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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者能够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他认为行上策国强,行中策国安,行下策国存,如果仍一成不变的话,国将不保。

梁启超参照日本教育制度,按人的身心发育将教育分为四个时期: 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 6岁至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

岁至21岁为少年期,受中学教育或同等程度的实业教育、师范教育。21岁至2 5岁为成人期,受大学教育。

㈢论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

出自对传统官方教育只重高等教育而忽视初等教育的批判,梁启超尤其强调小学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人生治学的基础,他比喻作登楼,不可能不经过初级就登上楼顶。所以他认为:“今日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之始。”也是要仿效西方实行强迫义务教育。他对小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有具体论述,还草拟了日课表。他反对体罚,强调减少课时,充分开展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如参观、游戏、体育、音乐等。

在各类教育中,师范教育又是发展的基础。梁启超撰写《论师范》一文,他指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因此师范学校必须首先办理,以保证小学有合格师资。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中包括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师范教育系统,他还详细介绍了日本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作为我国办师范学堂的参考。

梁启超是积极提倡开展女子教育的思想家之一。1896年他撰写了《论女学》一文,认为中国女子不学也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因为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得不到利用,还要消耗社会财富。开展女子教育,既可以增加社会生产,又可以和睦家庭,“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有利后代)”,所以开展女子教育意义重大。女子教育应与男子教育平等,凡“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事,国人无男无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他计划先在上海办一所女学,还起草了章程。提倡女子教育,是维新派向封建礼教发起的又一重大挑战。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一、关于“开民智、育人才”的教育作用思想

梁与康一样,都持有“教育救国论”的观点,故非常重视教育作用,认为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他说:“世界之运,由乱而近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又说:“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兴学校、开民智。

他还阐述了“民智”与“民权”的关系。他说:“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他的意思是说,只有首先提高了人民的文教素质,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权政治。他把“育人才”、“开学校”手作是“开民智”,提高人民素质的主要手段,认为这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之所在。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上。

梁启超就是从这一角度论述教育作用的,他的这种认识是卓越而深刻的,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仅靠教育去“救亡图存”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一点他与康有为的见解是一致的。

他与康有为不同的是,他更强调了教育应有明确的“完旨”,即指出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梁启超认为,教育是人类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更不能没有宗旨,他曾说:“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他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缺点,是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可以为一个人的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所以他提出教育要培养“特色的国民”(“新民”),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事实上,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新一代,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培养人才上的积极要求,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教育思想。

二、论儿童教育

梁启超重视儿童教育,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他写了《论幼学》,集中阐述了他关于儿童教育的主张,并介绍了西方国家儿童教育的经验,对改革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批评了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儿童采取的体罚──“扑教”,认为“导之不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但凭棒喝”,结果使儿童视学校如囚牢,畏教师如狱吏。他认为这种儿童教育必须彻底改革,他大声疾呼,若要保国保种,“非尽取天之下学究再可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

他详尽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教育:“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末强,易于学也。必须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

他认为儿童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特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要从小及早传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常识,然后逐步扩大学生的眼界。要重视

实物教学、直观教学,引起儿童的兴趣。要从小教以外国语,孩子容易记住和掌握。还要授以歌谣、俗语、音乐、体育,使儿童德、智、体、美得到和谐的发展。

他还建议为儿童编好蒙学读物,认为儿童应读七种书: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名物书。对这七种书,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且还指出了教学方法,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倡各科教材教法的教育家。

三、论女子教育

《论女学》一文详述论述了女子教育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女子教育的好坏,关系到家庭和种族的后代,关系到国家的强弱。他说:“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即:中国积弱的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他认为良好的女子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他批判了封建主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他从主张男女平权的思想出发,要求仿照西方各国,创办女学。

为了推行他的女子教育的主张,他曾计划先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一所,然后逐步推广至各省府州县。为此,他写了《倡设女学堂启》,并附《女学堂试办略章》,对女学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职人员、管理制度、招生对象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他计划这所女学堂招收8-15岁的“良家闺秀”,其教学内容:“中文西文各半”,设三种学科:算学、医学、法学,另设师范科,“专讲求教育童蒙之法”,学成后,发给文凭,即可充任医师、律师、教习。

梁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提倡创设女学,以及他对女学的规划和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四、论师范教育

专论《论师范》集中阐述了师范教育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基础。他说:“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范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也。”故他得出一结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大学”三级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他把师范教育看成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这是深刻、卓越的见解,表现出一位教育家的战略眼光。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梁启超的《新民说》在其一生的学术思想中占了很大的份量,研究梁启超的《新民说》必须从两个阶段来深入,第一阶段:1902~1903年,趨向于革命道路。第二阶段:1903年访美归来之后,他不再持激进、破坏的观点,而趋向于改良道路。分析了梁启超从激烈走向保守的调适思想,也从中看出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 标签:梁启超;新民说;调适思想;革命道路;改良道路 1关于《新民说》的思想来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说》是梁启超反思戊戌变法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晶,是梁启超在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其理论基础是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但在《新民说》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和理论基础的具体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本文认为,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应该是以下两个因素的结合: 第一个因素: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新民”思想贯穿梁启超思想的始终,“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中国文化重视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直观理性主义倾向是孕育新民理论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文化传统”,梁启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中国固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原则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充当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 第二个因素: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近代民族主义对国际竞争,以及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不仅是梁启超强调新民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化方案的选择”,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是抵御外辱的有效手段,而全体国民资格的具备是民族主义实现的前提。 梁启超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对近代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深入了解,这也为他日后思想的调适作下了铺垫。 2梁启超思想的调适 关于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本文试两个方面解释: (1)从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来看,不难看出,梁启超从激进走向保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整体来说,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似乎处于思想的十字路口,在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上,则主张渐进改良,并肯定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有许多的连续性,他主张“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又主张“淬厉与采补并重”在他自美返回之后,力主以“祖宗遗传固有这旧道德”维系社会。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曹诗图/王衍用 【作者】曹诗图/王衍用,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宜昌443002 曹诗图曲阜师范大学地理系,王衍用 提要肯定了梁启超在人文地理诸多领域的研究成就,认为他的人地关系学术研究,体现了明晰的人地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地理唯物论,以及动态的地理作用观。对他的人地关系研究缺陷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他的宝贵学术思想遗产对当今人文地理研究有着深刻启迪。 关键词梁启超人地关系学术思想地理唯物论地理环境 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论题,它一直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间经历了由“环境决定论”到“和谐论”的发展演变,并呈现过种种兴衰、沉浮。这一论题虽然广泛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但它却一直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命题。中外许多先哲曾对人地关系(或天人关系)进行过思考,发表过种种见解,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认真研究先哲们有关人地关系的论述,从中吸取精华,对于促进当今人地关系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和地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梁启超这位学术先驱曾对人地关系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诸多领域,对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研究乃至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地理学界未能对此予以重视和进行必要的评价。本文试对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一些评析与探讨,以求教于地理学界的同仁。 1 梁启超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他的著述中有不

少关于人类文明、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专篇论述,阐发自己的人地观及其学术思想。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地理及年代》、《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以及《中国史叙论》等,研究涉及人地关系的诸多层面和人文地理的众多领域,成果颇为丰富。 众所周知,梁启超本人不是地理学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致力于地理环境的作用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并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呢?这是阐述梁启超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成就时有必要首先弄清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有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背景原因。从国际方面看,自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一名著出版后,西方学术界普遍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人地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高谈阔论地理与历史、文明的关系,地理史观一时蔚然风并迅速传播,使地理唯物论在孟氏学说问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这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从国内方面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这段历史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当时众多的爱国之士渴求救亡之道,设法保种自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普遍存在着以趋新为尚的社会心理,对西方的新理新说非常欢迎。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目光敏锐、思想活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广泛吸取西学,最先在西方思想之树上把“地理唯物论”这一新枝采摘下来,移植于本土之上。时势的需要促使他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致力于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运用唯物论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人地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不少论及地理环境作用和人地关系的著述。这在当时地理学以沿革地理占统治地位,学术研究极少涉及人地关系的情况下,起到开一代新风的重要作用。 综观梁启超的有关著述,他在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开拓上有如下主要成就与贡献。 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许小青 【专题名称】中国近代史 【专题号】K3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0年02期第97~102页 【作者简介】许小青(1969—),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有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从天下到国家,二是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其主要内涵为主权、国民和国家至上 三个方面,虽然其中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 的提出及对近代国家建构方式的探索,使其民族国家思想朝本土化方向演 进,对当时及后世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国家/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2—0097—06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是近现代世界列国并列的国际政治体制的产物,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国家由 民族和人民组成,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任何传统社会谋求近代化时,都必然要经历建构民族国家、从而在国际政治秩 序中明确其位置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思想界 的中心话题,各种民族国家思想在此交汇、论争,其中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 丰富、深刻而富有特色,本文就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内涵、本土化特色及 地位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两条脉络 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既是中国在世界体系 中地位的确立,又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确认。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 “朝代国家”观念冲突极大。中国人要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必须突破传统的两大 观念:其一,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即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观念;其二,夷夏之辨的“内诸夏、外夷狄”的种族思想。此前,不少学者在论及梁启超民 族主义或国家思想的演变时,多以划阶段的方法分析其变化,忽视了梁启超思 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认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实有两条清晰的脉络: 1.从天下到国家:梁启超世界观的确立 可以说,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仍处于天下主义的封闭症之中, 1890年梁启超从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 有五大洲各国”[1](p16)。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仍然完全是康有为以春秋三 世说为出发点的大同学说。 甲午战后,梁在京参加公车上书,鼓吹变法,其政治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群”论上,从1897年发表的《说群》可以看出其世界观某种程度的松动:“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_杨晓梅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素材】《最苦与最乐》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北师大)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

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 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张。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7]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梁启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

梁启超之教育方式浅谈

父亲 —浅谈梁启超之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梁启超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政坛,其与时俱进,远见卓识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然,培养出“一门三院士”的他,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其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在生活上,先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思成车祸的那次,他真是急坏了,守在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别害怕。”可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有这样悉心照顾的父亲,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事。另外,关于思成和徽因的婚礼,先生对他们的婚事事无巨细,一一操心。他觉得孩子们在国外,可以从美国到加拿大,按西方风俗,在教堂举行仪式,婚后赴欧洲旅游,同时考察国外建筑,然后回国举行国内婚礼。他对孩子的爱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虽然操办一切,却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是相当难得的,至少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开明程度也是很多家长难以企及的。还有,我们知道在思成和徽因赴美读书期间,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政而亡,先生的信中溢满温情,足以让孩子重燃希望。他告诫思成:“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要靠你,你要自己镇定着,才能安慰她。……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学业,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先生之关怀备至,从儿媳身上可见一斑。 在精神上,先生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徽因和思成毕业在即,国内社会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两人不知所向时,先生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先生可谓精神向导,随缘又不放任,自律又不苛求。 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为了弥补孩子国学根底不足,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为他们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思成生病住院疗伤期间,还为其安排了学习计划,“吾欲汝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先生为孩子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梁启超,这位合格的父亲,以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者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梁家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人物。 是的,一位伟大的父亲。

梁启超学术特色与成就之探析

301 《商场现代化》2005年10月(下)总第447期必然会影响教学的进程和教学的最终目的,导致教学的虎头蛇尾,影响整个教学计划。所以在教学中对于那些学生比较容易理解的、又不属于教学重点和难点的问题,就不用列举大的案例,根据需要可采用简单案例或假设一带而过,只有对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才在讲课中通过案例加以辅助说明。如果满堂只以案例为主,以求“生动性”,则学生听完一个个案例故事,却难以掌握系统的法律基本原理和规则。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判例不是法律渊源。法律表现为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案例法教学的目的更主要的是在于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其积极思考,领会法律原理,学会解读法律条文,并加以灵活运用。所以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应控制案例的使用数量,根据教学内容、学时多少、学生接受情况等因素来安排案例的用量,防止案例过多、过滥,事倍而功半。 3.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案例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的组织和引导。教师在案例教学过程中,除课前认真做好案例及有关背景材料的收集和选择、讨论题的拟订、事前进行分组等工作外,尤其要发挥课堂上的组织引导工作。教师应当先采用启发式引导,介绍分析问题的一般方法和思路,激发学生的兴趣,扩展学生的思路空间;然后逐步采用设问、提问、反问、暗示、悬念、提示等形式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分析、表演、总结。当学生过于兴奋、活跃、激昂时,教师需要及时组织调控;当学生思维停滞不前时,教师需要及时引导疏通、 调整课堂气氛,拓展同学思维,把讨论引向深入;当学生提出或回答问题不够全面、准确或过于分散杂乱无序时,教师需要启发理顺。 总之,案例教学在讨论实施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增强主体意识,为他们提供宽松的环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案例讨论,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培养学生主动探索求知的精神。同时还要注意及时调控讨论的方向和节奏,将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提高教学效率,保证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 4.教师 要善于归纳总结 教师在每个案例之后一般只作简单的提示性的建议,将讨论和参与的空间留给学生。多做点评,教师点评应放在新旧知识的过渡处、关键处、疑难处。案例讨论不能仅是为了调节课堂气氛,让学生热烈讨论一番了事。否则,学生只会停留在各种具体的现象之中,难以完成从特殊到一般的理性飞跃。因此,教师必须通过总结评点,把零散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必须对隐藏在案例背后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予以总结阐释,必须引导学生完成从具体到抽象的过渡,达到对法理、法律条文的理解和应用。 教师的综合评析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对学生的观点、理由、论证方法和表达技巧等进行总结和点评;结合案例讲述学生不易理解的内容、理解错误的内容或者其他重要内容; 结合案例讲述同一类型案件在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其中蕴含的法律基本精神与指导思想、操作规则,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通过案例教学,深刻理解法律规定的内涵,面对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都能从容应对,游刃有余。 三、小结 经济法是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总以抽象的概念、原理、制度、规范等形式出现,而且还涉及到许多专业知识,要使这些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增强法律实践能力,运用案例教学法无疑是比较恰当的教学方法。施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经济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不仅能使学生掌握所学知识,更能使学生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 对于每一位稍知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黄后”。他晚年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颇丰,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成为新旧交替时期学界泰斗和文化重镇,留下宝贵的思想遗产,其思想与学术活动颇具特色。 一、梁启超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思想解放,学以致用,强调学术为维新变法服务,学术活动服务于政治目标 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救国救时的现实需要,康有为来到了梁启超身边,梁启超也走进康有为的事业,对梁启超来说,一生对乃师格外敬畏。其中对他影响至远的一点,就是康有为为获到变法的合法性和构建起变法的理论大厦,竟以超拔的学术勇气和顽强的创造精神对儒家学说进行全面修正,同时赋予儒学以新内容新特质,即“进步的儒学”、“尊崇博爱的儒家”、“平等的儒教”,一个能够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儒学。从而影响并深深改变梁启超的治学路径和方法,奠定他以后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原则和目标。思想一旦解放,一个旧学新贵随变为新学先驱,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梁启超渐渐走出康有为的影子。梁曾说:“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因此,为了政治的需要,才会对卢梭理论由崇信到发难,继而大有兴致地论及伯伦知理、波轮哈克的有限君主立宪制理论;《新民丛报》时代作品极多,然其全力仍注意在政治上;青年梁启超也谈“伪经”,论“改制”,然启超自三十以后,绝口不提“伪经”,不论“改制”;晚年他尊孔却反对立孔教为国教,他提倡孔学却反对复古逆流;他推崇国学却积极引进西学科学精神和方法,希望“化合”一种新文明;他宣传欧洲社会主义却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里,梁启超开宗明义地讲“甚幺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历史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当然,一如他政治上的善变为人诟病,其学术上的善变也自然 梁启超学术特色与成就之探析 黄跃红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 [摘要] 梁启超,这位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梁启超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思想解放,学以致用,强调学术为维新变法服务,学术活动服务于政治目标;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研究以史学为中心。因此,为继承和弘扬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对其思想与学术活动的考察,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充满意义。 [关键词] 梁启超 学术思想 学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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