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作品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和接受

狄更斯作品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和接受*

——以翻译出版为视角

童真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00；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摘要]狄更斯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外国作家之一。从1907年－1909年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狄更斯的5部长篇小说以来，中国对其小说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几乎没有中断过。在狄更斯研究中，“狄氏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目前国内有论文从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及影响等方面来谈接受，没有文章就狄氏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作品的出版情况最能直接体现这一作家在异国的接受度，从出版这一视角来研究狄更斯的接受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关键词]狄更斯；中国大陆；翻译；出版；接受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外国作家之一，其中译名还有迭更司、迭更斯、狄更司、迪更司、狄根斯、狄铿士等。从1907年－1909年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狄更斯的5部长篇小说以来，中国对其小说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几乎没有中断过。在狄更斯研究中，“狄氏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目前国内有论文从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及影响等方面来谈接受，没有文章就狄氏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笔者以为，谈某位作家在异国的接受，其作品的出版情况最能直接体现这一作家在异国的接受度，从出版这一视角来研究外国作家的接受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遗憾的是，狄更斯接受研究中出版这一视角的缺失，存在于国内所有的对外国作家的接受研究。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对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查狄更斯在中国的接受情况。

狄更斯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同清末民初的西化思潮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文化的坚固堡垒，也震醒了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意识。许多有识之士深深地感到国家的衰败落后不能仅仅归结于外邦的入侵，还应归咎于传统文化不能救亡图存。所以“革命”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革命’一词，在晚清使用频率甚高。除‘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种族革命’、‘伦理革命’、‘家庭革命’等流传颇广的专门术语外，文学界还有‘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鼓噪一时的口号。”[1]2。“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提出的，“这三个口号互相关联，其共同主旨是是师法域外文学，改造乃至重建中国文学。”[1]3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晚清出现了域外小说翻译热潮，文学翻译成为文坛时尚。在1902年到1907年间，翻译小说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创作文学，据统计，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达4000余种。[2]157狄更斯的小说的翻译出版正是伴随着晚清的翻译热潮涌进来的。

1907－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的5部小说，它们是：《滑稽外史》（《尼古拉斯·尼可贝》第1－6卷）、《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上中下册）、《块肉余生述前编》（上下卷）和《块肉余生述续编》（上下卷）（《大卫·科波菲尔》）、《贼史》（《奥立弗·退斯特》上下册）、《冰雪因缘》（《董贝父子》第1－6卷）。1910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薛一谔、陈家麟合译的《亚媚女士别传》（《小杜丽》上下卷）。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在短短4年间就有6部被译为中文出版，这是他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良好开端。

民国初时，林译本的狄更斯小说多次再版、重印。1913－191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50开的小本小说，收入了《贼史》、《冰雪因缘》、《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前编》（上

*作者简介：童真（1968——），女，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下卷）和《块肉余生述续编》（上下卷）。1914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一套《林译小说丛书》，《贼史》、《冰雪因缘》、《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前编》（上下卷）和《块肉余生述续编》（上下卷），分别编入第24、25、36、31和22编。191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说部丛书》，收入了《冰雪因缘》（第1－6卷）、《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前编》（上下卷）、《块肉余生述续编》（上下卷）以及《贼史》（上下册）。薛一谔、陈家麟合译的《亚媚女士别传》（上下卷）也于1915年6月再版，收入《欧美名家小说》。

在这个时期，狄更斯还有5部中短篇小说翻译问世。1914年，竞生翻译的中篇小说《悭人梦》（《圣诞欢歌》）发表在《小说时报》21期。这部小说又由孙毓修翻译成《耶稣诞日赋》在1915年《小说月报》5卷10号刊出。周瘦鹃翻译的中篇小说《至情》（《人生的战斗》）刊于1916年《小说大观》第六集，他翻译的短篇小说《星》收入《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于191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星》在1918年出现了另一个译本，由烟桥和佩玉翻译，刊于《妇女杂志》4卷7号。1919年，上海东阜兄弟图书馆出版了闻野鹤编译的《鬼史》（《圣诞欢歌》）。另外，周瘦鹃还翻译了狄更斯的短篇小说《幻影》和《前尘》，分别收入《瘦鹃短篇小说》（下册）（上海书局1918年版）和《紫罗兰集》（上册）（上海大东书局1922年版）。除中短篇小说之外，1918年常觉、小蝶还节译了《旅行笑史》（《匹克威克外传》），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伍光建译的《劳苦世界》（《艰难时世》），该译本在1933年和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颂羔译的《三灵》（《圣诞欢歌》）。同年，魏易编译的《双城故事》（《双城记》）问世，该书在1933年再次由作者自刊出版。1934年，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出版了奚识之译注的《双城记》，该书在1947年重印。1938年，张由纪翻译的《双城记》由上海达文书局于初版，1940年3版。

在20－30年代，林译狄更斯小说又多次再版。1924年至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了1914年的50开的小本小说，包括《块肉余生述前编》（上下卷）和《块肉余生述续编》（上下卷）及《冰雪因缘》。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将1908年林纾、魏易合译的《块肉余生述前编》和《块肉余生述续编》合订重排，出版了4卷本的《块肉余生述》，编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书库》第1集，图书为36开本。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有以32开本的形式出版了该译本，并于1937年出版第3版。

在20世纪40年代，狄更斯小说的翻译与出版非常活跃。1940年，海上室主用文言文翻译了《双城故事》（《双城记》），由上海合众书店出版。1942年，丘斌存翻译欧美作家短篇小说集《汤琰穆飞游记》，收入了狄更斯的短篇小说《娜如底死》、《曷利底死》，由上海新时代社出版。1943年－1945年，许天虹翻译的《大卫·高柏菲尔自述》（4册）陆续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7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又以3卷本的形式出版了该译本。1944年，邹绿芷翻译了狄更斯的短篇小说集《黄昏的故事》，该集子由重庆自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黑面幕》、《酒徒之死》、《街灯夫》、《黄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从兄》和《和雷细奥斯帕金斯》等6个短篇小说，该书在1946年1月在沪再版，1946年5月北平3版。1945年－1946年，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3册）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由上海平津书店再版。1945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社出版了方敬翻译的《圣诞欢歌》。同年，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陈原译的《人生的战斗》，该书1947年在沪再版，1948年在渝3版，1947年，更名为《爱情的故事》重印。1945年，许天虹翻译了《匹克维克遗稿》（第1册）（即《匹克威克外传》前4章），由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出版。1947年5月，上海通惠印书馆出版了邹绿芷翻译的《一个家族的故事》，同年11月，该馆将书更名为《炉边蟋蟀》重印出版。1947年－1948年间，上海骆驼书店出版了蒋天佐翻译的《匹克威克外传》（上下册，该译本于1948年8月再版）、罗稷南译的《双城记》、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上下册）和蒋天佐翻译的《奥列佛尔》。

至1949年，狄更斯的15部长篇小说已有9部被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再版重印次数达41版次。从出版书目来看，林纾、魏易合译的狄更斯小说再版重印的次数最多：《块肉余生述》达8次，《冰雪因缘》5次，《贼史》4次，《孝女耐儿传》4次。这充分说明了林纾、魏易在传播狄更斯作品中的重要作用及林译本的经典性。从出版时间来看，40年代是狄更斯小说翻译出版的一个高峰期，有7种新的长篇小说全译本、1个新的节译本和11部中短篇小说翻译问世，并有

23种图书出版。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中国狄更斯作品翻译的时间早，且多出于林纾的译笔，使得狄更斯在中国的传播较广。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也使饱经战患之苦的中国读者从中能得到精神慰藉；另一方面，由于早期狄更斯小说的译本大多都是文言，语言老化，已不能满足新一代读者的需求。”[3]307从出版社来看，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狄更斯小说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40年代以前共出版狄更斯的著作8部35种。

狄更斯在民国时期能得到较广泛接受，主要缘于他作品的批判性。正如埃德加·约翰逊所说：“他以锐利的目光透视现代生活。贯穿他全部作品始终的一条线索，就是对于19世纪社会所作的批判性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是没有任何一位小说家能够超越的。”[4]序狄更斯的批判精神正是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所热切盼望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就呼吁中国“文学界豪杰之士”能“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能“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5]。新文化运动领袖将狄更斯列为值得中国文学界豪杰之士学习的楷模，这无疑是具有号召力的，对狄更斯在当时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事实上，狄更斯等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是“五四”时期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们的精神导师。他们关注现实人生、关注社会问题的创作理念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狄更斯小说的影响在老舍、张天翼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新中国建立后，狄更斯的作品得到了进一步的翻译出版。下面分三个时期来介绍。

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至1966年。

在这个时期，中国大陆再版和重印了一些40年代翻译的译本。罗稷南译的《双城记》再版了4次：上海三联书店1950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51年再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重译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9年新1版。蒋天佐翻译的《匹克威克外传》（上下册）也再版了4次：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推出平装本版，1962年推出精装本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4年新1版。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再版了3次：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及1959年重印。1950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蒋天佐翻译的《奥列佛尔》。广学会在1950年出版了米星如、谢颂羔译的《圣诞之梦》。许天虹翻译的《大卫·高柏菲尔》也于1953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以3卷本的形式再版。1952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再版了陈原译的《人生的战斗》。

另外，在这个时期出现了2部长篇小说的新译本：一部是许君远翻译的《老古玩店》（上下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新1版），一部是全增嘏、胡文淑翻译的《艰难时世》（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新1版）。《圣诞欢歌》也出现了两个新的译本：一个由吴钧陶翻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出版；一个由汪倜然翻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出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新1版。狄更斯的两部中篇小说《着魔的人》和《钟乐》分别由高殿森和金福翻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于1955年4月和1956年1月出版。1963年8月，张谷若翻译的《游美札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建国后的17年，狄更斯的作品共出版了24版次。其作品在建国后依然受欢迎，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马恩对狄更斯的高度评价。马克思把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称为“出色的一派小说家”，认为他们揭示了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6]402，恩格斯更称狄更斯等人为“时代的旗帜”[7]594，在高举马列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时代，革命导师的认可成为狄更斯传播的政治保障；二是苏联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初期，世界正处于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紧跟苏联老大哥。由于狄更斯作品广泛地反映了英国的社会生活，解剖了贵族、地主、资产阶级、政客、军人等上层人物的丑恶生活和丑恶灵魂，抨击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司法制度、慈善事业、监狱等的虚伪和腐朽，对广大贫苦大众的困苦生活表现了同情。这无疑成为社会主义阵营抨击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而狄更斯也成为揭露资本主义垂死性、腐朽性的“代言人”而大受推崇；三是当时中国文坛大力推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狄氏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正好与此契合，所以受到中国作家和评论界的青睐。

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原因，这个时期翻译

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主要以世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再加上亚非拉及日本文学，所以在这个阶段没有任何狄更斯的作品翻译出版。

第三个时期是1977年至今。

1977年，在全国出版书目的目录中，除了无产阶级文学外，还出现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的三部戏剧《威尼斯商人》、《雅典的泰门》和《哈姆莱特》（均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成为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全面复活的信号。1978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秋斯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全增嘏、胡文淑翻译的《艰难时世》。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蒋天佐译的《匹克威克外传》（上下册）。在这一年，狄更斯有两部作品第一次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这就是《远大前程》和《荒凉山庄》（上下册），它们分别由王科一和黄邦杰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70年代末出版的狄更斯著作的印数基本上都以万册计算，王科一译的《远大前程》的印数甚至达到了112，000册，这个让出版商人眼睛发亮的数字充分表达当时大陆人民对文化生活多样化的渴求。

在这种的形势下，80年代狄更斯小说的翻译非常活跃。有三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出现了中译本：《马丁·瞿述伟》（上下册），叶维之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上册83年3月版，下册83年6月版）；《我们共同的朋友》（上下册），智量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上册86年10月出版，下册11月出版）；《德鲁德疑案》，项星耀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此外，狄更斯的随笔《意大利风光》也第一次翻译出版（金绍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另外还有5个新译本出版：张谷若翻译的《大卫·考坡菲》（上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荣如德翻译了《奥立弗·退斯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马小弥翻译的《双城记》，1986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吴德艺翻译的《德鲁德疑案》，1987年由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张玲、张扬的《双城记》，1989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以精装本和简装本两种形式出版。

除了新译本的出版外，狄更斯小说的旧译本也多次再版重印。在8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再版了许君远译的《老古玩店》（上下册，1980年）、张谷若译的《游美札记》（1982年）、罗稷南译的《双城记》（1983年）、全增嘏、胡文淑翻译的《艰难时世》（1985年）、汪倜然等人翻译的《圣诞故事集》（1988年）、张谷若翻译的《大卫·考坡菲》（上下册，1989年）。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重印了林纾、魏易译的《块肉余生述》。1983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钧陶等人翻译的《圣诞故事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项星耀的《德鲁德疑案》。

进入90年代，狄更斯作品的翻译出版进一步繁荣。

1990年，《巴纳比?鲁吉》由高殿森等人第一次翻译成中文，上海译文出版社以简装本和精装本两种形式出版发行。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及随笔也出现了几个的新译本：如项星耀翻译的狄更斯《中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陈漪、西海翻译的《博兹特写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石定乐翻译了《狄更斯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至此，狄更斯的15部长篇小说及主要的中短篇小说全部有了中译本。

在90年代，狄更斯长篇小说的新译本陡然增多，共有33种。仅《双城记》就出现了11个新增译本。《雾都孤儿》的新译本也有8种之多。《远大前程》出现了6个新译本，其中有罗志野、陈俊群的译本译名为《远大前程》，另外四个译本译名为《孤星血泪》。《董贝父子》《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大卫·科波菲尔》各有两个中译本。《小杜丽》有一个中译本。在这些译本中出版重印次数较多的有：李彭恩译的《大卫·考波菲尔》8版次；石永礼、赵文娟翻译的《双城记》6版次；哲波翻译的《雾都孤儿》5版次；罗志野翻译的《远大前程》和郭励翻译的《孤星血泪》都出版了4版次；金绍禹译的《小杜丽》和吴辉译的《董贝父子》都出版了3版次。这些译本是这一时期较优秀的译本。

这十年，狄更斯小说经典译本的重印再版也很多，仅长篇小说就有41版次。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狄更斯文集》，这是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最好最全的一套狄更斯文集。它收入了《奥立弗·退斯特》（荣如德译）、《巴纳比·鲁吉》（高殿森译）、《大卫·考坡菲》（张谷若译）、《德鲁德疑案》（项星耀译）、《董贝父子》（祝庆英译）、《荒凉山庄》（黄邦杰译）、《艰难时世》（全增嘏，胡文淑译）、《老古玩店》（许君远译）、《马丁·瞿述伟》（叶维之译）、《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杜南星，徐

文绮译）、《匹克威克外传》（蒋天佐译）、《双城记》（张玲、张扬译）、《我们共同的朋友》（智量译）、《小杜丽》（金绍禹译）和《远大前程》（王科一译）等15部长篇小说及《圣诞故事集》（汪倜然等译）、《狄更斯中短篇小说选》（项星耀译）、《游美札记．意大利风光》（张谷若，金绍禹译）、《博兹特写集》（陈漪、西海译）。这套文集所选的译本从再版及印数的情况看，都名列同部小说中译本的前茅，是较经典的译本。

迈入21世纪，狄更斯小说的新的中译本依然层出不穷，仅长篇小说就有47种新的中译本。《奥利弗·退斯特》的新增译本最多，达到13种。其中黄雨石的译本译名为《奥利弗·退斯特》，其余的均译为《雾都孤儿》。《双城记》有12个新译本，《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外传》分别有6个和7个新译本，《远大前程》有3个新译本，其中有一个译本译名为《孤星血泪》。《董贝父子》《艰难时世》各有2个新译本，而《小杜丽》和《老古玩店》各有1个新译本。

在这短短6年的时间，狄更斯长篇小说再版重印次数也很多，达57版次，成为狄氏小说再版重印的高峰期。其中，《双城记》再版的次数最多，有18版次，《大卫·科波菲尔》位居第二，有17版次，排在第三位的是《匹克威克外传》，有7版次。

从1978年至2005年，狄氏的作品从翻译到出版都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15部长篇小说和主要的中短篇小说都有新的中译本，有的作品的中译本达10种以上。据笔者统计，在这28年间，狄氏小说（包括中篇小说集）的全译本达96种，出版的总数达216版次。在狄更斯小说的译介和出版中，上海译文出版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共出版了狄氏的作品55种，占这一时期狄氏作品出版总数的1 4。

狄更斯小说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繁荣，首先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敞开国门，以开放的姿态来迎接外国的文化，以更积极的态度来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其次，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人无论从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出版业也由过去的高度政治化开始走向商业化，狄更斯的小说以其高度的艺术性及通俗性、故事性、娱乐性等大众文化特征，赢得了大量的读者。第三，狄更斯已进入大学甚至中学课堂。1978年以后，在大学的中文系开设了外国文学课程，狄更斯作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成为讲授的重点。在外语系英语专业狄更斯作品因其语言的准确、生动而成为英国语言文学中的必读书目。在2000年，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被选为高中语文标准课的必读书目。这些教学实践促进了狄更斯在中国的传播。第四，名家名著已超越了传统的阅读功能而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从90年代末期开始，图书出版形态除了传统的精装平装本的形式，又推出了豪华版的形式，而且豪华版所选的译本大多不是名家名译本。这种豪华精装本的出现，使狄更斯等名家的作品不仅仅具有传统的阅读意义而有了装饰等其他的功能。上述几方面，促成了狄更斯小说翻译出版的繁荣。

从狄更斯小说的中国的大量翻译出版的情况可知这样一个事实：狄更斯是深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作家。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文及特藏书库的藏书看，狄氏的作品多达500种以上（包括简译本、缩写本及中英对照读本等）。在统计中感到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大陆出版业还不够规范，一半的图书都没有注明出版册数，所以没有办法对狄更斯作品出版总册数的统计。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英国作家的作品中，狄更斯作品的译著排在莎士比亚之后，名列第二，在出版的所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也列第二位，排在托尔斯泰之后。这些都说明了狄氏在中国的广泛影响和接受。

狄更斯在中国的广泛接受，一方面是因为他作品的现实主义品质，而现实主义从“五四”以来一直是中国新文学传统的核心内容。“现实主义之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存在有着深厚的‘现实’土壤，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形成了一个无法割断的传统。现实主义与本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处境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成为文学‘关注现实’这种艺术精神的最直接的体现者，成为文学促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与使命的义不容辞的承担者。”[8]225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世界文坛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的狄更斯，自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狄更斯小说在中国的广泛接受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大众文化特征。狄更斯的小说大多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其故事多为大团圆的结局，对人物的命运的安排基本依照“善恶报应”原则，这很符合中国人的欣赏趣味及道德要求。其作品的人物鲜明、生动，而且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理想化和夸张的成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狄氏的作品风趣幽默，具有高度的娱乐性，这一切都为他赢得了众多的中国读者。

由此可见，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大量翻译和出版绝非偶然。

资料来源：

1．《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1911－1949），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2．《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全国总书目》（1966－2002），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4．《中国国家书目》（1985－1987），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书目编委会”主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5．《中国国家书目》（1991－1993），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书目编委会”主编，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

6．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查询系统（http:https://www.wendangku.net/doc/175415545.html,）。

7．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检索系统（http:https://www.wendangku.net/doc/175415545.htm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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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德祥. 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The Communication and Reception of Dickens’ Works in China

——in Angle of Translation and P ublication

TONG Z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Charles Dickens is one of foreign writers earliestly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to China. Since Lin Shu and Wei Yi cooperatedly translated Dickens’ five long novels during 1907-1909, the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studies of Dickens’ novels has never been paused.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studying Dickens’ works in China, as to which some inland articles discuss the reception of Dickens’ works in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studying and influence up to date, but no articles clear up by the numbers the circs of Dickens’works in China. The publishing status of works embodies directly the reception of a writer in foreign country, from which the studying of Dickens is of great worth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Dickens; mainland; translation; publication; rece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