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人口转变道路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

中国人口转变的顺利完成

2011年10月8日，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纪念中国人口学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人口转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大陆总人口达到13.397亿人（不包括港澳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转变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20世纪40年代还是一个“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贫穷落后国家，本世纪初已经跨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国家的行列。现今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超过73岁，婴儿死亡率降到13‰，生育水平接近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6‰，在人口发展道路上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中国人口的迅速转变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史的奇迹，改变了世界人口的增长轨迹，为缓解全球人口增长压力，消弭“人口爆炸”危机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李建民：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社会变革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密不可分。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不到1/4世纪的时间内，生育率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不仅有效遏止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为期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赢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人口转变顺应了全球现代人口转变的潮流，既符合人口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又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道路。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为世界各国的人口调控实践提供了范例。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口大国，像中国这样完成了人口转变，也不曾有一个人口大国，像中国这样实现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13亿人民的历史命运，也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格局。

中国特色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调查结果显示，1953年6月30日全国总人口为6.02亿，远远超过许多人的先前估计，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全国人口仍以每年1200万左右的速度在增加。“人口多，增长快，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引起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关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赞成节制生育的态度，并积极推动节制生育。1955年3月，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明确了节制生育的重要意义。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主张通过人类的自我控制和管理来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卫生部多次修改和发布关于避孕、人工流产和绝育问题的办法，为全国开展节育活动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全国各地通过开展避

孕节育的宣传、技术指导、药具生产和供应，计划生育开始初步实施。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也开始活跃。从1954年开始，许多知名人士和学者对人口问题进行思考并发表观点。1956年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1957年2月的人口研究座谈会和3月《文汇报》编辑部召开的人口问题讨论会，对是否应该进行人口控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开辟专栏，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比如：中国人口是否过多？人口高速增长是否是社会主义规律的体现？如何应对人口的压力？如何看待马尔萨斯主义？等等。在这场讨论中，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和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与《新人口论》

1957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同年6月，马寅初写成《新人口论》，后于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学术界风云突变，马寅初遭到严厉的批判，被扣上“中国的马尔萨斯”的帽子，马寅初等人的观点也遭到猛烈的攻击。这场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就此草草收场，人口学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禁区。

“大跃进”时期，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人们开始认识到，依靠人口规模优势和群众动员所产生的力量是有限的，终究无法逾越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要缓解人口规模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发展生产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控制人口增长。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中央第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专门文件，它重申了党和政府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支持和重视，统一了全国干部群众的认识。

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三年调整时期、“三五”、“四五”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指标，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和规划。具体的生育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晚、稀、少”等提法，虽然只是提倡和鼓励，不是硬性要求，但是国家政策延伸至家庭生育决策，这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尝试。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迅速增加的人口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口与经济的矛盾再次凸显出来。如何解决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停滞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巨大难题。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也曾被人口过多的难题困扰过，它们通过向新大陆移民和建立殖民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但是时过境迁，中国此时面临的环境完全不同于欧洲，由于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增长的浪潮比欧洲当时快得多，也猛得多，不可能坐等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推动人口转变的完成，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依靠开辟新大陆来输出人口。所以，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探索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20世纪60年代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成功让中国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最终，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人口转变道路，它不是等待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生育率的自发下降，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还比较低的背景下，积极主动地干预人口发展的进程。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第一次明确号召在全国城乡范围内普遍推行计划生育。1973年，中央和地方都建立起计划生育机构。同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推行。受此影响，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人口再生产类型开

始发生转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成为中国政府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人均GDP作为约束性指标，对人口增长提出了硬约束，为生育转变确定了政策导向。为进一步推动生育率的下降，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1年3月，国务院组建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实体机构。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从此计划生育工作被推向新的高潮，生育政策也由“晚、稀、少”调整为“独生子女”政策。

但是，在经济社会变化的新形势下，“独生子女”政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980年后出现了反弹和波动。1984年，政府及时作出政策调整，将大多数省（区、市）农村的“一孩政策”调整为“一孩半政策”。生育政策调整后，1985年至1987年连续三年出现生育率回升，形成了又一次出生高峰。为积极应对出生高峰，党中央、国务院带头，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强调计划生育工作要由各级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网络迅速建立健全起来，一些与人口相关的政府部门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到人口控制工作中，严密的行政组织与技术服务机构以及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服务网络，为有效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坚强保障。

1991年，中央决定每年“两会”期间召开一次各省（区、市）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体现了中央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视。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向中国传递了计划生育工作转型的信息。1995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要求计划生育工作既要抓紧，又要抓好。所有这一切，构成了90年代初重启生育率下降进程的重要因素。国家计生委总结各地计划生育“三为主”、“三结合”和“两个转变”优质服务的经验，逐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的政策措施。由降低生育水平，到稳定低生育水平，再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和道路，这实质上也是政府主导的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稳定了低生育水平，确保了生育转变的最终完成。

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显著特点

（一）中国的人口转变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

无论是与先行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人口动态指标相比，还是根据经济和生育水平指标的比较，中国的人口转变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都十分突出。正是由于这一超前，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快，转变周期短

死亡率水平下降一半仅用了8年时间，从20‰降到6‰-7‰只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生育率的转变历时只有20多年。与不同类型人口转变的国家相比，在中国的人口转变中，不仅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降速更快，而且两者之间的时滞（或间隔）更短。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转变属于一种自发的过程，转变过程平缓而漫长，通常耗时百年以上。而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剧烈，时间短暂，耗时仅数十年，这是中国人口转变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三）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计划生育外力推动和经济社会发展内在驱动的共同作用下速成的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政府严格的生育政策、高效的制度安排和有力的行政组织

是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但生育率转变的原动力依然来自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90年代初的第二轮生育率下降，经济社会发展因素逐渐发挥主导性作用。

（四）中国人口转变是一个不均衡的演变过程，城乡、地区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差异地区间出生率与死亡率参差不齐，表明各地处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这就意味着，各地所要解决的人口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差异很大。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对各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只能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

中国人口转变的基本经验

（一）社会主义制度为人口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在社会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人口的快速转变（特别是生育率的转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条道路上或者迟迟难以起步，或者步履艰难，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经验证明：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人口转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经济条件的约束，实现人口的超前发展。而人口的超前发展又可以极大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转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行；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政治制度，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人口转变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无论是死亡率转变，还是生育率转变，都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新中国的成立把人民带入了安居乐业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并由此拉开了人口转变的序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的同时，很好地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为生育率的迅速转变和低死亡率的稳定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三）经济社会发展为人口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内在动力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人口转变的内在动力，人口转变进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外在因素可以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最终仍然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离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转变的列车即使启动了，也会在某一个阶段停滞下来。

（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成为生育率转变的启动器和加速器

在面临巨大人口压力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将计划生育作为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通过召开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实施控制人口增长的发展战略和人口调控计划，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卓有成效地推动了生育率的转变和加速。

（五）实现、维护、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实现超前性生育率转变的必要前提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上充分体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是获得全社会对相关政策认同和广泛参与的必要前提。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在计划生育中的根本利益，不断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优质服务措施以及工作思路、方式和方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为广大计划生育群众谋福利，从而扩大和强化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群众基础。

（六）人口科学的繁荣发展为中国人口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医学和生殖健康科学的发展为人口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

中国人口科学在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伟大实践中得到繁荣和发展，揭示人口变量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揭示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人口发展与资

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两种生产的理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中国人口转变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国人口死亡率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享了人类医学进步的成果。目前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73岁，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长寿国家。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则是由于避孕和生殖健康科学发展的技术支持。避孕药具的不断更新，技术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健康、安全的保障措施。

中国人口转变的启示

（一）必须尊重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

人口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并且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推动人口转变的顺利实现，既要深入了解人口变化与发展的规律，正确处理好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之间的关系，又要积极协调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任何一项人口政策或人口发展规划都必须尊重这些规律，并科学地利用这些规律来发现发展的机遇，扩大人类的选择范围。

（二）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体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在人口发展实践中既要尊重人口变化的客观规律，也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从本国的发展需要出发，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借鉴世界各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三）必须权衡人口发展的利益结构

人口转变不仅是人口变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些利益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人口政策必需权衡这些利益关系，只有在相对均衡的利益结构下，人口转变才能顺利推进，人口发展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四）必须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之路

人口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人口变量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人口变化影响的传递机制，一个人口因素的变化往往带来多种人口后果，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递次出现。此外，人口变化的后果及其影响的消除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过程。均衡发展对于人口而言，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中国人口转变以后的人口发展之路

（一）中国正在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

中国在人口发展上兼具发展中国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特点。人口是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因素对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都举足轻重。尽管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曾经历过的人口与发展关系变化过程，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也会经历。这些国家在后人口转变阶段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性质、特点、问题及应对策略，都是中国目前应该充分考虑与合理借鉴的。

（二）主要矛盾正在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正在转变为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人口结构失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

在新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形势下，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和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人口变化更加多样，人口形势更加复杂，人口快速转变及非均衡转变方式所带来的后续人口问题将陆续出现；人口与发展关系的主要矛盾正在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正在转变为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转变为人口结构失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压力，人口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化也将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如何转变人口发展方式，如何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正在成为中国人口发展政策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也为我们应对新的挑战，实现人口发展的再次飞跃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三）中国新人口发展战略的视野必须超越人口本身

人类社会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都是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标，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动力，人口发展也是如此。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是人的发展能力的发展。人类自身能力的持续发展是构筑和推进人类发展过程的原动力。发展是为了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实现，是为了生命价值的创造。从发展的本质意义上讲，以人为本的发展是发展的最高准则，也是人口均衡发展的最高准则。人口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造成人口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原因。我们不能改变人口变化的客观规律，就要尊重它们；我们不能改变的人口现象，就要把它们作为社会的常态；过去我们强调的是人口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现在我们也应该同样强调社会经济发展也要适应人口状况及其变化。由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特殊性，基本民生制度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设计必需符合人口变化与发展的要求。因此，中国新人口发展战略的视野必须超越人口本身，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政策的视野必须超越人口问题本身。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

要深刻认识人口转变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基础影响。“十二五”时期人口与发展呈现4个转折性变化：一是育龄妇女总数于2011年达到3.8亿峰值后趋于减少，人口年度净增值将持续下降；二是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于2011年达到峰值9.4亿以后开始缓慢下降，虽然很长一个时期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是劳动力老化问题将日益严重；三是人口抚养比触底回升，“人口红利”将逐渐减弱；四是人口城镇化率于2011年达到51.27%，城乡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人口聚集与产业聚集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凸显。

必须把人口问题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深刻认识人口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既重视解决现实问题，又要加强战略研究，用新的思维方式破解各种问题，努力提升探索运用规律和科学决策的能力。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

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

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 内容摘要：对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始于近代，目前在社会学和人口学关于人口转变的理论存在着死亡率和流行病转变理论、生育率转变理论、人口迁移转变理论和人口转变的现代化理论。但当加入民族国家的概念考察某一时段某一国家的人口变化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四个因素:一、这个时期开始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二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三、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四、移民的数量。本文回顾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重大转变，详细阐述我国人口变化的种种特征以及探讨深层次原因，预测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人口问题如:老龄化、人口红利等等。 关键词：人口转变、死亡率、出生率、人口寿命、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 中国作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08年末中国大陆人口13.28亿，占世界人口的20%、亚洲人口的33%。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 一、自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翻开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西汉时人口为5959万多人，到1949年全国人口已达5.42亿的规模，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24.36亿的22.25％。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生

活条件有了基本保障，加上城乡医疗卫生及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历史上曾经制约人口增长的战乱、饥饿、疾病等因素的作用大为削弱，导致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则大幅度上升。1949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0.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0‰，到1957年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为10.8‰和23.23‰。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转变。到1957年时，全国的人口已增至6.47亿，建国后的8年间人口净增了10，486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311万，形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随着人口迅猛增长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有关人士已开始觉察领悟到其后面所隐含的问题。1957年3月，吴景超先生发表了《中国人口新论》，提出了我国的人口增长应有节制，陈长蘅、陈达、顾孟余等也都提出了同样问题，孙本文先生亦明确提出我国的总人口应控制在8亿之内。马寅初先生也指出：“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他在1957年7月的《新人口论》一书中，侧重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提出应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晚育等。但是当时这些意见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结果随着1962年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束和国民经济的开始回升，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又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高速增长期。在1962至1973年的12年间，全国人口从6.73亿猛增到8.92亿，年平均净增1992.4万，人口年均自

历史时期人口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参考文献：《——年中国人口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 《汉书?地理志》 《史记》 金承禧 经济学 一，历史时期地人口数量 人是生产者，它创造了巨大地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人又是巨大地消费者，它所创造地巨大地财富就是为了供人消费.人又具有自身再生产地特性，因此，人口增长状况对地理环境影响很大.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国家，在历史长河中，人口数量地增减变化很大，但从总地趋势来看是增加地.关于秦汉时期以前地人口数字，由于资料不足，因此难于说准.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从秦汉时期开始，各个王朝都对人口地统计十分重视，千方百计要弄清自己控制地劳动者地数量.因为劳动者是基本地社会生产力，能够创造物质财富，是统治者剥削地主要对象，兵役、徭役地多少都与人口有密切地关系.因此秦汉以后地人口记载就颇为丰富.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历史时期影响人口数量地增减和地区分布地因素，除自然增值、死亡和天灾外，则主要是政治动乱和战争.同时人口地迁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西晋以后，由于北方地战乱及其自然环境等方面地影响，人口大量南迁，从而使北方人口减少，而南方人口则增加.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先秦时期 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地人口调查是在秦代完成地，这些统计材料没有留下来.但在秦亡时被刘邦接管.当刘邦入关进入咸阳后，萧何则“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从而使刘邦“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后来当刘邦路过曲逆县（今河北省定县东南）时，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御史回答：“始皇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可以想见当时地各县户口数是清楚地.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秦时地人口和战国时期差不多，也就是两千万人口左右. 公元二年西汉户口数是现存最早地全国性人口数 这个人口数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地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地户口数，户，口.比秦时增加了近四千万人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过西汉初年吸取秦亡地教训，与民休息，出现了“文景之治”地局面.汉武帝时又大肆扩张土地，社会发展.因此才出现了西汉地盛世，一般来讲，人口地增加是经济发展地表现，因为人口地增加，必然要带来生产粮食及其它供应品地增加.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这个统计数字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地人口、地理、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军事等都具有重大地意义. 从西汉地人口统计情况来看.当时北方地人口数多于南方，南方相当于北方地四分之一，反映出当时南北方经济发展地一般情况，说明北方经济发展好于南方.当时边郡地人口是稀少地，无法与内地相比，这和秦时地情况一样.秦时为了改变边地地广人稀地情况，采取“徙民实边”地办法.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西汉末年地战乱，促使北方人向南方迁徙，说明西汉时期北方人认为南方地气候不适宜于汉居住地观念已经发生变化.总之来说，东汉时期北方各郡县地人口一般都有所减少，个别有增加，而南方一般都有所增加，有些郡甚至超过几倍，这除过一般

中国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 摘要：中国人口转变发生在中国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中国人口转变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一、概念： 人口转变理论是指人口再生产模式由高水平的人口均衡向低水平的人口均衡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经历了一个由高死亡率、高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过低死亡率、高生育率和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转变为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的全过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在生产的内在联系。二、分析方法： 当加入民族国家的概念考察某一阶段一国人口的增减时，有四个最基本的要素需要考察：一是这个时期开始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二是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三是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四是移民的数量。 具体到中国，中国人口转变的制约因素及研究方法有：1.社会生产方式等经济因素，人口转变过程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影响经济

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相应的经济制度转变是影响人口转变的决定因素。2.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我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除社会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人口政策影响。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大致占60%~70%。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促进我国人口迅速转变的重要原因。3.社会文化因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对现代化进程有很大的影响，并影响到生育。在现代文明已经比较发达的条件下，传统文化还有很大影响，中国人口控制工作的巨大成就，实际上已经利用了社会文化中的有利因素。4.其它因素，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流行疾病模式因素、人口质量因素等。 三、具体分析： 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69年的5.7下降到1979年的2.7，下降了50%以上。人均收入、教育水平是对生育率影响最大的两项社会经济参数。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 中国人口伴随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完成了人口的“两个转变”。

中国历代人口数量及变化的因素

中国历代人口数量及变化的因素 中国的人口数量，现存最早的一项全国性和分政区户口统计数为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6000万，此前只留下零星的地区性数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民国期间也做过多次人口调查，但直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才通过科学的普查，获得了除台湾、港澳地区以外的准确人口数字。 下面根据有限的原始资料和目前的研究水平，对中国人口历史的发展作一简单概述。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时，秦朝的人口估计有3000万或更多，但到西汉初大约只剩下1500万至1800万，至西汉末的公元2年增加到6000万。王莽时到东汉初，总人口下降到3500万。到东汉后期的永寿三年（157年）稍后，才重新突破6000万。 从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220年三国鼎立形成这个期间，人口损失估计达60%，仅存约2300万。4世纪初的西晋约有3500万。此后南北分裂，北方进入十六国时代，人口多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的大业五年（609年），才恢复到6000万左右。 隋末的战乱，造成人口降幅超过50%，到唐初仅有2500万。至安史之乱前夕的755年，又增至约9000万，达到新高峰。唐后期和五代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到960年宋朝初建时估计只有4000万，其境内仅3000万左右。 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大观四年（1100年）境内人口超过1亿，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合计也在1000万以上。两宋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此后南宋和金的人口都有增长，至13世纪初，宋、金、西夏、大理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合计已超过1.2亿。蒙古灭金和西夏造成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仅剩1000余万。元统一时实际人口约7000万。到14世纪中期增加到8500万左右。 明初的人口不足6000万。但到17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突破2亿。但明末的天灾人祸和清初的残酷战争，又使人口降幅达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估计已降至1.2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恢复至1.5亿，以后很快破2亿大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太平天国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导致南方人口稠密地区的巨大损失，人口下降超过1亿（最保守估计也有五六千万），以至到1912年尚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1953年新中国人口普查结果为5.8亿（不含台湾、港澳）。 中国的人口数量在世界人口总数中一直占有很高的百分比。除了东汉末年处于人口低谷、所占比例可能略低于10%以外，其余历史阶段占世界人口比例基本都在20%以上，一般在30%左右。 中国历代人口变迁的特点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的衍变，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特点。 1、增长缓慢。从公元2年的6000万增加到1850年的4.3亿，总数仅增长了7倍，年平均增长率仅约1‰。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一、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开始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十九世纪中期左右也开始下降。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经过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先后降低，最终实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变化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也经历了上述人口转变过程。 在死亡率方面，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经历了迅速提升的过程。如图1所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在1950～1965年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稳定，在45岁上下波动，而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略高，但差别不大。可能受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60～1965年间的男性预期寿命降为42岁，而女性预期寿命则略有上升。预期寿命在1965～1970年则上升至59.4岁，1975-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64.6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虽然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仍处于上升阶段。在2005～2010年期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7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为71.1岁，女性为74.5岁。 在生育率方面，我国人口经历了阶段性下降过程。如图2，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尽管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55～1960年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处于每名妇女生育5.5～6个子女的高水平上。高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迅速增长。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方针，并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后来经过完善，发展为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5.9降至2.9，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2.6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才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总和生育率从2.6降至1.8左右。在21世纪头十年，我国生育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上，从1.8降至1.6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2006～2009年1％从口抽样数据推算的结果显示，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处于1.4左右的低水平上。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在澄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口红利涉及的主要问题加以剖析。 我国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劳动力供给和第一人口红利方面。而对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上。部分学者在分析人口红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而储蓄率方面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本文主要从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方面探讨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劳动力供给 (一)我国劳动力数量与刘易斯拐点 1.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剖析 刘易斯提出了人口流动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假定，在同资本和自然资源相比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欠发达国家，产业部门可分为落后的温饱型部门(包括温饱型农业、小商业等)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工业)。在温饱型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或为零，甚至为负值。此时，温饱部门存在隐性失业。因此，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可以按勉强能糊口的工资获取落后部门转移出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得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 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人口发展已经结束了高增长的历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一）人口总量的发展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1000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

中国人口转变理论

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 专业： 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学号：

摘要：中国人口转变发生在中国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中国人口转变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一、概念： 人口转变理论是指人口再生产模式由高水平的人口均衡向低水平的人口均衡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经历了一个由高死亡率、高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过低死亡率、高生育率和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转变为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的全过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在生产的内在联系。二、分析方法： 当加入民族国家的概念考察某一阶段一国人口的增减时，有四个最基本的要素需要考察：一是这个时期开始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二是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三是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四是移民的数量。 具体到中国，中国人口转变的制约因素及研究方法有：1.社会生产方式等经济因素，人口转变过程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相应的经济制度转变是影响人口转变的决定因素。2.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我国在短时间内实

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除社会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人口政策影响。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大致占60%~70%。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促进我国人口迅速转变的重要原因。3.社会文化因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对现代化进程有很大的影响，并影响到生育。在现代文明已经比较发达的条件下，传统文化还有很大影响，中国人口控制工作的巨大成就，实际上已经利用了社会文化中的有利因素。4.其它因素，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流行疾病模式因素、人口质量因素等。 三、具体分析： 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69年的5.7下降到1979年的2.7，下降了50%以上。人均收入、教育水平是对生育率影响最大的两项社会经济参数。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 中国人口伴随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完成了人口的“两个转变”。 中国人口发展经历的两个不同时期： 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

人口增长模式 练习题

i n t h e i r b 1、人口增长的快慢由下列哪个因素所决定 A 、人口出生率 B 、人口死亡率 C 、人口自然增长率 D 、人口数量2、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增长模式往往是不同的，下列不属于其形成原因的是A 、人口数量的多少 B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C 、社会、经济的差异 D 、文化、环境的差异3、影响死亡率变化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是 ①经济因素②政治因素③医疗卫生条件④生育政策 A 、①②④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读右图，回答4-6题： 4、表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可能是A 、① B 、② C 、③ D 、④ 5、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是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6、若图中数字序号表示人口增长模式类型，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按出现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 、①②③④ B 、④③②① C 、④①②③ D 、③②①④7、人口增长模式中，传统型和现代型的共同特点是( )A 、两者的出生率都高B 、两者的自然增长率都高C 、两者的死亡率都低D 、两者的自然增长率都低读某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的转变表，完成8-9题 阶段 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① 3.8 3.20.6② 3.5 2.4 1.1③ 2.9 1.2 1.7④ 1.3 1.00.3 8、该国人口增长具有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阶段是（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9、对该国人口增长不同阶段的人口增长模式判断正确的是（ ） A 、①——现代型 B 、②——传统型 C 、③——原始型 D 、④——过渡型10、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 A 、人口的出生率比发达国家低 B 、人口的死亡率比发达国家低 C 、人口的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 D 、婴儿的死亡率比发达国家低11、关于人口增长模式的叙述正确的是 A 、工业革命以前，人口增长为“低-低-低”模式 B 、农业文明时期，人口增长为“低-低-高”模式 C 、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增长为“高-低-高”模式 D 、后工业化时期，人口增长为“高-高-低”模式1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欧洲所有国家的人口已连续多年出现负增长 B 、非洲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增长模式正在向“低—低—低”模式转变 C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基本步入“低—低—低”人口增长模式 D 、我国由于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增长模式属于“低—低—低”模式13、目前，欧洲的德国、匈牙利等国人口连续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A.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就业机会很少 B.人口老龄化严重，青壮劳力缺乏

中国人口转变阶段及特征

中国人口转变阶段及特征 图一.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Form：Internet 图二：人口自然增长率折线图Form：Internet Part one：Imformation from Internet： （l ）1949年至196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转变阶段”。从全国的情形来看，除了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非正常的生育减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与出生率的变动几乎完全一致。生育率维持在平均6个孩子的水平上。（2）1969年到1977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2个阶段，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阶段，可简称为“快速转变的初始阶段”。生育率从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样，几乎下降一半。

（3）1977年到1991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波动中转变的中期阶段”。生育水平在2－3之间波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极限的时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内部的反控制力就构成了持久的冲突，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在本阶段，我们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由于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转变的文化边界，所以出现波动也在所难免。 （4）1991年到199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变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称之为“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它的特点一是曲线下延比较平滑，二是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梦寐以求。又来之不易。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大致达到了而且多年来维持了一个1.8左右的低水平。 Part two：information by my understood： 1、从数据中可以看出，1949—1970年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死亡率逐年下降，而 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的，这个阶段完成了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阶段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和高人口增长率阶段的前半截转变。 2、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0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 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由于出生率不同的变化态势，又可以分出若干发展阶段：其一是粗出生率直线式急剧下降的阶段（1971－1980年），在整个70年代，出生率大幅下降。其二是出生率波动中缓慢下降的阶段（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多年年份的出生率在略高于2O％。的水平上波动，而死亡率则稳定在 6.6‰上下的水平上。其三是出生率在一个低水平上继续缓慢下降的阶段（1991－1999）。出生率开始了拾级而下的下降趋势。这样，整个第二阶段经过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0年代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缺口开始逐渐收拢，人口转变逐渐趋向完成，即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大致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后半截，即转变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阶段。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进展中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就是相对价格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丰富的人力资源来源于庞大的人口总量,因此２１世纪中国经济的进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利用水平。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和失真、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和转型时期 就业政策滞后效应等客观因素,中国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大量的扭曲现象,人力资源利用水平和就业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国总体人力本钱投资严峻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却出现了“教育深化”的现象,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本文从人口转变的背景出发,对中国人力资源、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就业效率进行了简略分析,对未来如何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探究性的思考。 一人口转变的历史与现状 １世界人口转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欧洲移民定居而逐渐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转变最早始于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８世纪的西欧,但主要发生在１８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即在上述各国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过程之中完成。工业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各国改善营养状况,改进社会医疗卫生设施和相关条件,使历史上长期威胁人类社会的高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在某些时期内甚至得以提高。这样,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生死距差”(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ａｐ)不断扩大,从而使这些国家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变更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早期。 １８７０年以后,欧洲各国中的生育决策发生了较大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间的生死距差逐渐缩小,西方各国进入了低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晚期。 人口变更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１５０-２００年右左。从２０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更的第三阶段,基本实现了向现代人口均衡的转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现短暂的“婴儿潮”(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ｉｎｇ)现象,但人口变更之总格局基本确定。进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除现代医药技术的引进和推销之外,战后国家的独立、社会经济的进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对这些国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已经凸现的生死距差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急剧膨胀。 六、七十年代,进展中国家开始熟悉到人口膨胀的严峻性,并相继实施操纵人口的政策。从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数进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陆续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剧提高的增长率阶段,向以开始下降的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更第二阶段晚期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各国进展不一,办法各异。迄今为止,大部分进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现代人口变更新的均衡状态尚未确立。 ２.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变化及其特征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９０年,中国人口总数由５．８亿增至１１．６亿,年均增长１．８１。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率相差甚大。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４年,平均每年增长１．５７,

地理知识点梳理-人口增长模式与人口合理容量.doc

1.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地区分布。 2.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3.我国自建国以来到现在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原因。 4.运用图表资料分析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其影响。 5.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 一、人口的自然增长 1．世界人口的增长体现两个差异 (1)时间差异： 农业革命前人口增长极其缓慢，农业革命期间人口增长先快后慢，从工业革命开始人口增长明显加快。 (2)空间差异：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因政治上的独立，民族经济的发展，医疗卫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低水平，人口增长缓 生事业的进步，人口死亡率下降，人口增长慢 很快 2．原因分析 (1)人口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出生率和死亡率。 (2)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温馨提示

人口增长中的“增长”仅指人口数量的变化，而不一定是数量的增加，也可以是零增长或者负增长。 二、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 1．人口增长模式是由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三项指标构成。 2．读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示意图，回答以下问题。 (1)人口增长模式的历史转变为：原始型→传统型→现代型。 (2)总结不同模式中，三项指标的特点如下表所示： 类型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Ⅰ原始型高高低 Ⅱ传统型高低高 Ⅲ现代型低低低 (3)人口增长模式的地区差异：①发达国家：现 代型。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传统型。③我国： 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温馨提示 (1)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从死亡率下降开始的，至出生率下降到一定水平结束。 (2)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除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政策影响外，与传统文化观念、宗 教信仰、婚俗等地域文化也密切相关。 三、人口的迁移

论述中国古代人口的变迁

论述中国古代人口的变迁 摘要：纵观数千年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人口总量的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中最明显的特征。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总体来说迁移的形式有自北而南迁移、政府强制性的移民、由内地向边疆的开发性移民、北方少数民族的内徙与西迁等。关键词：历史时期；人口增长；迁徙；动因 中国人口的历史发展，源远流长。尽管古往今来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口本身，却往往因为资料的残缺或失真，而难以被准确地描述。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来，相关研究已累累硕果。依据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中国人口历史发展的基本概貌。 1、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 秦朝以前时期（书上） 秦汉时期 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在2000－3000万之间，但在经过战国末年长期的战争之后，人口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人口压力。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在大规模征调民众服劳役和兵役时不得不采取残暴的强制手段，而且已显得捉襟见肘，如对征南越的军队派不出更多的增援和补给，在设置新政区后也无法迁入更多的移民。秦亡以后和西汉初年，秦朝的新领土丧失殆尽，西南和南方全部为当地民族夺回，或建立了实际上独立的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秦朝的驻军、行政人员和移民数量太少。到了东汉时期，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促使北方人向南方迁徙，说明西汉时期北方人认为南方的气候不适宜于汉居住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总之来说，东汉时期北方各郡县的人口一般都有所减少，个别有增加，而南方一般都有所增加，有些郡甚至超过几倍，这除过一般的人为原因外，可能也由于南方的自然条件诸如气候变化等方面为北方人所习惯，才出现不断向南方迁徙的缘故。 两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不但大量内徙，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不同政权，即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可以想见当时人口迁徙的盛大状况。因此当时的江统、郭钦等人提出“徙戎论”，即要把内迁的北方民族迁回原地。 隋唐五代时期 隋朝人口最多时达 5600 ——5800 万，即经过魏晋时期的四百年反复，基本恢复到东汉时的最高数。隋在短时期内使人口有了大量增加，是由对户口登记的重视， 585 年，隋在全国“大索貌阅” 宋、辽、金、时期 宋时的人口在 1 亿左右，而 40% 在北方， 60% 在南方。之所以此一阶段人口上升，是因为这一时期耕地面积有了很大增加，辽的人口大约 400 万。金时的人口最高为 6 千万人。加上当时的南宋、西夏（ 300 万人）、大理和其它部族，当时全国大约有 1 亿 2 千万人。 元明清时期

知识点测试：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

知识点测试：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一、单选题 下图为人口统计图，据此完成1～2题。 1．图中四国自然增长率从低到高排列正确的是 A．甲乙丙丁B．甲丙乙丁C．丁乙丙甲D．丁丙乙甲2．近年来可能有大批移民流入的国家是 A．丁国B．乙国C．丙国D．甲国 读贵、苏、川、粤四省2007年与2017年人口相关数据统计表，回答3～4题。 3．关于上述四省地理事物的说法，正确的是 A．①省北部经济发达B．②省人文旅游资源丰富 C．③省全年日照时间长D．④省地势平坦开阔 4．有关①省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说法，正确的是 A．人口增长模式为“高—高—低”B．人口增长受经济因素影响较小 C．省内各地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大D．城市化水平提高主要得益于高新技术产业读四种人口死亡率与出生率示意图，回答5～6题。

5．图中表示传统型人口增长模式的是 A．①B．②C．③D．④6．人口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的是 A．①B．②C．③D．④ 读“2012年四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统计图”，完成7～8题。 7．图中人口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低的国家是 A．甲B．乙 C．丙D．丁 8．与图中丙国人口增长模式一致的有 ①埃及②日本③加拿大④肯尼亚 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 读甲、乙、丙、丁四个国家某时期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统计图，完成9～10题。

9．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甲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 B．乙国人口增长为“高—低—高”模式 C．丙国一定属于发展中国家 D．丁国人口增长为现代型 10．有关乙、丙两国的叙述，正确的是 A．乙国城市化进程减慢 B．丙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C．乙国劳动力不够充足 D．两国城市均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11．下图为三个区域的人口统计图。读图回答问题。 如果a、b、c分别代表三个国家，下列对应正确的是 A．a——德国B．b——肯尼亚 C．c——印度D．b——日本 二、填空题 12．读“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示意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斜线部分表示_________。 （2）图中处于人口再生产“高低高”模式阶段的主要是_____和____(填字母)。目前按经济发展水平，__________（发展中或发达）国家或地区从总体上看应属于该类型。（3）图中人口死亡率下降最快的阶段是_________(填字母)。 （4）图中人口年龄结构呈老年型，世代更替缓慢的是_____________阶段(填字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