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海外移民史
《闽南海外移民史》论文
⊙赵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看闽南人在海峡两岸和东南亚三地之间的互动，可以说几百年来，三地之间的相互移民至今已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在这当中又可以发现，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使三地的闽南人走到一起来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经贸关系的发展超越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成为各地人民提高生活水准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他们发自内心的不懈追求。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法则仍然在起作用，只有充分运用这一法则，才会使经济互动与人文互动相得益彰，从而使这种互动在总体上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历史链条中的海峡两岸和东南亚三地闽南人群体所扮演的角色，也才会因此更加凸显。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是忽视闽南一台湾一东南亚这一大三角以外的闽南人。那些分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闽南人，也与这一大三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和大三角的闽南人一起构成了全球性的闽南人群体，只是以闽南人移民的始发地为基点来看，有远有近而已。
一、厦门的海外的移民
厦门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在地理上与东南亚十分接近，历来是华侨出入国的必经口岸。明末郑氏割据金、厦，本地海外贸易渐盛。清代于“厦门专设海关，为通贩南洋要区”，“富者挟资贩海，或得捆载而归”，贸易与移民相互促进，经厦门出国者日多。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后，厦门是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从此厦门成为贸易要据、华洋杂处之地。本地及闽南迫于贫困破产和天灾人祸者多经此而出洋谋生，帝国主义者亦在此地大肆掠夺拐骗劳工。凡此种种，均使厦门与华侨出国密切相关。民国以来华侨继续经由厦门大量出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内政策及各国限制移民所致，经厦门出国者乃趋减少。20世纪70年代以后厦门再度成为移民出国的重要口岸，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由厦门出入国的华侨华人又呈上升趋势。
最早移居海外的厦门人，是元末明初海澄县三都新坡（今海沧新垵）人丘毛德。同安县汀溪黄氏家族有人出国谋生，于明成化元年（1465）卒葬南洋。新垵丘氏、石塘（今海沧石塘）谢氏于明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分别有族人前往马来半岛、西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暹罗（今泰国）、交趾（今越南）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厦门人移居海外的原因不尽相同，出国的人数和规模也变化不定。总的来说，封建统治时期出国者不外有贩洋经商、逃避灾荒兵祸、破产出走等几种缘由。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再加上一项即迫于生计而卖身为契约劳工。封建时代自发分散的移民自无统计数字可言。近代以来保存下来的统计数字，则大致反映了出国规模的演变趋势，即近代初期华侨出国迅速发展，至中期达到高潮，后期呈下降趋势。
二、泉州的海外的移民
有充分证据说明，早在宋代，就已经有泉州人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地迁徙。而元代征爪哇时，自泉州出航，作战失败，军中病卒数百人均留在当地，成为华侨。当时，在东南亚从商的泉州人，有的也在“蕃国”成家立业，开店贸易。
在明朝以前泉州海外贸易的黄金时期，泉州人侨居海外有其时代的特点：首先，这个时期侨居海外的泉州人，大多是临时性的，而且除了特别的原因（如元兵因失败、重病而无法回来）以外，移民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发展。其次，当时的朝廷并不禁止海外移民，也允许商人自由活动，所以他们从海外重返故里的可能性较大。明代中后期，泉州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
从明至清，由于海禁及抑商政策，宋、元时期那种人口海外自由活动的环境不复存在，泉州民间的第一种反映是成规模的海上私商与海盗的兴起，第二种反映就是大量向海外移民，形成泉州地区人口移动历程的第二次重大变动。
明．初、中期：泉州人冒险进取的传统，在明代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一开始就带有违法走私的性质，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再加上当时沿海人多地少，农耕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困窘，许多泉州人不得不挈妻携子移居台湾以及海外，谋求开拓发展。
到16世纪70年代以后，华侨的势力在菲律宾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引起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恐慌。为了控制华侨，他们利用传教向华侨灌输殖民主义文化，同时禁止华人经营零售商业。当时的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还必须同时面对以闽南人为主体的中国沿海商盗的挑战。嘉靖（1522—1566年）以后，尽管明政府加强了海防控制，这些商盗集团在势力上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扩张，一些集团甚至在东南亚各地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压制中国商盗的海外扩张力，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处处设防，勾结明政府对他们加以围剿。
明．晚期：明末，郑芝龙为首的海商军事霸权集团逐步形成，控制着东方海上贸易的主动权。郑氏集团早期已经利用海上势力促成一些泉州商民外迁。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郑芝龙占据台湾北港。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正值闽南大旱，饥民甚众，遂在福建巡抚熊文灿支持下，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使泉州出现第一次移民台湾的高潮。去台的泉州移民有的携带家眷，有的返回原籍而留家眷于台，有的单身前往在台长住。这一时期，泉州商民移居东南亚的人数也日益增多。
在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闽漳、泉人避地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者尤多。”清．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城制造“红溪惨案”，屠杀华侨万余人，其中不少是晋江人。
三、漳州的海外贸易及移民台湾
漳州，中国东南省份福建的滨海重镇。长期以来，我们似乎习惯了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但是你若走进漳州岳口街、浦头港，就会感到吃惊：在几百年前建立的石牌坊上，形态各异的洋人形象赫然在目，他们早就在四五百年前就已经走进了漳州，融进了漳州的大街小巷；而当年的浦头港更是万帆云集，“鹭岛贾舶咸萃于斯、四方百货之所出也”。而漳州人则在更早的时候已经走出国门，穿行大海如履平地，与各式各样的洋人打交道。当西方势利在大洋上纵横时，西太平洋上从日本刀东南亚的辽阔海面上也到处活跃着漳州人的身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五百年前，漳州人已经睁眼看世界了。
15-17世纪初的漳州站在了中国这艘古老帆船的最前沿，它通过月港、梅岭、云霄、海沧、浯屿等，连接南澳、安平等港口，构成了以月港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网络。并把其触角不断地向外延伸，形成了一个以漳州为中心，北起日本、南至东南亚各国的庞大贸易网络。时值世界海道大通，西方殖民者东来，以月港为中心的西太平洋贸易网络很快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当中，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当时的漳州是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的一个窗口，一批批的商品从这里流向世界各地，一批批包括漳州人在内的中国人从这里起航，踏上前往异乡他国的旅程。而外国的白银、货物也从这里流向国内，外部世界清新的风气也从这里吹入。
提到漳州与台湾，无论是漳州人去台湾，或是台湾人来漳州，大家同样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受。因为他们之间语言相通、血缘相同、习俗相似，这种血浓于水的漳台亲情源远流长。早在史前时期，就有原始古人类从闽南往台湾迁徙，自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两代，有大批的漳州移民，为开拓台湾宝岛做出重大贡献，并在台湾扎下根基。
据地方史料记载，早在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就有两批漳州人去台湾；一批是参加护卫南宋末代小皇帝南逃的将士，他们在广东被元军击溃后，由郡马都慰陈植率领一部分人突围，在形势危急之时，这批人逃往澎湖、台湾避难；另一批是元军进攻东山时，都尉陈元霖带领民众奋战死守，当东山陷落时，这批人为避难而渡海到澎湖、台湾安居。到了明、清时代，漳州人移居台湾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成群结队，前后形成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明天启四年（1624年），旅居日本的海澄人颜思齐，从日本带领28名闽南乡亲，驾船在台湾笨港（今名北港）登陆，扎下根基后，筹划长期开发方畧，而后招募漳州等地的青壮年3000多名，到台湾从事捕鱼、农垦及海上贸易，打响大规模开拓台湾的第一炮。第二次高潮是在明末清初，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率军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后，其中有大批漳籍的郑军将士就地屯垦，并接大陆家眷而定居台湾，加上清政府那时严密对台湾进行封锁，在沿海地区实行“迁界”和“海禁”，迫使数十万沿海民众断了生计，流离失所，许多人只好铤而走险，偷渡到台湾去谋求生路者达数万之众。第三次高潮是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那时“海禁”政策时紧时宽，又有数万漳州青壮年，先后以偷渡和合法途径移民台湾。至乾隆年间（1736——1795年），清政府取消不准大陆人民携家眷赴台的禁令后，又有大批早期单身去台的漳州人，纷纷回乡携带妻室儿女到台湾安家落户，其间移居台湾的漳州民众达数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