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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刘蕾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的一员,郭实腊有着极其复杂、争议颇多的一面。他集传教士、鸦片商助手、外交官等诸多角色于一身,除了主要的传教活动之外,在报刊、翻译、航行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也对这一身负争议的传教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郭实腊,新教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中文名也译作郭士立、郭实猎、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笔名“爱汉者”)。1823年加入荷兰传道会,后来脱离传道会成为一名自由传教士。在麦都思指导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学成后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传教。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在华活动长达二十年,在传教、著书、航行、以及参与鸦片战争等方面都积极热情地参与。关于郭实腊的研究有如下成果:

一、传教士及海外(包括港台)学者的研究状况

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统计,郭实腊共有汉语著作61部,日语著作2部,暹罗语著作1部,荷兰语著作5部,德语著作7部,英语著作9部,共计85部。并且对每部著作都有一些简短介绍,同时对郭实腊一生活动进行了概括,是研究郭实腊最早的著作。

香港学者刘绍麟《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2]一书中第三章《郭士立与福汉会》对福汉会的创建与发展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P. Clarke《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A Conside 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Karl Gutzlaff and the Chinese Union Duri ng the Formation Period o f t he Ta i ping M ovement》[3]一文指出福汉会重视华人自主,有着特殊的传教理念,其发展时段与太平天国草创时期重叠,因而尤其复杂的历史特性。Jessie Lutz《Karl Gutzlaff,missionsry entrepreneur in early chinese pretesstant literature》[4](《郭实腊:早期中国基督教文化的促进者》)与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5]三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对郭实腊及其福汉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探讨。同时,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与舒莱脱《郭实腊在华传教工作》也对福汉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指出了郭实腊的三次中国沿海航行与在鸦片战争期间在华活动对中国的影响。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

目前学界对于郭实腊的研究尚无专门的全面的研究著作,多是对其航海、创办《东西洋考》及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等某一项内容的论述,或者对其著作的整理、翻译与出版。(一)对郭实腊著作的研究

阚红柳《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6]一文通过对郭实腊

英文著作《道光皇帝传》的分析来探讨以郭实腊为代表的传教士眼中的中国皇帝形象的变化,指出郭实腊的清代君主观念最终是落实在宗教的层面之上,以宗教精神作为考量的最终标准。

熊月之《郭实腊<贸易通志>简论》[7]是对郭实腊《贸易通志》研究的一篇权威著作。通过对郭实腊《贸易通志》的分析,作者指出郭实腊通过介绍西方的经济和科技等知识这一间接传教方式来向中国人传教,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时遍大量引用了《贸易通志》的某些内容。这种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态度来对探讨郭实腊《贸易通志》也较为客观公正。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1997年便由黄时鉴先生整理再出版[8],是学界研究比较多的著作,无论是新闻史、文学史还是史学,很多学科都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问世。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9]、《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1],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12],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13],胡太春《汉学家郭实腊与近代中国最早的新闻传媒》[14]等都是十分权威的著作。从史学领域来看,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刊载,主要从《东西洋考》的宣传方式与策略、创办宗旨及特色和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来研究。

谭树林《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15]是从史学领域比较早对《东西洋考》的研究,指出郭实腊创办《东西洋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介绍西方文明,来消除中国人高傲自大的心理,让中国人不再认为西方人是蛮夷,反而向西方学习。陈虹《由宗教到世俗—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为中心》[16]将《东西洋考》的创办放在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矛盾之下进行探讨,《东西洋考》处于由宗教到世俗这一转变的临界点,郭实腊集“官”“教”“商”于一身,使近代传教、鸦片贸易与侵华活动紧密结合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编印的《东西洋考》正式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罗大正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东西洋考》的论文,分别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创办的社会历史背景》[17]、《<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宗旨及编辑特色》[18]、《<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19]、《开启中国大门之先声:<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20],主要从《东西洋考》的创办背景、宗旨、特色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郭秀文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宣传策略》[21]分析了《东西洋考》的宣传方式和策略,郭实腊因采用中国本土化的语言形式取得了成功。奚庆庆《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之特点》[22]也探讨了《东西洋考》本土化过程的特色。蒋南成《<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对西方宪法观念中“自由”的介绍》[23]主要探究了《东西洋考》中对西方宪法观念中“自由”观念的解释,讨论自由和专制之间的冲突。武占江、王亚南《<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析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渡形态》[24]指出《东西洋考》是和平、平等的文化传播形式向不平等的形式过渡的一个代表,郭实腊的刊物在中国既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又体现着打开中国国门、服务于殖民者的明显动机,郭实腊本人的侵略性是不可忽视的,编纂者及其刊

物都具有明显的两面性。郑军《<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与西学东渐》[25]主要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艾红红《<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后世影响渐深之原因探析》[26]分析了《东西洋考》在当时影响不大而后来影响逐渐加深的原因。靳翠萍《<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的科技知识及其“科技传教”策略》[27]一文认为郭实腊采用的“科技传教”是传教的一个巨大成功,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加强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近代“科技传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赵少峰、白月梅《<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的史学篇章》[28]探讨了《东西洋考》传播的历史内容,以此来了解近代早期的中外史学交流。

黎尚建《关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若干问你的探索》[29]一文主要对《东西洋考》创办发行复刊及编辑出版等有关问题探讨后得出新结论:《东西洋考》的创办是在马立勋、梁发等人参与下进行的,它的发行和复刊更离不开华人团队的作用和贡献。刘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研究述评》[30]一文对2008年之前学界关于《东西洋考》研究做了十分详细的归纳和概括,这种概括更多的是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进行的,同时涵盖新闻史和史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基本罗列了学界已有的成果,非常全面。

(二)对郭实腊传教活动的研究

1、传教活动与方式

杨梓楠《从文字到鸦片:论鸦片战争前后郭实腊传教方式的转变》[31]主要从郭实腊在鸦片战争前后传教方式的变化来研究其在华传教活动。从创办《东西洋考》的文字传教,到参与鸦片贸易的鸦片传教,再到最后鸦片战争时期的战争传教,这与郭实腊独立传教士的身份,需要资金来源和其不惜代价使中国基督化的狂热野心是分不开的。在他眼中没有中西平等的文化交流,而仅仅是实行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来改造中国,“中华归主”是他一切活动的根源。

杨佳智《郭实腊其人及其在早期对华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32]探讨郭实腊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郭实腊等外国传教士带着种族和信仰上的优越感来向中国人传播“福音”,这种“福音”的本质就是白人种族之上,基督教文化远远超越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他们的传教主旨是以基督教文明来政府甚至消灭中华文明,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一个“半文明”“半开化”的国家,需要基督教文化的其实才能进入真正的“文明”,而进入这种文明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以放弃中华文明为前提。此文道出了郭实腊在华传教和创办各种社会事业的本质所在。

2、《圣经》翻译

赵晓阳《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考析》[33]主要探讨太平天国刊印圣经的底本问题。作者通过将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与和合本的《圣经》原文中某些特定名词译名进行对比,指出太平天国刊印的《圣经》是以郭实腊的《圣经》译本为底本进行修订刊印的,并从太平天国获得郭实腊译本的途经来论证以郭氏译本为底本的可能性。何艳《郭

士立及其汉语观研究》[34]也指出郭实腊翻译的《圣经》对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有很大影响,不少内容甚至成为太平天国的信条,太平天国刊印本《钦定前遗诏圣书》的内容与郭士立译本《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

王悦成《一场由翻译触发的社会运动:从马礼逊的圣经翻译到太平天国》[35]探讨了郭实腊译本的《圣经》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钦定版圣经之中对郭实腊本圣经修改和注解是洪秀全的“创造性介入”的最直接体现,《圣经》翻译活动在太平天国革命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翻译给目标社会带来的震动不可小觑。

3、创建福汉会

徐如雷《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和“汉会”的关系问题》[36]探讨了福汉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从福汉会的宗旨、成员、活动时间和情况,以及洪秀全所受《劝世良言》的影响来看,认为只能说福汉会跟太平天国有一定关系,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思想主要还是来自《劝世良言》而不是福汉会。

罗家辉《早期华人教会的运作—1851年6月之汉会》[37]文利用《汉会众兄弟宣道行为》这一批函件探讨了1851年福汉会运作情况,认为学界有必要重新评估福汉会的性质,华人入教的动机出于就业的诉求虽说动机不纯,但也不代表弄虚作假是必然的。

(三)对郭实腊沿海航行和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研究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38]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39]两书均涉及到郭实腊中国沿海航行和鸦片战争期间的活动。通过研究郭实腊的三次航行日记和刊登在《中国丛报》上的文章,认为郭实腊在中国沿海的多次侦查活动,以及作战期间充当翻译、向导和参谋的行为,给了英国侵略军有力的支持。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早期传教士的侵略活动是分不开的。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信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探究》[40]一书主要对郭实腊沿海航行的的目的——寻求中国的开放及获取商业机会来研究。郭实腊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之所以在西方引起轰动,就是因为他在鼓吹扩大在华传教范围的同时,还提出在中国沿海开拓贸易的建议,讨论通过政治、甚至军事手段迫使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可能性与迫切性,而这正是西方的商业巨头和各国政府日益重视的事情。同时作者也探讨了郭士立对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态度。

俞强《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两位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浙江沿海之行》[41]一书主要针对郭实腊三次中国沿海航行在浙江沿海活动的研究。郭实腊是19世纪西方来华传教士中第一位在中国沿海游历的传教士,他三次踏足中国沿海领土,在三次航行中的身份不同,既有独立传教士的身份,又有东印度公司雇员的身份,甚至帮助鸦片商人走私鸦片,但是他对中国沿海地区的详细考察,也是继耶稣会士和马礼逊之后,传教士向西方传达中国的讯息。而且此后郭实腊一直在西方鼓吹对中国进行“沿海传教”,对西方社会中国观的形成

和新教对华传教政策的制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金立成《“阿美士德号”在我国沿海进行窥探航行的经过与影响》[42]探讨1832年郭实腊搭乘“阿美士德号”商船窥探中国沿海情报的问题以及对《南京条约》开放口岸的关系。冀满红《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43]探讨郭士立在鸦片战争前对中国沿海情报的侦查、鸦片战争期间充当英军的助手问题和站后签订不平等条约时担任英军翻译并直接参与条约的签订问题。

何桂春《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西方传教士的侵华活动》[44]主要从大肆窃取中国情报、与鸦片贩子之间的肮脏关系和为侵华战争与攘夺在华特权出谋划策三个方面探讨郭士立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间谍活动,指出郭士立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充当侵略者间谍的真相。

杨玉秋《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鸦片战争—以Chinese Repository资料为中心》[45]认为郭士立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英国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的观点,但实际上他论证了解决令英国的政客、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和大班、在华商人(包括鸦片贩子在内)困扰已久的对华关系问题最好办法,即武力侵华。在随后的一系列对华活动中,郭士立都积极地充当了侵华的先锋与助手。

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46]一文中探讨了郭实腊对“夷”字的翻译来研究其鼓吹对华战争的险恶居心。1830年代,郭实腊开始力主将“夷”字翻译为“barbarian”(野蛮人),当时中英双方都没有职业的翻译官,所有官方文书的往来都靠这些传教士翻译。在英国国会辩论要不要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时刻,郭实腊所翻译的“夷”字被死死的等同于“野蛮人”,为英国主战派提供了有力的口实,激励主张要惩罚胆敢称大英帝国为“野蛮人”的中国人。

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47]一文介绍了郭实腊在粤海关税问题上为英国政府所做的相关调查。郭士立整理出一份鸦片战争前外商在粤缴纳税费的详细表格,并对各种征收名目作了很详细的介绍,以揭露粤海关的腐败与勒索。并将粤海关征收的税费做成表格,还提供了部分项目征收的具体比例,激励抨击清政府混乱不堪、腐败凌乱的海关体制。这些表格与数据也为后来英国在与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犯我国关税自主时提供了极大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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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f Karl Friedlich Gutzlaff,as a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Late Qing Dynasty

Liu Lei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410082)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Late Qing Dynasty, Karl Friedlich Gutzlaff has an extremely complex and controversial side. He set the missionary, opium traders assistant, diplomats and many other roles in one. In addition to these main missionary activities, he also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press, translation, navigation and other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who are charged with this controversial missionary has done many detailed research.

Key Words: Karl Friedlich Gutzlaff Protestant missionary

旧权威的衰亡_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收稿日期]2005-12-23 [作者简介]杨冬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旧权威的衰亡 ———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杨冬磊 (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 20037) [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 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 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 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 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 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6)01-0070-02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 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 机。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 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 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 革。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 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 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然而民族危机 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 的通知合法性。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 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 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 传统权威的衰亡。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这体现在 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 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 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 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 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3](P309)其腐败之厉不言自明。这样,在民看来,政府已不再是为民之所愿,官吏也不再为民之父母了。改革者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引发了质疑。三、效忠国家而非效忠王朝的新军“1840年以来外侮的不断屈辱局面亟需一支现代化的强大 武装力量来加以改变;同时,一个愈来愈感到由于人民的不信 任而产生的统治危机的政权也必定更多地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武装力量。”[4](P224)因此,出于对外患与内乱的考量与应对,军事改革,特别是新军的编练顺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这支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看来算是极高的军队却未能 成为改革者用以维护旧权威的利器反而异化为促成其旧权威衰亡的催化剂。首先,新军的编练从筹饷到训练成军,皆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并且,所募之军均为“土著”———即招募之兵需在此省居住并有家,此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所编军队的地方独立性。加之中央对地方财权、军队控制有限,当王朝面临政治危机之时,新军的效忠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王朝对于各省督抚的 政治威慑与控制(这在当时显然已是 “微不足道”的了),而非取决于旧权威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所产生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 在当时,更是 “驱之即散”的)。其次,新军的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部来源于国内新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是被派遣出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这些军官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对于历史的发展潮流,特别是介于此种潮流之下的清王朝 的腐败、无能,看得更为清楚。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激进反清者的极力拉拢与鼓动,在他们心中,对旧王朝权威的效忠已经转化为对“新国家”的憧憬。至此,旧权威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权威丧失已无可挽回。 四、科举制的废除———一项近似于“休克疗法”的改革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丙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 科考试亦即停止。”[5](P5394)至此,在中国自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止。首先,科举制的停废就现代化的意义上讲,无疑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更从观念上转变了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的无知顺从。而后者更是为民 众,特别是为原有社会精英的民主参政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必不 第23卷 第1期 河 北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科 版) Vol 123 No 112006年3月 Journal of H 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ocial S cience Edition ) Mar 12006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_评_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_

?书 评?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

浅论保守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浅论保守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用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话来说,如果将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算做第一波改革开放,经历1902年清末新政到1937年抗战之间的第二波,再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由第三波进入第四波,由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向更全面和彻底的改革开放。这一波的走向与成败,将影响深远。激进与保守的选择,在每一波改革开放中均引起难以回避的巨大争议和现实后果。现在,中国又站上一个重要节点。自柳传志、王瑛之争以来,企业家群体中,对现实也呈现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有分歧很正常,在巨大的转型中,被认为的“激进主义者”也好,自以为的“保守主义者”也好,只要言之成理,其声音都值得一听。正是在心平气和的对话而非被操控的各种情绪中,明辨的公民,理性的底盘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以前常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够革命,回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坚持保守必要的社会秩序,愿意妥协,谋求逐步改良的心态。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集中呈现了一些企业家的观点与分析。这些观点和分析,在此文中,被归纳为“保守主义”。 但“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涵义非常清晰的词汇。亨廷顿说:“当社会的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提醒人们一

些制度的必要性和一些现存实践的好处。”基于认识论上的谦虚,保守主义者不认为谁能掌握社会变革的总钥匙和总规律,所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哈耶克的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群体中都颇受认同,他同样主张认识论上的谦逊,主张自由秩序的自然扩张与演进。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恰恰曾写过一篇名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批评保守主义缺乏自己的方向,划清了反对基于理性狂妄的激进变革与顽固守旧之间的界限。如果说他保守,显然,他保守的是自由自发的社会与宪治秩序。 或许,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要继续自问:保守什么?因何保守?如何保守? 中国恰逢19世纪以来的激进运动,在20世纪实践中央计划经济,距离商业文明越来越远。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业。 从历史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 公权力本身的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的性质,其作用边界,对把握改革方向和实质改革起着“牵牛鼻子”的作用。 政府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而不是臵身局外,因此以一种全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文章对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综述了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张之洞与百日维新;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有利于学界更好的了解研究的不足,推动对张之洞其人及思想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标签: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研究綜述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清末名臣,晚晴洋务派代表人物。近年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对张之洞的研究突破了固定僵化的格局,研究的角度不断拓展,视野更加开阔,新的论点及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三年来,关于张之洞研究的文章近百篇,另有5本专著出版。 一、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 关于张之洞其人综合性研究的主要有:胡克夫、陈旭霞、戴逸、吴剑杰等等,各有侧重。 胡克夫,陈旭霞的著作《晚清燕赵社会大变局以张之洞的改革观和文化观为考察主线》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变迁,文化结构变迁,教育制度变迁,军事制度变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变迁,思想领域变迁等这些方面为经,以燕赵近代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路径抉择与约束条件为纬,分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及其实践,以此揭示引发近代燕赵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由裂变向质变的主因。[1] 在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戴逸《清代人物研究》的书中,从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张之洞的历史功绩,张之洞从官脉络清晰,基本按时段分,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2]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研究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研究张之洞其人的一个侧重点,许多学者如蔡红、石文玉等等进行了关于其中体西用思想实践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期刊和学位论文等。近三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一些侧面挖掘其更深刻的内涵。 学者谢放从学术与政治文化层面比较梁启超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异同,并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两者思想的分野和对立。[3] 张勇从《劝学篇》这个角度认为,其主旨思想“中体西用”起到了汇通中西、平衡新旧的作用。张之洞所建构的“兼采中西而又调和新旧”的文化结构,在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演绎成一种文化实践,其重要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转型

【以史为鉴】浅论山东大学历史上的四次灭亡危机

【以史为鉴】浅论山东大学历史上的四次灭亡危机 开端:新政遗产,光绪御批,时代产物 如果说戊戌变法留下了唯一遗产是一个京师大学堂,清末新政留下了的就是山东大学堂。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上已经宣布了清政府的灭亡,可怜光绪也算得上一代明君,终究没能扛得住历史的车轮。慈禧虽然平定变法,但是变法已经深入人心。无奈之下,慈禧玩了个换汤不换药,实行所谓的“新政”,“内阁”清一色的王爷贝勒,咱们不提此节。但是这个“新政”给中国留下了几许遗产,山东大学就是其一。 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是被派来平定义和团运动的,“袁大总统”也确实有几把刷子,三下五除二干掉了几个义和团“大师兄”。袁世凯一到山东就请义和团几个大师兄吃饭,酒过三巡,问道:尔等真个刀枪不入?答:然!老袁说:那好,咱们到后院试试吧。几声枪响,大师兄们死了。义和团的真实面目这里也不再细谈,卸磨杀驴的活计清政府还是干的很漂亮的。 回归正题,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一听上面要玩“新政”,好家伙,走着……一纸奏章直达天庭:咱们建个山东大学堂吧?光绪这点权利还是有点:准奏! 实际上,山东大学堂创办就是为了迎合清政府的“新政”,但是山东大学却结结实实的就此扎根,谁能想,这一走就是一个世纪。 第一回:辞旧迎新,远走岛城 山东大学建立起来了,但是此后的20多年风风雨雨,其实并不如意。先后有六个专门学校和山大分分合合,一所大学的能量是抗不过乱世的风风雨雨的。 1928年,北伐大军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全国。翻看历史书,似乎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政府干掉北洋政府,山大归属也跟着转移到国民政府手里。 山大校史是这样写的“1928年,国民北伐军进抵山东,奉系军阀败逃。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丅案。在动乱中,学校经费无着,随即停办。”一同停办的还有私立青岛大学。 “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 蔡元培不愧是中国大学办学行家,力主山东大学搬到青岛筹备,与私立青岛大学合为一处。当时的教育部长蒋梦麟也不愧为著名教育家,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1929年6月,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 “1930年4月,国丅民党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丅立。” 很多人污蔑山大校史不清都提这么一段,说山大真正的历史就是从30年开始。但是我们说话要有证据,山大从济南到青岛,两年时间虽然已经停办,但是人员师资教学物资都在,而且山东大学筹办委员会和后来的国立青岛大学筹办委员会也是和山大前后相承,所以山大并没有断。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 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 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士大夫怀疑为与本国政府勾结的“第五纵队”。就连一向善待传教士的康熙皇帝,在1717年的一份诏谕中也表示出这种忧虑:“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人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国家冲突的危险中。”件七仪之争发生后,罗马教廷两次派员出使中国,使“皇帝(指康熙帝)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愤怒”。“最后康熙帝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登基后,对天主教极为仇视。他认为中国人阪依天主教,不仅仅是摒弃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儒学传统,而且恐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以后,就不再相信天主教宣传以外的东西那样,清政府的法令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会发生骚乱,中国将要沦亡。同时,由于天主教士曾经参与同雍正敌对的清L糖集团图谋皇位的宫廷争斗,雍正对传教士更加忌

简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改良

简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改良 ——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 摘要:20世纪初,清政府为国内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实施一些“新政”措施,其中包括修订与狱政管理有关的法律。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全国各地新式监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新式的狱政管理制度,使当时的狱政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中国新式监狱的转型。受传统监狱管理制度以及观念的影响,清末监狱改革仍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清末监狱改良京师模范监狱 北京市宣武区有两条著名的街道:半步桥和自新路,据说这两个地名来源于坐落于此的京师第一监狱。犯人戴着脚镣只能走半步,但是犯人在这里走向了自新。因狱中的五排监舍以中心岗楼为圆心散射开去,状似王八,故俗称“王八楼”。京师模范监狱兴建于1910年,起因是清末迫于国内国际形势,必须抛弃笞、杖、徒、流等刑罚,引入现代监狱管理体制。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监狱。 一.京师模范监狱的缘起及建造过程 监狱作为执行刑罚的场所,是体现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监狱始终被看作是野蛮和黑暗的象征。鸦片战争以后,监狱改良思潮迅速兴起,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清末统治者为解决其政治困境,不得不打起“预备立宪’的旗号,为了响应这一旗号,光绪31年(1905年)诏令载泽、载鸿慈等五大臣分赴各国考查宪政。回国后,奏准将刑部为法部,设典狱司掌管全国狱政,并改“刑部监”为“管守所”。光绪34年(1908年) 在京师法律学堂内增设监狱专修科,请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担任教授。并协助草拟监狱法律。 当时很多大臣都极力主张设立新式监狱,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就是其中之一。清政府也认识到了建立新式监狱的必要性,在清政府的催促之下,不仅在京筹建新监狱,还通令各省一律筹建新式监狱,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工作在各省陆续展开。京师模范监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并成为当时新式监狱中的模范。 监狱的选址是法部在奏请获准后,清政府实拨地120亩,作新监狱建设用地。这里原是前清八旗(满蒙汉军)校场旧址。监狱的规划设计由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博士负责,设备

浅谈中国近代的改良与革命

浅谈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 提要 回顾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的政治变革,到辛 亥革命的彻底推翻帝制,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一直在经历着改革和革命,并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并且持续实践着。本文从近代历史改良与革命演变的事实出发,浅谈改良与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以及改良与革命的关系。 关键字中国近代史改良革命影响关系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改良派革命派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因为在这两百年来,外国侵略及民族 问题的日益深化,中国社会已经走向了边缘.但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在这期间,中国人民经历了水深火热的两百年,中国也在改良与革命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当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中国究竟该走改革这条路还是革命这条路,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 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靠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 " (一)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试图走改良的道路,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 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特权,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改良,因此,这条路走不通。(二)辛亥革命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清政府 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导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原因不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三)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为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无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清末新政的几个问题.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略抒管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笔者认为,正确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确认它的历史地位的关键。 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何小莲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 收稿日期:2006-04-05 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1]95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1]95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 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 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 Vol.27No.5 Oct.2006

浅论中国从清末变法至今

浅论中国从清末变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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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从清末变法至今 的法律主要变化过程 摘要:中国的法律制度从古至今一直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清朝末年以来,中国社会连续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传统社会形态遭到彻底颠覆,伴随之的,是法律制度的不断变更。从清末直至民国的推崇宪政,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再到如今依法治国早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正在逐步从历史的尘埃里走出来,立法更加完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 关键词:预备立宪《临时约法》1982年宪法依法治国 一、清末新政 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预备立宪,立法改革,以及以领事裁判权为代表的司法制度的改革。 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的附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民众的自由与权利,然而《钦定宪法大纲》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其重心就在于维护君权。由于清政府这种步步为营的顽固与愚昧的态度,彻底丧失了可能的同盟军——立宪派,也丧失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在立法方面,包括《大清新刑律》在内,清末的立法大多没有来得及颁布,颁布的也没有来得及施行,但是对后来中华民国的立法影响却很大,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也都带有清末立法

的影子。而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里面,大部分都是消极、倒退的,尤其是领事裁判权的确立。 在种种的进步条文与保守思想的交错碰撞下,清末的法律改革终于在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下匆匆收场。然而清末的改革已经为日后中国的法制进步揭开了序幕,很多新政的条文在后来的法律中都被借鉴。 二、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辛亥革命结束后的一个月里,南方独立省份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1912年1月1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在会上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部组织大纲与清末的新政相似,都把重点放在了政治体制上,简单而言,一是总统制,二是两权分立,三是一院制。所谓总统制,是类似于美国式的强势总统制;两权分立是指临时大总统行使行政权,临时参议员行使立法权,而司法并未独立;所谓一院制,就是立法机构由临时参议院一院构成。总的来讲,这部修改后的组织大纲给予了总统相当大的权力,这是相当危险的。 之后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体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体采用了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此外,还规定了国家的版图,规定了人民的权力和义务,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与民族工业。 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相比,《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相对缩小了大总统的权力,而进一步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对临时约法的修改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 袁世凯上台后,梦想复辟,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这显然是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读后感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83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00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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