时往往很快，不到5分钟。它会造成许多短路，而且这种短路会引起严重的心律不齐。
心脏跳起来不像一个泵，而像一只装着蠕虫的袋子（杂乱而又绵软无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活不成了。”

现年64岁的埃利奥特，在44岁时曾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
他把那次心脏病发作的部分原因归于压力。
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个“热核反应堆式的人”。
表面上，他显得沉着、冷静、泰然自若，但他内心深处的压力使他筋疲力尽。他现在身体状况很好。

他说，压力破坏性程度的主要预测指标是FUD因素──FUD指的是恐惧、犹豫和怀疑──再加上可察觉到的缺乏控制力。

对许多人来说，压力的根源是愤怒，而对付愤怒的诀窍是找出怒从何来。
埃利奥特问道：“这种愤怒是否来自这么一种感觉：希望一切事物都必须完美无缺？”

“这在职业女性中是很常见的原因。她们觉得要让人人感到她们无所不能，而且要把样样事情都做得完美无缺。
她们认为，‘我应该这样，我必须这样，我不得不这样。’追求完美永无止境。
完美主义者事必躬亲。
他们生气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把什么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还为之发脾气。
随后他们就感到内疚，接着他们就再把整个过程重复一遍。”

“还有的人生气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方向。
他们把交通阻塞看得和家庭纠纷一样重，” 他说：
“如果你生气超过5分钟──如果你生闷气，没有安全的发泄渠道的话──你就必须弄清你为何生气。”

“此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人们由于心理压力在生理上变得越发激动，他们的身体就越可能因为某种心脏病而崩溃。”

让自己平静下来的做法就是承认你存在

这种倾向。
通过改变你的某些看法和消极思想，学会对事物不再抱有那么强烈的敌视态度。

埃利奥特建议人们控制自己的生活。
“如果有什么能取代压力，那就是控制。
你所需要的不是FUD因素而是NICE因素──NICE是指新的、使人感兴趣的、有挑战性的经历。”

“你必须确定你能控制自己生活中的哪些部分，”他说：“停下你的脚步，对自己说，‘我要把指南针拿出来，弄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建议人们写下他们觉得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最想做成的6件事。
本·富兰克林在32岁时就是这样做的。
“他写下了他想要做的事情，诸如要做一个更慈爱的父亲、更体贴的丈夫、经济上独立、思维上活跃，而且还要保持性情平和──这一点他也做得不好。”

埃利奥特说，你可以先列出12件事，然后压缩到6件，要确定轻重缓急。
“别让自己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要做那些会影响你的个性、控制能力和自我价值的事情。”

“把它们记在一张可以随身携带的卡片上，需要的时候看看。
既然我们无法让一天有26个小时，我们就得确定先做哪些事情。”

请记住：随着时间的推移，优先要做的事会有所改变。
“孩子会长大，狗会死去，你所优先考虑做的事也会改变。”

根据埃利奥特的观点，控制压力的另一关键因素是“要承认你生活中还有一些棘手的、你几乎无法或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比如经济以及政客们。”

你必须认识到，有时候像交通阻塞、最后期限及讨厌的老板这类事情，“你无法抗争，也无法逃避。你必须学会如何与之相容。”







人们常常说：对于青春来说，最令人悲伤的事情莫过于青春在年轻时被浪费掉了。

在读一份对大学一年级新生作的调查报告时，我又想起了这种惋惜之情：“要是当初我就懂得了现在我领悟到的东西该有多好！”

这份调查报告印证了我以前根据在梅肯和罗宾斯住宿中心对学生进行的非正式民意调查所作的推断：学生们认为如果某种东西（不管它是何物）没有实际意义，不能把它当酒喝、当烟抽、当钱花，那么“它”就基本毫无价值。

基于对188，000多名学生答卷的调查表明，当今的大学新生比这项民意测验开始17年以来的任何时候的大学新生都“更主张消费主义，同时也少了些理想主义”。

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学生们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上的富裕”。
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树立有意义的人生哲学已不那么重要了。
这一情况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因此，如今最受欢迎的课程不是文学或历史，而是会计学。

如今人们对当教师、社会服务和人文学

科、还有种族和妇女研究的兴趣都处于低潮。
而另一方面，攻读商科、工程学及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人数却在迅速增加。

还有一件事也不令人意外。
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化工公司的销售代理）在干这份工作的第一年所挣的钱就已是大学教师薪水的两倍了──这甚至还是在她修完两年制的准学士学位课程之前的事。

她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我会对他们讲，他们学习音乐、历史、文学等等有什么用！”那还是四年以前呢，我都不敢想象她现在赚多少钱。

坦率地说，我为这位小姐感到骄傲（不是为她的态度，而是为她的成功）。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呢？我们就不能教会人们既懂得谋生，又懂得人生么？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对我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整个教育制度的否定。
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什么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年龄和成熟所能带给人们的启示。
大多数年龄约在30至50岁之间的人都会最终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为某个公司、某个政府机构或任何其他单位服务。

我们大多数人最终会认识到，生活质量并不完全是由资产负债表来决定的。
诚然，每个人都想在经济上富裕点。但是我们还希望对自己职业范围以外的世界有所了解；我们希望能为我们的同胞和上帝效劳。

如果说人要到步入中年才能对人生的含义有所领悟的话，那么为这种领悟扫清障碍不正是教育机构的责任吗？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怨恨从他们工资中扣钱交社会保险金，然而好像只是短短几年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正焦急地站在信箱旁边（等待养老金支票）了。

虽然我们所有人都确实需要一份工作，最好是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但同样不容争议的事实是，我们的文明已经在我们各自的领域之外积累了巨大的知识财富。
而且正因为我们理解了这些在其他领域的贡献――不管是科学方面的,还是艺术方面的――我们的人生才更完善。
同样地，我们在了解他人的智慧的同时，自己也学会了如何去思考。
也许更重要的是，教育使我们的视野超越了眼前的需求，并使我们看到了事物间的联系。

我们每周都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消息：工会在为要求更高的工资而罢工，结果却只是使他们的老板破了产。
没有了公司，也就没有了工作岗位。
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目光是何等地短浅！

但是赞成全面教育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在学习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同时，我们也提高了自己的道德感。
最近我看了一幅漫画，描述了几个商人坐

在会议桌周围，看上去困惑不解的样子。
其中的一个正通过内部通话设备讲话：“巴克斯特小姐，”他说，“是否可以请您叫一个能明辨是非的人来？”

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确确实实是教育应该做的事。
我认为教育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的一位大学室友──现在是纽约一家大型航运公司的总裁──过去曾主修过商科，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
但是他也曾在大学调频电台上主持过一档古典音乐节目，并且在学习会计学的时候还在欣赏瓦格纳的音乐作品。

这就是教育之道。
奥斯卡·王尔德说得好：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才能用于工作，而把我们的天赋投入到生活中去。

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能满足学生对职业教育的渴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确保学生能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目光短浅的那一天做好准备。
人生的意义远远不止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