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中国文化的外国人

传播中国文化的外国人

——访葛维达博士

周更琅

研究或教授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不计其数，但像葛维达博士这样，能说一口纯正标准、而又极其流利的北京官话的学者，实为罕见。不仅如此，对于昆明方言，葛博士说起来也能乱“真”。带着惊讶无比的好奇心，我访问了她。

葛维达身材修长，是白俄罗斯人，57年前出生在哈尔滨，现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中心教授中文。她虽已年近花甲，却精力充沛。一双大眼睛，在白晰俊秀脸庞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有神。凡是熟悉西南联大情况的人，大概都记得历史系教授葛邦福先生的这位掌上明珠，金发碧眼的“洋娃娃”。当我对她的中国话表示惊奇时，她告诉我，她的语言形成时期基本是在北京和昆明度过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葛邦福先生在清华历史系任教。日本人打进北京前，他随学校南迁长沙，当时只有五岁多的葛维达与母亲在北戴河度假。葛邦福写过关于日本的历史书，日本人以此为由要抓他。葛维达母女回京后即被日军逮捕，并要葛邦福夫人交出丈夫。半年多后，经过多方努力，母女二人换了假护照才逃出北京，经天津、青岛、香港、海防到蒙自，与葛邦福先生团聚，后随联大文学院辗转来昆，全家在昆明加入中国籍。

葛维达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底，一直生活在昆明，先后就读于联大附小、附中和南菁中学。她对在昆八年的印象记忆犹新，说道：“那时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城里人只要看见五华山和大西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就得跑到郊外躲警报，我们一家疏散到白龙寺。那时生活很苦，物价飞涨，父亲一月的薪水可以用小筐装，但还是很难维持生活。母亲在家收学生教俄文，家中可以变卖的东西全都卖光了……。尽管如此，整个联大像一个大家庭，团结友爱，教师认真教书，学生用功念书，都坚信抗战必胜。”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三校复员北上。葛维达随父母再回北京，葛邦福先生继续在清华任教。随后，葛维达在辅仁大学外语系攻读英、法文。一九五二年他们全家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定居，葛维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中文36年。

葛维达的博士论文，是英文写的关于我国元朝教科书《老乞大》的论述。她对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造诣颇深，从所写《苏联东干民族语言、现状及十二月歌》(见香港中国语言文学会编的《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中，可略见一斑。文章从东干人的历史背景、语言文字、民族性及现状和十二月歌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甘肃陕西两省的回民，一百多年前因起义失败，在满清军队的追捕之下，渐渐退回逃亡而抵俄国，形成“东干人”的情况，

通过实例论证了东干民族语言和生活的重要性——东干人是世界上唯一说中国话，又完全用俄语字母拼写中文成功的人，并且仍保留了一百年前在中国西北流行的歌曲、故事、风俗习惯等。葛维达女士因为具备了精通中、英、俄文的条件，所以才能对东干文化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成为世界上唯一用英文写东干专著的专家。

葛维达教授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仅仅限于文学语言，还培养了大量的学中文的青年。她的学生斯蒂文·弗兹格拉德出任澳大利亚第一任驻中国大使，有的学生担任了澳大利亚几所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为增强外国学生的中文会话及适应中国情况能力，她每隔一年要带学生到中国活动访问一次。1985年她作为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作学术交流三个月、此次借来昆参加西南联大五十周年校庆之机，葛博士准备与云大、师大商量互派交换学者及学生访问事宜，以资提高双方学者的外语水平。

在结束访问前，我问葛教授对昆明的看法。她告诉我非常喜欢从前的昆明，认为昆明在发展中不应该把城墙、金马碧鸡牌坊、近日楼、护国门等文物古迹拆掉，对未能见到这些象征昆明的建筑物深表遗憾。使她喜出望外的是，她找到了四十多年前居住过的翠湖东路5号半(现为11号)的房子。最后，葛教授用道地的昆明话问我：“咯有白酒、宝株梨和黄萝卜呢?”我连忙答道：“有!有!!”坐在旁边的83岁高龄的葛邦福夫人，听女儿说昆明话，也兴奋地用昆明话连声说“芝麻酱!芝麻酱!”当我走出葛先生的房间时，心里不由自主地吟念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